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在文革中

 
真相：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在文革中
 
 
五岳盟主/编辑
 

1951年10月30日，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李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言
 
        人物档案： 
       李达，号鹤鸣。湖南零陵人。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10月2日生。“五四”运动时期在日本留学开始撰写介绍科学社会主义与欧洲工人运动的文章。1920年8月归国在上海与陈独秀筹建中国共产党，主编《共产党》月刊，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
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宣传主任。同年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
1922年底应毛泽东邀请，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后在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6年出版哲学著作《现代社会学》。大革命失败后，长期担任教授，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1929年出版《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35年出版《经济学大纲》， 1937年出版《社会学大纲》等，产生广泛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被推选为第一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曾当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著述有《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和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等。1958年曾同毛泽东就主观能动性问题发生争论，直言批评大跃进中的唯心论，对六十年代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政治批判取沉默态度，不同意林彪的“顶峰论”。于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攻击、诬陷，被迫害致死。
 
        重修旧作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向被尊为“中国的理论巨匠”。 
        1961年，李达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这年夏天，因为双手颤抖的病症，加上劳累过度，他来到庐山休养。 
        8月25日，刚刚抵达庐山的毛泽东约见了李达。这是继1959年他们在武汉相会后又一次相见。那一次两位好友谈论文章时，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赞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随后他也中肯而直率地告诉李达:“你的文章没有从前那样有锋芒。”从那以后，李达十分注重自己文章的“骨肉与血气”。 
        “看你的气色不太好，人也比过去消瘦许多，是不是工作太重，你可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毛泽东一见面就非常关注李达的身体健康。 
        听到毛泽东的关心，李达十分感激。随后毛泽东又一次赞赏李达30年代所写的《社会学大纲》是那样“脍炙人口”，接着衷心地建议李达“是不是根据新的材料再修改一下，重新出版”，并希望李达在武汉大学多找几个助手共同承担这一任务。 
       李达当即表示:“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嘱托，尽快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好。”
       接受任务后，李达便雷厉风行。他一边打电话给助手，要求立即把有关书籍带上庐山，一边写信给武汉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余志宏，告诉他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修改《社会学大纲》一书的任务，希望他能在优秀毕业生中物色两位有所作为的学生作他的助手，并介绍自己准备花3年的时间修改或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历史唯物论大纲》等6部哲学著作的计划。 
       给余志宏的信发出不久，李达中断休养，由庐山返回武汉。回校后，第一件事是筹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李达调集了几名助手，随后又向学校要了几间房子，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就这样成立了起来。这是全国大专院校里最早建立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 
       李达与助手们经过5年的共同努力。数易其稿，1965年第一部著作《唯物辩证法大纲》终于问世了。当此书征求意见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和评价:“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它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这些结论是对对立统一规律核心地位的“突出阐述和高度概括”。 
         抵制“顶峰论” 
         还在李达与助手们聚精会神地全面研究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时，康生与林彪等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唱起了“顶峰论”。 
        早在1958年夏天的一次会议上，“顶峰论”的始作俑者康生就抛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指出:“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 
        对于康生、林彪等人大力倡导的“顶峰论”，李达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一位领导特地撰写了一篇题为《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文章。当这篇文章送给李达提意见时，李达一看题目，就把文章丢在桌子上，毫不讳言地指出:“这篇文章题目本身就不科学，谁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因为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不可能一次就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也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接着他要求助手们“在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绝对不能出现这类字眼”。李达的话传了出去，弄得这位领导非常尴尬。 
        李达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但这并不能阻止那年月大报小刊上连篇累牍的“顶峰论”。相反，在林彪反复叫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影响下，“顶峰论”成为人们最时尚最热衷的话题。一次李达助手在谈到撰写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时，提出是否加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李达立即对这种想法给予了严厉批评，指出“不能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养料，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决不会停滞不前，因此也决不会有什么‘顶峰’”；“‘顶峰’这种提法不符合辩证法，是形而上学，是吹泡泡，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李达的观点是鲜明的。然而许多人不能理解，认为李达是固执，是僵化，是埋头学问。当然也有一些好心人劝李达:“写上这一句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何必那样坚持，说不定还会犯错误呢！”这些善意的劝告没有改变李达的初衷，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怕什么？犯什么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犯错误，而违反辩证法的东西就能出成绩？” 
        李达这种“不讲政治”的“固执己见”，引起了一些领导的不满。
        武大“三家村” 
        1965年底，经国家有关部门同意，李达已经搬到了北京，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然而由于《唯物辩证法大纲》还没有最终定稿，1966年2月，李达又返回了武汉，开始了全书的最后定稿工作。 
        正当李达全力投入工作的时候，文化战线上掀起了大批判运动。此时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有些人对李达颇有微词，认为李达“埋头研究，不关心政治”，随即指示武汉大学整理出李达的一份材料，说李达是“反动学术权威”，并通过有关部门报到中央。因为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此事关系重大，中央有关同志就此事询问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当时未置可否。4月，在杭州会议上，有人又向毛泽东谈及李达的问题，当询问可不可以对李达开展批判时，毛泽东仍旧没有表态。接着在上海会议期间，这人“不厌其烦”，再一次询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对李达进行批判，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说了一句:“既然群众有要求，在校内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 
        紧接着形势急转直下。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发表后，全国上下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大批判迅速出现了高潮。中央“5·16通知”发出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北京率先揪出了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的“三家村”。 
        揪出“三家村”，批判“三家村”，一时间成为全国各地效仿的大事。湖北省一些人立即将武汉大学整理出来的李达的材料加以“修改”、“充实”，作为中南地区的“三家村”，上报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6月7日，在省委驻武汉大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主持下，召开全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开武汉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将目标集中对准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三人。 
       从此，李达再也没有安宁过。他先是被“勒令”停止写书，交待自己所有的“罪行”。接着他的助手们也被强制性地“集中”起来，强令写出揭发检举李达材料；他家的保姆被不明不白地弄走了，电话被剪断，北京的来信也被劫去了。 
       6月8日至9日，中共湖北省委召开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和文化艺术界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出要把革命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这是全国所有高校被“揪”出来的第一个“三家村黑帮”。
        不屈的抗争 
       6月13日，武汉大学“组织”7000余名师生员工集　会，批斗李达，“声讨”珞珈山“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湖北省、武汉市几十万人拥入武大校园“声援”武大师生的“革命”行动；《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等报　刊，长　篇累牍发表“批判揭露”　　文章，指出:“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1958年教育大革命，推行　资产阶级路线　，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与此同时，湖北省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作为武大的“三家村”，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批判。 
       此时“批判”和“声讨”，虽然用的是“某资产阶级‘权威’”，但被隔离起来的李达心情异常沉重，他根本没有半点辩解的自由，只有老老实实“认罪”，写“认罪”材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6月30日，对于李达的批判开始升级，李达的名字，在报纸上公开点了出来。《武汉晚报》发表了《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指出“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进入7月后，批斗的方式开始残酷起来。武汉地区接二连三的批斗大会，李达总是“主角”，批斗、声讨、示众、审讯、辱骂，使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然而倔强的性格，使李达从不在批斗者面前低头，所以每一次批斗，对他的人体摧残是最重的。 
       尽管李达遭受种种非人的磨难，但当他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资料被抢走，助手被赶跑、研究室撤销时，愤慨地说:“你们把我的资料抢走了，把我的助手赶跑了，我怎样完成毛主席交给我写书的任务呢？” 
      无情的批斗，肉体的折磨，李达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他的饮食锐减，病情逐渐加重，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　。妻子石曼华看到他这个样子，内心十分难过　，但李达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黑暗总会过去，等运动结束了　，我一定到北京去，向党中央、向润之告状。” 
      7月中旬，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　。这时李达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李达都非常痛苦，有时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没有半点减缓的迹象，批斗、游街、罚跪，可谓变本加厉　，直到李达卧床不起。
 
       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现在而不是当时），这是毛铲除资格老的党的创始人，巩固自己权力的做法。李达可以跟毛一个起跑线上直呼其名，其他人谁敢？所以，他到死可能也不知道，毛是不想让他活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