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起民众

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而重新奋起的孙中山，于一九二一年四五月间在广州组成正式政府，决心进行北伐，用武力****军阀。孙中山以消灭陆荣廷余孽为北伐的第一步；第二步，准备由桂人湘，全力注意武汉。董必武和受命于孙中山的******人潘怡如、詹大悲、潘正道、彭巨川、王守愚、朱旭东等，曾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而四处奔波，血战疆场达大半年之久。
一九二一年秋，孙中山平定广西，准备大举北伐。武汉地区****组织为了反对北洋军阀在湖北的反动统治，决定联络湘军和川军向直系军阀驻鄂的王占元、肖耀南部发动军事进攻。****一大结束后立即回到武汉的董必武，经与****武汉地委书记陈潭秋等商定，全力投入了这一斗争。他和******人刘伯垂、张国恩出面参与并指导由九十九人组成的湖北省宪讨论会，于同年八月十三日在《汉口新闻报》上发表了《湖北省宪讨论会宣言》，以推动省民自治运动。《宣言》指出：民国成立以来“变乱频仍”，虽名为共和，但“各省成割据之形”，“一切措施悉与民意相背驰”，“贻患害于吾民之生命财产者”更是难数，省宪是全省“根本****”，望经过讨论，产生出能“慰全鄂三千五百万人喁喁之望”的省宪。接着，为引领川军援鄂，董必武以“湖北全省自治筹备处”代表的身份准备启程前往联络。适逢返粤复命的潘恰如再奉孙中山之命，由沪转汉，第二次赴川催促川军出师。于是，董必武和潘怡如、朱旭东一道去四川，船行至巫山登陆，恰遇已任鄂西军总司令的潘正道和随军谋划的詹大悲，正按孙中山的指示，协同援鄂川军第一、二军由四川出师至巫山。董必武等跟随部队指挥作战，于八月中下旬由巫山进占巴东、秭归，直取距宜昌六十里的南沱，后随鄂西军总司令行营由南沱移至三游洞。援鄂川军兵分两路，以第二军取道江北攻宜昌，以第一军肃清长江南岸。第二军很快攻克宜昌城外的野山关和老鸦嘴，第一军进占楠木园。自九月二日起，鄂西军协同川军分数路对宜昌城发动总攻，相继攻占了宜昌城附近的南津关、平善坝、珠宝山、真武山、东山寺、西宝塔、葛道山、安安庙、断江山、朱家坪、董家坡、鸡冠岭、杨家桥等要隘，四面包围，激战二十余日，曾三次攻人宜昌城内，“屡进屡退，旋仆旋起”，“于两军错杂彼此互围时……吴（佩孚）亦几被击毙”。到九月下旬，鄂西军和援鄂川军由于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开始败退。在吴佩孚大军强攻之下，董必武和他的战友们率部又越天柱山退至南沱，经宜昌太平溪，翻铲子崖，过秭归新滩镇，由秭归、巴东一直退到巫山。在悬崖峭壁中且战且退，“历数十日，赤足草鞋”，“经手掌崖约行一日，始登山顶，其崖如梯，每步约二尺许，立脚点只能着脚掌前半部，用手仰攀……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诚非虚语也”。行军要算詹大悲的脚步最快。董必武自认“脚力不行”。翻铲子崖时，董必武是由詹大悲的勤务兵“在后面推，另外还有一人拉，才上去的”。退到巫山后，重新组织从军人员人施南。这时，董必武代理鄂西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王守愚任参谋长，率军在建始、夔府、施南一带活动。不久，潘正道因交涉饷械问题去重庆找刘湘，詹大悲去广东向孙中山汇报情况，鄂西军和施南地方行政工作由董必武、王守愚、潘恰如轮流负责。董必武看到离别了三年的鄂西地区，自靖国军内乱后，民穷财尽，元气大伤，感慨万分，遂带领鄂西军竭力加以整治，渐渐恢复元气。后因四川军阀与吴佩孚勾结，鄂西又无法立足，董必武和潘恰如、王守愚均于一九二二年五月相继返汉。
对于这一次军事行动，董必武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曾追述道：“当时革命意识都很含糊，知道要解放民众，要革命，实不知道唤起民众参加革命。……我们在施南的一出滑稽剧，到民国十一年五月也就闭幕了。”从此以后，董必武就集中精力于民众的发动与组织工作。
筹款扩建武汉中学，是董必武和陈潭秋曾经商定的鄂西之行的一项任务，军事行动虽然失败了，却筹集了六七百元办学经费。一九二二年夏秋，董必武利用武昌武胜门外彭杨公祠加以扩建，开办了武汉中学第二部，可容四个班的学生住宿听课。一时没有聘到职员，董必武便同学生一块住食，不要什么名义，亲自主持二部教务。后来才聘到麻城的汪子弼为监学。董必武领导二部的******和青年团组织，发动师生，到附近的武昌第一纱厂办工人识字班，还设立了武汉中学附设平民夜校，吸收大批工人及其子弟上学。经过第一纱厂工人的介绍，裕华、震寰两个纱厂的许多工人也从五里以外赶来听课。董必武利用夜校上课时找工人谈话，在业余时间走访工人家庭，同时指导学生同工人联欢，到工人家庭进行调查访问。一个时期，这里的夜校成了武昌纱厂工人活动的中心。党和团的组织在这块纺织工人基地建起了工运据点。董必武直接从事工人运动的大规模宣传组织工作，是以此为开端的。
这时，轰动武汉的武昌长湖堤畔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学潮正在向前发展。这是****武汉区委成立后，发动群众工作卓有成效的一个标志。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原属经心书院系的势力范围，是封建思想统治的一个堡垒，校长王式玉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封建学究。学校向学生灌输封建伦理道德，要求学生成为未来的“贤妻良母”，对学生的思想、言行都严加监督。学生没有人身自由，平时不许出校门一步，星期六要由家人接回，星期一由家人签章后送到学校。学生的来往信件均由监学过目，更不许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刘子通、黄负生、陈潭秋、董必武等都曾先后在女师任教。刘子通教伦理学和心理学，黄负生、董必武教国文，陈潭秋教英文。他们在任教期间，向学生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鼓吹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反对贫富不均，以《束胸之害》、《剪发》、《放足》为题要学生作文，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引导学生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董必武曾向女师学生讲莫泊桑的小说，以一个被黑暗社会逼疯了的女人的故事，启发学生：如不革命，就不可能有出路。他们经过艰苦的工作，冲破封建势力的重重阻挠，才在女师组织起“妇女读书会”。学生中的主要骨干是陈慕兰、夏之栩、徐全直、酆俊英、马玉香、周月华、钱瑛、戚元德、李文宜（哲时）、袁溥之、袁震、杨子烈、庄有义、陈媲兰等。她们通过读书会活动，提高了觉悟，先后加入了青年团和******。这批党团员团结进步学生反对校长王式玉的家长统治，闹了几次学潮，把王式玉的亲信轰走了好几个。一九二二年二月学校开学后，王式玉以宣传“赤化”等于“洪水猛兽”的罪名宣布解聘刘子通。当时有一老学究攻击刘子通：仇父非孝之言，忍心倡导；均产共妻之说，信口訾谈。”夏之栩、徐全直、袁溥之等进步学生对此极为愤怒，强烈要求学校挽留刘子通老师，并举行罢课，一直闹到下半年。王式玉通过省教育厅搬出督军省长的大令，强将刘子通驱逐出境，又决定宣布开除几个带头坚持斗争的学生夏之栩、徐全直、袁溥之、袁震、陈媲兰等的学籍。李文宜、兰淑文等带领同学，包围了校长室，砸烂了学校公布开除这几名学生学籍的牌子。这就是著名的“女师学潮”。
董必武从鄂西返回武汉后，积极参与领导了这次学潮。他引导女师学生团结男校学生，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发动武汉中学和其他一些学校的学生举行同盟罢课，声援女师进步同学的斗争。董必武和陈潭秋一面使学潮进一步扩大，提出反对无理开除学生，反对腐败教育，反对解聘进步教师，驱逐校长王式玉的口号，组织学生罢课、游行，并到教育厅请愿；一面找当时社会名流李汉俊、李廉方、陈时（叔澄）、袁达三、刘觉民等五人出面调停。这场斗争，最后于这年十一月以王式玉去职，撤销开除学生的决定，夏之栩等五名学生“恢复学籍”，文凭照发，另找地方补课为条件而告结束，使著名的封建堡垒遭到摧毁性的打击。在此期间，董必武和陈潭秋、李汉俊利用寒暑假为女师学生办读书班、补习班，开设武汉妇女补习学校（以******员范明节任校长），分别讲国文、英文、社会学等课程。在新思想的影响下，女师学生中的这批党团员带头剪了头发。一九二三年初，女师换了新校长，又聘请董必武任国文教员。董必武对学生斗争的热情支持、具体指导和对学生学习与生活的关心，使革命青年深受教育。女师有大批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陈慕兰、徐全直、酆俊英等先后被******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继湖北女师学生运动取得胜利之后，董必武又领导了湖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运动。事情的起因，是该校几个进步学生因反抗学校守旧势力镇压学潮而被开除，被开除的学生悲愤交加，均溺水身死。董必武为这几个学生举行了追悼会，并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说，猛烈抨击反动势力，揭露湖北第一师范学校实行旧教育对青年的毒害。接着，发动学生开展驱逐阳明派老学究、校长刘凤章（文清）的斗争。刘凤章被迫离职，先后由进步人士郭肇明、留法学生居励今任校长。董必武和钱介磐、陈荫林等在该校任教，使第一师范学校成为革命者活动的地盘。一九二四年，董必武利用担任一师训育主任的有利地位，指导进步学生将一九二〇年五月组织起来的读书团体人社进一步加以发展充实，以陈定一、王平章、吴德峰、李镜唐、刘仲衡等人社成员和进步学生为骨干，在城市农村推行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促进工农运动的开展。
董必武很关心妇女运动。他热情支持并积极推动组成中小学教师妇女参政会和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前夕，李大钊为指导工人的罢工斗争，特以讲学的名义来到武汉。一向十分佩服李大钊高瞻远瞩、胸襟开阔的董必武，这时不顾为刚去世的父亲祭奠之事，立即由黄安赶回武汉，将李大钊请到武汉中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寒期讲演会去讲演社会主义和妇女运动问题。
二七惨案发生后，董必武和陈潭秋组织群众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在大会上义正词严地谴责吴佩孚血腥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他针对一些人的非议，强调二七斗争的伟大意义，认为这一斗争说明：“中国工人阶级跃登世界革命舞台，表现是非常英勇的。”直到一九五七年一月，董必武还满怀激情地歌颂这次斗争，强烈抨击反动派。他在为施洋墓题词时写道：
二七工仇血史留，
吴肖贻臭万千秋。
律师应仗人间义，
身殉名存烈士俦。
这场斗争的经验教训，教育了中国******人，也教育了董必武，使他深切地感受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工人阶级不能孤军奋斗，必须组织广大的同盟军。从此，他和陈潭秋等一起，开始注意把武汉各人民团体和各群众组织联合到反帝反军阀的战线上来。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二日，董必武和陈潭秋等组织领导了武汉三镇各界人民团体、学校百余个单位五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分赴汉口歆生路老圃花园集合开国民大会。同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人民的反帝爱国活动相呼应，大会强烈要求“对日实行经济绝交”，提出了“收回旅大”、“抵制日货”、“废止二十一条”等口号，一致决议成立武汉外交委员会，通电各省呼吁组织国民外交委员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浪潮。由于包括着各种政治色彩的团体，会上也出现了分歧：“律师公会代表曾觉先演说，谓新选汉口商会会长周星棠系日本住友洋行买办，新选之商会长一席，当不承认云云。当有张健（大会副主席）声明，今日系国民大会，专门讨论废止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等问题，不得攻击个人云云。”尽管有分歧，但大会反帝反军阀的明确宗旨，会上激昂慷慨的演说，会后举行的空前的反日大示威，对于动员湖北人民进一步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有极大影响。****提出的“****帝国主义！”“****军阀！”的战斗口号更加深入人心。这就迅速扭转了因二七斗争失败而出现的革命浪潮低落的局面，使武汉人民群众的斗争情绪为之一振。
在中共武汉区委（一九二三年三月以后由李立三任委员长）的领导下，董必武同陈潭秋等从武汉中学和其他学校挑选******员和青年团员派往苏联学习，并将各县在武汉读书的学生中的******员和青年团员派回本县去建立党团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最初，这些党员多是利用寒暑假回乡的机会，亲串亲、邻串邻地在本乡本村联系群众，了解农民的疾苦，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董必武告诉学生接近农民的具体方法是：（一）注意看房子，青砖房一般较富，要先找穷苦农民，取得信任；（二）先不作空泛的宣传，要闲谈，与农民搞拢；（三）帮农民办好事，写信记账，助工助教，多帮忙，不要使农民吃亏；（四）领导农民斗争，开始选择容易取胜的事情干，先小后大，注意团结农民。对于这些方法，董必武后来回忆说：“当时无扎根串连的说法，但实际就是这个法子。”那时学生照这些方法去做了，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后来，又将这些学生党员按地区组成工作组，派回该地区开展革命活动。一九二三年冬至次年初，董必武将黄安籍学生党员王健、董觉生、雷绍全组成****黄安工作组派回黄安，在县城和高桥等地创办了平民学校、自学师范学堂、模范学堂和女子学堂。董必武回到黄安，亲自到这些学校讲演，传播马克思主义。工作组在城乡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创造条件，积极宣传****主张，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思想，组织领导了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和初期农民运动，并发展了一批优秀工农分子和革命知识分子入党。这样，逐渐把党的工作由城市发展到广大农村，为全省人民群众运动的新高涨作了必要的准备。董必武是将****组织及其活动推向广大农村的开拓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