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能“举国体制”搞科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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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能“举国体制”搞科研吗?
彼恰斯 2010-6-2 13:30:00 发表于:博客中国


“新华网北京6月1日电(记者查文晔 李云路 王建华)中国周一公布了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部署,其中,重新强调要探索完善“科技创新举国体制”,以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曾经的科研“举国体制”完成了“两弹一星”,这是任何人也不能漠视的,同样不能漠视的还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集中财力与人力,当然还有第三个条件,就是管理。其中人力是核心,包括脑力与体力。“两弹一星”的功勋无不在民国受过基础教育,又到欧美学习了最先进的基础理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都怀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假如没有这些民国和欧美共同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举国体制”就是尖端科技领域的“大跃进”。还有当年的管理者,聂荣臻为首的一大批自幼怀有强国梦的革命家,以及甘愿奉献青春甚至生命的体力劳动者,这些都是“举国体制”搞科研的必要条件,可以说是缺一不可的。可惜的是三十年来或者说是六十年来,中国人已经把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遗失殆尽了。
首先说基础教育,共和国失去了最核心的“自由精神”,戴上红领巾的孩子无异于戴上了紧箍咒的孙猴子,只要有异端异见出现,没有一个不受到无情打压。六一儿童节刚过,胡爷爷身边的孩子哪个不是一个模子里铸出的。反观民国的基础教育呢,自由、多元、献身。国民党反共禁红,可毕竟共产党能生存,红书能流传。在这种极端专制的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其精神内涵与自由氛围中长大的老一代年轻人有天壤之别。民国学子海外留学三十年后,出了钱学森、李政道、杨振宁等一大批海内外知名的学者,共和国学子也海外留学了三十年了,出的都是财人、匠人。
中断了三十年的前后两个三十年何以如此悬殊?除了没受到自由精神的浸润,还领受了铁的现实的教训,仅举两个极端的例子:邓稼轩和一个核工业战线的无名小卒。邓稼轩举世闻名,因研制原子弹而死,几个月前其夫人许鹿希的回忆文章在《北京晚报》连载。有一个细节,许先生为使丈夫的英名不至埋没,个人四处搜集丈夫的献身资料,当年邓稼轩保密,解密后没几年就死了。怎么搜集资料的,坐公交车、严寒、酷暑、徒步,还得儿子陪伴。当年国家是给邓稼轩配备了汽车的,看来人一死车就收回去了。儿子看到老爸的同事出入有车,全家陪伴老人尽享幸福晚年,曾对母亲发牢骚,意为老爸白卖命了,当然说的不是这么直白。无名小卒的例子呢,也有教育意义,半年前各媒体都有报道,姓甚名谁忘了,事还记得。此人当年是开采铀矿的职工,如今在深圳穷困潦倒,想按特殊工种办理提前退休,档案无记载,当年保密呀!结果四处碰壁,有当年铀矿领导的证明也不行,穷途末路,只好和社保所的人拼命,后来结局如何不得而知。
再说管理者们,哪个不是脑满肠肥,哪个肯把自己的福利减下来让给科研人员,凤毛麟角。当年“举国体制”搞科研的所有必要条件都已消失殆尽,再幻想重操旧业,一言以蔽之——折腾!
如此说来,中国科研就没出路了?非也,自由之路永远延伸在世界上所有人的脚下。不久前美国人文特尔创造了“人造生命”技术,其前景不可限量,尽管涉及到人类的伦理。细看报道才知道,此人是个科研“个体户”,国家没投入一分钱,就凭着埃克森基金会的支持和自由精神浸润下的钻研精神,十几年下来,成了。
改革三十年了,一路走来的中国人张口闭口都是改革,可每到关键之处,又无不想走回头路,或者期望只改不革,以图整体上维持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