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延复：梅贻琦、陈寅恪“解放”前夕为何要“出走”？

黄延复：梅贻琦、陈寅恪“解放”前夕为何要“出走”？
时间:2010-06-01 09:32 作者:黄延复点击:890次
正在报刊上连载的《最后的大师——叶企孙》（以下简称《最文》）中提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末清华大学临“解放”时梅贻琦、陈寅恪二先生离校出走这件往事。其中写道：
（1948年）12月14日，梅贻琦进城为学校事务奔波，被国民党阻于城内，同时受阻的还有陈寅恪等几位著名学者。南京政府连续来飞机接人，要他们飞往南方。这突然的事件让梅贻琦措手不及，他身为国民党大员虽然也曾想过要离开清华（园？），但没想到这么快，清华园里还有许多事务没来得及处理，但是突然的变故已经容不得他多想，就这样梅贻琦乘坐最后一班飞机离开了北平……。陈寅恪也以“贪恋广州暖和”之由，没有再回北平。……梅贻琦的离去是整个清华的损失。叶企孙相信这一定不是梅贻琦所愿意的……。（见2009年5月4日《北京青年报》）
了解当时实际情况的人一定会发现，上面这段描述具有很大的主观臆断性（顺便指出，笔者浏览所及，觉得《最文》中这种对重要历史事实做主观臆断的远不止这一处）。这里面至少存在这样几个严肃的问题：1、梅、陈的离校南下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2、他们的“出走”是不是违背了自己的意愿？3、应该怎样评价他们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弃校出走”的用意和动机？
《最文》的作者应该是一位有经验、历史知识丰富的作家。连这样的有名作家对这桩历史公案也持这种随意和轻率观点，可见不理解这件事“真谛”的还大有人在。过去确实经常有人（主要是青年朋友）问我：为什么素以爱清华、爱同事、尤其是爱学生著称的梅校长，在北京“解放”的关键时刻会“抛下”他与之相依为命的学校和师生而“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去？”（后面将谈到，梅离开大陆后并没有迳去台湾。）难道他一向以“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的自诩，都是假象甚或是谎言吗？
作为文学作家，这样信笔写来，或许说得过去；但作为严肃的历史工作者，这种随意和轻率态度就要不得了。为了对历史、对当事人负责，应该郑重地弄清历史真相，因为这里面是有史镜可鉴的。我的观点是：1、梅、陈的出走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2、他们的出走主观意志是坚决的、主动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3、他们出走的主要动机，用陈寅恪先生稍后在诗文中一再使用的一字以蔽之——“避”，“避地”[1]或“避秦”[2]，不过他们所避的这个“地”，主要不是指社会主义中国之地，而是指当时真正传统知识分子视为畏途的苏俄势力范围；他们所避的“秦”，主要不是指当时还高高举着民主自由大旗的中国共产党，而指的是而是革命胜利后“铁定”要“一边倒”向的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俄专制独裁体制和文化环境。
说得更确切些，梅、陈……的出走，主要不是政治现象，而是像当年的许多历史事件（例如王国维的自沉事件）一样，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一种政治文化现象。
当时在清华，在师生中最有威望、最没有党派色彩、最受师生爱戴和敬仰的，可能再没有人能望这二老的项背、更不用说超过他们的了。陈先生自己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年  月与陆健东的谈话）。梅当时虽具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身份，但他在历次学潮中。不分背景和党派，只要遭到风险（当时的风险主要来自国民党当局）便毫不犹豫地予以保护；在教师中也是这样，具有“吴晗托夫”雅号的吴晗的党派背景他是清清楚楚的，但当他知道国民党要对其进行“管教管教”时，是他立即让当时的教务长吴泽霖先生通知吴离开清华园的；在那些动不动就捕人抓人的峥嵘岁月里，他甚至有时还主动找到共产党地下干部问：“你们的人都躲得怎样了？”有一次，他还同意把一位共产党地下领袖藏在他的汽车行李箱中混出校门以躲避逮捕（后未实施）……。但他绝不姑息任何为了某种目的而一意孤行、乃至破坏校规的行为……。
总之，如果单从世俗的个人利害考虑，当年在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在清华教授以上的成员中，除了党已内定依靠对象而外，在是否离校出走的问题上，最有“资格”留下而没有“风险”的，莫过于他们两位了。特别是梅校长，当时从即将入城的革命当局，直到清华的普通师生，一再向他示意、招手、乃至通过电台播音、校内游行呼吁，要求他留下。例如有位当时身临其事的学长曾著文写道：
1948年底傅作义息兵，中共军政人员入城。我们接到通知，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将有个聚会。那时天气还冷，……到会的人只有百人左右。讲话的人有三位：张奚若教授、罗隆基与吴晗学长。张教授是国民外交协会会长。张、罗教授谈话的主题是：安定大家的心。而罗教授还附加了几句：“今后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话要说，可以直接达到最高当局”。这当然是罗教授十分热诚乐观的表现。……吴晗教授的讲话，我还记得清楚，他说：“梅可以留在清华，胡是走了好。”那时吴先生与邓小平、彭真的关系很和谐，听说是邓的扑克牌友，邓总是称他为教授，且已内定为北京副市长。吴先生对梅师与胡适先生的看法，可以说是半官方的意见……。（林聪敏：《追忆校长梅贻琦先生》）
但他们二位最终还是走了，而且是主动，不是被动的；是自觉，不是盲目的；是坚定，不是游移的。
持公而论，当时绝大多数的清华师生都是以不同程度的热情“迎接解放”的。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态度不完全相同，后来的遭遇也各不相同，但在当时，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存在“出走”的问题。确实，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政权太使他们失望了，他们对这个政权已经完全不抱希望了。他们期望有一个理想的政府领导他们走向自由、民主、平等、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他们从舆论和宣传上得知的中国共产党和将要建立的新政权，恰恰就是这样一支理想的政治力量。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却也是一些理想主义者，所以后来随着近于残酷的“思想改造”和“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才出现这样那样的遗憾和怅惘。但这些都是他们事前所无法预料到的，即便少数人预料到也无法与之奈何。
但也确有少数人，他们既定“方针”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出走，其中就包括梅、陈二位。
当时在决定出走的人当中，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到了外面，可能也不是很顺心，甚至还碰到一些挫折。所以后来又回来了。上面所说的遗憾和怅惘，在这部分人身上也表现得很浓重，因为他们后来的遭遇和结局大都是不理想的。所以后来才有（不见得是发自他们本人）所谓“早回来的不如晚回来的，晚回来的不如不回来的”的慨叹。另一类是比较有主见的。说得明白一些，他们的出走，很主要的动机就是为了“避秦”，说的更明白些，就是逃避“新社会”。所以既然走了，根本就没打算回来。这部分人又可分为为两类：一类是没有等到“关键时刻”，就离开了大陆，目的多半是为了寻找一个安定的生活和学术研究环境。这部分人后来学术上大都有所成就，但政治意识和对“众生”所负的“使命感”却多半不强乃至没有；后来多半留在境外作了“外籍华人”。诸如赵元任、顾毓琇、陈省身、杨振宁……等都是；另一部分则是出于自己的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理念，他们认为，即将出现的新社会和新政权，将不是他们理想的生存环境，所以必须走。无可讳言，梅、陈二先生正是属于这样的一批人。
我曾多次提到，梅先生当时离开大陆是他的既定的、不可更移的方针。一些与他同时出走的人，后来在回忆中留下了梅出走前后的一些细节。如梅，尽管已如上述，从“革命当局”到普通师生，都希望他能留下（最近有说当时在二校门前还曾发生一些同学为挽留校长而“泪洒大地”的场面，确否待考）。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看来，他早已作了出走的决断：11月28日，他的夫人偕长女及两个外孙搭乘亲戚（卫立煌将军）的飞机离开北平飞抵广州，不久又转抵香港暂住。这期间，他还在北平成立了一个“校产保管小组”，把一批账目和物资转移到城里。12月14日，北平围城开始，他“恰好”就在这天的下午4时半离校进城，之后一切出入城的证件便均告失效，他在城里大约停留了一星期，于21日从东单临时机场搭乘南京派来的飞机离开北平，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直到把他的尸骨埋葬在新竹清华的校苑。
梅校长飞离大陆的紧急时刻，曾发生了一些“花絮”性的情节。据与他搭乘同一架飞机离平人士的忆述：12月17日，南京首先派来的是专接胡适等人的飞机，名单中没有梅贻琦，有人得知后，高兴地劝他也争取搭乘这架飞机飞走，但当他弄清楚搭乘这架飞机的名单中并没有他时，他“竟无动于衷，一如平日和缓低沉的声调说他不准备去（搭乘这架飞机）”，虽经一再告以时局紧急，错过这架飞机可能不会再有机会了，但他始终若无其事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后来，政府（按指南京国民党政府）派来专门接包括他在内的诸教授的飞机到达，他才“把一切事安排妥当后，从容不迫地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上飞机”。（见张其钧：《临难不苟的梅先生》，载新竹清华印行之《梅校长月涵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刊》，1965年5月。）
梅贻琦的离开大陆，表面上“顺理成章”的理由也是颇有一些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那时，清华的庚款基金全部由在美的“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保存管理。据当时任清华教务长的吴泽霖教授回忆，梅离校的那天，二人曾在校门口相遇，吴问他是不是要走，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们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据吴泽霖《在回忆梅贻琦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当然，这也并非虚妄之谈。当时如果梅先生不及时出去，清华的这笔基金很可能流失，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新竹清华了。事实是，1950年春起，梅贻琦飞抵纽约。1955年以前，他一直住在纽约。1950年起，他就出任了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的常务董事。这期间，台湾当局确曾多次打清华基金的主意。据叶公超先生（当时叶似为台湾外交部长）忆述，当时，台湾当局曾提出许多理由，如“政府外汇存底缺乏，应以此款来弥补国库”；“清华基金是庚子赔款，最好尽快花光，等于洗雪国耻”等等。幸亏有梅先生一直顶着各种压力，牢牢地掌握着这比基金的参与管理权和签章使用权（按规定，只有中国的教育部长和清华校长一致同意，才能动用基金）。叶还说：“在美国，我每次到纽约去看他，都劝他回台湾来，而且要把清华的钱用在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他一直在想如何拿有限的钱为国家作长期的研究工作。那时候确有些人对梅不太满意，认为他是一个守财奴，只肯把钱用在外国。我最初也是这样想，后来我才知道他并非如此，而是比我想的周到。他是第一个想到现在的长远发展科学，至少胡适之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的计划他想了许久，初期他未跟任何人说。”（叶公超 ：《忆梅校长》，载《梅校长月涵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年刊》，1955年台湾新竹。）……
但管理基金这个理由只能是表面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所以，从这件事情上也决不能体现出问题的实质。
我上面说，梅贻琦的离开大陆，是不可更移的既定方针。事实上，他不止是出走前受到校内师生和在解放区的校友的热情挽留，离开大陆后，也不断地受到大陆新政权的婉转的但不乏热情的召唤。在国外期间，却曾有许多回归的机会。据吴泽霖教授回忆，北京解放初期，周恩来总理在协和医院礼堂向北大、清华两校教授们一次讲话时曾说：“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林从敏也说：
不久中共总理周恩来在协和大礼堂对北京高校的校长、教务长们谈话：“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而且承认，“梅先生没有做过对共产党不利的事”。这可以说是共产党官方对梅师的看法，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梅师这个教育家的尊重。也证明梅师不会出卖同学。
方钜成回忆说：在国外期间，曾有人劝他回大陆。 “梅校长在（伦敦）公寓安顿下来后，我们请他到家里来吃便饭，……谈话中心离不开国内局势的发展，我们两人告诉梅校长，我们一家准备回去了，我们想参加建设祖国的工作；也告诉他有好几位我们熟悉的同学也将回国，当时你一言我一语，表示希望校长离开欧洲也回北京去。……陈益当场表示，如果梅先生路费方面有困难，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过了片刻，梅先生表态了，他对我们说：‘你们回去我赞成，但我自己还想在外面看看再说。’”（方钜成、姜桂侬：《忆梅校长在伦敦二三事》）
方钜成感慨地说“现在回想那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感到当时还是对他的规劝不够，否则梅校长很可能在1949年以后走的一段道路会有所不同的。”李鹤龄也说：“但我还要想入非非，为什么校长会在香港、在美国闲居一段长时间而没有马上就到台湾去呢？假若正当梅校长在美国把那些期刊包了又拆，拆了又包的时候，有人远远地向他招一招手，他会不会带着那些大包小包和他的老骨头回到清华园，最终让他的老骨头与王国维的为邻呢？”（《关于前校长梅贻琦的几件事》）
……
这些校友的美好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美好的愿望实际上是表明他们对梅校长的为人和他在关键时刻选择离开大陆的实质意义认识还不深刻。那么，他之所以离开大陆的真正理由究竟是什么呢？林从敏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作了较为精辟的分析。话说得虽然不怎么受听，但却触动了问题的实质：
事实上梅师决不可能留下，更不能（留下）主长清华。梅师一生尊重学术自由，不干涉教授与同学个人的政治思想，这个原则怎能与……那一套理论共存？中共接收清华之后，即有改造清华之计，联大三校各自复员，（其他两校均得到）大事扩充。……唯我清华被削减为工业专科大学。……清华的菁华——文、理、法、三个学院，完全归并入北大。名教授叶企孙、冯友兰、陈岱孙、周培源等多人皆由清华园迁移到前燕京大学校园。清华大学不但不（再）是个全科综合性大学，清华园内整个的学术气氛完全改观了！
……我们在海外的同学认为真正的原因是摧毁清华传统精神与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清华（曾）发展成为全国最出色的大学之一。次之则是清华人团结合作的精神。…… “七七”前夕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学运，无问题的是从清华园内策动起来。那时的混乱对于……是有利的，这一点大家的认识都很清楚。那种澎湃、热烈、团结的集体行动，与……的政治体系是不调和的。……第三个理由是清华本质问题：不论清华创校以来出了多少人才，清华人对于中国有多大贡献，清华人多么热爱中国，因为当年创校是由美国退还的庚款设立的，在打倒美帝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大前提下，清华处于很不利的地位。……
传说：在一次可以无话不说的友人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大陆时，他说：我若留在大陆，只能有两个结局：一是做“反革命”（按指“右派”之类），一是做傀儡。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所以只能离开。（见赵赓飏：《梅贻琦传稿》）
至于一向崇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陈寅恪先生当时之不能留在清华园，也是显而易见的。可能他已预料到之后会有人怀疑他出走的决心，所以他1948年12月17日搭乘去机场的汽车上，留下了他那首极其重要的、但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那首破天荒用了38个字作题目的“乱离诗”：
戊子阳历十二月十五日于北平中南海公园勤政殿门前等车至南苑乘飞机途中作并寄亲友：
临老三回逢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
研究陈寅恪，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正是研究他的诗作。这首“离乱诗”过去较少有人提及，故须多谈几句。诗中的“蔡威泪尽血犹垂”句，出自庾信《哀江南赋》：“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用以伤悼当时政局和个人处境。看来他把当时的社会嬗变看作梁朝灭亡一样的严重事件。可见他把这次“乱离”看得多么严重，不惜把其与“包胥碎首、蔡威泣血”相提并论。其它几个“关键词”是“众生颠倒”、“残命维持” “永诀”……等等。其中“众生颠倒”句愚意不但是伤叹当时战乱中全国生民大众的悲惨命运，而且还暗示“嬗变”后清华园的“众生颠倒”局面。事实上，清华“解放后”，完全奉行的是“一边倒”向苏联教育制度和路线，具体来说，经过暂短的过渡以后，校长换了奉行马克思主义的蒋南翔；文学院长一度由吴晗担任；而陈寅恪任课的历史、中文二系系主任的，先后是吴晗、李广田二位“左派教授”。他如果留下至少须在这样的院长、系主任领导下工作，试想，是他所能接受的吗？
所以说他必走无疑！
陈先生在挽王国维辞中曾说过这样的话：
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凡一种文化，值其衰减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此古今仁贤（圣）所同殉之精义，其（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见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
这样，他在诗中使用了“永诀”、“残命维持转自疑”等语句，便不是偶然的了！
来源: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