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国共四平之战及其幕后

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国共两党在东北四平街进行的大规模会战，是国共两党抗战结束后军事较量的第一个重大回合。这场较量的结果，中共以损失上万人的代价，被迫弃守四平街和本想立为自己“首都”的东北重镇长春市，仓促跨过松花江，撤至北满，且一度做好了被敌穷追时弃守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大城市，退往农村的打算。[1]不想，蒋介石6月6日一纸休战令，使中共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并得以割据北满。很快，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就东山再起，转入攻势，不仅国共在东北胜负易手，而且直接影响了此后整个国共内战的结局。
1999年，当年亲赴东北督战身为副总参谋长随后即就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先生，发表长篇文章探讨四平之战对国共军事前途之重大影响，详细讨论和批评了蒋介石不听其父之言，穷寇不追，以致养虎贻患，丢掉东北且殃及整个大陆沦陷的责任，引起相当反响。[2]然遍寻该文，仅见引述其父多年后之回忆，未见当时之进言。再查台北国史馆所存蒋档，亦只见其父5月21日之条陈，其中固有对共军“倘能一鼓扫荡，不难根绝”的乐观估计，但内中却明言：“欲消灭东北共匪，解决东北问题，必须另筹有效办法，下最大决心集国家全力，在最短期间谋彻底解决”。所谓另筹有效办法，一是收编伪军；一是扩充军官总队；一是恢复军工生产，最后才是用军事办法扫荡北满。至于军事进剿，则还是要增兵后方可实行。即“为争取时机消灭共党退据北满之武力，似宜增调精锐国军三军，加强进攻力量，并确保南满收复地区之安全”。换言之，不仅蒋介石，就是白崇禧当时亦担心东北兵力不足，害怕部队急追过江不仅达不到歼敌目的，反而使南满不保。[3]
今天，围绕着当年的这场四平之战，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的争论。对此，我们必须历史地看问题。所谓历史地看问题，就是要深入到当时国共两党领导人决策的特定环境之中去了解，是哪些情况左右了他们当时的形势判断。很显然，无论是毛泽东冒险守四平，还是蒋介石不敢挥师北上乘胜追击，都是受到他们当时所了解的敌我兵力状况和纷至沓来的种种情报影响所决定的。同时，他们的决定，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国共两党内部多数人的判断和心理，并非二人独断专行的结果。不努力把自己放到那些导致他们做出冒险或是不冒险的政治军事决策的特定环境和相关信息中去，站在后来人的角度去讨论他们当时理当这样，或理当那样，会有失公允与客观。本文即试图在充分占有和比较国共两方史料的基础上，对国共两党四平之战经过及其蒋介石、毛泽东决策的复杂背景，再做深入的解说。[4]
四平之战的前因
抗战胜利时的形势，是国民党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还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西南地区，而中共的武装力量却与日本长期占领的东北地区近在咫尺。鉴于苏联出兵东北，东北又是日本经营多年的重工业基地，蒋介石生怕中共会捷足先登，进入东北，背靠苏联，并夺取东北的重工业，因此不惜屈服于苏联的压力，以允许外蒙古独立和租借旅顺港等重大妥协，来换取苏联政府承诺一切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确规定苏军占据东北期间只能由国民政府派代表设立行政机构，由国民政府派出之军事代表团与苏军总司令部保持联系。[5] 东北主权因此锁定当由苏军交予国民党政府派人派兵接收。蒋介石随后即指示在长春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特派熊式辉为主任，并将东北三省重划为九省，同时设置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公署，以蒋经国为特派员。10月初，行营及特派员公署同时进驻长春，开始交涉接收事宜。[6]
但是，自苏联占据东北后，中共武装由于得到苏军的同情，也开始进入东北地区。特别是美军9月在华北登陆，并出动军舰运送国民党军前往东北，使苏军怀疑美国有染指东北企图，改取了暗中扶助中共武装控制东北，以抵制美蒋的策略，更促成中共在短短的一两个月时间里，抽调了十万兵力数路并进开赴东北，并雄心勃勃地提出了“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的强硬主张，以致开进东北的国民党军遭遇到中共军队的武力拦截。[7]
眼看苏军变卦，且开始撤退，东北有落入中共之手的危险，蒋介石迅速采取了断然措施，将东北行营等撤回到关内，宣布放弃接收东北主权。国民政府以苏军违背条约，支持中共武装为由，拒绝接收东北，并求助于美国，造成了严重的外交事件，使苏方一时十分被动。11月18日，即长春行营撤至关内第二天，莫斯科即做出反应，宣布延缓撤兵，进而开始强行驱逐进入大城市的中共武装，以显示自己在外交上并未违约，仍将会把东北交予国民政府。[8] 两天后，国民政府外交部接受苏方的解释，表示在苏军对国民政府军之运输及行政接收提供协助和便利的条件下，国民政府同意苏军延期一个月撤兵。[9]
随后，东北行营虽然转而跟随军队行动，没有再回长春，但双方商定苏军延至1946年2月1日自东北撤退完毕。与此同时，一方面国民党军由山海关沿北宁线强行北上，一路打到锦州、锦西，并于12月下旬进一步攻占了北镇、黑山、义县、阜新等地，进而在1946年1月上旬转而占领了热河的北票、朝阳、叶柏寿、建平、凌源等地；一方面国民政府开始在苏军协助下先后接收了长春、沈阳、哈尔滨，以及辽北（含四平）、松江（含牡丹江）和嫩江（含齐齐哈尔）等省的行政权。不过，它与苏联方面的矛盾仍未解决，东北问题危机依旧。因为依据1945年2月苏联与美、英在雅尔塔达成的妥协，莫斯科相信中国东北应当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而长城以内则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严格地恪守着不进入美国势力范围的政策，同时也明确坚持不能让一个美国兵到中国的东北来。[10] 但国民党政府却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亲美反苏的态度。
在迫于外交压力而对国民政府做出让步之后，莫斯科改取与国民政府合作的政策来阻止美国人进入东北。其策略是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与中国合办东北工矿企业，以此来限制除苏联以外的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对此，蒋介石自然不以为然，他除了不能承认苏联将东北之日满工矿企业视为苏军战利品外，更担心这种合作会便利苏联暗中援助中共。因此，他不仅坚持必须苏军撤离后再谈具体合作方案，而且有意将苏方要求通报给美国人，让美国政府出面反对。[11] 他显然没有考虑到，此举会进一步引起苏联方面的强烈反感，并加深其对国民党政权的敌视态度。[12] 再加上1946年2月美、英舆论单方面公开雅尔塔秘密协定内容，国民党又乘机在关内发动大规模反苏示威游行，这就更加坐实了苏方的判断。随着苏军撤退日期到来，无法阻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莫斯科，转而重新支持中共在东北开打，遂成为一种必然。
国共在东北大打，还缘于蒋介石对中共在东北地位的拒不承认态度。由于有关内接收的经验，[13] 蒋介石自始即坚持用中苏外交条约限制中共进入东北擅自接收。即使在中共武装大规模进入东北之后，蒋亦坚持视为非法行为，拒不承认其合法地位，生怕被苏军利用来将东北交予中共。[14] 1945年11月中共武装在山海关一线以武力拒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失利后，蒋介石更加不把进入东北的中共放在眼里。12月底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前来中国调处国共关系，蒋成功地促使其同意在停战协定草案中写明：“在中国本部及满洲境内一切军队调动，皆须停止；中华民国国军，为重行建立在满洲主权而开入满洲及在满洲境内调动，当系例外。”[15] 对此，中共代表周恩来曾力争东北不应例外，最终碍于中苏协定的规定和美国调处的压力，做出了让步，承认有关停止军事调动的规定，“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16] 结果，1946年1月10日停战协定签订，国民党军有了在东北自由调动军队，接收主权的权利，中共军事力量在东北的存在和中共在东北的地位问题毫未提及，蒋介石否认中共在东北武装和地位就显得更加理直气壮了。
停战令刚一生效，蒋介石就明令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准备作战。一个月后，鉴于苏军撤退在即，他更要求东北行营主任委员熊式辉和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全力接收东北各战略要点，称：凡要点有苏军者应力予接收；无苏军者可能占领则占领之，总之要努力防止东北成为“第二华北”。[17]在这里，蒋介石准备武力驱除在东北的中共武装的决心已显露无遗。
一方面国民党根本否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其精锐部队陆续开入东北，不惜用武力解决中共武装，另一方面中共1946年初在东北的兵力数量大大超过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兵力数量，所占地区亦远较后者为多。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东北地区的军事冲突已不可免。恰在这时，苏方对国民党政府拖延经济合作谈判，复又鼓动反苏游行产生严重恶感，决心藉撤军之机，推动中共将其撤退之地尽行接收和占领，并明确表示援助中共，这自然就导致了国共两军非要在东北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较量不可。
四平之战的导火索
自关内停战以来，蒋介石把军事进攻的重心转向了关外。1月中旬，国民党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主力已沿北宁路推进至沈阳附近的新民，一部已进入沈阳市内的铁西区。2月上旬，新六军海运登陆，车运至锦州、沟帮子线。杜聿明为确保北宁路锦州至沈阳段的安全，命令新六军第二十二师和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展开对该段两侧的扫荡作战，由此拉开了国共两党在东北激战的序幕。国共两军2月上旬至中旬在秀水河子、勿欢池、沙岭子几乎同时打了三仗，一胜一负一平，没有分出高下。
就在东北大战的烽火刚刚点燃之际，苏军突然开始撤兵了。
1946年2月22日，中共东北局报告中共中央称：苏军代表表示：（一）苏方全力争取在东北插一脚，除大连旅顺口外，正在与顽方谈经济问题，迫其承认苏方地位；（二）苏方努力必会受美蒋阻挠，我们应在政治上保持强硬态度，军事上加强进攻，予以有力配合。（三）不论谈判成功与否，苏方最终目的仍是支持我们确立在东北的主人地位。[18]
据东北局彭真报告称，苏军代表明确表示将尽可能满足中共的要求，有关组建炮兵、坦克部队、设立训练基地等问题，均可做进一步的研究和磋商。苏军代表并且承认，他们过去比较顾虑第三次世界大战，态度上比较软，现在不同了。因为国民党发动反苏运动，显示必欲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殊地位，美国则试图藉门户开放之名，深入东北，但美军很难开到东北来。因此，中共应大批增强东北干部，增调主力，确保对东北的控制。[19] 苏军的这种态度，在其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等这时的公开言论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20]
中共东北局原本就对停战协定没有提到中共在东北地位深为不满。彭真这时明确指出：“国民党不断向东北增兵，我现不能增兵，又不能破坏交通；有时条件对我甚有利，我又不能主动向敌进攻，待敌获得有利时机突然向我进攻，我又被动。”这种局面必须改变。[21] 这时中共在东北已经有了大约30万以上的兵力，控制着除主要交通干线及其沿线中心城市和锦州以南之外的大部分东北地区，它无论如何不可能听任国民党否认自己在东北的地位。此前因为有停战协定约束，再加上苏军干涉，它不能自由行动。如今苏军准备撤退，并鼓励大打，它自然要有所作为了。
虽然有苏方鼓励并提供便利和援助，有过1945年11月夺取东北失利教训，和身处美国调处压力之下的中共，却没有独霸东北的想法。其这时的基本方针，还是力求通过谈判取得在东北的合法地位，即要求“改组行营及所谓东北政治经济委员会和东北各省政府，尽量吸收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承认并整编东北现有抗日民主部队”、“承认东北各县民主自治政府”、“限制开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的数量”。[22] 当然，在策略上，由于蒋的态度僵硬，因此它也毫不放松在东北扩军占地，以便把国民党最终逼上谈判桌，并争取使自己在谈判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刘少奇这时主持的中共中央就明确电令东北局迅速与苏军交涉，力争让苏军“不要在外交文件上及事实上将东北很多中小城市都交蒋方接收，以免造成我们在国共谈判中的困难。”[23] 对此，苏军态度非常明朗，其撤军日期一拖再拖，至3月8日突然开始撤军，却不给国民政府任何通报，使国民党军队无法运送部队前往苏撤区去完成接收工作，同时却为中共顺利接收和夺取苏军撤出的各大中城市提供种种便利。[24]
苏军的态度使东北的中共军政领导人跃跃欲试。西满军区的李富春、黄克诚于3月10日是最先提出应控制四平一线，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的主张的。其电报称：“苏军突然北撤，国民党一时因情况不明，不敢冒进接收，我军应以一部兵力乘机控制长春路沿线城市，以阻止顽军北进，并吸引顽军于长春沿线，你们如同意，我们即派队进占四平、昂昂溪。”[25]
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异议，因为他好不容易才争取到让蒋介石承认在东北也有军事调处问题。而蒋的核心要求就是：“政府军有权占领任何必须重建中国主权之地区，特别是占领中苏条约提到的长春铁路线的两侧各三十公里地带”。[26] 周恩来的想法是，中共中央已经批准2月25日签字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该方案规定在开始整编的头12个月里，政府在东北将编为5个军，中共编为1个军；在后6个月统编后则将东北的6个军缩编为5个军，其中一个军内仍保持1个中共师，其他4个军则统编为政府军。[27] 依照这个方案，中共抢占长春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如能就蒋的条件达成协议，就等于使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在东北的合法地位，届时依此向东北派出执行小组，东北问题就可以放到谈判桌上按照整军方案去解决了。周表示：“照东北空气，定不赞成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归国方接收。如坚决不同意此两点，只有准备破裂”。不仅停战小组去不了东北，而且很可能“会影响国内全局”。[28]
毛泽东自1945年11月中旬苏方态度变化后，即因身体不适病休，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这时才又刚刚开始参加个别重要的会议。但东北问题关系重大，注意到这一千载一时之机，毛泽东马上放弃休养，开始投入到处理东北问题的工作之中来了。他于13日与刘少奇合拟了给周恩来的电报，说明：东北同志“雄心很大，不了解为什么要让出许多地方给国民党，东北全党全军都是这种心理”。在蒋介石不承认东北停战，拒绝与我们谈判东北问题及不承认我在东北地位时，他们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是好的。只有如此，才能逼蒋与我谈判，承认我在东北地位。如今国民党被迫承认我在东北地位，“你们现在可以承认在停战条件下，国军可以接收沈阳至哈尔滨之长春路上各城市（路两旁不在内）。”“我们内心的盘子，长春路的主要部分（即沈阳至哈尔滨）及抚顺、鞍山、本溪、营口、辽阳等数地，是要让给国民党的。”但“不可一般承认国军有权进驻全部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因中东路大部、南满路南段应力争由我接管。至于两路以外之苏军驻扎区，大部已交我接管，一部即将交我，其中除抚顺、本溪准备让出外，其余均不能让。如你们答应国民党有权接收苏军撤退区，则安东、通化、延吉、海龙、合江、佳木斯、黑龙江、洮南、通辽、辽源等地及其他广大地区均到过苏军，而我决不能让，将来不好收口。我们并想以让出长春路主要部分及抚顺、本溪交换国方从热河撤兵。自然，在东北保持我们这种地位，须要经过严重的外交斗争，以至军事斗争，我们要以一切力量去争取。”毛泽东这时的估计是：长春全路及东北全境大打内战，美蒋均有顾虑，“不论他的兵力、士气与民心，也不论国际国内环境，都无在东北大打久打与反苏反共到底之可能”。[29]
可以看出，直到这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仍旧相信，东北问题最终恐怕仍将要走和平解决之一途，自沈阳至哈尔滨及其整个长春铁路线，均要交国民党军控制。因此，当东北局报告说苏军提出中共可夺取沈阳时，他们明白复电说明：“苏军退出沈阳后，我军不要去进攻沈阳城，我军进去在军事上必会陷于被动，在政治上亦将处于极不利（地位）。不仅沈阳不必去占，即沈阳到哈尔滨沿途在苏军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30]
就在这时，东北局有电报说明苏军对中共中央行动迟缓、态度犹豫颇为不满，直言批评中共中央对美国人太客气了，更不应该同意让国民党开5个军到东北来。东北局据此认为应争取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由中共驻兵，郑家屯以北之平齐线及吉奉线必须归我驻兵。以此为交换，中共“可以让出营口、鞍山、辽阳、四平、长春、法库，及国民党现所占之地区”，“让出大郑线（大虎山经郑家屯到四平）”一线，并承认“长春路两侧卅华里内，我不驻兵”。抚顺为南北之连接点，最好能争取国共均不驻兵。但必要时，亦可让出。如此，东北之主要矿区，以及近一半人口，均已交给国民党了，应该可以达成妥协。他们相信：以国民党现有兵力，在东北大打，最终也只能占到这么多地盘。据此，他们坚持认为：“绝不能允许国党接收整个长春路与矿区。所谓长春路，包括大连至哈尔滨及绥芬河到满洲里，而矿区则遍地皆是。……如国民党驻兵整个长春路及矿区，我不仅完全丧失优势，而存在亦将发生严重困难。”[31]
苏军的意见及东北局的建议显然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产生了极大的触动，就在他特意把东北局的建议批转给周恩来，要求后者以此为的盘子与国民党谈判后，彭真突然又来电提出了更大胆的建议。他告诉中共中央称：苏军代表表示，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我都可以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为此他提出：“在军事上可能的条件下，在国民党公开宣传东北军事调动在外，拒绝与我谈判，不承认我之地位的前提下，于苏军撤退时，可否在辰兄同情下，消灭四平以北各大城市之顽军，并占领上述各大城市，逼使国民党与我谈判，必要时再让出一部给国民党以换得和平？”[32]
东北局的这一提议，对于从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就一心想在东北背靠苏蒙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来说，显然更具诱惑力。中共中央在这一天，即16日，终于改变了不想突破中苏条约和停战协定的束缚的想法，明确赞同了东北局的意见。显而易见，对于共产党人而言，整军方案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中共中央仍旧希望能够取得一块背靠苏联的巩固的根据地，故它建议：只应“承认政府军进驻沈阳至长春”，长春以北的整个北满，应为中共军队的驻扎地区。[33]
在这一天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中共中央甚至委婉地批评了周恩来太过顾虑政治上要能自圆其说的问题。称：这样提，“我在宣传上及外交上是很能讲得过去的，不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彼在宣传上、外交上不承认我军任何地位，不解决东北任何政治问题，我自绝对不能再签订一个完全于彼方有利，完全于我方不利的条约。事实上，如彼方不实行停战，沈阳以北之长春路，我亦须进驻，使他不能接收，以逼使彼方停战。如彼方必须规定政府军进驻地区，则必须同时规定我军驻扎地区。”“如彼方不愿意如此作，则内战责任在彼方，不管彼方如何死硬，如何高压，甚至以全面破裂，大打内战相威胁，我们亦绝对不屈服。”[34]
中共中央态度如此，周恩来也只能勉力执行。同一天，周在与张治中谈话中发现，张已同意将早先提出的执行小组任务中的丁戊两项加以修改，即把丁项改为“政府接收东北主权，有权派兵进驻苏军现时撤退之地区，包括长春铁路线两侧各三十里在内”；戊项改为“凡现时中共部队驻在地区，政府军队如须进驻，应经过商定行之”。[35]
同时同意增加一条“以后东北驻军，以整军方案另订之”。周恩来对此颇感意外，因而判断可能是因为美苏关系转好，蒋亦不能打，目前只想能占多少算多少，才出此下策。根据修改后的条件，“沈阳以南、以东及长春路以北非苏军现时撤退地区，完全可以不受……约束”，由此推测，长春以北各城市似乎也可考虑在抢在政府军接收前先拿下来，造成政府军到时那里已不是苏军现时撤退地区的现实。为此，周建议：“长春以北及满洲里至绥芬河线最好苏军不拒绝我接防，使将来更好谈判，我军亦可不必拘束”。[36]
事实上，张治中的提议并未得到蒋的同意。蒋介石很清楚“现时”二字可能会被中共利用来抢占长春路及其沿线城市，故在张、周两人拟妥文字上报后，蒋专门将丁项中“现时”两字删了去。[37] 然而，周恩来对国民党有可能承认现时中共驻在地区的推断，却明显地影响了毛泽东。
其实，毛也不能接受周、张商妥的协议草案。他提出：丙项“小组随政府军前进及可至中央军访问”也是侮辱中共的规定；丁项所谓政府军“有权派兵进驻苏军现时撤退之地区，包括长春铁路线两侧各卅里在内”一项，则应将“长春铁路线”改为“沈阳长春间铁路线”，以限定其接收范围。另外还必须增加一项，即“政府保证按政治协商会议各项决议之原则，迅速与中共商讨解决东北政治问题”。东北局读到周报的草案后，更强硬提出：丁项根本不能接受，因为不仅“长春铁路线”几字太过笼统，苏军现在尚未撤离的各地区最近均将撤退，万一国民党到时认定这就是苏军现时撤退之区而派兵接收，于中共不利。[38] 不过对于政治上高度敏感的毛泽东来说，这些文字上的争论已不甚重要了，既然国民党有可能承认中共现时已占地区非经商定不能进驻，为什么不先下手为强，先乘着苏军撤退之际占了北满再说呢？
3月17日，尚未得到中央答复的彭真进一步来电询问：“我可否在辰兄（指苏军—引者注）同意下及时夺取四平街、哈尔滨及其他长春路支线小城市，作为将来谈判时让步之资本？这在政治上有无坏的影响。又，对长春是否确定，纵使可以夺取，而辰兄又希望我夺取时，我亦坚决不夺取？”毛泽东此时方针已定，故复电明白表示：“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39] 当天，反复考虑后，毛又将周恩来的电报批转给东北局，并进一步提出：请“速与辰兄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驻一兵一卒”。[40]
整个中东路，指的是从长春经哈尔滨至满洲里及绥芬河一段的铁路干线。可见这时中共的解决办法已根本变化，不仅想占据长春以北整个中东路以利谈判妥协，而且已在设想把整个中东路，即北满永远占住。毛泽东对他这样做的理由解释得很清楚：“宁可战而失地，不可在谈判中失地”。他同意彭真的看法，相信在四平一线坚决拒止国民党军北上，“彼方至多用兵攻占南满路及抚顺、本溪，我尚可保持中东路。”[41]
国共两党在四平展开决战至此已成为一种必然。14日，苏军从四平街撤退。3天后，即中共中央准备“永远占住”整个中东路当天，中共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武装攻占了这个处于南北满通衢的咽喉要地，国民政府任命的辽北省主席、张学良前部下刘翰东等人则成了俘虏。四平之战由此拉开帷幕。
四平开战之经过
国民党军这时已经到达东北的部队总共有近6个军，即新一军、新六军、第七十一军、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及第九十四军一部（其中新一、新六、第十三、第七十一军全部为美械装备），总兵力约24万人。[42] 另第六十军正在海运中。这些部队统归东北保安司令部指挥，司令长官为杜聿明（由于杜聿明患病住院，2月下旬后部队归副司令郑洞国指挥，并受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辖制）。已到东北的部队3月中旬大部主力在沈阳完成集结，19日开始分南、东、北三路展开扇形攻势，准备攻取辽阳、鞍山、营口、抚顺、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4天后，辽阳、抚顺、铁岭依次被攻陷；10天后，对鞍山、海城及开原、昌图的进攻亦相继得手。
国民党军在苏撤区的大举进攻，迫使希望占据中东路全线的中共中央不能不迅速开始部署四平保卫战。
1946年3月23日，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不惜任何牺牲，以战争换和平。称：“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如此才能“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43] 次日，毛即开始部署四平保卫战。他在给东北局并告林彪、黄克诚、李富春等人的电报中写道：判断蒋介石必由沈阳出兵向北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我党方针是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西满“黄李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南满主力就现地坚决歼灭向辽阳、抚顺等处进攻之敌”。“如作战结果顽军在辽阳、抚顺地域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以致可以抽兵北上向四平街、长春前进时，你们须准备及时将南满主力转移至四平街、长春之间，与黄李及周保中协力，为保卫北满而奋斗”。[44] 据此，东北局当天就下达了具体的作战任务，并说明：“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45]
从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报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这时对东北下一步形势发展的估计都是非和不可。因此它在东北大打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在和平到来之前得到在谈判桌上难以得到的更大的利益。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它第一必须取得苏军的密切配合，在东北停战到来之前顺利取得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及其中东路全线；第二必须使东北停战生效的时间不早不晚，早则长哈等地尚未及占领，晚则很可能会被已经增至6个军，并且还在继续增兵的国民党军突破防线。故注意到美方派专机紧急将刚刚返回延安的周恩来接回重庆，协商东北停战问题，中共中央一再提醒东北局要赶快设法占领长哈齐三市，强调一旦停战达成，“停战小组即将派到这些城市，保证国民党的占领。但如被我控制，小组亦将保证我军的占领，以待整个东北问题的解决。”[46] 毛甚至建议周争取能使停战协议拖后几天再签字。[47]
25日，即周恩来被美方派专机接回重庆的当天，毛泽东第一次开始乐观地提出：要准备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这足以反映出毛对东北停战可能很快实现相当乐观，相信国民党军要想在停战协定达成前突破四平之线已没有太多希望。因此，毛除再三叮嘱东北局加强四平一线的军事部署外，[48] 特别致电北平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等，要求后者在停战协定签订后务必要拖延出发时间，以利“我军进驻长春哈尔滨等市”。[49]
让毛泽东颇为意外的是周恩来25日当晚就来电指出：“从各种可能估计，在目前形势下，我方接收长哈两市的时机恐已过去。”因为中苏又在重庆开始经济谈判，苏军现在还不交长哈齐，可见苏方又在以此来作交换条件。“因此争取我驻军哈、长恐只能在谈判中求之”。[50] 据此，周恩来没有采取措施贯彻毛泽东推迟数日签字的指示。27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关于派遣小组至东北九省调处停战之训令。训令回避了国共争执不下的政府军接收范围和中共军队驻地等敏感问题，只要求小组执行军事调处工作，使国共两军达成停战。[51]
东北停战协定的迅速签字和周恩来关于苏联方面可能和国民政府达成妥协的情报，使已经有过教训的毛泽东本能地踩了个急刹车。他27日当晚就给林彪和彭真去电，提出即使苏联再度与国民党妥协，你们都应“尽可能争取由我接管三市，否则二市，至少一市”。“如友方为了交换经济上之更大利益，而将一市、二市或三市交与蒋方，我们同志亦不要感觉失望。此点应在将来适当时机向干部作适当解释。”他敏锐地注意到“停战协定只说派小组到冲突地点停止冲突，并未规定全部停战日期，双方在可继续自由行动一时期”，故坚持我军在以次要力量巩固后方的同时，仍“必须阻止蒋军于四平以南，并给以严重打击，方有利于今后之谈判”。[52] 这种情况直到两天后发现苏军仍在继续帮助中共武装夺取长哈齐三市，才重又改变回来。
中共东北民主联军这时受命负责指挥四平保卫战的，是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林赶到四平街时，国民党新一军主力已经推进到泉头车站以南地区，占据了中长路辽南段，开始和第七十一军一起向中长路辽北段，即四平街挺进了。其前锋离四平街只有30多公里。新六军和第五十二军则担任夺取本溪湖的作战。这种平分兵力的部署与蒋介石提议的部署多少有些区别。蒋的意见是：“对南除收复本溪湖以外，不必再求发展，应暂取守势，而用全力向长春挺进”。他相信：“目前共军主力全在沈北，应抽调新六军及其他有力部队向北推进，集中全力击破其四平街以南之一役而消灭之，则大局定矣。”[53]林彪显然认为，国民党军当前的主要进攻重心应在南线，即本溪方向，故他有心在四平以南地区集中6个旅的主力，机动作战，力求歼敌。
4月6日，在得知林彪迎敌计划后，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林彪，同意其部署，并再度强调要不惜重大伤亡达成目的思想。电称：“集中6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
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去冬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历时十日，伤亡八千，卒获大胜，可为借鉴。”同时，毛亦提出要重视本溪方向的问题，称：“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他认为：“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国民党现有之七个军，包括九十四军及姜鹏伪军在内，此两部或则不齐，或则无力，拟调各军，非半年以上不能到齐，且包括云南龙云部及其他次等部队，大有文章可做。如我能在三个月至半年内，组织多次得力战斗，歼灭进攻之敌六个至九个师，即可锻炼自己，挫折敌人，开辟光明前途。为达此目的，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而在当前数日内，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则是关键。”[54]
毛泽东本来是寄希望于达成东北停战协定后，国民党军将不得不停止在东北的军事行动，被迫承认中共对中东路及其沿线城市事实上的占领，然后再来通过谈判具体讨价还价解决两党在东北的势力划分问题。想不到，东北达成停战协定不过4天，蒋介石就公开发表谈话，坚持在政府军完成主权接收之前东北没有内政问题可言，继续否认国民党军在东北有与中共军队停战的问题。[55] 这意味着，只要中共想要保住长春以北不失，就必须要在四平旷日持久地坚守下去。这种情况无疑不在原来的计划之中，毛泽东提出要准备在三个月至半年内组织多次得力战斗，准备数万人伤亡，已经反映出其对即将发生的战斗的艰巨性开始有所预料了。
然而，无论中共中央还是林彪，这时对死守四平都没有太大的把握。中共中央这时有电报给彭真称：“我应力争保持长春于我手，如我能在四平地区大量歼灭顽军，此种可能性是有的，但目前尚未作最后决定，须看看斗争结果如何而定。在未作最后决定前，你们应作长期保持计划。”[56] 该电清楚地反映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这时对能否保住长春还是走着瞧的心态。
同样，林彪对打部队所不熟悉的阵地战，且要持久坚持，也没有多少信心。他深知自己所面对的是受过美军训练和指挥的，在国民党军中最精锐的，参加过入缅作战的新一军等中央军。在2月沙岭子战斗中，中共的部队就曾与具有同等战斗力的新六军遭遇过。一仗打下来，新六军被毙伤俘600余人，自己却死伤失踪达2100余人，三倍半于敌。4月9、10两日，林彪又亲自指挥近5个旅的兵力与正面进攻之敌展开激战，虽顽强守住了泉头车站和兴隆岭，部队却一战就伤亡了1700余人。这样打下去，其前情可想而知。
故11日，林彪致电中央并东北局说明：“敌新一军卅八师进攻兴隆岭（四平西南六十里），昨日我梁师万毅及罗华生旅配合攻击，将敌击退，消灭敌约两个营，敌伤亡甚重，现该敌已与泉头车站（四平西南70里）之五十师靠拢，与我对峙。”现泉头与兴隆阵地尚在我手，我伤亡约1700人。敌五十师攻泉头车站阵地连攻3日均未得手，伤亡甚重。另法库之敌七一军所在地点离四平街也仅一天行程。在此种情况下，及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巩固长春的可能性，及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以应消灭敌人为主，而不应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伤了力量，而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歼灭敌人。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以免束缚军队行动。”“在敌继续增兵与进攻的条件下，四平之巩固与长春之夺取均无甚把握，因此我建议我军应采取以便利于消灭有生力量为主作为当前行动的基本方针；建议停止对长春之攻击，将一切攻击长春之兵力的极大部分迅速南下，向四平街前进，与此间部队会合，求得我作战兵力之集中，以便作战。同时对四平街的保持应以不造成军队之被动作战为主，使南满方面之行动亦应根据新的情况采取以上方针。其主力亦须准备抽调上来（待本溪战役结束后），与此间会合，组织一大的野战军。”[57]
毛泽东长期指挥军事，当然知道林彪的意见有理。但长春眼看唾手可得，且毛仍寄希望于回国述职的马歇尔很快返回会压蒋停战，占长春至少也可增加谈判筹码，故其12日复电中虽同意林彪的意见，应“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为主，不以固守城市为主，并须统筹全局，作长期打算”。但仍坚持对“长春如有可靠之内应及在力量对比上有把握，则占领之”。[58]
这时，中共党内对马歇尔的作用显然都抱以相当的期待。西满军区主要负责人李富春、黄克诚一听到美国旧金山广播说马歇尔正动身返华，马上判断东北问题可能在此后一周内是决定的关键，因而致电林彪主张：一、四平还应抵抗一时期，准备消灭敌第七十一军一部，停止其前进。二、杨国夫部暂不南调，以全力攻长春，既使不能完全攻占，占领一部分“亦对谈判有利”。[59] 在这种情况下，得知苏军已定于14日撤离长春，毛泽东自然力主占领长春，并要求林彪和彭真：“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60]
4月15日，占领法库的国民党方面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企图经通江口向四平迂回，林彪抓住战机，转用主力向该敌发起攻击，并在金山堡、秦家窝棚、达子窝棚一带成功包围该敌，除师长黄炎率少数残部脱逃外，第八十七师大部被歼。这一仗大大振奋了中共中央和林彪等前线将领的斗志。联系到马歇尔几天后就要回到中国的情况，毛泽东对形势估计再度乐观起来。称：“七十一军一个师被我歼灭后，东北局势已转变到根本上于我有利”，马歇尔18日到重庆，“东北停战必很快”。故他要求东北局马上与苏军“交涉速从哈齐撤退，以利早日占领，愈快愈好。”同时致电重庆代表团，要求后者掌握好谈判尺度，至24日苏军撤出哈尔滨前，不要轻易妥协。[61]
与毛泽东对东北军事形势的乐观估计不同，四平正面的国民党军并没有因为第八十七师大部被歼而停止进攻。不仅如此，保卫四平一线的各部队伤亡却大大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仅几天后，刚刚提出四平还应抵抗一时期的李富春、黄克诚就不能不致电中央说明：“八十七师消灭后，仍未停止顽军向四平进攻，现新一军已经到距四平七、八公里之地方。连日飞机助战，四平已难保持。”“三师部队从23日铁岭作战起至今天止，已连续27天，伤亡达三千以上。万毅、梁兴初、罗华生部伤亡达二千以上。”目前最大困难是敌有生力量不断增加，而“我则无新力增加”。[62]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依旧是鼓励部队再坚持几天。他在20日复电鼓励李、黄称：望克服一切困难，争取胜利，十天之后可能好转。毛这里讲“十天之后可能好转”，显然是寄希望于哈尔滨等城市拿下后，马歇尔回来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战，国民党军在整个东北的大规模进攻将不得不逐渐停止下来。
18日，东北局正式通报打下长春，并俘虏了国民政府任命的长春市长赵君迈等。鉴于此，身为前线指挥官的林彪显然也只能寄希望于马歇尔回来能够压蒋停战了。为了守住四平，只靠手里的6个旅显然不行。他当天即急切地要求东北局迅速调兵增援。他指出：“敌昨日已直接开始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但目前伤亡甚大，“望令攻长春之杨国夫部曹里怀部及第八旅等有战斗力的部队星夜南下，向四平急进”。[63]
这时，国民党新一军等已进抵四平街城下，分三路猛攻四平及其周围点线，战斗变得异常激烈。由于援兵不至，林彪颇为着急，连电催促。中共中央也清楚地了解，中东路及长哈齐三市能否确保，决定于是否能在四平地区挫敌攻势。因而毛泽东明确要求东北局迅速按照林彪的要求增兵四平，并且提出：“过去蒋军作战重心放在南面，是因估计长、哈苏军不会速撤。现在蒋军作战重心已经放在北面，以争夺长、哈为目标，故南满我军宜多抽调向北，并须兼程开进，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大量敌人（至少三、四个师），保卫长、哈。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为此不仅在长春附近的杨国夫师应迅速南下参加四平保卫战，而且在本溪方向的程世才、罗舜初部亦应增援四平。[64]
彭真对此自然不稍懈怠，连电各增援部队，全力督催。并电告程世才、肖华、罗舜初，说明：“现战争中心在沈阳以北，四平战役决定全局，望火速执行林总电示，〔派〕两个旅到沈北参战。”“你们是林总直接指挥的，而四平以南之战则是决定全局的有决定的战略意义的，而时机至为重要，稍迟敌增援部队赶到，将来给我以极大之不利，将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与历史的错误，务望兼程赶到清源，搭车北进，切勿迟延。”[65]
其实，由于四平方向作战受挫，国民党在前线已经深感兵力不足了。国民党高层这时对形成的变化更是相当紧张，因为他们摸不清苏军到底会帮助中共到什么程度。21日在蒋官邸会报，刘为章报告杜聿明相信“我精锐主力聚集，共军虽得苏助尚非我敌”，故力主一举攻占四平街，作战顺利即直下长春，然后以一部主力回师南下消灭南满共军。但徐永昌则明确提出，在国军在东北运输受阻的情况下，切忌孤军深入，万一苏军破脸，大力援共，则情况堪忧。其意，以目前国军兵力和难以控制两翼的情况下，应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策略。军事上最大限度只能占到沈阳，且须得到美方谅解与协助，“今日诚不可再进矣”；政治上则应根据中共攻占长春且公开庆祝的情况，向全国揭发其破坏协商之责任，政府即可在现阶段宣布停止接收，以争取主动。对此，蒋虽一一首肯，但内心里还是不想轻易放弃。蒋介石实在咽不下东北政治中心长春被占这口气，故其一面坚持中共不撤出长春，一切不谈；一面手谕熊式辉等，要后者在军事上斟酌行事，称：“如四平街有迅速攻占把握，则全力图之，否则应即缩短战线，撤至开原彰武线，暂取攻势防御”。[66]
熊式辉很明白蒋介石此时的心理，因为打下长春其实已经成为关乎整个国民党及其政府颜面的一个大问题了。因此，21，22日，国民党军全面推进，除新一军指挥下的新三十八师、新三十师、第五十师继续担任四平正面的进攻外，第七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和第八十七师残部为左翼，由八面城方向实施迂回，刚刚登陆的第六十军第一九五师亦进抵四平西南，意图发起新一轮进攻。
眼见四平保卫战的形势更加严峻，林彪22日紧急调整部署，命令四平外围部队转向四平以北附近地域，接近守城部队，一面准备随时应援，一面迫敌分散，以寻求歼敌战机。知道部队不能无限期死守，他亦委婉地催促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加速马歇尔达成妥协。当夜，毛泽东亲电林彪，强调“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同时告诉林彪，马歇尔自18日回到重庆后一直在与蒋谈，今日才开始与周谈，“得恩来电后当即告你”。[67]
23日，即在中共武装进占齐齐哈尔的当天，林彪和毛泽东等人期盼的周恩来的电报终于到了。但来电并没有带来国民党妥协的消息。马歇尔强调，东北的军事政治问题，须到东北了解情况后才能提具体方案。周估计：东北问题非到万不得已，蒋决不愿接受中共的方案。“故我们在东北尚应准备破路大打至数十天，尤其要坚守长春，保住四平街，再消灭几个师”，“争取到我们在政治上地区上绝对占优势”，情况才能根本改变。[68]
周恩来电报中的提议，显然是基于毛泽东对东北战局的乐观通报得出的。但实际上不要说大打数十天，就是再在四平坚守两周都很困难。何况国民党军这时还在大举进攻本溪，本溪方面因程世才部被抽走去增援四平，军事形势也极其危险。
26日，林彪特意转报第七旅损失情况，以提醒东北局和中共中央注意前线部队减员和战斗力下降之严重。该旅报告称：自泉头守备战之后，部队受创甚大，在泉头、双庙、牤牛哨、半拉山门阻击敌人，迟滞敌人前进，虽然给敌人以严重杀伤，但自己本身的伤亡也不下千数。在四平北郊防御战斗中，第二十一团和旅特务营伤亡百余人。第二十团猛攻任家屯之敌，计伤亡过百数。以上屡次战斗伤亡、失联络已达1700多人，有的连队进行两连合一，有的仅剩班、排。“同时部队白天与敌激战，夜间加筑工事，休息时间甚少，体力、精神疲劳。因此，部队勇气不像过去那样旺盛。”[69]
但仗已打到这个份上，且马歇尔还在积极调处，毛泽东自然不会轻言放弃。他一面催促周恩来加紧谈判，称长哈齐均已到手，“我在东北应力求迅速停战”；一面劝告林彪：据情报称新一军已自认进展艰难，且“马歇尔已提出停战方案，有停战之可能，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对四平守军望传令嘉奖。”[70] 为此，毛泽东甚至提出了悲壮的 “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鼓动人心的口号。[71]
四平之战的尾声
中央既然下决心要死守四平几个月，林彪也只能勉力执行。他于接电当天就致电各部队首长，要求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死守四平的电令，争取大量杀伤敌人，挫敌攻势，延误敌人占领时间，以便造成今后作战的有利形势，并挫敌锐气，使之丧失进攻信心。[72] 但是，对于毛泽东提出的采取灵活战术，在10天之内寻机大量歼灭进攻之敌的提议，他则表示实行困难。他报告称：近10日内恰值夜间无月亮，不便我大军夜间作战，又因地形平坦及新一军已构筑阵地，且七十一军及五十二军六十军各一个师已与该军靠拢，故在10日内歼灭或击溃该军全无可能。“进入东北之敌，为国民党最精锐的，新一军又为其最强者。故我军虽奋勇作战，伤亡重大，弹药消耗甚多，但只能作部分的消灭与击溃敌人，而难于全部击溃与消灭。”[73]
中共占领长春，成为国共谈判的一个更大的死结。蒋介石坚持中共不退出长春就不停止进攻，周恩来受命提出国民党不停止进攻停止运兵就不与蒋谈长春问题，国共两党就东北问题的谈判进一步走入了死胡同。
由于军事上坚守困难，中共中央这时已在考虑妥协的办法。28日，毛泽东已在询问林彪和彭真：“请考虑打下去为有利，还是迅速停战为有利”？[74] 29日，民盟提议中共军队退出长春，国民政府只派行政人员和平接收，不派军队进入。同时国共重开政治谈判，依据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精神解决东北问题。这一让步符合蒋介石坚持的中共必须先退出长春才可谈停战的条件，且在事实上将长春交还给了国民党，马歇尔表示认可，周恩来亦倾向于可以接受。中共中央反复研究，亦决定就此妥协。毛泽东当即电告林彪务必再坚持两天，“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因“时局正在变化，明后日可能签订停战协定”。[75] 不想，蒋介石对这一妥协方案仍旧断然拒绝。
既然没有台阶好下，中共中央不得不破釜沉舟。毛泽东于5月1日电告林彪：“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六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而我则因取得长、哈，兵力、资材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76] 而为了便于林彪可以尽其所能地调集东北的兵力，“控制强大机动部队，养精蓄锐”，以彻底挫败国民党军的攻势，毛泽东更明确指示：东北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林彪。[77]
四平方向战场自4月底以后开始进入到双方对峙的状态，双方均难以取得军事上的进展。然而，由于杜聿明病愈复职，发现四平、本溪两点平行进攻效果不好，且注意到林彪在四平方向指挥，遂当即调整作战部署，首先集结主力进攻本溪。[78]再加上依据毛泽东的建议，本溪方面两个纵队中的程世才第三纵队将近三个旅的兵力这时恰好被调往四平方面，本溪方面防守部队只剩下11个团的兵力。结果，杜聿明只集中了5个师约8万人，在空军的有力支援下，从4月28日起发起全面进攻，担任本溪保卫战的中共部队防线遭到突破，终于无法达成死守任务，于5月2日全部撤出了防御阵地。
打下本溪，杜聿明很快下令新六军和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加入四平方面作战。10日，新六军受命附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为右路，自开原向四平东攻击；以新一军为中路，自现地向四平正面攻击；以七十一军为左路，自现地向四平西攻击，三路以右路为攻击重点，取大弧形包围态势，“同时发动攻势，吸引匪于新四平街附近，包围而歼灭之”。[79]林彪防守四平的计划受到更加严峻的考验。
在此之前，因辽东军区第三纵队和杨国夫师相继赶到四平前线，林彪可以用来保卫四平的兵力已经达到14个旅之多。由于处在对峙状态的前线一时不必投入如此多的部队，因此毛泽东明确要求林彪考虑不要轻易使用这支援军，以留到能够根本改变战局的关键时刻让其发挥作用。据此，林彪于5月1日提出开辟第二战场，造成前后夹击新一军之势的作战设想。考虑以第三纵队主力两个旅插向四平以南，夺取泉头车站，然后向开原、昌图扫荡，切断新一军的粮弹供给线。万一不能展开时，则占领铁岭一段，构筑工事坚守阵地，与四平守军相互配合用夜战夹击新一军。
毛泽东3日已在考虑建立第二道防线的问题了。他提出：除坚持四平阵地外，应速准备公主岭及他处之第二线阵地。[80] 研究了林彪的计划后，毛于4日表示同意，复电称：“我军准备于双庙子以建立据战点，断敌后路，包围四平之敌而聚歼之，这是一个勇敢的计划。”他提出：“应估计当我断敌后路时，敌必出死力来争，如我能战胜来争之敌，则四平之敌非全线撤退不可；如我不能战胜来争之敌，则战局仍将成胶着状态，于我不利。为了使我能于双庙子以南确定地战胜来争之敌，引起整个战局变化起见，使用于该方面之兵力，似宜多于两个旅，即于南满调来之两旅外，再加一部兵力。这样，我将以强大力量出现于敌后，保证建立坚固据点及歼灭来争之敌（例如歼灭其一个师），则四平之敌必将退走。我于该敌退走之际，举行反攻，可获大胜。”[81]
参考毛的提议，林彪于4日夜即部署第三纵队第七、第八旅进占双庙子以南地区，夺取泉头车站，并令第三师独立旅向四平以南之昌图、开原进攻，截断沈阳至四平区段铁路交通。另以保三旅主力在开原以南地区配合作战，力图对四平前线之敌形成两面夹击之势。不料此时国民党军正面兵力雄厚，各部衔接紧密，第三纵队南下行动很快即受到国民党军第一九五师的拦截，其第五十师第一五零团随即亦加入作战，再加上原在辽阳、大安平、本溪一线的新六军及第八十八师这时也全面北上，协同担任四平以南护路任务的第一八二师也投入到对中共第三纵队主力的作战中，第三纵队两旅兵力遭受强敌围攻无法达成任务，林彪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因而落空。
眼看本溪陷落，南满国民党军主力陆续投入四平方面的作战，黄克诚明确提议放弃四平并让出长春。他在给林彪及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我军“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分新兵，但战斗力已减弱。”“顽九十三军到达，如搬上大量炮兵及部分坦克用上来，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如停战短期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亦绝对必要；如长期打下去，由四平、长春固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期的停战也是好的，以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决战。东北如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军向东北调动。东北则需要逐步消灭国民党主力，来达到控制全东北的目的。”[82]
时至于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不能不放弃四平和让出长春了。5月13日，周恩来在报告与马歇尔商谈的经过之后，明确批评执行部中共方面代表因谈不拢就对美、国两方代表“事事拒绝，避而不见”的僵硬作法，提出仍须注意谋改善与美方关系，并理直气壮地积极要求解决问题。毛泽东当即表示赞同。15日，毛起草中央致各局及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电报，明确提出：美国政策除一般扶蒋及助蒋在东北作战外，对全国内战尚不赞成。因此我应采取如下对策：甲、不向国民党挑战；乙、对执行部及各执行小组的工作加以调整，改善对美国人的关系，无论美国人如何偏袒国方，我除据理力争外，只要美国未恢复赫尔利政策，策动全国内战，我即应尽可能争取美国人。最近时期，有些地方对美国人关系弄得不好，这当然是由于美国人态度不好所引起的，但我们的争取工作亦有不足，今后应当注意研究争取美国人的工作。[83]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致电林彪、彭真，说明争取马歇尔之必要，并提出让出长春的建议。电报称：“马歇尔在关内主维持和平，此点马蒋不甚一致；在东北主收复长春，此点马蒋一致，但在调整东北政治军事经济等项问题上，马较蒋要开明一点。”鉴于蒋坚持中共军队撤出长春和目前东北的战局，“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的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整补部队，以便将来之用？”[84]
当然，中共中央仍旧希望能够在马歇尔的帮助下，与蒋介石来一番讨价还价。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中共中央即提出：可经过民盟试探下列各点：“停战一星期，以便我东北将领会谈。”“长春双方不驻兵，由三三制民主政府（开始是现政治机构改组的委员会）组中间性警察驻长春，长春市政府由中间人士任市长，国共参加。国方不得派特务入长春，在东北及全国一切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问题获得解决以前，照马歇尔所提，只由执行部派一部分人驻长，其他的人不去。”[85]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虽然已经基本上确定了放弃长春的方案，中共中央在15日当晚仍要求林彪继续坚持抵抗，称：“四平街保卫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86]
可是，就战场形势而言，中共已经没有继续讨价还价的时间了。国民党军自5月14日开始全面进攻，炮火之猛烈为开战以来所仅见。虽然中路与左路国民党军队的进展仍然缓慢，但右路新六军却恃胜而来，一举突破了担任阻击任务的第三纵队的防线，迅速杀到四平外围。18日，国民党军进一步施以陆空火力狂轰滥炸，战斗更加白热化。林彪当天紧急致电东北局并告中央电称：“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他为此被迫抽调协防塔子山的第三师第十旅前去增援，却不料新六军乘机大举围攻塔子山，并于当天下午即攻占了四平街附近最具决定意义的这一制高点。
塔子山的陷落，使国民党军得以从左、右两翼迂回四平侧后，四平保卫战的整个防御体系立即动摇。至此，林彪不得不一面组织部队迅速后撤，一面致电中央和东北局，说明：“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车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87]
四平失守其实已在毛泽东等人的预料之中，接到林彪的电报后，他马上致电林彪并告彭真称：“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我军必能从目前的被动与不利地位转变到主动与有利地位，而敌则愈前进愈分散，粮弹愈困难，其力量必减弱下来。”“究应采取何项方针，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88] 与此同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明：“四平已难再守，决定放弃该城，打运动战。”“我在大局上仍忍耐，惟须取局部报复手段。”[89]
18日当晚，林彪指挥下的东北民主联军极其隐蔽地撤出了四平各作战阵地，迅速北上，与国民党军脱离了接触。次日，国民党军占领了已经成为一座空城的四平街。四平战役因此而告一段落。
四平之战的影响
四平之战中共所以失利，黄克诚在撤出战斗后不几天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谈到了两个原因：一是从3月下旬起部队一直在作战，伤亡过大，许多营连排骨干都打光了，因此干部情绪不高；一是国共双方武装装备太过悬殊，在近代炮火、坦克和飞机的攻击下，中共的武装无论如何也守不住一个城市。[90]
黄克诚没有谈到的还有两个值得重视的原因：一是部队扩充太快，从关内各根据地来的骨干部队只有11万余人，几个月时间部队就发展到了30余万人，其中相当多数是伪满的士兵、警察和完全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农村青年。由于部队作战伤亡过大，随缺随补，一些部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一是中共军队八年抗战期间基本上是处于分散的游击状态，很少从事正规战的训练与实践，不要说不熟悉阵地战，就是运动战许多指挥员也相当生疏。原东北军军官万毅当了8年八路军，他回忆，到1946年初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更不曾和装备好、作战力强的敌人打过仗。指挥这样一支被宋子文称之为“乌合之众”的部队，与全副美械装备，受过美国军官的训练，又在史迪威将军的指挥下出色地在缅甸参加过对日战争，而且还拥有大批坦克、大炮，得到空军有力支援的新一军、新六军作攻防战，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当然，林彪在具体指挥上也有一定的失误，比如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过多地抽调了本溪方面的兵力，致使本溪陷落，新六军得以加入到攻击四平的作战中来；比如在不十分了解第三纵队作战能力的情况下决定由其担任南下部署和并将其用于东线防守，不仅未能达成任务，而且造成整个战线的动摇，等等。然而，国民党军的指挥也同样有一定的失误，即如果其一开始就不平分兵力两头进攻，而是像后来那样先集中力量打下本溪，再来回过头来打四平，那么，中共在四平的失利也许还要来得早一点。
中共四平受挫后，一度还准备节节抵抗，再守公主岭和长春。但意想不到的是，“前总”作战科副科长王继芳脱逃叛变，致使整个撤退作战计划泄露，使林彪不得不毅然放弃原计划，指挥部队径直北撤，放弃了长春，很快退过了松花江。
国民党军5月23日入主长春，两天后，蒋介石即雄心勃勃地打算一鼓作气收复整个东北。为了应付马歇尔，他提出了相当苛刻的停战条件，要求马歇尔必须让中共保证：“不得阻碍中央政府依照中苏协定接收东北主权之进行”；“不得阻碍中央政府修复全国铁路”；“履行所订之三种协定（即停止军事冲突协定、整军协定与恢复交通协定）”，并须“赋予仲裁者执行部美国代表有公断与决定权，并予以解释协定之权”，非如此不同意停战。[91]实际上，蒋内心的盘算是：“东北共军主国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92]
但是，蒋介石的追击计划还是受到了马歇尔的牵制。注意到政府军占领长春后并没有停下来，马歇尔深恐此举会激起中共报复，在关内挑起战争。故他在29日直接写信给蒋，不仅明确表示反对政府军“继续不断向前推进”，而且反对国民党“独自指定停战条件”。两天后，因蒋未回复其函，马歇尔再度致函给蒋，向蒋施压，声称“政府在东北军队之继续前进，不但使本人之调处急趋困难，即鄙人之信用人格，亦已大为动摇。因之鄙人特再恳请钧座，立即下令停止政府军队之前进攻击与追击，并请准许调处执行部队前进人员立赴长春。”[93]
马歇尔的再三要求终于发生了效用。6月4日，蒋介石在从北平回到南京之后即与马歇尔举行了会谈，最后蒋同意以15天为限就东北停战问题、恢复交通以及整军等问题与中共进行谈判。
国共两党在东北的军事冲突终于暂时停了下来。但是，严格说来，蒋之最终接受停战建议，并不完全是马歇尔施压的结果。注意一下国民党军事领导人自己对当时东北军事形势的分析就可以知道，其停战的背后也有着兵力严重不足的困扰在起作用。
前述白崇禧在四平夺取两天后提出须增兵再进的看法，在杜聿明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只不过杜的回忆认为这是白转达的蒋的意见而已。但从杜聿明的答复中亦可看出，即使是较为自负且正在胜利势头上的杜聿明，也没有乘胜追击，一鼓作气越过松花江的想法。他对下一步的作战目标说得很清楚，那就是，第一，打四平就是要夺长春和永吉，因为长春为吉林首府，永吉小丰满水电站为东北唯一的动力资源，政治上经济上影响很大；第二，追击只能到长春和永吉为止，因为国军经过此次恶战，必须整补，“我军整补，共军也会整补。而共军扩充得非常迅速，我军却不能尽量扩充。”考虑到这种情况，也必须打下长春和永吉，“与共军隔江对峙，形成天堑，对我军有利”。[94]
关于兵力的牵制问题，还在四平之战进行过程中，参谋总长何应钦就做过更详细的分析。其报告写道：“我军状况，九四军守备沧州、天津山海关之线不能动。该军第五师归建后须加强开滦，十三军两师加五二军之一师在平泉，一师在朝阳不能动。六十军运到后须完备锦榆地区，保卫葫秦两岛。七一军之一师（八八师）现守备营中，迄鞍山之线亦不能动。”“其余新一军三师、新六军三师、七一军两师、五二军两师之位置”担负着进攻四平、本溪等方向的任务。而“后续部队五四军、九九军何日运输，尚不能定。九三军虽定本月有日起运，但用登陆船四十艘须一个月始能全部运到。而本月运兵之登陆船则只有廿四艘，下月且将减少。……故目前长春之战所以不敢放胆由沈阳地区抽兵，则向北前进只有五个师，不易保障侧背安全。”如向长春进兵即必须抽出1个军的主力北上作为第二线兵团，以防侧击。因此，他不得不提议：一、“将国军河北行动计划中第一阶段预期在承德古北口及张家口之两会战取消”；二、“迅速击灭苏北及豫鄂边之匪，使我陇海线以南兵力能全部活用”；三、再“抽调三个军（第四军全军、第五军两师、第五三军两师）为东北及华北之战略预备队，并立即准备自行海运”；四、“对东北作战指导应不以接收多数城镇为目的，而专以击灭匪军为目的”。[95]
何应钦报告之时，第六十军正在陆续运抵东北，1个师参加到北进的作战中去了，其余的部队则用于后方守备，故四平之战结束后，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实际上几乎没有增加。另外，因本溪正面已没有有力抵抗，故新六军主力得以脱身，北上的部队由五个师增加到八九个师。但一来北攻的部队战斗损失已相当大，就作战力而言，师的数量增加了，作战力整体上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加强。[96] 再加上从昌图、西丰、四平、公主岭、辽源、西安、长春、德惠、桦甸、九台、农安、吉林、小丰满，国民党军一路进占铁路线200余公里，大中城市近20座，不得不留下大批兵力四处担任守备，其北上的兵力更加有限。而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军这时在两翼和侧背仍旧受到十余万中共东北民主联军的严重威胁。
民主联军这时在东北有南满、东满、西满、北满4个军区，总兵力34余万人。[97]参与四平（包括本溪）之战并北撤的部队为第一、二、七师、第三、四、七纵队，和第七、八、十旅、保一旅、邓克明旅、独立旅及第三五九旅及第二团，合计约15万人，还有一半以上的兵力处于半机动状态，随时可能发起作战。如南满军区，在四平之战结束之际，即受命发动了鞍（山）海（城）战役。国民党军刚一进入长春，它就于5月24日凌晨发起了进攻，并于次日攻占了鞍山，歼守城之敌第五五一团。27日再攻海城，成功促使守敌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率师部和第五五二团共计2712人宣告起义。进而复于6月3日攻陷大石桥，歼灭守敌五五0团（欠一营）。此战迫使杜聿明急调正在北攻的新一军主力第三十师、新三十八师，以及第六十军第一八二师（欠一团）、第九十三军暂二十师，和第五十二军第一九五师1个团共计4个师的兵力回援。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军一时当然没有北上追击的可能了。
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能否利用林彪主力撤退混乱之机大胆追击？不能。这是因为，林彪主力在四平之战中虽然遭受重大损失，[98] 但其多数部队仍保持建制，且撤退过程中一度虽发生过混乱现象，过松花江后已不复存在，其战斗力并不像后人估计的那样不堪一击。最典型的例证就是部队损失较大的第一、二师在撤退过程中所进行的拉法、新城之战。当时，国民党新六军第八十八师受命于停战令宣布之6月6日当天攻占了连接中共东满和北满军区的战略要点拉法和新城地区。林彪当晚指令周保中及第一、二师坚决设法保住拉法，拒敌于拉法以西。8日凌晨，部队发动突袭，经过激烈战斗，即夺回了拉法，次日又进一步夺回了新城。打援的部队还出击至老爷岭一带，激战两天，有效地拦截了第八十八师对拉法和新城的增援。此战歼灭国民党军守城部队1个团又1个营，相当振奋了撤退部队的士气，也使国民党追击部队不敢太过轻敌。
总之，四平之战虽以中共失利而告结束，却并没有给国民党提供独霸东北的机会。由于美国的干预，中共在南满作战的牵制，特别是自身兵力不足难以顺利实施北上作战任务，蒋介石不得不暂取停战谈判之策，以求在军事胜利的气势之下通过谈判达到主宰东北的目的。然而，结果却大出乎蒋介石的意外。
由于蒋介石坚持否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坚持打下长春，促使苏方和中共内部都强烈地主张对蒋报复。当中共东北局要求苏方就国民党军可能进占哈齐两市及中东铁路提供帮助时，苏方代表严厉反问东北局代表：你们为何不在关内开辟战场，以减轻关外的压力？同样，在中方将领内部，自四平大战以来，也一直存在着希望关内给予较大牵制的意见。如黄克诚5月12日即明确提出：“东北如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军向北调动。”[99] 毛泽东亦在四平弃守次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明：“须取局部报复手段。”[100]
对此，蒋介石显然还是估计不足。四平及长春打下后，蒋坚信不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内战。他公开讲，只要东北共军溃败，关内形势就不会恶化。他曾特别要宋子文劝告在这个问题上忧心忡忡的马歇尔，暂时不要急于调处。他并且认为：“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101] 他不知道的是，毛泽东在这种问题上一向是主张以牙还牙的，他不会不想方设法给国民党以教训。毛早已横下一条心：“我方让步至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此外一概不能再让，美蒋要打由他们打去，要占地由他们占去，我方绝不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而为了使东北成为“未了之局”，他在6月1日就已经开始根据各方建议部署关内的报复作战行动了。他为此分别致电晋冀鲁豫和山东军区领导人，要求他们数日内夺取包括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胶州、枣庄、考城、长垣、永年、聊城等处；要求太岳区占领太原至临汾间的同蒲线。毛的解释是：“我愈取坚决有力之报复行动，美蒋对我愈有所顾忌，和平可能性愈增。”[102] 因此，即使蒋介石接受了马歇尔建议，于6月6日宣布了15日休战期，毛泽东也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这一轮报复性作战。
结果是，四平之战刚刚停下来，关内的战争却打响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国民党也因此在兵力上更加捉襟露肘，疲于应付，向东北增兵根本没有可能了。[103]一直不信中共有多大实力的蒋介石，这回开始注意到关内中共的困扰远比关外要直接得多了。因为几乎所有国民党人都已经意识到：中共“仅就断交通厄经济一事，即倒政府而有余”。[104]再不设法解决，正在严重恶化的经济形势难免会将政府拖垮，使民心丧尽。只可惜，正处在东北军事胜利势头上的蒋介石，完全想不到其他的解决办法。这样，他也就只好把用兵的重心再从关外转到关内来了。[105]林彪主力从此得以背靠苏联，成功地在北满这块根据地上发展了起来。
[1] 〈中央致东北局、林彪并告李富春、黄克诚电〉（1946年6月3日）。
[2] 白先勇：〈养虎贻患－父亲的憾恨（一九四六年春夏间国共第一次“四平街会战”之前因后果及其重大影响）〉，台北《当代》第147期，第76页，1999年11月1日。对此文一度在大陆及欧美华文网站中颇多反响。
[3] 〈白崇禧致委员长蒋电〉（1946年5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064卷，47520。
[4] 目前对四平之战研究较为具体者，台湾除白先勇文外，尚有相关之战史著作。大陆则邓野的《东北问题与四平决战》（《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较为引人注目。另汪朝光在《中华民国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三编第五卷第四章第三节第二目，以及唐洪森在《国共争战大东北》（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年）第二篇第四章第三节中亦有所介绍。涉及对中共自身战略战术检讨的论文，值得一提的还有胡哲峰的〈四平保卫战的一些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9期），以及毕健忠的〈对四平保卫战的沉思〉（《军事历史》1996年第3期）。
[5]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附照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655，666-667页。
[6] 〈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接收报告〉，（1947年3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同上引注，第78—83页。
[7]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11月3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45页。
[8] 〈胡世杰致蒋经国电〉（1945年11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178卷，34062123。
[9] 前引〈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接收报告〉。
[10]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第64页。
[11] 美国政府对中苏经济谈判的意见可见于1946年2月11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参事致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之正式照会，内中明确认为除中苏条约规定者外，日本在国外的财产，包括满洲的工业，涉及到参加过对日作战的各主要盟国的共同利益，中苏两国没有单独处置或以战利品形式迁移此项财产之权利。并明言此一意见业已告之苏联政府。《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455-456页。
[12] 关于蒋介石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问题上不够灵活，未能利用苏方心理抑制中共的情况，在前引邓野文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兹不赘述。
[13] 在关内，日本投降之际中共中央曾试图就近接收大中城市，但由于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发布命令要求各地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指定的部队缴械投降，因此中共未能取得任何一座重要的城市。
[14] 前引邓野文对此有精当的分析。
[15] 〈马歇尔特使上蒋主席提出国共双方停止军事冲突令稿之备忘录〉（1946年1月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63-64页。
[16] 〈蒋委员长致各部队将领下达停战令〉（1946年1月1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68-69页。
[17] 《熊式辉日记》1946年2月13日，转见汪朝光前引书，第450页。
[18]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2月22日）。
[19]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2月22日）；〈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2月23日）。
[20] 〈徐永昌部长上蒋委员长呈送东北苏军延期撤兵声明及红军节演说研究意见表〉（1945年3月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第186页。
[21] 〈东北局彭真致中央并林彪电〉（1946年2月20日）。
[22] 见新华日报，1946年2月16日。
[23]〈中央致东北局并西满分局电〉（1946年3月5日），参见《刘少奇年谱》（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4页。
[24] 国民政府1946年1月29日，2月1日，2月19日，3月6日反复询问苏联驻华大使苏军撤退时间，均未得到具体答复。苏方直至3月22日才提出正式照会说明苏军已自沈阳、抚顺等地撤退。而事实上，苏军3月8日即通知中共东北局：苏军决定从抚顺撤退，政权交当地民选地方政府，吉林亦同；沈阳将于13日撤退。并告知中共对沈阳可采取军事行动，在外交上已不受任何限制，而国民党也无法通过长春路运兵前往接收，因凡苏军撤走地区，如有国民党藉铁路运兵的情况，苏军将听任中共自由破坏。沈阳以南之一切地区苏军更不会再向国民党办交接。〈外交部为东北苏军逾期未撤退事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1946年3月6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致外交部部长王世杰通知苏军于四月底撤退完毕照会译文〉（1946年3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87，188-189页；〈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3月8日）；〈彭真致中央电〉（1946年3月9日）。
[25] 〈林彪、彭真致中央电〉（1946年3月10日）。
[26] 转见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46, Vol.9, p.542.
[27] 《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1946年2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82-83页。
[28] 〈周恩来致中央并毛主席电〉（1946年3月11日）。
[29]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并东北局电〉（1946年3月13日），参见《刘少奇年谱》（下），第26页。
[30] 〈中央致东北局、林彪并告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3月13日）。
[31]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3月14日）。
[32] 〈彭真致中央电〉（1946年3月16日）。
[33]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3月16日）。
[34]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3月16日），参见《刘少奇年谱》（下），第27页。
[35] 3月11日马歇尔回国述职前曾与蒋介石就派遣军事调处小组进入东北之事达成妥协，提出了“关于派遣执行小组赴东北授予执行命令草案”5项，其丁项为“政府有权派兵进驻恢复中国东北主权必要之各地区，其对中苏条约中所载两条铁路之两侧各三十公里，有单独管辖之权”； 戊项为“为重建主权，政府军所占领地区，包括煤矿区，中共军均须撤出，并不得开入苏军所撤之地区。”FRUS，1946，Vol.9，p.543。
[36] 周恩来：〈关于东北问题同张治初步商定六点意见的说明〉（1946年3月16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年版，第137－138页。
[37] 转见王成勉：〈从和平到战争—马歇尔使华调处第二阶段之研究〉。
[38]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3月17日），《毛泽东年谱》（下），第62页；〈东北局致中央并林彪电〉（1946年3月18日）。
[39]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3月17日）；〈中央致彭真、林彪电〉（1946年3月17日），《刘少奇年谱》（下），第28页。
[40] 〈毛泽东批转周恩来关于与张治中商谈东北问题的报告〉（1946年3月17日）。
[41]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6年3月21日）。
[42] 关于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兵力问题始终是国共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中共方面统计，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正规部队2月约为20万人，3月约为24.7万人，4月为31.9万人，5月为31.4万人。但据马歇尔解释，依2月25日整军协定，政府军可在东北驻军24万，美方运送至东北的政府军至6月初只有22万多人。转见王成勉前引文。
[43] 〈中央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23日）。毛泽东23-24日接连部署大打和四平决战，虽可能受到林彪23-24日两日强调“以敌现有的全部兵力，则无法控制沈阳至长春的沿线和沈阳到营口的沿线，更绝不可能占领康平、法库、通辽、郑家屯”，建议派部队占领四平、控制长春路沿线阻止敌人北进的电报的某种影响，但毛占据整个中东路的方针在此之前已经决定，很难认为两者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
[44] 〈中央致东北局并告林彪、黄克诚、李富春电〉（1946年3月24日）。
[45] 东北局下达的具体作战任务为：“（甲）三五九旅主力及松江省主力担任夺取哈尔滨之任务，其指挥人员与具体由陈（云）、李（天佑）决定。（乙）由西满派适当部队与嫩江王明贵主力担任夺取齐齐哈尔之任务，其指挥人员与具体部署由李（富春）、黄（克诚）决定。（丙）杨（国夫）师全部立即向长春附近集中，以一部准备协同吉林军区在周（保中）、张（启龙）、陈（光）统一指挥下及时夺取长春，该杨师主力准备南下作战。（丁）罗华生旅应立即与林总电台取得密切联络，准备参加长春线之作战，集结地点由林（彪）规定之。”〈东北局致陈李（并转杨师）、李黄、周陈张并告中央电〉（1946年3月24日）。
[46] 〈中央致林彪、彭真并李富春、黄克诚、程世才世才、肖华华电〉（1946年3月25日），《刘少奇年谱》（下），第31页。
[47]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3月26日）。
[48] 毛对此格外重视，反复询问：“现占铁岭之顽军兵力及其可能之后备力量共有若干？我方在铁岭、四平街地区兵力共有若干？战斗力如何？能否阻止顽军向北猛进，以利于我党占领长哈？你们估计如何？辰兄态度如何？停战小组以何时到达沈阳为有利？”〈中央致彭真、林彪电〉（1946年3月26日）。
[49] 〈中央致叶剑英、罗瑞卿电〉（1946年3月26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3月26日）。
[50] 〈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6年3月25日）。
[51] 训令规定小组之任务，仅限于前往冲突地点或政府与中共军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并作必要及公平之调处。〈军事三人会议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的协定〉（1946年3月27日），《新华日报》1946年3月28日。
[52] 〈中央致林彪、彭真电〉（1946年3月27日）。显然，蒋介石亦抱同样心态。其3月30日给熊式辉的电令中亦明确提出：虽承认东北停战，“但我方必须坚持停战协定中，政府军队为接收主权进入东北之行动，不受任何之限制之一条”。〈蒋委员长为军调部执行小组进入东北事指示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遵令践约电〉（1946年3月3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97页。
[53]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上），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第100-101页。
[54] 〈中央致林彪并告彭真电〉（1946年4月6日），《毛泽东年谱》（下），第64-65页。
[55] 转见《中央日报》1946年4月4日。
[56] 〈中央致彭真电〉（1946年4月8日）。
[57] 〈林彪致东北局并中央电〉（1946年4月11日）。
[58] 〈中央致东北局及林彪电〉（1946年4月12日），《毛泽东年谱》（下），第68页。
[59] 〈李富春、黄克诚致林彪电〉（1946年4月13日）。
[60] 〈毛泽东致林彪电〉（1946年4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65页。
[61] 〈中央致东北局电〉（1946年4月17，18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4月17，18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下），第69页。
[62] 〈李富春、黄克诚致中央电〉（1946年4月18日）。
[63] 〈林彪致东北局并中央电〉（1946年4月18日）。
[64] 〈中央致东北局并林彪电〉（1946年4月21日）。关于毛泽东与林彪在国民党军主攻方向上的分歧，胡哲峰文有较具体的说明。见胡哲峰前引文。
[65] 〈东北局致程世才、肖华、罗舜初电〉（1946年4月20，21日）。
[66] 《徐永昌日记》第八册，第263-264页。
[67] 〈毛泽东致林彪电〉（1946年4月22日）。
[68] 〈周恩来致中央转东北局并饶、李、伍电〉（1946年4月23日）。
[69] 〈林彪致东北局电转呈第七旅旅长彭明治报告〉（1946年4月26日）。
[70] 〈中央致东北局并林彪电〉（1946年4月26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并告东北局、林彪电〉（1946年4月26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下），第73页。
[71]  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以共产党人为主的反法西斯力量死守首都马德里曾长达4个月时间。〈中央军委致林彪电〉（1946年4月27日），《毛泽东年谱》（下），第73页。
[72] 〈林彪致各兵团首长电并报东北局〉（1946年4月27日）。
[73] 〈林彪致中央并东北局电〉（1946年4月29日）。
[74] 〈中央致林彪、彭真电〉（1946年4月28日），《毛泽东年谱》（下），第74页。
[75] 转见《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662页；〈中央致林彪电〉（1946年4月29日）。
[76] 〈毛泽东致林彪电〉（1946年5月1日），《毛泽东年谱》（下），第76页。
[77] 〈毛泽东致林彪电〉（1946年5月1日）。
[78] 〈杜聿明致蒋经国特派员电〉（1946年4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特交文电178卷，35008063。
[79] 转见三军大学编：《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台北，国防部史政局编译局，1989年，第570页。
[80] 〈毛泽东致林彪、彭真电〉（1946年5月3日）。
[81] 〈毛泽东致林彪电〉（1946年5月4日）。
[82] 〈黄克诚致中央电〉（1946年5月12日）。
[83] 毛泽东：〈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的对策〉（1946年5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117页。
[84] 〈中央致林彪、彭真电〉（1946年5月15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下），第80-81页。
[85] 〈中央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饶漱石、李立三、伍修权电〉（1946年5月15日），《毛泽东年谱》（下），第81页。
[86] 〈中央致林彪电〉（1946年5月15日）。
[87] 〈林彪致中央并东北局电〉（1946年5月18日）。
[88] 〈中央致林彪并告彭真电〉（1946年5月19日），《毛泽东年谱》（下），第83页。
[89] 〈中央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946年5月19日），《毛泽东年谱》（下），第83页。
[90] 〈黄克诚致中央电〉（1946年5月24日），转见黄克诚：〈从苏北到东北〉，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辽沈战役》（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200页。
[91] 〈蒋夫人致马歇尔特使申述蒋主席对于停止冲突与恢复和平统一之意见函〉（1946年5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127页。
[92] 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上），第151-152页。
[93] 同上引注，卷六，第164，166页。
[94] 转见《辽沈战役亲历记》，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95年，第555页。
[95] 〈何应钦致蒋委员长电〉（1946年4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178卷，35008060。
[96] 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自3月中旬开始全面进攻以外，已损失正规军部队合计约为4个师。
[97] 〈林彪、彭真致中央军委电〉（1946年2月23日）。
[98] 关于损失情况可见于两份电报。一是长春刚刚丢掉时东北局给中央的电报，内称：“自秀水河子、沙岭堡战斗后，我主力连续作战斗未得休整，伤亡已近两万人”。一是一年后东北民主联军总怀令部的报告，内称：第七旅只剩3000余人；第七纵队只剩5000人；第一师只剩5000人；保一旅损失近一半。其他各部虽尚能保持建制，也都过于疲劳，悲观情绪导致逃亡现象十分严重。部队损失的总数超过2.5万人。
[99] 黄克诚前引电文。
[100] 同前引〈中央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946年5月19日）。
[101] 〈蒋主席致宋子文院长指示面交蒋夫人函予马歇尔特使时相机补充说明要旨函〉（1946年5月24日）；〈宋子文院长上蒋主席报告已转函马歇尔特使并说明政府不能容忍共党缺乏诚意电〉（1946年5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128－129，131页；《徐永昌日记》第八册，第289页。
[102]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并东北局电〉（1946年6月12日）。
[103] 关于关内国民党兵力不足的情况，可见李宗仁6月1日之报告。内称：中共在华北军事威胁甚大，要想解决此种威胁，必须关外关内同时着力。关外问题一旦解决，即应解决华北的中共武装。他建议：先以东北两军扫荡热河，解除平津北面之威胁，隔断张垣与东北之连络；再以津浦南北段与胶济路及鲁西北方面四路进军，扫荡山东之共军主力；再次以新乡德州石门三路进攻磁邯，封锁之于太行山区，打通平汉交通；最后由南口归绥大同三方面夹击张家口，打通平绥路，再加师会攻延安，以摧毁其根据地。然此前提是，华北方面必须“迅即增调兵力，平津增两军，青岛两军，石门一军，新乡三军，徐州三军，晋南一军，大同归绥各一军。”〈李宗仁对目前军政问题之意见〉（1946年6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002卷，51095。
[104] 《徐永昌日记》第八册，第290页。
[105] 蒋24日考虑对共方针时已经看到交通问题再不解决，自己内部政治动摇、经济破产将成严重危机。其曰：“共党策略盖企图在不战不和与似战似和之局面下继续拖延不决，使国家陷于混乱状态，政治动摇，经济破产，以达其颠覆政府，赤化中国之目的，尤其在最近四十日内，即七月底以前之停战期间为重要关键所在也。而我政府必须采速决之方针以应之。如在最近三个月内之危急，能使津浦与平绥、平汉各铁路线畅通，则外交与经济一时之危急，皆不足为虑也。”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事略稿本，1946年6月24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