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治学方式之差异-英语论文网语言学

中西治学方式之差异
摘　要:中西治学方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在处理“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术”(应用研究)关系时有所不同。西方的“学”与“术”是两种不同的层次,两者分工明确,而且紧密结合。而中国则“学”、“术”不分或有“术”无“学”。二是在对待“博”与“专”的关系时有差异。西方学者大多“先专后博”,即先进入某一个领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做出成果后再扩大知识面。中国传统的学者多为“先博后专”,即先打好扎实的基础,掌握广博的知识,然后再进入某一个专业领域进行研究。三是研究的注重点不同,即“点”与“面”的差异。所谓“点”,即研究的视角集中在社会或文化的某一要素或某一主题;所谓“面”,即研究的视角大多是一个专题或一个领域。西方学术注重“点”,而中国学术强调“面”。关键词:中西;治学方式;学与术;博与专;点与面众所周知,大多数自然科学的原理、定律及新技术,都是西方学者发现或发明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也一样,影响世界学术的多数理论或概念等,也是西方学者创立的。例如,就人类学和民族学而言,西方曾有进化理论、传播理论、历史特殊论、功能理论、文化模式论(或文化形貌论)、结构理论、象征理论、族群理论、实践理论等。社会学也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如结构功能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批判理论等。为什么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理论层出不穷,这是十分值得我们深思的重要问题。我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条件的限制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多数西方学者比较注重科学性,善于从个别研究一般,从特殊性中研究普遍性。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治学目的不同,二是治学方式的不同。本文主要探讨中西治学方式的差异。[1]中西治学方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在处理“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术”(应用研究)关系时有所不同;二是在对待“博”与“专”的关系时有差异;三是研究的注重点不同,即“点”与“面”的差异。一、“学”与“术”梁启超认为,“学”与“术”是不同的范畴。他于1911年写过一篇名为《学与术》的短文中说:“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而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关系,凡百皆准此。”[2](P12)梁启超所说的“学”,主要是指科学,“术”指的是技术。科学研究者主要从事纯学术的研究,工程技术人员主要根据科学家发明的定律、原理从事技术性创造。严复也曾分析过学与术的关系,他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3](P885)严复与梁启超一样,以知与行的关系来解释学与术。王国维认为“学”之义古今不一,古代包括“知”和“行”,现代主要指“知”。他说:“学之义广矣,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4](P6-7)据上,“学”与“术”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和范畴。所谓“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基础理论研究,即认识、发现自然和社会中各种规律、定律、法则、原理等;所谓“术”,也就是应用研究,即根据已经发明的定律、原理、规律、法则等进行技术性的应用或创造,或作为分析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及现象的工具。为什么近代以来,大多数自然科学的原理、定律、新技术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概念和范式等都是西方学者发现或发明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的原因是在对待“学”与“术”的关系问题中西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一)西方的“学”与“术”西方的“学”与“术”的分工和有机结合得较好,即既重视“学”,也重视“术”,亦即既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也重视应用研究。学者研究基础理论,并把研究成果提供给有关的应用单位迅速应用到实践中。学者做的是第一步的工作,即“学”,亦即认识、发现规律或规则;各类“技术”人员做的是第二步工作,即“术”,亦即根据学者建立的理论、原理等去发明创造新产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一样,通常是基础理论研究走在前面。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前苏联、东欧解体后,即重新开始研究国际政治问题,提出“文明冲突论”。学者先提出理论,然后再由政治家去运用。另有一些是出于实用的角度,为政府部门去调查研究某一问题,在调查研究中提出自己的理论,然而再以理论指导实践。例如,人类学的理论大多是西方国家在殖民统治时代派出研究人员去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认识和发现一些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和变迁的原理和规律,然后再应用到殖民统治中。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十分注重吸收人文社会科学家提出的各种理论,并运用到现实的国际国内政治中。在国际政治中,如果不了解、不熟悉西方的与政治有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就不能对西方国家的各种对外政治和军事行动迅速地做出正确的判断及恰如其分的反应,因而也就有可能错过时机,处于被动的局面。如果熟悉西方政治家惯用的各种理论和手段,就能迅速地透过现象看本质,看清其行动背后的真正目的,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在国内政治中,如果了解有关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才有可能更好、更快地解决和处理各种矛盾和冲突。美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界提出的各种理论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曾发生过重要影响。例如,文化与人格理论是20世纪20～30年代由美国学者提出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理论对美国军事当局具有很大的影响。当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后,五角大楼的军事将领们一般都认为日本俘虏没有任何可利用的价值,他们认为,日本军队在作战时表现的近乎疯狂的武士道精神,说明他们被俘后替军方工作是完全不可能的。可是人类学家却认为,军方的判断有误,将领们不了解日本的民族性。日本人的行为表现受“处境”不同的约束,在某一处境下,可以表现出英勇狂热;但在改变另一处境时,则可表现另一种行为。当他们是“大日本皇军”时,他们尽忠于天皇;可是当他们被俘后,认为已失去做皇军的资格,已不是天皇的子民,也不是日本社会的一分子,因此他们随时可以在另一处境为美军工作。日本士兵被俘后,大多宣称是在无意识下被俘的,这样可以不负责任。美军将领听取了人类学家的意见,利用日俘为美军工作,出乎意料,许多日军被俘后完全失去其凶猛的性格,能与美军很好地合作,供给情报,担任传译和做宣传、劝告工作。这些都使美军将领不可思议。文化与人格理论影响美国军方作出最大决定的是在广岛投放原子弹。在投掷之前,美国当局未敢肯定投掷原子弹是否应该,恰在此时,人类学家提出日本人的“处境行为”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只有改变处境,才能使日本人考虑投降。原子弹的投掷可能使数10万人死亡,但只有原子弹的威力,才能改变整个战局,也就是改变日本的处境,否则继续进行常规战争,旷日持久,将有几百万美日士兵要阵亡,数百万甚至数千万日本平民将会伤亡,以千万人之数来比数十万众,自然是值得做的事,因此美国当局毅然地决定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以求战争的早日结束。[5](P17-18)所以,美国政府从来不承认投放原子弹是错误的决定。西方国家的政治学理论也对政治和军事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1972年美、苏签订的反导条约,其理论支柱是著名的美国兰德公司政治学学者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1959年提出的核均衡理论。其核心论点是:因为核武器破坏力太大,理性的政治家都不会轻易使用,由于害怕在军力上处于弱势,美、苏都争取核武器摧毁力量与另一方的对等,恶性竞争的结果是所谓的恐怖均衡。肯尼迪政府的“确保摧毁”战略,其实质就在于保证美、苏双方都有能力消灭对方,从而能相互牵制,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任何一国防御能力的加强,都会被视为突袭行动诱因的增加,对恐怖均衡的破坏。整个冷战时代,军备控制的焦点都集中在尽量降低突袭的可能性上面。禁止建立全国性导弹防御系统,就是美、苏谈判成果的核心部分。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于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对美国的政治和军事也起到很大的影响。该理论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或文明方面的差异。文化社会正在取代冷战集团。文明的差异是人类各种差异中最为根本的,而且基本上是不可消除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分离。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在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因此,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未来主宰世界的冲突主要是“文明的冲突”。在21世纪,西方文明与非西方各种文明的关系及其对抗程度有相当大的差别。按其程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属于挑战者的文明,即与西方文明传统最远的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这两种文明可能会联合起来,向西方挑战。第二类是属于中间文明或摇摆文明,即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三国的文明,这些文明与西方文明既有合作也有冲突,时而与挑战者(中国和伊斯兰)站在一起,时而又与西方站在一起。第三类是弱势文明,即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这两种文明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西方,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将会很少。[6](P201-202)这一理论曾引起很大的争议,但9·11事件的发生,又似乎应验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促使美国政府有条件地采纳了这一理论。从文明的角度来看,美国当前的世界战略首先是征服伊斯兰文明。阿富汗战争虽然结束,但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时,也不能排除其借反恐怖主义之名,行征服伊斯兰文明之实。因伊斯兰文明是亨廷顿所说的可能对美国形成挑战的两个文明之一,美国今后反恐可能会扩大到许多国家,但最主要的目标是伊拉克。因伊拉克是最强硬的反美国家,萨达姆政权不推翻,美国人不安心。因此,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将会寻找借口推翻萨达姆政权,扶持亲美政权,弥补海湾战争时期老布什留下的遗憾。历史学家提出的一些理论也对美国的政治发生过重要影响。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美国为什么在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问题上,每年要“考核”中国一次。尤其是人权问题上,千方百计鼓动其盟国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制裁中国的提案。在其盟国感到厌烦、不愿意出面牵头的情况下,美国仍然一再坚持并亲自提出反华人权提案,至2001年是第十次了,每次均以失败而告终。美国明知联合国人权大会根本不可能通过制裁中国的提案,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提出反华提案?这需要从更深的层次去分析。我认为美国政府主要是采用了世界著名中国学专家费正清教授在研究近代中西文化接触时提出的“冲击———回应———再冲击———再回应”理论模式,在各方面进行不断的冲击。美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希望通过不断的冲击来使中国逐步西方化。在他们看来,即使提案未能通过,也对中国是一种冲击和警告,中国就会逐步朝着美国所预设的方向行进,不断地接近美国的人权标准。(2002年3月18日至4月26日,联合国第58届人权会议没有反华提案,其原因是上一年5月3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纽约选举今年第58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新成员时,美国首次落选。美国在58届人权会议上是首次以观察员成分旁听人权会议,没有资格提出反华提案。)社会学理论也对西方一些国家的政治和军事产生重要影响。例如美国等西方国的一些政治家制造“中国威胁论”,除了为继续维持庞大的军工企业之外寻找借口之外,最主要的是受德国著名学者G·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和美国著名学者L.A.科塞(Lewis A.Coser)的“冲突功能理论”(Functional Conflict Theory)的影响。首先,冲突功能论认为,国际之间的冲突有助于国内凝聚和整合,可以把国民的不满情绪引向国外,缓和国内矛盾。因此,对于政治家来说,外部冲突的停止或对敌人的胜利并不总是好事。为了维持和增强群体团结,领袖必须不断地诱发外部冲突。这种外部冲突并不一定要真正出现,虚构出的外部敌人同样能达到这种效果。科塞说:“最初的敌人消失导致去寻找新的敌人,以便使群体可以继续从事斗争,从而维持住一个将陷入不再有敌人存在的危险的群体结构”。这种“‘寻找外部敌人’(或夸张实际敌人带来的危险)的工作不仅起到维持群体结构的作用,而且当受到干劲松懈或内部分歧威胁时它也能加强群体的团结。”[7](P92293)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制造“中国威胁论”,具有战术上的意义,可以把美国人注视的焦点引向对外关系方面,以缓和内部矛盾,增强国内的凝聚力与整合程度,有助于加强国内的统一和团结。2001年10月,我们在英国伦敦访问时,一些学者也告诉我们,英国存在的问题很多,如交通、卫生问题和失业问题等。现在由于英国国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阿富汗战争,所以内部矛盾成为次要问题。阿富汗战争结束之后,内部的矛盾又将凸现出来。其次,“中国威胁论”另一目的是激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国民的危机意识,增加压力,告诫本国人们不要松懈,永远保持紧张的心态,不断奋进,以免被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赶上或超过。因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没有竞争,没有压力,没有对手,就会求安逸、求享受;就会满足于现状,就会止步不前,就有可能被其他后进国家赶上。为了保持国民的竞争状态,必须制造假想的竞争对手。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曾称霸世界,但后来都一一衰落,其原因就是因为缺乏竞争和对手。因此,西方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危机意识很强,不像中国学者那样乐观,他们总是从坏处着想。例如,德国学者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在1918年首版的二册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West)一书中,预言西方文化很快便会衰亡,其书名《西方的没落》就是因此而得名的。斯宾格勒写该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敲响警钟,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创新,保持文化的活力,以避免衰落。该书出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成为畅销书,并对西方政界发生积极的影响,从而避免了“真正”意义上的衰落。其三,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喜欢挑起冲突,其目的之一是永远走在世界前面。因为,通过不断冲突,可以不断提高军事科技水平,不断地试验新式武器,不断地改进武器精密程度,不断地改进战略和战术。根据以上事例分析,可知西方的“学”与“术”是两种不同的层次,两者分工明确,而且紧密结合,学者们经过潜心研究的一种新理论一旦提出,就会被政治家所采纳和运用,或者作为分析的工具,使人们对某种文化现象看得更清楚,更透彻。(二)中国的“学”与“术”中国学术界与西方不同,“学”与“术”没有明确的分工。梁漱溟曾说:“在中国是无论大事小事,没有专讲他的科学,凡是读过四书五经的人,便什么理财司法都可作得,但凭你个人的心思手腕去对付就是了。虽然史书上边有许多关于某项事情———例如经济———的思想道理,但都是不成片段,没有组织的。而且这些思想道理多是为着应用而发,不谈应用的纯粹知识简直没有。这句句都带应用意味的道理只是术,算不得是学。凡是中国的学问大半是术非学,或说学术不分,离开园艺没有植物学,离开治病的方法没有病理学,更没有什么生理学、解剖学。”[8](P37)中国古代“学”与“术”没有明确的分工是十分明显的。中国古代有辉煌的技术,如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但是这些技术都是经验技术,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明的,而不是在科学理论或原理的基础上推导出来并发明的技术。梁漱溟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手艺”即技术,而没的“科学”。他说:“我们虽然也会打铁、炼钢、做火药、做木活、做石活、建筑房屋和桥梁,以及种种的制作工程,但是我们的制作工程都是工匠心心传授的‘手艺’。西方一切要根据科学———用一种方法把许多零碎的经验,不全的知识,经营成学问,……与‘手艺’全然分开,而应付一切、解决一切的都凭科学,不在‘手艺’。工业如此,农业也如此……。甚至养鸡牧羊,我们看着极容易作的小事,也要入科学的范围,绝不仅凭个人的智慧去做。”医学也一样,“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则不同,“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凭准的。”[8](P36)社会科学也一样,学与术不分,或只重视应用研究,不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许多学者都主要从事应用性的研究。没有基础理论作为依据,应用研究的水平也就不可能提高。如果没有丰富的基础理论知识,调查研究也就不可能深入。对策性研究也一样,大多是就事论事,没有从理论上说明。如果提出的对策性建议或意见没有理论根据,没有科学依据,也就难以使人信服,也难以被有关单位采纳。(三)正确处理“学”与“术”的关系据上所述,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学”与“术”分得很清楚,而中国学术界却“学”、“术”不分或有“术”无“学”。中国学术界应当借鉴西方的这种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正确处理“学”与“术”的关系,两者既不能混为一体,也不能完全割裂开来。科学家和工程学家所追求的目标有所不同,科学家注重原理的研究和分析,而工程技术学家则注重具体的事实。杨振宁曾举例说明科学与工程学家差异,他说:“在1921年4月,爱因斯坦第一次到了美国,准备到爱迪生的机构去做研究,抵美后受到盛大欢迎。他到波士顿的时候,有一个记者给了他一张纸,上边有一系列实际的问题,包括谁发明“对数”?美国哪一个城市制造最多的洗衣机?纽约到水牛城有多远?声音的速度是多少?……因为爱迪生对每一个要聘用的人都会进行考试,问的就是这一类题目,所以记者就先拿这些题目来考一考爱因斯坦,结果爱因斯坦完全不合格。这个故事要描述的是爱迪生和爱因斯坦这两个人,他们的着眼点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所以会发生刚才那个故事。这是一个真的故事。对‘科’与‘技’的重要性,哪一个更重要一些的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回答。”[9]如何正确处理“学”与“术”的关系?杨振宁曾说:“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科技部’,科技部既要管‘科’,也要管‘技’,问题是对‘科’多注进一点资源,还是对‘技’多注进一点资源。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9]总的来说,两者不能偏废,既要注重“学”,也在注重“术”。尤其是作为一个大国,更要两者兼顾。另外,“学”与“术”也要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良性的互动。如果完全分离,就失去了意义。中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要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首先要充分鼓励自由探索,有所创新。以认识自然和社会为目标的基础研究与以改造自然和社会为目标的应用研究不同,由于基础研究探索性强,其结果一般难以事先预见。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许多重大理论、原理、定律的提出或发现,大多是自由探索的结果。影响世界学术的名著,大多是个人的专著。诚然,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集体攻关,协同钻研,但最终的重大发现也往往是少数人潜心研究的结果。在经济上,我国实行多年的计划经济现已逐渐为市场经济所取代,结果使我国的经济空前繁荣。在学术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也应该逐步加强自由探索,才有望大大加快科学发展的步伐,取得重大突破,使我国的科学理论空前繁荣。其次,学术界的一些重大突破通常是建立在长时期积累的基础之上。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已经和一二百年前大不相同,目前尚未发现或解决的问题大多是难度很大的问题,靠灵机一动而取得突破性发现的可能性极为稀少。突破性进展往往是建立在以前大量工作积累的基础上,再经过艰苦努力取得突破。正所谓古人所说的“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积累可以是个人研究的积累,也可以是一个研究集体多年研究的积累。无论研究任何问题,都需要较为深厚的学术功底,都必须对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方法相当熟悉,都必须系统、全面地收集有关资料及了解有关研究成果。只有在丰厚积累基础上,只有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才有可能有所突破,有所发明,有所创新。二、“博”与“专”治学方法因人而异,有人强调由专而博,有人主张由博而专。前者可称为从树木到森林,后者可称为从森林到树木。这两种方法各有千秋,各有优缺。所谓“博”,也就是学识渊博,既广且深。博学的人,大多是通古今、贯中西的,研究领域一般都较广,并不只局限于某一个专业。无论从事何种领域的研究,都能有所创新。博与泛是不同的,有些人虽然知识面很宽,但仅仅是表面上的、肤浅的,这是泛,而不是博。所谓“专”,即在某一个领域或专业有深入、全面的研究,在该领域具有专长,并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如先秦史专家、隋唐史专家、明清史专家、音韵学专家、古文字学专家。专家通常对本领域的有关研究情况十分熟悉,了如指掌,并有创造性的科研成果,在该学科有较大的影响,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同时能够客观、准确地评价有关研究成果,并能指出其缺点和不足。先专后博,即先进入某一个领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做出成果后再扩大知识面。其好处是能够较早地出成果,缺点是研究成果可能会不太完美,如果有专家把关,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先博后专,即先打好扎实的基础,掌握广博的知识,然后再进入某一个专业领域进行研究,其不足是在短时间内出不了成果,优点是做出来的成果较完美,不会有硬伤和毛病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很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通常是钻进某一个领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便会有所发现,有所成就。所以,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出成果的年龄一般都较小。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研究者必须有较丰富的知识积累和经验,才能有所成就。总的来说,传统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比较强调先博后专。尤其是老先生,主张40岁之前不要写文章,先博览群书,打好基础,或给老教授当助手,抄抄写写,查对和收集资料等,练好基本功。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前,青年人的论文是很难发表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受自然科学影响较大,比较强调先专后博,先在某一个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取得成果后再学习和研究在其他方面的知识。这种方法比较容易提出新观点或见解,但不可避免会有不少疵漏。因此,中国学者总是批评西方学者不严谨,硬伤多。不少老先生都骂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胡说八道,连基本常识都不懂。先博后专或先专后博这两种方式往往最终会得出相反的结果。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专家、学者,大多采用先博后专的方式,许多学者往往一辈子研究一个领域或专业,如研究先秦史的一生在先秦史专业耕耘,研究隋唐史的一辈子钻在隋唐史文献资料中,不敢越雷池一步。有些学者虽然很想扩大研究领域,但往往感到力不从心。其原因是打基础的时间很长,年纪大了精力有限,创造力较差,再新开辟一个专门领域感到相当困难。再加上中国学者在性格大多比较保守,创新意识较差,比较谨慎,认为“隔行如隔山”,对自己不熟悉的专业不敢随便发表意见,因而不敢也不愿再问津其他领域,长期在自己开辟的一个专业或领域里钻研和消磨。而西方许多学者采用先专后博的治学方式,先在某一领域研究几年,勤奋耕耘,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并在该领域作出成就,并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再转入另一个领域。这样,涉猎的范围越来越广,知识面不断扩大。做学问有共同的规律和方法,一门学问精通之后,再钻研其他学问,自然容易得多,正所谓“一通百通”。再加上西方学者创新意识强,勇于开辟新领域。因此,许多大学者往往一生涉猎过多个领域或专业。例如,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杜尔干最初研究社会分工问题,于1893年出版了名著《社会分工论》;19世纪中期研究社会学的方法,于1895年出版《社会学方法的规则》;19世纪后期研究自杀现象, 于1897年出版《自杀论》;20世纪初研究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的图腾崇拜,于1912年出版《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一样,知识范围和学术研究视野非常广泛,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音乐等社会生活领域到社会科学方法论都有重要成果。再如法国著名学者M·福柯(Michel Foucault),既是哲学家,也是历史学家。他的研究范围很广,曾先后研究过医学、精神病学、心理病理学、自然科学史、经济学、语言学和犯罪学等。他从这些学科中吸取材料,企图探讨思想发展的结构,又从思想发展结构的研究得出人的消亡的结论。先博后专和先专后博的两种不同治学方法与中西两种不同教育方法有关。中国和西方国家教育哲学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传统的教育重视基础知识的教育,强调按部就班。西方则重视创新,采用的多为启发式教育。这两种教育方法各有优缺,应取长补短。完全沿用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不合时宜的,但完全照搬西方的教学方法也不是科学的态度。杨振宁教授曾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有深深的感受。因为我是在中国出生、成长,念完了中学、大学,还拿到了一个硕士学位之后才到美国去的;博士学位是在美国拿的,然后做研究、教书,到现在已经50多年。我觉得自己对中国、美国的教育哲学都有相当深入的认识。这两个教育哲学是相当不一样的,而这两个不同的教育哲学在怎样鼓励创新这件事情上的差异,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到底这两种教育哲学哪个好、哪个不好?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得要用辩证的方法来仔细了解。我认为这两种教育哲学都能够鼓励创新,不过它们各自对不同类型的学生产生的最大效应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美国的教育哲学对排在前面的30%～40%的学生是有益的,因为这些学生不需要按部就班地训练,他们可以跳跃式学习,给了他自由,他可以自己发展出很多东西,当然他的知识不可避免地会有很多漏洞,但如果他真是很聪明的话,将来他自己可以弥补这些漏洞。所以这种学生受到美国式的教育训练,会比较快、比较容易成功。可是,亚洲的教育哲学对排在后面的30%-40%的学生较有益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学生通过按部就班地训练,可以成才,而且成才之后可以跟比他聪明的人竞争,因为他有扎扎实实的知识,可以了解很多不是几天就可以学会的东西。”“究竟哪一种教育哲学比较好呢?或者说,对于学生来讲,应该着重哪一种哲学?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你在讨论的是一个美国学生,那就要鼓励他多学一些有规则的训练;如果讨论的是一个亚洲学生,他的教育是从亚洲开始的,那么就需要多鼓励他去挑战权威,以免他永远太胆怯。”[9]杨振宁在2000年9月17日上午在西安交通大学思源活动中心举办的规模宏大的“中国科协2000年学术年会”上也谈到中西教育教育问题。他说:“有人说,正因为美国学生没用心把功课念好,才促成了当今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依我看,这有点像歪理,但又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杨振宁的一番剖析赢得了满堂笑声。他接着说道:总的来看,美国的教育方式比较灵活,易于向新事物方向发展。鼓励学生扩展广泛的兴趣,推崇创新、勇敢和自信;而亚洲国家的教育方式则讲求扎实的训练,强调规范、静思和谦逊。“两种教育哲学差异很大。我想,如果能够取长补短,那么,教育出来的学生应该就可以较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10]中国哲人大多强调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宋代大学者朱熹曾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又在于居敬而持志。”[11]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之(主持安阳殷墟挖掘)教授曾于1953年问他的学生李亦园一个问题:“假如一个网球掉在一片深草堆里去,而你又不知球掉入哪个方向,你要怎样找球?”李亦园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好在李济代为回答找球的“捷径”。他说:“只有从草地的一边开始,按部就班地来往搜索,绝不跳跃,也不取巧地找到草地的另一边,才是最有把握而不走冤枉路的办法。做学问也如找网球一样,只有这样不取巧、不信运气地去做一些认为是笨工夫的工作,才会有真正成功的时候。”[12](P402)中西两种教学方法结合起来是最佳的,既要打好基础,又要鼓励创新,敢于向权威挑战。对于基础较好、理解力较强、自学能力较好、创新能力较强的研究生,主要采取西方启发式的教学,并应多指导他们去探索本学科、本领域的前沿课题或争议较大的课题,鼓励他敢于向权威挑战,让他做具有创新性的和挑战性论文题目。专业基础知识不扎实而自学能力又较差的研究生,则应采取中国传统式的教学方法,打好扎实的专业基础,并让他撰写以收集新资料为主的论文(如实地调查或新史料的收集等)。就我个人而言,一直主张先专后博,在研究中学习,在研究中扩大知识面。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匈奴语、突厥语言及亲属称谓制度等,80年代中期研究新疆民族历史和文化等,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研究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等)。90年代中期研究新疆少数民族的现代化问题等,近五六年来,由于教学的需要,又深入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是有目的地学习,往往学过的也记不住,过一段时间又忘了。边研究、边学习,既出了成果,又学习了新的知识。研究一个领域,至少要几年时间,才有可能把该领域的情况研究清楚。不过,我也反对一辈子在一个领域里,我们研究所有不少人一辈研究蒙古史、维吾尔族史或其他民族的,历史所也是研究断代史。一辈子研究一个领域也不好,历史文化是相互关联的,许多人就是因为知识面太窄,写不出有影响的著作来。把一个领域的主要问题研究清楚,写出一二本专著,其他小问题或价值不大的问题可以暂时搁下。然后再进行另一个领域的研究和学习。这样,知识面不断扩大。然后再回过头来研究自己最初研究的领域,会发现以前的研究有很多不足。18、19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间的界线相当模糊,许多大学者都是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至20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不断分化,而且越分越细。到本世纪末,各门社会科学的边界又逐渐模糊。至21世纪,各学科的界线将会越来越模糊,学科间的交叉越来越普遍。现在需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学科的边界,而是不理睬学科的边界,努力扩大学术活动的范围,凡是自己能够做的而别人又没有做的都可以去做。例如,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同样,社会和政治问题也不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的专利,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都有权利研究社会和政治问题,同时也有权利运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将来没有人能垄断某一学科的知识领域。掌握多学科的知识,是21世纪的要求。在21世纪,知识越丰富,越博学,才能走在21世纪的前列。三、“点”与“面”从研究视角来看,中西学术也有明显的不同,可比拟为“点”与“面”的差异。所谓“点”,即研究的视角集中在社会或文化的某一要素或某一主题,如功能、结构、人格、象征、冲突、交换、互动、秩序、理性等;所谓“面”,即研究的视角大多是一个专题或一个领域,并要求研究要全面、系统,面面俱到。西方影响世界学术的大学者大多都集中在一个要素或一个主题。例如,社会秩序是法国社会学的创始人杜尔克姆一生学术研究的主题。19世纪后半叶,法国社会动荡不安。他一心要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回答现实问题,帮助社会维系整合,达到安定。他的3部主要著作《社会分工论》、《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原初形式》都紧密围绕着秩序和整合的主题,分别回答社会团结和整合靠什么达到、社会整合与个人是什么关系、团体意识对社会和个人起什么作用三个问题。“理性”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一生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它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理性如何形成,研究不同宗教与理性的关系。他的重要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20年)《儒教和道教》(1915年)、《印度教和佛教》(1916年)、《古代犹太教》(1917年)等,都是围绕“理性”这一主题而展开。“能量”(或能源)是人类学新进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L·怀特(Levin Alvin White,1900-1975)研究的主题。他认为,“能量”(“能源”)的进化是人类和社会进化最主要的因素,从而提出新进化论中的“普遍进化论”。在他看来,人类利用能源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类仅依靠自己的体能而获取食物的阶段,即渔猎采集时代,它是文化发展的幼年或青年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人类能够通过利用自然界中能源———太阳能而获取食物的阶段,即农业和畜牧业产生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通过动力革命,对新能源如煤、油和水力资源能够充分利用的阶段,亦即蒸气的驾驭、内燃机的发明和人工电力生产的时代,也就是现代工业化时代。第四个阶段是人类能够利用原子能的时代,也就是当代世界。“功能”是20世纪早、中期不少人类学和社会学家研究的重要对象,如人类学中的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 1884-‘942)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 Brown,1881-1955),社会学中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及其弟子默顿(R.K.Merton,1910—)等,都把毕生的精力投入研究文化或社会的功能。有的学者研究文化如何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和派生需要;有的学者研究社会的各个部分如何在社会整体在有序运转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功能;有的研究文化如何适应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有的研究某种文化要素的不同的功能形式。“结构”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许多学科研究的主题,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均有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人类学中的结构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列维-斯特劳斯,文化和思想史研究中的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是M·福柯(M.Foucault),哲学中的结构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J·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G·德勒兹(Gilles Deleuze),文学理论和美学中的结构主义是罗兰·巴尔特(R.Barthes)、T·托朵罗夫(T.Todorov),精神分析学中的结构主义代表人物为J·拉康(Jacques Lacan),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有L·阿尔杜塞(Louis Althusser)和M·哥德尼埃(Maurice Godelier),发生学中的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是J·皮亚杰(Jean Piaget)。虽然他们各自的“结构”的概念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把主要精力注中集中研究“结构”,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文化、社会、心理或意识等方面的结构。“冲突”是20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社会学冲突学派的代表人物毕生的研究对象。例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L·A·科塞(Lewis A.Coser)一生研究冲突,并提出“冲突功能理论”(Functional ConflictTheory),成为社会学冲突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德国著名学者R·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也是冲突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大多数著作都是研究“冲突”的。不过,他的理论与科塞的冲突功能理论不同,建立了“辩证冲突论”(Dialectical ConflictTheory)。“交换”是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西方社会学交换学派代表人物的主题。例如,哈佛大学的乔治·霍曼斯(George Gaspar Homans,1910—)是现代社会交换理论的创始人,他以“交换”为中心,从交换的角度解释人们的各种行为和活动,把所有的社会行为都看成是一种交换行为,提出许多与交换有关的概念:如活动、奖赏、价值、数量、情感、互动、规范、投资、利润、公正性等,并提出成功命题、刺激命题、价值命题、剥夺—满足命题、攻击—赞同命题等。曾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和系主任的彼得·布劳(Peter Blau)也主要研究“交换”,他区分了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的差异,认为社会交换关系存在于关系密切的团体或社区内,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在原始社会中,社会交换(包括婚姻、馈赠、祭礼等)在一定时间内是相互性的,代表着一种荣誉,只是为了保持个人或部落间的友好关系,并不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经济交换关系在本质上是把交换作为手段,如请客、送礼就有可能是为了某种目的。每当一次交换目的达到了,这种关系也随之消失。“象征”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象征人类学学派代表人物的主要研究主题,他们虽然研究的领域有所不同,但大多都把文化看成是象征和意义的体系,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文化象征。如著名英国人类学家道格拉斯(Mary Donglas)认为,现代人的象征行为与原始人的象征行为是一样的,是一个整体的世界观。她在方法论上包含两种:一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如从分类系统解释古代社会的饮食禁忌;另一是杜尔干的社会结构式的研究方法,如认为社会秩序或制度是由仪式象征表现,而仪式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是隐喻的。另一位著名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mer)着重研究仪式象征,他的著作主要研究过渡仪式的象征意义。中国学者注重“面”,研究的大多是一个专业领域或一个专题,而且要求全面、系统,面面俱到。例如,研究中国断代史的,要求系统地研究该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研究民族史的也一样,对民族的来源与发展、民族社会、文化与经济等,都必须作全面的考察。做专题研究的也大同小异,要求对该专题的各个方面都必须作详细的研究。例如,研究史前宗教的,对史前时代形成的自然崇拜、巫术、图腾崇拜、鬼魂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等都必须作系统的研究。西方学术注重“点”,而中国学术强调“面”。西方学者虽然注重研究一个“点”,但涉及领域却很广,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中国学者注重研究“面”,但研究的领域很窄,研究的内容十分有限。总的说来,中西学术是两种不同的体系,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比较善于归纳、总结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原则或模式;擅长于理论分析,并善于构建理论或概念作为分析的工具;善于从一个角度进行深入的分析;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表层看内在的观念、结构、规则和意义等。对于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不了解、不熟悉是不行的,否则就不可能了解世界学术,无法与国外同行交流。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有些理论有助于人们分析事物,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解决问题和预测未来;另有一些理论可以帮助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至于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中国学术注重实证,注重全面收集各类相关资料,并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善于从整体上把握问题和分析问题,讲究四平八稳;提倡立论谨慎,言必有据,在没有新资料发现之前,忌讳轻易发表意见,非常在乎所提出的观点或理论能否站得住;强调尊重前人的研究,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新;要求治学态度严谨,以“硬伤”、“常识性错误”为耻;讲究做文章,结构、层次、条理很清楚,喜欢咬文嚼字,用词准确,文笔简练;而西方学者的文风远不如中国,许多论著,结构松散,废话很多。中国学术传统历两千多年而不衰,表明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说明它适合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研究。任何国家传统的学术文化与社会文化一样,均有其优缺。全盘肯定本民族的学术传统,不吸收国外优秀的学术文化,将落后于世界学术潮流;而全盘否定传统的学术文化,必将丧失自己优秀的学术文化传统,成为西方学术文化的附庸。这两种极端的态度都不利于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最佳方式是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与西方优秀的、科学的方法相结合,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固步自封,只要传统方法,而否定西方的方法,是不理智的;企图以西方的方法代替或排斥传统方法也同样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各取其长,互为补充,并行发展。参考文献:[1]何星亮1中西治学目的之差异[J]1思想战线,2002,(5)1[2]梁启超1学与术[A]1饮冰室合集:第三册[M]1文集之二十五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1[3]严　复1〈原富〉按语[A]1严复集:第4册[M]1北京:中华书局,19861[4]王国维1国学丛刊序[A]1王国维遗书:第4册,观堂别集:卷四[M]1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1[5]李亦园1人类学与现代社会[M]1台北:台北水牛出版社,19841[6]〔美〕塞缪尔·亨廷顿1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1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7]〔美〕科塞1社会冲突的功能[M]1孙立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8]梁漱溟1东西文化及其哲学[A]1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M]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9]杨振宁1预测科学未来[A]1走好,新千年———人类叩响新世纪之门[M]1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1[10]杨振宁1杨振宁漫话创新与科教[N]1科技日报,2000292201[11]朱　熹1性理精义[M]1[12]李亦园1悼念李济之先生[A]1人类的视野[M]1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1[13]高承恕1社会科学’中国化’之可能性及其意义[A]1杨国枢等1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M]1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21(责任编辑　何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