一个拆人间地狱的牧师

参与创造新世界
牧师的所谓“天职”，是引导人们的灵魂进入“天堂”，可有一位牧师却愿帮助无产者拆毁人间地狱，创造新世界，他的名字叫董健吾。在上海，他曾主持英租界成都路圣彼得堂，管一个教区。
20年代末，董牧师带着子女，穿着红色衣服，参加“左”倾盲动人物所组织的飞行集会，在马路上游行。革命者觉得董牧师这样做太危险了，决定由特科和他联系，让他做一些有益革命的工作，避免无谓的牺牲。从此董牧师和女儿董杰芳开始给中共中央特科传递情报，圣彼得堂也成了共产党人的秘密机关和集会的地方。那里很安全，包探和特务都不会把上帝随便与共产党相联系的。
1931年4月，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被顾出卖后也叛变了。由于工作上的联系，董牧师和周恩来、邓发、向忠发、陈赓、冯雪峰、刘子华、浦化人等人都认识。当时，潘汉年在特科领导董牧师，潘让董拜杨度为师，在杨家行韬晦之计。杨度是学者，是闻名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其实，这时杨度已由潘汉年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只有周恩来等极少数人知道，一般人仍把他看作是名人、学者。1931年9月，杨度病故，董牧师领着周恩来、陈赓和潘汉年去杨的墓地悼念，每人种了一棵树。
向忠发被捕后，董牧师辞去了教堂神职，专心为中国革命事业效力。
秘密信使
1936年1月2日，宋庆龄要董牧师送一封信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宋没有说信的内容，只是告诉董：“这件事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董牧师见孙夫人说得如此郑重，欣然受命。
董牧师与宋庆龄既有革命的友谊，与基督家庭的宋府又有很深的私谊。董健吾与宋子文是同学，亦深受宋大夫人的尊重，宋太太要作祈祷等宗教活动，非董牧师主持不可。董牧师可说是宋府的家庭牧师，是上宾。
1月6日，董牧师偕张之华到西安，住在禁烟督办钟可托的家里。张之华是中共党员，在陈立夫、曾养甫与中共北方局谈判国共合作抗日时，他以中共长江局代表名义，参加了谈判，化名黄君。陈、曾要张之华为代表，与中共中央商谈谈判条件。特科托董牧师把张之华带到陕北，说张是甘肃共青团书记，向中央汇报工作，自带川资。
40多天以后，董牧师在西安见到了张学良。张问董找他有什么事?董说：“请你派飞机送我去陕北，再入苏区。”张说：“凭你这句话，我就可以枪毙你。”董说：“我是奉命而来。”张问：“奉谁之命?”董不慌不忙，掏出一封公文。张学良一看，是财政部的公函，写明是派专员董健吾去陕北苏区公干。张大喜过望，说：“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原来，张学良已决心联共抗日，但“剿匪”副司令“通匪”是弥天大罪，现在国民政府也有人“通匪”，他抓到把柄，也有所恃。以后，张学良曾对刘鼎说：“董牧师要去陕北，我就要让他说出原委才送，否则不送。”同时，张学良故意张扬：这两个客人是南京来的。不久，南京已传开有个姓董的去了西北，是南京某要人让他去唆使红军攻打山西的，转移了人们视线，利于张学良与中共秘密联络。
2月下旬，董健吾、张之华坐飞机到肤施(延安)，又由东北军骑兵护送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当时红军已东征山西，由留守的秦邦宪、林伯渠和张云逸3人出城迎接，把董牧师引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府大厅。董牧师递交了孙夫人的那封秘密信，然后被安置在全城最漂亮的、有取暖设备的外交大楼住下。张之华由秦邦宪引去。第二天，董牧师去罗迈(李维汉)家作客，又见到在养病的王稼祥，王当时负责统一战线工作。
3月4日，瓦窑堡接到毛泽东自山西来的复电，列具了国共和谈的条件：一、停止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军进犯；四、释放政治犯，允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但是，董牧师拿到了中共中央密封的复信，并不知道它的内容，只身由随去的东北军骑兵陪回肤施，再乘军用飞机去西安。他在瓦窑堡共住了9天。
和张学良交上了朋友
再回西安，董牧师住在西京招待所，那里有张学良长期租的房间。董牧师向张谈了苏区情况，虽然董不知道复信内容，但张学良不难窥测其中奥秘，因之十分高兴，设盛筵款待董牧师，张对董说，既已交了朋友，欢迎董随时来，并问董有什么困难，自己一定尽朋友之道，帮助他。董先谦辞，以后张又提这事，董看不是一般客套，便对张学良说：“有几个朋友，不见容于当局，出走在外。他们有几个子弟流落在上海，久想送他们去欧洲，但缺乏盘川，张将军可否资助一些。”张说：“完全可以，只是要在上海取款。”董说：“那不成问题。”随后张差人送去一张10万法郎的巨额支票。
董牧师所说的，是一些流落在上海的革命者子弟。当时由于中共在上海的秘密组织遭到很大的破坏，大同幼稚园也散了，连毛泽东的3个儿子也曾流落街头，丢了1个，老二毛岸青受到摧残，留下精神后遗症。董牧师就用这笔钱，把困在上海的一些革命者的后代，取道法国送往莫斯科。张学良没有问过董送的什么人，当然不会知道他的捐赠泽及毛泽东。毛泽东也不知道是慈悲的牧师遇上慷慨的将军，他的子弟们才摆脱困境。
董牧师动身赶回上海复命。他到宋庆龄家时，那里可热闹了，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都聚在那里。董牧师交上那密封的信，谈了此行情况，拿出苏区赠送的纪念品——布市。这不是古布市，而是用布印制的苏区钞票。当年苏区穷得连普通纸张也十分缺乏，更没有印刷钞票的纸，只得以布代纸；苏区也没有名贵上特产，只好送点布市作纪念。孔祥熙是位财神爷，当时也是第一次开眼，还赞许董牧师此行，说：“益国匪浅!”
从这个场面看来，董牧师的陕北之行是孔、宋两家通力合作的，而它的背后则是蒋介石。没有蒋的示意，孔怎敢委任董牧师为财政部专员，并开出要董去苏区公干的公函?这也正是蒋的狡黠。
原来，蒋介石要保住自己的宝座及英美在华利益，想联苏以抵制日军贪得无厌的侵略，因此试探与中共和谈，寻求既能联苏又能抑制中共的方案。试探和谈是秘密进行的，这样不致涣散“剿共”军心，万一不成，蒋介石可以赖账，舍车保帅。其中一条线是宋子文，他知道宋子文倾向联共抗日，郎舅至亲，孔祥熙是连襟，都情得过。
宋庆龄又单独告诉董牧师：“张学良不是要找共产党的代表吗?艾黎家里就住着一个共产党员。”董牧师一听，就知道是史沫特莱的关系，他对进步人士的情况很熟悉。
再逢刘鼎
董牧师带信约住在艾黎家的“周教授”(刘鼎)在一个偏僻的旅馆见面。“周教授”如约而去，走进旅馆，看到一个身材高大胖硕的背影，十分熟悉。那人蓦地回头，“啊”了一声，说：“原来是你!”原来，刘鼎在特科的时候，用阚尊民的原名，董牧师经常给他传递情报。刘十分机警，对董说：“我现在叫刘鼎。”因为他第一次被捕越狱后，国民党一直通缉阚尊民。
自刘鼎1930年被捕后，董牧师再没见过他，算来已五六年了，久别重逢，喜出望外。董牧师把从杜重远那里了解到的张学良决心退出内战，要求联共抗日的情况详细地告诉刘鼎，要他去张学良那里继续做张的工作。同时，他又告诉刘鼎，到了西安，还可以让张学良送他去陕北，最近自己去陕北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去的。刘鼎没有接上党组织的关系，对外面情况也不了解，不知道张学良是真想联共抗日还是圈套，便对董说：“事关重大，两天后答复你。”革命本身就是极大的风险，能去陕北党中央的前景也十分诱人。经过慎重考虑，刘鼎认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告诉董牧师，决定去张学良那里。
5月间，宋庆龄请董牧师再去西安，想法送斯诺和马海德进陕北，董牧师先一天到达，住在西京招待所。斯诺等2人到达后，双方相互验看证件无误，便谈开了。斯诺和马海德认为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因而他们敬仰毛泽东。马海德带了十几只大木箱，都是苏区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斯诺是记者，渴望见到毛泽东，向他请教，准备以宣传中国革命为他毕生的事业，两人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入苏区。董牧师去见张学良，张答应送他们去，并吩咐马副官招待。
董牧师从马副官口中知道，他还招待着一位刚从陕北来的要员，于是让马副官递个便条求见，署名是“上海董健吾牧师”。不久，那个要员来了，董牧师一看是多年不见的中共领导人邓发，真是他乡遇故知。邓发是准备取道新疆去苏联，执行肤施会谈中联苏的协议的。待董牧师说明此行目的，邓发说：“欢迎、欢迎，好办、好办。等会儿我去找个朋友来，有多少东西都可以交给他送到那边去。”董牧师引邓发到斯诺等人房间，给他们相互介绍，邓发用英语与之寒暄，欢迎两人去苏区。
邓去不久，所说的朋友来了，他正是刘鼎。刘对董牧师说：“马上就去西郊开个会，商量走的办法。马医生的药箱交给我。”随即，一辆大汽车开来，邓发也在车上，连副官、司机一行7人，驰向未央宫。
在废墟的一个石堆旁，邓发等5个人围团而坐。邓发首先致欢迎词，说：“毛泽东主席十分欢迎同情并热心支持我们革命的国际友人。只是苏区贫穷，交通不便，招待可能不周，请原谅。你们所带行李及贵重物品都交给刘鼎同志，他负责送你们进去。路上你们要辛苦点，我要出国，不能奉陪了。”邓发还关照斯诺，在去苏区路上不要摄影，以免引起群众误会，并请他谅解。摄影机交刘鼎转送去。刘鼎也说了欢迎的话，保证托运的东西不会遗失。此外，他与斯诺约法一章，即报道时注意保密，例如自己是负有秘密使命的，还有报道本人或家属在国民党管辖区域的人，也要注意他们的安全。斯诺信守诺言，在《西行漫记》中，对刘鼎一字未提，董牧师也改成了王牧师。尽管这是一条极为安全的秘密交通线，为遮人耳目，斯诺还编造了中途遇到土匪的一类“山海经”。这是《西行漫记》的起点，这本书使国内外第一次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红军和苏区。商量妥当后，邓发环顾四野，说：“这是中国古代皇帝居住的地方。沧海桑田，变化很快，在一片废墟中已掀起全中国革命的浪潮。”在这汉宫废墟举行了一次用英语的聚会后，他们回城已是中午了。
马海德进入苏区投身于中国革命，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董牧师回上海复命。
此后，董牧师辞掉了神职，生活很困难，一度靠典当度日。地下党经费也很困难，潘汉年为帮助他，让其在简又文主办的《逸经》半月刊上卖文为生。最初，董只写些李白的国籍、宗教等考据文章。以后，潘汉年给他提供了一捆长征的万人笔记，董写成《中国共产党二万五千里西行记》，描画出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智勇兼备地突破重围的伟大历程，动人心魄。因为他是用客观公正的态度写的，方得以顺利地发表。这是比《西行漫记》中译本更早的描写长征的文章，发表在七七事变前。
抗战爆发后，董牧师仍在潘汉年领导下艰苦地做情报工作。董杰芳曾一度做宋庆龄的联络员，此时她也被调到香港，已是职业革命者。解放后，董牧师被安排为上海参事室参事，也许由于长期受潘汉年领导给他带来了不幸，他没有逃过十年浩劫。按说，他志在拯救人类，参与了新世界的创造，无产者理当欢迎他。但是，他却像许多毕生为革命呕心沥血的革命者一样，既没有洒热血于战场，也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刑场上，而是死在“文革”中，以功为罪，含冤辞世。
作者：张魁堂 点击次数：369
出处：《纵横精品丛书》 上传日期：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