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教授的骨气和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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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映林
2009年第4期 炎黄春秋杂志5649
30年代开始,民间就流传着“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的说法,说明在国民党政权中,孔祥熙家族是最有钱的。而孔的钱主要来自他从政以后。孔祥熙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实业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等要职。孔氏夫妻深谙敛财之道,孔祥熙家族的巨额财富来得并不光明正大。仅举一例便可说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面对咄咄逼人的日军攻击,为了稳住中国的抗战局面,使之牵制更多的日军,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同意向中国政府提供$5亿贷款,按当时的官方汇率折算,合100亿元法币。如以黑市汇率折算就更高了。孔祥熙正是利用自己财政部长的权力,伙同部里的官员、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等人上下其手,倒买倒卖,从中贪污了$3390万。事情披露后,傅斯年在参政会上提出质询。此事闹大了,舆论汹汹。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宴请傅斯年,做他的工作,为孔说情。席间蒋问道:“傅先生信任我吗?”傅斯年的回答很干脆:“我绝对信任。”蒋立即回应:“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铿锵有力:“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委员长也就应该信任委员长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将蒋介石堵了个严严实实,呛得话也说不出来。在傅斯年的穷追猛打下,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免去孔祥熙的职务,改由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的任人唯亲,使得驱孔的结果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宋子文上台后,以行政院名义颁发《黄金买卖细则》、《管理外汇暂行办法》等文件,与孔祥熙一样利用只有他们才拥有的官僚特权,大肆进行非法进口倒卖活动,致使国民经济一片混乱,最终酿成1947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席卷国统区的“黄金潮”。不仅如此,抗战胜利后,宋还纵容部下以“接收”为名,大发“接收财”:房子、车子、票子、金子、女子,“五子登科”,闹得民怨沸腾。在用人方面,则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傅斯年的大炮脾气又上来了,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文章刊出,全国轰动,各报纷纷转载,成为讨伐宋子文的一篇爆炸性的檄文。傅斯年历数宋子文的丑行后指出:“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他大声疾呼:“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要垮了。”像这样的人应该“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继此文之后,又连续发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宋子文的失败》等文。傅斯年的一系列“倒宋檄文”迫使宋子文不得不下台。从抗战末到1947年傅斯年连连著文痛斥孔祥熙、宋子文的贪赃枉法,使得这两位皇亲国戚也不能免责,不得不灰溜溜的下台。平时蒋介石召见傅斯年,他在蒋的面前也是翘着二郎腿说话,而不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到1948年,傅斯年眼见国民党越来越腐败,更在公开场合大骂国民党政府是一堆大粪,蒋介石也未“修理”过傅斯年,反而于不久的11月决定、12月发表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并且信任有加。至于傅斯年的老师胡适与自己的学生比起来也丝毫不逊色。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反对党化教育。国民党规定,举凡机关、学校一律要挂国民党党旗,每周一要举行总理(孙中山)纪念周活动。唯独中国公学在胡适主持下既不挂国民党党旗,也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在抵制党化教育的同时,胡适完全继承了蔡元培在北大的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鼓励学生组织学术研究会、办刊物、办壁报、举办演讲会。一时之间,中国公学学风大变,学术风气自由,任何言论都可以发表。笔者曾将胡适在大陆对蒋的批评归纳为“五个第一”:第一个掀起讨伐国民党忽视人权的大讨论、第一个批评孙中山“知难行易”哲学、第一个当面批评国民党政治不清明、第一个批评蒋介石发起的“新式生活运动”、第一个当面批评蒋介石控制言论自由。说胡适等人是小骂大帮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当着“领袖”之面出言顶撞、直言不讳地批评,甚至言辞尖锐,内心如没有一种历史理念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