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和中国的民间出版

    月旦人物

    ◎ 俞晓群 资深出版人

    今年是张元济先生逝世50周年。前不久，我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开题时我发现，张先生的称号非常多，出版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等。我最看重他的“出版家”身份，把他称为“根植于民间的出版大师”。我认为，在我国100多年的现代出版史中，张元济先生是唯一一位够得上“大师”级的人物。

    但是，我此刻关注的却不是“大师”，而是“民间出版”问题。其原因有二。一是重温张元济先生的故事，勾起我对那个时代私营出版、同人出版的追思与尊崇。二是反观近30年，尤其是近10年，我国“民营出版”的再次兴起，让我一下子把他们与张元济时代的故事联系起来，心中对今天的“民营出版”，有了几分敬佩与期望。解释一下，我之所以把今天的“民营出版”加上引号，因为在企业注册的意义上，他们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出版”。

    先说其一。张元济先生是光绪二十六年(1892年)进士，曾任六品朝官。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他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那时他年方30岁，从此立下“名不入公门”的人生信条，几乎终其一生，不再接受任何公职。直到晚年，在毛泽东等人的劝说下，张先生才破了此戒，出任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文史馆馆长等职。此为题外话。单说他当初走红朝廷时，即以博学多识见长，经常帮助光绪寻书。光绪在召见张先生时还说：“外交事关重要，翻译必须讲求”。变法失败后，李鸿章推荐张先生到南洋公学译书院任院长，其间他组织出版了许多重要译著，如严复译亚当·斯密《原富》，还有巴尔扎克《英国文明史》等。1901年，张先生离开译书院，投资商务印书馆，开始了近60年的“民间出版”生涯。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最初只是夏瑞芳、高凤池等几个印刷工人合伙投资建起的一个小印刷厂。用胡愈之先生的话说，那时连“印刷厂”的名称都没有，所以称“印书馆”。张元济先生加盟后，才创办编译所，真正做起出版业务。此后百年间，商务印书馆的光辉历程人所共知，不必多言；我想说的是，张先生作为一位民间出版人，竟然把书做到“一人之力，可以抵国”的程度。下此评语并不夸张，起码有三件事情，张先生做得足以“令天下人叹服”。

    一是张先生开辟了中国新式学校用书的新纪元。他从1904年开始推出我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陆续编辑初等和高等小学各科课本包括《格致》、《算术》、《修身》、《笔算》、《珠算》、《历史》、《地理》，还有中学、大学、师范、职业学校、补习学校等教科书，“不下千数百种”。二是张先生极为重视译介西方著作，他为此确定“不必赚钱，但求不亏本”的原则，成为我国近现代“西学东渐”首屈一指的人物。他为了出版严复译《原富》、《天演论》等8部译著，不惜支付40%的版税；他在任期间，推出“林译小说”145种，几乎包揽了林纾先生译著的全部版权。三是张先生是版本学专家，他曾对王云五先生说：“余平素对版本学不愿以第二人自居”。他60岁退休后，开始编印古籍的工作。其4大工程包括《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和《丛书集成》。对此，后人评价极高。周汝昌先生写道：“可见无拘秦、梁，不限明、清，凡所厚积，皆帝王之意旨，举国之材力，始能成彼鸿业。自兹而后，继者罕闻。而于是乃有菊生先生，乃有 商 务 印 书 馆 ，乃 有《 四 部 丛刊》……而如斯盛业钜任，已非复出于帝王之意，国家之力，唯有一私家、一个人之张氏于举世不为之际，倡导经营，艰辛奋勉，而成就之者也！”

    说到这里，我再次强调，张先生如斯伟业，都是以一个民间或曰私家出版的身份完成的。

    讲过张先生的“民间出版”，再说近30年的“民营出版”。说实话，如果在10年前，有人拿民营书商与张元济先生比较，我一定会嗤之以鼻。因为近30年“民营出版”的发展，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首先，他们赶上一个极端商业化的时期，一些书商几乎成了垃圾书的生产场；其次，特殊的出版环境，使他们必须四处找书号，为自己的产品谋得生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多数“民营出版”的品牌意识都很淡漠，没有人会走当年张元济先生的路子。近期，情况有些不同了。前些天郝明义先生与我聊天时说：“最近许多民营书商都在发生一个变化，他们好像不再单纯追求商业利润，开始重视出版品牌书。”我说：“它似乎预示着一个新的出版时代的来临。一方面，民营出版已经完成初始积累，加上目前国家政策的推动，他们就会产生品牌建设的念头；另一方面，它标志着出版社在部分地丧失市场化主导地位之后，又在社会责任、文化积累以及公益事业等方面，面临着民营出版的挑战。”

    同时我也在想，为什么近10年来，“民营出版”能够如此迅速崛起，而我们的某些出版社却日渐处境艰难，没有了资本与人才，没有了原创的勇气，丧失了图书品牌，走向空壳化，剩下的只有书号呢？我们在做什么？我立即想到本世纪以来出版界发生的一些事情，当我们轰轰烈烈地变化体制、用出版资金支付各种成本、搞多元化经营、搞形式化的重组与权力再分配的时候，我们是否在客观上，都在为“民营出版”提供迅速崛起的条件呢？

    同时我还在想，百年中国现代出版，只出现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张元济先生，他产生于民间出版界，他的出版功绩盖过先人，盖过当代。那么，下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会在哪里产生呢？是国营，还是民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