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富士康看中国改革开放之路

　　超级工厂

　　富士康科技园南门连接环城二路和油松路，有一座环形过街天桥，这是宝安区龙华镇最重要的交通设施。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座天桥，这个路口每天能够正常通行几个小时。

　　周六早上7点15分，这座城市还沉浸在周末的酣睡中，过街桥上已经人潮汹涌。胸前挂着富士康工牌的数万年轻人，正会聚成两股熙攘的人流踏过天桥，涌往北边的富士康龙华科技园南门。桥梁发出震动，一部分源自往来货车的轰鸣，另一部分，则是脚步带来的共振。他们穿着红色、蓝色、白色的POLO衫，胸口和上臂缝着扣袢，用来挂各种工牌。

　　如同潮水一般，庞大的人流让人感到目眩。事实上，在方圆5公里内，这三种颜色的工作服构成了最基本的视觉元素。即使门口捡垃圾的老大爷，也如此着装。

　　天桥另一端，就是富士康的入口，那是老板郭台铭的“紫禁城”。有30多万员工在这个约2.3平方公里的厂区内工作。工厂的西门停着一排排通行海关的大货柜车，每天从这里拉走你几乎能想象到的所有电子消费品——最新潮的手机、电脑、显示器和游戏机。在不远的码头上，它们将被转进集装箱，运往世界各地。

　　“你可以把整个富士康园区想象成一个几十万人的城市，把它压缩、压缩、再压缩，然后用围墙围起来，出入口装上刷卡机。”马晓璐(化名)说，她曾经在富士康担任了4年的项目经理。

　　没人知道围墙内的确切人数，即使是老板郭台铭。每天都有大量的员工离职，也有大量的新人进入。有时在傍晚时分，保安会从天桥上带下上百个穿各色服装的年轻人，造成瞬间的拥堵。他们被分为4～5队，被前中后3名保安带入工厂。在一小时内，他们就可以领到工作服，走上生产线。

　　富士康南门向西约100多米，路南有一个小院子，院子中的平房就是富士康在深圳最大的普工招聘处。早上，一个庞大的求职人群已经在小院前的人行道上聚集。随后保安先把男孩子们集中起来，带到院子后的一个广场上，分成若干列，组成一个大大的方阵，前后都用警戒线围起来。女孩子则被警戒线分隔在人行道上。这些年轻人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有的刚从火车上下来，一脸倦容，有人则已经在深圳找了一两个月的工作。

　　他们彼此互不相识，也没有人聊天，只有几个人闷头吸着烟。唯一共同的是，他们都期待着一份工作的降临。很多人随身携带着行李——一个拉杆箱和一个水桶，水桶里插着一双拖鞋、几个衣架和一卷凉席。面试人员到来后，他们分批被保安带入小屋。如果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则会被很快录用，中午时就可以坐上公司的大巴车，带着行李前往东莞的观澜工厂，进行一周到一个月的培训，然后源源不断地补充到缺人的生产线上。

　　这个小小的广场就像一块吸铁石，每天都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富士康招工处全年都在高效率工作着，只要中午12点前能够完成初步分筛，当天就能动身前往观澜工厂。

　　最近的一家复印拍照铺的老板告诉我们，去年富士康的招工一直持续到了腊月二十九，仅仅休息了3天，在正月初三又重新开门。全年无休的招工，也为她带来了滚滚财源。最多的时候，每天可以复印两万份简历。人实在太多了，她不得不找人用肩膀死死抵住那台滚烫的宝贝复印机，否则就会被挤塌。

　　1988年富士康在深圳西乡开设了第一家只有百余人的工厂，名叫“富士康海洋精密计算机插件厂”。当时台湾工人的基本工资已超过每月2500元人民币，而大陆的作业员则不到500元。

　　上世纪90年代后，大量的台商开始在毗邻深圳市区的龙华镇建厂投资。郭台铭也看中了这片还是荒野和稻田的乡村，买下了大量土地。1996年，第一批厂房落成，主要为惠普电脑生产机箱。经过十余年的发展，龙华厂区的面积已经超过了两平方公里，成为富士康的大本营。目前富士康在全球约有90万员工，其中45万在深圳，在龙华就有30多万人。

　　园区里各种基础设施应有尽有，银行、学校、医院、电视台、广播站、杂志社、公园、邮局、商场、超市、美食街、游泳馆，甚至还有一支消防队和一家医院。这里的一切几乎都打上了富士康的烙印，下水道井盖上也印有“富士康”字样。

　　苹果公司的iPod和iPhone、惠普公司的个人电脑、摩托罗拉的移动电话以及任天堂的视频游戏机Wii，几十座厂房中的30多万工人源源不断地生产着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各种电子消费品。

　　富士康的“中央大厨房”投资上亿元，建筑面积约1.25万平方米，是目前亚洲最大的中央厨房，每天制作二三十万份甚至更多的食物。据统计，这里每天要消耗掉40吨大米、10吨面粉、20吨肉和500桶(22L/桶)食用油。

　　富士康所有厂房以白色为基调。无论是历史较长的龙华厂区还是2005年才开建的观澜厂区，都有一座座五六层楼高的白色厂房，外立面上布满各种形状的裂纹。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印象派艺术”。

　　事实上，厂区里这些“印象派艺术”，不过是勾补厂房外表裂缝的水泥痕迹。据员工介绍，厂房结构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当初建设时工期催得太紧，还没等墙体完全干透就刷上外面的涂料，立即安装生产线投入生产，以应付纷至沓来的订单。它们都是过去两三年富士康超高速发展的有力证据。

　　凡是2003年时就已加入富士康的员工，都对公司那一段疯狂扩张的劲头感到惊讶。2003年底，富士康龙华厂区员工不过五六万人，经过2005、2006及2007年上半年的翻番增长，以致发展到现在的30多万人。

　　老员工们回忆，整个龙华镇一带可用的楼房都被租完了，有时候公司还将一整个工业园区全部租下来，24小时加班在厂房内加装灯管和卫生间，搭建上下铺，改造为员工宿舍。新招聘的工人们可能会先在铺了凉席的地上睡一晚，等第二天床安装好了，就从通铺搬到床上。有一段时间，租房的速度实在赶不上员工的扩招速度，上下铺被改造成了3层的床铺来应急。一周内新招8000人，这是急速扩张年代的富士康曾经创下的最高招聘纪录。

　　富士康的龙华厂区经过多次扩张，已经和周边社区犬牙交错。打车环绕一圈需要花30多元钱，其间还要穿行两三个城中村。清湖村、水斗村、瓦窑排、共和新村……当年村民们把土地卖给了富士康建工厂，现在则当上了富士康的房东。他们在空地上建起了“村楼”，每套大约30平方米，包括一个睡房和一个阳台。阳台被分割出厨房和卫生间。卫生间的面积不到1平方米，稍胖一些的人都很难转开身。

　　房子没有任何家具，租金也只有300～400元。周边80%的“村屋”都被富士康的员工租住着。

　　“搬运工”的利润

　　“富士康永远不做自己的品牌。”尽管已经离职了两三年，马晓璐还记得在初入“新干班”时候所要求记住的“郭台铭语录”。“一方面，这说明富士康的战略是只做代工，不做品牌；而另一方面，则是富士康对所有客户的承诺，富士康掌握了这些世界级客户的秘密，但是它不会去做自己的产品，不会成为客户的对手。”马晓璐说。

　　1974年，郭台铭与几位朋友合办“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以生产电视机按钮起步，承接来自外国的塑料零件订单，注册资本只有7.5万元，用日本进口的新设备，开发完成计算机连接器。那时候郭台铭刚刚服完兵役，只有24岁，比如今在富士康门口求职的年轻人大不了多少。

　　1988年，鸿海在深圳西乡开办了仅有百十个人的工厂，这家名叫“富士康海洋精密计算机插件厂”的企业，是富士康集团的第一个制造“根据地”，也是今天庞大的富士康科技集团的起点。

　　如果从富士康的业务领域看，除计算机连接器外，富士康都是后来者。例如，1995年富士康进入计算机机壳业务，1996年进入“准系统”业务，1999年底进入数码产品连锁经营业务，2000年进入手机业务，2001年进入笔记本电脑业务，2005年进入汽车电子零组件业务和数字内容业务，2006年进入数码相机业务。从1996年起每年以超过5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终成企业巨无霸。

　　按照郭台铭的说法，富士康成功的秘诀在于“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尽管年轻的郭台铭曾经在惠普公司门口站立两天苦等一名业务员，但富士康从未主动公开它那一串显赫的客户名单。

　　不过，在该公司向证券监管机构提交的中文报告中曾出现过其部分客户的名字。它不仅为苹果公司、任天堂、惠普和摩托罗拉生产产品，还为诺基亚生产手机零部件，为索尼公司生产PlayStation 2游戏机，为戴尔公司生产电脑零部件。这些公司都未隐瞒它们与富士康的合作关系。富士康目前是苹果公司iPhone的独家供应商，是该公司iPod为数不多的几家供应商之一。

　　位于龙华的富士康科技园就是这样一家最具效率的制造基地，客户不论要的是机壳、连接器等零组件，还是系统端的监视器，甚至手机整机出货，它都可以用最低的成本集中采购、生产，价格便宜量又足。2008年，富士康的出口额占到了中国大陆出口总额的3.9%。

　　在富士康内部，按照所代工的产品领域分为十几个大事业群，如网络连接产品事业群、无线通讯机构产品事业群、消费电子产品事业群、数位产品事业群等等。事业群内部又按照服务的客户划分为若干BU(Businesr unit)，比如某个BU专门为某家手机厂商代工产品。每个BU都相当于一个完整的公司。“除了人事、采购、法务等部门由集团负责，BU的各个职能都是比较齐备的。”马晓璐说。

　　保密性是合同制造商恪守的原则，没有他们的配合其客户要想使自己的产品和商业计划不为外界所知是办不到的。

　　富士康戒备森严的厂门与充满传奇性的“环安课”(保卫科)为保密性提供了最直接的注解。“厂门、办公楼门和车间门有三道扫描门禁，任何存储设备和照相设备都不允许带进去，如果发现谁带进去U盘，是要被开除的。”曾从事新产品导入工作的刘文辉(化名)说。

　　2009年，富士康员工孙丹勇就因为丢失了一个手机样机，受到“环安课”的搜查询问后跳楼自杀。刘文辉也是这一事件的波及者。“一种新产品，从设计图纸到样机定型，至少要在富士康经历一年的试制。如果在此期间样机丢失，那么客户所有前期的研发都有可能推倒重来，甚至连产品型号都要进行更换，损失极大。”刘文辉说。在富士康，保安部门具有更大的权力，可以对员工携带的物品进行检查。

　　杰弗(Jeffer)是美国苹果公司的一名工程师。“美国的一家报纸评论苹果的律师，就像一只松了链子的狗，去扑向在网上泄露iPhone4图片的人。”杰弗对我们说，“如果这个比喻成立，那么在我们这个行业，全世界的同行都像狗一样，天天围着苹果转，希望嗅到哪怕一点点蛛丝马迹，若有偶尔的一块肉，那就全扑上去抢。”

　　在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富士康必须要承担品牌厂商的形象与保密的成本。而另一方面，代工者的利润却处于食物链的末端。尽管它是最大的代工企业，但并不能在供应链上赚到利润。

　　刘晓菲(化名)是一家手机部件供应商，专门为诺基亚手机提供某一种零件。诺基亚、富士康与刘晓菲之间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博弈关系。刘晓菲告诉我们，尽管富士康为诺基亚代工手机，但是并没有采购零部件的权利，必须向诺基亚指定的供应商采购，价格由诺基亚和供应商之间约定，富士康只是一个“搬运工”。

　　于是，在这样的三方合作中，富士康先销售一种物料给刘晓菲的公司，然后刘晓菲将其加工为诺基亚手机部件，再以诺基亚制定的价格卖给富士康。由于部件价格由品牌商制定，富士康很难从供应链上赚到差价。

　　“富士康非常强大，也非常强势，它几乎可以生产任何配件，但是品牌手机厂商并不希望它垄断配件市场，所以通过指定供货商与价格的方式维持市场的竞争格局。”刘晓菲说，“否则我们这些厂商没有活路，都会被富士康挤垮的。”

　　在国际客户向代工厂商发送的“代工询单”中，有关原材料部分，在品牌、质量、数量上均已指定，不仅如此，与此后续相关的物流、维修、培训、用工也都有清晰明确的计算。甚至精明的客户也把用工量算得清清楚楚，生产线上需要多少工人，检修人数都在合同中做了明确的标示。客户只是按照较高的人力成本的价格支付给代工企业，简而言之，代工企业挣的就是人力成本间的差值。

　　在刘晓菲与富士康的合作中，首先充当甲方，随后充当乙方。“开始走的是客户门，很受礼遇，交货的时候走的是供应商的门，要接受严格的检查。一轮生意做下来，既走了'人门’也走了'狗门’。”刘晓菲说。

　　富士康的代工费其实往往只占他们生产的一件产品售价的百分之一二。尽管富士康也开始向利润较高的“研发代工”开拓市场，但是仍无法扭转目前的分工模式与利润来源。由于厂房、机器的费用很难打折，富士康要想创造更多利润，只能加强对人力成本的调控，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成本。

　　廉价劳动力

　　郭台铭曾经很坦诚地谈到来大陆设厂的原因：“在台湾请一个工程师的钱在大陆可以请80个作业员！”

　　今年24岁的小杨就是几十万作业员中的一名，他已经在富士康工作了3年。在2007年加入富士康前，他在东莞的一家香港企业打工。那时候他的底薪是600元，一个月不停地加班可以赚到1800元左右。在东莞的生活成本比较低，他能攒下1000元寄回河南老家。

　　2007年10月，听说富士康招工，小杨毫不犹豫就挤入了南门排队的大军。在打工者的圈子里，富士康曾被认为是个天堂。“可以不用自己洗衣服，不仅提供宿舍，还有空调，能够看电视。最重要的是，每个月的10～12日按时发薪水，加班还有加班费。”小杨说。对于打工者来说，赚钱是第一位的。

　　当时富士康普工的底薪是700元，现在是900元，始终保持对深圳最低工资微弱的优势。3年来，小杨在同一条流水线开机器，把钢板压成机箱。流水线24小时不停，员工分为两班，每个班工作12个小时。

　　普通工人早上7点半上班，工作到11点半，轮流用餐。中午12点半至13点半为加班一小时。13点半至17点半为正常工作。17点半至18点半为加班时间。晚班工人一般18点半接班，工作至凌晨3点半，期间23点至零点为轮流吃饭时间，3点半至7点半为加班时间。

　　一般情况下，每个班正常工作8小时，白班工人加班2小时，夜班加班4小时，再加上吃饭两个小时，正好1天24小时。富士康一般实行“13休1”即上班2周放假1天的工作制度。事实上，很多白班员工都要工作到20点才能下班，下班后还有半个小时左右的开会时间，走出厂门时已经20点半了。

　　一般情况下，一名流水线的“普工”每个月的加班时间平均为100～120小时，甚至更多。从理论上说，每名员工都有不加班的权利，但是拒绝加班，收入则只有最基本的900元，再加上每天2元左右的津贴。

　　在富士康，收入的计算简单而透明。月收入=底薪+加班费+津贴。加班费等于底薪除以21.75天，再除以8小时，得出每小时的薪酬，再乘以1.5(平时加班)或2(周末加班)或3(节假日加班)的系数。富士康“普工”的底薪为900元或950元，以最普通的900元计算，富士康“普工”每小时的薪酬约为5.2元。所以最高的春节加班，每小时也只有15元多的加班费。所以，一名“普工”一月加班120小时，加班费也只有800元左右，总收入不到2000元。

　　在这样的一个收入模型中，由于“普工”的底薪基数很低，所以在大量加班后总收入仍旧较低。管理层的员工由于工资基数较高(2000元以上)，所以时薪乘以系数后，收入的提升就较大。

　　由于每个月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的协议，从而规避了《劳动法》每个月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的限制。

　　富士康将24小时的三班作业改为两班倒，表面上看是增加了加班费，但实际上却大大节省了成本。一方面厂方不需要在支出雇佣新员工的底薪，以及相应的食宿成本。同时，如果遇到经济下滑订单减少，厂方就可以主动减少加班工时而不需要解雇员工。

　　在流水线上，一个人就是一个“工站”，富士康强大的工业工程处(IE)会将每一条流水线的产量与成品率估算得异常清晰，每个工站都有标准动作和完成的时间。例如MP3/MP4部门有一道焊接工序，共5个焊接点，IE部门会将这5个焊点总时长设计控制为13秒，并分解为4、3、2、2、2秒。稽核部门稽核该工序时也主要是看操作的秒数。

　　加班还是不加班？对于很多“普工”来说并不是困难的选择。因为加班费的数额与底薪接近，在收入结构中占近50%。但是疲劳却是无法减轻。

　　有位女工告诉我们，她实在太累了，有一次流水线上的一个组件掉在了地上，她弯腰去捡，突然换了一个姿势后，感到莫大的轻松。于是，她总是希望某个零件能够掉在地上。

　　难以忍受还有管理方式。每条生产线都由一名“线长”负责，线长多由工作时间较长的“普工”担任。线长承担着很大的产量压力，对于“普工”辱骂与罚站的情况时有发生。

　　刘文辉并不是“普工”，但是工作强度同样很大。他2007年大学毕业后进入富士康，通过“新干班”的培训后，成为“师级”的员工，从事新产品的导入工作。在整个2009年，他都要加班到夜里零点以后，经常要穿上特制的工作服在无尘工作室里工作4个小时以上。由于穿脱工作服过于麻烦，他就限制了自己的饮水。而不久前刘文辉刚刚做了肾结石手术。

　　提升底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升职。在富士康内部有着极其复杂的“资位”系统，分为不铨叙、铨叙；“铨叙”又分为员级和师级，员级分为员一、员二、员三，师级又分为十几级。每个级别的薪资都不同，这套体系师自台湾军队的管理等级划分方法。至于管理职位，也从组长、课长、专理，到经理、协理，再到副总经理、总经理、副总裁等，一个事业群的级别高达十几层。

　　对大多数人来说，“资位”与职务的变化非常缓慢，平均每3年左右才有一次晋升。一般情况下，很多师级的管理职位也只有2000多元的底薪，算上加班费后可以有5000元左右的收入。

　　每年富士康都会从大学中招聘大量的本科毕业生，成为师级的储备干部。2003年，马晓璐就是通过学校招聘进入了富士康，在工作4年后辞职。“我至今仍旧感激富士康给了我成长的机会。”马晓璐说。最终打动马晓璐的并非薪水，而是招聘主管承诺让她起步就担任“项目经理”，负责一个团队。

　　“我也许是500强公司中最资浅的PM(项目经理)了，在其他公司这个职务至少要几年的工作经验，或是更高的学历。”马晓璐说。富士康给予大学毕业生的起步薪水在2000元左右，这些初出茅庐的学生一般要经过3个月甚至半年的“新干班”培训，几乎所有部门的负责人都要为这些年轻人上课。新干班的同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各个部门。一起学习的经历也有助于他们日后的合作关系。富士康相信，凭借内部强大的培训系统，可以使这些“便宜”的本科生迅速成长。

　　“也许起步的薪水还比较有竞争力，但是三四年后就落后其他同学太多了，所以离职率在3年后开始多了起来。”马晓璐说，“跳槽后一般都会有翻倍的收入。”

　　制造业中的“蚁族”

　　姚军(化名)的包里装着4个包子，这是他每天的早餐。挤在青春气息四溢的打工仔中，他的面孔显得过于成熟。姚军今年34岁，但朋友们都叫他“老家伙”。2001年6月21日，姚军进入富士康工作。“我在这里都快10年了，最宝贵的青春都奉献给了工厂，奉献给了那些破机器。”姚军有些自嘲地说。

　　每天早上6点40分起床，6点55分出门，走路18分钟赶到公交车站，7点13分准时在站台等车。等车5分钟，坐车10分钟，然后再步行5分钟，姚军可以在7点40分左右准时进入办公室打卡。

　　“我们只有富士康时间，没有北京时间。”姚军说。他手机上的时间永远比打卡机上的时间快两分钟。

　　姚军家在安徽农村，小时候家里穷，他11岁才上小学，25岁时从安徽的一所三流大学毕业，学的是化学工程。在合肥找工作一个月只有900元，于是他打算到深圳闯一闯。

　　只用了9天的时间，他就在一家台资小厂里找到了一份生产计划员的工作，每天工作10小时，一周工作6天，月薪1160元。在小厂工作加班也很多，而且加班费常被克扣，即使工资也未必能准时发放，为此员工们还组织过一次罢工。不过在这家工厂，姚军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9个月后，姚军跳槽到了富士康，最初月薪1350元，工作内容大致相似，每天把其他部门的需求单整理好，下发到生产线，确定生产内容。

　　白班、夜班，夜班、白班。借用阿甘的名言“生活就是巧克力”，但对于姚军来说，在富士康的每块“巧克力”味道都差不多。8年多来，他结了婚，有了孩子，资职从“师一”晋升到了“师三”，底薪涨到了现在的2000多元，算上加班费，现在一个月可以有5000元左右的收入。但工作内容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在深圳，他无法在现实中看到改变生活的希望。姚军的妻子是中专生学历，在小公司打工，并不比姚军的处境好。与其他同事一样，姚军也租住在村屋里，公司每个月给他500元的房屋补贴，付过房租后还能剩一些。8年多来，他最高的存款数额是3万元。姚军不敢想象买房子或者以后让孩子在深圳读书。生活最窘困的时候，医生给他开了500元的药，他身上只有300元。“富士康每月发工资那天，取款机前都排很长的队，要花40多分钟才能取到钱，大家的手头都很紧。”姚军说。

　　姚军的领导比他的资格更老，1998年进入公司的大学生，第一批“新干班”成员，目前“师七”级。另一个领导也是1998年进厂，虽然是从造作工干起，但是创下了富士康一个月加班180小时的纪录，至今无人超过。

　　系统内晋升机会渺茫。但是环顾四周，如果继续充当制造业的一颗螺丝，恐怕也很难找到比富士康更好的一台机器。“周边一些大工厂的待遇都差不多。”姚军说，他的一些同事跳槽去了关内的公司，底薪可以涨到5500元左右，但是生活成本也上升了1/3。

　　3年前，姚军用自己的一点积蓄并向朋友借钱，先后在安徽老家投资了两辆出租车。由于出租车牌照价格的翻倍上涨，他的经济状况也得到很大的改善。

　　姚军不再把改变命运的希望放在工厂里。“在这个行业，只有活着没有生活，得到的远远小于付出。8年多，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从来没有享受过双休日，而我这个部门还是一个轻松的'养老’部门。”姚军说。

　　《赢在中国》看了5遍后，姚军认为自己的未来应该是回老家创业，而不是留在深圳继续当制造业的螺丝钉。“离职之前，我一定要休一个双休日。”姚军说。

　　刘文辉的故事比姚军要简单得多。他的故乡是四川的一座小城，那里每天早上8点，人们不是去上班，而是去滨江路上打麻将。2007年刘文辉从电子科大毕业，进入富士康的“新干班”。与很多新人一样，最初的加班生活充满了新鲜感，让他感到无比充实。然而几个月后，疲惫与压力席卷而来。刘文辉的工作是负责新产品导入，配合厂商生产样机，每天加班到零点，半夜还经常接到生产线上的电话。

　　他没有时间去看《阿凡达》，也交不到女朋友，除了工作没有别的生活。刘文辉向我们打听北京的跳槽可能，然后突然很担忧地问：“北京有城中村么？”

　　制造业中流传一句话：郭台铭喜欢用没有退路的人。“给已经吃饱的人一碗饭吃，不但用处不大，而且他也不会感激你，但是给饿肚子的人一碗饭吃，他不但会全力以赴，而且还会感谢你！”强悍的“玩命文化”创造了富士通的30多年的发展奇迹，然而这种低成本、宗教般的管理方法已经逐渐失去了光环。

　　“幸运儿”

　　25岁的杨新在富士康工作近3年，已经做过很多岗位，尽管“普、员、师”20多级的晋升过程长路漫漫，富士康还是给了杨新这样的年轻人发展空间和更多的自信，他自己似乎也看到了更多的机会。

　　杨新是河南人，1.80米的大个，看起来腼腆却又自信。郑州理工大学建筑系专科毕业之后先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月薪1500元，因为觉得“跑建筑工地没意思”，辞掉了工作专门来到富士康。因为专业不对口也没有相关经验，他在富士康的起点只是一名普工，按普工的招聘流程，从最简单的工作做起，拿每月900元的底薪。杨新的第一个岗位是包装工，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脱颖而出，最初的半年时间，“因为工作出色”，在一条生产线上被主管安排先后换了好几个岗位，还做过仓管、客服、全计员，每到一个岗位他都拼命多看多学。

　　这样又过了半年，杨新升到了线长——从普工中选拔出来的“基层干部”，管理16个线工，基本脱离实际劳动，底薪涨到1200元，通常情况下，这个过程需要至少两年时间。杨新这个线长不像别人那样对工人“吼来吼去”，他把手下的人叫做兄弟，和他们一起加班、一起吃饭。半年后，杨新被调到CNSBG事业群的企划课、生管组，负责生产控制，简单说就是分析制定别人的工时和生产进度。这个职位一般要求本科以上学历相关专业，有工作经验，善与别人沟通，有组织能力，杨新让自己从一线普工晋为办公室职员。

　　“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只不过做任何一项工作都尽力做好，尽量从枯燥的工作里找到乐趣，而且我还遇到了好的主管，给我很多机会。”显然，杨新认同企业文化，接受并且享受这种秩序，以及规则带来的效率。

　　办公室的工作给了杨新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他可以在不同的车间穿梭走动，很多时候“在下午就没有很多事情可做”，可以学自己想学的东西。17点下了班他有更多的时间跳舞、看书，他甚至买了《老子》、《庄子》来看。在杨新看来，只要他肯努力提升自己，工作做得够好，未来是很乐观的，他现在考虑的是让河南老家的女朋友也尽快到富士康来工作。

　　唐远和杨新同岁，同一年进入富士康，比杨新起点高很多，往上升一级显然也需要的更多。唐远是他所在的事业处的产品测试工程师，级别相当于在线长和组长之间，他所在部门的课长手下有七八个和他同级别的工程师。

　　唐远的经历和杨新有相似之处，2007年他从广州大学网络通讯专业毕业。由于对供职的网络公司薪酬不满，一年后他在网上给富士康投了简历。“跟普工的招聘不一样，应聘一个工程师复杂得多。”从通知笔试，经历了3轮面试，最后体检入职，唐远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而一般情况15～20天。

　　唐远每天的工作也是从8点开始的。从他住的地方走到厂里需要半个小时，不远不近的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房租用公司给的每月500元的补助就可以解决。唐远刚搬进去时房间里四白落地什么都没有，他用补贴的钱添置了家具和用品，可以享受二人世界。唐远不爱加班，一般不忙的时候都是17点下班，然后直接回家，做饭、上网、打游戏，“公司附近实在没什么可玩儿的”，房子里就解决了两个人的所有需求。

　　上午的时间唐远通常和同事一起讨论制定产品测试方案。像唐远这种在办公室里工作的都属于二线职工，穿着白色工服，大家都说白色的工服薄一些也舒服一些，一线工人穿深蓝色工服，大部分是普工，还包括前线技术员。除了共用食堂，唐远平时和普工并没有太多交集，因为“一天也没有做普工的日子”，所以对普工的工作状态和规则甚至都“不是很清楚”。

　　“平时生活上我并不怎么考虑钱，想吃就吃想玩就玩儿，所以钱也没怎么攒下来。”唐远现在每个月的基本工资有差不多3000元，他每个月的加班时数也到不了60个小时的管控时数，算下来每月总共不到5000块钱的工资他还算满意，“比我以前的工作肯定是好多了”。

　　唐远是广东梅州人，家中的独子，在他眼里，富士康是个“环境、待遇、发展”都很不错的公司，由于是大专学历，他进入富士康的级别就是“师2”级，这是一个普工需要5年甚至8年才能达到的级别。对于唐远来说，他工作的这个富士康和普工们所在的富士康不是一个地方。

　　“我只知道因为产线工人都是量化工作，做的东西都有数量和时间的限制，所以他们的压力也比较大。公司的规章制度对我们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事业处自己还会制定一些细则，尤其是对普工，规则会比较细致，约束多一些，执行起来也会比较严格。”唐远说，比如工作时间不准说话，不准随意走动，这些都是他们完全没有的规则，更没有人在工作中的直接监督和打压，“自由度大很多”。

　　虽然和公司占绝大多数的普工共享一个空间，公司提供给他们的资源却有天壤之别。唐远在公司里可以学到能够提升他工作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如果有时间可以到别的部门走走看看，这在一个普工是不可想象的。普工的位置只有自己的工位，接触的只有自己已经熟练操作的那一小段工序。“比如在同一个楼里，我的车间在一层，我都没可能上到二层去。”一个身穿深蓝色工服的年轻人这样告诉我们。

　　唐远总结自己一年的工作强度是有规律可循的，“因为公司做的大多是国外的消费性产品，一般在国外的节日之前产品做出来，那个时候是加班最多的时候，其他时间压力什么的都还好，我觉得和很多公司相比，富士康的环境和待遇已经算是不错了，不然你说我为什么不想走”。但是唐远现在对自己在公司未来的发展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什么时候能升级说不好，看个人的表现也要看和主管的关系，我自己肯定是想继续往上走的”。

　　跳舞吧

　　杨新下班刷卡出了南门，大步地往南门外的广场赶，耳朵里还塞着耳机。他在这儿跳舞已经两年，而且是领舞，很少缺席，永远站在第一排。

　　龙华厂区南大门正对着的那条300多米长的街在太阳落山之后总是特别热闹，街面上有大排档、服装店和七八家手机营业厅，店门口的大音箱放着的音乐重叠在一起，让整条街都一直喧闹着。

　　这条街是很多工人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也是他们晚间可以流连玩耍的地方。晚上20点，有人在离路口100米的龙华广场上开始聚集，这个所谓广场实际上就是3栋楼围起来的一块空地，周围是杂七杂八的一圈商铺，挨着卖水的那一边摆着4排桌椅，很多穿着工服的小情侣并排坐着吃东西，桌上放着他们刚买的水果和食物。

　　第一首舞曲响起来的工夫，广场上已经站好了五六排的人开始跳起舞来，类似于街头“快闪”，自发地、有序地、整齐地随着音乐一起跳起来。舞步并不简单，但是每一个人都很熟悉，甚至用不着领舞，各自在自己的一小块地方潇洒地甩头跳着。

　　过不了几分钟，更多的人自然地凑进来，五六排变成10排、20排，半小时后，空地上已经满满当当地挤了200多个跳舞的人。他们中的一多半还穿着富士康白色、蓝色、红色的工作服。

　　“我不爱出门，下了班基本上就待在宿舍，上上网，看会儿书，开始跳舞之后我觉得下班之后的时间一下子就有意思了，觉得有了一个可以寄托的东西，还认识了很多人。”杨新在跳舞的时候极投入，表情也很到位，每个动作都卖力地完成，只有在一只曲子结束后才抹一把头上的汗，脸上始终带着那样一种表情——我真的是一个跳舞的人。“我以前从来没跳过舞，所有的舞都是新学的，也不是很难学，男孩子也可以跳得很好啊。”杨新颇有些得意地说。

　　Hip-Hop、电子舞曲、民歌，一首接一首，各种风格的舞他们都跳得有模有样，中间有主持人穿插串场互动，不管接下来要跳哪一支舞，前面几排的人都会高兴地欢呼起来，然后音乐响起，200多人又整齐地跳起来。后面的人基本上看不到前面，和杨新一样，每一个人都旁若无人地尽情地跳着，尽管还穿着工服，但就像站在舞台上表演一样，表情投入。

　　“95%的人都是富士康的员工，还有一些周围其他厂的工人，他们每天加完班出来就到这里来跳舞，这是他们真正回归自我、尽情宣泄的时刻。”罗永兵说。两年前，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开始组织工人跳舞，找到一块场地，搬来“公放”，有志愿者开始教舞，人气就这样聚集起来。

　　罗永兵也是一名工人，晚上下了班脱下工服，摇身一变成了舞蹈老师和主持人，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工友们刚开始学舞有的也很不好意思，可是又真的很想加入进来。现在玩儿什么最少都得花上几块钱吧，我们组织大家跳舞是免费的，提供了下班之后的一个活动场所，他们跳舞身体又能得到锻炼，天气不好的时候临时取消，大家都还心里痒痒呢。”

　　富士康周围这样的舞场有五六处，罗永兵说他自己也是纯粹的外来打工者，他了解打工者的心理和需求。跳舞的时候，没有人在意你是谁，只是跳给自己看，这一刻他们才真正找到了自己，也找到了认知感和快乐。

　　看样子学舞的过程没有想象的难，因为看起来并不简单的舞步他们也可以全部熟记之后整齐地一起跳起来，开心地笑着、跳动着，毕竟现在正是他们应该享受音乐、舞蹈和激情的年纪。白天，车间里单调的重复劳动中积攒下10个小时负面情绪，在晚上两小时的时间里就随着汗水发散出去了。

　　由于富士康已经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一名警察走过来要求组织者关掉音乐，对他们说，什么时候富士康不再有自杀，什么时候再来跳舞吧。但人群并没有散去，组织者用手敲打着节拍作为伴奏，随后观众也加入了进来，舞蹈还在继续。

　　“富士康出事后，我们更加坚定了开始组织大家跳舞的初衷。”罗永兵说他们还有自己的网站和热线电话，他甚至还申请了富士康的内部免费短号，很多工人都会找他们说心事、倒苦水，这个以跳舞为起点的组织已经逐渐变成了给工人们提供精神支援的基地。

　　虽然小王不愿公开自己的全名，但在中国，像他这样对工厂的宿舍生活不满的人却数以万计。正是这种毫无自由的环境导致紧张情绪日积月累，最终在一个周日，演变成了一场群殴。

　　“厕所脏得要命，还总有人偷东西。”小王站在富士康太原工厂门外说。

　　上周日的那场群殴源于一起简单的宿舍斗殴，但最终却激化成了警察与2000名工人之间的对峙，并于周一达到高潮。但在此之前，外界对于中国工人的不满都集中于生产线，尤其是那些为苹果代工的生产线。

　　这场群殴导致40人受伤入院，工厂铁门被毁、汽车被掀、玻璃被砸。然而，正是这样一起恶性事件，却将外界的目光转移到工人们更广泛的生活环境上，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散居在全国成千上万间工厂宿舍中的农民工。

　　除此之外，此事也折射出中国制造企业的巨大压力：不仅要应对不断上涨的工资，还要为年青一代提供更加舒适而宽松的生活环境。而庞大的规模也带来了巨大的管理问题——要知道，仅富士康太原工厂，就有将近8万名员工。

　　“管理太差了。”小王说。据他描述，宿舍楼厕所的地上经常会有粪便。

　　眼前这栋宿舍楼高7层，用水泥搭建，外表灰突突的，四周围着铁丝网。虽然只允许工厂的工人进入，但很多不满的员工却对记者大倒苦水。

　　工人们说，每间宿舍都有8至10个人，每层楼最多有30间宿舍，男女分开，而且有保安密切监视。

　　有人抱怨厂规限制人身自由——对于渴望数字生活的一代人来说，这恰恰是他们最不能忍受的。宿舍内禁止吸烟、禁止喝酒，甚至禁止张贴海报。

　　为了防盗，富士康保安的蛮横早已“天下闻名”。在太原工厂的工人们看来，保安简直没有人性。一名工人说，他曾经被保安拉开夹克拉链严厉斥责午饭后，数百名员工拥挤着走出食堂，灰暗的天空、庞大的灰色厂房以及脚下厚厚的灰色煤尘，把年轻女员工们明亮的粉红色工装映衬得格外显眼。他们已回到富士康太原科技工业园(Foxconn Technology Group)的工厂里上班，一些工人感到诧异的是，在发生了堪称数年来中国最严重的员工骚乱之一的事件之后，这里却一点也没有改变。

周二（9月25日），武警仍继续以12人为一组在富士康工业园内巡逻，园区西南角对面一家高档商城的停车场被封锁，里面停了30多辆货车、15辆面包车和一些有武警字样的汽车。

富士康称，在上周日夜间爆发逾2000人参与的骚乱后，40人被送入医院救治，数人被逮捕。

该公司也被叫做鸿海精密(Hon Hai Precision)，是其在台湾上市的旗舰公司。全球许多电子产品都是富士康代工生产的，包括苹果(Apple)iPhone和iPad中的大部分。该公司旗下工厂很可能构成了世界最大的制造帝国。

2009年和2010年，富士康发生一系列员工自杀事件，引起公众对这架庞大制造机器的关注。

这些事件让超过100万的富士康员工成为焦点，他们大多非常年轻，日夜承受着在生产线工作的压力和宿舍生活的枯燥与孤独的双重夹击。富士康在各个工业区的宿舍可居住40万人之多。

针对员工自杀事件，富士康大幅提高了工资，开始为工人提供咨询服务并承诺减少加班时间。

但员工和外部分析师表示，尽管这些改革有所裨益，但富士康制造业务的规模和该行业的总体状况意味着，那些老问题肯定会重演。

南京大学社会学学院的教授刘林平表示：“富士康员工的工作性质没有改变：压力、单调、沉闷，因此，此类事件（可能）不时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问题在一、二十年前还不明显，当时中国农民工更为迫切的想得到一份工厂工作，他们更愿意牺牲青春，就为了攒下一些积蓄。

如今工作在生产线上的一二十岁的年轻男女们已经没有那份耐性了。

富士康太原工厂的员工表示，在上周日的骚乱中，最初只是几名工人与工厂保安之间发生斗殴，但由于心中压抑的愤怒和失望，众多其他员工迅速加入其中。

富士康人力资源部的刘森奇（音译）从自己宿舍的窗户目睹了骚乱的过程。他表示：“在半个小时内，人们尖叫着砸碎了园区购物街上的超市和手机店的玻璃。”

事实证明，一旦发生暴力事件，这家拥有近8万名员工的工厂因为过于庞大而无法控制事态。

刘森奇表示：“每个地方都站满了人，我的下方是黑压压的人群。警察一个小时后赶到的时候，他们只能站在那里看着。”

让工人们愤怒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太原工厂的人手始终不够，富士康从深圳工厂和郑州工厂“借调”了大量工人。

今年6月初从深圳工厂调到太原工厂的刘森奇表示，最初他被告知要在太原工作大约4个月的时间，但现在公司在他何时回深圳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辞。让工人们烦恼的另一件事是在即将来临的国庆节假期不能加班。许多工人表示，他们一直期望下周继续上班，因为国庆节期间加班可以拿三倍工资。

富士康生产线工人每月的基本工资为1800元人民币（合285美元），远高于太原的最低工资水平，但员工们说，双倍的加班工资是他们能够忍受这种单调工作的主要原因。

22岁的女工常桂香（音译）说：“现在我有点……宿醉未醒的感觉。”常桂香来自距太原工厂数百公里的一个小镇。

与其他许多夜班工人一样，她在白天里无事可做。她们靠在正对园区南3号门的一面墙上，看着工人们清理打碎的窗户玻璃和汽车挡风玻璃，搬走被人群推倒的一面铁门，并刮掉警务站墙上一大片烧焦的痕迹。

另一位要求匿名的员工表示，许多人受到本月初全国各地反日抗议活动的鼓舞。他称：“在中国，因为对某些事情不满而举行示威是非常罕见的。现在感觉好像正是时候。”

　　“我认为，富士康不能把这些事件都简单地看成微观的、偶然的事件，而是应该反思，自己的决策是不是出现了问题，管理是不是出了问题，制度是不是出了问题，为何会接连出现事件？”李兴国表示。

以往富士康最吸引地方政府的优势，正面临瓦解。不断出现的麻烦，还占用了大量税收优惠、信贷优惠、土地优惠等，虽然短期迅速提升了当地政绩，但政策资源的不平衡很快就显露出来，地方政府盼望出现的靠富士康带动的产业升级也没有出现。

最突出的就是产城融合问题。由于过分强调园区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使得园区生活功能滞后于生产功能，城市功能滞后于生产功能，致使园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这也为诸多不稳定因素的爆发埋下引线。

如果问题和麻烦仍然无法制止，富士康可能会从座上宾沦为扫地灰——没有哪个地方政府想看到罢工、暴乱在自己地面上不断出现。而撤出的富士康留下的只是一座座空洞的宿舍和荒废的厂房，留不下技术也没有产业集群的形成——供应链像候鸟一样追随富士康而去。如今，富士康面临扫地出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