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未能参加一大真相

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李汉俊两人完成。7月中旬，设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陆续住进了一批教师或学生模样的青年人，他们是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参加这次聚会的。代表们到齐以后，就便在住处开了预备会。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会址设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住宅。李书城是同盟会的元老、国民党人，此时他带着警卫到湖南去了，李公馆里只剩下他弟弟李汉俊、妻子薛文淑、厨师、姨娘和李汉俊年幼的女儿李声韵。
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馆底楼的餐厅里举行。出席者包括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烬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
除13名本国代表外，还有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有15位参加者。
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15位参加一大会议者中，14人的履历、照片和人生故事，都介绍得一清二楚，唯有尼克尔斯基，成了一个谜团，几乎无人知晓他的模样、他的故事，以致有俄国历史学者撰文称之为“被遗忘的中共一大参与者”。这块历史的空白，终于2007年秋天填补，俄、蒙两国学者发现了尼克尔斯基的照片和档案。
原来，“尼克尔斯基”是军人出身的弗拉基米尔·涅伊曼·阿勃拉莫维奇的化名。他出生于1889年，1921年成为俄共党员。同年，这位俄国人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被郑重委派来华帮助中国建党，并在“一大”有过重要的发言和建议。不幸的是，1938年，他因莫须有的“间谍罪”被捕，很快便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直到1956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才为他平反昭雪。
在中共“一大”13名中国代表中，湖南籍的有5人、湖北籍的有4人，北大的学生3人(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后来党史学界与各方经过研讨，依据13名代表在中共历史中的作用进行排名，依次为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
中共一大的召开是党的大事，可是为何党的两位最重要的创始人“南陈北李”都没有出席？
史料记载，当时陈独秀虽然被确定为大会主席，但当时他在广州担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为筹备学校经费而四处奔忙。而李大钊缺席的原因却有多种说法。
有说法是李大钊并没意识到中共一大的重要性。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位骨干成员刘仁静在《一大琐忆》中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选举时，“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出席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既然会议不是很重要就没有必要去惊动李大钊这个小组的重要人物，因为李大钊要利用假期时间忙于索薪斗争这样的大事。”
其实，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在延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当年的代表竟然没有一个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他们每个人回忆的日子各异，最后，只得由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党的生日定为7月1日，与实际的日子竟然相差了22天。
而现代的一些学者、专家则认为1921年6、7月间，李大钊正忙于筹备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因此无暇顾及中共一大。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而“少年中国学会”每年7月召开年会，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大体一致。部分学者据此认为，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是因为要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
第三种说法是当时身为北大教授的李大钊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当时，他正率领八校教职员工索薪团到北洋总统府交涉，屡屡遭阻。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罗章龙在《亢斋回忆录——记和守常同志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水罢教亘十个多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中共一大会议的前几天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到了7月30日晚事情发生了变化。代表们计划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会议还没有开始，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说完就急忙走了。
当事人后来在各自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回忆那个密探的形象的：
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穿灰色竹布长褂”；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此外，再没有更详尽的记录了。
那闯进会场的陌生中年汉子后来被证实正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程子卿。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自己一踏上上海滩即被监视是有所觉察的，特别是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他更加警觉。程子卿的突然到来，引起了代表们的警惕，会议为此中断，马林见此情景即刻说：“这一定是侦探，马上散会，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按照马林的布置，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立即离开了会场。十几分钟以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结果扑了一个空。李达后来回忆说：“当时真危险，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
后来，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中，非常详尽地描述了这一事件。其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而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四十八支烟卷全部吸光。
之后，“一大”代表不约而同转移到了渔阳里2号李达的住处。
周佛海建议去杭州西湖继续开会，但李达的妻子王会悟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考虑到马林、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浙江嘉兴。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也不请他去嘉兴了。陈公博呢？据他说，当天夜里他住的大东旅社突然响起枪声，发生凶杀案，使他再度受惊，他也决定不去嘉兴。
据王会悟回忆，到达嘉兴之后，她安顿代表们在鸳湖旅馆内开了房间，洗了脸，吃了粽子，暂且歇息，然后便请鸳湖旅馆账房先生代订一个中号的画舫，另外，包一桌酒席，借两副麻将。王会悟给了他八个银元，四元半是中号画舫租费，三元是酒菜钱，余下是小费。
上了画舫后，王会悟到后舱跟船老大打了个招呼，递上一包香烟，船便缓缓在湖面上移动。接着，她走过中舱，来到前舱，透过舱门望着“风景”——倘有异常动向，随即报告中舱。
中午下了一场雨，游人四散，湖面上更为安静。中国共产党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时开始。
代表们讨论着党纲和决议。那张放在李汉俊家抽屉里，被密探们所忽视的“废纸”，此刻成为代表们字斟句酌的文件。
第一个获得正式通过的，便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据李达回忆，那天的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天色渐暗，大会进入最后一项议程，即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考虑到当时的中共党员不过五十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个，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
选举结果，以集中的票数，一致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
当天晚上，代表们便乘火车返回上海。抵达上海时，已是夜色如黛了。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就这样结束了。
当北京的代表刘仁静正要踏上北上的火车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向他走来，并用力地握住了他的手。素有“小马克思”之称的刘仁静定睛一看，是湖南代表毛泽东。几天会议下来，“一大”代表中最年轻的刘仁静与毛泽东彼此都很熟悉了。天资聪颖的刘仁静十分感谢毛泽东能来为自己送行，激动地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谢意。毛泽东紧紧握着刘仁静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以后要多做实际工作。”显然，与先前比刘仁静大6岁，曾在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部学习的恽代英一样，毛泽东也准确地看出了刘仁静我行我素不大务实的弱点，但他不方便像恽代英那样明说，便委婉地提出希望刘不光只读马列主义书本，还要理论与实际结合去指导中国革命实际。然而，虽然刘仁静此时的身份不可与当年在武昌时同日而语，但他对人对事的态度和方法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这位后来曾参加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成立后的第一个代表团去彼得堡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并曾受到俄共著名领导人之一托洛茨基的单独接见，自称“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的刘仁静最终自行脱党被除名，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另一类悲剧人物。
那时的毛泽东确实比刘仁静高明得多。他是湖南湘潭韶山冲人，农家子弟。近代中国人尤其是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早年毛泽东就推崇其师法，受其种种影响。过去研究早年毛泽东的学者，大多回避了这个问题，或者即使接触到了，也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似乎他生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毛泽东早年给友人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曾国藩本是个读书人，一生尊奉程朱理学，以“理”为世界万物之本，又同时极其重视经国济世之学；既研究理学，又酷爱文学，对韩文、庄子嗜之成癖。毛泽东很欣赏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的思想。他引为“大本大源”证据的，正是后来对曾国藩的评价中最成问题的扑灭太平天国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认为曾国藩的过人之处，是把一场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一场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战争，说成是一场维护名教，也就是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战争，终于赢得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他认为“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这时他是站在同情太平天国的立场上，为太平天国总结历史教训的。这似乎可以说，毛泽东认为太平天国的革命实践没有与当时的中国实际相结合，正是因此最后遭到失败。这似乎也可以说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国革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青年时的毛泽东是个敢于实践的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参加长沙的起义新军，当兵没多久，就考入不要学费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读书期间，毛泽东常和同学们攀登岳麓山或到橘子洲头游览、畅游湘江，一起研究学问，讨论国家大事。
北宋初年创建的长沙岳麓书院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经常有著名学者在此讲学，南宋时，大理学家朱熹和张载都曾在这里讲过学，弟子达千人。岳麓书院对湖南影响深远，学术界虽然经过心学、实学的几度变迁，又有清代训诂考据之学兴起，但对湖南影响甚微，程朱理学一直在这里占据着统治地位。湖南文士多习理学，习汉学者很少，但无论习理学或汉学，都注重研究有用之学和社会实际问题，而终形成近代颇有影响的湘湖学派。民风强悍加上经世致用之学又造就了湖南有知识者对于政治和军事的关心和热衷。也许这就是在近代中国湖南多出政治家和军事将领的缘由吧。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对他影响最大并被他奉为楷模的是服膺曾国藩的湘湖学派的传人，修身课教员杨昌济。
毛泽东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
杨昌济在1915年4月5日《达化斋日记》中提到毛泽东，以为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文中的曾涤生、梁任公指的是曾国藩、梁启超。由此可看出杨昌济当时是多么看重毛泽东，要把他培养成曾、梁似的人物。
杨昌济慧眼识英才，后来杨成为毛泽东的岳父。
毛泽东很重视杨昌济的意见，他不只是读了不少曾国藩的书，兴趣和见解也受其影响。
杨昌济是一位学贯古今，融通中外的学者，更是一位爱国心切、道德高尚、思想进步、诲人不倦的教育家。当年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聚集在杨昌济的周围，继承发扬着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在湖南的传统。毛泽东更是于1917年组建新民学会并开办了中国当时第一所革命的工人夜校，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很好的组织准备。在新民学会成立时，毛泽东特别讲明这个学会的创立同杨昌济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杨昌济与李大钊是好朋友，与陈独秀时有往来，杨昌济曾北上去北大教书，经他引荐，毛泽东认识了李大钊，经李大钊推荐，毛泽东曾任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与同年出生的张申府共事很久，在北大红楼他读了很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从当时流行于中国的许多主义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愿为之奋斗终生。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主编与北京《每周评论》遥相呼应的《湘江评论》，1920年又与北京遥相呼应，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学会”，1920年他还与他的老同学何叔衡等创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与何叔衡一道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参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
共产国际驻中国正式代表马林虽然没去嘉兴参加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但中共早期领导人都对他表示赞赏和钦佩。李达说他“为人机警，富有地下工作经验”，包惠僧说他“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声如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罗章龙说他“年富力强，兼通英、德、法等国语文，器识宏通，对中国革命问题从世界形势盱衡全局，故观察与议论有非寻常构虚之见可以比拟”；张国焘说他“体格强健，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那股坚持自己主张的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他“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一次在上海路遇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竟挺身而出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毛泽东说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中共正式成立后，在广州当广东省教育厅长的陈独秀谢绝了陈炯明的挽留，称病请假回上海就任中共总书记。他和马林两个均为个性极强之人，关系不甚融洽。后来陈独秀被法国巡捕房逮捕，全仗马林打通各个关节，花了很多钱，请来著名的巴和律师辩护，最后仅以《新青年》杂志有过激言论判罚五千元结案了事。陈独秀被营救出来后，同马林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
中共成立以后按俄国革命的模式，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力量领导中国工人运动。
早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上海共产党组织就决定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从事工人运动的机关。1921年7月7日，书记部发表宣言，号召各地劳动团体共同进行劳动组合，同时创办了机关报《劳动周刊》。不久又相继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和济南、广州、长沙、武汉等地的分部，加强了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次高潮，13个月内全国罢工达一百多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
1922年1月12日，由于资本家拒绝答应增加工人工资等要求，香港两万多名海员在中华海员工会领导下，举行大罢工。香港当局下令封闭海员工会，更激起中国工人的反抗。2月底香港全体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罢工工人达十万人。港英当局大为恐慌，调集大批军警镇压罢工工人。当罢工工人步行回广州路经沙田时，英国军警开枪扫射，制造了死6人、伤数百人的沙田惨案。此后，海员工人的罢工斗争更加激烈。这次罢工得到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广州政府和全国工人的支援。京汉铁路火车上竖起“援助香港海员”的大旗，飘扬在北京、汉口之间。罢工坚持了56天，终于迫使港英当局取消封闭工会的命令，答应增加工资15%～30%，斗争取得了胜利。以此为起点，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为了适应工人运动高涨形势的需要，共产党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于1922年五一节，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62人，代表者12个城市的100多个工会，30多万会员。大会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通过了《罢工援助》、《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案，决定全国总工会成立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处。这次大会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是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有指挥全国工人运动的权力。这次大会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当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为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罗章龙等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毛泽东任中共湘区(包括江西安源地区)委员会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他在湖南地区建立了20多个工会，组织的工人达4万余人，先后举行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粤汉铁路长沙工人、常宁水口山矿工等10余次罢工斗争，在斗争胜利的基础上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任总干事。
文章摘自《北伐军兴始末》 作者：刘丕林   出版社：崇文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