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戈尔巴乔夫 加拿大华人网

唐聘华 真实的戈尔巴乔夫
——《震撼世界的十年》读后感
戈尔巴乔夫是谁？不同的人，评价大相径庭——改革斗士、苏联的掘墓人和终结者、共产主义的叛徒、过渡时代的悲剧性人物……各种观点背道而驰，激烈交锋，戈氏的形象也变得模糊不清。在这种情况下，接触过戈尔巴乔夫尤其是与他共过事的“身边人”的看法，因其直观、鲜活，就很有价值了。有趣的是，他们的看法似较一致——尽管各自的立场也有差异。不过，我无意做详细比较，本文只是瓦列里·博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昆仑出版社1998年第1版）的读后感，并参照了我一位朋友所译的《戈尔巴乔夫如何搞垮苏联经济》（尤里.N.马尔采夫）一文。
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曾在戈氏经济改革团队中任职的经济学家马尔采夫，后来说过一句话：“认为当上共产党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不会是个忠心耿耿的共产主义者，这纯粹是西方的幻觉。”担任过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的博尔金则认为，至少1985到1987年间的政策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他坚信苏联的社会主义令人民引以为豪，应该继续发展下去；神圣的社会主义信念会引导我们达到最终目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震撼世界的十年》第64页，下引此书只标页码。）
这当然和戈尔巴乔夫的成长环境密切相关。戈氏是南俄罗斯的农家子弟，在集体农庄里长大，16岁时因帮助父亲开联合收割机，被授予“劳动红旗勋章”。进入莫斯科大学前，他已是候补党员，上大学后享受全免费待遇，不久便成为正式党员。戈尔巴乔夫主修法律，但照博尔金的观察，从政后他把专业知识忘了个精光，以致在实施政治改革时，经常“茫然不知所措”（第72页）。
到底是荒废了还是没学好，我们无从揣测，但莫斯科大学的经历，为戈尔巴乔夫的从政生涯打下了基础。他参加了由共青团组织、领导的青年运动，积累了初步的政治经验，还广泛参加课外活动，扩大社交圈，结识了大量学生精英。由此，戈尔巴乔夫“明白了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沿着权力的阶梯向上爬”。（第73页）后来的岁月中，他将这套从准政治社团中学到的权术，运用得淋漓尽致。显然，在整个青春期里，戈尔巴乔夫都是官方评价系统里的“三好学生”，被当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来培养。他本人也甘之如饴，自由思想的种子既没能从外部撒入他心田，也从未在内部萌芽。
大学毕业后，戈尔巴乔夫回到家乡斯塔夫罗波尔，历任宣传部长，团市委第一书记，边疆区团委第二、第一书记，后主管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农业。当时，苏联农业已非常糟糕，危机不断，然而戈尔巴乔夫任职期间并不以“改革”著称，几乎未对集体农庄动过手术，和“新思维”浑身不搭界。难怪博尔金指出：“他在斯塔夫罗波尔所写的所有文章都明白无疑地表明，他认为要想使苏联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就是必须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严格执行党代会的决定以及勃列日涅夫当时提出的具体作法。”（第90页）连“布拉格之春”事件，也未曾动摇戈氏的共产主义信念。
戈氏之所以如此顽固，除了所受教育、所处环境和天赋等因素，还与婚姻有关——他深受妻子赖莎影响，而后者在大学里教过马列主义哲学，“是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第76页）换言之，戈尔巴乔夫能跻身苏共核心圈，并最终坐上总书记的宝座，靠的并非对“改革”的阐述和鼓吹。他出身工农，大学时代积极参加党团组织的活动，又入了党，从基层一步步磨砺上来，可谓先发优势、后发优势兼具。
不懂市场经济的运动式改革家
这样一个受惠于共产主义信念和体制的总书记，将给苏联带来怎样的变革呢？当时，改革迫在眉睫，戈尔巴乔夫也意识到了。实际上，他能当上总书记并一度取得很高的支持率，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年轻、雄辩，善于迎合民意，给苏联的“老人政治”吹入了阵阵新风。人们寄希望于他启动改革。另一方面，和所有极权制度中的领导人相同，戈氏要巩固自身地位，在政治局中安插亲信，就得驱走那些碍手碍脚的“老同志”，改革无疑是一块好招牌。
问题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改革理论，他的教育、学识、经历以及天赋，从未赋予它马列主义之外的“新思维”，因此，他的“改革”是“经典马列”式的——搞运动。戈尔巴乔夫首先拿酗酒开刀。据统计，1980年代初，苏联的酗酒人数高达4000万，占人口比例1/6，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戈氏上台之初，全苏人民正声讨酗酒，他便“顺应民意”，于1985年5月发起了“反酗酒运动”。
从规划到施行，“反酗酒运动”都极其草率，未曾涉猎过经济领域的戈尔巴乔夫，完全没考虑到这项措施对经济层面造成的冲击。倒是有着切身利益和体会的国家计委、贸易部官员、加工企业和农民竭尽所能地捍卫酿酒业。他们警告，反酗酒运动将使酒厂倒闭、葡萄种植者破产，国家财政损失几十亿卢布。（第96页）然而戈氏一意孤行，硬撑到1989年——极权体制保证了“民主集中”永远只是空架子。
苏联本就困难的经济，被反酗酒折腾得几乎散了架。马尔采夫分析道：“反酗酒运动对经济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国家税收锐减，经济连锁反应影响到了每一个部门。中央银行开始印钞票，放出过多的货币去寻觅过少的产品。消费者习惯于通过国营商店满足生活需要，但是不再买酒而省下的可支配收入却不得不花在消费品上。最后的结果是大规模短缺。为了填补赤字，公共服务大规模削减，而这时，戈尔巴乔夫又限制私人另寻出路。”更可笑的是，运动前，每年因酒精中毒死亡的约1万人，运动期间，却有1.3万至2.5万人因饮用私酒中毒身亡。博尔金指出：“这个轻率的法令对国家的经济、也对领导集团的权威带来了严重后果。”（第97页）
戈氏却搞运动搞上瘾，紧接着又推行“反不诚实收入运动”和“强化劳动纪律运动”。当然，结局是一样的：反不诚实收入运动萧条了私营经济，养肥了国有企业，也激发了更多的“不诚实收入”；强化劳动纪律则因广遭抵制而作罢。
戈尔巴乔夫发起这“三大运动”在1985-87年，而这段时间，他研读了列宁。前面说过，除了马列主义，戈尔巴乔夫缺乏思想资源，所以，他想改革，只得回到马列“原典”找灵感。据博尔金说，他熟知共产党的历史和列宁的作品，且经常运用。列宁的影响最大，“在改革的第二和第三个年头里，他突然对列宁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发现了许多对他非常有启发意义的章节。”（第89页）1987年1月底，戈氏做了《关于改革和干部政策》的报告，提出在工农业战线实现民主化，工人参与管理（第144页），这明显地脱胎于列宁。
至于市场经济，戈尔巴乔夫从未能理解。当政之初，他避免谈及“市场”。博尔金回忆，为了解释清楚建立在商品和货币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关系和社会主义体制并不矛盾，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第6页）。苏共二十七大时他还声称，私有制的理论是错误的，“党根本不予考虑。”（第240页）连民主社会主义都接受得那么慢吞吞，要戈尔巴乔夫洞悉市场经济的真谛，无异于天方夜谭。
权术大师
事实上，极权主义只教会了戈尔巴乔夫一件事：最大程度地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并享用权力所给予的一切好处。这又要从他的家乡，也是他发迹之处斯塔夫罗波尔谈起。
斯塔夫罗波尔是旅游胜地，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内的高官常来此度假，“戈尔巴乔夫通过在这个以疗养胜地著称的边疆区工作，赢得了很多上层领导的支持，后来在他一级级升迁的过程中，这些人都不同程度地帮助过他。”（第85页）戈尔巴乔夫是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的，1978年进入中央书记处，尤里·安德罗波夫出力尤大，安氏上台，任命他为农业书记，且逐渐形成了“接班”态势。
安德罗波夫逝世后，契尔年科出任总书记，对戈尔巴乔夫颇忌惮，经过好一番勾心斗角，在契尔年科也见了马克思之后，他成功坐上了头把交椅。用博尔金的话说，在此过程中，那张人脉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87页）更重要的，当时好几派在力量争夺关键职位，而“这是一种没有任何规则的游戏”。（第177页）这种和民主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的游戏让戈尔巴乔夫获得了最高权力，他很陶醉。
戈尔巴乔夫对权力的迷恋不亚于他国内外的“先贤”们。博尔金50岁生日那天，正陪戈尔巴乔夫乘飞机，戈氏夫妇开了一瓶葡萄酒，请了几个同事为他祝寿。聊天时，赖莎突然开口：“让我们为我们的事业干杯！为忠于米哈依尔·谢尔盖维奇·戈尔巴乔夫干杯！我要你们起誓，永远忠于他！”（第100页）博尔金等人尴尬异常，遂王顾左右而言他。
戈尔巴乔夫毕竟不是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心有余力不足，但总书记的一切权力，他运用得毫不客气，不推到极限不罢休。他决定政治局委员名单，想撤换谁就撤换谁；通过任免干部，控制官僚系统。罗伊·麦德韦杰夫指出，及至1991年，借政府职能改革之机，苏联部长会议的相当一部分权力转给了苏联总统。（罗伊·麦德韦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第36页）戈尔巴乔夫已然掌握了党政大权。
为了驾驭下属，和所有独裁者一样，他也放任下属间的争斗，博尔金愤愤地指责：“戈尔巴乔夫有一种独特的杰出才能，就是在同事间制造不和。”（第180页）。各派人马争论不休，戈氏则“超然物外”，扮演倾听者和仲裁者的角色，将各派势力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嫉妒心超强，容不得人才，更容不得别人的挑战。麦德韦杰夫回忆，在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纳扎尔巴耶夫被很多代表看作苏联副总统的不二人选，戈尔巴乔夫却忌惮万分，强拉亚纳耶夫上位。（前引书第6-7页）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和前任及其他领导人相比，戈尔巴乔夫的特权有过之无不及。总书记的待遇毫不减少，还兴建别墅、公寓。他只废除别人的特权，于是自己成了唯一的受益者。赖莎更是挑剔、奢侈——当然，这并不妨碍戈氏夫妇坚定真诚地信仰共产主义。
谁搞垮了社会主义
可惜，戈尔巴乔夫又是一个蹩脚的权术大师——擅长低层次的权力斗争，却缺少领袖气质。麦德韦杰夫认为，在成为苏联总统并取得大权后，他没能有效地利用权力。其实是有些机会的。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赋予苏联政权以全权，且强制它采取必要措施保留苏联、避免分裂。“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为此采取保留苏联的任何措施，就连最小的象征性措施也没有。”（前引书第25页）
这和戈氏的知识结构，也和他的性格有关。
先说知识结构。诚如前述，戈尔巴乔夫的很多经济改革措施，是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抄来的，不过是用稍微缓和的社会主义拯救社会主义。政治改革同样如此。博尔金回忆，戈氏上台初期，“恢复了列宁主义的民主原则，废止形式主义等弊端，使全会恢复了活力。”（第183页）可见，他的政改资源依旧来自于列宁老师。当然，任国家元首后的频频出访，也让戈尔巴乔夫观察、体会了一些西方民主政治，并融入了政治改革计划。
然而作为极权国家的领袖，他对自由民主既不热爱亦无了解，对民主政治的模式也极其陌生，从未想到一旦开始运作，民意便如同野马，会迅速脱离自己手中的缰绳。而他动摇、柔弱、犹豫的性格，又加速了这种脱离。博尔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个列宁主义的信徒，会急速“变脸”，在最后两年向民主派妥协？我觉得这不难理解。其时戈尔巴乔夫方寸大乱，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势而按本能行事——列宁主义那套失效，替代方案又无从寻觅，他唯有如此了。
但光靠“本能”已不足以挽救他和苏共。苏共亟需的是这样一类政治家：要么在民主转型过程中能够统合党内各派，与反对党谈判、协调；要么具备列宁、斯大林的铁腕，至少也要有勃列日涅夫淘浆糊的本领。前者，戈氏办不到；个人野心他无疑是有的，也握有一定的权力去实现，但偏偏意志力薄弱。想想换作列宁也陷入类似困境会干些什么，就能明白戈尔巴乔夫不适合担任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
可这又能怪谁呢？把戈尔巴乔夫送上宝座的并非国内外阴谋家，而是苏共自己；让他逐步掌握党政大权的，也是苏共自己。博尔金缅怀了一阵戈氏当权初期的“列宁主义民主原则”，随即批评他走回了前任的老路，且变本加厉。（第162页）其实，这正是“民主集中制”的宿命——它形成不了制约机制，必然走向独裁。正如党代会、政治局阻止不了斯大林，它们也阻止不了戈尔巴乔夫。
只是今非昔比，国内外形势变化巨大，戈氏成不了斯大林第二。首先，他的党内地位和威信远远比不上斯大林。其次，他也不可能动用军队去镇压。于是，当反对派紧逼、民众抛弃他时，戈尔巴乔夫唯有黯然下台。但要记住，他对党的控制维持到了最后一刻。直到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党员中痛斥戈氏者有之、愤然去职者有之、发动政变者亦有之，就是无奈总书记何！这也是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可笑之处：它推不出好的政治家，甚至推不出“好”的独裁者。尤其糟糕的是，它把存亡系于“最高领袖”一人，便难以及时更换“错误的领导人”。8·19事件中，戈尔巴乔夫被监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因群龙无首而举措失当，既不甘心接受民主化又无能独裁，其表现之混乱、拙劣，即为证明。
最后，引用一段博尔金的话，我认为极为精辟：“他优柔寡断，一直恪守他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观念。从根本上讲，总书记是时代的产物，是使他成长、最终成为第一号人物的体制的产物。”（第298页）尽管身为社会主义者的博尔金不会承认，我还是要从这段话里得出一个结论：是社会主义制度套住了试图拯救这个制度的人，也因此，埋葬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