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个人网站 - 《西安事变新探——中共与张学良关系之研究》书序

《西安事变新探——中共与张学良关系之研究》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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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多半是在１９８０年，至迟不超过１９８１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在一位朋友那里看到了一些有关西安事变的相当珍贵的文献资料。其中的几件资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就是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７日和３０日刘鼎给李克农的报告，以及５月初朱理治和曾钟圣两人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这几件资料清楚地表明，还在１９３６年４月底５月初，张学良就已经开始做反蒋的准备了。不过，那个时候西安事变对于我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课题，这些资料还不可能使我对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兴趣。

毕业以后，由于从事编辑工作的关系，我开始较多地接触到近代历史的研究成果，其中自然也包括西安事变的研究。象吴天威先生的《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申伯纯先生的《西安事变纪实》，李云峰先生的《西安事变史实》，乃至李云汉先生的《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等，大致都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陆续拜读的。使我感到好生奇怪的是，包括海外的著作在内，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在谈到张学良与周恩来那次颇为著名的延安会谈时，都一口咬定，张学良当，时力主“联蒋抗日”（或称“逼蒋抗日”），并且说得周恩来口服心服，最后就连中共中央也确信张学良是对的因此在延安会谈结束后不久，即４月底５月初中共就改行了“逼蒋抗日”的策略。同是一个４月底５月初，我们的研究者们竟得出了如此不同的结论！
也许，这些西安事变的研究者都没有看到我几年前就已经看到的那几件资料？１９８７年，我试着鼓动两位朋友利用有关的资料写了一篇论文，刊登在１９８８年《近代史研究》第三期上，对上述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也许是人微言轻，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总之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多少反应，唯一一位提到这篇文章的学者，还在他的论文里把这个观点好好地批评了一通。可想而知，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西安事变研究硕果累累的几年里，我们众多的研究者们照旧人云亦云，把过去那个说法抄来抄去。但最让我惊讶的，还是刘鼎先生自己：他竟然也支持这样的说法！
刘鼎先生的说法公开发表在１９８９年。这一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的文献》杂志连载了一篇题为《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的长文。传主刘鼎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期间始终作为中共联络员驻在张学良身边，并且亲身参加过延安会谈等一系列当时发生在张学良与中共之间的重大事件，以后并作过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的组长，这篇文章的基本资料，恰恰就是刘鼎先生自己在１９７５年所做的追忆笔记。而介绍刘鼎这段经历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又是继刘鼎之后担任过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组长，在西安事变研究上颇有成就的张魁堂先生。其份量可见一般。
既然是刘鼎先生自己所做的追忆笔记，按道理刘鼎先生应当对当时事情的大致经过有所记忆，更应当记得自己当年所写的报告，即使是忘了，他也应该看过留存下来的那几份已经不再神秘的历史资料。可是，在这篇文章中，或者勿宁说在刘鼎的笔记里，不仅关于报告及当时朱理治、曾钟圣两人的电报内容一句也没有提到，而且竟然也人云亦云地大谈张学良在延安是怎样说服周恩来赞成联蒋抗日的。文章中居然把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后写给张学良的信里的一句主张反蒋的话，即“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也说成是中共“主张有条件联蒋”的表示。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刘鼎先生的回忆并不否认张学良曾经有过准备反蒋的事实，可是，照文章中所记，这段史实被安排到１９３６年７月去了。结果事情的经过就变成了一个怪圈：即在４月间延安会谈期间刚刚劝说中共联蒋的张学良转而反蒋，而刚刚在延安会谈时劝说张学良反蒋的中共中央，这时却又倒过来劝说张学良应当联蒋。呜呼哀哉！堂堂当事人，又是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的组长都这样记述历史，难怪在此之后陆续出版的《西安事变简史》、《东北军传》、《张学良将军传略》、《张学良传》，包括海外学者所作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也都异口同声地如此说。但是，我相信，这不是事实。
在以往的西安事变研究中，究竟还有多少这种不是事实，或者似是而非的说法呢？有一位资深的张学良问题研究专家明确地告诉我说，有关西安事变的基本史实都已经写清楚了。言外之意，在有了如此之多的研究成果，而众多成果已经大同小异的情况下，重新再来系统讨论西安事变的史实经过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可是，时至今日，在我仔细地研究过有关的著作之后，我发觉，尽管不少关心西安事变历史的人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西安事变的发生同中国共产党有关系，但却没有一本书对中共与西安事变，或者说与张学良的关系问题做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甚至，当许多读者从近几年公开发表的报刊杂志上已经知道张学良曾经有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但却很少有人进一步就此提出疑问：在那个打算加入共产党的张学良，与我们通常在西安事变史书上所看到的那个力主联蒋的张学良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当然，尽管这些年来人们已经听说了太多的有关“西北国防政府”、“西北抗日联军”、“西北大联合”……这些曾经风行于当年大西北的明显地带有反蒋色彩的政治词汇，可又有谁具体地研究过它们同张学良，特别是同西安事变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有关西安事变史的研究无疑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但是，说以往的研究已经完全解开了西安事变留存于人们心中的种种谜团，怕是言过其实。自张学良先生完全实现了人身自由之后，新闻界以及历史学界之所以频频重提西安事变的问题，正好说明了有关西安事变还有许多疑问没有解决。至少，在笔者看来，在西安事变研究当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关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问题还没有深入地进行研究。而前此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更多的还只是围绕着张学良个人经历以及他和东北军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形成过程来进行的，多数研究者只是用很少的篇幅来描写有关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而且这些描写往往还是简单地建立在诸多当事人真假难辨的回忆录的基础上的。
西安事变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就在于它的回忆史料十分丰富。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大概还没有哪一次事件有过象西安事变这么多的回忆资料。但多半也正因为如此，过多地依靠回忆史料来描述史实，也成了西安事变研究中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缺陷。翻开有关西安事变史的著作，把回忆录当成判断史实唯一根据的情况可以说司空见惯。回忆录（或者用时髦的字眼儿：口述历史）与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相比，有其特殊的功用。其最大优点，就在于它比文字档案资料更具有直观性，可以提供独特的个人视角，告诉人们那些发生在文献资料背后的东西，给人以较强的立体感。但人所共知，如果回忆资料没有当事时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作为依据，它们通常并不是那么很可靠的。而在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回忆录中，又有多少是以当年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为依据的呢？甚至，即使是对那些有足够的历史文献可供参考的众多当事人来讲，由于几十年之后种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回忆中的许多事情也难免走样。象刘鼎先生关于延安会谈内容的回忆，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显而易见，如果我们的研究多半只是建立在众多这些回忆的基础上，而不是更多地依靠第一手的历史文献，由此得出的许多说法必然是大可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