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砚：近年来关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论争

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并一直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进入新阶段，文化领域在流行保守主义与复古主义思潮的同时，历史虚无主义依然存在。
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批判
2005年3月15日，历史学者沙健孙、李文海、龚书铎、梁柱在《光明日报》推出一篇访谈，题为《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
他们提出，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是：第一，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第二，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搞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第三，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或掩盖它的本质和主流，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
他们进而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虚无”的是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不“虚无”的则是为早已有历史定论的叛徒、汉奸、反动统治者歌功颂德。历史虚无主义者不是从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形出发去诠释历史，而是想当然地解读历史、虚构历史、歪曲历史、否定历史，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寻找根本没有历史根据的另类“历史规律”和“发展道路”。
访谈推出后，龚书铎又发表《历史虚无主义二题》，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有人主张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范式转换”，即以“现代化范式”代替“革命范式”。其实，不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不革命，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不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掠夺，要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4月5日，《光明日报》又刊出李珍的文章《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不可低估》。文章介绍了教育部社科中心和中国史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的“近现代历史研究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讨会上的主要意见。据悉，与会的30余位学者认为，一定要认清并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第一，它是在西方各种以唯心主义历史观为哲学基础的思潮的影响下，适应西方国家对我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政治需要和国内反社会主义势力的策略变化，产生的一种政治思潮，它所反映的不仅是文化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不仅是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而且是对待现实的态度问题。第二，它脱离客观历史事实，以唯心主义的价值观对历史进行剪裁甚至重塑，背离了起码的客观性标准，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第三，它否定、歪曲中国革命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史，是要从历史依据上抽掉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在理论深层上否定唯物史观关于历史规律性、必然性的观点，达到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合理性、正义性的目的。
与之同时，历史学者田居俭也发表文章，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批判。他说，一些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人，本不熟悉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却摆出一副执史坛牛耳的派头，用主观臆想的世界历史改写中国历史。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历史研究的方向和中华民族的尊严，不可等闲视之。
围绕历史教科书的争论
如何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如何评价以往的教科书以及如何进行历史教育，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虽然不能完全划等号，却有着密切的关联。继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批判之后，围绕中学历史教科书，学术界形成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场面，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
2006年初，《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出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原是2002年12月发表过的一篇旧文，文中提出，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是让青少年继续吃狼奶，因为这些教科书都在宣扬中华文化至高无上、外来文化邪恶、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此论一出，舆论哗然，形成了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冰点事件”。历史学者张海鹏撰文对袁伟时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他指出，袁伟时的观点是要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结论，对青少年产生严重的误导。针对袁伟时否定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主题，认为义和团反文明、反人类的观点，张海鹏指出，大量历史材料证明，义和团仇视洋人、洋教、洋物，都与仇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图谋有关。攻击义和团摧毁现代文明，是西方侵略者的观点。张海鹏还依据史料以及中外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具体批驳了袁文在第二次鸦片战争、马神甫事件等历史问题上的观点。张海鹏说，研究和解读历史，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把研究和解读所得用通俗的文字介绍给广大读者，更应该对社会、对读者抱着非常负责的态度。历史过程、历史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并不能由人作任意的解释，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同时，历史进程充满矛盾的运动，复杂的事件是由各种各样具体的事件组成的，在分析、研究历史事件时不能把握尽可能多的史料，不能把事物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不能抓住历史过程的本质方面，不能对历史现象作出阶级的、辩证的分析，就不能从纷纭的历史现象中理出头绪，把握历史过程的基本规律。如果不尊重历史事实，对历史事实、历史过程作任意的解释，那就是历史唯心主义。他指出，袁文的不正确，在于完全抛弃了唯物史观，得出许多错误的观点。在研究方法上，袁文所叙述的历史，也不是建立在研究大量、扎实的历史资料基础上，而是按照自己的好恶，随意拈出几条史料，随心所欲地作出历史评论。这样的历史评论，脱离了史料基础，只是个人感想，它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乍看吓人，却是没有根基的，没有说服力的，经不起史料鉴证的。懂得历史，才能更好地建设今天。把鸦片战争以来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明白真正的现代化道路在哪里，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会行进得更加坚实。
张海鹏的文章发表后，袁伟时在国际互联网上继续予以回应，虽然全盘反对张文的观点，但承认张文并非立意给他扣帽子。
2006年9月，围绕教科书的争议又有新变化。9月1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记者约瑟夫·凯恩（Joseph Kahn）的一篇报道《毛在哪里，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Where’s Mao？Chinese Revise History Books)。这篇报道同时被《国际先驱论坛报》转载。报道说，上海的新版标准历史课本不再探讨战争、王朝和共产主义革命，而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经济、技术、社会风俗和全球化等多种主题上。报道说，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上海的学校将主宰历史课本50多年的一些政治教条束之高阁。报道并引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新版历史教科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周春生的话说，编写目的在于将历史从只注重领袖和战争的传统中解救出来，并使人民和社会成为中心主题，“历史不属于帝王将相，它属于人民”。“新的历史教科书呈现了一个有关中国的过去的更和谐形象”。如何评价上海新版教科书的变化，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新版教科书用文明史来代替阶级斗争史、用社会生活的变化来代替王朝体系的演变、用文明来代替暴力、用千百万普通人生活的演变来代替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是非常大的进步。他认为这套教材放弃了五个社会发展阶段，突出了文明、文化、科技、生活，提供了一整套文明、开放、面向世界的思路。读这样历史书长大的小孩，才真是喝人奶，不是喝狼奶。他还认为，过去是暴力史观、阶级斗争史观、革命史观、王朝体系史观，现在是文明史观、文化史观、社会史观，普通民众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变迁的历史观，这种人文史观，虽然还不是主流，但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的共识，是历史观上的进步。
针对朱学勤的观点，某网站调查显示，八成以上网民表示反对。有人指出，这样编写历史教科书是在消灭历史；一套没有历史年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历史教科书”，无法给青少年传授正确的历史观；这样写历史教科书具有颠覆性，是回避历史和歪曲历史的表现。
围绕某些电视历史剧与历史政论片的争论
针对一些电视剧过度夸大、虚构以及为某些反派历史人物随意翻案的问题，历史学者夏春涛指出，《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孝庄秘史》、《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还珠格格》等历史剧，清一色地聚焦于帝王将相，而且侧重对帝王形象进行美化，已经让许多中小学生产生困惑，觉得封建专制时代的皇帝竟如此可亲可敬。与之同时，一些历史剧又过多渲染历史阴暗面，描绘权力倾轧，声色犬马，对历史人物进行戏说，对一些革命派、维新派人物进行贬损。既然是历史剧，就应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使观众在娱乐放松的同时领悟到一些历史哲理，这应当是此类作品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不少历史剧中，许多原本正确的基本概念变得模糊了，还在艺术虚构的名义下闹出许多“关公战秦琼”一类的常识性错误，传播了错误的历史知识。这都反映了某些编导在创作态度上的不严肃和历史知识上的捉襟见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视。
学者邢贲思表达了相同的立场和观点。他指出，历史剧必须尊重历史。对历史上实有的人和事，特别是对那些有重大影响的人和事的描述和评价，尤其要慎重，决不能不顾及历史的记载、史实的鉴证和历代史家的评论，单凭自己的想象和好恶，任意进行编造，以致把历史篡改得面目全非。邢贲思并说，历史学和历史剧之间的错乱现象，使得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无所适从，产生了严重的思想混乱。有的宣扬错误的历史观、歪曲历史真相的所谓历史剧不胫而走，而按照历史的真实性写出的历史学著作，在群众中反倒十分隔膜。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几代以后，不少人将不知历史为何物。
近年来最著名的电视政论片，是2003年3月至5月以及2006年11月分别在中央电视台首播的《走向共和》与《大国崛起》。围绕这两部片子，知识界形成截然对立的两种意见。
关于《走向共和》，坚守唯物史观立场的专业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部片子有其成绩，但对人物、事件的刻画和展示往往有悖于历史真实，混淆了许多是非界限，因之难免造成对不甚了解真相的观众的误导。片子未能更深刻地揭示君主立宪与共和制为什么在近代中国社会土壤不能植根、开花和结果；以大量的虚假情节美化李鸿章这个对清王朝苟延残喘起过强心针作用的重臣，使观众对他同情、谅解和首肯，淡化了他竭力维护腐朽透顶的清王朝的倒行逆施的行为实质。对阴险毒辣、两面三刀、崇尚专制皇权、反对真正改革的反动人物袁世凯，对集晚清一切黑暗之大成的极其反动腐朽的人物慈禧，均进行了程度不等的美化；对孙中山，则简陋到了勾勒轮廓的地步，有时甚至拙劣到漫画式，歪曲了孙中山的形象，反映了作者滥用虚构与煽情手段的不严肃创作态度。
关于《大国崛起》，在一片叫好声中，有学者提出，这部片子洋溢着对霸权的欣赏，美化殖民史，推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迷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盛赞资产阶级价值观，在历史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偏差，充斥着未经严格论证的结论和没有充分依据的说教。这种意见，代表了批评这部电视片的基本立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