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阔鱼沉何处问？渐行渐远渐无声------话说中央军委秘书长（第一回：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 军委合并苏区管了中央 ）

第一回：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 军委合并苏区管了中央
却说上世纪20年代初，一十三员好汉在洋人的鼓捣下聚义上海滩，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一拨好汉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这50多名党员又宣称代表着全中国几万万工农劳苦大众。            低头思量，这也无甚奇怪。如果这一拨就只能代表本党的话，那岂不是违背了“君子无党”的古训么？那不是等于自己骂自己不是君子么？那不是等于自己抽自己大耳刮子么？            然而有趣的紧，细心查阅这50多党员的来龙去脉、姑嫂娘舅，却几乎找不出一个工人或农民成分。简单说，这一拨能说会道、弄舌如簧的主儿，就是一水儿的知识分子。           直到若干年后，人们酒足饭饱之际，闲坐在自家院子里，冲上一壶茶，掏着耳窟窿，或者撮揉着酸涨的大脚丫片子，听着话匣子里播音员那抑扬顿挫的腔调：“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三大法宝”时，人们才若有领悟，感觉到这“统一战线”和眼前的这壶茶一样，要慢饮细咂才能品出些许味道。           这时，您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放下茶壶，又不由自主地拍着大腿，竖起大拇指叹道：“高！实在是高！”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那年轻的中共中央成立伊始，便立足于上海、武汉、广州等大都市。虽说党的主要任务是唤起工农，但更多的时候“年轻人”还是热衷于飞行集会、抛撒传单、扩充队伍，军事工作一时无暇顾及，或者说并不为头领们所重视。          远方不时有来电指示行动纲领，还要求“年轻人”不能单枪匹马乱闯一气，而要和拥有军队和大把钞票的国民政府合作，共图三民主义救国大业。          当然，远方也不是神仙下凡，也知道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随电报发来中国的，也有不少卢布汇单，好让在霞飞路上喊口号喊哑了喉咙、撒传单撒酸了胳臂、晃荡了一天还滴水未沾的东方小兄弟们回到亭子间里，还能喝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巴西咖啡，吃上一口香喷喷的法兰西式面包。
这时，东方小兄弟伙按照远方媒婆的牵线搭桥，和国民党人卿卿我我、眉来眼去、勾肩搭背、暗送秋波，开始吊起了膀子。但亲热归亲热，上了席梦思睡起觉来还是同床异梦，各怀心事。       有好事者几次向头领们进言，不能一膀子靠在国民党身上，万一哪天国民党花了心肠、另有所爱，共产党不是鸡飞蛋打了么？这才出现几次党的会议上决定要立即成立全国性的军委机关，但具体办起来仍是稀稀拉拉，没有下文。倒是中共广东区委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地方军委，其后上海、湖北、江苏等区也相继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敢情广东人敢为天下先之勇并非始于经济特区的建立，不过此乃后话，不提。       公元1925年9月，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中国班王一飞、叶挺、熊雄等二十六名青年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灯红酒绿的上海滩。        在法租界一所幽静的小洋楼里，共产党总头领陈独秀召见一班英气勃勃的留洋军事后生。只见他满面红光，笑容可掬，听完了后生们慷慨激昂的汇报和建议后，他略为思忖，然后一仰脖子，往嘴里倒进一杯威士忌，这才开口说道：“这些日子，总有人在我耳边鼓捣要成立中共中央军事部。可是——”，总头领双手一摊，无奈地说：“人呢？我党哪有几个通晓军事为何物的人才呢？这下你们回来了就好了。今后就由你——”，总头领指着坐在面前的一位后生，接着说道：“就由你负责筹建中共中央军事部，同时也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书说到此，下面的人就有些坐不住。那位卖狗皮膏药的侯老五，还有弹棉花的跛子刘纷纷嚷道：“你个老万分明是挂羊头卖狗肉！你说是讲军委秘书长，如何拐来绕去却说起了军委会？那军委会主席天下谁个不知，何人不晓？公元1949、1984、1999，一、二、三代大帅阅兵，咱都见识过！”         这老万说书也有些年道。见有人闹场，并不分神犯燥。他也学总头领的模样，一仰脖子，往嘴里灌进一大口茶水（注：不是威士忌），这才不紧不慢道：“你候老五懂个甚？我问你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侯老五一愣神：“那、那、那当然是先有鸡了！”        老万咧开大嘴笑了：“这不结了？要说中央军委秘书长这只蛋，不得先唠叨唠叨军事委员会这只鸡吗？没有鸡，又何来的蛋呢？”卖狗皮膏药的这才不吭气了         咚里个呛！咚里个呛！咚呛咚呛咚咚呛！         这一通开场锣鼓响过，懂门道的便听出来了：好家伙！这首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一角怕是要粉墨登场了。          有诗为证：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始出来。
公元1925年冬，上海街头的梧桐树叶已经凋落干净。为完成总头领交代的尽早筹划成立中央军委的吩咐，王一飞带领几名小K冒着凛冽的寒风，成天价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里转悠。          号房子号车子号票子号电台号油印机号炸药号雷管号左轮毛瑟汉阳造和迫击炮；          找翻译找教官找参谋找干事找警卫找编辑找校对找洗衣拖地买菜做饭清早还要涮马桶的老妈子；         拜会了青帮红帮广潮帮湖州会馆广东会馆宁波会馆工部局和巡捕房；          在汇丰洋行道胜洋行德华洋行渣打洋行麦加利洋行法兰西洋行和横滨正金洋行开立了周转银两的户头；         订阅了《申报》《苏报》《沪报》《民权》《新闻报》《天铎报》《文汇报》《大陆报》和《字林西报》；          足迹踏遍了北京路南京路汉口路九江路霞飞路贝勒路爱多亚路和白来尼蒙马浪路、静安寺跑马场大世界提篮桥徐家汇朱家角新开河肇家浜梅家弄和十六铺大码头……          一个冬春熬下来，戴近视眼睛、留分头，身板本就单薄的像一张电影胶片似的浙江上虞青年王一飞和几个小开个个变得形销骨立、眼窝深现，一身皱巴巴的派力司西装任你忙个满头大汗也熨不平整，一条花纹领带任你搓烂了手指头也洗不干净。         当王一飞在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敲开自己家门的时候，一个烫大波浪、穿碎花旗袍的年轻女人探出头来一看便开口骂道：“侬是啥地方来的叫花子？快快躲远些！一会辰光阿拉男人回来，伊可不像阿拉咯好脾气！”
俗话说得好：“人心都是肉长的。”王一飞为筹办军委累脱了形，慢说是他爷娘看了心疼，就是老万说到这也觉心口堵得慌。           不过，小王虽然为筹办军委差点被新婚太太当做叫花子撵出家门，但一摞子厚厚的报告和计划递交上去，还是很合总头领的心思。总头领、大头领几个在饭桌上一碰头一捣鼓，立马决定事不宜迟，说干就干！
公元192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张国焘，成员王一飞、任弼时。         咚咚呛、咚咚呛、咚呛咚呛——          这一通锣鼓敲一半，如何又停将下来？          原来，中央只是明确任命了部长张国焘，却没有任命副部长、秘书长等。那张氏国焘、原是北大著名学生领袖，现是中央局5名成员之一，又还兼任中央农工部主任。这次荣任中共中央军委头号首领，就等于工农兵全齐了。当然，张头领主宰大形势，军事部那些杂七杂八的事务主要还是靠小王。         依老万一孔之见，小王这时，就是中共中央军事部准秘书长，离正式的秘书长宝座，还就差那么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而已。
公元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约10万人在广州誓师出征，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至公元1927年3月，北伐军先后攻占武昌、汉口、南京、上海。          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革命军所到之处，受到民众热烈欢呼。      可是，北伐军蒋总司令却高兴不起来。         原来，上海、武汉等地的共产党，虽然也闹腾得厉害，毕竟还是喊喊口号、组织游行居多。对于社会各界不断有人递上的控诉共产党扰乱市面、毒化青年、图谋造反、并在城里给工人发枪的一沓沓状子，总司令当时因战事吃紧顾及不上，一般也就差人去和共产党方面交涉一番拉倒。         说实话，总司令对这帮激进青年也没有许多好感。但给工人发枪，好赖也帮助和配合北伐军作战和维持秩序过，学生们上街撒几张传单、喊几句口号，虽说刺耳一点，但民主国家么，包括你美利坚、英格兰、法兰西，隔个十天半月不也总有年轻人上街闹腾么？       “量小非君子”，蒋总司令总不能在这些事情上和共产党翻脸。          让蒋总司令头疼的，首先是情报部门送来的密件。密件显示，共产党正采用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在北伐军中下级军官中秘密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图谋控制国民革命军部队；其次是各地党部送来的紧急报告。报告反映，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乡下不断发生的农会风波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总司令在南京、上海期间，白日里忙着接见、接待前来晋见、恭贺的地方大员、军队将领、社会贤达和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领事、洋行大亨，夜里就在办公室批阅那雪片似飞来的各种报告、信件和请示。即使这样，待处理的文件还是堆满了那些带铜把手的抽屉和文件柜。       乡绅报告说，共产党在乡下组织农会，随意冲击乡公所、县衙门，东家财主被随意游街、糊高帽子、杀头；        学校报告说，现在的学生都无心做学问，整日上街集会、游行，堵塞交通、扰乱市面；       洋商报告说，由于农会抢夺了许多东家的库房，致使洋商们根本收不到棉花、丝绸、茶叶、药材，十六铺码头及苏州河沿岸原来每天桅杆林立，每日进出的船只超过1800条，如今却连半数也不足了。洋商们收不到货，订立的合同就无法履行，出口的货轮就不能起航，兜里的钞票就要赔偿洋行。
这天，总司令刚刚用完早点，侍卫长就进来报告说有黄埔学生求见。        总司令抬脚刚跨进客厅，十几名青年军官便“唰”的一声齐齐跪下：“校长，学生求您给我们做主来了！”        有两、三个还放声大哭起来。        正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总司令急忙上前，挨个扶起学生，安顿大家坐下。      “有话慢慢讲、勿要着急。啊？慢慢讲、慢慢讲嘛！”总司令安抚众人道。        原来，这些学生都被农会抄了老家，有学生的爷娘顾不得收拾细软，连夜逃往县城投奔亲戚去了；有学生的老人家脸皮薄，被农会弄去糊高帽游街后，回到家中就长吁短叹、辗转难眠，总感觉今后再也无脸见人。第二天天没亮就瞒着婆娘出门，一头扎进了自家门口的池塘……
看见自己的学生家中遭了罪，看见这些在枪林弹雨中都没有皱过眉头的年轻人脸上的泪痕，总司令的眼眶不由得湿润了。他咬牙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各位请回去，一定要掌握好部队，你们的事体，就是我蒋某人的事体；你们的爷娘，就是我蒋某人的爷娘！我一定处理好这些事体。大家请回吧。啊？请回吧。”        几天后，总司令频繁会见了一些重要客人：青帮首领、红帮首领、军队首领、警察首领、外国领事……       “量小非君子”这话不错，可“无毒不丈夫”这话更不是说着玩的。        公元1927年4月11日深夜，总司令召集重要头领开会。        灯火通明的警备司令部大楼戒备森严。        会议一开始，总司令便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遍会场。       所有的人都正襟危坐，纹丝不动。        会场里鸦雀无声、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娘希批！”        总司令突然猛地一拍桌子。        空中好象炸一声雷，震得众人耳朵轰轰作响。        有几位心脏不好的，顿时心率加速，血压升高，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总司令摘下白手套，使劲掼在桌面上，接着破口骂道：“阿拉待共产党不薄，每个部队都给了伊拉许多重要职位，可是伊拉还不满足，还要在我的部队里挖墙角，搞策反！阿拉花了许多心血、许多辰光、许多银子训练的部队，都快要姓共了！        伊拉不出一两银子、一颗子弹、一尺棉布，就想空手套白狼，白白得到一支军队。天底下哪里有轧好咯事体？恩？         还有，我们许多军官在前线奋勇杀敌，可是共产党却鼓动农会抄伊拉咯老家，杀伊拉家中咯爷娘和小囡……         这个……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恩？         现在，我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名义、宣布命令如下……”
国民党这一翻脸，共产党的日子算是没法过了。        常言说得好，“一夜夫妻百日恩”。两下里过不下去，分床分灶、退赔礼金、移情别恋、另攀高枝都可以商量。但似国民党这般一撕破脸皮就赶尽杀绝，着实让共产党人没有料到，着实让共产党人措手不及。       那些天，上海、南京、广州、长沙街头凄厉的警笛声就没有消停过，许多共产党人还在睡梦中就被宪兵、警察像提溜小鸡一样拎出热乎乎的被窝、推出门外砍了脑壳。       当然，也有不忍对一道冲锋陷阵、一起出生入死、一口锅里舀饭吃、一溜地铺滚稻草的共产党弟兄下狠手的，就悄悄往落难兄弟口袋里塞几个盘缠，趁着月明星稀，一直把兄弟送出战壕、送出营盘、送到河边、送到山垭口。       要分手了，几行清泪挂上两张年轻的脸庞。        月光在地上留下两条长长的斜影，久久不动…… /       有歌唱道：“送君送到大路旁，                            君的恩情永不忘。                            同读黄埔同出征，                           汀泗桥头战旗扬。                           送君送到大树下，                            心里几多知心话。                            出生入死闹革命，                           枪林弹雨把敌杀。                            半间屋前江水流，
革命的友谊才开头。                            哪有利刀能劈水，                           哪有利剑能斩愁？
送君送到江水边，                           知心的话儿说不完。 ,
风里浪里你行船， `                           我鸣军号催君还……”
再说共产党在上海滩犹如受惊的兔子，回到家门口便怀疑有人蹲坑，听见警车叫便感到脖子上发凉。        头领们聚在一起一捣鼓，三十六计走为上。        于是，中央机关便急忙收拾细软和值钱的家当，关了当铺、药铺、花店、鞋店、报馆、像馆、饭庄、钱庄、洗衣坊、豆腐坊；一众人马分别扮做商人、教授、阔老、大亨、小姐、太太、奶妈、苦力；坐大轮船一二三四五等仓、软卧、硬卧、闷罐、轿车、卡车、滑竿、胶皮轱辘，一路狼奔豕突，陆续逃到武汉。        公元1927年5月，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会议，紧急讨论应付时局的方针和策略。        在会上，        大头领拍桌子摔椅子，摔完了椅子摔茶杯；
二头领摔烟缸摔笔筒，摔完了笔筒摔打火机；
三头领骂国际骂顾问，骂完了顾问骂列强；
四头领骂政府骂先总理，骂完了先总理骂总司令；
五头领骂红帮骂青帮，骂完了青帮再骂广潮帮……
摔累了、骂乏了，肚饿了、声哑了，饭还是要吃，觉还是要睡，主意还得拿，决定还得做。        中共中央决定：        立即加强中央军委的领导，任命周恩来为中央军事部部长，下设中央军事委员会，周恩来兼主任，聂荣臻为参谋长，王一飞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咚里个呛、咚里个呛、咚呛咚呛咚咚呛！        这一通锣鼓，终于敲出了中共中央军委第一任秘书长。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在城里这一拨常穿西装的共产党闹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乡下也有一拨穿灰（蓝）布长衫的共产党没闲着。        湘赣边界的崇山峻岭中，就经常能瞧见这么一位掖下夹一把黄色油布雨伞，左臂挽一个麻布包袱，一双露出脚趾头的破烂布鞋，总是沾满了黄泥巴的外乡人。       他身材瘦削、长发及耳。 眉宇之间，透着几分忧郁的神情。        以后许多年，老万每每想起这个人（当然也包括和他类似的人），总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那些个平日里一脚踹不出一个响屁、天没放亮就扛起家伙下地劳作、太阳落山才收拾犁耙回家、吃完堂客煮好的苞谷饭（或两只烤红薯），然后坐自家门口点上水烟，“咕嘟”“咕嘟”地吸上一筒，逢年过节才能割一刀腊肉、喝两盅苞谷酒、八辈子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实巴脚的农户人家，怎么经这些陌生的外乡人走村串户一捣鼓、一撺掇，第二天立马就变了脸，高举红旗、火炬、梭镖、鸟铳，汇入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去打土豪、冲衙门、刷标语、糊高帽呢?
公元1927年9月9日，长发青年为头领、由四邻八乡的泥腿子、安源煤矿工人、驻武汉国军哗变军人，共约5000多名喽罗所组成的队伍，以火光、铜锣为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湘赣边界秋收暴动。        在随后的进攻作战中，这支大杂烩队伍一败再败，不但没打进长沙城，反被官军、民团等追着屁股撵出湖南、再撵入江西的深山老林。        到达文家市一带，长发头领忽然感到屁股后面不再有弹片飞溅，脚后跟旁也不再有子弹“嗖”“嗖”地擦鞋帮，慌乱中一回眸，竟发现四周一片山清水秀、郁郁葱葱、惊涛不吼、波纹不兴——原来官军已经得胜回营。        长发头领惊魂甫定，连忙收拾和整理队伍。       点验人头，发现除作战、逃亡、反水等损失，余者只千人左右。
长发头领一屁股墩坐下去，摸出一盒早被汗水湿透的《老刀》牌香烟，点上一支，闷头吸将起来。        长发头领知道，如果用耀祖光宗、升官发财这些东西鼓惑部队继续前进，结果只能是竹篮子提水——全漏光。        于是，长发头领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        不想干的，可以另找门路、另辟蹊径去耀祖光宗、升官发财；愿意为理想、为信仰而献身、愿意为解放天下劳苦大众抛头颅、洒热血的，就参加整编、继续革命。       于是，队伍又瘦了一圈。        于是，支部第一次建在了连队上。       党指挥枪或枪指挥党，就成为日后党内、军内各山头势力相互平衡、妥协、吞并、对抗的九节鞭、撒手锏。       在九节鞭龙飞凤舞的历史舞台上，回荡着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广州起义、黄麻起义等一曲曲雄浑壮丽的叙事交响乐；        在撒手锏擦云掠雾的时空画卷中，变幻着阴晴圆缺、悲欢离合、成王败寇、大浪淘沙等一幅幅浓墨重彩的人物肖像图。        而中央军委秘书长，注定是这座历史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或是这幅时空画卷中被大浪淘去的一注流沙。
而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头领们依旧年轻、依旧气盛、依旧喜欢在党的会议上挥舞着戴着金表的胳膊、攥紧拳头高声喊叫：       坚决以红色恐怖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       进攻！进攻！再进攻！           暴动！暴动！再暴动！       王一飞军委秘书长的宝座还没捂热，就被头领们打发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官当然不算小），去准备组织更大规模的暴动。       公元1927年底，王书记领导的长沙暴动失败。       次年初，因叛徒出卖，王一飞身陷囹圄。       1月18日，中共中央第一位军委秘书长高呼“工农暴动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时年30岁。      有诗叹曰：   救劳苦大众何惧洒热血
反封建列强从容抛头颅
公元1930年2月，与周恩来一道留法归来，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组织科长的湖南宁乡人欧阳钦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一年后，屁股刚刚坐热的欧阳钦被头领们派往苏区任巡视员，秘书长宝座空位。        看来，在中共中央军委不直接指挥部队的年代里，军委秘书长的位置设与不设、有人坐或无人坐，好象都还可以。
欧阳钦到达苏区后短暂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以后主要在红军政治机关中任职，公元1934年以红六师政治部主任之职，随部队参加长征。        公元1936年转入地方工作，先后担任陕甘工委主席、陕西省委书记、西北局秘书长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中共冀热辽分局秘书长，旅大区党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旅大市委书记、黑龙江省委书记、东北局第二书记。        新时期任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公元1978年5月在北京逝世。
却说长发头领带领秋收起义余部走上井冈山后，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乃至左右江起义的部队也陆续落草八百里井冈。       蒋总司令调集官军几次追杀进剿，无奈井冈山山高林密、坡陡滩多、官军折了不少兵马辎重、一时倒也占不了几多便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火并了王佐、袁文才，打退了官军几番围剿，井冈山的绿林好汉声威大震，除主力部队外，地方军区、独立师团、各县区武装、游击大队招兵买马，纷纷亮出招牌。        红军学校书声朗朗、杀声震天，毕业的学员腰别小手枪、驳壳枪，怀揣毕业证、结业证，迎着初升的太阳，走向各师团政治部去接受新的任务和指派。        兵工厂、被服厂、印钞厂、银行等迭次开张，庆贺的鞭炮震天价响，鞭炮纸屑铺满草坡。       公元1931年初，苏区中央局成立，在其领导下，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秘书长刘伯坚。        公元1931年11月，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及由其领导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秘书长刘伯坚。这是全国性军事领导机构第一次隶属于红色政权系统。       若干年后，当李登辉、阿扁律师等在海峡对岸鼓噪“两个中国”时，共产党便开枪开炮射导弹、喊打喊杀喊封锁......        感情“两个中国”的始作俑者原来是中共苏区中央局。 　   事情明摆着，如今共产党是猪八戒上楼——倒打一耙！        你做初一便功德无量、流芳千古，我做十五便罪大恶极、遗臭万年。       老李每每想至此，便唉声叹气捶大腿；小陈每每想到此，就觉一口恶气堵在喉。         一句话：真他奶奶的冤屈！         与王一飞一样留法归来，后又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过的四川开县人刘伯坚也只干了约年把的秘书长，就奉调至红军野战部队担任政治干部，红军长征后，他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后在战斗中受伤不幸被俘。        在狱中，他坚贞不曲，英勇就义。这是第一位、也是共产党军队唯一一位在战场上作战受伤、被俘牺牲的中央军委秘书长。         刘伯坚牺牲30年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隆重上演。他在监中写下的《带镣行》经周恩来亲自审定与修改，以男声独唱的形式出现在第一幕中。     歌曰：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公元1932年，军委秘书长一职，由徐梦秋接任。          毕业于上海大学的徐梦秋是安徽寿县人，公元1923年即已加入中共。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后，他逃进法租界隐匿起来，并和党组织失去联系。         为稻梁谋，不得已找份校对的营生糊口，期间出版了《南明哀史》等几部历史著作。后经一番周折，终于找到组织，并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徐梦秋于公元1930年学成归国，即秘密潜入中央苏区。         公元1933年5月，徐梦秋调任红军大学代理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他学贯中西、口才不俗，是红军大学的主要授课人，瞿秋白、李德等也在学校担当了相当的教学任务。而高级班邓华、龚楚，上级班苏振华、韦国清、张爱萍、李志民、刘亚楼等许多团营职学员，日后均成为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因此，说徐梦秋在人民军队中桃李满天下，似乎也不为过。          满腹经纶的徐梦秋在苏区与毛泽东、博古、张闻天等关系都保持得相当不错，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但日后的命运却颇为坎坷，在新疆从事革命活动时被盛世才逮捕，关押多年后才叛变革命，公元1949年6月南京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逮捕，被判无期徒刑。  那些日子，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构叠遭破坏，一些人被捕后熬不过老虎凳、辣椒水、竹签子、红烙铁，被迫交代了一些昔日战友的活动及住所。      拔出罗卜带出泥，更多的人又被牵连被捕。       一时间，中央机关众头领、众喽罗的命运岌岌可危。      同样是马克思、列宁的徒子徒孙，同样是干共产党，打开胸膛同样是一腔热血，放开喉咙同样会唱《国际歌》，凭甚井冈山的兄弟伙就能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咱哥几个却吃了上顿没下顿、一星期要搬六次家呢？      凭甚你们行军打仗筹款扩红之余，还有闲暇吹喇叭、抬轿子、喝喜酒、闹洞房，披星戴月娶得山妞归，而咱白天在黄浦公园扮夫妻，夜里回家还要一个睡软床、一个打地铺呢？      凭甚咱一不小心就得坐老虎凳、喝辣椒水呢？       凭甚隔三岔五，就有咱小兄弟被拉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喂花生米呢？       共产主义者么，讲的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一不做、二不休。        众头领一捣鼓，决定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     《资本论》能倒着背的王明同志去远方汇报工作。      周恩来、博古等先后启程，辗转奔赴中央苏区。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规格缩小，先是改为中央局，最后终于作鸟兽散。
公元1932年下半年至1933年初，中央军委、中共中央机关分批进入苏区。          中共中央军委作为全党最高军事指导机关，在上海、武汉期间的主要职责，乃是开展军事巡视工作和军运工作、筹办军事刊物、训练军事干部、制定扩大红军、策反敌军等计划，并不直接指挥各地红军作战。          而中革军委经过一番惨淡经营，此时已经羽翼渐丰，可以直接号令七、八万人马了。         常言道：“一山不容二虎。”          如今，中央军委、中革军委两只大老虎共眠于一座林子里，四目相对。         隐隐可听见老虎牙根磨得“嘎嘎”的。
月亮躲入云层，又钻了出来。        17岁的红军警卫员吴金贵感到腿都站麻木了，困得眼皮都睁不开。可中革军委会议还在继续进行，间或有首长急匆匆跑出来撒泡尿，又急匆匆跑进去。        迷糊中，他听见会场里像炸了锅……        又好象听见班长冲过来喊他的名字。        吴金贵急忙跟着班长跑进会场，他看见地上有摔碎的茶杯，还有一张椅子翻在一旁。他和班长两人一左一右，紧护在首长旁边。        首长转过脸来看了他们一眼，示意他俩出去。       吴金贵和班长看到会场里还有一些其他首长的警卫员手按在枪套上并没有离开，就退到离首长稍远一点的地方站定下来。       首长脸涨得通红，他大声说道：“中革军委对苏区红军的指挥权，本来就是中央军委限于地理条件、通讯条件而授予苏区的！现在中央军委已经来到苏区，上述限制条件已经解除，中央军委当然应立即恢复对苏区、乃至全国工农军事运动的直接领导权。这也完全符合我们党对军事领导工作的一贯方针。”        首长停顿了一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用稍微缓和的语气继续说：“当然，苏区军委可以、也应该调一些人加强中央军委。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都已经同意，在中共中央来到苏区之后，苏区中央局即停止工作，为什么中央军委来到苏区，苏区军委就不能停止工作呢？        况且，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历来是由政治局书记或常委简任。而苏区军委规格较低，目前主席、副主席都不是政治局委员、甚至也不是中央委员，如果以它来取代中央军委，那将置中共中央、原中央军委于何地？”        毛泽东从藤椅上欠了欠身，掐灭了纸烟，迷起狭长的眼睛说道：“那就提高苏区军委领导人的党内地位嘛！这很简单嘛！”        张闻天说：“泽东同志，这是党的会议，请发言时慎重一些！”        彭德怀气鼓鼓地瞪了毛泽东一眼，又转过脸去瞪了张闻天一眼。        林彪细声说：“还是请总司令说说吧！”        朱德喝口茶、又用手抹抹下巴说：“我这个位置嘛、说啥子嘛！郎个样子有利于红军发展，就郎个样子办么！你们说，对头不？”        项英说：“我看，这个会一时不能统一思想，不如先休会，大家回去再考虑考虑，下次会议就一定要定下来——”        他转身望着博古，似乎是在征求他的意见。        博古想了想，点头表示同意。        吴金贵长抒了一口气。
一天早饭后，吴金贵替博古去苏维埃政府取文件回来，他刚走进院子里，就看见博古坐在凳子上一边编草鞋，一边在和几位首长谈话。         吴金贵把文件交给博古，然后说道：“首长，这草鞋让我拿去编吧？”        博古笑道：“我就是要学会编草鞋。不然别人都说我们是面包先生、皮鞋先生呢！”         吴金贵退出院子后想，面包先生、皮鞋先生是什么意思呢？        院子里，谈话在继续。        博古说：“同志们，看来苏区一直以来存在着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分散主义等非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思潮经过我们的批判之后，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张闻天说：“山大王的封建割据思想、旧军队中的军阀作风等也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算，最近两次中革军委会议就证明了这一点。”         项英说：“依我看，既然大家有不小的抵触情绪，大敌当前，军事斗争形势紧迫，就先让中革军委继续履行指挥职责，中共中央军委就先不提了。老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         周恩来不满地打断说：“哎！我说项英同志，你怎么也跟个封建哥老会头领一样的腔调啊？”         项英笑道：“我不过是打个比方嘛！”        博古说：“我也同意暂不恢复中共中央军委，等以后条件成熟了再说。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们来苏区后，这里发生了许多猜疑、抵触、抵制中央指示，甚至诋毁党的领导人等阳奉阴违的恶劣行径。比如，那个罗明不是写文章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吗？不是许多人在党内、军内散布奇谈怪论、说什么上海的中央是一群高高在上的洋房子先生、皮鞋先生当家吗？把共产党分成什么皮鞋先生、草鞋先生，这不是制造分裂又是什么？危险啊！同志们！”        周恩来说：“那就先维持中革军委现状，但可以先增补一些同志进去加强领导，今后适当时机再恢复中共中央军委会！”        众人皆同意。         若干年后，正史说到这一段，乃以“中共中央军委到达苏区后，即统一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一言蔽之。        而上海、井冈山两股革命洪流风云初会，激越起的白浪滔滔、潮起潮落，又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留下了怎样的痕迹——就交由后人评说吧！         正是：乱世英雄踞井冈，                      有枪便是草头王。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