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该向谁学习不该向谁学习，并不需要高人指点。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8:30:55
“思想自由”被隆重写入《世界人权宣言》近60年了。中国大地上，依然，不时传出谁谁又号召我们向谁谁学习的声音。时至今日，这种声音已经没法如往日那样如雷贯耳，更别指望庙堂一声，江湖雷动。充分证明，非但极权世界不再，连威权时代亦将俱往矣，好事！
一个健康的国度，只能来自于她的每一位公民的健康。这种健康，非但身体，更在思想。什么是健康的思想？我想，这个问题的解答，还是让道德文章永远别介入的好。一句话，思想健康，就是思想自由。紧跟着的一句话是，思想自由，就是公民拥有自由好恶的权利。
政府从来未曾号召人民向微软学习，中国大地上，比尔•盖茨的拥趸长得比谁都茂盛。像春天的韭菜，一茬茬地长起来，长势那么喜人！电子计算机被人民喜爱，喜爱到居然放下“万物之灵”的臭架子，将其昵称为电脑。毫不动脑地抱回家去，抱到办公室去，硬是开创了一个信息时代。相反，政府整天价号召公务员同志向孔繁森学习，向焦裕禄学习，可一些个公仆就是给好不依，阳关大路就不走，歪门邪道他偏来。孔繁森没学会，倒是学出来不少王宝森。令人哭笑不得。
人是爱学习的，甚至可以说，学习是人的本能。比如我，2004年的初，遇到了郑杰兄弟，聊得挺投机。回来，上了他的网站，读，顺便惭愧。结论有三：其一，郑杰兄弟比我写得多；其二，郑杰兄弟比我勤奋；其三，郑杰兄弟不一定比我写得好。我可以负责地讲，有了这三个结论，意味者我已经踏上了“向郑杰同志学习”的光明大道。于是，响应郑杰号召，在他网站上展开了“两地书，一样情”对话之旅。一年下来，居然写了数十篇，为后面涂抹子虚教育天空备好了足够的颜料，精神的和习惯的。
古往今来，姓郑的多了去了，我为什么唯独乐意向郑杰同志学习呢？在我看来，这，并非一个无聊的问题。比如，我就不向郑三炮同志学习，不向郑智化同志学习，不向郑成功同志学习。很简单，郑杰和我一样，都属教师，都属写作爱好者，都属民间思想者。对中国及其教育，我们都有强烈的发言欲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另外三个姓郑的，叫我学起来，未免有些不得要领的滑稽。
郑三炮同志，不是个好同志，我不学。退一步说，在冰天雪地做土匪，生活档次未必强过我现在做老师，很没有品位的嘛！退一万步说，蝴蝶迷又不漂亮，呵呵！郑智化同志是个好同志，歌唱的不错，本色歌手。问题是，他是歌身残志不残的典范，在自己人生的悬崖边上，唱出了一道彩虹，值得钦佩。听他的歌买他的碟都没问题，学他，学不来，也不愿意。郑成功同志固然成功，我还是学不来。要学，也该台湾的陈水扁马英九诸位同胞去学——起码不再讨好日本。像我，即使学得头悬梁锥刺骨，也没有用武之地呀！
前些年，自上而下掀起过“向杨利伟同志学习”的热潮，似乎。在我看来，杨利伟没什么好学的，就像我，去给学生上了一节课，完成了教学任务那么简单。我上课的时候，学校给我配备了教室、教材和几十个学生。学生呢，个个没忘记带着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杨利伟同志亦然，航天工业部给他配备了宇宙飞船，上帝给他配备了千万里长空。他上去溜了一圈，和我去教室上了一节课，一样。不同的是，他在太空上班，我在地面上班，而已。至于危险性，教师的似乎少点儿，但我敢保证，教师工作在总体上的辛劳程度，或许比不上煤矿工人，但一点儿也不亚于航天员。
小时候，生存在毛泽东时代，别的事没做多少，天天向这个学向那个学，学了个不亦乐乎。记得，就我上小学的时候，学过的，就有雷锋、门合、刘文学、金训华、草原英雄小姐妹一干人等，数都数不过来。结果，历史的结论是，我们那一代是“被耽误的一代”。当时，“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结果，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结局也不美妙。“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我估计，其精髓只在于“一切行动听指挥”而已。观照现代民主政体理念，这个口号更是荒唐得够档次。全国人民听谁的指挥呀？应该说，无论是谁，无论政府还是军队，一切的一切，都得听全国人民的指挥才对，这才叫“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才合乎共和国宪法。
认真想起来，政府号召人们向这个学习，向那个学习，实质上，表现着对人民大众的判断力不够信任。同时，也表现出政府对自身职责定位不够清晰。就算我们不认可西方人关于“政府是必要的恶”之类似乎让政府很没面子的说法，但，我们也应该明白，政府只是人民选出来处理公众事务的“职业经理人”团队而已，实在不该充当“人民师爷”甚至“人民导师”的角色。我们整天高喊着“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实际操作中，却死死把住“教育人民”的权柄不放。好像，这些个人民万一离开了谁的教化，立马就会变回大猩猩似的。作为“人民的一员”，想起自己这些个尴尬处境，真是郁闷透了！
作为人民的一员，我知道我经常犯浑，但，我还是坚信一点——自己是具备判断力的。在我看来，该向谁学习不该向谁学习，属于哪种简单之至的命题，并不需要高人指点。学习与否，取决于我个人的需要，需要的，我自然会去学习；不需要的，自当风过耳，不会当回事的。如果有人逼我学，大不了装装样子，骗骗人。比较坏的结局是，没学会别的，之只学会两样：其一，学会假表态，表假态；其二，习惯于自己的真实心愿被他人强暴，而不做出任何抵抗。如此下去，每一个公民都这样办了，我想，我们这个民族便只有说假话，做奴隶的份儿了。别无它途！
人民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这些具体的人，都以个人的身份生存着，发展着。每一个人，都有其卑微或崇高的需要。可以想象，《资治通鉴》以降，历代皇帝与准皇帝们没少学习里面的金玉良言。皇阿妈皇阿爸，岂只语重心长？皇儿子皇孙子，何止孜孜不倦！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估计，只有整天学习务农。用陇东俚语来说，应该叫做学习“打牛后半截”。司马光的那些似乎流传千古的谏议书，对他们，无异于对牛弹琴，弹得再好也没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百分百没听说过。即使听说了，临事之时，定然会踌躇万端。因为，缸可是件“大家什”，砸？轻易下得了手么！再说，乡下孩子，爬树都那么溜，一个缸，哪在话下！砸缸救人，属于“未来士大夫们”的聪慧与勇武。对乡下孩子而言，百分百的伪命题。这里，我要说的是，先给我个“地厅级”干着，再学孔繁森不迟。
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抽象的整体的人民，人民是由给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有着他们具体的利益和意志。这些个利益和意志，有时候会相对一致——比如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呈现出一种多元分布的状态。多元，并非一定意味着你死我活。成熟的人都知道，妥协是共生的前提，而商议则是妥协的必要程序。于是，人民需要一个能够表达自我意志与利益的机制，需要一个在彼此意志和利益相冲突的时候，能够予以协调妥协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我们惯常所说的民主。当然，民主并不等于多数暴政，于是，共和也成为必要。民主，体现着多数决定；共和，体现着少数权利。这样，便可望排除“多数暴政”的出现。
如果道德已经成为对道德者应有权利的剥夺，那么，证明我们必须重新定义我们的道德。马克思的一句绕口令需要重新提及，即“批判的道德与道德的批判”。我想，社会嬗变不居，道德依然。道德治国，已经被历史严正否决。在这个意义上，指望通过“向谁谁学习”抵达天下大治，不啻于痴人说梦。至于用“泛道德”概念抹杀人群的利益以至意志差异，从而对“多元利益格局”不予承认，本身就已经动机不纯，不值一提。“和谐社会”是个不错的口号，如果我们不想他仅仅作为口号，那么，还是不要轻易提“向谁谁学习”的好。一句话，每个人都有权维护自己的利益秉持自己的意志。民主社会，“好为大众师”的毛病的确该改了——该向谁学习不该向谁学习，并不需要高人指点。
一个健康的国度，只能来自于她的每一位公民的健康。这种健康，非但身体，更在思想。什么是健康的思想？我想，这个问题的解答，还是让道德文章永远别介入的好。一句话，思想健康，就是思想自由。紧跟着的一句话是，思想自由，就是公民拥有自由好恶的权利。
政府从来未曾号召人民向微软学习，中国大地上，比尔•盖茨的拥趸长得比谁都茂盛。像春天的韭菜，一茬茬地长起来，长势那么喜人！电子计算机被人民喜爱，喜爱到居然放下“万物之灵”的臭架子，将其昵称为电脑。毫不动脑地抱回家去，抱到办公室去，硬是开创了一个信息时代。相反，政府整天价号召公务员同志向孔繁森学习，向焦裕禄学习，可一些个公仆就是给好不依，阳关大路就不走，歪门邪道他偏来。孔繁森没学会，倒是学出来不少王宝森。令人哭笑不得。
人是爱学习的，甚至可以说，学习是人的本能。比如我，2004年的初，遇到了郑杰兄弟，聊得挺投机。回来，上了他的网站，读，顺便惭愧。结论有三：其一，郑杰兄弟比我写得多；其二，郑杰兄弟比我勤奋；其三，郑杰兄弟不一定比我写得好。我可以负责地讲，有了这三个结论，意味者我已经踏上了“向郑杰同志学习”的光明大道。于是，响应郑杰号召，在他网站上展开了“两地书，一样情”对话之旅。一年下来，居然写了数十篇，为后面涂抹子虚教育天空备好了足够的颜料，精神的和习惯的。
古往今来，姓郑的多了去了，我为什么唯独乐意向郑杰同志学习呢？在我看来，这，并非一个无聊的问题。比如，我就不向郑三炮同志学习，不向郑智化同志学习，不向郑成功同志学习。很简单，郑杰和我一样，都属教师，都属写作爱好者，都属民间思想者。对中国及其教育，我们都有强烈的发言欲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另外三个姓郑的，叫我学起来，未免有些不得要领的滑稽。
郑三炮同志，不是个好同志，我不学。退一步说，在冰天雪地做土匪，生活档次未必强过我现在做老师，很没有品位的嘛！退一万步说，蝴蝶迷又不漂亮，呵呵！郑智化同志是个好同志，歌唱的不错，本色歌手。问题是，他是歌身残志不残的典范，在自己人生的悬崖边上，唱出了一道彩虹，值得钦佩。听他的歌买他的碟都没问题，学他，学不来，也不愿意。郑成功同志固然成功，我还是学不来。要学，也该台湾的陈水扁马英九诸位同胞去学——起码不再讨好日本。像我，即使学得头悬梁锥刺骨，也没有用武之地呀！
前些年，自上而下掀起过“向杨利伟同志学习”的热潮，似乎。在我看来，杨利伟没什么好学的，就像我，去给学生上了一节课，完成了教学任务那么简单。我上课的时候，学校给我配备了教室、教材和几十个学生。学生呢，个个没忘记带着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杨利伟同志亦然，航天工业部给他配备了宇宙飞船，上帝给他配备了千万里长空。他上去溜了一圈，和我去教室上了一节课，一样。不同的是，他在太空上班，我在地面上班，而已。至于危险性，教师的似乎少点儿，但我敢保证，教师工作在总体上的辛劳程度，或许比不上煤矿工人，但一点儿也不亚于航天员。
小时候，生存在毛泽东时代，别的事没做多少，天天向这个学向那个学，学了个不亦乐乎。记得，就我上小学的时候，学过的，就有雷锋、门合、刘文学、金训华、草原英雄小姐妹一干人等，数都数不过来。结果，历史的结论是，我们那一代是“被耽误的一代”。当时，“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结果，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结局也不美妙。“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我估计，其精髓只在于“一切行动听指挥”而已。观照现代民主政体理念，这个口号更是荒唐得够档次。全国人民听谁的指挥呀？应该说，无论是谁，无论政府还是军队，一切的一切，都得听全国人民的指挥才对，这才叫“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才合乎共和国宪法。
认真想起来，政府号召人们向这个学习，向那个学习，实质上，表现着对人民大众的判断力不够信任。同时，也表现出政府对自身职责定位不够清晰。就算我们不认可西方人关于“政府是必要的恶”之类似乎让政府很没面子的说法，但，我们也应该明白，政府只是人民选出来处理公众事务的“职业经理人”团队而已，实在不该充当“人民师爷”甚至“人民导师”的角色。我们整天高喊着“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实际操作中，却死死把住“教育人民”的权柄不放。好像，这些个人民万一离开了谁的教化，立马就会变回大猩猩似的。作为“人民的一员”，想起自己这些个尴尬处境，真是郁闷透了！
作为人民的一员，我知道我经常犯浑，但，我还是坚信一点——自己是具备判断力的。在我看来，该向谁学习不该向谁学习，属于哪种简单之至的命题，并不需要高人指点。学习与否，取决于我个人的需要，需要的，我自然会去学习；不需要的，自当风过耳，不会当回事的。如果有人逼我学，大不了装装样子，骗骗人。比较坏的结局是，没学会别的，之只学会两样：其一，学会假表态，表假态；其二，习惯于自己的真实心愿被他人强暴，而不做出任何抵抗。如此下去，每一个公民都这样办了，我想，我们这个民族便只有说假话，做奴隶的份儿了。别无它途！
人民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这些具体的人，都以个人的身份生存着，发展着。每一个人，都有其卑微或崇高的需要。可以想象，《资治通鉴》以降，历代皇帝与准皇帝们没少学习里面的金玉良言。皇阿妈皇阿爸，岂只语重心长？皇儿子皇孙子，何止孜孜不倦！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估计，只有整天学习务农。用陇东俚语来说，应该叫做学习“打牛后半截”。司马光的那些似乎流传千古的谏议书，对他们，无异于对牛弹琴，弹得再好也没用。司马光砸缸的故事，百分百没听说过。即使听说了，临事之时，定然会踌躇万端。因为，缸可是件“大家什”，砸？轻易下得了手么！再说，乡下孩子，爬树都那么溜，一个缸，哪在话下！砸缸救人，属于“未来士大夫们”的聪慧与勇武。对乡下孩子而言，百分百的伪命题。这里，我要说的是，先给我个“地厅级”干着，再学孔繁森不迟。
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抽象的整体的人民，人民是由给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有着他们具体的利益和意志。这些个利益和意志，有时候会相对一致——比如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呈现出一种多元分布的状态。多元，并非一定意味着你死我活。成熟的人都知道，妥协是共生的前提，而商议则是妥协的必要程序。于是，人民需要一个能够表达自我意志与利益的机制，需要一个在彼此意志和利益相冲突的时候，能够予以协调妥协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我们惯常所说的民主。当然，民主并不等于多数暴政，于是，共和也成为必要。民主，体现着多数决定；共和，体现着少数权利。这样，便可望排除“多数暴政”的出现。
如果道德已经成为对道德者应有权利的剥夺，那么，证明我们必须重新定义我们的道德。马克思的一句绕口令需要重新提及，即“批判的道德与道德的批判”。我想，社会嬗变不居，道德依然。道德治国，已经被历史严正否决。在这个意义上，指望通过“向谁谁学习”抵达天下大治，不啻于痴人说梦。至于用“泛道德”概念抹杀人群的利益以至意志差异，从而对“多元利益格局”不予承认，本身就已经动机不纯，不值一提。“和谐社会”是个不错的口号，如果我们不想他仅仅作为口号，那么，还是不要轻易提“向谁谁学习”的好。一句话，每个人都有权维护自己的利益秉持自己的意志。民主社会，“好为大众师”的毛病的确该改了——该向谁学习不该向谁学习，并不需要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