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小城故事多

题记：    宜昌，古称夷陵，有２４００多年的历史，因“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得名，是楚文化和巴文化的发祥地，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民族和睦使者王昭君的故乡。

杭 侃
动笔写这篇文章时，很自然的就想到了这个题目。三峡里的城的确不大，“面江枕山”的忠州城只有五里多长；以盛产榨菜而闻名全国的涪陵，在同治《涪州志》中只是一座“周四里”的小城。其它的如王昭君的故乡归州（秭归），旧城也仅“周围三里分”，开县旧城（里城）“周二里许”，更是小得可怜。即便是“众水汇涪万、瞿塘争一门”，军事地位十分显赫的夔州城，大小也不过“周围九百七十五丈”。虽然三峡中个别城址面积稍大，比如《水经注》里的巴州城（今重庆旧城区）“周十六里”；又如三国时期的巫山城，与那个时期的军事需要相联，“缘山为墉，周十里一百一十步”，当时是郡一级的建制，明代地位下降，城墙就缩小了许多。
“小城故事多，充满趣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邓丽君婉转恬美的歌喉唱出的一曲《小城故事》，至今依然余音袅袅，几乎还是妇孺都能哼上几句的经典老歌。小城的故事的确不少，且不说生活在这里的普通百姓，年积月累下来的那些不老的传说，就是历史上的许多名人，也和这里结下过深深的情缘。陈子昂、李白、白居易、杜甫、王维、孟浩然、欧阳修、苏轼、黄庭坚、范成大、陆游、王十朋、王士性、王士祯等一个个响铛铛的名字，都积淀着三峡文化的深厚。但是，故事虽多，却不是充满了趣和乐，三峡在历史上一直属于经济贫困的地区，陆游在他的《入蜀记》中描述归州：
“归之为州才三四百家，负卧牛山，临江，州前即人鮓瓷（形容这里航道复杂，在这里死难的人多）。城中天尺寸平土，滩声常如暴风雨至……州仓岁收秋夏二料，麦粟粳米共五千余百，仅比吴中一下户耳”。类似的记述在唐宋人的著述中可以说比比皆是，范成大在《吴船录》中曾记宋代蜀地民谚曰：“益、梓、利、夔，最下忠、涪，恭、万尤卑”。也正是因为这里经济落后，瘴疠频作，所以这里直到唐宋时期，还是官吏的贬谪之地。仅忠州一地，北宋知州王辟之就建四贤阁，“谓唐刘贤、陆贽、李吉甫、白居易皆谪官于此，故以名阁，一名四贤祠。”
贬谪对于哪个个体来说都是一场心灵的磨难，但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磨砺却又造就了多少英雄豪杰？景祐三年（1036年），事业一帆风顺的欧阳修因越级言事，被贬为峡州夷陵（今宜昌）县令，欧阳修内心的孤寂与惆怅可想而知。然而，三峡的壮丽山川，也给欧阳修带来了强烈的创作灵感和心灵的慰藉。欧阳修后来反而庆幸自己能有机会欣赏三峡的自然景致，“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在夷陵为官一年半时间，欧阳修共创作了140余篇诗文，占《欧阳修全集》所收作品的五分之一，所以清人袁枚有“庐陵事业起夷陵”之说。欧阳修被贬谪夷陵，是他仕途中首次遭遇挫折，正是在夷陵期间的磨练和反思，使欧阳修的思想更趋成熟，继而成就了他后来的事业，所以欧阳修自己也说“一生风流半在兹”。而有着他类似经历的人又何止是一个两个？上面提到的那些名人，有几个不是在人生失意的时候走过三峡的呢？
三峡里的城大小不等，三峡里的城形态也各不相同，三峡工程淹没区在地质上属于川东丘陵区，这个地区的地质地貌情况相当复杂，是世界上最典型的褶皱山区之一，既有高山峻岭，又有平坝台地，由此造成了这个地区多样化的城址形态。但是，概括起来，不外山地城、平地城和抗蒙（元）城三种。
人们一提起重庆，就会想到“山城重庆”，山城自有山城的风光，对于看惯了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区的人来说，如果初到山城，会发现许多新奇的地方。比方说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第一次到三峡的时候，看到汽车上装着的冰箱都觉得有趣，因为那个时候买一台冰箱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还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所以搬运起来都是小心翼翼的，因为冰箱的外包装上都有显著的标志，告诉你冰箱在搬运过程中不得超过一定的倾斜度，否则可能会影响到冰箱里面制冷用的氟利昂，但是，当你听到在山城爬坡时汽车马达的轰鸣，看到车上倾斜度很大的冰箱，你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你不让它这样倾斜还能有其它的办法吗？
在这些山城中，很少能见到平原城市中司空见惯的自行车。第一次到湖北巴东的时候，看到当地的汉子都精瘦精瘦的，却背负着很沉重的东西行走在从巴东码头到县城又陡又长的石级上，当地人笑称“巴东无胖子”。艰难的攀登增加了生活上的艰辛，却也锻炼了巴东人的体魄。大都市那些为减肥费尽心机，得着亚健康的白领们，不妨把减肥俱乐部开到巴东来吧。
三峡里的城虽然可以分为三种形态，不过最多最典型的，还是山地城。从重庆沿江而下，我们可以看到涪州、忠县、巫山、秭归等一座座与重庆有着相似特点的山地城镇，它们与平原地区的城镇有很多不同之处。以忠州为例，唐贞观八年，为了旌扬巴国曼子将军的英烈，唐政府将临江县改名为忠州。巴国内乱，曼子将军求救于楚，许以三城。楚救巴，谴使请城，曼子刎首存城，忠县所建的城即为三城之一，今忠州城南城墙外顺城街名“巴曼子路”，用河卵石铺就，即是为纪念这位将军。
白居易曾经担任过忠州刺史，他在《初到忠州赠李六》中写下了他初到忠州的印象：“吏人生梗都如鹿，市井蔬芜只抵村。一只兰船当驿路，百层石蹬入州门。更无平地堪行处，虚受朱轮五马恩”。初到忠州，白居易的心情是很郁闷的，但是，当第2年的夏天，朝廷将他召回长安的时候，白居易已经与这块贫瘠的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竟觉得忠州“草树禽鱼尽有情”，回到长安之后很久，还“时时大开口，自笑忆忠州”。《初到忠州赠李六》中描写的忠州城距江面落差较大（百层石蹬入州门），属典型的山地城（更无平地堪行处），是长江沿线淹没区内城址的普遍状况。忠州城构筑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小区内，城内地势北高南低，落差较大，城与江岸也有很大的高差。忠州城南临长江，西傍“山势幽深”的鸣玉溪，城之东有东涧，城之北隔山谷与三目山相望，建筑上因山而筑，缘山为墉，防御上有有利的一面。由于是“包山为固”，平面形状无法规则，街道也有弯曲。平原地区的城市基本上都呈比较规整的几何形状，城门的分布也比较均匀。山城的城门设置则不均匀。忠州城的城门设置偏重于南部，西门的位置很靠近西城墙的南脚，这与当地的交通有关。忠州与外界的联系主要依赖长江，城门位置偏南即地近长江。淹没区中山城的对外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城门多设置在靠近江河的一面，城门的设置与码头的位置有很大关系。这些特点，在考古发掘的奉节白帝城城址中也得到了印证。山城中衙署等城市的主要公共建筑不象平原城市，一般选择建造在城市的北面和西北面，这是因为中国总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北面的地势相对高亢。山城的衙署则多建造在地势比较低的地方，因为交通和日常生活的便利毕竟是首先需要考虑的。忠州城内的衙署位于城之西南部，选址与城外西南长江岸边的神溪渡有关。道光《忠州直隶州》记“神溪渡，在城西南岸，为由州至石柱、施南大道。”《张凤诰神溪渡义田记》中也说“忠州城之西南有神溪渡，乃一郡之通津也，向有渡船”。
三峡地区的许多集镇都是因为交通便利而兴起的。这些城镇大多建造在江河的北面，两河交汇的地方，这与地球自转时形成的偏向力有关。这种力量使江河的南岸不断受到冲刷，而北岸则沉淀下来大量的泥沙，有利于人类的生存。由于这个地区的对外交通主要靠水路，所以城镇大多建造在江河的交汇处，以“山城”而著称的重庆就位于长江北岸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控扼两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很久以来就是联系天府之国与富饶的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枢纽。《周礼》“地官”中说：“凡田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这种十里一场，三十里一镇的布局，在水陆交通线上表现得尤其明显。石柱县西沱镇是一处风格显著的云梯式场镇，这里在汉代已经是一个繁忙的码头，是川鄂盐道的咽喉，是附近山区物资进出的必由之路。云梯长五华里，从江边到主要街道的高差超过160米，其间有2个大平台和80多个小平台。这些山地城镇除了满足城镇基本的生活生产功能外，将山、水、绿化、地形等自然条件巧妙地组织到城镇规划布局当中，创造出筑台、错层、吊脚、悬挑、架空、附岩、分层出入等许多巧妙的处理手法，靠山用山，靠水用水，化害为利，充分考虑对景、借景、障景及视线效果，并人为地加以强化，从而形成了与平原地区城镇完全不同的风格面貌，也就如《水经注》在描述巴州城时所说的“地势侧险，皆重屋累居”。
三峡地区多山地，但是也兼有一些当地人称为坪坝的江河台地，相对平整的土地为日常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所以这些坪坝上很早就发展起了聚落和城镇，只是这些坪坝的面积都相对较小，很难发展成为地域性的中心城市。
平地城镇以开县、丰都、奉节（夔州）、大昌为代表，其“平地”的概念只是相对于山地城而言，这种平地往往是因为这一地区特殊的地质条件造成的，在淹没区中为数并不多。但这种平地开发较早。土家族的民谚“官占坪，民占坡，毕兹卡（土家族）被赶进山窝窝”，虽然反映的是土家族在古代遭受歧视的情况，但也反映出三峡地区古代城镇在选址上的趋向，因为平地（即所谓的“坪地”）具有生活便利的优势，而且建筑营造上省时省力，所以淹没区内的“坪地”都分布着古代的遗址，其中就有云阳李家坝、明月坝、朐忍县城、巴东旧县坪之类的大型聚落遗址。
位于长江重要支流巫山县大宁河旁的大昌城，选址在大宁河左岸的一个冲击扇上，大昌古城也因此成为淹没区内不多的平地城。大昌古城据明正德《夔州府志》称“大昌县三街一坊，有二百二十户”。三街即现在连接东、西、南三座城门的街道，它们在城的中部呈丁字形相交，它的东、西街道的北侧几乎完全被衙署和宫观祠庙建筑所占据，但从丁字街口望不到东、西、南三座城门，也就是说街道有人为的弯曲，这是出于军事防御上的一种考虑。弯曲的街道使人无法洞观全城的情况，即使攻入城市，敌人也不敢贸然前进，大昌古城不但连接城门的主要街道为丁字街，而且原有的次要街道与之呈丁字形相交。小城的面积不大，周长只有三百丈，但是由于大昌水陆交通上便利，使这座小城具有很高的军事价值，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运用“以走制敌”的战术，数度出入四川作战，曾经攻克大昌。明末农民大起义失败后，李自成余部李来亨、郝摇旗、刘体纯、袁宗第等先后退回川鄂山地，与当地抗清义军联合以巫县（今巫山县）、兴安县（今陕西安康市）、房县、竹山县（今均属湖北）一带山区为根据地，号称“夔东十三家”，拥立明宗室韩王朱亶嵴，坚持抗清，也曾经转战大昌。1932年贺龙率领红军也经过大昌，说明其军事地位的重要。
古城现在还保留了许多古老的民居建筑，这些建筑从时代上看，早期的建筑采用砖木结构，形制严格，讲求风水；后来由于人口的增长，木材的使用越来越少，直到后来当地的民居演变为以夯土建筑为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地自然生态逐渐恶化的过程。三峡地区的生态在清代后期已经非常脆弱了，同治《兴山县志》卷二就说“邑城旧无水患，附郭烟户颇称繁盛，近则沙石淤塞，河身渐高，山水骤涨，动忧冲圯”，笔者1994年调查兴山县西城门时，发现城门的大部分已经被埋在了地下。实际上三峡地区的环境恶化，早在宋代已经开始，三峡地区的第三四级阶地，在唐以前还为葱郁的林木覆盖，宋以后则广泛地变成了畲田，而宋代恰逢我国气候史上的寒冷期，这个时期对林木进行毁灭式的破坏，三峡的植被就再也无法恢复到原来的面貌了。
由于这些平地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平地城，周围就是山川，所以防御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丰都城北垣贴名山、双桂山山脚而建，南临长江，城内地势平坦，这样的地形显然不利于防御。同治《丰都县志》在评论丰都城防御问题时曾说：
“丰都县前俯长江，峻岅不可以池，江水以为池可耳。后枕高山，形似胜矣，而山高且逼连亘，三面下瞰城郭，纤毫呈露，动静可覘，火器可及，虽有炮台岂利仰攻？”。
奉节也有类似的问题。奉节之名，本来是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为旌表诸葛亮“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品质而更改的。现在的奉节县城位于瞿塘峡口之西今奉节县永安镇，与白帝城不在一处。奉节古称鱼复，蜀汉时改称永安。永安镇东十三里即著名的白帝山，夔州及奉节县曾经数次在永安镇和白帝城附近迁徙。宋代景德年间，夔州自白帝城迁回今永安镇设治，陆游曾任夔州通判，他在其《入蜀记》中写道：“二十七日早，到夔州。州在山麓沙上，所谓鱼复永安宫也，宫今为州仓，而州治在宫西北，甘夫人墓西南，景德中转运使丁渭、薛颜所徙。比白帝颇平旷，然失关险”。明代何宇度曾评论说：“夔盖蜀东门户，然登后山，城中无不一览殆尽，前既逼近江流，城内薪水皆仰给城外，不知前人何以为守？”所以这里与白帝、瞿塘迭为兴废。白帝城下瞿塘关地扼夔门之险，为蜀东咽喉，而永安镇周围有较大面积的平地，便于日常生活，古代奉节曾数次在两地迁移，说明军事价值与生活上的便利这两种因素都对这里的城址选择产生过影响，但两者不可兼得。
提起夔州，就不能不讲竹枝词。夔州是竹枝词的故乡，这里生长着一种独特的竹子，这种竹子不是青青一色，而是两种纹理相间。微风吹过，竹影婆娑。真不知竹枝词的得名是不是与这种奇特的竹子有关联？
公元822年正月，在白居易离开三峡一年之后，白居易的好友刘禹锡也来到了三峡，出任夔州刺史。刘禹锡因参加革新运动，和诗中“语涉讥刺”，得罪权幸，被贬出京城已经十六七年了，但是，这一次改任夔州刺史，却因祸得福，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竹枝词源于三峡古老的民歌，声调悲凉，白居易笔下的竹枝词“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江州司马诗”。的确，刘禹锡的竹枝词中有让人闻之“愁绝”的，但是，刘禹锡创作的竹枝词更多的是以活泼向上的情绪，描绘了三峡的风光和男女之间淳朴的爱情，如“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之类，所以，刘禹锡之前，尽管已经有文人参与竹枝词的创作，但后人还是将改造竹枝词的功绩归于刘禹锡。经过刘禹锡提炼的这种民歌体短诗，在中唐诗坛别开生面，以至于到宋朝以后，凡是写地方风土人情的七言短诗，都被称之为竹枝词。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三峡永远铭记着另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就是杜甫。与李白相比较来说，杜甫一生创作的重头就在三峡。杜甫留下来的诗歌中有三分之一，大约有400多首，是在夔州期间创作的，其中包括《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登高》、《阁夜》、《白帝》、《九日》等不朽的名作。“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置身于蛮荒之中，困穷落魄的他，依旧保持着超然高洁的情怀。
大历元年（766年）春天，穷困潦倒的杜甫从成都辗转漂泊来到夔州。这时的杜甫已到暮年，消渴、肺病、痢疾、耳聋等疾病反复折磨着他，而他竟然连继续前行的盘缠都没有了，只好暂时在这个小城中停顿了下来，这一住就是2年多。“乱后居难定”，“抱病屡迁移”，在夔州杜甫也居无定所，2年多的时间里竟然先后迁徙了5次，甚至靠养鸡维生。但是，谁也不曾想到，正是这备遭身心磨难的2年，却让杜甫放射出了生命的异彩。
在三峡城址考古工作中，无法不提到巴东旧县坪的考古发掘。在陆游的笔下，巴东是一个山川雄奇的穷乡僻壤，县衙门以下都是草房，县城里仅有百来户人家，但是，这里的景色却为陆游所激赏：“晚泊巴东县，江山雄丽，大胜秭归。但井邑极于萧条。邑中才百余户。自令廨而下，皆茅茨，了无片瓦……然南山重复，秀丽可爱。白云亭则天下幽奇绝境。群山环拥，层出间见，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栏外双瀑，泻石涧中，跳珠溅玉，冷入人骨，其下是为慈溪，奔流与江会。予自吴入楚，行五千余里，过十五州，亭榭之胜，无如白云者，而只在县廨厅事之后。巴东了无一事，为令者可以寝饭亭中，其乐无涯，而阙令，动辄二三年无肯补者，何哉？”
陆游在《入蜀记》中多次提到的寇莱公，就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寇准。寇准20岁当巴东县令时，地旷人稀的巴东，农业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山民们终年劳作，却依然食不果腹。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寇准并未被这里的莽荒景象所吓倒，而是设立“劝农亭”，派专职人员推广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很快就使巴东出现了“地无旷土，村无游民”的景象。勤政爱民的寇准由此受到当地人的爱戴，被敬称为“寇巴东”，“期年之间，政化大行”，每年交纳赋税的时候，不出符牒，“惟具乡里姓名揭县门”，人们就会主动前来交纳。因此，当时就有不少有识之士，根据寇准在巴东的作为，断言他今后必将会大有作为。宋人以文学仕进，在政治上颇有作为的寇准，在当时的文坛上同样颇富盛名。在巴东任上，寇准曾经以一首《春日登楼怀归》享誉当时：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穿平。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
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
这首诗中的“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妙手偶得，浑然天成，北宋时已经广为传诵，翰林图画院以此为题考试众生，可见其影响之大。
在三峡地区的考古工地上，出土了许多古代的兵器，幽幽千年，它们默默无言，一片片斑驳后面，谁知道尘封着几多悲欢、几多恩仇、几多盛衰？曾经有多少诗人文豪，赞叹巴蜀之美、天国之富，就在这块壮阔雄奇的土地上，又掩埋着多少金戈铁马、刀光剑影 、血雨腥风？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古四川北有剑门，东有夔门，作为进攻中原和南下统一华夏的战略要地，历史上诸多政治家、军事家，都对此虎视眈眈，悉心经营。秦国就是先取巴蜀之财富，日益强大之后，然后再东向灭了六国的。汉高祖成就帝业也是先取汉中，经营了多年以后，然后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东向与楚霸王项羽争夺天下。所以，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成帝业……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指刘备）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而位于长江上游的便利，也使历史上多次统一长江中下游的战争从这里发起。
公元280年，西晋为了东下灭吴，派益州刺史王濬打造舟船，训练水军。接到出蜀的命令之后，王濬立即率领战舰千条，首尾相接数十里，旌旗遮天，号角相连，一路过涪陵、下夔门，攻克丹阳（今湖北秭归），并在西陵峡内火烧吴军设置的锁江铁链，一路浩浩荡荡杀到了南京城下，为此，刘禹锡还写了一首著名的诗歌：“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年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南京）”。
公元588年，隋文帝分兵八路，大举攻陈，而陈后主在三峡屯驻重兵，以为有三峡天堑，便可高枕无忧。隋文帝任命杨素为信州总管，在永安（今奉节）采高山楠木，日夜督造战船，其中“五牙”战舰上下五层，高达百尺，其上能载八百健儿，船的前后六根长五十尺，用来拍击敌船的拍竿。
大概是受到了上述战例的启发，为了统一中国，蒙古人一开始也企图先夺取四川，然后顺流而下，定寰宇于一统。四川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四川的财富对于维持南宋财政具有重要意义，而四川地处长江上游的地理位置，又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蒙古和南宋都极力经营四川。端平三年（1236年），成都一度为蒙古军队攻陷，全川震动。嘉熙四年（1240年），蒙古军队再次攻入成都，兵锋直指泸州、夔州地区，“五十四州俱陷没，独夔州及泸、果、合数州仅存”。不久，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南宋利用蒙古人争夺汗位造成的喘息之机，重整四川军事。为了遏止战争的不利局面，南宋在淳祐二年派出抗战派人物余玠治理四川。余玠上任之后，采取保境安民的一系列措施，整饬军事，加强战备，尤其是采纳播州人冉氏二兄弟的建议，“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几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在四川境内依山据险，修筑了10余座山城，并将州县治所迁到山上，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以点控面的纵深防御体系。山城建成之后，在抗击蒙古入侵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敌人“不敢进边”，其中位于现在重庆市合川县境内的钓鱼城发挥的作用尤其显著。钓鱼城它不但规模大，坚守的时间长，即使在宋朝灭亡之后依然孤军抗战，而且在开庆元年（1259年），利用炮击，将蒙古大汗蒙哥打伤，后来不治身亡。蒙古军队遭遇从未有过的打击，“上帝之鞭”被折断。蒙哥在伤重期间愤恨地下令，如果攻陷了钓鱼城，“当尽屠之”。蒙哥之死，逼迫正在进攻欧亚和南宋的蒙古主力军撤回草原，争夺汗位，从而给了南宋喘息之机，也给欧亚国家减轻了压力。
忽必烈即位之后，鉴于多次进攻四川均未达到目的，遂改变消灭南宋的策略，以主力攻取襄汉。在四川的进攻也改为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在钓鱼城外围修筑其它山城，使之断绝了与其它南宋军队的往来，成为一座孤岛。即便如此，钓鱼城十数万军民凭险据守，在王命不通，重庆失守，发生自然灾害，人民易子而食的情况下，蒙古军队依然没有能够攻占钓鱼城，如果不是钓鱼城主将以城降元，钓鱼城被攻陷的时间会拖得更长。
以钓鱼城为代表的四川抗元（蒙）山城体系，之所以能够在宋元（蒙）战争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除了四川军民的殊死抗战之外，地理条件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些山城地扼交通要道，相互之间互为犄角，而且选址都在被称为“方山”的地形上，方山是指顶部平坦但四周陡峭的桌子状山丘地形。顶部平坦是由于山顶有一层水平的坚硬厚层砂岩或砾岩，四面崖壁亦为坚硬砂、砾岩所构成，其间杂有页岩处，则形成缓坡，上山的道路即在缓坡上。方山上顶部平坦，可以耕作庄稼，以利长期抗故。其四壁陡峭，易守难攻，所以抗蒙山城大多仅在城门附近建造石砌城墙。淹没区内在南宋末年抗击蒙元军队进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天生城、磐石城和白帝城都属于这种类型。
《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九记述天生城时说：“天城山在县西五里，四面削立如堵，惟西北一径可登，又名天生城。相传汉昭烈尝驻兵于此，常璩所云小石城也。《纪胜》云：天城山三面峻壁，惟其后长延一脊，容径尺许，累石为门，俗谓之天子城，以昭烈名也。”天生城自创建以后，蒙（元）军队曾数次围攻，均固守不下。至元十三年，元军攻取临安，南宋覆灭，而长江沿线重庆、合州、万州、夔州等沿江诸城仍然坚持抗战，至元十三年七月，元派宣抚司招讨都元帅、金吾卫上将军杨文安率军再围天生城，并于十月最终攻下天生城。《元史》中对此役记载不多，只简单地说：“秋七月，进攻万州，谴经历徐政谕宋臣上官夔降，夔不从，围之数匝，逾月，攻拔外城，夔守张起岩来救，遣镇守彭福寿迎击，破之，尽杀其舟师，俘其将宋明，万州夺气。文安复传王旨，谕夔使降，夔终不屈，文安尽锐攻城，潜遣勇士梯城宵登，斩关而入，夔巷战而死。”36年以后，余玠、王坚们苦心经营的山城防御体系，终于彻底告破，南宋王朝也从此烟消云散。胜利者在此刻碑立传，追念那场悲凉惨烈的战争。元军攻占天生城后，帅府管军总管王师能写了一篇《宣相杨公攻取万州之记》勒于天生城东门与北门之间的峭壁上，此文颇多谀颂之辞，但对天生城之役记述也较详。
盘石城位于云阳县城西30公里双江镇附近，唐代诗人杜甫曾以五言绝句《江晓》描述了磐石城的险峻悲凉。在整个防御体系中，云阳县的磐石城面积稍微小一些，但一样的绝壁险径，易守难攻。涂凤书的《修盘石城记》云：“盘石城者，夔门之砥柱，而川东之保障也。宋余玠帅蜀。尝因山为寨，筑十有五城，而使其将吕斯夔屯兵于此。”南宋末年，余玠部将吕师夔曾扼守此地，与天生城互为犄角，在这儿抗击元军达11年之久。
往事悠悠，江水无言。如今高峡出平湖，那些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古老的城镇，随着三峡工程的建成蓄水，已经成为了历史的陈迹。但是，这些旧城往事，依旧会留存在后人鲜活的记忆里，更生在新的三峡中。
作者简介：
杭侃，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