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苏小和：农民有“反行为”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2 01:25:24
苏小和：农民有“反行为”吗？
某日下午，去平安里旧书摊闲逛，忽然发现《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作者高王凌[1]。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拿来一翻，才知道是一本新书，2006年1月才出版。
我之所以愿意把这本拿起来翻翻，显然是被“反行为”三个字吸引。作者如此解释，这个有点陌生的概念是他无意中的一次总结，可称为“反道而行”。英文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单词来对应，如果翻译成resistance，中文应该是抵抗，显然，用抵抗这样醒目的词汇来定义“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中国农民，有点高抬了；如果用reaction或者counter-action，中文里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又不明显。[2]所以，作者可能以为，当年中国农民的某些与毛的思路不太一致的行为，算是对毛的一种不合作吧。
我的这种不合作的解释可能仍然抬高了当年中国农民的生存意义。所谓不合作，让人想起“非暴力、不合作”这样著名的政治立场。众所周知，即使今天的中国人，知道这样立场的人也寥寥无几，而当年蚂蚁一样的中国农民，朝思暮想的，只是吃上一顿饱饭，那里谈得上合作与不合作！
事实上，《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就是一本介绍中国农民怎样在饥饿的年代偷饭吃的书。吃是主题，偷则是方法。一个时代的中国农民几乎群体性的借用“小偷”技术，来为自己偷一些饭吃，从而不至于饿死。
个人以为，这样的主题是有价值的。即使仅仅立足于这样的主题，我也认为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国内有关三年大饥荒的著作本来就少之又少，仅有的几篇文章多半从宏观入手，而这本书是从一个个具体的农民的遭遇开始，真正深入到了农民的日常生活。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理解农民的“偷”。一方面，我看不到其中“反”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在道德的层面对农民群体性的“偷”进行审问，人都快饿死了，偷东西吃就是一种生理行为。对，我认为本书反映的，就是在饥荒的年代里中国农民的生理行为。本书用比较详实的调查，证明了在吃这种最基本的人性底线上，不论统治者怎样强力管制，中国农民总是能够找到办法维护自己吃的权力。
但高王凌先生似乎不太同意我这样的阅读体验。在书的结语中，高先生如此陈述：“我发现，事实上农民远非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制度的被动接受者，他们有着自己的期望、思想和要求。他们一直有着‘反道而行’的‘对应’行为，从而以不易觉察的方式改变、修正，或者是消解着上级的政策和制度。这种政府与农民间的‘互动’，一直贯穿了整个过程，到今天仍在继续”[3]。显然高先生把农民的行为拔高到了政治诉求的层面，并暗示多年以来，中国政治生态一直隐藏着某种互动。这比我的理解要高出许多。如果基于某种美好的联想，他的这种对主题的界定是有道理的，也是更有价值的。问题是，多少年了，中国农民真的拥有某种互动的能力么？
我认为高王凌是立足于自己的建设性，才提出了这样的主题，他可能希望这本略浅显的书，能被权力持有者看到。高先生当过知青，对当年的饥荒刻骨铭心，他太清楚中国农民的最低需求了。他的学术走向多年来立足于此，也有一批不错的著述现世，但在写这本书时，却罕见沿用了报告文学式的写作模式，而没有把本书写成一部严谨的学术报告。我想高王凌是看到了吃这个最基本的人性底线，同我一样，他相信文学性地叙述，应该比学理性的陈列更能打动人吧。
[1]高王凌，1950年生，北京人，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历史、经济－社会史、思想史、政治史的研究。
[2]见《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序言第3页。
[3]《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第192页。
某日下午，去平安里旧书摊闲逛，忽然发现《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作者高王凌[1]。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拿来一翻，才知道是一本新书，2006年1月才出版。
我之所以愿意把这本拿起来翻翻，显然是被“反行为”三个字吸引。作者如此解释，这个有点陌生的概念是他无意中的一次总结，可称为“反道而行”。英文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单词来对应，如果翻译成resistance，中文应该是抵抗，显然，用抵抗这样醒目的词汇来定义“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中国农民，有点高抬了；如果用reaction或者counter-action，中文里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又不明显。[2]所以，作者可能以为，当年中国农民的某些与毛的思路不太一致的行为，算是对毛的一种不合作吧。
我的这种不合作的解释可能仍然抬高了当年中国农民的生存意义。所谓不合作，让人想起“非暴力、不合作”这样著名的政治立场。众所周知，即使今天的中国人，知道这样立场的人也寥寥无几，而当年蚂蚁一样的中国农民，朝思暮想的，只是吃上一顿饱饭，那里谈得上合作与不合作！
事实上，《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就是一本介绍中国农民怎样在饥饿的年代偷饭吃的书。吃是主题，偷则是方法。一个时代的中国农民几乎群体性的借用“小偷”技术，来为自己偷一些饭吃，从而不至于饿死。
个人以为，这样的主题是有价值的。即使仅仅立足于这样的主题，我也认为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国内有关三年大饥荒的著作本来就少之又少，仅有的几篇文章多半从宏观入手，而这本书是从一个个具体的农民的遭遇开始，真正深入到了农民的日常生活。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理解农民的“偷”。一方面，我看不到其中“反”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在道德的层面对农民群体性的“偷”进行审问，人都快饿死了，偷东西吃就是一种生理行为。对，我认为本书反映的，就是在饥荒的年代里中国农民的生理行为。本书用比较详实的调查，证明了在吃这种最基本的人性底线上，不论统治者怎样强力管制，中国农民总是能够找到办法维护自己吃的权力。
但高王凌先生似乎不太同意我这样的阅读体验。在书的结语中，高先生如此陈述：“我发现，事实上农民远非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制度的被动接受者，他们有着自己的期望、思想和要求。他们一直有着‘反道而行’的‘对应’行为，从而以不易觉察的方式改变、修正，或者是消解着上级的政策和制度。这种政府与农民间的‘互动’，一直贯穿了整个过程，到今天仍在继续”[3]。显然高先生把农民的行为拔高到了政治诉求的层面，并暗示多年以来，中国政治生态一直隐藏着某种互动。这比我的理解要高出许多。如果基于某种美好的联想，他的这种对主题的界定是有道理的，也是更有价值的。问题是，多少年了，中国农民真的拥有某种互动的能力么？
我认为高王凌是立足于自己的建设性，才提出了这样的主题，他可能希望这本略浅显的书，能被权力持有者看到。高先生当过知青，对当年的饥荒刻骨铭心，他太清楚中国农民的最低需求了。他的学术走向多年来立足于此，也有一批不错的著述现世，但在写这本书时，却罕见沿用了报告文学式的写作模式，而没有把本书写成一部严谨的学术报告。我想高王凌是看到了吃这个最基本的人性底线，同我一样，他相信文学性地叙述，应该比学理性的陈列更能打动人吧。
[1]高王凌，1950年生，北京人，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历史、经济－社会史、思想史、政治史的研究。
[2]见《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序言第3页。
[3]《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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