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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时报》日前发表声明，为该报连载刊登王克勤揭露山西问题儿童疫苗事件的新闻报道准确性和真实性辩护。该报记者王克勤以一己之力，历时半年，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甚至遭受黑道还有其他各种颜色的道的威逼利诱，完成了许多用生命换取来的新闻真相和内幕，并予以公开报道。

    这是大陆新闻界罔顾所谓的“大局”和“维稳”需要、自觉秉持新闻职业操守和伦理的罕见事例之一，但其所承受的压力也可想而知。众所周知，中国的报刊杂志长期依附于官方意识形态系统，属于广义的宣传工具，是世界上最不具有独立性、舆论监督功能最弱的新闻传播媒介之一，他们接受来自上头的行业清规戒律的“规范”和制约，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行业“禁忌”，触犯不得。中国新闻界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作风虽颇为人所诟病，长期以来却大行其道。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和普及，网络新媒体在推动中国舆论自由、强化社会监督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但像《中国经济时报》这样的纸质媒体，敢于打破新闻的戒条，报道社会阴暗面，的属凤毛麟角，社会影响短期内也非网络新媒体可比拟。

    中国目前正处在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向一个工业化、信息化并存的现代化国家迈进的转型期，既是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问题以及矛盾凸显和多发时期。中国现在的发展状况，与一个世纪前的美国十分相似，当时的美国也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使美国逐步跃进世界一流强国行列，但，“美国人对新时代的到来既无经验也无精神准备”，美国社会出现了成堆的问题：政党核心小集团和老板控制的城市、政府官员贪污受贿、经济权力集中、大企业享有特权操纵国计民生、财富分配不均、血汗工厂、童工和女工处境悲惨、贫民窟、劳工互相倾轧、许多人没有选举权、不合理的税法、对黑人移民的偏见和歧视、假药和不洁食品充斥市场、农民不满以及国家资源被浪费，等等，这些现象成为转型中的美国的突出问题，也是美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

    从1902年开始，美国新闻界发起了一场揭露社会弊病的“黑幕揭发运动”。“黑幕揭发者发现的问题形形色色：食物掺假、金融和保险公司肆无忌惮的行为、欺诈性的索赔和专卖药中含有有害成分、践踏自然资源、官僚主义、卖淫、政府与黑道勾结、监狱的情况和报纸为广告商支配等内幕，被一一揭露出来。教会......雇佣童工的罪恶也被公诸于众。”

    这一运动受到了美国开明政治家西奥多·罗斯福的支持.即使如此，在揭发者抨击美国参议员的腐败之后，他还是忍不住在一次演讲中，将美国的黑幕揭发者颇具贬低意味地描述为对美好事物视而不见、一味盯着社会阴暗面的“扒粪者”。但他没有料到，他的这次演讲等于正式为美国的黑幕揭发运动进行了命名，从此“扒粪者”作为一种高贵的尊称，而被黑幕揭发者乐意笑纳，并成为那个时代的殊荣。

       相比较英法等欧洲国家，当时的美国也是新兴的强国之一，正处在上升时期，因此自信之余，难免不可一世。但美国兴起的“扒粪运动”，使得“一个由自由放任主义统治、致力于维持现状，并视美元为成功象征的的国家，面对着一群作家的抨击，终于幡然醒悟：它并非所有可能存在的国家之中的最佳国度。”

        关于黑幕揭发运动的历史成就，美国《人人》杂志不无过分乐观地认为，“华尔街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欺骗公众了，保险业运行机制更为健全了，银行正在采取新的防范措施，广告基本真实，食品和药物掺假将冒更大的风险......我们的公共资源得到了保护。”美国社会历史学家弗农·路易斯·帕林顿后来将黑幕揭发时代总结为“一个清扫旧蜘蛛网和破旧家具上久积尘土的洒扫门庭的轻快时期。”钱柏林写道，“黑幕揭发运动确实为迈向社会民主的整个运动奠定了基础，这场运动在第一届威尔逊政府任内达到了高潮。”英国现代评论家哈罗德·拉斯基进一步认为，正是黑幕揭发运动“产生了罗斯福的新政”，为美国建立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的长远发展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

        中国的发展如同当年的美国一样面临巨大的社会考验，各种社会弊端丛生，矛盾频现。矿难、三聚氰胺事件、毒奶粉、问题疫苗以及瓮安、石首官方所谓的“群体性”事件等等都是社会问题的突出表现而已。而这些现象背后往往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深层次的原因，乃至存在着重重“黑幕”。这些现象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如果没有一支独立的力量介入调查，它们或者它们的背后的真实原因就难以被揭示在公众面前。这支独立的力量，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来看，更多的时候是上级主管机关，而且常常是在引起公愤之后被迫而为。而作为官方机构，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首当其冲考虑的是社会影响，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大局，因此趋于保守，甚至存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消极倾向。这导致这些社会问题和矛盾难以被发现，即使被发现其深层原因乃至内幕也被隐藏，实际上将导致纵容的后果。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2010年群体性事件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这是因为一些地方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

        我们认为，在中国发起一场黑幕揭发运动正当其时。为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民众福祉，需要清醒地看到这个社会肌体中的毒瘤，为这些毒瘤找出内在的原因，从而开出诊疗毒瘤的药方。在美国的黑幕揭发运动中，“改革的热忱由它（这些作品）所引发，进而对未来美国政治产生了催化作用。”我们需要充分地对社会丑恶现象、不断出现的问题进行揭露，通过发现一个个问题，并对之进行解剖，了解这些问题和现象背后存在的体制和制度弊端，提出改革的具体措施，为建设一个澄明而健康的社会而努力。

        我们知道，在关于媒体揭露社会阴暗面和丑恶现象的问题上，存在着重重阻力。而这个阻力的深刻原因在于，一是利益存焉，二是怕字当头。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往往就是这个地方政府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官员的问题，也就难怪一旦出现问题，当地的头头脑脑都拼命想藏着掖着，“不足为外人道也”。怕字当头，一是怕出现问题影响政府形象，影响自己的仕途，二是怕所谓的影响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和谐的大局。

        因此，要在中国进行“黑幕揭发运动”，首先必须解放思想，破除禁忌。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批评、监督政府说到底就是批评、监督官员。既然连政府、连官员都可以被批评、被监督，那么这个社会上存在的大大小小的坏现象，怎么就不能被揭发出来？这个解放思想，就是要改变以往发生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头上的乌纱帽的观念，要认识到问题不被解决将会酿成更大的社会矛盾，引起“民怨”，乃至造成群体性事件，官员到时候会“吃不了兜着走”。破除禁忌，就是要打破这个社会形形色色的约定俗成的框框套套，把禁锢民众思想的种种陈旧观念丢到九霄云外，而最大的禁忌，就是媒体和政府到底是什么关系的问题，媒体是不是非要和政府步调一致，纹丝不乱？媒体是要做政府的分身，还是要做政府的镜子？古语云，“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媒体就要做这个人，做这个镜子，就是要让政府明自身的“得失”。这样归根结底是对政府有好处的。做政府的分身就做不到这一点，最终也会使媒体变得可有可无，纯属花瓶摆设，浪费民脂民膏养肥一班闲人而已。

        在此要强调几个原则性的东西，对于开展中国式的“扒粪运动”甚为必要。因为，这一话题一经提出，注定会有很多顾虑，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顾虑是必然的，当然也是我们需要正视的。

        第一项原则，就是“非政治化”，就是可以对社会上的一些错误的、肮脏的现象进行揭发，而不能上纲上线，否定这个国家，不能否定根本的政治制度和领导制度，多研究点问题，少谈点主义。这一点是减少发起媒体“黑幕揭发运动”阻力的根本一条。

        第二项原则，实际上也是美国的“黑幕揭发运动”所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以事实为依据。在《举世瞩目的黑幕揭发时代》一文中，阿瑟·温伯格和莱拉·温伯格指出，“如果没有事实，也就不存在机智的争论和行动。黑幕揭发者为公众提供的正是鲜活的事实。”“这正是黑幕揭发者的重要性所在。”依据事实而非通过虚构揭发问题，将为“扒粪者”赢得尊重，也是其能够促使问题解决的关键，否则只能招致羞辱。

        第三项原则，必须准确无误地指出弊端所在，并提出恰如其分而超前的观点，引领社会改革。“扒粪者”应当是“改革的宣扬者”，应当是正义的化身。揭发社会黑幕，是一项良心的事业，也是极具意义的事业，在揭幕运动中，准确分析问题和提出真正的原因，据此提出解决的方案或者提出改革的主张，将更有说服力，也更能取得成效，使问题解决、改革成功。

        第四项原则，应在挖掘传统纸质媒体的潜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的作用，两者交相呼应，各自释放优势，使黑幕揭发运动的深度、广度都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实现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