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三大原因促奥巴马访华 美对华政策非权宜之计n

王逸舟：三大原因促奥巴马访华 美对华政策非权宜之计
三大原因促使奥巴马上任第一年访华，最大原因是中国的崛起
记者：与其前任相比，奥巴马是第一位在上任第一年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您认为哪些原因促使奥巴马上任第一年访华？
王逸舟：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在地区事务和全球事务中的分量在不断地加强，促使美国用一种新的姿态、新的眼光来看待这样一个崛起的、具有更加建设性作用的中国。
第二个原因，中美双方的契合点越来越多。除了中国实力上升以外，也要看到现在处在全球经济危机企稳回升的一个关键阶段，美国和中国，一个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一个是新兴大国中最突出的一个，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方面，双方的契合点越来越多，双方的相互需求变得越来越依赖，这既符合两国的经济、贸易和社会利益，同时也对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复苏向好有着很大的作用。
第三个原因，中美双方的双边关系超越了自身而具有全球意义。这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多地超越双边的框架，几乎可以说任何一个中美之间的问题都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在环境、气侯在安全、能源、公共卫生、贸易等各个领域，几乎很难数出有不受中美双边关系影响的全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奥巴马访华，在他亚洲行程中占了一半时间、一半的份量，也说明了美国越来越看重中国的作用，也看到一个新的亚洲更大的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这种姿态，以及奥巴马对中国的重视，不是偶然的。
中美关系未发生质变，但新时期中美关系有新前景新进展
记者：目前中美关系是否已经出现重大突破？发生根本突破，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王逸舟：我不认为中美关系有突破。因为实际上布什任内中美关系还是比较平稳的，在他的第二任，中美关系发展还是良好的，所以现在我们希望的是能够保持和加强业已巩固的良好关系。我不认为有什么质变，但是另一方面确实有新的特点，这个新的特点就是在奥巴马任内这一段时间开局良好，这是以往历届美国政府处理与中国关系的时候都没有过的。另外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访问亚洲和中国，这也是以往的美国总统从来没有做到过的。所以他是亚太总统，美国第一位关注亚太问题的、或者以亚太为重要目标的总统，这个话也许反映出新时期、新阶段中美关系新的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有取得新进展的可能。但是突破的含义是过去不怎么样，现在有一个完全新的起点。我倒不认为奥巴马上任以来，中美关系取得了突破，而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
中美关系定位在不断调整，不要固定说法来定格中美之间的关系
记者：这次奥巴马访华，对中国这个“友好竞争者”将提出什么样的定位？
王逸舟：实际上，最近几年，美国关于中国的定位在不断地调整，一会儿说是利益相关者，一会儿说确保新的重大战略利益。你刚才提到这个友好竞争者，我觉得不管怎么说，都证明了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这个重要性，不管是双边意义的，还是在地区层次上的，还是在全球层次上，都可以说是一个在日益上升着的重要性。比如在双边层次上面，中美两国的贸易也是全球最大的双边贸易之一，中美两国人员的往来，也是影响亚太地区的社会、文化、教育、经贸交流中最大的一个双边经贸关系、双边文化关系。这两国在朝核问题、台湾问题上，涉及到亚洲安全等这些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也是所有相关的国家、周边的地区最关注的，或者说影响最大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中美两国是在不断探索新的定位，它并没有一个终点，并没有永远不变的表达，它实际上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以及美国重新看待亚洲、看待中国的作用，而不断地调整。比如再过若干年，也许在奥巴马任期后，关于中国的定位又会出现新的调整、新的变化。我们不一定非要用一个词或者美方用的一个说法来定格中美关系的性质。
记者：就是说中美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还会进一步增加。
王逸舟：是的，不断调整、不断变化。
调整中美关系不是权宜之计，是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大战略关系
记者：有网友说，在这一年里，中美高层互动非常频繁，这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发生战略性的转变，还是奥巴马在金融危机下的权宜之计？
王逸舟：不存在所谓战略性的转变，我不太愿意用“突破”这个词。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提升或者加深的过程。提升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或者加深两国的重大战略伙伴的基石。网友的意见就是很多人觉得，现在美国有求于中国，所以，担心是一种权宜之计。我不认为是权宜之计。你看看奥巴马昨天在上海对青年人发表的演讲就可以看出来，他有一个深思熟虑的重大方略，就是把中国的角色、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塑造看成是美国在新世纪亚洲和全球发挥作用和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反过来说，对中国也是一样，我们始终把中美关系看成是我们所有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过去30年如此，我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会是这样。
这不是权宜之计。不管是从金融、短期的经济危机来看，还是从安全、贸易或者是从人员往来、教育、文化、科技，乃至于从全球性的气候、环保、能源问题各方面来看，都不是权宜之计。把中美关系把握好，有长远的大局眼光，是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大战略问题，不是权宜之计，美国也不会把它看作权宜之计，中方也不会把它看作是一个短暂的、临时的现象。
中美之间是超越双边关系的大国战略对话与合作关系，不同于美英、日之间的盟友关系，也不同于美苏之间的战略对话关系
记者：那么在目前这个阶段，您能否用相对准确、精炼的语言定位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吗？
王逸舟：中美两国的关系和30年前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已经超越了纯粹双边战略互相需要的范畴，开始成为一个影响整个亚太地区和影响整个世界全球国际社会的最重要的一个大国双边战略关系。当然这个关系又同美国与一些盟友比如日本、英国的传统关系不同，它们可以说是一种盟友关系。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建立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之上的一个新型的全球性的大国战略对话与合作关系。
同时，这个关系既不同于美国和其他一些重大盟友的传统关系，也不同于在冷战时代美国和另外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之间为了防止核大战、为了防止全面对抗建立的所谓战略平台、战略对话机制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它们虽然有这种相互沟通、协调机制，但仍然是以意识形态的某种不共戴天或者以文化、经济交往的分割的世界为基础的。当时苏联搞的是计划经济，有它自己的体系，而美国搞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是另外一套体系，在互不相干的两套经济体系、市场体系和人员体系中，相互就战略问题展开了一些特殊的安排。这也和我们现在中美之间正在和将要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也不一样，这种关系是有它的独特性的。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中美之间是超越双边关系的大国战略对话与合作关系？
王逸舟：对，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它既不同于美国和英国、日本这样所谓的盟友关系，也不同于冷战时代它同苏联建立在恐怖气氛之上的美苏战略对话关系，我觉得有别于这两种或敌或盟友的关系，中美之间还是正常国家关系的一种特殊形态。第二句话一定不能少。
记者：如果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能不能概括一下？
王逸舟：只有这两句话同时说，才能科学准确地定位中美之间的关系。
奥巴马强调不寻求遏制中国，有利于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深化和提升
记者：奥巴马在上海科技馆发表的演讲，有两个观点，请您简单评论一下。第一个观点是说，奥巴马认为世界是相互连接的，所以，美国和中国的工作很多都是共同的，是相互连接的，21世纪的实力不在零和游戏，一个国家的成功不应该以另外一个国家的牺牲作为代价，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崛起，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国际社会强的、繁荣的、成功的成员。您怎么看待奥巴马这个说法？
王逸舟：我对奥巴马这个定位还是比较赞成的，他不把中国看成一个美国的战略假想敌来遏制中国，这从美国新总统的嘴里说出来还是非常需要的。因为实际上在美国不同的部门，在军方，在国会，在各种右翼团体中，怀疑、遏制中国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我觉得，奥巴马从大局出发，将中国定位在这样一个位置，而且强调不寻求遏制中国，实际上有利于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深化和提升的。这也是一个适合时代的、恢复美国由于过去这些年布什的错误政策而导致的实力下降或者是形象受损的情况。
记者：有网友说，在这一年里，中美高层互动非常频繁，这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发生战略性的转变，还是奥巴马在金融危机下的权宜之计？
王逸舟：不存在所谓战略性的转变，我不太愿意用“突破”这个词。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提升或者加深的过程。提升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或者加深两国的重大战略伙伴的基石。网友的意见就是很多人觉得，现在美国有求于中国，所以，担心是一种权宜之计。我不认为是权宜之计。你看看奥巴马昨天在上海对青年人发表的演讲就可以看出来，他有一个深思熟虑的重大方略，就是把中国的角色、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塑造看成是美国在新世纪亚洲和全球发挥作用和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反过来说，对中国也是一样，我们始终把中美关系看成是我们所有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过去30年如此，我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会是这样。
这不是权宜之计。不管是从金融、短期的经济危机来看，还是从安全、贸易或者是从人员往来、教育、文化、科技，乃至于从全球性的气候、环保、能源问题各方面来看，都不是权宜之计。把中美关系把握好，有长远的大局眼光，是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大战略问题，不是权宜之计，美国也不会把它看作权宜之计，中方也不会把它看作是一个短暂的、临时的现象。
中美之间是超越双边关系的大国战略对话与合作关系，不同于美英、日之间的盟友关系，也不同于美苏之间的战略对话关系
记者：那么在目前这个阶段，您能否用相对准确、精炼的语言定位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吗？
王逸舟：中美两国的关系和30年前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已经超越了纯粹双边战略互相需要的范畴，开始成为一个影响整个亚太地区和影响整个世界全球国际社会的最重要的一个大国双边战略关系。当然这个关系又同美国与一些盟友比如日本、英国的传统关系不同，它们可以说是一种盟友关系。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建立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之上的一个新型的全球性的大国战略对话与合作关系。
同时，这个关系既不同于美国和其他一些重大盟友的传统关系，也不同于在冷战时代美国和另外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之间为了防止核大战、为了防止全面对抗建立的所谓战略平台、战略对话机制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它们虽然有这种相互沟通、协调机制，但仍然是以意识形态的某种不共戴天或者以文化、经济交往的分割的世界为基础的。当时苏联搞的是计划经济，有它自己的体系，而美国搞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是另外一套体系，在互不相干的两套经济体系、市场体系和人员体系中，相互就战略问题展开了一些特殊的安排。这也和我们现在中美之间正在和将要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也不一样，这种关系是有它的独特性的。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中美之间是超越双边关系的大国战略对话与合作关系？
王逸舟：对，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它既不同于美国和英国、日本这样所谓的盟友关系，也不同于冷战时代它同苏联建立在恐怖气氛之上的美苏战略对话关系，我觉得有别于这两种或敌或盟友的关系，中美之间还是正常国家关系的一种特殊形态。第二句话一定不能少。
记者：如果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能不能概括一下？
王逸舟：只有这两句话同时说，才能科学准确地定位中美之间的关系。
摒弃片面的“绝对安全、孤立安全”观，新时期中美对两国间的关系具有共同的认识基础
记者：奥巴马还有一个观点，他说，在全球化过程中，没有必要害怕别国的成功，希望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您觉得中国以后怎么样才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逸舟：他反复强调中美关系不应当是零和游戏，大国关系不应该以对方的牺牲为代价获取自己的成功，这个观点还是对的。现在的国际关系中，这种零和的思维或者冷战的思维还是有的，但是他能够表达出这种非零和的思想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前一段时间，胡主席在美国参加联合国峰会的时候就说，在今天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世界，不存在绝对的安全、不存在孤立的安全、不存在周边其他国家关起门来情况下能够实现自身安全的情况。当时胡主席讲的对“绝对安全、孤立安全”的摒弃，我觉得实际上反映出两国领导人对新时期中美关系建立的认识基础是有很大的共同点的。
记者：基于中美这个共同认识的基础，中国会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逸舟：胡主席在联大的讲话讲得非常好，中国不寻求绝对安全，把自己的安全看成绝对的和孤立的安全。但是中国安全实现需要从别的国家共同安全中来实现。奥巴马实际上也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对胡主席这个看法的一种回应。两国领导人的看法在这个上面是一致的。
中国可以在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记者：您觉得中国该怎么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逸舟：实际上这是我这几年研究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途径。第一，比如我们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实际上通过稳定中国经济，使它企稳向好，并且大规模的政府刺激计划，实际上就已经为稳定全球经济率先做出了表率，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国际贸易谈判、国际气候公约中也都应该发挥类似的作用，就是积极出手，更加有所作为，然后，根据我们本国的国情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提出一些倡议，提出一些方案，这是非常需要的。
第二，中国应该适当地增加国际上的投入，包括外援，包括我们的公共产品。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解决好国内问题，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同时，也可以力所能及地增加我们的公共投入，比如说，我们的外援。我们的外援现在占的比重还比较小，占我们整个GDP的千分之零点五还不到，未来要大幅度提高外援的比例，在联合国供给上，在维和部队中的兵源，或者非洲的志愿者，在很多国际场合的代表权，这方面是可以下力气做的一个工作。
第三，还要继续巩固我国的多边关系。从我们过去一些好的多边关系，比如我们同第三世界、同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同周边邻国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包括国际组织的关系等等，都需要进一步巩固。使得这些关系在新时期能够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形象提升和作用发挥能够起到更好的作用。
要讲起来，可以有很多很多。我在我的《中国外交新高地》这本书里面实际上强调了中国现在进入新的高地，在新高地上应当有不同的视野和不同的做法。
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对其政策方向性的肯定和期待
记者：您怎样看待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王逸舟：虽然很多人说他名副其实，他自己也很谦虚，但是我觉得还是反映出国际社会，包括诺贝尔奖委员会对奥巴马的一种预期，或者对奥巴马新的方向的一种肯定。其实诺贝尔奖也不完全是对以往成就的一种肯定，它也可以是一种政治上的期待。
诺贝尔奖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对以往成就的褒扬，一个是对未来的期货，或者对于未来外交方向的一种首肯。诺贝尔奖授予奥巴马了，奥巴马新政有可能带动美国走出布什主义的泥潭，并且给世界带来一些新的气象。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对他方向性的肯定，而不是说，以往一定要做了什么事情，比如以往的维和部队等等。现在主要是奥巴马上台一年以来，迅速扭转了布什造成的恶劣形象，在国际舞台上带来一个新的风气，比如核裁军、比如无核世界、比如和传统的敌人伸出橄榄枝、比如强调外交优先于军事等等，在国内进行改革，这些还算是做的不错的，考虑到美国巨大的影响力，给他一个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