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懒”之官哪里逃？

治“庸”治“懒”动真格：去年以来，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从中央向地方推进，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官员的办法，开始进行问责制度的探索和建设。从问责办法的出台，到一批批官员被问责下马，这表明，地方在廉政建设以及公务员作风建设上，由突发事件引发的问责“风暴”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人的因素在降低，制度的因素在明显增强。问责制迫使各级干部反躬自省，自觉提升责任意识和执政水平，已成为常悬在官员头上的“利剑”。（新华社5月北京电）
治“庸”治“懒”动真格，各地、各部齐“亮剑”：云南昆明101名领导干部被问责，23“庸官”丢乌纱帽；广东出台办法，防止被问责干部明降暗升、随意复出；南京首创“问责风暴”，一年多来问责65名官员；浙江机关干部无为也要问责；江西给干部戴“紧箍咒”，重点领域违规将问责；湖南3个月关闭非法煤矿264处、67人被问责或抓捕；贵州加强流动巡查治理“脏乱差”，对失职干部坚决问责；河南启动行政首长问责制，违法占耕地问责县长、区长；海南19名工商干部作风漂浮、纪律涣散被问责；国土部查处132起违法用地，失职政府官员遭问责；部长、省长、市长、局长、县长、乡长等纷纷被问责……“利剑”锋芒出削，“亮剑”仍在继续，“问责”永不停止。
引咎辞职之“问责”一词缘自远古，即在当代中国备受关注。《周礼·地官》曰：司徒之职在保息万民；《尚书·大传》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则责司徒；《孔子家语》:贤能而失官爵，功劳而失赏禄，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则饬司马。古代还有“引咎自杀”之说。皆为当政执政问责制度。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涉职官做了什么，只看他们的不作为，也就是说，政绩原不限于有所为，还在于有所不为，职责要求必须做好的事不去做或没有尽心尽力，乃是负面政绩，更甚者，问责就是追问这种负面政绩。古代的问责，执行得如何？这是属于题外话。今天，我们不便去研究和追问。即使有心追究，也无法去问责当事人。古人能够给我们留下这些执政之道和问责之理，已属不易。
现实中有些官员：有的滥竽充数，有的得过且过，有的碌碌无为，有的听之任之，有的不听不问，有的无所作为，有的干脆不作为……官员失职失责和不作为行为不胜枚举，在某种程度上，某些官员的行为，既让百姓遭受冷遇、伤害和损失等的同时，更让百姓对官员和政府形象大打折扣。这不仅让百姓怨声载道，更让党中央和国务院无比担忧。
问责制度的出台及其得以全面贯彻落实，直接深入基层，有的问责制度与百姓紧密相联和互动，让百姓由被动到主动、由怕受到打击报复到积极指证官员失职失责行为，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互相监督和提高执政能力，开启了一场打击滥竽充数、不作为、失职失责官员的全民斗争，治“庸”治“懒”官员的“亮剑”行为在全国悄然展开。深得民心，学得民意，深得民拥。
在如此声势浩大、全民参与的治官斗争中，无作为、不作为的失职、失责官员，逃脱不了失职之责任，逃避不了自身之职责。问责制犹如一把治官的千年“利剑”直刺“庸”“懒”官员之脊骨。在问责制度下，“庸”“懒”之官哪里逃？滥竽充数官员何处生？
问责制“问”得好，让官员们深切感受到危机感。
古往今来，大多数人都渴望能当个一官半职。俗话说，“一人当官，全家沾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尤其是古代帝王身边的高官，无限风光的同时，其风险也非同一般，一旦帝王翻脸，不仅落个满门抄斩，还要被株连九族。但仍然有多数人乐此不疲，渴望高官厚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能不叫人羡慕？今天的官员在某些待遇和福利方面甚至超过古代官员好多倍。然而，在某些方面却不及古代官场的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如今的问责制下，要让官员自己不光不能犯错误、失职失责，更要让官员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问责制给官员们发出了一个红色为官警报：工作不力、失职失责，即官位不保。应该说，当一名合格、百姓满意的当代官员，实属不易，需要拥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亲民爱民之心。无论面对何种突发事件，除了事先预防之外，更要做好善后和救补工作。可是，现实中，有些官员缺乏驾驭复杂局面、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面对突如其来的各类事件，有的官员却不知所措、乱了阵脚，既不沉稳和智慧，又缺乏运筹能力。为此，只有在提高官员各方素质的同时，通过问责制来对官员进行监督、提醒和制约。要让官员时刻感受到当官也有危机感。
问责制“问”得好，让官员们当好人民的好公仆。
公仆是神圣的使命赋予的其职责之职位，责任之重大。公仆即公众的仆人，比喻为公众服务的人。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比如“功高不改忠贞志，位尊难移公仆心。（《天安门诗八首》）”原指周总理、焦裕禄、孔繁森，今指官员等为祖国、为人民献出自己一生的人。原用于公务员对自己的谦称，今用于老百姓对公务员的尊称。每个公仆都要牢记：“一个共产党员参加革命是为什么，当了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温家宝总理一再强调，政府必须秉持一种精神，这就是公仆精神。政府工作人员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外，没有任何权力。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然而，如今某些官员，被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特权主义所侵蚀，沉浸于当官做老爷，贪污腐败、腐化堕落，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那些“消费公仆” 、“享乐公仆”、 “腐败公仆”、 “失职公仆”等理当受到严惩。“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无论是做官，还是公仆，都要真心为百姓着想，为百姓解忧，方能受百姓拥护。既然官员在语言上称呼自己是公仆，行动上不落实，言行不一致，表里不如一，自然也不会是人民的公仆、自然也不配做人民的公仆、自然也不会被人民所拥戴。问责制要让官员们学会、必须当好人民的好公仆。
问责制“问”得好，让官员们守责同时提高效率。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乱作为、不作为、慢作为，既是不守责，工作效率低下，更是一种腐败。长此以往，便会涣散斗志，动摇民心，严重影响干群关系。遇事不问责、不处理，就会危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损害政府在百姓中的形象。所以，对乱作为、不作为、慢作为的官员，必须实行严格问责制。要让官员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以优良作风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对各级领导干部在人生观、价值观、事业观上的一次再教育、再提醒、再强调。从执政对象和“以民为本”的角度出发，当官要“为民做主”。只有形成“集体负责制”、“领导负责制”、“一票否决制”、“一追到底制”等问责制，杜绝遇事无人管、无人负责的情况。同时，要创造条件，尽快制定“国家行政问责法”，科学规定问责的范围、对象、事项、处理程序、惩罚措施等。要让这些官员为自己的平庸无为、遇事不过不问、工作消极怠慢等付出代价——责令下台的同时还要追究其相应的行政责任，甚至经济责任，更甚者追究其法律责任。要在问责制的指导下，把建设“效能政府”和建设“效能官员”相结合，加强对公务员队伍的管理和监督，改变机关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建立高效、透明的政府与官员服务运作机制，从而达到提升官员服务的软环境建设。让官员的工作真正提高效率，让人民群众从而真正得实惠。
实行问责制，是当代中国执政服务的划时代进步，是当代中国执政理念的科学决策之路，在当代中国意义重大而深远。
当官要为民做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和政绩观的灵魂。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吴天祥、牛玉儒等为国为民的领导干部不仅名垂青史，还为今天的领导干部们树立了榜样和楷模。正因为他们坚持信念，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一心一意地当好人民公仆，才赢得了人民的敬重和爱戴。
只要我们坚持践行官员问责制，就一定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无论有没有问责制，无论问责制的意义有多大，无论问责制执行如何？其实，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大凡违背民意、民心的事件和官员，自然引起民愤和不满，最终只会受到民众的抛弃。故“责任”两字重千钧、重于泰山，马虎不得，为官者当思量！只有像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视职责如生命、视工作如生命、视服务如生命，才能时时刻刻把老百姓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才能把老百姓的生命当作自己的生命时刻放在案头、时刻放在心中。惟拥有如此强烈的责任之心和责任之感的官员，方能当好一个官、当一个好官，当一个不被百姓抛弃的官、当一个受百姓拥护爱戴的官。（作者为《决策与信息》杂志社总编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