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古老中国：王朝的崩溃-帝王朝代周期轮回的末日

2009-09-28 09:08
1793年：最后的一次机会
1793年9月8日，在距离北京150公里的东北热河，皇帝行宫里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外国使团活动。在百名中国陪同的护送下，大英帝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全权代表罗德·马戈尔尼在近百名使团成员的簇拥下进入了下榻的府邸。乾隆皇帝把英国使团看作归顺的使团，感到自己道德感召力之大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足以感召遥远西方的蛮人，吸引他们前来自己的皇宫朝拜。33英国人宣布是以祝寿使团的名义前往中国，而且带着大英帝国国王乔治三世给83岁的乾隆皇帝的祝寿信。但是马戈尔尼真正想要到达的目标，也就是中国人眼里的革命性目标，与中国签署一个贸易协定，达成在北京和伦敦相设使馆的协议。所有这些内容都写在他要面呈乾隆皇帝的英王亲笔信中。
当时在欧洲，英国已属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英国人不仅购买了中国市场上1/7的茶叶，而且还大量进口中国的瓷器、丝绸、漆器、大黄药物等。可是只允许在一个地方进行贸易，那就是广州，一座远在大清王朝南部的城市。前往广州的英国货船无不经常受到贪得无厌的海关人员敲诈勒索，而且英国人的贸易业务还得经过垄断专卖的“十三家贸易商家”，即所谓的“十三行”。这样，英国所有的贸易船只，才能畅通无阻。在十月到来年一月的贸易期间，英国商人住在珠江的一个名为沙门的小岛上，这个小岛远在广州城墙之外。他们的生活与中国人完全隔离，而且他们的行动自由实际上被局限在这个贸易点。马戈尔尼的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误会，清朝皇帝肯定对此一无所知。他尤其是要尝试着，让中国尽可能自己向英国敞开进出口的大门，至少能让皇帝答应给英国再开放几个贸易港口。
对于中国人来说，与这些未开化的民族进行贸易原本是一种惠顾，旨在让他们学习中国文明。按照中国人的观点，他们拥有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根本不需要外国商品。英国人在与中国贸易方面所提出的那些要求，简直是可笑至极，根本不值得予以答复。特别是他们那双方互派使团的建议更是荒唐，似乎他们的英王和大清天子之间有什么平等可言。早在皇帝接见英使团的礼仪问题上，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争执。马戈尔尼不愿在拜见皇帝时行磕头礼，不愿在皇帝面前三跪九拜。大清皇帝对于无知的蛮人表示了“宽容”，最后允许马戈尔尼采用英国公爵们的礼仪，以单膝跪拜礼代替中国的三跪九拜。马戈尔尼自认为这是外交上的胜利，可是他实际上却是失掉了面子：他不愿意给天子磕头证明了英国还属于尚未开化的国度；而他拒绝磕头之举不仅仅是冒犯了乾隆皇帝，而且破坏了宇宙秩序的和谐。
9月14日早上6点钟，晋见正式开始，而外交使团必须提前三个小时到达，等待皇帝的接见。马戈尔尼屈膝致礼，并把一个盛放着乔治三世亲笔信的金盒子面呈乾隆皇帝。作为亲自带来的礼物，他还面呈了一对搪瓷烧制并镶嵌有宝石的时钟。作为回赠给乔治三世的礼物，乾隆交给这位英国使节一个象征着和平与繁荣的玉如意，并且补充说，他祝愿英国国王像他一样长寿。随之，乾隆宴请了使节代表团。乾隆所显示出来的尊严给马戈尔尼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把这些在回忆录中赞誉为“灵光闪烁的英明国王”。
英国人带来600大箱、价值1.56万英镑的礼物。这些礼物并非是按照中国人的口味挑选的，而是作为显示大英帝国现代高超知识和技术，并为英国手工业制品作广告而精心挑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按照太阳系运行而制作的天体运行仪，此外还有一些科学仪器，一架望远镜、一个气筒、一只透视镜、出自伯明翰和舍菲尔德的钢铁产品以及韦奇伍德瓷器等等。中国回赠的礼物有绿色玉如意、景泰蓝花瓶、珍珠编串的丝绸钱袋以及其他贵重礼品。双方所挑选的礼物形象地显示了各自的文化特征。白发苍苍的乾隆大帝并未注意到英国礼物中所展示出来的现代化特点，他为自己的大臣们所误导，因为他们告诉他，这些礼物已经被摆放到北京皇宫的收藏室了。
这些英国人所遇到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没有兴趣与他们会谈。正像马戈尔尼所惋惜的那样，这个使团只有纯粹礼节上的涵义，当参加完皇帝的祝寿活动之后，使团的任务便结束了。
回到北京后，马戈尔尼于10月3日早上再一次被召到皇宫，为的是与总理大臣和绅会面。他在太和殿照旧等了3个多小时后，和绅才和他的随员们出来，并随之有一场令人惊奇的礼数。大殿中央放着一把扶手椅，上面陈放着大清皇帝的亲笔信。对着皇帝的信札，中国的大臣们施以磕头大礼，马戈尔尼和他的随员们则施单膝跪拜礼。下午，也就是在马戈尔尼回到他们下榻之处后，皇帝的这封信才通过隆重的礼仪方式正式交给他。这封信是以诏书的方式写给英国国王的，乾隆以此向英国国王应诺，允许他们以附属国的方式加入中国文明圈。“奉天承运，我皇昭英王曰”，这封信就这样开头了。而英王关于互派使团和开放中国市场的要求尚未提及就被否定了。互派使团没有必要，贸易对于中国同样是不需要的，“我们瞧不起技术戏耍，我们也不需要你们国家的手工业产品”，乾隆的信就这么写着，而且是以这样的要求结束他的信的：“国王，你当顺我意愿行事，增强你的忠心并永保服从，以保你国共享神圣的和平”。
乔治三世以及马戈尔尼自己从未真正阅读过这封信的内容。那位把这封信翻译成拉丁语的使团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已经弱化了乾隆的口气，譬如，他省略了开头的那句话。而马戈尔尼自己则删掉了所有有损于英国尊严的句子。34
两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在此相逢，各自都想向对方显示，自己是何等的进步和文明。他们相逢然而却错过了接轨的机会。二者中的任何一种文明都没有权力取代另外的一种。
英国人使团遭当头一棒便终结使命。代表团成员回国后所写的报道在欧洲迅速传开，它们实际上是向昔日欧洲推崇中国情结泼了一盆冷水。就中国方面而言，坐失了与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欧洲接轨的最后一次机会。面对欧洲的快速发展，中国却一无所知地停滞在那里。中国停着不动就足够了，马戈尔尼的副手乔治·施涛彤评述说，“这个国家的人们以为，他们是最杰出的，认为任何改进都是多余的，要么就是鸡蛋里挑骨头”。35
那在皇帝眼里对中国没有意义的外贸，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极大的推动着中国经济发展。茶叶、瓷器的出口创造了许多就业岗位，它还支撑了中国的白银货币政策。也许在中国人看来，外贸会削弱中国作为世界中心的影响力，因为从外贸中人们就能会想像到，中国也离不开其他民族。也正是因此，当乔治三世邀请乾隆作为始创成员加入新建起来的世界贸易行列时，乾隆马上拒绝了。也许中国有此方面的能力，也许乾隆和他的儒家大臣们已经知道，发展与欧洲的贸易肯定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故此他们拒绝加入。英国人用战舰、大炮强迫中国向西方打开了大门，那是至少50年后的事情了，是加入作为一个置身于“不平等条约”之下、被掠夺与剥削的贸易合作者。
帝国在没落中
在乾隆宽容地拒绝英国国王提出的建立平等关系的要求时，中国在亚洲的权威正如日中天。蒙古、东突厥以及西藏等，都属于大清军事保护下的、由原统治者管理的附属国。乾隆时期的中国疆土大于以往的任何朝代，而且两倍于明朝。以其12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远远超过了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土（960万平方公里）。在这规模巨大的疆土开拓方面，乾隆自己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通过血战征服了远在西北的蒙古后裔，并且把天山山脉以北的草原与沙漠以及南部的伊斯兰教的世外桃源统一成为中国的“新区”，即新疆。
两千多年来，中国作为农业国一直受到北部游牧民族的威胁。游牧民族征服或者占领部分或者整个中国的事情时有发生。此刻，来自北部的威胁被彻底的消除了；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目标终于实现了，中国和亚洲内部圈终于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从深层的象征性意义上讲，这种中国与亚洲内圈的水乳交融般连接的价值就在于，这个新的王国是由满族游牧民族建立的，这个民族不仅接受了汉民族文化，而且产生了三位儒家思想的皇帝。
新王朝的权力覆盖了近乎整个周边的亚洲国家：朝鲜、整个印度支那、不丹、尼泊尔、阿富汗、中亚的可汗国，譬如可坎德或者布卡阿、卡萨克国等，都向北京派出进贡的使团。从北部的外蒙到南部的马莱半岛，从东部的朝鲜到遥远西部的中亚地区，大清王朝的影响力辐射整个地区，在亚洲拥有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此后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王室是如此的光耀夺目！乾隆时期的艺术风格影响到欧洲，以中国化的形式渗透到洛可可艺术中。
在英国大使马戈尔尼1793年“抵达皇宫”时，中国就有3.3亿人口，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其人口数目相当于欧洲人口总和的2.5倍，是世界人口的1/3。中国距离成为世界国民经济大国及世界手工业的中心确实还相当遥远，但是皇家的景德镇瓷器厂在17世纪80年代时已经有10万工人。家庭作坊织出的南京棉纺织品在价格和质量上要比1930年时来自英国兰卡夏的机器纺织的产品还要好。
乍看起来，乾隆回绝英王平等交往要求时那种高高在上的盛气令人不解，但是乾隆王朝时期的中国，确实上升到了亚洲霸主的地位，尽管这是最后的一站。自宋末（1279年）以来，中国文明实质上处在停滞状态。有关在欧洲最近所发生的发展与变化，也就是不久就将对中国未来产生影响的变化，中国方面显然一无所知。中国对欧洲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一无所知；对开始的工业革命一无所知。就外部的光环而言，帝制的中国早在1793年就已经远远落后于英国。尽管它凭借武力夺得了丝绸之路的控制权，但是却没有发挥其对贸易应有的作用。而英国人却夺得了海上的控制权。
第一次与英国交战，真正拉开序幕的是在1840年，即鸦片战争。然而这个王朝的内部已经开始走向没落，这一点早在乾隆末期的几十年中就显示出来了。清朝的辉煌时期已经过去，它开始走下坡路了。对于儒家史学家来说，历史的发展并非直线向前，而是如同自然万物一样，处在永恒的起和落、生与死的更迭之中。更迭的法则也适合于所有王朝。
——一个王朝失去天赋之命也就到了这一轮的终点，一场农民起义，或者来自北部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就推翻了这个王朝。随之，新的一轮就又开始了。胜利者通过其胜利就证明，他已获得了天赋之命。战争使田园荒芜、人口减少，而新的王朝也就以此恢复到和平与秩序上，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也得以发展，人口也就随之增长。
——这个王朝此刻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时期。尽管这仅仅是开始，而且进度很慢，但随之就加速度，然后就走下坡路。一个强大而开明的皇帝之后常常跟着一位软弱的继位者，他无力也无兴趣使自己的道德感召力普照臣民。政府管理的质量下降，腐败之风俱增。与此同时，国民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人均农业收成下降，贫穷和饥荒四处蔓延。而国家就陷入更加巨大的经济困境之中，只能设法通过增加税收来摆脱困境。对农民的剥削加剧，贪官污吏更使小民们雪上加霜。农民的生活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他们弃家出逃，被逼上梁山。自然灾害，如旱灾或者黄河泛滥，就将冲毁原本缺乏维护的坝堤，这就给小民们以这样的意识，当朝的统治者失去了天赋之命。
——此刻，那些一直处于地下的宗教反抗力量就获得了信号。他们的使命就是唤起民众的信任并鼓励他们为了特定的信念去斗争，这个信念就是：经过艰苦卓绝的最后斗争，一个公平的新时代就会来临。那些占山为王的叛民们听从号召组建成军队，并且追随那声称获得天赋之命的旗手。那些腐败、缺乏训练而又懦弱的官兵面对农民起义军节节败退。部分农村的绅士们也归属到赢者旗下。于是原王朝被推翻，起义军首领建立起一个新王朝，获得了政权，之后，他就成为了一个儒家君主。这个王朝揭开了新的一页。
按照这种改朝换代理论的说法，在一个朝代的没落过程中，有三种变化在相互发生作用：王朝德行能力在衰退；人口在巨增，加剧了农民的贫困程度，使他们难以维持生活；外部的入侵，而且与王朝内部相呼应。这个说法完全适合于清朝的没落史。
清朝内部的没落当开始于1775年。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一年的乾隆，一位65岁而且感到力不从心的老人。他偏爱一位25岁的满族出身的宫廷卫士。这位名为和绅的满族年轻人因此一举成名，一年内上升为皇帝的内务府总管，随之又负责财政和人事的监管。这就是前面所提及的马戈尔尼与那位傲慢自大的官员。在当时的满清王朝中，和绅可谓大权在握，为了他那填不满的私欲，肆无忌惮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皇帝的信任。在乾隆死后的1799年，当他被新登基的嘉庆皇帝处死时，他所收敛的家财达到八亿余两白银（约十五亿美金），相当于清朝过去20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像和绅这样一个在大清遍布爪牙、权位显赫的人，还向其他官吏索要贵重“礼物”，于是中央政府官员便向各省索要“礼物”，省级的又向区、县的要，逐级而下。可见腐败之风已经席卷朝野上下到何种程度。随之对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商人的盘剥也越来越重。
在这层层盘剥下，那原本由于人口膨胀而引起的农民贫困化犹如雪上加霜。从1700年到1800年，大清的人口从1.38亿上升到3.42亿，到1850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清朝总人口已达到4.12亿。36此刻中国的人口与150年前相比，整整增加了三倍，可是农业耕种面积仅增加了50%。多亏引进了美洲的土豆，它可以在贫瘠的田梗地边种植。尽管产量提高了许多，可很难继续增加。也就是说，农产量的增长无法与人口的增长幅度保持同步，人均农产品数量下降，而此时，政府通过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吏们以恶劣残暴的手段想方设法不断对农民敲诈勒索。绝望的农民们纷纷逃离田园，结伴去作了强盗。在皇家道德蜕化、各级官吏腐化堕落的环境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上天已收回了赋予清王朝的天命。地下的反清教派便浮出水面，组织发动小民们反抗。
第一个举起大规模反抗火炬的就是“白莲教”，是一个把道教、佛教以及魔术混合在一起的迷信教派。该教派在推翻蒙古人执政的元朝时曾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朱元璋这位获胜的农民起义领袖、明朝开国皇帝，就属于白莲教成员，而他在登基之后即刻下令取缔该教。可是该教此时重新浮出水面，并且宣称佛祖预示，一个新的公正的王朝将要出现。1796年，起义爆发。起因是抗议地方小官吏强行征税，起义犹如一把烈火，迅速在整个中国燃烧起来。直到1804年，起义9年后，才被嘉庆皇帝镇压。
嘉庆继承了其父的王朝，一个表面光耀夺目，而内部却已在衰落的王朝。国内人口在继续增长，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凭借诛杀和绅并不能扭转腐败之风，而平息白莲教之乱耗资白银两亿两，也就是五年的国库总收入。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迫使政府增加农民税收。与此同时，政府还不断地出售官爵，而这些新官们则通过在其管辖区巧取豪夺来弥补买官时所付出的银两。清朝的没落日趋加剧，垮台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出现了一个世界史上从未有过的分崩离析：这个世界上最大、最进步的王朝在短短的数百年中变成了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儒家帝制的终结
（1900～1911）
义和团起义
对外国人的仇恨在迅速增长、蔓延。义和团起义于1900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北部爆发。由于清政府在某些情况下诱导义和团义军去攻击帝国主义列强，从而使参加的群众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外国人。39一位中国观察家讲述了1900年6月义和团起义者冲进北京时的情景，尽管他在此不乏理想主义的色彩：“在最后的一天，万余名义和团由四面八方进入北京。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简单的农民，既没有领导者，也没有武器。他们自己承担途中的费用，而且自带小米和玉米。他们不为名、不为利的去战斗，他们不怕牺牲并且随时准备在拼杀中献出生命。他们同仇敌忾汇集在这里，万众一心要消灭外国人、清除基督教，但决不想伤害普通人。可以看出，他们是在为正义而战斗。”40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义和拳与我们常说的拳击和拳击手没有多大关系。中文“拳”的含义是拼搏性体育运动，我们在武打电影中对此已经不陌生了。就其原意而言，这些拳手们在村的基础上构成协会，经常在村子的“武术场”一起训练拳脚和气功，以便增强自卫和进攻的能力。
义和团仇恨基督教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基督教团体。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所签署的那些“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中，外国传教士有权在中国四处走动、传教。他们在中国组建了基督教团体，并把它们置于清政府的保护下，而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使团在北京监督中国政府，使其保证对这些基督教团体的保护。大清的各级政府、官员，从县衙门到州府衙门，都战战兢兢，唯恐给传教士们以进京抱怨之机，那就有可能毁了自己的前程。传教士们借助于自己的特殊身份也经常出格，在他们的教区扮演第二行政长官的角色。有的甚至像清朝官员那样带着表示品级的花翎，让人用轿抬着，招摇过市。
引起普通老百姓憎恨的原因，主要在于传教士们说服人们皈依基督教的方式方法。那就是，他们以许诺人们在犯罪情况下不受惩罚、在地方争斗或者冲突时给予支持，以此赢得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这种许诺无疑刺激了人们加入基督教团体。有一次，数千名白莲教的教徒一起要求接受天主教洗礼，以便逃脱清政府的追捕。批评传教士们在基督教的旗帜下纠集了一些土匪和流氓，这也不无道理。
基督教教徒在自己居住的村庄、城镇发展成了享有特殊待遇的群体，长此以往就难免引起对立，而其他人为自卫就组建对立群体，从而这在各省迅速蔓延。这样的群体自90年代中期就在山东省的西部地区，一个极为贫困的地区出现。这些团体最早攻击传教士和中国基督教团体是在1896年。1897年11月份，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意志帝国以占领胶州半岛作为对此的反应，从而更加激发了这种仇恨。从1898年开始，义和团运动最终发展成了一场驱赶外国传教士和他们的基督教团体的反抗运动。义和团在他们的旗帜上写着这样的口号：“扶清灭洋！”北京政府犹豫不决，究竟是否要对这个新的群体、运动采取镇压，故而保持静观。义和团运动因此而迅速地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
1899年底到1900年初，义和团就像决堤的浪潮，冲出山东省界，淹没了整个中国北部。到1900年5月，反对洋人和基督教团体的群众战争进入了高潮。义和团烧毁教堂、砸毁火车站、杀死中国教友和外国传教士。6月，发疯般的群众占领了天津、北京。他们相信，只要以萨满教的方法、让神灵罩身，就会刀枪不入。6月11日，象征性阻击义和团的清军在北京打死了日本使团的一名书记官。6月13日，义和团烧毁了北京南主教堂，并且杀死了数百名教友。6月17日，一名中国士兵射杀了前往清政府总理府各国事务衙门的德国驻华公使冯·凯特勒（中文名字克林德）。6月21日，慈禧太后和她的王室向帝国主义列强宣战。清军和义和团包围了使馆区，而指挥官显然注意到，此举并非真的要占领使馆。此时此刻，义和团在中国北部继续扩大对基督教教友的攻击。总计200余名外国人和数千名中国教友丧生。
帝国主义列强组织了一支国际联军。1900年8月14日，国际联军占领了北京，解除了近两个月的对使馆区的包围。慈禧乔装成一名村妇仓皇逃往远在西部的西安。这些“文明的世界”在北京大肆报复。他们把北京洗劫一空，而那些传教士们也参加了洗劫活动，他们还残忍的捕杀义和团成员。美军指挥官这样写道：“可以肯定地说，每杀死一名真正的义和团成员，至少还有50名普通的农民和人力车夫被误杀，其中不乏妇女和儿童。”
联军总司令是德国“远征军”的指挥官阿勒夫德·冯·瓦德西伯爵。威廉二世在远征军出发前在布莱梅港口作为动员令时曾引述了一位著名的匈奴人的说法：“一千年前匈奴人在国王率领下赢得远征军称号，此称号至今依然鼓舞人心，德国的远征军称号也要在中国响彻四方，要让中国人再也不敢轻视任何一个德国人。”
作为胜利者的列强们表示，不把中国分割成不同的殖民地，因为他们担心殖民地的瓜分会导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火拼。他们彼此商定，要让中国实施“门户开放政策”，正像后来孙中山所讲的那样，中国从此处在一个连“殖民地还不如”的地位，因为它不是受一个列强的控制，而是被所有列强共同所控制。清朝政府可以保留，因为留下一个软弱而缺乏独立性的北京政府更适合于列强的利益。在《辛丑条约》中，八国向中国提出了实现和平的条件：6名支持义和团的清朝高级官员被判处死刑；大沽炮台以及其他的要塞全部毁除；列强驻军驻扎在使团区的周围，并且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建立军事基地；中国必须为这场战争赔偿白银4.5亿两。如同以往的战争赔款一样，中国必须为此向外国申请贷款。每年的本息使大清得拿出当时每年全国税收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