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知识分子的两个21年

张　彦
2002年第1期 炎黄春秋杂志462
世纪之交回眸，让我吃惊地发现，1979年竟是我一生的分水岭，前后有黑白分明的两个21年。从1957年底到1979年初的前21年，我像做噩梦一般，不知怎的突然从“人”变成了“鬼”；从1979年到2000年的后21年，在我又从“鬼”变回“人”之后，我成了一个正常的人，一个受尊重的人，一个能为人民竭尽所能做些贡献的人，一个能给家庭带来快乐和幸福的人。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无论走过的路是荆棘当道还是鲜花相迎，对于我都已成过去，但想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休戚相关，才决计写下这篇并非仅仅记述个人际遇的文字。
被夺去的21年
1957年，无论对于我们的祖国，还是对于我个人，都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年份。那时，新中国虽然诞生才七八年，但是社会已经面目一新，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纯洁真诚的人与人的关系。物质生活苦是苦点，但心情比较舒畅。记得自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做了那个震撼世界的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后，世界形势朝着更为复杂的情况发展，我国的思想界也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中央提出发展文艺与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几乎把所有知识分子的劲头都鼓起来了。特别是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几次讲话，对教条主义的深恶痛绝，对独立思考的热情鼓励，更是让人听得如醉如痴，争相传诵。我当时作为一个杂志的负责人，有幸在干部会上听到他老人家讲话的录音。至今，我还能记起他当时讲话的口吻、音调、语气，是那样的自然、平易、亲切、富于幽默感。他能把一个高深的理论问题，讲得生动活泼，使人茅塞顿开。我急速地记录着他的每一句话，事后整整齐齐地加以誊清，视为至宝。
那时我35岁，参加革命已经12个年头。新中国建国时，我有幸作为香港《中国文摘》杂志的记者，在第一次政协大会上，亲耳听到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洪亮声音；在天安门城楼上报道了划时代的“开国大典”。建国以后，我参加了创建新中国的第一本对外宣传的外文刊物《人民中国》。紧接着，我以记者身份随着以宋庆龄为首的名流荟萃的中国代表团前往维也纳，参加了对“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报道。1955年，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我随团前往参加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的报道。1957年初春，我意外地被宋庆龄点名调往她所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以加强那里的领导力量。正是这时候，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像春雨滋润了我的心田，给我以获得“高人”释疑解惑的感觉，兴奋不已。对中国的未来我充满信心。
时局骤变。刚刚作出“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形势估计，转眼又判断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机局面，立即发动了全国的如火如荼的反右派斗争。大概是我调来不久的原故，在《中国建设》杂志社，我始终没有被推到风口浪尖上，而是在“随波逐流”的状态中，渡过了运动的每一个阶段。
年终岁尾，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进入尾声，我还没有来得及为自己的“顺利过关”高兴，党支部书记忽然通知我，要我回原来所在的外文出版社去作“检查”。这等于给了我闷头一棍，因为我根本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此时的外文出版社本已“战果累累”，但由于“深揭”“深挖”，又要追回我这条逃走了的“蛇”。我自知这是飞来的横祸，但作为一个党员，又是一个负责干部，只能服从组织。
第一次回原单位作检查，我作了认真的准备。想到了过往大家批评过我的，诸如“不问政治，业务挂帅”、“骄傲自大，本位主义”等错误缺点。但一登上讲台，我便感觉到气氛的不对头，几百双异样的眼睛盯着我。在我战战兢兢作完检查后，迎来的却是怒气冲冲的批判。第二次大会，就更不客气了。我意想不到的“揭发”一个接着一个，批判的是我的“反党言论”、“资产阶级干部路线”、“修正主义路线”。其“根据”就是我调离时几个老同事的聚会被定为“北海黑会”，是我们“进行反党活动”；说我提倡对外宣传要“用事实说话，要有人情味”，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认为我在反右运动初期强调“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目的是“破坏反右斗争”；认为我说“党支部组织生活民主不够，让人不敢自由发表意见”，是“反党言论”等等。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不准我有任何辩白。几次大批判会开下来，使我威信扫地。平时和我有说有笑的同事，都变成了“陌生人”；就是点头打招呼的，表情也怪不自然。一下子，好像我染上了什么“瘟疫”，谁都躲得我远远的，只有偶然在僻静处，才会遇见个别同志的热情问候。
拖到1959年元旦一过，我的事才算有了个我没有想到的“结局”：给我定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我的“处分”是：开除党籍，撤销领导职务，降级。在无可更改的“决定”面前，我强压住内心的不平，婉转地签注了我的“保留意见”。这次，虽然没有给我戴上“右派”帽子，没有像有些人那样被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但也背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沉重的“包袱”，被法定地“打入另册”。这个“包袱”对我影响之大之深之远，是随着星移斗转我才有了真切体会的。在那漫漫的长夜中，绝不敢说出的“株连九族”四个字，时时萦绕脑际，面对因为我使家人和孩子们遭受的歧视、鄙夷、不公，我感到深深的内疚，成为我永也挥之不去的痛楚。
人总是要面对现实的。从此我好像变了一个人，谨小慎微，不敢随便发表意见，生怕再犯“错误”。明知自己被开除了党籍，暗里仍在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交给我的任务努力完成，涉及个人利益的事决不争先，遇上什么不如意的事总是先检查自己的思想。什么面子问题，个人得失问题，统统视之为干扰，浮上来，压下去，平静自己的心态，全部精力集中在学习与工作上。
从1957年到1966年的几年间，中国大地上从来就没有平静过。反右派之后，又是“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四清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我自1959年初受到处分后，作为一个被改造的对象，反倒有较多的机会参加劳动、接触农村，因而能亲眼看见所谓“三面红旗”给农民带来的是什么，渐渐与农民的感情越来越相通，这也许是我“夹着尾巴做人”时代意想不到的积极成果吧！
接着，就是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了。对于这一突发的大风暴，我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开始，我也曾感到兴奋，觉得这是个新生事物。“革命岂能后人？”，我竟也自不量力地参加了机关里的一个“战斗队”，写起批判“封资修”的大字报来，误以为“民主”正在中国大地上勃然兴起。如今回想起来，实际上，我当时是潜意识里怀着一种久被压抑的情绪而盲目投入“文化大革命”的。
自然好景不长。我有那么多“辫子”攥在人家手里，1968年“清队”开始，新账老账一起算，满楼道的大字报给我定的“罪名”是“混进革命队伍”的“漏网右派”。抄家，批斗，挨打，关牛棚，打扫厕所等等，给“专政对象”的所有“待遇”，我一样也不少。我的工资也被剥夺了，每月只能领20元的“生活费”。这一切，我虽能硬着头皮忍受，却不知如何面对最直接受我牵连的爱人、孩子和年老的母亲？这是我最痛苦的。周围事态的演变以至全国各地的折腾，我百思不得其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脑子里出现一个又一个的问号。
1969年11月，根据中央的“第一号令”，机关大疏散，我和所有被关“牛棚”的难友被送往河南农村。名义上讲，我们算是和“革命群众”一起“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实际上，把我们中的大部分集中在汲县上乐村，派一个红卫兵头头监督着。可以肯定，未来之前，我们这些人的身份、罪状早已“传达”到家喻户晓了。令人奇怪的是，当地农民并没有对我们另眼相看。农民是非常朴实的，他们对人的好坏的看法也以眼见为实。在这里我一呆三年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
政治风暴起伏无常。阴谋政变未遂的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快了夺权步伐；重病在身的周总理仍在竭尽所能力挽狂澜；邓小平传奇性的几起几落，国内形势扑朔迷离，国际形势却悄悄发生着大变化。1972年春节的尼克松访华，引起了关心国际形势的人们的特别注意。即使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也发动起各自的敏感神经，从公社高音喇叭每天传出的“新闻联播”里，从外文局运动发展的细微变化中，去捕捉大至国家、小至工作单位脉搏跳动的变化。
1976年，对于中国人而言，真是太不寻常了。它是令人极其悲伤的一年，唐山的特大地震，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相继去世。然而，它又是令人极其感奋的一年，作恶多端的“四人帮”终于垮台了，使人民不堪其苦的“十年浩劫”宣告结束了，中国的前景终于露出了曙光。
历史大转折的时刻，人们思想空前活跃，社会上有了各种各样的传言。关心我的朋友细声细语给我透露：1957年的问题有希望“平反”了，有的说得还有鼻子有眼。但是，只听到传言未见到事实。后来才知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党内就开始了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还是坚持凡毛主席说过的都不能动的政治思想斗争。主张实事求是最突出的胡耀邦同志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我于1978年9月中旬，鼓起勇气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详细的申诉信，要求重新审查我的问题。出乎我的意料，仅一个星期，中组部干审局便回信给我说，我的申诉已经转有关领导部门负责处理。事后我才知道，为了加速解放干部，当时的中组部调集了大批人员，正夜以继日地在处理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外文局的落实政策办公室紧跟着也积极地行动起来，负责我这一案件的任宪法等同志不辞辛劳做了大量的调查核实工作，在最后提出的《改正意见》中，不仅逐条否定了当年强加于我的“罪状”，认为“均属不实之词，应予推倒”。而且，肯定了我“自1946年入党以来，表现是好的，工作努力，特别在负责《人民中国》编辑部的工作中，能够走群众路线，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他们共同搞好对外宣传工作是有成绩的”。外文局领导小组就《改正意见》认真讨论后，正式作出《改正决定》，认为1958年关于我的“反党问题”，“实属错定，应予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安排适当领导职务”。我是1979年1月15日在《改正意见》上签字的，恰恰是我被错误地开除出党的20周年。我的心情是万分激动的，我们常说的“相信群众相信党”那句话，真的在我身上印验了。我想到我的爱人、孩子、母亲、兄弟姊妹以及一切受我牵连的亲友，他们的爱是我这些年来力量的源泉；我想到曾经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依然那样关心我、爱护我、鼓舞我的老战友们，是他们给了我勇气和信心。
“我解放了！”不胫而走。小儿子大龙，在外地寄来的贺函最后，竟加了这样一句：“小命得救了！”情同手足的李晓从沈阳来信说：“20年的忧患加给你的负担多么沉重啊！作为几十年的知友，爱莫能助，内心也是十分痛苦的。现在，这一切总算过去了，真是连幻梦也没有敢想到会有今天。”我的革命引路人之一的马识途来信开门见山，第一句就是：“二十年冤案得以平反，真是太令人高兴了！这才像个社会主义！才算有点民主！”他究竟是饱经沧桑的老革命，接着马上提醒我：“要记住，民主不能靠恩赐，前面还有斗争！”后来，这位文学家的老大哥还特别为此赋诗一首：
冰消雪解喜春晴乐在京华逢故人创业维艰惊白发征途多故说风尘
未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且喜河山依旧壮风流无限在峥嵘
再现青春的21年
俗话说：“时来运转”，有时候还真不无道理。1979年我“重获解放”，敌对了30年的中美两国“重新建交”。
中美建交，紧接着交换大使的便是交换记者。我有幸被《人民日报》借去担任它的首任驻美记者。七月，我和报社当时的国际部主任王飞（首席记者）以及司机贾梦醒一行三人，绕道亚欧两洲（当时还没有直航），飞了二三十个小时，才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我们突然从一个封闭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国家，来到一个与我们敌对了几十年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一个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迥然不同的客观环境，我将怎样去认识它？又怎样去为国人报道它、介绍它？成了我和我的同事，日夜思考的大问题。与此同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改革开放来势迅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旗所向披靡，冲破一切阻碍它的旧思想旧观念。老百姓的生活变了，国家的面貌变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变了。这些变化，驱使我在观察外部世界的同时，加深着对自己祖国的认识。
在两年驻美记者生涯中，我作过相当广泛的旅行，接触过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有了一个初步的感性和理性认识。我们不能不承认，在物质条件上，当时的中国与当时的美国之间的差距之大，如果说至少差半个世纪决不为过。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没有到了我们过去说的“腐朽”、“垂死”的程度，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在世界范围名列前茅。虽然贫富悬殊，但大多数人都已进入中产阶级。
当然这个社会也并非太平天下，问题很多，有的还相当严重。种族歧视虽然因为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而有所改进，但依然是美国的不治之症，而且随着黑人人口的急剧增长必将发展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最令人厌恶的是美国政府的霸气，惟我独尊，双重标准，以“世界宪兵”自居，到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干涉人家内政。
我遵循宋庆龄所倡导的“真实报道”传统，实事求是地报道我的所见所闻。两年期间，我在《人民日报》上除了新闻报道外，发表过“美国通讯”近60篇，从美国外交人员在伊朗被扣人质的政治危机，到在密西西比河畔倾听黑人述说衷肠，涉及的方面相当广泛，受到国内读者的欢迎。后由新闻出版社以《一个驻美记者的见闻》的书名结集出版。
1981年下半年我任满回国。在中断了23年之后，我又重新主持《中国建设》杂志的工作，此时，杂志创始人宋庆龄已经离开了人世。她所留下的这份杂志正从被“文革”糟蹋成的“红色海洋”状况中复苏。我感到特别庆幸的是，又可以和杂志另一位创始人爱泼斯坦同志配合起来，共同为恢复杂志原有的传统而展开工作了。在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下，《中国建设》逐渐恢复其优良传统，并大步向外发展。1983年创办《北美版》，北京编好后通过卫星传到旧金山，在当地印刷发行，同样，《阿拉伯文版》也改为在开罗印刷发行，大大提高了在海外的宣传时效。《中文版》越来越活跃。她的“寻亲访友”专栏，为海峡两岸人民的团聚做了不少好事。
1982年我曾赴西藏跟踪报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十世班禅视察工作，在缺氧的高原上逗留一两个月之久。从拉萨、日喀则直到南部与不丹国为邻的边疆，我饱览了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见不到的奇妙景色，听到了藏族翻身农奴摧人泪下的故事，也目睹了改革为这个地区所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1988至1989年间，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我应美国新闻署之邀，作为“福布赖特学者”（FULBRIGHT SCHOLAR）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约翰城分校讲学。这是我一段特殊的经历，因为我平生只做过学生，没有做过教师，何况是用英语给美国大学生讲课。约翰城（JOHNSTOWN）是一个只有十几万人的小城市，名不见经传。我和妻子裴毓荪在学校附近住，与普通美国人家为邻。我讲当代中国历史，她教中文。我们很快成了引人注意的人物，也和这里的众多的老师和学生交上了朋友。这所州立大学谁都可以报名来上，以学分计算你何时毕业、何时拿到学位。所以，一个班上多大年龄的学生都有，往往年长的很用功，有些年轻人则把学习不当回事。这里不乏愿意为他人服务的“志愿者”，就像我们国家提倡的“学雷锋”一样，只不过指导他们的是基督教精神。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经有机会出访过南亚四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这些国家和中国具有许多相似点：原来都曾不同程度受过殖民主义的统治，也差不多同时获得民族独立，建设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相比之下。几十年后的差异就十分明显了。虽然都还存在贫富悬殊的现象，其尖锐程度却很不一样了。在人口众多的中国，脱贫工作抓得甚紧，逐年见其成效，而在那些国家则不然。比如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和大都会孟买，紧挨着五星级豪华饭店，就是惨不忍睹的贫民窟，马路边睡的是无家可归者，一遇红灯乞丐就围上了停下来的汽车。中国由于坚决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率已明显下降，而这些国家却毫无控制直线上升，印度显然将超过中国成为人口第一大国，贫穷问题就更难解决了。访问四国归来，我更加认识到，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也为此庆幸。
1989年，我已年过六十七岁，终于被批准离职休养了。这对我是个极大的解放，从此我可以不再为分房评职称之类的事务伤脑筋，可以专心致志地写我的文章了。我只写我想写的东西，有地方发表固然很好，不然留作自我欣赏，或者送给朋友看看。没有想到，90年代居然成为我的写作高潮期。
回顾我这后21年，我感到的是幸运和幸福。目睹我们国家的面貌日新月异，国家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不引以自豪。我们小家庭变化之巨大，更是我亲感身受的。与我共同度过苦难的妻子小裴，对这来之不易的晚年的幸福是最珍惜的。我们的四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且已经有了六个可爱的孙儿孙女，被我们视为宝贝。屈指算来，我虽已成八十老翁了，却还没有一点“垂暮”之感，我只感到，还有很多的书要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原文较长，本刊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