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道生： 当今贪官们的“信仰危机”是蜕变的主因

2007-02-06 11:03:46   作者：邵道生   来源：光明网
（一）腐败官员们的理想、信仰危机
什么是理想、信仰？
理想、信仰是人生奋斗的目标，是一种主义，是对未来的设计，是人对自己生命的再创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是围绕着一个人的理想、信仰展开的。作为社会的个人应该有自己的理想、信仰，作为社会的集体亦应该有自己的理想、信仰。若理想、信仰问题出了大问题，就会使一个社会、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苏联共产党大不大？大。人数多不多？多。建国时230多万党员，到1990年代初达到2300多万，数量哐增长了近十倍，恰是“弱不禁风”，苏联的解体，苏联共产党政权的丢失，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就是一个明证，什么原因？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其根本原因是腐败，而腐败又始于信仰动摇。中国社科院陈奎元院长说得好：“苏共丧权、苏联解体，当然有体制僵化、经济缺少活力、决策失误等多方面的原因，但精神信仰的崩溃，在‘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下，党和人民的思想限于混乱，则是更为深刻的根源。”
“文化大革命”以前似乎很少听到“信仰危机”这四个字，当社会进入改革开方以后，这四个字不仅常听到，而且争论还很大。
那么，在我们的社会中“信仰危机”究竟存不存在？请看一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的一项《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大型社会调查，在诸多调查问题中有“有无信仰”一道题。对此，被调查者回答的结果是：回答“有信仰的”占28﹒10%，“曾有过信仰的”占22﹒24%，“没有信仰的”占36﹒09%，“不想回答的”是13﹒57%。“有信仰的”只占全部的28﹒10%，这一数字表明这个“信仰危机”不仅客观存在，而且还很严重。
其实，大面积的腐败泛滥就是这个群体理想、信仰丢失的一个明证。
有人不信，那么，就看一看一些腐败分子是怎么说的吧！
2000年最为闻名的大贪官胡长清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为此，胡长清全家都办了化名身分证和因私出国的护照，准备一有风吹草动时就开溜国外。
已被枪决的北京电子动力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说了这样一句“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
那个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的胡建学对其部下私下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
鄢立中曾多次私下对同事说，“搞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要搞资本主义”。
有一个“小干部”中共合川县委副书记高万成说得更是坦率：“1991年岁末，苏联解体，使我的信仰发生了大裂变。我想，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顶住，变不变也很难说呀！两个月后，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了，我误认中国要搞的市场经济和苏联解体后的自由经济是一回事。自由经济就是自由捞钱。于是，我便用手中余权大捞钱。”
被号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则想得更远：“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经济准备。”
……
总之，当今社会的“信仰危机”不仅存在于百姓群体之中，存在于青少年群体之中，它也存在于领导干部之中，甚至可以说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否则，为何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从中央到地方的“三讲”？“三讲”的第一讲就是“讲政治”，而在“讲政治”中最最重要的就是理想信念问题。正是在理想信仰出了问题，才会产生一批又一批的腐败分子。所以，对此，江泽民同志说，当前需要着重抓好的几项教育的第一件事，就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教育。的确，对共产党人来说，理想信仰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
（二）什么信仰也没有的人容易犯错误甚至犯罪
1992年，日本学者堺屋太一在回顾二十世纪史的著作《历史的波澜》一书中，关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崩溃原因问题的分析，就提出了：“任何政权，只有两种情况会使它发生毁灭性的大变革。那就是丧失维持治安的能力和人们不再信任支撑它的文化。”“使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走向崩溃的其实是社会主义的文化，也就是人们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观念、理想和领导层的决策与人品。”
亨廷顿认为：“腐败程度与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i]的确，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一些有权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
捷克思想家哈维尔说：“没有信仰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信仰的人只关心尽可能舒适，尽可能无痛苦地过日子，除此之外他们对一切都麻木不仁。”
西方国家流传一句话：什么信仰也没有的人容易犯错误甚至犯罪。
这究竟是为什么？
既然共产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实现”了，又何必为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于是入党时的誓言统统都忘记光了，想到的是赤裸裸的一个我字，于是，“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一个有理想的共产主义者变成了“最彻底的现、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者”。
既然走社会主义已经“没有出路”了，又何必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什么公仆不公仆的，那不过是一种说教，最最重要的是一个钱字。所以，“世上都晓神仙好，只有美女忘不了；管它爱情多与少，能够快活就是了。”
既然“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又何不称自己有权时狠狠地捞上一笔呢？于是，他们就认为：“政治是虚的，理想是远的，权力是硬的，票子是实的；（要）去掉虚的，扔掉远的，抓住硬的，捞到实的。”于是，腐败分子就发了疯似地捞钱，捞了钱以后转移到国外，成克杰贪污受贿4109万元，竟化了1150万元托港商张静将这笔钱转到香港，占全部款项的1/4以上。
丛福奎作为党的高级干部竟变成了佛门弟子，完全抛弃共产主义信念，为求仕途升迁，求一个寺庙的住持给他算命，说他有三步高升，一是当省长，二是当省委书记，三是升到国务院，他就信以为真。他不仅烧香拜佛，皈依了佛门并取法号“妙全”，在家摆设佛堂，每天打坐、供佛、念佛、烧香、拜佛，还大肆索贿，为寺庙捐款，送给寺庙住持一部轿车，在车上印着“河北三宝弟子妙全供养”；为满足个人私欲，向6名私营企业主索要1700余万元巨款；为方便与“女大仙”（吉林德惠农村一个跳大神的）幽会，专门在北京购置了房产。
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她的儿子被捕时，她把责任全怪罪于她的儿媳妇，报怨她信佛信的不虔诚；家里设有一个很大的佛堂，供着菩萨，还有一幅对联，上联是：菩萨保我做大官，下联是：我做大官供菩萨。就是她，这么大的一位高级高级干部，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观，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完全和菩萨联系在一起。更为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她被“双规”后不检查自己，她怎么说呢？她说：“菩萨啊菩萨，我供了你这么多年，你也不保佑我”。
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商洛市委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一边是大肆卖官收受28人贿赂共计101.9万元，一边又到处烧香拜佛、上供布施，大搞封建迷信活动，整日痴迷于烧香拜佛、占卜问卦，以求得神佛保佑自己健康平安、官运亨通。为了打动神佛，以求得保佑，张改萍还以开发佛教旅游为名，专门请外地寺庙的僧侣来到商州区。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掩饰内心的恐慌，她还亲自组织并参加“开光”、 “灌顶”、“天供”等活动，花费达几十万元，但她从来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一些贪污受贿的腐败官员进庙烧香拜佛果真会得到神明的原谅、保佑？来自台湾的佛教大师星云座客凤凰卫视电视台，接受了评论员阮次山的专访。当问到时下一些做了坏事的人、一些贪污受贿的腐败官员进庙烧香拜佛，是否会得到神明的原谅、保佑这一问题时，星云大师回答说：“这是不对的，不符合因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瓜怎么能得豆呢？做了坏事要得到好的报应是不可能的。如同一块石头靠自身重量沉到河里，无论你怎么祈求这块石头都不会浮上来。同样的道理，做了坏事，无论怎么祈求、忏悔，都没有用，神明是不会原谅的。”
--------------------------------------------------------------------------------
[i] 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本出版社，第64页。
（三）腐败官员的“精神寄托”：信鬼神
江泽民同志指出：“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无神论，宣传无神论。”共产党员应该是无神论者，作为共产党的官员自然是不会、也不应该信鬼神、敬菩萨然而，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什么稀奇古怪的都会发生，本应是无神论者的却变成了有神论者，而烧香拜佛、占卜算命居然成了包括一些高级官员在內的“父母官”的主要“精神寄托”。
其实，这也是一些地方一些领导人共产主义信仰丧失的一个具体表现。
如，湖南省双峰县法院一法警不慎从该院4楼跌落身亡，法院党组于是集体讨论决定，由单位报支600元经费请“法师”到法院大楼“驱鬼祛邪”，一时间法院大楼内锣鼓震天，灵符飞舞，“法师”从办公室到法庭，从食堂车库到领导住宅，一间不漏地“作法”。
山西交口县主要领导数年不得升迁，认为是县委大院“风水”不好，便找人看“风水”。数年前的某天夜深人静时，县委大院灯火齐明，数十名党政干部齐刷刷地跪在香案前，“代表县委县政府”，虔诚地埋下“镇邪物”和“升官符”。
天灾本是极其常见的自然现象，然而有的地方的书记在发生旱灾时居然建什么“大王庙”去求雨抗旱；
福建省政和县，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名义，耗资上百万元“镇妖、避邪”，建造了一座“七星塔”——当地群众称之为“风水塔”；
更为可笑的是，原湖南省冶金集团总经理邹恒春，身为正厅级干部，酷爱占卜算命，２００２年被省纪委“双规”后，不是总结自己的教训，而是感叹老尼姑“预测”自己“命该如此”的准确性。
更有一些少数官员，不仅为了自己当前的位禄，还用金价购买风水宝地，大建个人“陵园”。幻想传承后代，流芳百世，光宗耀祖。如原重庆市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副厅级）冯文超历时近３年修建一座占地４００多平方米，刻写“官爵至五品”等碑文的豪华“活墓”。黔江石柱县领导干部在县城周围建造６００多座大墓、豪华墓。目的都是要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中国儿童中心原主任赵顺义，虽位居正厅级，却十分迷信。在反贪部门办案时，她花了近两万元到一个据说有“半仙之体”的算命先生那里求得了一个“护身符”。护身符上说：“只要平安度过5月15日，就万事大吉，步步高升。”没想到赵顺义在5月13日晚洗澡时，忘了取下“护身符”，结果被水泡湿了。所以当办案人员5月14日晚上在京津高速路出口将其抓获时，她竟然连连嘟囔：“真准！真准！”当时还真让办案人员莫名其妙，不知所言何意。
……
所有这些说明什么？它不仅仅说明封建迷信在社会剧变时期的复活是一个事实，而且还说明了它已经严重地渗透到一些地方的主流意识形态中来，渗透到一些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中的的领导行为来，尽管这是极少数，然而问题是严重的、可怕的，它的不能容忍性就在这儿！
为什么共产党的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在內的官员会对封建迷信如此狂热崇拜？为什么在一些地区、一些单位会将封建迷信尊奉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原因自然是很复杂的。
首先，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信仰的丧失、信念的堕落。必须看到，当今信仰危机不仅在社会存在，在百姓中存在，在共产党官员中也存在，对像韩桂芝、胡建学、丛福奎这样的人来说，共产主义不过是一塊招牌，是一种当官必须念的经文，纯粹是一种摆设，纯粹是“升官符”，既然共产主义不灵了，其它的意识形态必然就“趁虚而入”，封建迷信在一些共产党领导人身上的流行也就不足为奇的了，所以，我们必须重视江泽民同志所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的教导，这个问题不抓紧，将会遗患无穷。
其次，腐败使他们不得不陷入相信封建迷信的宿命论。在共产党的官员中哪一部分人最相信封建迷信？就是像福建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浙江省富阳市原市委书记周宝法、山东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这样的腐败贪官？这些人本是共产党中的“精英”，因而熟知党纪国法，知道党纪国法的“厉害”，然而自己贪得实在太多了，也知道一旦“东窗事发”的后果：党票不会有了，名誉、地位也肯定会丢，不仅会进大狱，甚至脑袋能不能保持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贪官污吏在台上的日子也是整天提心吊胆、惶惶而不可终日……怎么办？烧香拜佛、占卜算命等封建迷信成了这些腐败官员最好的心灵安慰剂、麻痹剂，其实，这些人的智商一点都不低，也知道巫师的咒语、算命先生的，都是骗人的瞎话，然而却恃一种宁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的偏见，对它的“吉利的话”笃信不疑，甚至顶礼膜拜。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保自己一生平安，一生荣华富贵。所以，最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人本身的腐败使这些人从坚定的唯物主义异化成彻底的唯心主义，人一旦堕入腐败的泥坑，什么东西都会变，这就叫身不由己啊！
其三，投机取巧、耍奷浮夸的从政心态使一些官员虔诚于对迷信的顶礼膜拜之中。当官是要政绩的，没有政绩是要下台的——这是大大小小的官员都知道的官场法则。但是，怎么取得政绩？它需要的是为官者艰苦奋斗，需要的脚踏实地的工作，需要的是以先进文化为理念的从政行为，然而，如今官场的一些“父母官”，将这些取得政绩的要素统统都忘掉了、扔掉了，代之的是华而不实的投机取巧，哗众取宠的虚张声势，如山东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听“高人”说有“当副总理之命，只是命里还缺一桥”，于是将国道改线，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海南一个县工商局原局长，任命下属时要请人算一算此人是否和自己“相克”，他的家中竟然装了８面“照妖镜”。再如有的地方为保所谓的“一方平安”，请巫师来做法；为所谓的“发展经济”，用菩萨神仙去保佑，为所谓的“为民办实事”，用建庙造神去满足民众中的不合理的要求，用所谓的加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名义，用神仙庙宇去“镇妖、避邪”……总之，这些共产党的干部不肯学习，不肯踏实工作，不肯用先进文化用在自己的工作上，他们相信宿命论，因而大搞花架子，将工作当作赌博，用封建落后的文化中去实施自己的从政行为。想一想，这样怎能改变一方的面目？怎样才能取得真正的政绩？结果必然是将一些地方封建迷信泛滥，民风、政风乌烟瘴气，官场腐败蔓延，长此下去，怎能了得？！
其四，把宣扬封建迷信作为敛财和索贿受贿的手段。如有些地方的官员热衷于建庙、修塔，表面上他们是要给百姓们带来好运，实际上是让大家掏出钱来，他好搞工程，然后从工程中拿回扣。还有一些官员的父母死了，大办丧事，。从表面上他迷信是在为父母尽孝，实际上是开了一个收钱的地方，把办丧事当成敛财的手段。河北省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真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吗？ 答案是否定的，他信佛还有更重要的利用价值——借“佛”敛财，在短短几年内，通过这种手段疯狂敛取钱财１７００余万元。。
必须提出的是，当代社会的封建迷信还有一种发展趋势，这完全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背道而驰的，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怎么抓？首先从官场抓，从相信封建迷信的权力者那儿抓，抓他们的信仰，抓他们的从政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封建迷信活动的发展。
三农中国http://www.snz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