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凤近照一组-真实的毛泽东

  9月9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对于中国人而言，这一天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主席辞世的日子。  

 我常常在思索，毛泽东对于中国的意义何在？他不是神，但他以独有的领袖气质征服了所有人。毛泽东不是救世主，他的愿望仅仅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正是这个教书先生以自己独有的思考，带领中国人民赶走了侵略者，建立一个属于人民的新中国。
作为红色管理的探索者，我一直在对自己说，是毛主席给了我无穷的灵感，也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红色管理才有了灵魂。
    因为工作原因，我结识了许多毛主席生前的身边工作人员。从他们讲述的毛泽东的生活点滴中，我看到一个领袖严以律己、艰苦朴素的一面，也看到了毛主席作为普通人的情感世界。他的这些品格影响着他的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很多老同志至今还记得主席对他们的亲切叮咛。
    每次拜访一位老同志，我都感觉是一次灵魂的洗礼，每次我也将这些感动记录在我的博客里。特别是他们讲述的关于毛泽东的生活故事，看他们当时的神态，仿佛一切都历历在目，主席的每一句话都言犹在耳。与这些老同志接触越多，越感觉应该将他们与主席共同经历的岁月真实记录下来，也将主席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保留下来。所以，我想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将我从这些老同志那里聆听到的毛泽东的故事与所有朋友分享。(2008年9月于北京)

“贴心秘书”张玉凤

在毛泽东生命最后的几年时光中，身为机要秘书的张玉凤一直伴其左右。
张玉凤，1944年出生，黑龙江人。她曾是毛泽东专列的列车服务员，她正式调进中南海，是在1970年。1970年张玉凤接到通知去中南海，她没有想到自己将伴随着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老人--毛泽东一起度过他生命最后的时光，并且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1970 年，张玉凤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时，他老人家已是七十七岁高龄了。从1970年到1976年，张玉凤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整整六个年头。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年事已高，每到入冬或开春，总免不了生病。没学过医，也没受过正规的护理训练的张玉凤，只好一边干一边学，直到毛泽东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在这样的精心照料下，毛泽东感觉到了很多温暖。
毛泽东逝世后，张玉凤离开中南海，她先是被安排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后来，在她自己的要求下，又调到铁道部，做一名普通干部直至退休。
如今的张玉凤已年逾花甲，看来依然精神奕奕，说起话来谦和而又大气，语调毫无做作。这样一位淡然的老人，却曾经是毛泽东晚年生活中重要的一个，她就像是一根拐杖，支撑着毛泽东晚年的时光。
张玉凤也在毛泽东身上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世、读书学习的道理，特别是对子女的教育方面，她从主席那里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张玉凤的两个女儿非常出色，大女儿在北京读完大学之后去了美国，获博士学位；小女儿学医，是北京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大夫。

我们的“张阿姨”--张玉凤

　　“张阿姨”是我们对张玉凤的专称。由于张玉凤同志为人友善，多年来，我们都一直习惯这样称呼她。
　　张阿姨与《毛泽东藏书》有着八年的不解之缘。八年前，她作为主编与我们合作编纂了第一版《毛泽东藏书》，该套藏书共24卷，约5000万字。但是，由于当时时间仓促、经验不足，第一版《毛泽东藏书》留下了许多硬伤和遗憾，这便成为了她的一块心病。为了将一代伟人的智慧传承下来，也为了了却张阿姨的心愿，八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毛泽东藏书》的进一步完善与修订的工作。在张阿姨和许许多多老同志的帮助和支持下，新版《毛泽东藏书》（即《毛泽东读书集成》）很快就要出版了，新版全书共238卷，约2.6亿字。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堪称图书精品。
　　新版《毛泽东藏书》（即《毛泽东读书集成》）很快就要出版，所以张阿姨格外高兴，看着张阿姨开心的笑容，我不由地想起了初次见到张阿姨的情景--那是我第一次去她家拜访。
　　房门打开，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优雅的老人，梳得整整齐齐的一头花白短发，一件粉红色的高领羊绒衫，配一条咖啡色的条绒长裤，一脸慈祥而又自然的微笑。“你们来了，快请进！”声音清脆，语速平稳，语调亲切有力，透出一种高雅和精干。
　　落座后细细打量，感觉眼前的确是一个平凡之中透着不平凡气质的女性。虽然岁月的沧桑已经嵌入了它的鬓角和面容，但是她的语气语调、谈话节奏、以及一举手、一投足却都透着自然和优雅，我不禁感叹，到底是主席身边工作过的，整个人的气质就是不一样。
　　我们聊着主席最爱读的书，聊着主席的读书习惯，聊着许多关于主席的往事。张阿姨的眼里不时闪动着一种幸福和激动，看得出，她对毛主席的崇敬和爱戴是根植在内心深处的。
　　张阿姨为人平和，没有一点架子。我们到她家汇报工作，每次她都亲自为我们倒水，还叮嘱我们一定要喝水，要保重身体。

　　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14周年暨《毛泽东藏书》编辑联谊会”上，由于来宾太多，会场有些混乱，许多人都请求与张阿姨合影留念，张阿姨一边忙着接待到会的老首长、老战友，一边非常有耐心地与各位朋友合影，不论老少，都满足大家的心愿。
　　张阿姨的着装从来都是很精神，但是也很朴素。秋冬季节出席这类活动，穿的几乎都是那一件圆口无领红棕色的外套，里面配一件高领毛衣。虽然穿着很简单，但是搭配起来却很雅致且精神。
　　平时生活中的张阿姨也是非常简朴的，无论是饮食还是家居用品，都体现出简洁朴素的品格。这大概也是受了主席的影响。

　　张阿姨虽然对人和蔼可亲，但是工作起来却非常认真。主席生前曾经评价张阿姨是“张飞”的后代，说的就是在工作上的那股子劲。
　　八年前由于经验不足，第一版《毛泽东藏书》有不少错漏之处。她一直就坚持要进行认真的修订。这次重编的第二版，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原来的遗憾都得到了很好的弥补，这才终于了却张阿姨八年的心愿。在这一版的编辑工作中，张阿姨对每个细节都把握得非常认真，不论是图书版本的甄别，还是文稿的撰写，甚至到资料的扫描，各个环节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
　　她常对我们说，我们要对历史负责，我们整理主席的藏书，应该是精品中的精品，这样才能对得起民族，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
　　有张阿姨的鼓励和严格把关，我相信，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新版的《毛泽东藏书》（即《毛泽东读书集成》）一定能够成为中国图书界的一个经典。

与毛泽东共度的六年

毛泽东的时间抓的很紧，无论是平时还是视察工作，即使在火车上他都会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读书、开会，尽管他年事已高，60年代初已经是70多岁高龄了，但仍然这样，在火车上总是利用一切时间看书，批阅文件。由于年纪大眼睛花了，他就借助一个很重的放大镜来看书。有时张玉凤感觉到这么大年纪还端着这么一本书还用放大镜来看，加上火车上的摇晃很吃力，就劝他说，火车晃的厉害，是不是就不看了。毛泽东说那不行，我不看书日子就不好过。他真是学习一生，工作一生，奋斗一生。     
毛泽东经常利用外出机会进行调查研究，坐火车就查看沿途的庄稼、长势、水土、雨雾对庄稼有多少影响，可以得到一部分的第一手材料。还请沿途省、市、地县的一些领导到火车上来谈话，这样加上自己已有的一部分材料，再听听他们的汇报，就能掌握很多的真实情况。
张玉凤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强调要年轻人学外语。1972年基辛格来时，毛泽东对他说，我给你们送一批人去学习，不仅有二十几岁的，也有十三、四岁的，每年派一批去，让你们来培养，过几年我们再收回来。你们敢不敢要？基辛格当时感到非常意外,这也令在座的中方人员感到十分震惊。可见，毛泽东当时就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了学习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先进技术的重要性，感到这将是一个大趋势。而现在，学外语、出国留学，都已成了一股风气了。
    毛泽东晚年身体不好，他的腿走路很困难。1971年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上汽车时，毛泽东几次想踏着车门台阶上去，但就是上不去。后来还是张玉凤扶他上了汽车。     后来，毛泽东患了老年性白内障，两只眼睛程度不同地得了白内障。医生说，只有等到白内障长成熟的时候，才能动手术。在他双眼看不见外界期间，给他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芦荻来帮忙。芦荻在毛泽东身边呆了七、八个月，毛泽东要看古典文学作品和其它古文书籍时，由芦荻念给他听，现代文和一些文件，由张玉凤为他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就是这样来读书和办公的。
1975年7月的一天，大夫给毛泽东做了白内障手术。那天天气很好，毛泽东也难得睡了个好觉，一共睡了六个小时。下午四点钟他醒来时，张玉凤问毛泽东：“你今天休息得怎么样？”他说：“我休息得很好，睡了一大觉。” 张玉凤接着说：“主席，既然你休息的很好，今天我们就把那件大事办了吧。”毛泽东问：“什么事呀？”她说：“不是动白内障手术的事吗？你不是已经答应过的吗？”那段时间，只说要做个手术，但没确定哪一天做。参加值班的唐由之大夫也说，根据毛泽东近几天的身体状况，可以实施手术。他点头表示同意，并说 “做！”于是，医生为他量了血压，听了心脏，又测了脉搏，一切正常。就在游泳池的一间休息厅里进行了严格的消毒，做好了动手术的准备。
     当时，有一个为毛泽东治疗的医疗小组，负责人有周恩来、邓小平、汪东兴和王洪文。手术由广安门中医研究院和同仁医院的医生参加，由唐由之大夫主刀。大家都担心手术有没有把握。事后，张玉凤也问过唐医生有多大把握，他说他有百分之九十五点多的把握。白内障手术实际上也不算什么大手术，赤脚医生就在农村的田间地头做过多少次。现在是为毛泽东做，每个人都特别紧张，张玉凤看到过有的护士在给毛泽东打针时，手都直发抖，一连几次就是打不进去。毛泽东一生都未曾做过手术，所以他的心中也很不安。但他面对紧张的护士，还是很镇定，努力和护士谈点别的事情，以消除她们的紧张情绪。
手术开始，毛泽东让张玉凤放了一段昆曲演员蔡瑶诜唱的岳飞《满江红》的录音。“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陈词慷慨激昂，曲调摧人奋进。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踩着昆曲的节拍走上手术台的。医生首先在他眼睛周围打了一针麻醉药。这个部位很敏感，也非常的疼。但第一针扎过后麻醉药不管用，毛泽东说他眼睛还有感觉。于是又打了第二针麻醉药，他的眼睛才失去了感觉。这时，张玉凤就关掉了录放机。手术时间不长，前后十五分钟，实际动手术时间只有八分钟。手术过后，周总理、邓小平、汪东兴、王洪文他们怕影响刚做完手术的主席，没有跟毛泽东道别。
手术后，毛泽东的情绪很稳定。一个星期后，医生给毛泽东眼睛上的绷带拆了。他的左眼终于重新看到了他所熟悉的房间，看到了他所熟悉的身边工作人员的面孔，并一一叫出了他们的名字。这时，毛泽东激动得流了泪，因为他一年多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了。医生做手术时，只做了白内障长成熟的左眼，也没有切除白内障，而只是把白内障压到白眼球下面去了。主刀医生唐医生觉得切除的手术比较复杂，尤其对高龄老人不适宜，而把它压到白眼球下面也可以保证七、八年的视力。毛泽东左眼的视力刚恢复时，医生说每天只能看十五分钟的书。一开始，毛泽东还能做到这一点，但很快他就不干了。看书是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因此，他又开始夜以继日地读书、看报、批阅文件了。
   毛泽东以前很注意锻炼身体，但晚年全身都是病时，他就没法锻炼了。只在累了的时候，把头来回扭一扭，活动一下脖颈。两臂舒展一下，练习“左右开弓”。他有心脏病、支气管炎、腿浮肿，等等。支气管炎主要与吸烟有关，后来在晚年大家动员他把烟戒了。他看书不再是伏案工作，而是散漫地躺在床上，靠在一个很高的枕头上。毛泽东从来不喜欢戴眼镜，他看书总是用一个放大镜看。长时间手里拿着放大镜是很累人的，后来我们给他换了一个轻一点的放大镜。但手术后我们为他准备了三副眼镜。考虑到他在床上看书的习惯，一会儿左躺，一会儿右侧，手术后，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就给他做了特殊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左腿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右腿的眼镜，还有一副是供他坐在椅子上和沙发上看书时用的平常的眼镜。工作人员就不停地给他换眼镜。当他左躺时，就给他戴没有左腿的眼镜，右侧时就给他戴没有右腿的眼镜。老年人本来睡得就少，而像毛泽东这样长期从事高强度脑力劳动的人睡眠就更少，他经常在服过安眠药后仍长时间地不能入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有体会，对于他老人家来说，睡眠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毛泽东虽然身体不好，但他不隐瞒，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坦然。在接待外宾时，他坦率地给他们讲自己身体不太好。由于翻译听不清主席的话，张玉凤每次都参加主席与外宾的谈话。张玉凤和翻译坐在沙发的背后。毛泽东在谈话中，总是引经据典，妙趣横生，潇洒自如。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来时，毛泽东对他们说，自己的身体不好。尼克松不相信地说，你看上去很好。毛泽东说，外表是骗人的，不要为假象所迷惑，我刚刚才从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1976年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布托和毛泽东是老朋友，每次他们都谈得很愉快，布托很喜欢和毛泽东谈。在主席与布托会谈期间，张玉凤发现主席的额头在冒汗，知道他身体不舒服了。但毛泽东生病从来不呻吟，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脸拉得老长，张着嘴流口水，他从来没有这样。他一直到去世都是一身干干净净的。
   1976 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毛泽东住在游泳池，那里的房子不防震。地震时，张玉凤睡在附近的值班室里。突然听到一声震响，她匆忙地爬了起来，穿上外衣，向毛泽东那里走去。但由于房屋摆动得很厉害，张玉凤感觉走起路来都很费力，东倒西歪的，好像怎么也走不出去，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了出去。这时，汪东兴他们也费力地向毛泽东那里走。来到主席那间屋里，毛泽东还不动声色地平静地躺在床上。他问汪东兴出了什么事，汪东兴说，还不清楚，可能是发生了地震，待了解清楚后再向你汇报。当时，工作人员担心屋顶上会有什么东西摔下来打着毛泽东，就急中生智地几个人牵起一张床单，悬空挡在主席的床上面，以起到一种缓冲和掩护的作用。在当时那样紧急的情况下，也只有采取这样极其简陋的防御措施了。第二天，汪东兴报告毛泽东，唐山发生了地震。为了毛泽东的安全起见，中央政治局决定让毛泽东搬到防震的房子里去住。毛泽东说：“既然政治局已做出了决定，我就搬过去吧。但等地震过后，我还要搬回来的。”可是一直到去世，毛泽东都一直住在防震的那间房子里。由于毛泽东心脏不好，在医生的建议下，工作人员给他找来了一副担架，事先还由卫士们演练了一下，尽量做到让他安安稳稳地躺在担架上。这样，在战争年代就坐过担架长征的毛泽东，建国几十年后又坐了一次担架。在地震期间，毛泽东很关心唐山、北京以及其他震区人民的情况，询问损失的程度有多大，防震工作做得怎么样。
     1976年9月6日，在毛泽东弥留之际，他仍关心着国际问题。当时日本在搞选举。毛泽东想知道三木在选举中的情况。他嘴角动着，想要什么东西，但护士们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护士们就把张玉凤叫了去，毛泽东发音太轻，很微弱，张玉凤也没听懂。这时，毛泽东在他背后的床头木板上敲了几下，并伸出三个手指头。张玉凤猜想主席是不是想说“三木”，就问他是不是要了解日本三木的情况，他点了点头。张玉凤就把有关三木的情况简报找来了给他。
9月9日凌晨0点10分，毛泽东离开了这个世界，告别了他的祖国，永别了他的人民。他去得非常安详，没有一点痛苦的表现，就像永远地睡着了一样。没给他做新衣服，还是那件洗干净了的穿过的中山装。
    张玉凤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六年，发现他老人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钱。他不是没钱，仅《毛选》的稿费他就有百万存款，就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必须有他的亲笔信，才能取到钱。这些存款，在他去世后，都留给了国家和人民。他经常在经济上帮助有困难的民主党派人士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但如果有谁伸手向他要钱，他就不愿再见到这个人了。他看不起爱钱的人。他常穿的中山装的口袋里装有两件东西，一样是香烟，但总是只装半包香烟，不装整包香烟；另一样是一块手帕，他身无分文。毛泽东不爱钱的品格对张玉凤教育很深，在她以后的生活中也从来不为钱而活着。
     在毛泽东生涯的鼎盛期，人们都呼喊“万岁”、“万寿无疆”，但他讨厌这些。他认为有些人这样喊，是“屁话”，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他。毛泽东他老人家高瞻远瞩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曾多次对张玉凤说过，希望在他去世后每年都到坟上去看他，对身边其他工作人员也说过同样的话。这么多年来，这些人没有辜负他的遗愿。
    张玉凤说：“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毛泽东的部分真相，就是我亲眼看到的毛泽东。我们不应该为政治所左右来看待毛泽东，要把事实告诉人民。我作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六年的见证人，有责任把真实的毛泽东告诉人民，这也是毛泽东他老人家的心愿。今天，当我在这里与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时说出了我内心的话时，我想毛泽东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应该是会感到安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