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个可能改变世界的危险点子

类别：社会民生 作者：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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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9-10-18
版次：GB01 版名：地球周刊 封面 稿源：南方都市报
摘要：今年，美国《连线》杂志的年度创意特辑故意邀请了一些疯狂、激进分子发表他们惊世骇俗的高见。比如支持克隆人、取消监狱、切断对非洲的援助、让协助自杀合法化等等。
今年，美国《连线》杂志的年度创意特辑故意邀请了一些疯狂、激进分子发表他们惊世骇俗的高见。比如支持克隆人、取消监狱、切断对非洲的援助、让协助自杀合法化等等。
黑客出击
五角大楼已经雇佣了一大批擅长网络战的优秀黑客，但他们主要扮演防御的角色，美国海军研究生院的教授约翰·阿尔奎拉想要改变这一点。他希望美军编程员和海外网络专家合作，组成全球极客(geek)团队，发动先发制人的网上打击，从而阻止真实世界的战争。
今天的军队(包括打游击的各国叛军)如此依赖数字通信，击中要害的网上袭击能够让敌人元气大伤。如果能够恰当地公开地使用网上突袭，能起到有效威慑作用，让好战分子三思而后行。阿尔奎拉称他的计划为“解决致命冲突的非致命方法。”
当然这并非没有危险。一次错误的打击可能导致国家之间关系紧张，当然也不排除误伤好人和平民的可能。但阿尔奎拉说，这种“较仁慈、温和的威慑”比威胁制裁对手的经济，或威胁动用核弹要好得多。下面从3个例子说明，先发制人的网络袭击能够避免流血冲突。
例一：熄灭南亚冲突火花
局势：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各自边界大量屯兵。
解决办法：干掉双方的指挥控制网络，避免这两个拥有核武的宿敌第5次开战。在1951年的影片《地球停转那天》中，一个怀有善意的外星人让地球超级大国的全部机械陷于瘫痪，阻止他们将核武传播到其他星球。在这里，美国领导的黑客军团将扮演外星人的角色。
例二：切断基地网络
局势：情报显示，基地组织计划发起下一次9·11恐怖袭击。
解决办法：在网上追踪恐怖分子，让他们知道他们在受到监视。间谍机构已经在监听基地的网络，偶尔也会袭击它的网站。但是，要真正破坏日益依赖网络的恐怖组织，必须让他们知道，无论躲藏在网络的哪个角落，他们都不安全。设置网上糖衣陷阱———比如一个虚假的圣战论坛———诱捕本·拉登追随者。即使通过其他方法破获恐怖组织，也要对外宣称是网上情报收集的功劳。只要能阻止恐怖分子搞破坏，偶尔的胡说八道是可以接受的。
例三：制约俄罗斯
局势：俄罗斯调动军队，再次向格鲁吉亚示威。
解决办法：部署美国或北约领导的网络威胁团队，干扰俄罗斯的军事通信网络，迫使克里姆林宫延后出击。这可以为外交斡旋赢得时间。阿尔奎拉说，“我希望把网络威慑用于任何想要发动战争的一方，哪怕它是美国。”
招募孤独症患者
多数职业需要人际沟通技巧。但是，对于部分职业，专业技能、高度注意力和强大记忆力更加重要。企业家索吉尔·桑尼认为，这一类职业可以雇佣孤独症患者。
6年前，桑尼得出这一结论，当时，他的小儿子刚被诊断患有孤独症。“一开始，我只觉得痛苦绝望，”他回忆说，“然后我回忆起他成长的经历。”
桑尼是丹麦人，像其他国家一样，在丹麦孤独症患者也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工作者，但桑尼从事的是信息技术工作。这个领域其实很适合孤独症和亚斯伯格症(轻度孤独症，通常伴随高智商)患者。“通常孤独症患者有着超常记忆力和高度注意力，能够注意到别人所忽视的细节。他们很有条理，喜欢按部就班，”换句话说，“他们是天生的软件工程师。”
2004年，桑尼辞去电信公司的工作，创建了一家叫Specialisterne(丹麦语专家的意思)的信息技术咨询公司，所雇佣的人大多有一定程度的孤独症。公司的近60位顾问经常为微软、思科系统等软件公司的程序纠错。最近，公司业务范围扩展到其他需要高度细节注意力的领域，比如跟踪丹麦的光纤网络，以免布线人员在架设新线路时意外切断旧线路。
把孤独症转变成卖点并不容易：Specialisterne的雇员通常需要完成5个月的培训课程，客户必须准备应对不同寻常的工作关系。但是，一旦投入工作，这些顾问的注意力和敬业程度绝非常人可比。因此，他们更少犯错。一位请Specialisterne做数据录入的客户发现，他们的精确度是常人的5至10倍。
桑尼不久前又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致力于推广他的商业模式。在瑞典 、荷 兰 和 比 利 时 已 经 有 受Specialisterne启发的公司出现。在冰岛和苏格兰，类似公司也在筹划中。“他们绝非廉价劳工，也不是职业疗法，”他说，“我们只是比别人做得更好。”
支持克隆人
人们普遍认为，人类克隆是违背自然的。但很有可能，你早就见过克隆人，也许还见过不止一个，甚至可能和他们约会过。他们就以同卵双胞胎的形式生活在我们中间。同卵双胞胎的D N A完全相同，他们几乎一模一样，有着类似的怪癖。但他们的思想、经历、个性却不相同，没有人认为他们不是完整的人类。既然同卵双胞胎是完完全全的人，克隆人为什么不是？
假设科学家能够用一个成人的DN A创造一个克隆人：他(她)与原版的差异将远远大于同卵双胞胎之间的差异。成年人的克隆人将和原版有着同样的DN A，但他们有着巨大的年龄差异。克隆人出生时也是个普通的婴儿，并不像科幻电影中一样一诞生就是成人。他(她)也要经过塑造个性和思想的童年青少年时期。
芝加哥大学的伦理学家莱昂·卡斯说，克隆人不可接受，原因之一是，他对于这个世界不会是“一个完全的惊喜”。哪个孩子又是呢？几乎所有孩子都或多或少带着其父母的特征。因为经历不同，他们会形成自己的个性。克隆人也能成为不同于任何人的独特的个体。正如我们承认同卵双胞胎是不同个体一样。
还有人争论说，克隆人“违背自然”。但是自然希望我们传承基因；如果克隆人能在这方面有所帮助，自然又怎么会介意？此外，克隆本身并非什么新鲜事情。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有许多物种的繁殖方式就是自我复制，今天依然有这样的物种。人类干预繁殖也并非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在医院生产本身就不自然，有谁会觉得通过一大堆人造设备保障母亲和婴儿的安全是违背自然的吗？
但是人类克隆依然障碍重重，有许多复杂问题需要考虑。最早的哺乳动物克隆实验产下了许多病弱早夭的后代。要制造健康克隆人，必须进行人体试验，必然产生不健康的克隆人牺牲品，这显然是违背伦理的。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绝对排斥人类克隆。试管婴儿也曾被视为扮演上帝的大逆不道之举，现在已被公众所普遍接受。对于无法生育的人而言，克隆也许是一种弥补遗憾的方式。
逃脱死亡
杜克大学富科商学院的决策分析师拉尔夫·基尼最近在《运筹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分析了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希望从中发现有多少美国人死于个人选择———比如吸烟、暴饮暴食、不安全性交———结果发现，竟然有55%的15岁至64岁死者的死亡也许可以通过不同的选择避免。换句话说，许多人死于咎由自取。这和一个世纪前大不相同。基尼估计，那时候，只有5%的人的死是自己造成的(传染病导致了其他大部分人的死亡)。
所以，难道最可怕的流行病不是禽流感、猪流感，而是愚昧？更确切地说是名为无知的流行病。我们的健康和幸福由许多日常成本效益计算决定。但是，我们太多人不善于这样的计算。我们也许知道，不系安全带驾驶是错误的。但是我们无法正确估计成本(花3秒钟时间系安全带)和风险(死亡)的分量。
基尼说，身为社会动物，人已经要为一些行为负责：一些公司拒绝招收吸烟者；酗酒者通常无权接受肝脏移植。社会应该实施更多类似的惩罚：比如，让肥胖者缴纳更高保险金；惩戒开车发短信者。但是，最终惩罚是不可避免的。“终极惩罚就是死亡，”基尼说，“我并不想完全阻碍‘适者生存’法则。”
停止援助非洲
去年丹比萨·莫约还是高盛集团伦敦办公室一名不知名的银行家。接着她写了一本叫《死援助》(D eadA id)的书，谴责外国经济援助是非洲贫困腐败的根源，呼吁纠正错误。莫约一举成名，频繁作为嘉宾出现在脱口秀节目中，与此同时援助捍卫者也开始发起反击。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说她的观点“残忍冷漠”，还指出莫约本人就是靠着援助(奖学金)得以离开赞比亚到哈佛求学的。莫约说，还有人指责她“杀害非洲儿童”。
但是，莫约的论点建立在基本、众所周知的事实之上。欧洲和美国给非洲腐败政权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多数钱款进了腐败官员的腰包。无休止的贷款让这片大陆负债累累。今天，多数非洲人甚至比几十年前援助金额开始增加的时候还要穷。莫约并没有提出在5年内突然切断援助。她希望各国政府逐渐切断给非洲政府的援助，尽快用直接投资取而代之。她希望外国人把非洲视为机遇，而不是无可救药的无底洞。事实上，去年，当全球遭遇经济危机时，几个非洲国家的经济却在增长。
莫约来自非洲、年轻上镜，博学多才，所以尤其引人注目。在反对者看来，她是世界忽视非洲的代表人物。她却有不同看法：“我的一位出版商告诉我，我给了人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执照。”
清空监狱
从死刑到三振出局(如果一个人第3次被判犯有重罪，那么他就可能被施以25年徒刑到终身监禁的严厉惩罚)，美国人喜欢严惩罪行，但这样做未必明智。尼尔斯·克里斯蒂有更好的主意：停止把违法者当成罪人。
“我不喜欢犯罪这个词———实在是个大而不当的词语。”这位奥斯陆大学的犯罪学家说，“只有不受欢迎的行为。我们如何看待这些行为取决于我们和行为人的关系。”如果一个少年偷了个钱包，我们称之犯罪。如果他从他父亲的钱包里拿走20美元，那就是家庭问题。把他关进监狱只会让他从穷凶极恶的坏蛋那里学会更恶劣行为。克里斯蒂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当成行为不端的儿子，送他接受心理辅导，要求他赔偿受害者。同样的，吸毒应该被看成公众健康问题，而不是刑事问题。送瘾君子去戒毒，而不是把他们关进监狱，这样更容易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严重的暴力罪犯应该被关起来，但是，克里斯蒂指出，我们的司法体系很难判断哪些人是屡教不改的，需要一直被囚禁。
克里斯蒂的建议在美国会被认为是天方夜谭，美国的犯罪率远远高于他的老家挪威，但美国的刑罚确实过于严苛。这个所谓的自由国度，囚犯占总人口比例，高于地球上其他任何国家，囚犯中有近一半因非暴力罪入狱。囚犯数量的增加并非因为犯罪率增加，事实上，过去10年，美国的犯罪率一直在下降。但严苛的判决和反毒品法让越来越多人因为并不严重的罪行锒铛入狱。部分美国官员也开始有了类似克里斯蒂的想法。加州和其他几个州现在要求对某些吸毒者强行戒毒，而不是把他们送进监狱。一些社区启动了受害者-罪犯协调计划。
别的不说，减少监狱人口还能帮助减少政府赤字。每个犯人每年要花掉美国纳税人2.2万美元。而这一投资回报率少得可怜：2/3的犯人释放后会再次入狱。
拯救贫民窟
一些人看到尼日利亚或印度的贫民区，只看到绝望：摇摇欲坠的临时窝棚，沿街乞讨的孩子，肮脏的空气。斯图尔特·布兰德却在这些地方看到了希望。这位先锋派环保主义者，技术思想家，兼《全球目录》创始人写了一份新宣言，在其中他捍卫基因改造、核能和其他被左派环保主义者视为地球敌人的东西。布兰德还提出一个违背直觉的观点：孟买、内罗毕、里约热内卢等城市周围的临时棚户区对穷人和环境都是有利的。
布兰德解释说，贫民区有大量人想尽办法要摆脱贫困，被环境资源局限激发出可观的创造力；他们以我们早已忘记的方式互相协作。这个过程转变是必然的：人们来自农村，开始做一些临时性工作，报酬微薄。一段时间后，他们往经济上层流动，融入正式经济。联合国对这些贫民区做了广泛调查，态度发生180度转变，从把它们视为城市问题，到认识到这些贫民区其实是解决世界贫困的最好方法。
城市让人们离开糊口农业(少有余粮，收获仅够糊口)。而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具有很大的生态破坏性。让农业人口城市化还解决了人口爆炸问题。在农村，女人从事农业劳动，却没有报酬，通常会生一大堆孩子。当女人移居城市，少要孩子，让他们受教育，获得更多经济机会是更明智的出路。在贫民区，女人成为重要、强大的力量。她们常常是社区组织的经营者，还是最可靠的小额贷款接受人。
布兰德说，“我们曾经把乡村浪漫化，这个错误不能再犯。最重要的是，不要夷平贫民区，把那里的居民看成拓疆先锋。给他们提供电力、清洁水、卫生设施、安全保证。”
改革大联盟运动
大联盟运动员因为才能、坚韧、决心、付出而得到奖赏。而大联盟运动队的老板即使碌碌无为照样能保证巨额回报。买下大联盟球队后，懒散的球队老板可以从球队所在地榨取上千万美元，收取高昂的比赛门票费，稍不如意就威胁要迁到其他城市。他们可能让糟糕的球队一直衰落下去，把比赛收入揣入腰包，而不投资购买人才。每当有球队出售的消息，必有一堆百万富翁蜂拥而至。这是因为，美国的大联盟球队———连同联盟本身———是一种垄断的存在，职棒大联盟甚至享有反垄断豁免权。在没有名气、球迷、顶级运动员的情况下，新型联盟毫无生存希望。
如何激发起球队老板和球员一样的竞争热情？斯蒂芬·席曼斯基和史蒂文·罗斯有一套独特方案：让球队竞争大联盟中的席位。
席曼斯基是伦敦城市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斯是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律教授，他们借鉴了欧洲职业足球联盟的模式。在欧洲，没有足球队可确保永远在顶级联盟占有一席之地。相反，每个联盟有多种级别：英格兰超级联赛、西班牙甲组联赛、意甲联赛都是各国最高级联盟。在每个赛季末，每个级别成绩最末的几支球队将被降到下一级，由下一级的优胜者取而代之。
把这一淘汰制度运用到美国职业运动中，大联盟球队再不能因为稀有而骄纵。任何有点儿资源的人，都能组建自己的球队，通过努力一路打进最顶层。这样一来，那些动辄威胁搬家的球队老板将再没有骄纵的资本，因为那些有能力供养一个有潜力杀进顶级联盟的球队的大城市十有八九已经有了自己的球队，再也不会有“万年老幺”这种东西。表现差的球队将立刻被降级。降级意味着贬值，再懒惰的老板也会打起精神，投入竞争。
当然，球队老板绝不会喜欢这样的改革。他们也许需要来自上面的劝说。席曼斯基说，“也许法庭和立法者可以下令说，公众对职业运动的垄断现状忍无可忍。政府责令联盟自己解决问题，否则政府将插手替他解决。”
让协助自杀合法化
70年，1500宗自杀事件后，旧金山金门大桥终于要安装自杀屏障，以防那些绝望的人跳桥轻生。自杀总是令人悲哀的事情，但即使封闭了金门大桥，还会在其他地方发生。为什么不让人们以更有尊严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就是瑞士的做法。协助自杀在瑞士已经合法，只要前提是，协助者出于无私动机。自杀者甚至不必是末期不治之症患者，也不必是瑞士公民。利用瑞士这一独特法律，律师 路 德 维 希·明 里 尼 创 办 了D ignitas———一家死亡权利组织，把瑞士变成了自杀旅游目的地。明里尼并不是为了自己生意兴隆、巴不得别人死的人。他的组织提供咨询服务，成功阻止了许多客户的自杀念头。对于那些执意要死的人，D ignitas愿意提供帮助。但如果交付1.05万瑞士法郎(约1万美元)，它保证顾客死得舒服，并为其安排后事。
这和美国的做法大相径庭。在美国，除了俄勒冈和华盛顿州，在其他地方协助自杀均是非法的。即使在俄、华两州，只有患末期不治之症的当地居民才有这个特权。在人们有其他选择之前，金门大桥上的自杀屏障还是必要的。
忘记医疗隐私
让你的医生给一份你自己的医疗记录拷贝。他们一定会紧张地反对，还要列举一堆理由，比如州法律啦、成本啦、模糊不清的医院规章制度啦。
吉米·海伍德想通过立法扫除这一切障碍，让我们查阅自己的健康档案，就像订一份比萨饼一样容易 。他 还 希 望 ，人 们 会 通 过PatientsLikeM e之类的网站，让这些信息在网上与他人共享。
“隐私一直是那些居心叵测，想要囤积这些信息的人的借口。”海伍德说。他相信，医院把医疗记录保管得滴水不漏的真正原因是，不希望招致来自病人或病人律师的质疑。缺乏透明度让人们的病更难治：由于数据稀少，医生们无从知道其他医生的更有效治疗方法。
海 伍 德 与 人 合 作 创 建 的PatientLikeM e让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在网上建立公共档案，列举他们的症状、用药和其他敏感细节。同病相怜的用户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找到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而网站在隐去病人身份后，把这些信息卖给医学研究机构和制药公司。
显 然 ，公 开 医 疗 记 录 对 于PatientsLikeM e是有利的。除了向国会作证之外，海伍德还是《健康信息权利宣言》的主要推动力。美国公民可以通过H ealthD ataR ight.org网站表达他们对这一声明的支持。宣言第3条说：“人民有权拥有个人医疗档案的完全副本，医院不得推诿拖延，趁机收费。”
海伍德承认公开医疗档案也有弊端，比如雇主可能拒绝雇佣一些罕见疾病患者。但是，另一方面，每年有数十万人因为医疗档案的不透明而死亡。“相当于整个越南战争的阵亡人数。”
理智冒险
在人类祖先里，那些冒险去更远地方采集食物和克服对火焰的恐惧的人比他们的同伴赢得了显著的优势。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喜欢冒险的生活：对风险的迷恋深入我们的D N A。
亨特·S·汤普森(美国作家)称他的冒险生活为“边缘工作”。虽然玩猎枪和迷幻剂的汤普森做过了头，但适度的冒险却绝对是好事，能磨砺我们的头脑、推动社会进步，还能让我们更快乐。
2005年一项德国研究发现，爱冒险的人，生活满意度高于常人。英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经理人中，爱冒险者更为成功。风险越大，回报越高，还能赚一点儿在鸡尾酒会上夸耀的资本。1/3稍微比较爱冒险的人，我称其为“黄金1/3”。要加入“黄金1/3”并不困难。像玩飞镖、骑独轮车一样，这也靠熟能生巧，做出明智选择。要区别好的冒险和愚蠢的冒险并不难。
在不限速高速路上驾驶保时捷跑车到148英里/小时……好
喝酒后在州际高速公路上驾车飞驰……愚蠢
在横滨餐厅吃河豚寿司……好
吃在阳光下暴晒了一个下午的鸡蛋沙拉……愚蠢
改造五角大楼
当上国防部长后不久，罗伯特·盖茨把一个小小的倒计时时钟装进了他的公文包里。它计算着距离2009年1月20日还有几天、几小时、几分、几秒。那是乔治·W·布什卸任的时候。盖茨也准备同一时候告老还乡。但巴拉克·奥巴马说服他留任。在经济风暴和两场尚未结束的战争中，新总统需要一个低调、不会让人惊讶的五角大楼管家。
但奥巴马看走了眼。倒计时时钟指向“0”5个月后，盖茨证明了，他既不是一个看护者，也不是简单收拾拉姆斯菲尔德留下的烂摊子的清道夫。事实上，罗伯特·盖茨也许是近来最激进的美国国防部长。他颠覆了国家安全政治、废弃了军队购置武器的传统方法、公然挑战军队产业复合体。
盖茨不愿谈论大改革、或军队大革命。他提出了一条听上去像是常识观点：军队需要打今天的仗不是明天的。有句老话说，将军总是在打昨日的战争，但事实上，美国国防部面临的是相反的问题。前线作战部队总是人手紧缺，与此同时，却有大批官僚在后方从事战略研究，研制武器，打着准备明日战争的旗号花钱如流水。这是一部代价5000亿美元的永动机。
每一个国防部长都在谈论改革五角大楼，结果都在官僚抵抗中败下阵来。这一次，盖茨把豪言壮语变成了行动。盖茨的言论核心可以总结为：在最可能发生的战争基础上；在最可能实现的技术基础上制定政策。在今天尚且照顾不周的情况下，不要试图买下明天。凭借华盛顿官场老手的直觉、对政策的热爱、不动声色的作风、时间紧迫感，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成为军事产业复合体中最危险的人物。“我曾自称战争部长，因为我们正在打仗，”他说，“这个部门的主要职能是计划战争。它的结构并不适合持久战争。我打算改变这一点。”
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前的一个周日，得州克劳福德农场正在举行第一夫人劳拉的60岁生日派对。总统布什把盖茨叫到他的私人书房内，请他担任国防部长。盖茨是一名国家安全专家，在白宫和中情局，先后效力于6任总统。他是老布什信任的人。1993年离开华盛顿后，还继续在几个重要的顾问委员会任职。鲍勃·伍德沃德(揭露水门事件的记者之一)在2008年出版的《内部战争》一书中说，盖茨和布什谈到增加军队人手、停止不必要的武器计划、阿富汗战况。但盖茨知道，真正重要的话题只有一个：伊拉克。布什想要解放的这个国家变得更加混乱。拉姆斯菲尔德的策略———“以你拥有军队参战，而不是以你所期望的军队参战”———给伊拉克的混乱局面火上浇油。几十年来，盖茨努力维护的美国威望和力量毁于一旦。他接受了任命。
2006年12月，当盖茨走马上任时，没有带去一个助手随从。他意识到，五角大楼里没有几个人像他一样认识到伊拉克问题的紧迫性。部分原因是制度上的：1986年的《戈德华特一尼科尔斯法案》基本上把军队一分为二，真正打仗的只有少数部队，其他人都在搞策划、买武器设备、搞培训。更大的问题是态度上的。五角大楼的普遍观点是，伊拉克很重要，但其他的冲突也很重要。“这个庞大的机构中，竟然没有一个专门帮助解决前线问题的地方。”盖茨说，“这让我变得不能忍耐。”　　　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