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指标凸显中国60年不寻常变化

说中国在一九九二年经济总量就超过日本，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国人来讲，似乎是天方夜谭；倘若再说，中国经济规模六年后超越美国，相信更让许多人匪夷所思。不过，这不是咱家自吹自擂，是世界知名经济学者安格斯·麦迪森接受中国记者如是说。据称，麦迪森采用的核算方法是“购买力平价法”(PPP)。
对于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份量和排行，不同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也许有不同算法。但在旧中国废墟上，走过六十年不平坦的路，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不凡成就，却是一个不争事实。
国家统计局在共和国六十周年庆典来临之际，用六大指标凸显中国经济不寻常的变化——
一、综合国力实现由弱到强巨变，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
统计显示，一九五二年，中国GDP只有六百七十九亿元人民币，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甚小；到一九七八年增加到三千六百四十五亿元，只占百分之一点八；而到二00八年，一举突破三十万亿元，位居美日之后的三甲，当年一天创造的财富量超过了一九五二年全年总量。
扣除价格因素，二00八年人均GDP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三十二点四倍，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三千美元。按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中国已由长期以来的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二、商品和服务实现由严重短缺到丰富充裕的巨变，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供给能力名列世界前茅。
二00八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一万吨，与一九四九年相比，粮食产量增长三点七倍，人均产量增九成一；棉花、油料等产量均以数倍、十几倍增长计，谷物、肉类、棉花等产品产量稳居世界首位。
解放初期，中国钢产量、原油、发电量均居世界二十多位；如今，钢居第一位，发电量居第二位，原油产量居第五位，中国已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
三、经济结构实现由低到高、不均衡到相对均衡的巨大调整，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明显增强。
建国初期，中国基本上是个农业国，到二00八年，第一产业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五十一下降为百分之十一点三，第二产业由百分之二十点八上升为百分之四十八点六，第三产业则由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大幅上升至百分之四十点一。
四、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实现由薄弱到明显增强的巨大飞跃，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显著增强。
暂不说把“贫油”、“缺电”的帽子扔进太平洋，仅高速公路总长度超六万公里、移动电话用户逾六亿户，就足以说明此中变化之大。
五、对外经济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转折，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规模均跃居世界前列。
简而言之，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总量跃居世界第三位；一九七九至二00八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八千五百二十六亿美元，利用外资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六、人民生活实现由贫困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正向全面小康目标迈进。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一九四九年的不足百元，提高到二00八年的一万五千余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一九四九年的四十四元，提高到二00八年的四千七百六十一元。去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二十一点八万亿元，人均由一九五二年的一点六元增加到一万六千多元。
中国经济六十年之变数据、事例，枚不胜举。当然，用温家宝总理“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十三亿，都会变得很小”的算法，中国还远没有自大自满的资格。要真正做到天人和谐、全面小康，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破解世界性难题中前进－－关于中国国情的报告
（新中国成立６０年特稿）在破解世界性难题中前进
－－关于中国国情的报告
新华网北京９月３日电（记者　张旭东、韩洁、储国强、姜锐）“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１３亿，都会变成很大的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１３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     这道简单而又复杂的算术题，对拥有１３亿人的中国国情作出了透彻解答。
治国难，治大国更难。
６０年来，站立起来的亿万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破解着粮食、脱贫等一个又一个世界性难题，书写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不过，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的基本国情依然没有改变，还面临着资源环境制约、民生难题等诸多挑战，我们尤需保持忧患意识，务必保持开拓进取的锐气，在奋进道路上创造新的辉煌。
始终把解决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置于首位：６０年来，中国人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和从温饱到小康的两次历史性跨越；在新的发展阶段，仍有一系列难题待破解
今年８２岁的侯丙新已很少下田劳动，但这位陕西省合阳县路一村的关中老农，仍十分挂念粮食收成。他说：“过去饿肚子的滋味实在不好受。饿极了，大家就把苜蓿、小麦叶子晒干磨碎来充饥。”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少、吃不饱，像侯丙新一样的不少中国人，都有着挨饿的难忘记忆。
面对诞生的新中国，当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这样冷言相向：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同样，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从一个侧面看，艾奇逊的话并非危言耸听。
１９４９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１．１３亿吨，人均仅２０９公斤原粮，许多人处于挨饿状态。解决吃饭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最要紧的大事。中国在１９５５年不得不实行粮票制度，这也成为粮食短缺时代的历史印记。
民以食为天。１９７８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一纸“大包干”契约，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广，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随之激发。
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９１年的１０年间，中国粮食产量每年增长８％，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创造出以不足世界１０％的耕地养活占世界２２％的人口的奇迹。
特别是近年来在国家“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下，中国粮食实现了连续６年大丰收的佳绩。２００８年初的数据表明，国家储备粮库存比世界平均水平多一倍。
这，再次向世界宣示：中国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
生存与发展，像两根平行红线贯穿新中国的历史。中国人吃饭问题的解决，是伴随着大规模绝对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同期进行的。
贫困不是社会主义。脱贫致富，国富民强，成为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一曲优美的《沂蒙山小调》常常唤起人们对山东临沂－－沂蒙山革命老区的深情怀恋。但曾几何时，沂蒙山区也是贫困的代名词。
经过多年的奋斗，１９９６年临沂所属的６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掉了贫困帽子。２００４年，临沂实现人均ＧＤＰ过万元；２００８年，临沂位居中国城市增长竞争力第５位。
说起沂蒙老区的变化，临沂市市长张少军豪情满怀，“如今，新一代临沂人凭借沂蒙精神，在富裕文明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行！”
临沂脱胎换骨的巨变，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扶贫的巨大成就。
世界银行２００８年数据显示，过去２５年全球脱贫事业成就的６７％来自中国。
“我刚到中国时，农村的生产活动仅限于耕地，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但现在，中国农村面貌一新，很多农民到城市里打工，他们的收入也多元化了。”曾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第一任首席代表的林重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经过６０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１９７９年３月，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应邀来京，当他身着时髦风衣行走在长安街时，围观的国人还都是穿着统一样式、单一色调的蓝灰中山装。如今，人们五彩缤纷的衣着反映着富于个性的时尚消费观念。
腰包鼓起来的中国老百姓，衣、食、住、行、用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过去象征财富的“三大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８０年代是彩电、冰箱和洗衣机；９０年代是手机、空调和音响；进入２１世纪，则是房子、车子和电脑。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背后，我们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看到目前中国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平衡的小康。围绕着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中国仍有许多难题需要破解。”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说。
以粮食为例：尽管粮食实现了６年“连增”，但粮食安全这根弦丝毫不能放松，如何确保１３亿人的饭碗仍是今后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特别令人担心的是，近１０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净减少１．２４亿亩，目前仅为１８．２７亿亩。保住１８亿亩耕地红线难度很大。
贫困问题同样面临挑战。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介绍，２００８年我国政府调整了国内贫困线，实行人均纯收入１１９６元的标准，贫困人口还有４００７万人。
与此同时，中国发展还面临着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难题。
据相关统计，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由１９８８年的１．８６∶１扩大到２０００年的２．７９∶１，而这一比例近年来还有扩大趋势。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改革开放３０年，城乡二元结构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但大的格局并没有改变。
“当前，我国已从解决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的生存型社会步入发展型社会。”迟福林表示，在新阶段，要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就需要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朝着更高层次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不断迈进！
探寻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之道：６０年来，中国确立并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中国踏上“绿色崛起”之路
一条玉带般清澈的溪水穿过古滇国的一座小城，于是有了今天的云南小城“玉溪”。
年近七旬的曾大爷回忆起上世纪５０年代的玉溪河，那是一条亮汪汪的河流。“夏天跳进河里，清凉的河水浸透身体，劳累顿时就不见了。”
河水静静地流淌，转眼进入上世纪７０年代，玉溪这座小城市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然而那时只顾得上抓生产，人们还没有环保意识，沿岸工厂将工业废水排放到河中……“老玉溪人”儿时在河里捉鱼摸虾的情景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条令人厌恶的臭水沟。
直到３年前，在“生态立市”的战略指导下，玉溪河得以整治。“前溪花满草满，隔岸云宽水宽”的昔日景象重现。
玉溪河的变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地方经济发展与生态变化交互作用的一个缩影。
人口资源环境，是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拥有１３亿人口的大国，这一问题更为关键。
“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在一片废墟上诞生的新中国，不保护自然环境，是难以富强和发展的。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就对保护自然环境给予高度重视。
上世纪５０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曾号召“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不过，由于人口增加迅速，伴随大规模的建设开发活动，上世纪５０年代后，砍林伐木一时成风。
１９６６年，周恩来在总结经济中出现的生态破坏问题时曾痛心表示：“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
不过，在人口和资源的尖锐矛盾下，多年来，生态环境总体保护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生态环境整体机能呈现较为严重下降。
前些年频频来袭的沙尘暴，淮河、松花江、太湖等诸多以“水美”著称的河流、湖泊的“水污染”事件……一桩桩触目惊心的环境恶化事例，分明是自然界给我们敲响的警钟！
英国的《经济学家》曾撰文指出：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７年的２９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９．７７％。但是中国还需要在生态环境方面创造环保奇迹，才能成为真正的中国发展奇迹。
“归根到底，过去我们走的是一条粗放式增长之路，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已日益突出。我们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
以近年来热衷兴建的高耗能电解铝行业为例，吴敬琏算了一笔账：企业表面赚了钱，但算上国家补贴的优惠电价，国民财富实际上是净损失，而且环境污染成本还没有算进去。
我国是世界上的资源大国之一，但各类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特别是森林、耕地、淡水、石油、天然气、铁矿等对经济长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资源。
胡鞍钢认为，中国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历史上最多的人口，担负着历史上最空前的资源消耗和经济活动，面临着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生态环境挑战。
经济增速负８．１％，作为全国今年一季度唯一负增长的省份，资源能源大省山西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的焦点。
凭借丰富的资源优势，山西曾在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７年间连续７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但严重的环境污染为资源高度依赖和单一粗放增长方式频频亮起“红灯”。
在山西的很多城市，白天少有蓝天白云，黑夜少有月亮星星，湛蓝的天空和新鲜的空气成为市民们渴求的“奢侈品”。而国际金融危机来临之时，多年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弊端更加暴露无遗。
痛定思痛。在负增长的背景下，山西毅然做出了“黑”转“绿”的抉择：立志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摈弃“污染的ＧＤＰ”。
山西转变发展方式的“阵痛”折射出中国在谋求科学发展道路上的必然经历。
“无论是历史的教训，还是现实之需，我们都必须摆脱和抛弃黑色发展之路，寻求绿色发展之路。”胡鞍钢说。
从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上项目、到动用“区域限批”行政手段发布“环保警示”、再到力度更大的“绿色金融政策”，近年来，一轮又一轮的“环保风暴”彰显出中国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力度。
面向未来，中国正以更加自觉、主动的姿态迎接“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
－－在“十一五”规划中，设定了５年内“单位ＧＤＰ能耗降低２０％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１０％”的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
－－《２００９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了２０２０年的发展目标：单位ＧＤＰ能耗比２００５年降低４０％至６０％，单位ＧＤＰ的二氧化碳排放降低５０％左右。
－－今年上半年提出加大扶持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的新举措，力争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
一个个目标，一项项措施，显示出中国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决心和信心。
在新中国成立６０周年之际，中国前所未有地在城乡建筑中推广使用太阳能，更多国家补贴的新能源汽车进入北京、上海等１３个城市，１．５亿只节能灯推广计划深入千家万户，就连为迎接国庆大典装扮一新的正阳门城楼也将夜景照明设备全部更换为节能灯……
历史昭示未来。坚持科学发展，做出绿色贡献，这是一条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
让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６０年来，中国各项社会事业取得重大进展；努力满足人民的新期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责艰任重
一切生产的目的，一切财富的创造，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太阳升起，红光满天，文盲睁呀睁开了眼……”上世纪５０年代，无数人唱着这首在农村广泛流行的《扫盲歌》，加入了扫盲大军。
“刚解放时，村子里连一个会写信的人都没有，我就响应党的号召，开始为村里人扫盲。”编写这首歌的河南省唐河县农民教师马景武，当年具有村里“最高学历”－－初中毕业。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历经战争和苦难后站起来的中华民族深知，国家的繁荣昌盛离不开教育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中国５．５亿人口中，８０％是文盲，少数民族中文盲率高达９５％以上。到２００８年底，全国小学净入学率已经达到９９．５％，初中毛入学率达到９８．５％，青壮年文盲率降低到３．５８％。
６０年来，从恢复高考到高考扩招，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到全面实现城乡免费义务教育……中国教育走过了气势恢宏的发展历程。
“我国已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大国。”教育部部长周济表示。
就业是民生之本。破解人口大国的就业问题，绝非易事。
１９８０年，２０岁的何红军接替父亲进了青岛自行车厂，成为一名正式工人。“那个年代，城里人就业以‘接班’为主，很少有主动找工作的，受教育的知识青年也是服从国家分配。”何红军说。
如今，何红军已经从那家倒闭的国有工厂下岗，近十年来她从事过个体经营，搞过家政服务，也在私营企业干过。
何红军的经历正是６０年来我国就业体制不断变革的缩影。
从计划经济时代“统一分配、统一招收、统一调配”的劳动就业制度，到改革开放后打破“铁饭碗”用工制度，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６０年来，中国不断探索适合国情的就业体制，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渠道日趋多元，化解了“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３年间的１０００多万上山下乡人员返城就业”、“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１年间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再就业”等历史难题，努力形成发展经济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局面。
作为国民素质的重要体现，医疗卫生保障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中国在十分落后的基础上，迅速、有效地控制了肆虐中华大地的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并建立了遍布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和设施。而以“赤脚医生”为代表的低投入、广覆盖的基础防疫和医疗救助体系，成为世界医疗卫生史上辉煌的一页。
６０年过去了。在昔日旧中国“人遗矢，鬼唱歌”的灾难深重的土地上，已呈现出人寿年丰，欣欣向荣的景象。
几组数据对此进行了有力的佐证：在世卫组织衡量一国人口健康状况的三大标准中，我国人均期望寿命已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３５岁提高到目前的７３岁，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孕产妇死亡率从１５００/１０万降低到３４．２/１０万，婴幼儿死亡率也由２００‰降低到１４．９‰，均处于发展中国家先进水平。
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
１９５１年２月，新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正式建立，劳动者第一次在生、老、病、死、伤、残时有了保险待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当年“计划经济”大包大揽式的社会保险，逐渐过渡为多层次的社保制度。
“过去，有保障的只是一少部分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介绍。“我们现在是要为新的经济组织、灵活就业人员等建立一个保障制度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如今，一张包括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住房保障和慈善事业在内的社会保障网已初步形成。
统计显示，到２００８年底，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２．１９亿人，全国３１个省区市都已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今年，中央决定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民６０岁后将可享受普惠式养老金。根据部署，年内这一工作在全国１０％的县展开试点，到２０２０年前基本实现全覆盖。这是历史性的一步！
历史的巨轮，镌刻着过去的辉煌，也承载着新的使命。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新起点上蕴含的新挑战。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社会事业发展仍滞后于经济发展，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亟待破解。
我们不能回避这些事实：
－－实现教育公平仍是有待破解的难题。今天，依然可见农村因贫困辍学的孩子，而那些随外出打工父母迁移到城市的孩子，同样面对“公平教育”的挑战。
－－在卫生领域，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仍然存在，城乡“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仍未能得到解决。
－－国际金融危机之下，就业压力更加凸显。２００９年，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企业发展受阻，全年就业缺口扩大至１２００万个，未来压力还会进一步加大。
－－住房保障和高房价，依然是当前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困惑难题。
……
发展永无止境，奋斗未有穷期。
面对挑战，党的十七大已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当下，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４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也将投入重点放在民生上－－建设保障性住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大社会保障改革力度……
“中国政府正‘深有远见’地加大社会事业投入，这将为实现富国强民、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新局面，打下坚实基础。”胡鞍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