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白崇禧“和共”内幕

李济深策动桂系倒戈，白崇禧密谋和共反蒋
1948年12月16日以后，徐蚌会战前线遮天蔽日的滚滚硝烟渐渐消散了，轰隆隆震响了一个多月的枪炮声，一时间也突然沉寂下来。在豫皖鲁苏四省交界的数百平方公里范围内，随处都可以看到整师整师的国民党官兵被缴械俘虏。只剩下河南永城东北陈官庄一带，还可以看到大批失魂落魄的国民党士兵，互相依偎着，蜷缩在临时挖成的战壕和掩体里，四面尽是人民解放军发着余热的黑洞洞的枪口和炮口。
在和共产党打了三年之后，如今谁都看得出国民党气数将尽。但国民党一向由不同的派系组成，内部矛盾甚深，过去一些较有势力的派别不过屈从于蒋介石的强力之下，而今蒋系元气大伤，个别实力尚存之派系反而暗中庆幸。桂系即是其中之一。
桂系这时最有实力的人物有两人，即李宗仁与白崇禧。李宗仁向为桂系头号人物，此时身为国民政府副总统，地位仅在总统蒋介石之下。白崇禧为桂系二号人物，前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此时领衔华中剿总司令，统率30万大军镇守华中一带长江天险。本来，桂系兵力不多，不敢稍有“造次”。如今东北剿总所部55万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华北剿总60余万人被围于张家口、北平、天津和溏沽之线，覆灭之期可待，而徐州剿总所部70万大军中之大部也被解放军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尽行歼灭，剩下的杜聿明集团10余万人于陈官庄、青龙集一带陷入重围，也已插翅难逃。徐州防线一失，郑州－蚌埠－海州之线即全部陷落，解放军将迅速进占长江北岸，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南京城已经暴露在解放军的攻击之下。负责长江中游江防的白崇禧，其地位和作用自然变得举足轻重。
李宗仁、白崇禧这个时候的腰杆子一下子硬了起来。几个月前的副总统竞选，李宗仁在美国人的暗中支持下坚持竞选，搞得蒋系与桂系关系异常紧张。李宗仁当选后，蒋介石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职务，更使得两派领导人之间感情十分对立。再加上蒋介石军事上一味瞎指挥，经济上发行金圆券搞得一塌糊涂，外交上美国人开始不给蒋介石好脸色看，李、白都巴不得能找个机会逼蒋下台。现在，这个机会已经摆在他们的面前了。
徐蚌前线噩耗传来，李宗仁很快就从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那里得知，蒋介石有让李宗仁来代理总统的意思。白崇禧听到消息后颇为震动，显得特别亢奋。他对打电话告诉他这一消息的程思远说：“跟德公说，蒋下野必须辞职，由德公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如果名不正，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对于这一点无论如何必须坚持到底，不能有所让步。”
不过，向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并不相信蒋介石会如此轻易就范。想当年国民党宁粤两方闹得不可开交，再加上日军侵占东北三省，蒋介石也是一度主动隐退，但依旧暗中运作，过了不过一个月时间就又重掌大权。因此，白崇禧深知，如果只靠自己在华中所掌握的那些部队，要把蒋介石完全搞倒，根本就没有可能。虽然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主任程潜，以及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兵团司令张轸等，都已明确表示出愿意联手逼蒋下台的态度，但这两人权位虽高，实力却极其有限。
22日，白崇禧接到同为桂系要人之一的黄启汉从广州转来的在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的密电，电称：“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李济深要求白崇禧，务必与各反蒋派共同携手，积极配合共产党，“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李济深同时还有电报给李宗仁、黄绍竑和程潜等人。李济深为粤系将领，在国民党地方势力中颇有号召力，再加上过去粤桂两家往来密切，几度同举反蒋旗帜，而今李反蒋在先，并公开主张与中共联手，白崇禧不能不有所心动。因为，如果不联络共产党，只靠国民党内部几支反蒋力量，要想把蒋介石搞倒，实在是太困难了。白崇禧考虑再三，终于开始加紧活动，努力联络周围各实力派，决心和共倒蒋了。
12月24日晚，白崇禧致电蒋介石，主张国共两党停战议和。几天后，由于始终不见蒋的动静，白崇禧又推动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各省军政各界要人一同于30日前后再电蒋介石，要求停战议和。这些电报的目的，自然都是要求蒋介石下台。因为要让共产党接受和谈要求，被共产党视为内战罪魁的蒋介石非首先下台不可，否则根本就没有停战的可能。
除夕之夜，蒋介石终于被迫发表元旦文告，言不由衷地表示赞同议和，声称他个人的进退，全凭国民之公意是从，表面上似乎愿意下野求和。但实际上，文告并无妥协之意，它公开扬言，国民党的法统地位绝对不允许因和谈而有丝毫的动摇，否则必与共党周旋到底。难怪还在宣读文告的晚会上，蒋介石就含沙射影地宣布说：他既不愿和谈，也不愿下野，“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元旦刚过，白崇禧已听说蒋介石发表文告内幕，知道要蒋真正下台比登天还难。正好蒋介石从南京撤往广州的足以装备十余师的大批军火路经武汉，白崇禧犹豫再三，终于找借口将其全部扣留自用。白、蒋之间顿时形同水火关系。他不得不找来与中共有过关系的刘仲容，请他经南京前往上海设法联络中共共同反蒋，并向李宗仁转陈他和共计划。而后，为保险起见，他又致电南京召来与李济深有较深交情的桂系头面人物之一黄绍竑，要他尽快前去香港，向李济深说明桂系愿意联共反蒋的意向，希望李能够代为引见中共代表，切实争取中共的谅解与支持。
黄绍竑香港晤汉年，刘仲容上海会克坚
最先接通与中共关系的是刘仲容。刘于1949年1月3日晚即到上海，见到在上海的秘密联络人员吴克坚，向吴说明了白崇禧的想法，请吴帮忙接通与中共的关系，并告诉他中共方面的态度。
但开始时，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方面的任何和谈意图，统统视为缓兵之计，而斥之以鼻。毛泽东改变对和谈问题的态度，是在斯大林1月10日转来国民党政府的求和电报之后。考虑到应当挫败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同时也是注意到利用桂系反蒋有可能大大缩短解放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的时间表，毛泽东才在14日公开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表示可以与南京政府进行和谈。只不过，毛泽东所提出的八项前提条件正好与蒋介石的条件相反，他不仅要惩办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战争罪犯，而且要根本推翻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废除国民党的所谓法统。
就在毛泽东发表《对时局的声明》的当天晚上，黄绍竑也到了香港。他马不停蹄地赶到李济深在香港的宅邸。不想，李济深这时已经乘船转去大连，参加中共所召集的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去了。黄只好打电话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另一位负责人黄琪翔联系。幸好黄琪翔还留在香港没有走。
黄绍竑第二天一早就来到黄琪翔的住处。简单寒喧之后，黄绍竑就急不可待地向黄琪翔说明了来意，并交给后者一封信，声言一切详情尽在信中。黄琪翔打开信一看，只见信是写给李济深的，里面写道：健兄（即白崇禧）早有反蒋决心，只因时机未熟不敢发动。上月25日致电蒋介石，实际就是为了倒蒋。蒋发表元旦文告，不过想接过和平运动的旗帜，以此卸去好战之责任而继续作战罢了。健兄认为，蒋决不会轻易下野，必须更进一步表示，发表宣言，公布蒋氏罪行，如再不悔悟，则须以武力解决。只是，表示这种宣言，必须有军事行动之准备，事前尤其应当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因此，他特派黄绍竑为全权代表，负责向任公（即李济深）报告，并与中共驻港负责人洽商连络。请任公向中共中央通告：（一）武汉反蒋经过及以后决心与行动；（二）请中共中央转知华中当局与武汉当局成立军事谅解，以免误会；（三）商定以后共同作战之计划。健兄认为，时机紧迫，早日得到中共答复，宣言即随发表，军事立刻行动。若迟延时日，蒋得从容布置，殊为不利。健兄并郑重表示：（一）欢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迁入武汉；（二）绝不维护南京宪法法统，拥护新政协解决国是。
黄琪翔读过信，告诉黄绍竑说：任公等健兄的这封信已经多时了，可惜到得晚了些，任公已经等不及了。但此事任公早与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通过气，相信他们会愿意与你接洽的。
黄绍竑走后，黄琪翔就连忙打电话给潘汉年，要求潘出面见黄绍竑一次。潘表示现在见面不会有具体结果之后，黄琪翔还是再三要求潘务必见黄绍竑一次，哪怕不作任何答复也是好的。潘汉年在与方方商量之后，同意见黄绍竑。
三天后，黄琪翔领着黄绍竑前往一家饭店去见中共在香港的重要联络人潘汉年。黄绍竑又对潘汉年讲了白崇禧准备反蒋的经过情形，并说明白目前与蒋系已成敌对，而桂系军力在华中只及蒋系的三分之一，程潜虽可联合，但如不得中共配合反蒋仍无成功可能。他并介绍说，他离开南京前，美国驻华大使秘书傅泾波曾表示，美国认为蒋不下野，和平不能实现，即美援也不能解决危机，故美国已决心不介入中国内政。因此，桂系反蒋决无美国背景。
潘汉年这时虽已得知毛泽东的声明，但对于和谈的具体策略问题尚未得到指示，因此对黄绍竑的要求无法作出任何答复。他只是告诉黄绍竑：他会将其来意报告中央，有无答复，何时答复，却不能预告。黄绍竑听说后颇感焦急，但仍表示无论如何都想等到答复，同时希望潘能介绍找到华中正面刘伯承部的关系，以便联络。潘汉年则表示：此地无法介绍，但完全可以直接从前线去联络。
与此同时，刘仲容在上海也秘密转告吴克坚，说李宗仁已派人到武汉去，要白崇禧将武汉让给中共，并联合程潜一同发动反蒋。如果程潜不肯，白崇禧可以向长沙进攻；如程潜同意联合，桂系军队就可以放心配合中共军队进攻南京。李宗仁还特别转告白崇禧，不要因他在南京而有所踌躇。刘仲容声称，李宗仁希望知道中共方面的意见如何。吴克坚答复称：中共中央对李宗仁先生的意见很重视，但不知道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位先生对毛泽东先生提出的八项条件态度如何。请刘务必问清楚这个问题之后再谈其他。另外，白崇禧先生也可以直接派人与我方前线部队进行接洽。
20日和21日，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起草电报指示给香港的潘汉年和上海的吴克坚，称：“望告黄绍竑，只要白有决心，我们可以和白联合对蒋”。但中共对时局的态度以毛泽东1月14声明为准，“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如白确有诚意，可派人带带电台密码波长呼号到郑州，通过市政府介绍至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进行接洽。中共中央同时通知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准备接待武汉白崇禧派来的代表。
1月21日，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之职。事前，白崇禧正在指使黄启汉等草拟电报，准备宣布蒋之罪状，不想李宗仁来电要白稍候勿燥。紧接着李宗仁竟成了代总统。白崇禧一时也有些莫明其妙。按照白的想法，李宗仁无论如何不应当顶这个“代”字，不仅名不正则言不顺，而且蒋不过“因故不能视事”，随时都有重新行使职权的可能。只可惜如今生米煮成熟饭，白崇禧已无可奈何，原来的计划也因此失去意义。他当即要黄启汉到南京去，告诉李宗仁，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那就一不作二不休，先来个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争取人心；然后下令将蒋介石的嫡系干将陈诚和薛岳撤职，削其左膀右臂；同时与行政院长孙科商谈合作办法，不行就改组内阁。总之，冒险一搏，假如搞不过蒋，那就与蒋撕破脸。为此，白要黄启汉去南京后立即转去北平，找共产党联系。
蒋介石宣布下野的第二天，北平傅作义宣布接受和平改编，整个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和国民党的将近200万军队已经基本落入中共之手，形势对南京更加不利。李宗仁这时的思想也颇为矛盾。黄启汉来，李宗仁对白崇禧的建议不无同感，相信背起烂包袱也不是办法，甚至表示愿意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八条作为和谈的前提条件。但是，他同时也担心在南京军事上全无依靠，真的闹僵了走都走不脱，谁知道蒋介石急了会耍什么流氓手段。
当然，李宗仁之所以不顾白崇禧的劝告硬要当上这个代总统，内心深处也不是没有自己的“小九九”。想到蒋介石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搞得一塌糊涂，就是蒋系内部也成土崩之势；想到选举副总统时蒋虽极力反对自己当选，结果还是取得了多数票，李因此不能不心存幻想，希望一旦他能够与中共和下来，能够进一步取得国民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再借助美国人在幕后的支持，最后取蒋而代之。想到这些，李宗仁刚一上台，就马上发表声明，表示“愿即开始商谈”和平，同时宣布以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五人为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随时准备与中共谈判。同时，李宗仁一面秘密派专人送电文给李济深，请其力劝中共军队缓和攻势，开始和谈，以符人心，一面秘密派过去曾为中共工作过的刘仲华与黄启汉同去北平，带信给毛泽东等，希望后者也能“迅速推动和谈”。1月27日，李宗仁更进一步向毛泽东发出一封带有明显不满意味的电报，说什么：“以往恩怨是非倘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苦之罪人矣”。
书城前线晤刘邓，刘仲华北平作中人
24日，潘汉年在香港主动约黄绍竑密谈。两人一见面，黄就迫不及待地询问中共中央的答复。潘汉年明确告诉他，中共中央已同意和白崇禧联合对蒋，要白立即派代表经河南信阳转道郑州与中共前线负责人联络。黄绍竑听后当即表示：一定马上打电报给白崇禧，要他派人前去接洽。
黄绍竑同时告诉潘汉年，他一得知李宗仁代总统的消息之后，就立即给李宗仁发了一封电报，要李宗仁务必停止所谓的“戡乱”，取消紧急法令，释放政治犯，恢复言论自由，否则的话无法与中共商谈和平。在黄看来，李宗仁当这个代总统也是一个机会，可以利用这个位置把战争停下来。他明确表示，他绝不想充当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但愿以私人身份奔走和平。他问道：你们能否设法派人和我一同到北平去，同你们的中央负责人商谈出一个和平基本协议的草案，然后我拿给德公和健兄去考虑？
潘汉年对此表示了拒绝的态度，说明：李宗仁最好是能够效法傅作义，先明确接受毛泽东的八项条件作为先决条件，然后再具体商谈和平解决方案。如果象李宗仁现在这样，在南京空谈什么议和停战，恐怕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当然，他主张尽快劝告白崇禧与刘伯承、邓小平洽商军事反蒋。因为如果局部商洽能够成功，将来很容易发展成全面的和平。
黄绍竑第二天按照与潘汉年约定的离开了香港，经广州飞回武汉向白崇禧报告接洽结果。25日当天，白崇禧派鄂省和平促进会主席李书城和促进会干事李瀛刚二人经信阳到漯河解放军刘、邓第二野战军第四纵队所在地。经军委批准，四纵政治委员雷荣天等接见了李书城和李瀛刚。李书城多少有些遗憾地表示：临动身时，白崇禧一再表示对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基本同意，只是感到中共方面宣布的战犯太多，尤其不应包括他本人在内。但白崇禧称，他不会因此而放弃与中共合作。若得中共同意，他甚至愿意充任江南进攻蒋系军队的先驱。
雷荣天答复称：白崇禧愿意反蒋我军欢迎，但白近几年来助纣为虐与中共为敌的事实也不容抹煞。因此，白崇禧应认清形势，尽快放弃一切幻想，如能协助我军解放江南自然最好，如若不能，象傅作义将军那样，接受和平改编，也可以将功折罪。他希望知道白崇禧有何具体计划。
李书城和李瀛刚对此显然毫无所知，只是强调白崇禧希望能够保全军队，最好是只改变部队名称与指挥系统。根据他们的想法，在以后的联合政府中还应给白崇禧以相当的位置。
注意到在座的解放军领导人对这一建议明显不满，李瀛刚表示：若对白崇禧施加一定的压力，相信也会接受改编军队的条件。只是最好能够讲求方式，并允其立功赎罪。
二李关于白崇禧希望保全军队的一席谈话，比较清楚地反映出白崇禧这时的心态。在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之后，白崇禧也象李宗仁一样对于和平问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幻想。他在给黄启汉的指示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应当争取就地停战，及早开始和平谈判，务必劝说中共军队不要过江，将来以长江为界，暂时南北分治。他甚至在1月22日写给李济深的信中声称：现在李宗仁既已就位，决以最诚恳态度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就应全力求和，并努力扫除独裁祸根，至于将来国是，则应“由国人公意决择。”这种话，共产党人爱听与否，可想而知。
黄启汉与刘仲华于26日由南京飞来北平。28日上午与中共中央任命的北平市长叶剑英谈话约一个小时。黄首先介绍了白密谋反蒋的经过，但同样也没有提到白崇禧有什么具体方案和设想。唯一引起叶剑英注意的只是，黄明确讲：照理，解放军没有李、白两先生，也一样可以胜利，但如欲更有可为，还是以争取真和平为好，否则全成为历史罪人。
刘仲华看来知道中共方面想要了解的是什么。他详细介绍了李、白两人手下可以掌握的军队情况，说李宗仁交待，他所设想的和平解决办法无非两种：第一是局部和下来，并与中共并肩作战；第二是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而李的计划是想等蒋离开后，真正拿到政权再与中共言和。为此，李宗仁要求他们作为李、白二人的私人代表留在北平，以便成为他们与中共联系的固定中间人。
叶剑英听了两人的说明后，回答说：“我只讲四句话。第一，欢迎你们来。第二，所谈各节，我即转报我党中央，如有答复，当会转告你们。第三，既然你们打算在北平与我们建立固定联络，刘先生还想在北平家中暂住，我们会加以适当关照。第四，你们既然没有带来具体方案，请原谅我也只能如此答复。至于我党对时局的主张，在毛主席的声明里可以说是讲得很明白了。”
在北平市委随后举行的碰头会上，与会者对叶剑英介绍的谈话内容都表示不满意，认为没有重要价值。可是，在西柏坡的周恩来读到简报后，却有不同的看法。在周恩来起草的电报稿上，明确指出：黄、刘二人的谈话是有具体内容，有文章可做的。基于“加深李、白与蒋系的分裂，逼其站在我们方面，走上推翻美蒋统治的道路”的方针，有必要利用一切机会使李、白反美反蒋，与蒋系火并，以利我各个击破。因此，周具体指示了叶剑英下一步谈话的策略办法。毛泽东阅后，也大笔一挥，表示同意。
2月2日，叶剑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再度接见刘仲华，要其立即返回南京，告诉李宗仁：“如果他确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条要求的真意，就应迅速与蒋分裂，逮捕蒋之嫡系将领如顾祝同、汤恩伯、俞济时、陈大庆及特务头子毛人凤、郑介民、叶秀峰、郭紫峻、毛森等人，如此方能站住脚跟，进行和谈。否则，李、白不扣复兴社和CC系，结果必致李、白为复兴社和CC系的特务分子所暗算，弄得身败名裂，两头失踏。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如果李、白确有反蒋反美的实际行动，你还可来北平，并且可以带来密码等准备建立直接联络。如果李、白并无诚意，只是搞骗人的把戏，那么，我们也没有时间与他们周旋。”
刘仲华听后，面露难色，停了半晌才若有所思地答复说：“这件事德公做起来怕有些困难。德公这个人通常比较稳重。昨天上午我曾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蒋这次公然释放冈村宁次等战犯，他作为代总统却无所作为，实在说不过去。如果他确实想要争取民心，就应当立即把冈村宁次扣起来，听候人民处理。但德公却以在电话里听不清为由不置可否。据我观察，德公是打算首先分化南京的政治力量，争取一部分军队为其所有，然后再有所作为。如此计不成，他那时或者会回武汉举旗反蒋，与中共并肩作战。”
叶剑英说：“我看你还是抓紧回去一趟，把我们的意见告诉李先生，请他当机立断。如果照他的想法慢慢搞下去，不要说他搞得成搞不成，我军恐怕也奉陪不起。”刘仲华说：“不过，我估计，德公在南京既无力量，也无胆量逮捕叶先生所提到的那些人，就是冈村也怕没有可能。既然如此，我去南京，如德公太稳重而不敢有所作为，我就由南京飞武汉，与健兄谈判，策动健兄单独行动。那时再来北平具体商谈行动步骤。”但是，随后离开北平回南京赴命的只是黄启汉，李宗仁在电话中坚持要刘留平，协助安排南京所派和谈代表来平事宜。因此，刘仲华一时没走成。
李明扬过江面陈毅，叶剑英受命迎客人
这时，人民解放军正在逼近和夺取长江北岸所有重要渡口，李宗仁在南京城里大谈和平似乎毫无效果，这搞得他颇为被动。为了能够确实造出和平气氛，他不得不三天两头地打电话给刘仲华，一会儿要刘向中共要求开放煤运，以解宁、沪煤荒；一会儿要刘与中共协商南京和谈代表名单。而为了阻止宁沪正面陈毅领导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继续推进，他更亲自找到过去曾经和陈毅在苏北有过交往的李明扬，请他秘密前往江北陈毅部所在地，向陈毅解释他的难处，要求缓以时日。
李明扬于2月4日在南开大学教授姜颖初的陪同下离开南京，秘密渡江北行。行前李宗仁曾亲自接见与中共有关系的姜颖初，声泪俱下地表示对过去的忏悔，说是“从北伐至今，蒋一贯企图消灭桂系，而我却仍受蒋的驱使，当了蒋二十多的走狗，实在痛心之至。”而今我确实想与蒋决裂，同中共一起实现全国和平。“人家说我这是要投降，但我为了结束战争，减轻人民痛苦，向人民投降，并不算是耻辱。这些还希望中共谅解才是。”
5日，李、姜二人到达淮阴中共军队驻地。随后被送至野战军前线指挥部，陈毅和饶漱石一起接见了他们。据李讲，蒋已将嫡系部队及实权机关随同主战分子，一同撤至粤、闽、台，表面上说是政府南迁广州，实际上主要机关和重要物资全部移往台湾，准备解放军渡江后在台湾组织政府，与美、日建立东亚反共同盟，订立军事协定，继续顽抗。蒋介石甚至还有计划，想要建立日本志愿军，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此。对释放冈村一事，李宗仁表示十分遗憾。他事先并不知情，事后曾命顾祝同将其抓回，但顾假装派人去搜捕，然后只用“不知去向”来打发他。现在，蒋介石把江防大部都交给了桂系军队来防守，而让汤恩伯留守京沪。蒋的如意算盘是这次决不能谈成和平，中共非过江不可，那时首先倒霉的必是桂系，而他的嫡系将能够顺利后撤并监视李宗仁的行动。现在李宗仁在南京其实只是光杆司令一个，因此李宗仁对于逮捕在南京的战犯一事，颇感为难，称：“不要说逮捕他们，今天我不被他们捉去已算很好了”。
但据姜讲，李宗仁临行前曾对他说，在蒋介石现在军队中，他已经能够掌握百分之二十，如李延年、刘汝明等部，他有把握可以争取。黄旭初在广西的部队也可以参加反蒋，进兵广东。整个桂系有30万军队，加上正在广西招募的20万新兵，可以和蒋一拼。只是现在必须设法把桂系军队一部调至江西，一部调来南京附近，同时逼迫汤恩伯所部10余万军队退出京沪杭防区，另外改组国防部和联勤总部，撤换蒋之嫡系徐永昌及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等人。那时候，如果汤恩伯还不听话，他就可以想办法把汤恩伯给解决掉。陈毅听来听去，没听出什么明堂，不禁问道：“两位先生来此，大概不会只是要来替李宗仁先生诉苦的吧？李先生是老朋友了，我们用不着打圈圈，有什么只管说来听听。”“陈毅先生依然是快人快语”。李明扬被问得一时语塞，不免有些尴尬。“哈哈……，不忙，不忙。两位先住下，慢慢谈。”陈毅站起身，双手背后，大声笑着。
还在陈毅等人与李明扬进行谈话之前，李宗仁就在南京那边一个劲儿地给北平的刘仲华打电话，要求中共方面尽快安排南京和上海的代表来平，说是要来北平谈和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些老先生甚至闹到总统府来，那些中外记者更是吵着嚷着要来北平。那个南京人民代表团早在３日就飞到青岛，等着进去了。刘仲华在电话中问：“听广播说，甘介候先生将作为你的正式代表前来北平，这是怎么回事？”只听见李宗仁在电话的另一头吞吞吐吐地说：“甘先生是自愿来平的，这件事我当然不能反对。”刘说：“不论内情如何，甘介候昨天所发表的声明让这边非常反感。说什么他‘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速即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这分明是自讨没有趣！中共现在怕是不会让任何政府代表来北平的。”
中共中央这时确实对接待南京政府的代表没有兴趣。还在2月2日，毛泽东就在西柏坡听到南京方面的电台说，有一个南京地方人民代表团要来北平，上海方面也有一个代表团要来北平为沪宁局部和平游说。毛泽东3日凌晨起草专电给北平的叶剑英和彭真等，要他们“不要拒绝”，而且要“有礼貌地招待他们，探明来意报告中央”。可见，中共中央这时对于前来求和者，只要是以私人资格前来的，几乎是来者不拒。因此，4日清晨，所谓南京人民代表团的代表吴裕後拨通了北平电讯局的电话，叶剑英通过电讯局转话同意代表团飞来北平，但规定（一）6日下午14时由青岛起飞；（二）各代表名单、籍贯、经历、现任职务，必须先送中共方面，取得同意；（三）新闻记者不许同来。吴一一承诺，并当场将代表情况详加介绍，叶记录后表示认可。对此，毛泽东明确电示：“此种处置是妥当的”。对上海代表团亦可照此处理。只是，对于任何象甘介候那种敢于发表狂妄声明，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则决不许其前来北平。
毛泽东7日挥就一篇声明，称：“甘介候这类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他只有资格在南京上海一带出卖其‘和平攻势’牌的美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人民的北平不欢迎这类货色，对不起，请止步。如果甘介候竟敢混入北平，贩卖私货，则北平人民很可能把他驱逐出境。”
南京代表遇险惊魂魄，和平使者北平谈和平
2月6日下午15时，青岛上空阳光明媚。南京人民代表团代表８人，连同工作人员邱致中、吴裕後、曾贤生、邓季雨、宋国福、聂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诰等，乘坐美式运输机飞向北平。作为第一批飞往共产党控制区的民间和平代表，机舱里的人显得十分激动。飞机早已飞离了青岛地区，人们还在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中大声议论着，为青岛机场方面拖延了代表团一个小时时间感到不满。一个小时之后，飞机飞临北平上空，在西斜的阳光下，已经可以看到故都皇城琉璃瓦闪耀的金光了。代表团首席代表邱致中从座位上猛地站起来，几步来到驾驶舱门口，冲着驾驶员大声喊道：“降下去，降下去！在北平上空转一圈。”飞机降了下去，机舱里的人们都拥到窗口兴奋地喊着：“那是故宫！”“这是中南海！”“我看见西四牌楼了！”……突然，机身象猛地被谁推了一把，机舱外紧接着响起一声沉闷的爆破声。“高射炮！”当过军人的吴裕後大叫一声，然后冲着驾驶舱扯着嗓子大喊：“拉起来！拉起来！”。只听见飞机两翼的发动机发出一阵亢进的轰鸣声，人们眼看着那一团团绽开的白色烟团渐渐被抛到飞机后面去了。
经过一阵既惊又险的紧张场面之后，飞机终于平安地在北平的南苑机场降落了。代表们下飞机时，一个个还有点惊魂未定的样子，好几位脸色煞白，半天缓不过来。代表团最后一位成员刚刚落地，前来迎接的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乘坐的美国吉普也嗄然而至。徐冰跳下汽车，老远就向留着花白胡须的邱致中伸出双手，充满歉意地笑着说：“受惊了，受惊了。今天前半天来了两批国民党的飞机，又是扫射，又是投弹，我军炮兵又是刚进北平，电话还没有接好，让你们受惊了。”“还好，还好。”走在前面的邱致中抓住徐冰的双手握住，也不住地解释着迟到的原因。为代表团准备的大轿车把代表团送到了北平最好的六国饭店，工作人员为代表团成员早已安排好了一切。整个代表团都为自己能受到如此礼遇而有些受宠若惊。
第二天，根据徐冰的电话通知，代表团成员留在饭店里写各自的意见。晚上，叶剑英亲自来到饭店，与代表团成员见面坐谈，并举行宴会宴请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六国饭店灯火辉煌的宴会厅里，叶剑英红光满面地向坐在同桌的邱致中、吴裕後等人具体解释了毛泽东声明中所提出的八项条件。“我们从来主张和平的，请诸位来的目的，就是要听听各位对实现和平有什么高见。”叶剑英说。“但是，战争不是我们挑起的，谁发动了这场战争，谁坚持要把人民的力量赶尽杀绝，这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要想实现真正的和平，首先就要承认毛主席提出的这些条件。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那些战争贩子把和谈当成继续战争的手段。”
窗外开始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宴会厅里的气氛却异常热烈。代表团的成员在亲身对比了南京的混乱和北平的宁静之后，显然对共产党的能力和和平意愿有了全新的印象。一些代表感慨万千，几杯酒下肚后，已经有些情不自禁，他们面红耳赤地发誓说：不论这次来平有无具体结果，回去以后一定不顾一切迫害，把人民解放军良好军纪军风的实际情况告诉南京人民。“共产党是要和平、爱和平的，战争贩子在南方”。
8日，根据日程安排，双方整日进行分别谈话。叶剑英上午专门接见了邱致中和吴裕後。吴一上来就提出：“政府实际已经表示承认八条为和谈基础，中共为何对和谈仍旧反映消极？中共迟迟不指派和谈代表和指定谈判地点，不免使人民产生误解。”邱致中也表示：“再不能打了，国家元气损伤太大，而且不出一年，国军必然全面崩溃，解放军为民众武力，损耗过大不免可惜。南京有主战主和两派，如能谈判，则主战派军心民心立时瓦解，和平不难取得。况且战犯早已席卷资财，远扬海外，就是打到广州，也无损其生命财产，所苦者只是人民和国家仅有之建设基础。”
叶剑英听了不置可否，只是问道：“你们认为，在蒋介石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真有和平的希望吗？你们说李宗仁、白崇禧是主和派，但是，李宗仁上台以来，南京政府又做了哪一件根本区别于蒋介石，利国利民的事呢？残害中国人民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还不是放掉了，特务还不是照样在南京上海肆意捉人，人民团体还不是一样没有自由，南京、武汉还不是一样在积极进行战争准备？”
吴裕後和邱致中两人面面相觑，又都苦笑着摇了摇头。邱答复说：“叶将军的话当然有道理。蒋介石没有和平诚意，李宗仁、白崇禧也并非好人，所作所为让人激愤。但蒋、桂之间确有矛盾，应该利用。李求和心切，若能将蒋、李分化，自可兵不血刃获得十省左右之土地，并先行解决桂系军队和其他非蒋系军队。那时组成联合政府，明令讨蒋，要夺取蒋系军队控制的三五个省份，必然容易十倍不止。”吴也补充说：“国际国内所公认，和平谈判达成统一，不仅为人民所拥护，而且便于人民政府接收旧政权，由此而产生的联合政府，也易于为国际社会所承认。”叶剑英微笑着说：“二位致力和平的善意，我们会转报我党中央。如有回音，一定设法转达。只是，一切都要本着取得真正和平、持久和平的精神来解决。”当天其他代表的谈话与邱、吴两人大同小异。由于不明来人底细，叶剑英在谈话中都特别询问每个人在南京时是否与美国人有过来往。但只有邱致中一个人称见过司徒雷登。
综合8日代表团成员的谈话，彭真与叶剑英两人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说：代表们的基本意见在于，第一，主张利用蒋、李矛盾。第二，另立新政府，不如通过和谈接收旧政府，便利控制全国和得到国际承认。第三，和谈成功，至少西到宜昌，东到上海，都可解放，那时蒋只剩下台、赣、闽、粤四省，容易解决。第四，和谈策略应注意轻重缓急。中共中央复电称：“代表们所谓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和谈占有国际已经承认的旧中央，运用旧中央权力实行对蒋系讨伐等语，是真正代表美国和桂系的意见，在这些方面你们不要表示态度。”但“你们可向和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行动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据此，叶剑英通过电话向代表团转达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态度。
9日，代表团一行使命完成，准备返回南京。不料，接连两天的大雪，使机场无法起飞飞机。于是，叶剑英等安排代表们参观北平故宫等，并再次设宴招待。当天，邱致中等起草代表团公开声明一份，交给叶剑英转报中共中央，得到批准。内中特别说明：“本团此次来平，承叶剑英将军及中共在平当局热烈招待，同仁至深感谢。连日以来，先后与叶将军等会谈二次。第二次谈话达四小时之久，业将人民对和平的愿望，及必需和平之理由，详细陈述。叶将军态度异常诚恳，表示愿将吾人意见转达中共中央，并告以中共对于和平向具诚意。如南京政府确有和平诚意的事实表现，吾人当准备与他们谈判，以期获得有利于人民的真正和平。本团认为和平前途，颇可乐观。”10日，北平雪停。11日上午，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登上离平返宁的飞机。走上飞机弦梯时，代表们一个个看上去满面春风，好象他们已经成就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似的。
高龄人颤巍巍述衷肠，毛泽东笑骂中做文章
就在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离开北平的当天，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叶剑英开始准备接待“上海和平代表团”。他与刘仲华约定，该代表团应在13日上午飞抵北平。13日上午，徐冰、艾秀峰与刘仲华三人乘车前往南苑机场迎接该代表团。但没能接到。返回城里，才从电话中得知，因代表团成员多为老人，身体欠佳，飞机起飞后遇到不稳气流，异常颠波，只好先飞青岛稍加休息，待次日再飞北平。
显然，对于这个代表团，中共中央更加重视。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不过是已经被封闭的“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的成员，知名度相对来说并不高。而这个上海和平代表团，却是由国内享有盛名的四位年事已高的社会名流组成的。他们分别是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和邵力子。其中，颜惠庆已73岁，是著名的外交家，历任驻美、德、苏、瑞各国公使或大使，早年当过外交部长和国务总理，后为国民党立法委员，作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远东区域委员会主席。章士钊68岁，是著名的律师兼教育家，早年也担任过大学教授、校长，办过报纸，做过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政府顾问及历届国民参政员。江庸，72岁，早年做过北洋法政学堂教习、学部参事，也当过司法总长、大学校长、京师高等审判厅长，抗战期间任历届国民参政员、是修订法律馆总裁、法权研究会总长。邵力子，68岁，是著名的国民党人，曾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驻苏大使、中宣部长等职。这些人显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因此，代表团14日到达北平不过两小时，中共中央就电示叶剑英等：在北平的高级军政负责人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均应参加接见和宴请代表团，“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代表团提出的要求应尽量满足，一般不予限制。
14日下午17时左右，上海代表团乘坐的飞机飞抵北平。徐冰、刘仲华等再次在机场迎接，并陪同来到六国饭店，为客人们安排住宿。同机到达者除了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和邵力子四人外，还有他们各自的秘书龚安庆、张丰胄、傅树苍和潘伯膺。颜惠庆因身体欠佳，另带有私人医生焦湘宗。同行者还有李宗仁私人代表黄启汉及夫人李素平、为恢复南北通航充任联络工作的电影演员金山和中航公司副主任雷仲仁，以及江庸、刘仲华的家眷等，合计达25人之多。
在六国饭店等候住宿的过程中，徐冰顺便问诸位代表：南苑过来，一路上对北平印象如何。众人一致说好。颜惠庆和邵力子当时就提出应当迅速恢复通航通邮，因为他们这次来不得不帮很多人带了钱和信来。徐问：各位打算在北平留多少时间？江庸、章士钊不约而同地回答说“个把礼拜”。颜惠庆也表示，北平有很多亲友，想去看看，希望提供方便。徐冰很痛快地答应下来。徐同时问：这次谈话打算如何进行，是集体谈，还是个别谈？黄启汉在一旁道：大家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还是个别谈的好。最后，邵力子、刘仲华、黄启汉围着徐冰漫谈时，徐问邵力子：“蒋介石现在情况如何？”邵力子称：“蒋先生仍在活动。不过李宗仁先生确是要和平的。”他接着诚恳地说：“我不是捧你们，只要你们力量强，不腐化，站得住，就是愿意战争的人，要打也是打不下去的。”
15日上午，叶剑英只身前往六国饭店拜访颜惠庆等。一阵寒喧之后，五人分别坐下来进行第一次座谈。颜惠庆首先表示：“我们四人合起来有300岁了，我还有心脏病，本来不适宜坐飞机的，但是还是带着医生来了。此次来北平是个人来的，不是当什么代表，是希望全国和平统一，这样对内对外均好。此意请转达毛先生。”颜说着转过头去指着邵力子又说：“此次能得邵先生同来，更有意思。我与邵先生先生同事。此行班子不错。”说完，眼睛眯成一条缝，嗓子里发出沙哑的笑声。“颜先生也也做过三年驻苏大使，还在香港办中苏文化协会。”邵力子也笑着补充说。“三位老先生远道而来，负的使命很重大。当然，和平并非几句话可以说完的。三位很客气，都说只是代表个人，其实都是代表人民的，来此也是李（宗仁）先生请求的，因为李先生要和平，煞费苦心，处境困难。原来还请了冷老先生，因冷先生的工厂闹工潮，几至不能解决，走不开。后来李先生又请了世界制碱权威、永利化工厂总经理候德榜先生、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先生和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先生，只因通知北平方面太晚，刘仲华先生在电话里没有提到，所以没有来。所以最后李先生又要我来，虽然我也68岁了，但看到来的三位先生都比我年龄大，我也不能不答应。其实，张治中先生对和平很热心，只是现在回兰州处理中苏贸易纠纷去了，如果和谈开始，我想他还是可以来的。李先生已有电报同意以毛先生的八条做商谈基础，只是如果八条一点都不折不扣，李先生实在为难。”
叶剑英听罢四位老先生的谈话，当即表示感谢各位代表的和平诚意，并说明一定转达他们的意见给中共中央。他同时解释说：“李宗仁先生感到困难的我想主要是八条中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犯问题。其实这一条我党不提出，人民也必然会提出来的。1927年以来，由于蒋的反动，使中国历史走了20年的弯路，人民和国家受到了巨大损失，这一责任应由谁来负，是中共，还是国民党？是全体国民党员，还是四大家族中的少数反动集团？必须明是非，追责任。但是，象傅作义，以前也列为战犯，因为他过去一样是一贯反人民反革命的积极负责者，北平和平解决对人民有功劳，人民就可以重新考虑傅的问题。李先生嘴上主张和平，可是一上台就放走了冈村宁次……”“放冈村的决定，并非李作的。李先生还亲自去上海研究补救办法，但冈村已经被秘密送回日本了。”邵力子补充说。“最主要的是怎么样使人民跟上来。”颜惠庆不紧不慢地插话说：“人民不能跑的，走到半山，要休息。领袖走得太快，人民在道德上、知识上都可能跟不上你们，要等等他们，你们在北平、济南做出样子来，人民就理解你们、欢迎你们了。就好象武戏唱了，唱一唱文戏，于国计民生更有利。”江庸接过去说：“其实哪一党执政都可以。当年我们曾希望过国民党，现在失败了。这个班子唱不好，就换一个班子唱一唱。我不是说空话，现在中国需要改革，什么人能够实现这个改革呢？只有中共了。最希望中共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彻底刷新政治。”叶剑英问道：“蒋介石并未放弃政权，还在幕后导演，究竟蒋、李之间关系如何？有人说只是双簧而已，对不对？”邵力子答称：“蒋、李不是双簧。去年选举时，感情已经闹坏了。并且历史上蒋对李也是不放心的，怕李不听话。蒋下台，是形势所迫，蒋不想放弃政权，但亦无办法。因此，蒋介石最希望战争。假使不能和平，李非走不可。这不是演双簧。”章士钊插话道：“凡读过中共文告的，只有蒋介石高兴。因为蒋一读，便知道和平是不能实现的。”颜惠庆望了章士钊一眼，急忙解释说：“和平问题还是一步一步谈，大家商量，最好是见见面。我们不是代表，国共双方都有自己亲信的人，可以另派代表来谈这些问题。”但章士钊好象并不在意，仍自顾自地接着说：“依我看，楚汉之争，韩信举足轻重。韩偏楚，则汉不能成功。现在桂系就似韩信，应该与之接近。这恰恰是蒋所害怕的。如果李不能成功，到时候蒋就会重新发号司令。”
李宗仁这时究竟什么态度，当天下午徐冰报告上午与黄启汉的谈话称：上午与黄启汉谈，黄转达李宗仁的意见是：（一）决心推动全面和谈，如遇少数人反对，则准备在政治上军事上尽力对付；（二）决不依靠外援打内战，一旦和谈开始，他愿就此发表公开声明；（三）以毛先生之八项条件为基础，绝对不成问题，只是第一项战犯问题，希望由新政府去做，因目前要做极为困难；（四）希望中共首先承认李为和谈对象，并愿早日指定代表开始谈判，如和谈失败，定当引退；（五）对蒋问题，吴忠信已表示，最好让蒋出国，如中共认为蒋出国可以减少和谈障碍，他愿意就此向蒋提出出国问题；（六）外交方面希望成为苏美友好的桥梁，不希望成为苏美两国的战场。李特别希望能在中共指定的地点，和毛先生密谈一次。
黄说：白崇禧仍比李宗仁积极，还是主张马上更换内阁，撤销陈诚、薛岳等人职务。他认为全面和平，局部破裂不要紧，如局部和平，全面破裂则不妥。而李也认为现在不能操之过急，应与中共取得默契后再开始着手进行，因李在南京牵制太多，搞不好被逐出南京，必然全面破裂。因此，李、白此时均处于夹缝中。李对中共还可以派黄与刘仲华来表达真意，对蒋介石和孙科，连派个人与之谈真心话都不可能。黄认为，中共与李、白接近，只会对革命有利。他同时还告诉徐冰，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也找过他，表示美国希望中国和平，成立联合政府，但鉴崐于上次美国调处的失败，这次绝不会出面进行调处。
当晚，叶、徐二人设宴招待代表团，同时还邀请了傅作义、邓宝珊、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等出席，中共方面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陶铸、戎子和等也都专门出席作陪。颜惠庆、邵力子等人见到傅作义十分惊喜，连连作揖道：“幸会，幸会。美国方面的报道说，傅将军被扣起来了，看来是一派胡说。”
16日，叶剑英专门约邵力子谈话。因中共中央历史上与邵力子和张治中接触较多，对两人印象不坏，因此早有电报要叶剑英“对邵力子应表示尊重与倾听他的意见，并和他单独谈一次，并探询他和张治中是否愿意参加联合政府”。
但是，与邵力子的谈话并没有使中共中央感到满意。邵力子关于应当缓和对美关系的说法明显地刺激了中共领导人。在看到邵力子关于中共应当看到美国也有很多人同情中共，将来中共建设亦须美国帮忙的说法时，毛泽东边看边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替美国作说客！”看到邵谈苏联大使赞同双方直接谈判的说法时，他更气愤地敲着桌子，冲着正在对面读电报的周恩来大声说：“你知道吗，苏联也是要和的！”看到邵力子谈中国地大人多，中共应当尽量采取温和手段进行政治变革，双方和谈不要一上来就提出战犯名单迫使战败方承认时，他更是大声痛斥道：“这就是说，革命必须带上温和色彩”，“谈判还要承认对方与我平等”！看到邵力子对参加联合政府问题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样子，一面回答说现在谈这个问题恐怕别人会以为我是为了想参加联合政府才来参加和谈的，因此最好和谈实现时再提，一面又忙不迭地解释说：也许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想法，应该从工作上着想，暗示不反对参加联合政府，毛泽东禁不住大声笑起来，说道：“这怕是想以此求得保护他那个阶级的利益吧！”
第二天，叶剑英单独与章士钊谈话。章士钊的谈话也同样不受听。章又重提桂系举足轻重的话，说蒋迟走两天，白崇禧就宣布两湖独立了，现在白仍有力量，白一动作，四川也会跟着走的。因此，他再次讲中共文告“同情中共者则担心，反对中共者则高兴”。认为如果中共寸步不让，美国会援蒋到底，甚至组织日本志愿军，从而增加解决的难度。不如现在就和下来，仿照当年承认国民党领导组织政府的例子，要各党派承认中共为领导，用策略的办法来收拾残局，争取人心，平稳过渡。对此，毛泽东得出结论：章士钊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和，美必援蒋到底，结果使帝国主义者及大资本家害怕，中共亦不能成功。
共产党连蒋介石最精锐的美式装备的庞大兵团都一个接着一个地打垮了，它这时当然不会把桂系的30万军队放在眼里。毛泽东对任何过高评价美国和桂系作用的说法，都不以为然。因此，毛泽东对邵章两人的谈话大为不满，断言：“邵、章很狡猾，是受美国人教示出来的”。他明确要求叶剑英等，在以后的谈话中，“痛骂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特别要当着章士钊的面骂日本，说如果美国人装备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我们必须并完全有把握彻底干净歼灭之。美国在中国的走狗必须肃清，决不许其存在。要当着邵章的面痛骂桂系，说桂系的军队比蒋系军队还要野蛮，白崇禧过去是主战最力的人，他是仅次于四大家族的战争罪犯，将来人民法庭审判难免要被枪毙，李宗仁完全是骗子，他一月二十七日给毛主席的电报以‘千古罪人’威胁毛主席，完全是做和平攻势。蒋系也是做和平攻势，但蒋系比桂系老实，蒋系始终是凶神恶煞，桂系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是笑面虎”。当然，应当把握的一个原则是，“对桂系形式上要打，实际上要拉”。
不过，毛泽东也并非完全不重视代表们的谈话。颜惠庆一辈子搞外交，说话十分策略，虽讲得与邵章并无根本不同，但却让毛泽东听得很入耳。他很重视颜所说的“学唱文戏”的问题，明确表示赞同颜所提“先用武力，到一定程度改用政治。政治无效，再用武力。表明中共态度，不是好用武”，以此来取得民心的意见。毛当即与周恩来商定，接受颜惠庆的建议，与南京来一个非正式会谈，作为初步交换意见的方法。为此，毛泽东很快起草了几点意见，准备专门接见几位代表一次，然后交他们带回南京。
20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叶剑英，同意颜、邵、章、江要求会见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要求，批准四位代表及颜的私人医生，另外加上傅作义、邓宝珊和北平市委一人，总共８人于22日经石家庄前往西柏坡村，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见面。
22日上午10时，颜惠庆等乘机飞往石家庄并转往西柏坡村见毛泽东等。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次交谈，毛泽东明确表示可以考虑与李宗仁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但必须“速议速决”，一切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谈得成解放军立即过江，谈不成解放军也立即过江。
劝说中共同意与南京政府举行和谈，这是代表团此行的基本目的。既然中共方面能够同意和谈，各位代表自然深感满意。根据毛泽东所谈诸点，章士钊迅速起草了一个八项协议，提交讨论。经过简短的讨论之后，双方就协议的基本文字达成妥协。这一秘密协议规定：中共和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在北平，以毛泽东所提八条为基础，进行秘密谈判，一经达成协议，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终于说服中共中央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了。这个结果实在让四位代表兴奋不已。24日下午，四位代表返回北平后，仍长时间沉浸在激动的情绪之中。
27日上午11时，上海代表团再次来到了南苑机场。叶剑英亲到机场送行。临上飞机前，颜惠庆松驰的脸上每条皱纹几乎都充满了微笑。他右手颤巍巍地握着叶剑英的手，左手轻轻拍着叶的肩膀说：“你们应该成功，应该成功，希望很快能在上海见到你。”叶剑英也注视着老人的眼睛，和声细语地说：“颜先生多多保重。我们很快会见面的。”在和小个子的邵力子握手时，邵神秘地把叶拉到一边，问道：“你们是不是把《世界日报》给封了？”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深感遗憾地摇着头说：“依我看，《世界日报》似乎完全不必封，况且你们进城时没有立即封闭，进城后20天才将其封闭，这容易给人造成共产党的政策是先宽后紧的印象，影响不好。”在一一握手道别之后，几位代表依依不舍地登上了返回的飞机。随着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巨大的气浪卷起一片遮天蔽日的黄沙。当人们重新看清蓝天时，飞机已经高高地飞上了天空，向着南方飞去了。
李宗仁意图自成局面，刘仲容得令火速北上
3月5日，受桂系影响的南京《救国日报》发表了题为《蒋公不出国则救国无望》的社论，象是在舆论界平空甩了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一片喧哗。卫戌司令张耀明当即派军警把该报主笔龚德柏逮了起来。龚在李宗仁与孙科竞选副总统时，曾冒险刊出一篇揭露孙科养“小妾”蓝妮的消息，为李宗仁助阵，立有汗马功劳。况且，这次逼蒋出国，也是李宗仁策动，并亲自透露给甘介候，甘介候又转露给龚德柏。因此，李宗仁得知龚被捕，也顾不得许多，两次打电话要张耀明放人。但有CC系、黄埔系齐声鼓噪，张硬是顶着不办。气得李宗仁在总统府的办公室里直转圈子。还在2月中旬，蒋介石一个电话撤了主和的浙江省省主席陈仪时，李宗仁就有点儿后脊生风的感觉，不得不下决心把他原来的警卫团调进南京来保驾。这时，李真有点六神无主了，不住地问白崇禧该怎么办。白这时恰在南京，他其实也毫无办法，只是七窍冒火地在国防部里大叫大嚷，威胁着要调四十六军来南京。程潜也跑到李宗仁的家里，大骂蒋介石无耻已极，咬牙切齿地主张无论如何也要逼蒋出国，明确表示无论和战都支持桂系。这一通折腾，搞得个南京沸沸扬扬的，象开了锅似的。蒋、桂两派，更成冰炭之势。
劝蒋出国，最初其实是还是蒋身边的吴忠信提议的，李宗仁自然赞成，但没有人敢去当这个冤大头。张治中2月下旬从兰州回京后，自告奋勇地愿意去做说客。《救国日报》社论发表之前，张治中和吴忠信刚刚离开南京前往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的溪口。几天时间张没有电话打来，急得李宗仁象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一个劲儿地担心张治中被蒋介石扣起来了。而7日午后张治中打电话来，说何应钦过两天即由奉化返京，蒋已同意由何应钦组阁。这一来，李宗仁又让人莫名其妙地兴奋得了不得。直到程思远问他，才知道，据说是张临走前曾约好，如果劝蒋出国有戏，就打电话出来。而搞倒孙科，改换何应钦，也正是李宗仁的提议。因为何与白曾长期共事，关系还不错，历史上何也曾与李、白联过手，长期指挥军事的何这时在战与和的问题也更倾向于和，再加上除了蒋之外，也只有何才能镇得住那成千上万的黄埔生。如果何应钦与李、白联手，蒋介石又听劝出洋，他李宗仁的整盘棋就活了。这也难怪他转眼间又有些飘飘然了。8日孙科内阁总辞职。12日，李宗仁公开宣布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长，重组内阁。
中共中央这时对李宗仁的组阁行动十分注意，尽管邵力子在北平时曾再三替何应钦开脱战争责任，说何其实是主和派，但中共中央仍旧把何看成是蒋系的顶梁柱。因此，当得知李宗仁准备让何出面组阁的消息后，叶剑英当即打电话给仍住在六国饭店的黄启汉，要他立即打电报给李宗仁，要李务必选最能够顺利进行和谈者担当行政院长之职，以免引起各方误会。但李宗仁显然有自己的主意。
3月13日，即李宗仁正式宣布任命何应钦组阁的第二天，他把刘仲华和刘仲容都找了来，要刘仲容转告毛泽东先生，说他是诚意和平的，希望中共相信他。据他说，蒋现在已经完了，无论军队、政治、经济、党，都崩溃了，大势已去，就是特务也不足虑了。这次拉上何应钦就是明证，何是主和派，用何可以控制军队，并便利今后的军队改编与裁减。他希望中共给他一段时间，用政治方法来解决问题，不要在和谈时或和谈前渡过江来，那样他只好一走了之。他甚至半威胁半诉苦地说什么：“我很害怕把一个好好的局面搞乱了。现在和平民主力量已经有了战胜封建死硬势力的基础，只要不打仗，和平前途绝对可以乐观。相反，如果解放军渡江，那么不要说蒋介石会重新出来，白崇禧也会打的，美国、日本都会放手支持蒋，那样的局面是我所不愿看见的。”不管二刘怎样向李宗仁解释，对中共无论如何不能以不渡江来作为条件，解放军渡江只会对宁沪杭一带的蒋系军队形成威慑，而不会威胁和平，李宗仁始终不改变态度。即使在中共中央得知此一情况后，专门去电上海转告李宗仁：“不要惧怕我军渡江”，李也还是不做答复，并且要黄启汉转电中共中央称：正当和平初现，和谈将开之时，中共部队连日向麻城、罗田、英山、望江、安庆、无为、巢县、泰州之线大举推进，迫近江边，致使此间人心惶惶，影响和谈进行甚大，务请从事考虑制止，并酌予后撤。为免生枝节，中共中央这时还真的一度下令前线部队暂停向计划中的花园及其以南之孝感、黄陂、黄安、阳罗、黄冈、麻城、浠水等地前进。
中共中央这时已决定要联合李、白，故而不惜迁就李宗仁的上述要求，但对李宗仁、白崇禧的表现也早有疑惑，特别是因为李宗仁身处南京，未必能有多大作为，而白崇禧控制着大批军队，中共中央对争取白更加重视，急欲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因此特别要求调长期在白身边工作的刘仲容到北平来。还在3月5日，当白崇禧找刘仲容商量，要刘取道武汉进入解放区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就明确指示刘化名王志廉从武汉经驻马店向解放军前线部队接洽进去。中共中央迅速批准了这一计划，并要求刘行前应向李、白问清楚他们对颜惠庆、章士钊等人带回去的协议的具体答复，并带来电台呼号波长密码等，以便联络。中共中央之后接连数电中原局，要求他们立即向驻马店前线部队说明情况，迅速派人接引刘仲容进来，并派人送至郑州，乘火车赶往济南，再转送石家庄。毛泽东并亲自批示：“勿误至要”。
3月16日，刘仲容从南京飞往武汉，由白崇禧用装甲车送至信阳，再由张轸派兵于20日送到驻马店。之后，中共中原局社会部高洵东、卢声涛二人接引刘至郑州，再坐火车于27日送至济南。因中共中央这时已经由西柏坡搬入北平，周恩来28日专门致电社会部负责人康生“派要人在济南接待，并乘汽车附警卫人员护送至德州转乘火车经天津赶来北平。”29日，济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凌云受命带警卫人员专程送刘仲容转赴北平。30日下午，刘仲容终于被送到北平，并被立即齐燕铭接送至中南海中央统战部李维汉处住下。刘刚刚被安排住下还不到一小时，毛泽东就派人用车把他接到西山双清别墅自己的住处去谈话。可见毛泽东希望了解白崇禧情况的心情是如何急迫。两人一直谈到晚上，毛泽东对他所介绍的情况看来还比较满意。尽管毛泽东早就知道李、白已了解了刘仲容和刘仲华的秘密身份，他们对二刘所谈的一些情况未必完全出于真心，但在得知李宗仁等基本赞同颜惠庆等人带回去的八条协议之后，毛泽东还是得出结论：李、白有联合反蒋的诚意。因此，他当晚就打电报给华中前线高级指挥官，称：与白崇禧之间的电讯联系即将建立，“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李白对此计划已有初步认识”，望前线各部准备与白崇禧在军事上进行配合。
白崇禧毛泽东通密电，代表团争面子枉摇舌
为了与中共进行和谈，整个3月间南京方面都在积极准备方案。得到蒋介石批准的作为最后退让尺度的谈判腹案，第一条就明确要求“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第四条则要求“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第八条更要求在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中国共双方名额相等。
4月1日，天阴沉沉的，淅淅沥沥地飘着一丝丝细小的雨滴，连续几天江南都是这种阴雨天气，但是今天的南京机场上却是人声鼎沸，官盖如云，热闹非凡。原来，今天是南京和谈代表团离京前往北平与中共和谈的日子，包括李宗仁在内的大批政府官员都整整齐齐地列队送行，再加上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代表团的家属和众多新闻记者，就连飞机发动时的轰鸣声也被人群中发出的一阵又一阵兴奋的叫喊声给淹没了。直到飞机飞离南京上空很远之后，代表团的成员们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南京和谈代表团可谓阵容庞大，浩浩荡荡。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在国民党内地位显赫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治中。以下分别是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代表团另有顾问4人，即刘仲华、屈武、李俊龙、金山。代表团的秘书长为卢郁文，另有秘书10人、译电员2人及随员5人。仅张治中一个人就带了一个秘书（谢超），2个速记（余湛邦、袁永竹），两个缮写（周光宇、任宝华）和一个随员（张立钧），另加2个译电员，总共8个人。张治中解释说，他带这些人是因为他还要在北平同时指挥西北的军队。
飞机临北平时，已是下午15时许。当机翼下的北平城区透过一道道阳光渐渐清晰可见时，坐在靠近驾驶舱门口的黄绍竑大声要求驾驶员在市区上空盘旋两圈，以示礼貌。“党的方面周恩来一定会来，政府方面估计会派叶剑英来接。”他高声预测着。“希望不要有南京那么多的记者，我真是烦死这些家伙了。”刘斐边说着边把领子上的风纪扣扣好。
飞机下午15时45分降落在北平南苑机场的停机坪上。当轰隆隆的马达声渐渐消停下来之后，人们从机舱的窗户上惊奇地发现尘土飞扬的机场上似乎一个人也没有。直到打开机舱门，代表们扶着梯子鱼贯而出，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整个机场上冷冷清清，平地卷起的阵阵黄沙中只站着两位身着军便服的中年人，再远处就是几辆吉普和大轿车旁边正在聊天的十几名士兵了。“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刘斐第一个瞪圆了双眼，气呼呼地压低了嗓门儿吼着。黄绍竑也半晌儿转不过弯儿来。走在前面的邵力子则显得很老道。他三步并作两步地向迎上来的徐冰走去，一边握手，一边转身向身后的张治中介绍道：“这位是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先生。”然后转过脸来又把张治中介绍给徐冰和徐冰身后的另一位先生。
北平机场和南京机场的强烈反差给了代表团成员强烈的刺激。在前往六国饭店的路上，代表们一反在机舱里那股兴奋劲儿，一个个象霜打了似的直犯蔫儿。直到住进饭店，看到房间里的报纸时，有些人才又活了起来。不过，这回不是兴奋，而是愤怒。刘斐手里挥动着他刚刚看到的一张报纸，冲到张治中的客厅里，炸雷般地吼着：“这简直是侮辱！”李蒸这时也拍着手里的报纸，大声问道：“这里满篇都骂我们是匪，那找我们来谈什么？这也未免欺人太甚了！”
黄绍竑也拿着一份《进步日报》来到张治中的房间，递到坐在沙发上闷不作声地喝茶的张治中面前，说：“你看看，点名骂你是蒋系的走狗。这件事应有所表示，我们既然来了，可以不客气地提出来。”李蒸也说：“此事应提出抗议。”但在一旁背着手踱步的邵力子却慢条斯理地说着风凉话：“共产党骂政府是老早就骂了，正因为骂，所以我们才来。如果受不了，就不必来了。既来了，受得了得受，受不了也得受。况且《进步日报》是大公报的前身，我们如果提出来，他们会说是新闻自由。我看没必要小题大作。”张治中一边读着那篇署名的评论文章，一边做出一幅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道：“这个杨刚是不是共产党？”邵力子答复说：“这个人怕不是共产党，只是他过去在上海没少受国民党特务的迫害，与国民党恐怕有血海深仇吧！”黄绍竑问张治中：“我们好心好意来，他们一上来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这不有些过分了吗？”“见到周恩来时，有机会可以顺便提一提。”张治中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卢郁文这时蹑手蹑脚地跑进来，神秘兮兮地小声说：“中共要人来了。”张治中听罢迅速站起来，走到房外。果然，周恩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等七、八位中共领导人已经笑容满面地出现在走廊里。“久违了。”周恩来一面热情地握住张治中的手，一面用眼神向张治中身后的国民党代表们致意。
分别介绍寒暄之后，周恩来带头领着张治中等一齐走进了饭店的宴会厅。一走富丽堂皇的宴会大厅，等候在宴会厅里的中共方面的人员就纷纷鼓起掌来。代表团的情绪又重新高涨起来。丰富的晚宴和热情的招待，使代表们又开始恢复了来时的那种心情。代表们开始相信，共产党一切都是重新建设，工作很忙，因此这样招待他们已经很不错了。因此代表团决定：招待和商谈等等，均随中共的便，不做特殊要求。新闻宣传的事，也暂时避开不提。但是，晚宴后周恩来找张治中谈话，严厉质问张治中为什么临行前专程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报告，这个代表团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林伯渠约章士钊谈话，坚持在战犯问题上决不让步，也说明中共立场难以松动。因此，代表们刚刚兴奋起来的神经顿时又倍感压抑。张治中忿忿不平地说：“他们也未免太势利了，过去我三次去延安，毛泽东都亲自来接，后来我们驱逐他们，我还不是一样亲自送董必武到机场？如今我们打了败仗，就接也不接了。晚上周恩来甚至提也不提一句，我真气不过。照这个样子，恐怕就是我们再努力，也难成功。”章士钊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其实就是一个面子问题。此次六个代表，除本人之外，均属国民党。如果一定要抓蒋介石，等于让儿子签字抓老子，你们怎么签字？”
从2日以后，双方代表开始进行个别交换意见。双方争执的焦点明显地集中在战犯问题上。多数代表认为，我们是第二号战犯派来的，第二号战犯怎么能办第一号战犯呢？这件事根本办不通。纵然签了字，不仅南京不会同意，而且我们根本就回不了南京了。可是，中共代表在战犯问题上毫不松口，只是同意谈判期间军队暂不过江。
在接连两天个别谈话摸底之后，中共中央对于南京代表团内部情况和要求已经十分了解。鉴于代表团中相当一部分人都与蒋系有关，因此他们对代表团谈判求得根本和平解决不抱太多幻想。中共方面这时的策略是尽量分化争取代表团中的动摇者，而对坚持与共产党为敌者置之不理，使其无所作为。同时，在北平的报纸上接连刊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什么人应负战争的责任？》等文章，激烈地批评南京政府及其张治中等人，不断施加政治压力。同时，眼看长江快到涨水期，毛泽东更多的在暗中拉拢白崇禧，力图促使白崇禧能够在解放军渡江问题上保持中立甚至给予配合。
4－5两日，白崇禧接连给刘仲容来电，要求解放军在安徽停止进攻安庆，在河南停止向花园推进。毛泽东当即复电，表示整个华中问题的处置，可以由双方代表谈判解决，黄冈、黄陂、花园、孝感、汉川、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解放军将暂不进攻，只须将该线以东地区及安庆以西地区部队撤退即可。毛泽东并具体说明了白崇禧前线部队与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取得联系的方法。
对于毛泽东的提议，白崇禧9日复电表示基本赞同，称已通知前线将领，但又解释说：要他从安庆撤退军队，还些有困难。因该地属京沪区指挥，他不便擅令守军撤退。对此，毛泽东表示充分理解，一面复电白崇禧，告诉他同意在安庆保持现状，一面指示前线部队停止对安庆的攻击，以待通过谈判来加以解决。
同样，对于这时李宗仁通过电话提出的请解放军不要占领镇江、芜湖，以免南京因可能受到炮击而政局动荡的要求，也迅速给予满足。
这种情况，充分表明了中共方面急于与李白合作的迫切心情。
北平谈判柳暗花明，南京政府翻云覆雨
李宗仁这时“和共”的急迫心情，也足以与中共相比。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如果他和不下来，南京政府必将南撤，蒋介石搞不好还得上台。到那时，怕是再没有他李宗仁的位置。因此，代表团临行前，李宗仁曾专门把黄绍竑找去谈了两三个小时，求和之心表露得情真意切。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如中共条件真难接受，和谈破裂，我便下野；如中共条件并不太苛，尺度相当的放宽，大家仍不同意签字，因而和谈破裂，我亦下野；另外，不管中共条件如何，只要你们同意签字，即令溪口方面反对，我都可以完全负责”。可见，李宗仁这时应该十分明白他自己的处境。
但是，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却无论如何不敢擅自主张接受中共的条件。代表们苦撑数天，天天与中共代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进行商谈，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和约不要象个投降文件，得使我们面子上还过得去”。
在经过几天时间的个别交换意见，和通过报纸发动政治攻势之后，中共中央注意到代表团内部的态度越来越混乱了。代表团内部经常意见相左，这边吵得不可开交，那边却仰头大睡，鼾声如雷；这个轻描淡写地说什么：“既来之，则安之”，那个忿然大叫：“如果明天有飞机，王八蛋不回去。”争来争去，其实只是两个问题，即能不能同意惩办战犯和解放军渡江。4月5日，在中共中央的提议下，各民主党派派出朱蕴山、李民欣为代表，在刘仲容陪同下前往南京，邀请李宗仁亲自来北平进行和谈。面对这种情况，代表团深感困惑，斗志顿挫，态度迅速软化了。他们于次日作出决定：第一，战犯应受惩处，只要不正式提名，并且凡赞成和平条款及对人民作有益贡献者，均可酌情减免处罚。第二，同意解放军渡江，但应给南京政府必要的准备时间，不过也不必拖至联合政府之后。7日，代表团果然又收到何应钦来电，要各位代表本悲天悯人的态度，荣辱在所不计，务必达成和平。看上去，南京政府方面也已放下架子，准备签城下之盟了。这一下，那些曾经强硬的代表都象泄了气的皮球－蔫了，而那些极力主张接受中共意见的成员，则如释负重，脸上神采飞扬。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开始采取决定性步骤。8日上午，张治中被接往香山双清别墅。刚下汽车，周恩来就亲自接出门外，微笑着伸出手来与张治中的手握在一起，同时说：“今天毛主席想和你谈谈。请。”“毛先生？”张治中惊讶地张大了嘴，然后不禁高兴地笑了起来。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院子，只见毛泽东已经走到院子里来迎接张治中。张治中与毛泽东相互问候着，然后一同走进屋里谈话。这次谈话总共进行了4个小时。当天晚上，张治中召集代表团开会，刚说明他要报告的题目，底下的代表们就立即打断他话，问：你先讲：好，还是不好？张微笑着答复说：“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十分热烈。张详细讲述了他与毛泽东谈话的经过。他声称，毛、周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战犯问题，可以不在和平协定条款中提名，可以不提蒋介石三个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困难表示理解，并同意将此问题拖到最后办。（二）改编军队问题，所有国民党军队的数额、番号、官长均可照旧不动，驻地问题可以研究。（三）渡江问题，是否签字后马上渡江，也可以商量。（四）南京政府在和谈至新政协开会，即到联合政府成立前这一段时间内，都要继续负责，不要散了。（五）和谈方案正在草拟，拿出方案正式谈判时，两小时内便可解决问题。将来签字时，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等都来参加最好。他最后兴奋地讲：“你们知道吗？整个谈话过程中，毛先生态度闲畅，对蒋亦称蒋先生，只有一次称蒋介石。可以肯定，按毛主席精神，和谈是可以成功的，因为今天双方谈判距离不大，甚至于没有距离。争执的焦点为战犯问题，但我们对战犯问题原则上是承认的，所争者仅是时间问题、技术问题，主张不必在此次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名单，以减少我们的困难。可把战犯名单拖后到新政协，更为有利。惩治战犯将来由中共领导的新联合政府去，到时要办谁就办谁”。
正在这时，何应钦突然从广州打来电报，声称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决议，要求代表团要求中共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停止一切施行暴力的政策；坚持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整军方案必须双方同时实行。
何应钦的电报在代表团内部引起一片哗然。谁都知道这是蒋介石在背后指使。张治中愤然道：“事情已进展到现在的阶段，这话如何说法，真是莫名其妙！什么自由、恐怖，这些话，我们还有脸去同人家说吗？上海现在成了恐怖世界，他妈的皮，真不知耻！”刘斐也忿忿然，称：“我最痛恨蒋介石的军队。我几次去故宫，遇到中共军队，四五次从队中穿过，战士们总是很和气，并无不悦之色。如果碰到我们中央军，早已张牙舞爪，甚至拳打脚踢了。即使不打，骂也将你骂死。”
气愤之下，张治中直截了当地致信蒋介石，痛斥国民党“今日之失败，乃由钧座领导错误所招致”，劝蒋“将党政军大权，尤其军事上之全权，交予李、何两同志”。而黄绍竑也密电李宗仁，要求他务必使蒋介石离开溪口出洋。
4月9－1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先后接见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卢郁文等。众代表谈话后均甚表满意，刘斐、黄绍竑等对毛泽东更是赞不绝口，交口称赞毛“极懂得谈话的艺术，轻松而又深入”，“他教训了人，但不使人感觉有教训人的味道。他与蒋先生之官腔，大不相同”，“蒋的领袖是自封的，而毛的领袖是人人衷心拥护的”。一时间，代表团内气氛大变，几乎人人称赞共产党有办法，并且感到和谈大有成功的希望。代表团相信，他们与中共已经在下述几点上达成了妥协，即（一）战犯名单可以不提；（二）军队整编数额可由南京政府自定；（三）解放军可暂不过江；（四）南京政府仍可过渡，等待政协召开，联合政府成立；（五）联合政府可以组织一个七人军事委员会，中共四人，国民党三人。１２日，代表团电告李宗仁：目前只等中共方案提出，一旦中共提出方案，代表团讨论后，即派黄绍竑、屈武飞回南京，如南京同意，即与李宗仁等一同飞返北平签字。如不同意，亦请派于右任等来平，以便讨价还价。
12日，何应钦来电转达南京政府和谈指导委员会作出的五项决议。除表示战争责任问题可依据代表团所谈原则处理外，明确要求对解放军“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即使签约，双方军队也应各驻原防。
代表团很清楚，解放军渡江不可避免，故对南京试图划江而治的企图深感绝望。
李蒸悲观地说：“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靠近中共，与主战派开火；另一条是因此而宣告破裂。”邵力子当场劝告说：“事到今天和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只有尽力争取中共缓渡江，因为缓渡江确对全面和平运动之推进有利。”章士钊也表示：“过去李德邻没有力量，因高唱和平而增加了力量，因此之故，如缓渡江，假李德邻以时日，使其政治力量继续增加而扩大，对李德邻、对中共、对人民均有利。”但李俊龙却以为：“三两个月恐怕不能增强南京力量，相反地怕只好加强溪口力量，为人民计，恐怕还是中共马上渡江的好。”尽管意见不一，张治中最后还是请章士钊出面设法向毛泽东通融，要求中共考虑在和平条约签定后能够暂缓渡江。
和谈代表弃暗投明，李白食言自吞苦果
12日，刘仲容回到北平，说明李宗仁求和的态度不变，但拒绝中共渡江的态度日趋明显，何应钦的电报实际上也正是李宗仁同意的。李的目的，颇有点儿想划江而治。按照李宗仁对他所说的来看，所谓执行中共的八项和平条款，都得由他们自己动手解决。同样，白崇禧到南京后，虽仍反蒋，但也不主张与中共局部和平，更反对投降式的解决办法。
得知李、白态度如此暧昧，长江涨水期已到，毛泽东决定不再与代表团继续周旋。周恩来立即拿出已经拟好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于12日晚交给南京代表团。由于这一草案措辞严厉，并历数国民党发动全面战争的罪行，因此代表团中多数一时颇难接受。
在反复商量和交换意见之后，代表团仍旧决定接受这个文件。14日晚，张治中向中共正式提交了一个书面修改意见，要求取消原草案中的各种刺激性字眼儿。
在第二天的代表团会议上，刘斐眼睛瞅着天花板，风言风语地发着感慨：“过去我们是南京政府的代表团，与中共交涉，今后我们是中共的代表团了，要去说服南京了。只怕是这样做。倒是代表中唯一不是国民党员的章士钊看得开些，他笑着说：“过去中共新华社发出八条的电报，内有十六个伪字，南京都答应了，今天一个伪字也没有，如果南京反不答应，那就是有精神病”。
张治中经过几天长喘短叹之后，至此终于意识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心情沉重地表示：“连日来之所以争论不休，实在因为两种东西在束缚我们自己：第一，我们是代表，一切须听命于政府，我们个人的意见，受政府权力的束缚；第二，我们是国民党员，国民党不行，集一切坏事之大成，但可惜我们未脱党，今日的政府又是国民党的政府，因此我们的意见又受国民党的束缚。在此双重的束缚下，自然甚为矛盾与苦闷。”邵力子颇有些不以为然，说：“今日已是所谓宪政时期，我们是代表政府，代表人民，不是代表国民党。况且清党以来，国民党越弄越不像样，连‘民族’主义都不许讲，而要讲‘宗族’主义了，将总理遗训抛得一干二净。今日之下，要我代表国民党，这点我不能承认”。
南京政府的代表显然已经与国民党离心离德，准备向自己的谈判对手俯首称臣了。
15日晚，周恩来将最后修订的协定文本交给张治中，并声明，如果到4月20日为止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我们就只能渡江了。张治中这时也全然想开了。他坦率地宣称：“现在对于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如果还想字斟句酌地去辩论，等于白费，是不必要的；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于是，16日晨，黄绍竑、屈武根据代表团的决定，乘飞机返回南京说明一切。
当晚，黄绍竑、屈武向李宗仁当面报告了全部谈判情况和代表团集体的意见。虽然李宗仁当初曾保证不管中共条件如何，代表团同意他就敢负责，这时却全然缩了回去。白崇禧看到黄绍竑带回来的协定内容后，也气呼呼地表示反对。结果，李宗仁不顾周恩来的劝告，把牌摊给了何应钦，以使来使自己脱身。他随后告诉黄绍竑：以后不要再提接受中共协定的问题了，这是不可能的。
19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南京中央社的广播公开宣布，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8日已经发表声明，明白告诫任何人主和都不得超越元月一日蒋介石发布的文告及国民党中常委4月初的有关决定。至此，黄绍竑自知安全难保，决定远避香港。20日，他专门打电话告诉代表团，他已被迫辞去代表职务，南京方面绝不会批准和平协定，和平谈判事实上已完全破裂。
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联名致电南京和谈代表团，明确拒绝了中共的协定，称“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希望中共方面能够“确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对此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而为了说明他之不得已，李宗仁随后又单独致电章士钊等，解释说：昨日立法院开秘密会议，何应钦宣读协定全文后，即使彻底主张和平之立委，亦噤若寒蝉，不敢有所主张。他自己即使同意也无济于事。
国共和谈至此宣告正式破裂。但李宗仁既也没有象他当初所反复声明的那样，自动下野；白崇禧也没有象他屡次向中共表示的那样，联合中共实行反蒋。说来说去，李、白的“和共”反蒋，归根到底还是想向蒋夺权罢了。
21日，解放军这边大举渡江，连张治中等人也看出国民党将寿终正寝，决定留在北平不走了。可是李、白那边却一面指挥桂系军队节节抵抗，一面先后联络张发奎、阎锡山、居正进一步向蒋夺权，企图彻底破灭蒋再起之幻想。只可惜，李、白自视过高，他们既不是解放军的对手，也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到头来，“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一个被逼海外，亡命天涯；一个被夺兵削权，饮恨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