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金融开放的几点看法

中国金融开放的最大风险是缺乏“战争”意识
在探讨中国金融开放的风险问题时，大多数学者和决策者关注的是“战术”层面上的风险，比如外资银行参股控股的风险，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监管风险，利率市场化的风险，证券市场波动风险，外汇储备贬值风险，房地产贷款市场风险，资本帐户开放风险，人民币升值风险，国有银行内控缺失风险，金融衍生工具市场风险，巴塞尔协议的冲击风险等等。其实，金融开放的最大风险源自“战略”层面，即金融开放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场“货币战争”，缺乏战争的意识和准备是中国当前最大的风险！
想当然的把金融领域的开放理解成普通行业的开放是极端危险的。
货币是一种商品，而它不同于其它一切商品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社会中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商品，对货币发行的控制是所有垄断中的最高形式！
中国的货币发行原本为国家所控制，也只有国家控制货币才能保障社会结构的基本公平。当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将处于危险境地。
普通人可能会认为中国的货币就是人民币纸币，只有国家才能印刷和发行货币，外资银行怎么可能自己印人民币呢？其实外资银行们根本不必印发人民币就能“创造”货币供应。它们会引进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金融产品，以各种方式创造债务工具并使之货币化，这就是货币的类似物“流动性”。这些金融货币完全具备实体经济领域货币的购买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资银行将参与中国人民币的货币发行。
如果当外资银行“创造”的人民币信贷总量超过国有商业银行时，它们实际上就能够架空中国的中央银行，控制中国货币的发行权！它们将有能力和意图来恶意制造货币供应的波动，从而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血洗中国人民的财富，就像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一样。
当外国银行势力日渐坐大之后，通过金钱与权力的交易，金钱与金钱的交易，金钱与名誉的交易，金钱与学术的交易，来形成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超级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强联合” 的局面， 它们将通过提供巨额信贷来奖励那些与它们“心心 相印”的地方政府，它们将物色和重点栽培“有潜力”的新一代政治新星，以图长期政治回报,它们将通过提供学术研究项目基金，来“鼓励和支持”对其有利的各种学术研究成果，它们将大量资助各类社会团体来影响公共议程，从而形成自下而上的强大的“主流民意”,它们将慷慨支持新闻媒体的市场化运作，来反应社会对外资银行的“积极评价”，它们将使用高额投资回报来左右出版机构的选题方向，它们将大手笔投资医药行业,包括系统性地妖魔化中医，它们还将逐步向教育领域，法律系统，甚至军队系统进行渗透。在一个商品社会里，没有人会对金钱具有“免疫力”。
外国银行势力还将通过投资来控制中国的电信，石油，交通，航天,军工等国有垄断行业，毕竟没有法律规定国有垄断行业不能从外资银行贷款和融资。而外资银行一旦成为中国国有垄断行业的主要资金提供者，它们将掌握这些中国的“核心资产”的命脉，外资银行可以随时切断这些重要企业的资金链，从而导致中国核心产业部门的瘫痪。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当然是为了赚钱，但不一定是常规的赚法。
金融开放所面临的战略风险远不是金融业本身那么简单，它涵盖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稍有闪失则后果不堪设想。令人遗憾的是，在受中国保护的国有行业名单中，竟然没有最应当受到保护的金融业。目前中国国产的银行家与欧美200多年“血雨腥风”中杀出来的银行巨头们，完全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这就好比让一个单薄的初中生去和拳王泰森同台较量,人们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就可以预测最后的结果。
由于金融开放的战略风险涉及全局，现有的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业监管已经不可能承担这样综合性跨行业的战略风险监督重任，建议组建“国家金融安全委员会”将三者的职能统一起来，直属最高决策层。大力加强金融情报研究，加强对外资银行中的人员背景，资金调动，战例收集等方面的研究分析工作。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保密等级(Security Clearance) 制度，重要金融决策者必须通过该制度审 核。必须考虑对外资银行可以涉及的行业进行“软限制”。制定中国突然陷于金融危机的各种预案，并定期演练。
金融安全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远比战略核武器更需要严密监督的领域。在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金融安全监管机制之前就贸然全面开放，乃是取乱之道。
要货币主权还是要货币稳定？
货币主权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力之一，它赋予了主权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制定货币发行政策的职责。货币主权理应高于一切外来因素，包括所有国际惯例和国际协议，以及外来政治压力。货币主权只应服务于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保持货币稳定指的是维护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币值稳定，以便向国内行业提供良好和平稳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
目前，中国的困境在于货币主权与货币稳定只能二者择一。维护人民币的主权就会面临升值的后果，而追求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就会丧失货币主权。中国现在的政策是为了经济发展而不得不追求货币稳定而放弃货币主权。问题的要害是，美联储实际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由于中国是采用强制结汇制度，美国可以通过增加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来迫使中国央行增发基础货币，而这些基础货币经过商业银行的放大，会产生若干倍的货币增发效应，造成流动性泛滥，推高了股市和房地产泡沫，极大地恶化了中国金融生态环境。为了对冲这样的货币增发，政府和央行只能被迫增发国债和央行票据来吸纳过剩的流动性，但是这又将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这些债务早晚是要连本带利偿还的。
这样一种完全被动的金融战略态势对中国极端不利。只要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中国就无法摆脱这样的局面。从根本上讲，只有推动黄金的重新货币化，才能给世界各国创造出一个自由，公平与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在剧烈动荡的国际汇率市场情况下，世界各国付出的经济代价实在是极端高昂和痛苦的，尤其是生产物质财富的国家更是受害深重。如果难以一步到位，也应该大力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
货币升值与金融系统“内分泌紊乱”
如果说有谁可作为货币剧烈升值的反面教材的话，日本无疑是最恰当的人选了。日本的经济长期萎靡不振，固然有其内在的客观因素，但对于美国突然发动的“金融战争”完全缺乏思想准备应当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941年日本发动了“偷袭珍珠港”事件，打了美国一个措不及防，而美国则在近半个世纪后的1990年回敬了日本一次“金融闪电战”，双方也算是扯平了。
日本《金融战败》的作者吉川元忠哀叹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损失相当。
日本和中国一样，是老老实实一手一脚努力创造物质财富的典型，对于虚无缥缈的金融财富的理念向来持怀疑态度。日本的逻辑很单纯，自己生产的高中端产品质优价廉，在市场竞争中几乎所向披靡，而银行业当年曾是世界级别的巨无霸，挟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一大债权国地位而傲视天下。1985年到1990年，日本国内经济和出口贸易空前红火，股市房地产连年暴涨，大批收购海外资产，日本人的自信也达到了空前程度，超过美国似乎只有十年之遥。对于金融战争毫无概念的日本，和目前中国的乐观情绪何其相似，而中国现在还远不如当年日本的家底厚实。
忘战必危对于昨天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国具有同等深刻的意义。
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签订时1美元兑250日元的汇率，在3个月内剧烈贬值到200日元左右，美元贬值高达20%，到1987年1美元贬值到120日元，日元在短短3年中升值了一倍，这是日本金融业最重要的外在生态环境的巨变，结果已经表明，这样的生态巨变，足以导致“恐龙灭绝”。
美国的金融大夫们早就明白，强迫日元短时间内剧烈升值，其疗效类似于强迫日本吞服大剂量的激素，后果必然是造成日本经济出现“金融系统内分泌”严重紊乱。再胁迫日本保持2.5%超低利率达两年之久，则疗效更佳。果然，日本的经济在金融内分泌失调和大剂量激素的刺激下，股市房地产等脂肪组织迅速增生，物质生产部门与出口行业的肌肉组织严重萎缩，然后是经济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症状如期出现，最后导致了金融系统患上了心脏病和冠心病。为了更加容易地诱发这些并发症，1987年国际银行家们在国际清算银行又研制出针对日本的新型特效药 - 巴塞尔协议，要求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自有资本率必须达到8%。而美国和英国率先签署协议，然后胁迫日本和其它国家必须遵守，否则就无法同占据着国际金融制高点的美英银行进行交易。日本银行普遍存在着资本金偏低的问题，只有依靠银行股票高价格所产生的账外资产才能达标。
高度依赖股票价格和房地产市场的日本银行系统终于将自己的软肋暴露在美国金融战争的利剑之下。1990年1月12日，美国在纽约股票市场利用“日经指数认沽权证”这一新型金融“核武器”，发动了对日本东京股市的“远程非接触式”战略打击。
日本金融系统的心脏病和冠心病经受不住这样的强烈刺激，终于发生了中风，然后导致了日本经济长达17年的偏瘫。
如今，几乎一模一样的药方又被“热心和急切”的美国金融大夫们介绍到了中国，所不同的是，中国经济的身子骨远不如当年的日本，这副药灌下去只怕就不是偏瘫这么简单了。卧床已久的日本甚至比美国大夫更急迫地想看看中国喝下这副药到底反应如何。
糟糕的是，中国现在的早期症状与1985年到1990年的日本极其类似。
对等开放下的外线作战
“国际惯例”眼下是个颇为时髦的词汇，仿佛遵循了“国际惯例”，天下就从此天平了，金融开放就像田园牧歌般地优美舒畅了。如此天真烂漫的想法只怕会误国误民的。
“国际惯例”的形成完全在业已形成垄断地位的国际银行家的操控之下，在特定条件下，也非常可能为中国量身制作一套全面封杀中国银行业生存壮大的“国际惯例”，这一手已经成为居于金融行业垄断制高点的美英银行封杀竞争对手的有效武器。
当年成功打垮日本金融业扩张势头的老巴塞尔协议，已经改头换面地升级为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完全可能被用在中国银行系统的头上，从而成为阻止中国金融行业海外发展的重要障碍。
一些发达国家认为，所有该国境内的外国银行分支机构必须完全符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才能继续运作，这还不算，连这些外国银行的本国也必须符合该协议的要求，否则就可能存在“监管漏洞”。这样的规定无疑将大大增加这些外国银行分支机构的运作成本。对于中国刚刚开始走向世界的金融行业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本土的银行尚未实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意味着这些银行在美国和欧洲的分行有可能被改制甚至关闭，中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海外金融网络存在着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占据着巨大优势的欧美银行业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们，将轻而易举地扼杀中国金融行业的对外发展之路。而中国国内的银行业还要苦苦遵守这些冠冕堂皇的封杀自己的所谓“国际惯例”，天下没有比这种游戏规则更加不公平的了。在拥有巨大优势的对手面前，还要被人捆上手脚，这场游戏的输赢早已成定局。
来而不往非礼也。
中国的对策就是，也只能是，“对等开放下的外线作战”。如果所在国利用不管何种“国际惯例”来封杀中国的海外银行分支，中国也将如法炮制，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银行业规定，限制乃至关闭其银行在中国的运作。回顾英美成为国际银行业的主导力量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建立国际银行网络是必经之路。中国的银行业与其只在中国本土与国际接轨，不如实施外线作战，去直接收购欧美的银行或扩张分行，建立中国自己遍布世界各地的金融网络，在战争中去学习战争。如果中国的银行业在海外收购或扩张受阻，中国不妨也照对等原则办理。
藏汇于民不如藏金于民
面对美元的长期贬值的趋势，许多学者提出要藏汇于民，以分摊国家的外汇储备损失的风险。如果中国放弃强制结汇制度，企业直接控制外汇，虽然分摊了国家外汇储备的贬值风险，并减轻了货币增发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是却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国家对外汇流动的监控能力，因而增加了金融系统整体的风险，这并非是一个完全之策。
与其藏汇于民，不如藏金于民。任何外汇从长期来看都会对黄金贬值，只是贬值速度不同而已。要想将中国已经创造出的巨大财富实现购买力保值，唯有变外汇储备为黄金白银储备。国际黄金价格波动其实不过是个假象而已，看破了这一层，哪怕它汇率市场掀起千重浪，中国自有万吨黄金作为定海神针。
藏金于民从根本上保护了人民的财富安全，无论是商品还是资产形式的通货膨胀都无法侵蚀老百姓的真实购买力，这是所有致力于和谐与平等社会构建所不可或缺的经济自由的基石。毕竟是人民的劳动创造了财富，人民有权选择储藏自身财富的方式。
黄金具有着所有货币中最高等级的流动性。黄金不仅在人类5000年的历史上，被不同文明，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政体的社会公认为财富的最高形式，它也必将在未来的社会担当起经济活动最基本度量衡的重大历史重任。在世界历史上，人们曾四次尝试抛弃黄金作为货币体系的基石，而试图“发明”更为聪明的货币制度，前三次已经失败，而我们当今的世界正在经历第四次失败。人类与生俱来的贪婪本性注定了以人的主观意识来标定客观经济活动的尝试不会成功。
藏金于民以待天下有变，以黄金为支撑的“中国元”将在一片由过度债务贪婪所造成的国际金融废墟上卓尔屹立，中华文明自有出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