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毛泽东三见南京神秘客谈了什么

　　上世纪40年代末，国共大决战胜负显见，国民党800万精锐丧尽，南京政府已临大厦之将倾，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被迫于1949月1月21日下野，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李宗仁上任后，就与亲密战友白崇禧达成共识：与中共谈判，以求早日结束内战。为探测中共的态度与条件，安排刘仲容作为密使北上。

　　李、白之所以将此项重大使命交付给刘仲容，是因为刘仲容与毛泽东有着特殊的关系。

　　“欢迎刘先生北来晤商”

　　刘仲容，湖南益阳人，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长期担任李宗仁的幕僚，是桂系的智囊人物。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时期，他以桂系特使身份，秘密奔走于中共和各反蒋派系之间。西安事变起，刘仲容正在西安，与前来谋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周恩来恳切长谈，后应邀秘密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风趣地说：“刘先生是桂系的亲信，中共的朋友。”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会晤了刘仲容，笑容可掬地说：“刘先生8年前来延安看我，8年后我到重庆看你，属礼尚往来嘛！”

　　经由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联络，传来了毛泽东的回音：欢迎刘先生北来晤商。

　　鉴于长江下游两军对峙，中共方面建议：刘仲容经武汉人豫，由河南信阳进入解放区。因为这一地段在华中“剿总”白崇禧的部队控制中，既安全，又不会走漏风声。

　　刘仲容自武汉北上时，去司令部向白崇禧辞行。白崇禧既是希望，又是预祝：“毛泽东与刘兄私交不错，称你是中共的朋友，想此行必有功而返。”

　　“但愿如此。”刘仲容点头过后又摇头，“目前的形势是，中共尽占上风，原则问题上很可能不会让步。”

　　白崇禧一脸严肃地说：“我们也有原则，就是划江而治，这是与德邻一致确定的国策，你也是知道的。见了毛泽东，一定要强调这个原则。”

　　刘仲容问：“要是毛泽东不答应呢？”

　　“答应不答应是他们的事，你必须坚持不让。”白崇禧情急的缘故，显得武断而神情激动，“国军虽然损失严重，但还有强大的海军、空军，你告诉毛泽东，陆海空立体防御对付冒险横渡长江的木船，胜败之比是一百比零！”

　　“总司令的话我都记着了。”

　　白崇禧依然板着面孔，是鼓励，又是告诫：“我们共事了20多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切望刘兄谨记孟老夫子教诲，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不辱使命。”

　　第一次会晤：拒绝李、白的“划江而治”

　　因战火与交通不畅，刘仲容走走停停，直到3月下旬，方才到达北平，毛泽东对他的来访颇为重视，既为摸底、又为交底，所以当天晚上就与之见面。

　　夜间8点敲过，周恩来派车将刘仲容送往双清别墅毛泽东住所。

　　毛泽东将客人迎进室内，请坐，敬茶，热情洋溢道：“今次算小别重逢，这是第三次与刘先生见面了。”

　　寒暄过后，刘仲容话入正题，道明通过谈判谋求和平来意后说：“希望听听毛先生的意见。”

　　毛泽东未谈而先问：“李、白两位选择和谈结束战争值得欢迎，但不知是真心实意，还是步蒋介石的后尘，利用谈判备战再打？”

　　刘仲容说：“蒋桂结怨久长且深，大有不共戴天之势，李总统与白总司令既担心蒋氏卷土重来，又怕与中共再战损兵折将。为保住桂系一点血本，保住现有的地位，权衡再三，谋求停战共处。”

　　“刘先生说的‘共处’，是按我方所提的8项条款签约共处，还是……”毛泽东弹弹烟灰，把问号给了对方。

　　“南京方面希望获得体面的和平，主张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与中共和平共处。”刘仲容加重了语气，“总之是，希望中###队不要过江，对此，白总司令的表现尤为强烈。”

　　“这是白崇禧的如意算盘。”毛泽东收敛笑容，“要我们不过江，这是不可能的啰。”

　　刘仲容意图说服毛泽东：“总司令估计，你们能用于渡江的部队不过60万，长江自古号称天险，加上陆海空立体防御，就凭你们的木船能过得了江吗？”

　　“白崇禧的情报不准确，我军能投入渡江的正规军有百万之众，还有百万民兵。”毛泽东的口气、神态充满了自信心，“共产党由星星之火达燎原之势，关键之点在于得人心，也因此我们节节胜利，从黑龙江势如破竹南下，饮马长江北岸。几架飞机，几艘兵舰想阻挡我们，还不是螳臂挡车？”

　　刘仲容承认毛泽东言之在理，放缓了口气近似央求：“如今你们处在了绝对上风，胜券在握，希望毛先生以宽大为怀，网开一面，给政府适当面子；于我，回南京也好有个交代。”

　　毛泽东摇摇头：“古语云各为其主，刘先生的用心可谓良苦，然恕难接受了。我们不行宋襄公的仁义之师，必须过江！”他辅以一劈手势，以示不可动摇之决心。

　　刘仲容见毛泽东态度如此坚决，便把话题转向别处：“桂系夏威一部被包围在安庆，还有一个团在武汉附近的下花园被迫缴械，白总司令要求毛先生缓颊留情。”

　　“大原则解决了，别的事情好商量。”毛泽东爽快答应，“双方参谋人员在前线联系，我军解除包围，发还武器装备。”

　　第二次会晤：转达对李、白的期待与忠告

　　4月2日晚上，毛泽东再次会见刘仲容，告诉他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已到北平，与周恩来等开始谈判，为“划江而治”各不相让，陷入了僵局。所以想请他回南京去，劝李宗仁、白崇禧在此历史转折关头顺应时势，勿再固执己见。

　　刘仲容沉吟着道：“恐怕难有好的结果，昨天接到白总司令来电，称中共硬要过江的话，打乱了摊子就不好谈了。”

　　毛泽东莞尔一笑：“说到底，白崇禧是要保住他的军队与地盘。这样吧，就请刘先生告诉他，和谈成功建立国防军时，我们请他继续带兵，把30万军队交他指挥，比他现在带的多得多，人称他‘小诸葛’，人尽其才，于国有利嘛。再有，我们过江后他看着不顺眼的话，可以退去长沙乃至广西，不妨订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3年内不进他的地盘。”

　　对于毛泽东的表态，刘仲容着实感动：“毛先生如此宽容，名副其实大雅君子，我即日回宁，尽力劝说之。”

　　毛泽东又讲了4点，请他转告李宗仁：

　　——李先生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他照样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

　　——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先生出席，我也出席，如果由白崇禧、何应钦为代表，我方则由周恩来、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谈成签约后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届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再挂了。

　　——关于桂系的军队，只要不出击，我们就不动它，待后再商妥善办法。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可照此办理。

　　——和谈业已开始，美国人和蒋介石是不甘看到成功的，必然阻梗破坏，希望李先生洞察其奸，切莫上当。

　　应毛泽东之嘱劝说李、白碰壁

　　4月5日夜间，刘仲容飞返南京，刚跨下舷梯，神经敏感的记者围了上来，争相发问。他知言多必失，快步钻进了白崇禧派来的专车。

　　次日沪宁地区报章纷纷传扬：神秘客刘仲容负国共谈判之神秘使命，在机场不愿有只言片语，冲出记者群而去。

　　刘仲容向李、白原原本本报告北平之行，李宗仁未做可否的表示，但说且待商量。

　　白崇禧听刘仲容汇报毛泽东拒绝划江而治时，就一脸愠色：“既然如此，仗非得打下去不可了。”

　　刘仲容仗为知己，直抒己见：“中共势不可挡，战必败，又停战和平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古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总司令还是顺应潮流为好，这于国家民族有利，也于总司令自身有利。”随之讲了毛泽东请他带30万国防军的话。

　　白崇禧一点也听不进：“我不在乎个人进退。你告诉毛泽东，划江而治决无退步余地，你还可告诉他，真的打起来，美国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以后几天里，刘仲容又与李、白多次交谈，均毫无结果，原来一则李、白意图拉美国插手中国内战已有苗头，二则蒋介石将一大批黄金送给白崇禧，条件是不与中共签约。

　　刘仲容闻此讯息，仰天长叹：“事难成矣！”也因此对李、白丧失了信心。

　　第三次会晤：恳请“中共的朋友”留在北平

　　12日，刘仲容经由李宗仁同意，再去北平，临行时李宗仁一再交代：“竭尽所能，使毛泽东放弃渡江的条件。”

　　刘仲容一下飞机，就由王炳南、连贯接送去双清别墅毛泽东处。

　　见刘仲容神色黯然，毛泽东已料到了几分：“刘先生此次回宁不尽人意吧？”

　　“未能说服李总统与白总司令，请毛先生包涵。”刘仲容摇头叹息。

　　毛泽东平静地说：“两家子的事，还须双方情愿嘛，你已尽到责任了。”

　　“他们两个还是坚持划江而治。”

　　毛泽东笑笑说：“这是一厢情愿，不可能的，我们一定要渡江，且为时不远，刘先生可以将我的话告诉他俩。还可告诉李宗仁，他如认为南京不安全，欢迎他飞到北平来，我们待以上宾之礼，对白崇禧同样优待。”

　　刘仲容点点头：“我马上发去电报，由他们定夺。”

　　“刘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也有一点要求，就是希望你留在北平，参加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大计。”

　　“感谢毛先生的看重与挽留。”刘仲容停顿了一下又说，“容认真考虑。”

　　“应当，应当，我们只是希望，决定权还在刘先生，来去自由，不必为难。”

　　就在这一天，国共双方代表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与《最后修正案》。然而，至4月20日，南京政府宣称：中共所提之要求，政府已无考虑余地。

　　4月21日凌晨，解放军打响渡江战役，白崇禧的所谓立体江防被迅速摧毁，23日，南京解放，李宗仁逃往广州。解放军剩勇追穷寇，所向披靡，5月17日，白崇禧放弃武汉，撤往长沙。

　　5月21日，刘仲容拿着白崇禧命其南回的电报去见周恩来，周恩来热情挽留：“毛泽东同志要我尽量劝刘先生留下来，全国解放指日可待，还回去干什么？新中国十分需要刘先生这样的人才。”

　　“古语云鸟栖良木，臣择明主，几十年耳闻目睹，共产党是真正的明主，毛先生是真正的明主。毛先生、周先生一再挽留，不胜感激，我决意留下，听从驱策。”

　　周恩来伸出手去：“非常之欢迎刘先生的明智选择，至于李、白两位及国民党其他军政人员，也欢迎他们随时与我们合作。”

　　至此，桂系密使的神秘客刘仲容，确定了最后的归宿，迎来了政治生命中的又一个春天。他受毛泽东之托，创办北京外国语学院，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外语人才，并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