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0年后中国周边国际情势诡谲多变

4月7日，包括首都比什凯克在内的吉尔吉斯斯坦多个城市和地区发生大规模骚乱。上万反对派支持者走上街头，冲击地方政府大楼，围攻总统府，占领议会，并与军警发生冲突。4月8日，反对派组建的“人民信任政府”负责人奥通巴耶娃在比什凯克宣布成立以她为总理的临时政府。从不同渠道传来的信息显示：总统辞职，议会解散，军方同意与反对派合作。形势急转直下，前景一时难料。
进入2010年以来，中国周边多个地缘方向滋生变局，一些国家政局出现动荡：
南亚：
美国扩大阿富汗战争，阿选举“后遗症”严重，当选总统卡尔扎伊与“占领国”、“占领军”之间摩擦加剧。巴基斯坦重大恐怖袭击接二连三，印度安全部队遭反政府武装突袭，伤亡惨重。
东南亚：
泰国政治继续“打摆子”，“红衫军”越闹越大，与政府“对决”的可能性增大。缅甸军政府急于在“大选”之前进一步“收拾”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菲律宾选前角力升温。
东北亚：
蒙古爆发反政府示威，朝鲜半岛局势扑朔迷离，日本鸠山政权民意支持率“跌跌不休”。
西亚：
美国加紧从伊拉克“撤军”，而伊国内恐怖袭击不时升级。伊朗选举“后遗症”未消，伊朗核问题即将面临“摊牌”。
周边国家政局动荡趋于普遍化与常态化，“病症”大致有三：
一是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周期性“折腾”，政局动荡具有暂时性与可控性，如日本、韩国、印度等。
二是所谓“转型国家”的“阵痛”与“反复”，政局动荡具有中期性、常态性与较大的不确定性。其多处新旧体制转轨期，由于“民主”体制不健全、“移植”民主“水土不服”、旧体制惯性强大、军方与财阀等既得利益集团长期坐大等，致使腐败滋生、当局缺乏权威性，乃至不时发生政变与“倒退”，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多属此类。其中，中亚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等五个“斯坦”均系从“前苏联”解体而来，体制上不同程度带有“前苏联”痕迹，哈、塔、乌三国政权“新老代际问题”突出，土新总统尚在摸索。而吉尔吉斯斯坦自从2005年在西方大国策动下爆发“颜色革命”以来，“复制”西方“民主”，“革命后遗症”不断发作。
三是所谓“地缘支点”国家的政局“波动”乃至“震动”，包括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与朝鲜，这五个国家均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西方又将其界定为所谓的“问题国家”，认为其政局演变具有长期性、突发性与高度不确定性。
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究其根源，内因是主要的，但外因也不可忽视。
首先，国内政治日趋“两极化”与深陷“民主困境”。周边多个国家均已形成以两大主要政党为首的“两大阵营”和朝野对峙僵局，如泰国的“保守派”与“亲他信”势力等，对立双方分庭抗礼、长期相持不下，以致政争不已。而“民主化”更使得周边一些国家政府权威下降，“政治生态”呈现为“弱政府、强社会”的失衡状态，反对派力量壮大，非政府组织活跃，反政府活动盛行，“街头政治”司空见惯，内耗不止。
其次，国内经济社会分化严重，国际金融危机激化社会矛盾。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各种弱势群体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激烈抗争。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致使经济大幅下滑、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动荡加剧。吉尔吉斯斯坦此次政局动荡，其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发展出了问题。
再者，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西亚、南亚、中亚与东南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三股势力”，“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等在此具有长期肆虐的“土壤”。
同时，西方大国加大介入诱发乱局。美国奥巴马政府全球地缘战略“聚焦”亚洲，改采软硬兼施的“巧实力”，将“反恐重心”东移南亚，大举增兵阿富汗，对巴基斯坦一再实施“越境打恐”，以所谓“大中亚战略”极力整合中亚与南亚，加快“重返”东南亚，重点威慑伊朗与朝鲜。尤其是，美国利用反对派、非政府组织与互联网等，继续在中国周边地区推行所谓“民主”，致使周边多个国家跌入“民主陷阱”，陷入“民主乱象”，难以自拔。
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对中国和平发展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
一是其“外溢效应”危及中国的边疆稳定与安全，尤其是中亚、南亚与西亚不稳恐将冲击中国的地缘“西线”，“三股势力”又将蠢蠢欲动，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与西部安全将面临新的复杂考验；
二是西方大国等趁虚而入，浑水摸鱼，侵蚀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依托带；
三是影响中国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走出去”战略，海外利益保护压力增大；
四是对中国的周边外交带来新挑战，兼顾“维权”与“维稳”的难度加大，中国外交“不干涉内政”原则面临“中国责任论”的冲击；
五是影响周边区域合作进程，掣肘亚洲经济一体化。
面对复杂的局面，中国需要不断强化“周边是首要”的意识，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统筹周边外交与沿边地区的发展稳定，有效化解周边动荡风险，妥善因应大国地缘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