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方和谦

方和谦，男，汉族，1923年12月出生，全国著名中医学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48年8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是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注：此提法见1990年国家中医局发的文件）指导老师、获“首都国医名师”、“国医大师”荣誉称号。
先生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六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尤其擅长治疗咳嗽、中风、心悸、眩晕、发热等内科杂病。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和创制了“和肝汤”、“滋补汤”等有效方剂，广泛应用于临床诊治内、外、妇等各科杂病，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先生以其卓越的临证思辨能力和勤求博采的广阔胸怀，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思想与诊疗思路。
一、生平概述
先生1923年出生在山东烟台莱州的中医家庭，自幼（12岁）随父习医。19岁（1942年）考取医师资格，开“方和谦诊所”行医。1952年参加卫生部举办的“中医学习西医学习班”学习西医知识两年。1952年至1953年在北京双桥砖厂任职员，1954年至1958年在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任科员，主管中医师资格的审批，参与北京市中医医院及综合医院中医科的组建工作。1958年调往北京中医医院任内科医师、教研组组长，兼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教研室组长，教授《伤寒论》课程。其间曾带第一、二届西学中医班学员的实习，在乙脑流行期到第一、二传染病院查房，参与乙脑的救治工作。1968年到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任科主任、主任医师，兼任首都医科大学的教授职务。1993年批准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至2004年先后担任三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导师。从1978年起曾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十字会理事、北京中医药学会会长、北京市科协常务委员、北京中医杂志常务编委、北京中医学院顾问等职。2009年1月被选为“首都国医名师”，2009年4月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选为“国医大师”。
二、学术思想和思辨特点
先生勤于实践，善于思考，在其六十余载的行医生涯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成就了他独到的学术见解，不断有所创新。他认为中医学为哲理医学，重视人和自然的统一，形成“燮调阴阳，以平为期”的生理观；遵循治病求本的思想，强调正气为本，扶正以祛邪的治疗观；他熟读精研《伤寒论》，深刻理解仲景学说，不仅掌握其基本要领，而且学以致用，有所发挥，正确指导临床实践。他重视先后天之本的理论，长于运用补法，尤其善于调理脾胃；他提出“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独到见解，大大拓宽了和解法的应用范围；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他总结和创制了“和肝汤”、“滋补汤”等有效方剂，广泛应用于临床诊治内、外、妇等各科杂病，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
（一）“燮调阴阳，以平为期”的生理观
先生受哲理医学的影响，对阴阳学说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先生认为阴阳既是天地变化的共同规律，也是人体内在的基本规律。先生认为治病的根本目的，主要是调整人体阴阳的偏盛偏衰，促成“阴平阳秘”，以恢复和保持阴阳的相对平衡。先生在临证施治时，特别注重用“调和阴阳”、“以平为期”为基本法则来指导临床实践，形成了自己的治疗思想。如他提出和解法，即“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观点，就是通过和解、调和，使表里寒热虚实的复杂证候、脏腑阴阳的偏盛偏衰归于平复，以达到祛除病邪恢复健康的目的。以及他创制的“和肝汤”、“滋补汤”等经验方，均是在《内经》“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的思想指导下，重在调整阴阳形成的有效方剂。
（二）“正气为本，扶正以祛邪”的治疗观
先生认为邪正斗争是影响阴阳平衡的关键，故临床辨证立法，以邪正斗争为中心，着眼于扶正以祛邪，以恢复人体正常的生理状态，从而形成了正气为本，扶正以祛邪的治疗观。
在邪正斗争方面，先生强调应以正气为本，而尤为重视脾肾在脏腑活动中作为先后天之本的重要作用。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他善于应用“扶正培本”法顾护人体正气，他曾明确指出：“治病之关键在于扶正培本，扶正就是扶助正气、补益气血阴阳；培本就是培补脾肾，恢复脏腑正常的生理功能。”先生应用扶正培本法治疗疾病要点有三，即益气血重在补脾胃、补阴阳应当益肾、补脏腑注意五行相生。
1.益气血重在补脾胃
先生认为补益气血，必须从补脾和胃，培补后天之本入手，故临证总以“调补脾胃之气”为准则，达到补益气血，扶助正气的目的。研究伤寒之治，其制方用药概括起来“保胃气，存津液”是其特点。因此先生治病用药极为重视“顾护胃气”，提出“大病体虚，重在培中”，“大病必顾脾胃”的观点。在他治病的方剂中经常见有炒谷芽、香稻芽、焦神曲、炒莱菔子、砂仁、鸡内金、百合、麦冬、玉竹、石斛、大枣、甘草等和中养阴益气之品。对于久病虚证及老年人感受外邪的治疗，先生更强调“虚人病表建其中”，顾护胃气即可扶正祛邪。但用药需循序渐进，药性平和，用量宜轻，不温不燥，不滞不腻，不攻不泻。他认为通过保胃气，可使脾胃健运，肺气调畅，肝气和解，肾气充盈，五脏安康。先生治热病，遵吴氏“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的思想，视养阴保津为其重要原则。提出“治伤寒注意存津，治温病重在养阴”，在解表透热或清热解毒剂中，常加入花粉、玉竹、麦冬、百合、石斛等药以顾护津液，皆是重视脾胃的具体体现。
2.补阴阳应当益肾
治疗阴阳虚衰之证，先生认为应当注意益肾。凡阳虚之证，无论卫阳、心阳、脾阳，均与肾阳有关，治疗均应适当温肾之阳；凡阴虚之证，无论心、肺、肝、胃之阴，均易涉及肾阴，治疗中当据证滋肾之阴。且应注意阴阳互根的关系，所谓“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先生对于五脏虚衰之证自制“滋补汤”，乃以四君、四物加肉桂等，脾肾两补，而经过加减用于各种虚证治疗，反映了先生重视脾肾的学术见解。
3.补脏腑注意五行相生
在各脏腑的相互滋生中，先生认为最重要莫过于先后天之本的作用。因为脏腑之生机在肾，补养在脾。故先生临证诊病，必先察脾胃是否健旺，继思气化是否正常。脾胃不和则先调脾胃，方能为进一步治疗创造条件，在后期则多考虑益肾。一般脏腑失调，脾肾俱虚时，先生先补脾以资化源，后益肾以固根本。基于以上认识，先生遵扶正培本之大法，将脾肾阴阳气血融为一体，创制“滋补汤”，以益气养血，补益脾肾，顾护阴阳为宗旨，临证中为补法之基本方剂，广泛应用于气血两虚，阴阳失调的病证，治疗各种疾患，屡见奇效。
4.应用补法注意事项
先生临证以补益脾肾、调和阴阳，扶助正气见长，善用补法治疗虚证和虚实夹杂证，对补法的应用提出几点注意事项。
（1）明辨虚实：注意所谓“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不要为假象所迷惑，勿犯虚虚实实之戒。
（2）根据病情选择补法：如病势急迫，气血暴脱，宜选择峻补，且宜补足，使药效持续，方能挽救于万一。否则药性一过，元气复脱，则功亏一篑。先生在诊治虚损重症时，常以独参汤单煎顿服。而对于慢性久病，则宜用缓补之法，须日积月累，至一定时日，始建功效，切不可急于求成，一见罔效则半途而废。
（3）防治补药之弊：壮阳之剂，久用易生虚火，用时宜少佐柔润之品；滋阴之品，多用腻膈碍胃，应酌加理气和胃之药。务使补气不壅中，养阴不碍胃。
（4）注意虚不受补。有些病人，纵属虚衰当补，然个人体质，特别是脾胃甚虚，或有虚火滋生，虽虚而不受补，当缓缓图之，或少佐清解之品，慢慢收功，总要注意顾护胃气。
（5）食养结合：先生认为，扶正培本不可专恃药饵。《素问•脏气法时论》曰：“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主张服药与饮食配合得当，则可补益精气。故先生对慢性病人投药每每嘱其服2剂或4剂停1天，以调养为主，有利于胃气的恢复。而常有患者向其咨询如何服补药，先生多以饮食多样，顺其自然，以“食补”不以“药补”告之。
5.扶正培本，创制“滋补汤”
［方源］先生在《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篇》补法九方的基础上，加以概括总结，自拟“滋补汤”作为补虚扶正的基本方剂。本方由四君子汤合四物汤化裁而来，在两方的基础上，减川芎，加官桂、陈皮、木香、大枣四味，集脾肾气之补于一身，又具疏通之性，有阴阳双补，气血两滋之功。
［组成］滋补汤药物组成：党参9g，白术9g，茯苓9g，甘草6g，熟地黄12g，白芍9g，当归9g，官桂3g，陈皮9g，木香5g，大枣4个。
方中用四君子汤之党参、茯苓、白术、炙甘草补脾益气，培后天之本；四物汤之当归、熟地、白芍滋阴补肾，养血和肝固先天之本；佐官桂、陈皮、木香、大枣温补调气，纳气归元。全方既有四君四物之气血双补之功，又有温纳疏利之力，使全方补而不滞，滋而不腻，补气养血，调和阴阳，养心健脾，柔肝和胃，益肺补肾面面俱到，又以顾护先后天之本为先，更以调补中焦为主，所用之药看似平常，实则配伍严谨、立法有度，其专为虚证而设，不管临床表现如何，但见气血不足，五脏虚损之候，即可灵活加减应用，恢复脏腑功能、改善临床症状。
［主治］气血不足，五脏虚损，各种贫血证、中风后遗症、肾功能衰竭、心功能不全、癌症术后或放化疗后等虚损重症。
［加减原则］以脏气虚损，气血不足为主证，根据兼证的寒热虚实加减用药。
（三）善用和法，提出“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精辟见解
先生受少阳病用和解法的启发，将这一认识“扩展到脏腑之间、上下之间、气血之间、阴阳之间，凡是有邪气侵袭，正气不足，邪正交错的状态，均可运用和解法来治疗”。自创的“和肝汤”即是这方面的代表方剂。
1.“和解法”的作用基础
先生认为无论脏腑气血失调，还是邪正相互影响，总是引起阴阳失调。故调和阴阳乃是治疗的基本出发点，而“和解法”则是调和阴阳的重要治疗方法。先生认为气血既是脏腑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亦是病理变化的依据，故历来把调养气血作为摄生之首务，论治之中心。他还认为，脏腑功能之正常，不仅在于气血充盛，而且贵在气血通调。
2.“和解法”的临床意义
和解法是指和解表里，疏通气血，协调上下，调整全身脏腑功能的一种治法。应用和解法，一则使失调之脏腑功能得以恢复，二则使入侵的寒热之邪能够透达，逆乱的气机恢复正常之升降出入。故和法的应用十分广泛，凡伤寒邪在少阳，瘟疫邪伏膜原，温热病邪留三焦，以及肝胃不和、肝脾不和、气血不和等，都可以用之。因此，其用法很多，常用的如和解少阳、开达膜原、分消上下、调和寒热、两和肝脾、疏肝和胃等等，皆属于和解法范畴。
3．对“和解法”的深入认识及创新
先生对“和解法”之应用极为重视，亦十分广泛，经多年潜心研究和临床实践，提出“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精辟见解。扶正，即为调理脏腑功能之正气，散邪实际是针对外来寒热之邪和失调之气机而言，这一观点是先生对“和解法”的深入认识及创新，反映了先生重视扶正培本的治疗原则以及气机升降出入在病机变化中重要地位的学术思想。
对“和解”的理解，先生认为：“和，如一加二等于三，三加二等于五，是大小二数之和。解，为解开、解放、解散。所以这个和解二字只能作为加加减减，改善人体的体质和疾病的不良状态，而不能够认为是正气与邪气和解了，二者是敌我矛盾，邪正之间不可能和解。”并认为“药无和解之药，方有和解之方”，因为“药具一性之偏，热者寒之，寒者热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不虚不实，以经取之。如人们常用的生姜、草、枣这是补药，可以调和营卫，而不是和解药”，“而和解之方都是调其寒热，适其寒温，以达其所，通过和解调理，扶正以祛邪，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如和解剂之主方小柴胡汤，功为和解少阳，实可调理脏腑，方中柴胡透达少阳半表之邪，黄芩清泄少阳半里之热，合姜夏以和胃降逆，伍人参、甘草、大枣以扶正达邪，其严谨科学的配伍体现了小柴胡汤和解少阳，调理气机，扶正以祛邪的内涵。其他的和解剂，皆师其法而加减化裁得来，如调和肝脾的四逆散、逍遥散、痛泻要方；调和肠胃的半夏泻心汤、黄连汤；调和肝胆的蒿芩清胆汤等等。故先生认为，和解之法其组方均属补泻兼施，苦辛分消，寒热并用以调理气机为宗旨，郁结者疏之，滞窒者调之，横恣者柔之，蕴热者清之，从而达到扶正散邪调和阴阳之目的。这也就是先生把和解法概括为“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真正含义。
4.“和解法”重在调理血气
“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而血气贵在疏通，所谓“血气不和，而病乃变化而生”。正如朱丹溪所说“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百病生焉”，故气血失和是疾病的基本病理变化。而在气血调达中，又以调畅气机为要。气机的升降出入，是人体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的保证。先生在深入理解《内经》气机升降思想的基础上，以和解法调理脏腑的气机升降，使之通畅顺遂，达到扶正祛邪、平衡阴阳的目的。和为扶助正气，是有调补气血的作用，解为散邪，不仅解除外邪，且使郁滞之气血疏通调畅，起到祛邪的作用。故和解法重视调理气机是其重要的作用机制之一。
5.调和气血，重在调理肝脾
在脏腑气血的调达中，先生特别强调肝脾二脏的调和通达。
调和肝脾，当以条畅气机为要。凡肝气失和者，先生常用“和肝汤”治疗，是在逍遥散的基础上，不仅加补气之党参，且加用行气之香附、苏梗；而其常用的“滋补汤”则在八珍汤基础上加用官桂、木香、陈皮，亦是调理气机之用。
调和肝脾，有气血之辨。有偏气分者，有偏血分者，气分有虚有郁，血分有瘀有虚，均当辨析。气血之中又有阴阳，且有在脾在胃的不同，故肝脾不和之证须具体分析。偏于血分者宜用逍遥散或和肝汤加减；偏于气分者，则多为肝胃不和，宜用柴胡疏肝散或和肝汤加陈皮、半夏、砂仁、豆蔻之属。肝火伤及胃阴，加用沙参、生地、麦冬等。先生认为内伤杂病多有肝脾气血失调之变，虽然六淫七情夹杂为患，病情错综复杂，必须密切注意肝脾不和这个常见的病机变化。
6.善用和法，创制“和肝汤”
［方源］“和肝汤”为方和谦教授自创的经验方，来源于《和剂局方》“逍遥散”化裁。先生在此方的基础上加用党参、香附、苏梗、大枣四味药，使其和中有补，补而不滞，既保留了逍遥散疏肝解郁、健脾合营之内涵，又加重了培补疏利之特色，从而拓宽了逍遥散的用途。
［组成］  当归12g  白芍12g  白术9g  柴胡9g  茯苓9g  生姜3g  薄荷（后下）3g  炙甘草6g  党参9g  苏梗9g  香附9g  大枣4枚
“和肝汤”的组成有三个特点: 其一，本方以当归、白芍为君药，养血柔肝。肝为刚脏，体阴而用阳，以归芍阴柔之品涵其本。其二，本方以柴胡、薄荷、苏梗、香附为臣药，柴胡、薄荷疏肝以解郁，加入苏梗、香附不仅降肝之逆，且能调达上、中、下三焦之气，四药合用有疏肝解郁，行气宽中之功，此所谓“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辛散之剂遂其性。其三，本方以参、苓、术、草四君为佐药，甘温益气，健脾和胃。既遵仲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之旨，又收“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之用，达到以甘温缓急杜其变的目的。上述特点使“和肝汤”成为一个调和气血，疏理肝脾，体用结合，补泻适宜的方剂，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肝脾失和的病证。
［主治］肝郁血虚，脾胃失和，两胁作痛，胸胁满闷，头晕目眩，神疲乏力，腹胀食少，心烦失眠，月经不调，乳房胀痛，脉弦而虚者。
［加减原则］以肝郁脾虚，气血失调为主证，根据兼证的寒热虚实加减用药。
三、典型医案
1.“正气为本，扶正以祛邪”的治疗观
张某，男，40岁。2005年3月10日初诊。
直肠癌根治术后放疗，出现腹泻伴白细胞下降。
初诊：患者2月2日在肿瘤医院做直肠癌根治术，病理报告：高分化腺癌。2月22日开始放、化疗，遂出现腹泻，前来中医就诊。患者10天来乏力口干，气短懒言，恶心纳差，大便次数多，量少，4～7次/日。查血常规：白细胞3.0×109/L；舌红苔薄白；脉细缓。诊为肠癌泄泻（直肠癌术后放疗副反应）：脾虚证。治以益气养血，健脾和胃。方拟滋补汤加减。
处方：党参9g，茯苓9g，白术9g，炙甘草6g，当归9g，熟地9g，白芍9g，官桂3g，陈皮9g，木香3g，大枣4个，生黄芪15g，枸杞子10g，麦冬10g，焦曲6g。14剂，水煎服，日1剂。
二诊：药后腹泻次数减少，2～3次/日，仍感乏力、盗汗，食量稍有增加。查血常规：白细胞3.5×109/L。原方有效，继服前方14剂，水煎服，日1剂。
三诊：大便已正常，偏软；食欲差，纳少；舌洁，脉细缓。血常规：白细胞3．2×109/L。仍以滋补汤调理，加生苡米、浮小麦各15g。
处方：党参9g，茯苓9g，白术9g，炙甘草6g，当归9g，熟地9g，白芍9g，官桂3g，陈皮9g，木香3g，大枣4个，枸杞子10g，麦冬10g，生黄芪15g，焦曲6g。15剂，水煎服，日1剂。服3天停1天。
按语：患者因直肠癌术后，气血亏虚，放疗为热邪损伤，耗气伤阴，脾气虚则脾失健运，水谷混杂而下，以致发生泄泻。“脾胃为后天之本”，泄泻造成水谷精微不能吸收，而致后天失养，故乏力气短；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受损，津液化生不足，不能上承故口干；胃气上逆则恶心；气血亏虚，故见白细胞减少。病位在中焦，病性属气血亏虚之虚证。
癌症的放、化疗，不可避免地合并放射性反应与损伤。放、化疗过程中，对机体正常组织带来不可避免地损坏，白细胞下降是最常见的症状之一。放化疗后，机体出现的症状，多属于“热毒伤阴”所致，因此治疗上多以清热解毒，益气养阴为主。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大病术后气血受损，继而放化疗，更伤津耗气，损伤脾胃。该患者已进行放化疗5次，腹泻、气短、懒言为气虚之象，面色失华白细胞减少为血虚之征。先生用滋补汤治之，寓在气血双补，脾胃同调。方中四君子汤合生黄芪健脾益气；四物汤合枸杞子、大枣补血；以陈皮、木香、焦曲行气消食和胃，因此可见患者药后腹泻止。患者在放化疗过程中，通过中药配合，改善机体气血失衡的状态，使血细胞维持在正常水平，使放、化疗得以继续进行。先生在临证中非常重视保胃气，提出“大病必顾护脾胃”，此病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和为扶正，解为散邪”
张某，女，56岁。2005年12月22日初诊。
左上腹隐痛3个月，常因饮食不调而发作。
初诊：患者3个月来，一旦饮食稍有不适，即出现左上腹隐痛，到北京朝阳医院消化科做胃镜检查结果：慢性浅表性胃炎。腹部B超：脂肪肝，肝多发囊肿。甘油三酯370mg/dl。服西药效果不佳。患者现腹痛，口苦，纳可，厌油腻，二便调；舌质红，苔略厚，脉弦平。诊为胃脘痛（慢性浅表性胃炎）：肝胃不和证。治法：舒肝和胃。方拟和肝汤加减。
处方：当归9g，白芍9g，党参9g，北柴胡5g，茯苓9g，陈皮10g，香附6g，炒白术9g，法半夏6g，焦神曲6g，苏梗6g，大枣4个，佛手6g，砂仁5g，白豆蔻3g，炙甘草6g，薄荷（后下）5g。12剂，水煎服，日1剂。
复诊：患者药后腹痛缓解。食纳可，二便调。刻下自觉脐周不适，恶心，时头晕；舌苔白，脉平缓。继用和肝汤调理。
处方：当归6g，白芍6g，陈皮10g，法半夏5g，茯苓12g，薄荷（后下）5g，香附6g，炙甘草5g，干姜2g，焦神曲6g，苏梗6g，大枣4个，莱菔子6g，郁金6g，炒谷芽15g。12剂，水煎服，日1剂。
按语：肝主疏泄，肝气郁滞不疏，气机阻滞，逆乘脾胃，胃失和降，不通则见上腹隐痛。肝胆互为表里，肝气郁滞，久郁化火，肝火上炎则口苦。舌质红，苔略厚，脉弦平均为肝胃不和，久郁化火之征。方和谦认为止痛离不开芳香行气类药如藿香、佩兰、菖蒲、焦曲麦等，急性疼痛用承气汤，一般痛可用郁金、香附、苏梗、薄荷、吴茱萸等。上法可加焦曲麦以健脾消食。
此案因饮食不调引起胃脘痛，用和肝汤舒肝和胃治之。方中柴胡、薄荷、香附、佛手、郁金疏肝解郁，理气止痛；芍药、甘草和中缓急止痛；当归、大枣养血和血调中；党参、茯苓、白术健脾培中；砂仁、白豆蔻、陈皮、枳壳、苏梗温中化湿，行气止痛；焦神曲、炒谷芽健胃消食。全方理气和胃止痛，对肝胃不和型慢性浅表性胃炎确有良效。
四、成才之路
1.学医启蒙
先生祖籍山东掖县西北郊头村人，世代贫农，家境贫寒父亲方伯屏因原籍不能维生，年幼流落京中，暇拜末代太医院太医赵云卿为师习医，约1915年在京改业行医。父亲十分重视对先生的文化教育，在私塾学了两年《三字经》、《论语》、《春秋》、《左传》、《古文观止》等书，可以诵读“陈情表”、“兰亭序”等文章，并进行了较好的书法训练。随后读小学五年，初中三年接受了新学教育，初中毕业后，考入中央日本语学院日语系学习日语四年。在中医家庭的熏陶下，从初中起，先生就参加了父亲在家办的中医讲习班三期，学习了《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汤头歌诀》、《医学心悟》、《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学专著，从不理解的背诵起步，到渐渐理解其中医理的深奥，在反复的诵读学习中，先生从少年之时起就打下了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此后，又拜涿州名医谭镜仁为师。谭老先生读各家学说，偏重于周慎斋所著《慎斋遗书》，擅长滋补，先生受其老师影响，日后临证所施处方偏重温补。在日语学校毕业之际，在父亲的严厉坚持下，随父行医。从打扫诊室卫生，为父亲作开诊的准备，到为病人倒茶、换药等点滴事情做起，随父抄方侍诊，边干边学。父亲除在家办学，还授徒于北京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以讲授古典医籍著称，在京行医三十年，耳濡目染，对先生的影响很大。少年时期先生学医的动机，一是继承家学，二是行医济世，求职谋生。
2.独立行医
1942年先生19岁，在随父学医数年后，其兄方鸣谦已取得正式行医资格，在兄长的启发下，先生报名参加了北京市卫生局中医考询考试。面试答辩时，主考官杨淑澄老师向他提问：“中药为何能治病？”此题听来颇有难度，先生略加思索，回答，“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而常也。”将《内经•六节藏象论》和《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经文脱口背出，以说明药物的性味各有所偏，药物之所以能够治病，就是取用药物性味的偏胜，以纠正与调和人体脏腑不协调的状态。对其简捷精辟的回答，老师给予了100分。笔试的题目是寒厥、热厥病的治疗，先生很快作出了附子汤治疗寒厥，白虎汤治疗热厥的答案，本次考试虽排名第27，但显现出他有着扎实的中医基础功底。考试后取得执业资格，颁发行医执照，先生在“方和谦诊所”正式执业。
3.学习西医
1949年北京市举办中医学习西医学习班，先生是第九班学员。学习西医生理、病理基础课及传染病、内科、妇科、儿科临床课程，当今国内名老中医干祖望、焦树德、路志正、柴松岩均与他同期或先后在此班学习。此次学习西医，他认为“歪打正着”，不仅学到了西医知识，填补了学科空白，还有了西医执业资格。学习西医为他今后在综合医院工作并作中西结合工作打下了基础。
4.行医转折
1954年，先生调入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工作，结束了个体行医的生涯，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一名国家正式的医务工作者，这是他行医生涯的转折。1954～1956年间，他在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任科员，主管医务行政，包括中医师资格的审批，参与北京市中医医院的组建、北京第七医院中医科及市级综合医院中医科的筹建等工作。1956～1962年调到北京中医医院工作，并兼任北京中医学校伤寒教研组组长。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在中医医院出诊，另一方面担任中医学校伤寒论及医案的教学任务。此时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内容逐条研读，逐段逐句剖析，深入图书馆，伤寒论397节，篇篇有自己撰写的讲稿。讲内科医案学，他翻阅了《王旭高医案》、《薛立斋医案》、《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等大量的医案，将有名的医案作深入分析讲解。他的讲课深入浅出，理论结合临床，使深奥的理论在示例中得到解释和应用，让学生有茅塞顿开之感。先生给第一、二届西医学习中医班讲课的同时，还带学生到北京中医医院、同仁医院、天坛医院实习。先生自己对这段教书经历颇有感触，他认为，教学相长，教学一定要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决不能强不知以为知。经过这一阶段的教学工作，他对经典著作的理论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
5.明师指点，善于总结
1955年流行性乙型脑炎暴发，暑热当令，石家庄郭克明老中医提出此属阳明温病，用石膏白虎汤治疗，取得很好的疗效，作为中医治疗乙脑的经验向全国推广。1956年夏季，乙脑肆虐北京，北京市卫生局倡导用石家庄经验采用清瘟败毒法治疗。应用结果病况未得控制，死亡率居高不降，达200多例。此事惊动了周总理，总理请中医研究院蒲辅周老先生偕同岳美中老先生会诊，蒲老认为，“必先岁气，勿伐天和”，1955年为燥火当令，阳明内热，患者见高热惊厥，谵语，舌苔黄厚，是瘟毒为患，用白虎汤加减清瘟败毒治疗得当有效，而1956年，雨水多，湿气重，患者虽也为高热惊厥，但观其舌脉，舌苔薄腻湿润，脉象濡缓，是湿温为病，应用芳香化浊，透表散邪法治疗，应用藿香正气散加减。乙脑之病的诊治经过，作为先生行医中的经验教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体会到，中医诊病的疗效是靠正确的辨证论治。名医的点拨，促使他重温《温病条辨》、《温热经纬》，加深对六淫致病特点的认识， 1957年由先生主编《北京市1956年流行性乙型脑炎治疗总结》手册，书中收集了200多个验案，由卫生局印发200册，下发到各医院。先生撰写的“参加流行性乙型脑炎工作的点滴体会”文章，作为晋升主任医师的评审论文，关幼波、赵炳南二位专家对该文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论文评语为：“对乙脑的中医治疗，自1955年石家庄经验被介绍以后，各地应用较多，类似报道亦较多，唯本文在中医分型上，除偏湿偏热的不同以外，又提出‘表邪郁闭’这一类型，在治疗上采用透表为主，而获得较好疗效。在辨证上，强调温病的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和伤寒的六经辨证密切结合，不能偏废。以上两点有独特见解。”先生在乙脑事件所获的经验，对其以后治疗传染病是有益的借鉴，在2003年SARS暴发流行时，先生对后学给予了及时正确的指导。
6.中西合作，取长补短
1965年7月，42岁的先生从北京中医医院调到北京朝阳医院任中医科主任。与中医医院相比，综合医院中医科不分科，内、外、妇、儿科各科疾病全有，先生很好地发挥其擅长治内科病，其他各科亦有所长的优势，有很高的门诊量。只要他出诊，每半日能接待30人次以上的病人。他为人谦和，对患者亲切，看病认真负责，疗效确切，在病人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在西医医院，许多危重病人治疗无效，常请先生会诊，在同西医同道的会诊中，他抱着边治边学的态度，学到了许多新知识。如与翁心植院士会诊，见到了狼疮病的肺浸润，高热不退的类风湿病肝浸润，肝豆状核变性脑病等疑难病，相互切磋，救患者于危难之中。先生在医院有较高的威望，许多疑难病在他会诊后病情转危为安。如本院职工亲属因腹痛住院，请先生会诊，先生诊其脉滑，认为滑脉反映有痰、有宿食、有实邪或为妊娠之脉，此患者是有实邪，请西医进一步检查有无占位病变，结果查出患膀胱癌，此案使西医认识到中医治病的神奇。又如与西医同治一食用白胡椒面过量中毒患者，病人因关节炎疼痛，听信吃白胡椒面一两加葡萄汁，服后达眩晕方可有效的偏方，服后神昏，出气、出汗、排尿均为白胡椒味，正值三九寒天，全身起痱疹，西医进行抢救，先生会诊投以生石膏、银翘等清热解毒药，患者渐渐清醒。清醒后西医又给了“克脑谜”，患者再度昏迷死亡。此例治疗，先生认为“克脑谜”是中枢系统兴奋剂，属辛温大热之品，对此中毒患者不宜使用。
7.医术精专，注重疗效
先生的成名主要是有很好的临床疗效，每日门诊慕名前来求治的患者比比皆是。他认为医生成功的途径是临床实践，方法是“勤于临证，潜心钻研”。他珍惜出诊时间，定了的出诊时间不轻易改动，即使在十一、春节长假，他也不停诊，为的是不失信于病人。现已83岁高龄的老人，每周仍出6个半天门诊，每次要接待病人30个左右，其精神令年青人所不及。为减轻病人经济负担，他主动将特需门诊的300元挂号费降至100元。临证他仔细问诊、把脉、配合必要的理化检查，明确诊断。处方用药，药少力专，绝无大处方，很少用犀、羚、麝等贵重药，力求简、便、廉解决问题。治疗从病情需要出发，辨证合理，君臣佐使配伍明确，而且特别注意顾护脾胃，病人称赞：“先生的药药味少，味道不难喝，还解决问题。”他推崇方剂的灵活应用，认为中药汤剂最能反映中医辨证用药的特点，成药不能完全替代汤剂，必需根据病情的需求而合理用之。
先生精通伤寒，但从不自诩为经方派。主张经方、时方都要会用且要合用。他认为仲景之经方，用之得当，效如桴鼓，是历代医家共同验证的。而温病之时方，可以以方求证，辨证准确，用之灵验。但经方适应证有限，满足不了疾病谱发展的需要，要靠时方来补充。如张某，男，73岁，初秋突发高热伴腹泻，日泻十余次，服中西药罔效，病情危重，求诊于先生。见其精神恍惚，烦躁气促，身炽热有汗，泻下褐色水液而恶臭，腹痛不著，纳呆不吐，尿少色深，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滑数。先生按太阳阳明合病，挟热下利之表里证论治，投以葛根芩连汤治之，一剂泻止热退，三剂而病瘥。先生临证，有是证用是方，辨证论治，随证治之，每获良效。通过临床，先生认为，囿于经方一隅，不能解决所有外感热病，必须与温病辨证同时方合用才能取得疗效。以治乙脑为例，仅以六经辨证，受到阳明经证的局限，何况邪气有异，临床有暑热及湿热的不同证型。外感热病，表现复杂，其证候不是六经辨证所能涵盖，也不是单用经方所能解决的。温病学说羽翼伤寒，由伤寒发展而来，其中也沿用了一些伤寒的方剂。因此，伤寒和温病是外感热病的两大类型，彼此既有所区别，又有所联系，各有特点，其理论核心都是要落实到脏腑经络之上。故先生倡导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辨证密切结合，根据具体病情，灵活掌握，经方时方统一运用的观点，是临床取得疗效的基础。
以上文字由方老学术继承人提供，感谢朝阳医院中医科李文泉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