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谈谁给了毫无人性的富士康模式在中国飞扬跋扈的胆气 - 张崇华 - 职业日志 - 价值中国...

还谈谁给了毫无人性的富士康模式在中国飞扬跋扈的胆气
——富士康事件不是简单的管理问题
有个选择跳楼自杀的富士康员工在留给亲人的遗书中写道，现实与其对前途的期望差距较大以及家庭的因素，让他“失去生活的信心”。
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实让他们失去了生活的信心？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实触发了他们决然自杀的行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郭军、长期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谈了他们的看法。
——坚信着“城市会让生活更美好”的新生代农民工，却迟迟看不到在城市生活的希望。
造成年轻工人轻生的根本原因，来自于他们在城市打工的生存困境。他们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实现梦想的路径。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像其父母辈那样想过再回家做农民。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
企业并未给自己的员工提供城市生活的物质基础。最为重要的，是没有提供有尊严的工资。其次是没有将劳动者作为完整的人来对待，缺乏对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感受的考虑和关怀。
政府层面，需要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安家落户提供政策保障。而目前，城市政府在住房、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方面，都没有充分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
“农民工”制度的设计，是让工人在城市生产，若干年后回到农村生活。新的一代人不愿意再做农民工，他们将生活的期望都放在城市中。然而，在每天高强度的工作后，他们并没有作为城市工人可持续发展的生活空间。
——即使每一个轻生者背后都有外人无法了解的个人痛苦，但为什么偏偏是在富士康？
为什么富士康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密集的发生跳楼事件？这与富士康的企业管理理念和模式以及企业发展模式有关系的，关键在于企业文化。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就会造就什么样的管理层，从而也就会造就出什么样的员工心态。在卓别林所描述的“摩登时代”，工人被异化成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工人的工作带有奴役的性质。而在科学化、现代化的包装下，出现了所谓的泰勒制、福特制等“先进”管理手段，简单说泰勒制就是把工人劳动分解，规范每一个动作，所有的流程、工序一律标准化、规范化，定额加计件，强化工头管制，福特制是在此基础上实行装配流水线制度。
在效率、科学包装的泰勒制、福特制下，劳动者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有机体，而是机器的附属，不是一个社会组织的成员，更谈不上是这个组织的主人。工人的神经长期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其心理上所受到的重压和伤害难以化解。泰勒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落后的管理制度了，资本主义国家走到现在，仍然采取泰勒制的方式起码在发达国家本国是不多见了，而倡导员工参与等更加人性化的管理。
富士康的管理方式与“以人为本”的理念相去甚远，采取的一些管理方法似乎都有泰勒制、福特制的影子。在这样的管理机制下，企业的生产效率自然上去了，甚至也不违法违规，如果超时加班没有超过劳动法的规定限度。劳动者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机器零件，有着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和人生追求。我们还不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认为是富士康逼迫的职工跳楼，但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最后选择了跳楼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绝不意味着与所在企业这个平台无干。
——个体的原子化以及人际关系的疏离，是每一个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命题。然而，中国的工厂管理制度将这种原子化推向了极致。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栖身宿舍体制有生产没生活。宿舍体制是一种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临时性制度安排，它可以降低企业成本，企业不需要向员工支付维持其完整的城市生活所需的更高的工资和福利；但这种制度，最终将劳动者推向了一种只有工作，没有生活、没有家庭、也没有社区的生存困境之中。
——凭借勤勉工作、超额加班的一线工人工资，根本不可能在城市生活下去。
有关学者曾有过一个计算，一个工人要凭借劳动在城市体面生活需要工资：在深圳，以每月食品消费约613元、恩格尔系数为0.5（即每人以月收入一半购买食物）、赡养系数1.87（每一就业人口供养1.87人）来计算，深圳每月最低生活工资标准应为2293.7元。在每月法定加班时数上限36小时内，应得加班工资711.8元，合计3005.5元。在富士康这样一个按照劳动法要求发足工资的企业，一个凭借自己双手勤勉工作、超额加班的一线工人，其工资不过1500元。劳动者的工资为什么这么低。根本原因就是在制度上的缺漏，把劳动者仅仅看做是一个在城市中进行生产的劳动工具。加之工会严重缺位和不作为，在该进行工资协商的时候没有站出来。
专家学者言之谆谆，鞭辟入里。却犹抱琵琶，言犹未尽。富士康发生这种连续自杀，发生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发生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不再仅仅是个体的问题，也不单单是富士康的问题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从更加深层次的角度看待和处理当代工人的生存环境与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