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势2

明朝那一位“把之前有的理论、药性全都收录”而编成《本草纲目》而被 倪师海厦先生痛批的李时珍，其实不是中药学劣化的源头。源头在张元素，光是他的几句“葛根引邪入阳明，柴胡引邪入少阳”，“石膏大寒不可轻用”就把经方中这三味药封印了八百年。明明没有这么一回事儿的，太阳初感，证齐全了，就可以用葛根汤；傅青主也用柴胡剂治伤风初感而很有效，并不会因此引邪入里，石膏更只是“凉”而已，不用八钱到四两甚至一斤，很难显出药性。可是张元素之后，人人都跟着这么说嘛，绝大部份的医者，小心翼翼地就都“尽量不要用《伤寒》、《金匮》方”了。（皮沙士案：）
直到清朝，事情才有了转机。如果以医术而论，陈修园、徐灵胎等人，因为临床功力够，其著作《神农本草经读》或《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都有卓然不群之见，但那是临床上的强而让他们得以重新明辨了历代本草的得失，并不是真正在本草理论上有所革新。
本草理论在清代得以翻身，主要的功劳，其实起自“儒家”。
清代的儒家，对四书五经有了很大的“革命活动”，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古经典的注疏，绝大部分都被宋朝的朱熹垄断了，朱熹乱改原文，后代也只好照单全收；朱熹说某句如何如何解，后代也不好意思说不是。可是，总觉得有问题。但，离先秦时代那么遥远了，连同一个中文字的字义都古今不同了，要如何平反才是？于是清代的儒者想出了一个办法：“用同时代的文献，做平行比对！”比如说《论语》中的某个字，朱熹说是这个意思，可是先秦时代的《庄子》、《列子》、《左传》、《诗经》、《尚书》等等其他书中出现这个字时，却都不是朱熹说的那个意思，于是他们就晓得：那是朱熹弄错了，那个字应当是某某意思才对。比如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的“习”字，先秦当时是“实践”之意才对（即使是现在的日文中也是‘学到上手、会用’的意思，唐代传去的字义还在），“学到的常常能用在生活中，很快乐。”如照朱熹的说法，学了就一直温习，就会快乐了吗？正常人类是没这么一回事儿的。
这么一种做学问的方法，一种新创的格物训诂之学（日本人也很爱用这一套），影响了中国少数几位由儒而医的医家，而其中有一系的传承，是：明．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清．刘若金《本草述》→清末．邹澍《本经疏证》。邹澍在《本经疏证》用了“平行比对”的方式来注解《神农本草经》。而他比对所用的范本，就是中国医学史上唯一的一本“只要‘证’合，药投下去，一定会好”，总有效率达到“神的绝对领域”的《伤寒杂病论》（其他的书也不行，因为有时有效有时没效，未到‘绝对领域’，比对会出错）。
他用“减法”来检证每一味药的药性，比如说，《伤寒论》中某一个汤剂比另一个汤剂只多了白芍三两，而这两个汤剂所治的主证却大不相同，于是，去推敲这两个主证之间病机的差异，就可以得到“这三两白芍在此处是做什么用的”之结论。而某几十个方用生甘草，某几十个方用炙甘草，慢慢减来减去，就推敲出了甘草生用炙用的药性之别……
这样一点一点的“相减”，仿佛在玩益智游戏，渐渐摸索出一味药药性的不同层次……而结果，说也奇怪！减出的一句一句，竟恰恰就符合了《神农本草经》那一句一句如天书般令人百思不得解的主治，于是，“三贲”之一的《本草经》之谜，就和《伤寒杂病论》的绝对领域之谜，在二者相互的帮助下，一齐渐渐地被解开了！
如果有些药味在《伤寒杂病论》中没有足够的出现次数可以相减，邹澍就会去找次一级，却也趋近于“绝对领域”的孙药王《千金方》、《千金翼方》等书，再去配合《伤寒杂病论》，一味一味相减，做分析……这种苦工，光听也会知道有多可怕，可是竟然有人做到了，这真的是学问家的龟毛功夫，一般开业医生是没时间也没兴趣这么做的。
而另一位年代比邹澍稍晚几年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唐容川氏了。容川的理论，其《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中《本草问答》本身就阐释得非常完整，他的理学家思考所攀升到的本草学造诣，实堪与润安先生的《本经疏证》相互辉映。
中医的大秘密“古典药理学”，终于在清朝的最后，得以重见天日。所以，生在民国时代而学中医的我们，真是大有福报的。
至于“时方药理学”呢？果真是害人之物吗？有时，我也觉得很难论断，或许该说是“看个人”或“有没有正确的理论与之配合”吧……（皮沙士说，张元素另有秘传，都学会了就会超强，也就是说，张元素如今传下的东西，就是一本被撕去后半本内容的九阴真经，所以时方家才会多半练成铜尸铁尸的等级？）（皮沙士案：）
有一位时方大家，他创的方剂，有效率几乎可以与仲景比美。如果仲景可称为“医圣”的话，这个人大概可以被叫做“医仙”了吧。这仙人就是明朝皇室的后裔，文学医学两得美名的傅青主（傅山），他的《傅青主男女科》也是家庭常备好书，尤其是妇女病，自己在家翻书吃药，比吃市面上一大堆中医开的药都好得更快。
傅青主以时方药理学，加上五脏相传补泻的道理（皮沙士案：），去搭建他臻于颠峰的医术，依此事实，如果换成今日，恽子愉前辈的“看西医检验报告、透视片”来开中药，彭奕竣先生的“不开经方”、皮沙士的“平易之方”却也都其效如神，其事实也就并不值得奇怪，可以放下门户之见而都虚心叹服了。真的是“看个人”。（皮沙士案：）
经方、时方药理学之差异──其之一
和人论医，有时会被反问一句：“既然你说经方派的方子这么有效，那为什么还会处在完全的弱势呢？怎么可能医生不晓得要用经方呢？”
这当然有许许多多的原因啦……好比说，“如果”如今是一个“经方盛行”的时代，若有医生开药吃坏人，保证可以被告翻。因为拿《伤寒杂病论》来一对，就会晓得他哪里诊断错误，没处可逃的。
可是，如今的中医是“百家横行”，于是乎曾在西医卫生署管事的小乌龟的爸爸也曾笑说：“中医医坏了怎么告？除非是他开砒霜！”真的，毫无标准可言的，为了自身好存在，经方派还是消灭算了。这是略举一例。不过，在本文中，我想专注在“本草学”领域的一个大因素。
一个人解释事物的标准，会影响到他看待事物价值的结果。 如今的“经方不盛行”，在“本草学”而言的原因，就是“医生变成诺贝尔文学奖评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