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定的艰难历程

余广人　冀一兵
2002年第1期 炎黄春秋杂志319
1995年，季羡林先生在谈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时说：“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我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满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中也曾得过意，说不高兴是假话。但是，一转瞬间，就交了华盖运，四处碰壁，五内俱焚。”（季羡林：《朗润琐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6页）
当代中国相当一部分老知识分子的心态，折射出他们在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坎坷遭遇，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变化的深刻影响。
追溯建国后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定的艰难历程，记取经验教训，对于实现科教兴国，乃至民族复兴，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正误交织：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双重认定
这里所说的建国初期，是指中共党史上通常所说的前七年，即1949至1956年。在这一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一个十分突出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问题，那就是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的两重性，即一方面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从世界观问题出发认为其是资产阶级的。这种认识的两重性，有时交织在一起，有时则是某一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主导地位。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6—1437页）在这之后不久，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也说：“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9页）他还把民主革命时期解放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看作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
在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作了这样的判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凡受雇于上述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相同”。根据这些规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毫无疑问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但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这一认定，并没有得到一贯的重视。在随后而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大约从1949年10月就开始了。在这一运动中，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团结、教育、改造”。在建国初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从巩固新政权和加快对新制度的政治认同方面看，这种政策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一点必须给予肯定。但是，另一方面，从整个运动来看，这一政策比较明显地偏重于“教育”和“改造”，而突出地强调“教育”和“改造”政策的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即党内许多人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一判断出发，实际上又将知识分子归入了资产阶级的队伍中。
从这一判断出发，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采取了自我批判、群众批判、“洗澡”、“过关”搞运动的方式，使知识分子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违心之论成为知识分子检讨过关中的普遍现象。这场运动不但严重地损害了知识分子的公众形象，也伤害了知识分子对执政党的感情。这场运动结束后，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正确的认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则没有人提了，而只剩下了错误的认定——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了。
初试不利：知识分子会议上的努力受挫
1955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即将全面铺开，人们愈来愈感到新中国建设人才的匮乏，感到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早在年初就有过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设想的周恩来，11月22日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进行商讨，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人领导小组，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知识分子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省市负责人等共1279人参加了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在大会上作报告。他在报告中着重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向科学进军”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作用，阐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谈到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的错误倾向时，尽管周恩来批评了宗派主义和麻痹迁就两种倾向，但他明确地说“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这种倾向“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为反正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因而不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166页）周恩来的这些讲话，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在党的高层领导中，对于知识分子的属性尚未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2月14日正式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又降调到了“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8月30日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已入党的知识分子的状况时说：“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对于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成员的知识分子尚且作如此低调的估计，就难怪八大恢复使用原先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提法了。八大《政治报告》提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报告》所提出的仅仅是“运用”他们的力量，而不是“依靠”他们来“建设社会主义”了。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明确地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文选》第七卷第273页）
同年4月30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又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旧的世界观只有一个，另外分不出什么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中只有少数人，大约10%，属于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人，约为80%，属于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但世界观还未彻底转变的人。
步入误区：知识分子被视为与无产阶级较量的“异己”
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认定，是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相联系的。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见报，5月15日毛泽东就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至于这样的右派有多少，文章说：“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425、426页）6月初，一场反击右派进攻的大战，既在党内又在党外展开。被错划的50多万右派分子，无疑多属于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尽管对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其性质是铁定了的“敌我矛盾”。
从此，以政治思想划分阶级有了先例，使阶级和阶级斗争失去了科学概念和客观标准，从而在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又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命题。
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说：“单有1956年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明证，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引自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历程和经验》第355页）
这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是谁呢？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中的一段话可视为答案。社论说：“原来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原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他们早已名誉扫地，更加没有反对劳动人民的资本了，在这种情况下，自以为还有反对劳动人民资本的社会力量，主要的是资产阶级的党派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只隔一日开始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把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认为“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接受毛泽东同年3月成都会议提出、4月汉口会议加以论述的观点，宣布我国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思想文化界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错误的过火的学术思想批判，拔所谓资 产阶级的“白旗”，……使更多的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受到伤害。相伴而来的是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观念的广泛传播：“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到了1958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口号盛行，甚至有了诸如“不要怕教授”、“不要迷信科学，对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的说法，“大跃进”中那些违反科学违反自然规律的荒唐事的出现，就不是令人奇怪的了。
脱帽加冕：为知识分子再次正名的广州会议
在经过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严重困难和挫折之后，党不得不对过去的一些政策进行调整。调整虽然主要是在国民经济方面，但其中也涉及到对知识分子的政策。1961年开始先后制定并颁发了《工业七十条》、《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和《文艺八条》等。中央在颁发这些条例的批语中指出：“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周恩来选集》下卷注释第285条）
为了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这顶帽子，周恩来利用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机会再次呼吁。1961年6月19日，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除了重申他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结论外，还对当时对待知识分子的简单粗暴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筐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一来就是‘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好。”周恩来在批评科技文化界的不民主作风时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做起。”（《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3—324页）
继周恩来之后，9月10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薄一波也提出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问题。他在对提交给中央讨论审议的《工业七十条（草案）》所作的说明中指出：“过去每一次运动，有不少的企业总是把这些人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叫做旧人员……不能笼统说旧的技术人员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不能说我们培养出来的青年技术人员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996页）
9月28日，在广东省委召开的一次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身为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的陶铸在会上动情地说：“十二年的时间不算短，知识分子可以说已同我们结成患难之交。……‘疾风知劲草’，‘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现在的问题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不够，对他们的信任不够。……对于过去批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等价交换’。在什么场合戴的帽子，就在什么场合脱帽子不留尾巴。”同时，他还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帽子很伤人。其次，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一律不准再搞思想批判斗争会。第三，不准用‘白专道路’帽子。”
十多天后，陶铸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更明确地说：“我们不能老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
1962年初，主持全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目的是想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科学发展规划。会议期间，知识分子情绪低落、顾虑重重的现象引起了他的重视。他把情况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心急如焚，为了党的科学事业，他决定前往广州向到会的知识分子发表讲话。
周总理3月2日的这次广州讲话，显然是费了一番心思的，他着重从理论上阐明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道理：“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4页）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既然知识分子一般都依附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建国后知识分子依附的已经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并为其服务，那么他们当然应属于无产阶级了。
周恩来在谈到党的领导时又说：“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个人没有权力领导一切。”周恩来针对党内少数干部在知识分子面前盛气凌人、常常以领导者自居、以改造者自居的官僚主义风气批评说：“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人总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5—368页）
继周恩来3月2日讲话后，陈毅又于5、6两日发表了著名的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他情真意切地说：“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十二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经过反复的考虑，昨天我对科学家讲话时，讲得很尖锐。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你们行‘脱帽礼’。”
陈毅的讲话受到与会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讲话过程中大家鼓掌达60多次。
在广州会议上，周恩来等几位中央领导对知识分子问题产生的共识，很快形成了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所认可的共同意见，这就是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向全国二届三次人代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段话：“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错上加错：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的再次倒退
周总理和陈毅在广州以及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但在党内遭到了抵制、反对和责难。柯庆施就下令上海市不准传达陈毅的广州讲话。周恩来当面要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表个态，毛泽东却没有说话。因为他是不赞成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1962年8月9日，当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时，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8月13日毛泽东又说：“从意识形态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9月11日，他又当面批评陈毅说：人家请你讲话总是有目的的，总要沾点光，没有利益他不干。我对总司令讲过，你到处讲话要注意。（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第1006—1007页）
10月至11月举行的全国宣传文教工作会议上，与会者又对“脱帽加冕”问题进行了争论。反对一方的观点，以10月22日陆定一的讲话最具代表性。讲话认为：“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一‘左’一右。‘左’发生在1957年，1958年，1959年的下半年和1960年的上半年，表现为拔白旗，宁‘左’毋右的那个纲领，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龚育之：《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广州会议》，载《百年潮》1999年第1期）
11月26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陆定一汇报了会议上的不同观点。周总理听后明确表示：“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是没有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的报告，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会上，总书记邓小平明确支持了周恩来的意见。他当即对陆说：“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请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讲清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下次会议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口径，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上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他还说：“上次在主席处谈了，这次宣传会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不下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07页）
话虽这样说了，问题并没有解决。1963年9月，在《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中，正式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从此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在党的领导层，主张为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的意见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又有着“宁‘左’毋右”思想的影响，广州会议的“脱帽加冕”一说，使知识分子空欢喜一场。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知识界首当其冲。知识分子被诬为“臭老九”，学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阀”，惨遭迫害。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作了错误的“两个估计”，说建国后的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像两块巨石压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许多知识分 子被迫荒废了专业，中断了工作，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专家、学者被迫害致死。名曰“文化大革命”，实为对文教科技的大摧残，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巨大损失。
人间正道：知识分子回归应有的历史地位
从十年动乱结束后的1977年开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拨乱反正、彻底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严肃地检讨和审查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严重失误，恢复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重新确立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
1977年5月24日，还没有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二人谈话时说，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他明确指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这无疑是对多年来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甚至把知识分子错误地划入剥削阶级范围的否定，也是对“两个估计”的彻底否定。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庄严宣布：“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86页）
同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队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解放后党培养教育出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即使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和业务实践，经过二十多年的考验和锻炼，在世界观的改造上也有了很大进步。在现有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文件还指出：“二十多年来，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满腔热情地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就是在遭受林彪、‘四人帮’严重迫害，工作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许多人仍然坚守岗位，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他们不愧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是党的依靠力量。”（《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第53页）
同时，党中央果断地废止了过时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确立了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正确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的政策。
在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知识分子问题，作了这样的历史性总结：“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共党史学习文献简编》〈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第351页）。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把握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大趋势，在恢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法的同时，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为我国制定“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依据，也为知识分子在我国今后发展中所居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政策，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江泽民强调：“今天，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更是不可能的”。（见《人民日报》1990年5月4日）“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见《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1日）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要努力创造更加有利于知识分子施展聪明才智的良好环境，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进一步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江泽民接着又讲到：“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这就不仅明确指出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而且展示了当今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不容取代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得到信任，劳动得到尊重，从而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扮演了改革开放的支持者、推动者、实践者的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为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受惠者。人们高兴地看到，过去那种体脑劳动报酬“倒挂”的现象在变化；社会上有识之士发出了“‘按知识分配’应当逐步成为‘按劳分配’的重要内容”的呼吁；我国政府首脑也基于对现代管理和现代科技工作创造价值问题的深刻认识，在关于“十五”计划纲要的报告中提出了提高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工资报酬，以充分体现他们的劳动价值。
回顾建国以来，党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上的曲折道路，总结建国以来对待知识分子的经验教训，我们庆幸，中国共产党终于以其特有的政治智慧，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践的结合中，成功地解决了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必将以全新的面貌投身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现在，真正到了知识分子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