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铁后卫”——董振堂

长征“铁后卫”——董振堂
孟东

董振堂    从1934年10月，红军撤出瑞金开始长征起，到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与红一方面 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红五军团一直在军团长董振堂的率领下担任中央红军的后卫。一路 上，五军团克服重重困难，经历无数战斗，最后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被红军指战员称誉为长 征“铁后卫”。
一
1985年，董振堂出生于河北省新安县李家庄一个农民家庭。13岁进入初级学堂读书。19岁的 时候，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河北保定军官学校预科——清河预备学校。1921年，董振堂终于 进入当时著名的保定军官学校炮科学习。两年后，董振堂毕业了。由于他学习成绩优秀，直 系军阀吴佩孚邀请他赴任，这种巨大的荣誉很令同学们羡慕不已，但他坚决回绝了。他和同 学何基沣(七七卢沟桥事变时的二十九军110旅旅长；1948年11月8日，以国民党中将副司令 官身份率部发动了淮海起义；建国后，担任水利部副部长)一起投奔了有革命将军之称的冯 玉祥，在冯玉祥的陆军第十一师当了一名参谋。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董振堂已经是炮营营长了。两年后，在与奉系军阀的 战斗中，他沉着指挥，击毁了奉军的军火列车，被提升为工兵团团长。由于作战英勇，不久 ，又被提升为国民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
北伐战争开始后，为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上行动，董振堂率领所部千里奔袭，直插直系军阀 吴佩孚的老巢，在樊城歼灭了吴佩孚的司令部和警卫营。董振堂一战成名，战役结束后，即 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六师师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早期 创始人李大钊应冯玉祥之邀，派遣一批共产党人进入冯玉祥领导的西北革命军第五路军协助 工作。1926年，共产党员刘伯坚被冯玉祥任命为国民联军(即西北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 。随后，陈延年、宣侠父、刘志丹、邓希贤(邓小平的原名)等共产党人又先后进入冯玉祥的 部队开展工作。这些共产党员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和共产主义思想。 党的主张在这支部队里有了一定影响。正是在那时，董振堂就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
1930年10月，冯玉祥在与蒋介石的中原大战中失败，不得不接受其第五路军被收编的命运， 其主力孙连仲部三万多人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1931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对江 西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这支部队被蒋介石从中原调往江西，驱使他们赶往反共前线，与 红军作战，蒋介石企望收到一箭双雕之效。果然，该军第二十七师八十一旅在江西永丰同红 军一交手就被消灭大部。这次失败，在第二十六军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们似乎如梦初醒 ，真切体会到蒋介石的险恶用心。董振堂更是忧心忡忡，考虑着部队的出路会在何方。特别 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军队强占了我国东北，而蒋介石不去打日本人，却“围剿 ”主张全民抗日的红军，这不仅引起董振堂强烈的民族自尊民族义愤，而且更引起他对蒋介 石的猜测和怀疑。他常常想起曾经与他一起共事的共产党员们说的话：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这一点深深打动了他这个出身穷困的放牛娃的心。可他又担心自己正和红军作战，红军能相 信他吗?但作为一个军人怎么能不执行命令呢?随着和共产党的再一次深入接触，他对蒋介石 的政策越来越不满。因此，他常常编造一些假情报对付蒋介石，想方设法避免进入苏区和红 军正面作战。蒋介石侦知内情后，恼怒异常，派人查抄了二十六军在南昌的留守处以示惩戎 。蒋介石的做法在二十六军内引起强烈反感。
二
第三次“围剿”开始后，二十六军又蒋介石编入第二军团，归属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指 挥，驻防宁都一线。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其他各部均撤出战斗进行休整，惟独二十六军 被蒋介石迟滞于宁都坚守。蒋介石对第二十六路军的岐视和压制，激起将士们强烈的愤慨。 因此，第二十六军上下军心浮动，不满情绪日甚一日。在二十六军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及时抓 住二十六军与蒋介石离心离德的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工作。
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军17000人在宁都宣布起义，带着两万多件武器，开入中央苏区。像 这样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成建制地投入红军，过去还不曾有过，此事在蒋 介石集团内引起的震动，无异于一场大地震。红军由不到6万人，一下子增长到7万多人，实 力大增。
起义部队被整编为红五军团，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越博 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萧劲光担任军团政治委员，何长工担 任十三军政治委员。此后，刘伯坚、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 珠等又被派到红五军团加强工作。
在派入共产党员改造二十六军的同时，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还注意在红五军团中原二十六军 的进步军官中发展党员，为那些仍有旧习气的军官做傍样。董振堂就是由毛主席亲自批准入 党的。当董振堂得知自己已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时，了高兴得热泪盈眶，立即拿出三千多元的 私人积蓄全部交了党费，表示全心全意跟党走。何长工把这件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劝道 ：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董振堂坚持全交，说：“革命了，我个人的一 切甚至生命都交给了党，还要钱干什么?”
到1931年年底的时候，季振同奉命前往苏联学习军事，董振堂接任了红五军团军团长。
1932年6月底，广东军阀陈济棠所部的余汉谋带领粤军两个师一个旅进犯赣南苏区，董振堂 奉命率红五军团迎击敌人。
到达赣南以后，董振堂并不急于和敌人接触，而是先向当地的老百姓详细了解敌情，然后根 据敌人的兵力多寡、武器准备和具体部署，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筹划，决定在敌人必须经过的 南雄水口圩附近，利用山形地势，埋设阻击陈地。进犯赣南苏区的敌军大摇大摆朝陈地走来 ，董振堂第一个挥舞大刀冲入敌陈，4000多名红军战士在董振堂的率领下，像猛虎下山，敌 人溃不成军，丢下3000多具尸体，狼狈逃窜。董振堂指挥红军打的第一仗就大获全胜，董振 堂因立下战功而荣获红旗勋章。
1933年，蒋介石对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董振堂率领红 五军团，和红一、三军团紧密配合，取得了黄陂、东陂战役的胜利。此战歼灭蒋介石的嫡系 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十一师等。敌师长李明被击毙，另一个师长陈时骥则被缴械成了俘 虏。蒋介石气得大叫：董振堂北弃附逆!
在接下来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洋顾问李德在博古的支持下，独揽军事指挥权，摒弃 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游击战原则，与敌人打起正规战。对敌作战一次次失利，根据地一天天 缩小。不少提意见的红军指挥员遭到打击报复，由于董振堂是从国民党方面起义来的，仍有 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他，尽管董振堂内心对李德的瞎指挥十分不满，但只得小心冀冀，不能 表露出来。每次中革军委下达命令，实际上就是李德一个人的命令，董振堂都遵照执行，尽 心尽力地去完成。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初期，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配合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赢得了洵口战 役的胜利。洵口在黎川东北，红三军团在这里将敌人包围了起来。红五军团在洵口以北构筑 阻击阵地，截击敌人的增援。洵口战役由于两个军团配合密切，作战英勇，共歼敌三个团， 俘虏敌旅长以下官兵1100多人。正是这次胜利，使得李德趾高气扬，他宣扬这就是阵地战的 胜利，蒋介石的部队并没有什么可怕，红军完全有力量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犯。由于，李德 命令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继续在黎川以北阻击敌人，拒敌于苏区以外。红五军团接受命令在 黎川通往苏区的德胜关与人数、装备均优于自己的敌人进行堡垒战。我方所谓的堡垒只不过 是一些泥巴、砖头、木头堆砌的掩体，根本经不起敌人炮火的攻击。敌人步步为营步步进逼 。由于五军团处在最前线，弹药无法及时供应，因此“全部轻重机枪、自动步枪皆停用，步 枪的子弹也不过五粒”。五军团指战员只能用鲜血和生命阻挡敌人的进攻，结果也只能是步 步后退，1934年4月初，退出黎川而守广昌。经过殊死搏斗，4月底苏区的北大门广昌仍然失 守。董振堂又率部转战建宁。五军团和一军团、九军团一起，凭借建宁的险要地势，顽强地 阻击敌陈诚部达半年之久，直到红军主力开始西征(长征是后来的称谓)。
三
在战火的洗礼中，董振堂与他指挥的红五军团，逐步形成了善打防御战、阻击战的作战风格 。这也是从长征开始到结束，红五军团一直担任后卫的重要原因。
长征开始前，刘伯承因为向李德提意见而发生争吵，被解除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要不是 洛甫据理力争，刘伯承差一点不能随军长征。就这样，刘伯承被贬到五军团担任参谋长。能 与刘伯承这样的著名军事家合作，董振堂当然求之不得。
11月27日，担任长征左右前卫的红一、三军团到达湘江。在湘江两岸建立起防御阵地，并开 辟了三十公里长的渡江线。但由于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老弱病残居多，坛坛罐罐等辎重分散 ，行动缓慢。到29日，红五军团进入湘江东岸的防御阵地，很多人依然乱哄哄地迟滞在沿江 地带。30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五军团在湘江东岸的渡头、土地圩一带，至少坚守两天两夜， 阻击国民党正规军的追击，全力保护主力红军、中央纵队、军委纵队顺利渡过湘江。董振堂 、刘伯承指挥红五军团打退了十多万敌人无数次的冲锋，尽管部队伤亡惨重，可孩子御阵地 依旧岿然不动，有力地保障了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两天两夜董振堂、刘伯承没敢合眼，始 终战斗在最前线。第二天傍晚，中革军委又来了一道命令，再坚持一天一夜，保护红八军团 过江。红八军团是长征前刚刚组建的一支新军，没有战斗经验，多走了几天弯路，等回过头 来已落在了所有部队的后面。红八军团全部过江之后，董振堂立即与刘伯承决定迅速撤出战 斗。一切安排妥当，董振堂与刘伯承商量：“总参谋长(董振堂一直尊称刘伯承以前的职务) ，我想我们两个人还是一前一后好，你带队先走，我来断后。”
“我是南方人，对地形特点比你熟，还是你先走。我带一小部分部队再抵抗一阵，看看还有 没有未过江的兄弟部队。”等五军团大部渡过湘江后，刘伯承骑上老白马也过了湘江。即使 这样，五军团34师和三军团18师仍然遭到敌人的包围，除很少人成功突围之外，大多数人都 牺牲了。湘江之战，红军由8万多人锐减到5万人，一战损失3万多人。
渡过湘江之后，红军进入广西北部山区，又折入贵州境内。红五军团殿后，且战且退。因遭 到地方军阀和地主武装的阻挠，整个队伍进行缓慢。国民党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尾随穷追不 舍，大小战斗几乎天天有，五军团损失巨大，处境日益艰难。偏偏在这个时候，五军团被国 民党地方武装阻在贵州的一处大山里，后面周吴部又慢慢逼近。如果硬拼，结果只能是全军 覆没。董振堂苦心思索，决定避虚就实出其不意，先打追击之敌。一来周吴部仗着优势兵力 必定骄横麻痹，我军先行示弱，引敌上当，然后给予痛击，敌必惧惶后撤，短时间内不会再 接战。另外，挡住我军去路的地方武装，知道正规军已被袭击后退，也不敢上前阻拦，我军 即可趁机摆脱困境。董振堂命令军团内的精壮青年战士，组成一支大刀队，配备手榴弹，埋 伏于半山腰，另让一部分战士高举着红旗，故意引起敌人的注意。到达山顶后即偃旗息鼓， 示敌弹尽粮绝之假象。敌人见状，一窝蜂啸叫着往上冲，争夺头功。
敌人刚进到半山腰，就吃了一顿手榴弹，早已晕头转向。董振堂率领大刀队冲杀而出，敌人 相互倾扎，死伤无数。此战在董振堂的精心布置下，不仅如愿获胜，而且收缴了不少弹药， 补充了我军所缺。尤其重要的是，两股敌人闻风丧胆，前面堵堆的胆战心惊掉头鼠窜远远观 望，后面追击的畏畏缩缩只是偷偷跟着。由于五军团的出色发挥，红军主力在贵州的黄平获 得宝贵的休整机会。中革军委决定休息三天，对部队进行整编，人员不整的单位合并补充， 两个团合成一个团，两个连并成一个连，从而加强了各单位的战斗力。
1935年1月上旬，遵义会议举行。作为军团长的董振堂本应和军团政委李卓然参加会议，但 由于敌人虎视眈眈军情紧急，董振堂无法分身，只李卓然前往赴会。董振堂留在部队，在遵 义城东南担任会议的警戎任务。在董振堂的精心布置下，敌人不敢轻举妄动，整个会议期间 只有零星的摩擦，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进行。董振堂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为这次具有深 刻历史意义的会议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后的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大渡河，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强渡金沙 江时，红五军团在石板河一带坚守九天九夜，有力地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国民党“围剿 ”军每一次冲击都无功而返，纵队司令周浑元无计可施，只得调集大炮向五军团阵地猛烈轰 击。董振堂因势而动，敌人炮火轰击时，他命令指战员隐藏到山背后休息，让敌人的炮火效 力全无。炮火一停，迅速返回阵地，准备打击敌人新一轮的冲锋。董振堂在炮火里鼓舞大家 ：“人在阵地在，即使全军覆没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董振堂和他率领的五军团正是凭借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不愧长征铁后卫的美誉。
四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中革军委命令红五军团加入四方面军，一起在左 路行动，称为左路军。8月，左路军和右路军以及中央红军先后北进开始过草地。董振堂率 领的五军团由中央红军的后卫变成了左路军的前卫，当五军团先行抵达噶曲河时，突然接到 张国焘的命令，让他返回阿坝特命。董振堂带着满腹疑惑南回阿坝，在张国焘主持召开的干 部会议上，他才明白张国煮让他待命的企图。在这次阿坝会议上，张国焘公开抵制党中央的 北上方针，宣称北上进入蛮荒穷困闭塞交通不便的陕甘宁是自寻死路，南下川康才能吃上大 米，才是正确的道路。张国焘的主张除了受到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反对，得到了左路军大多 数人的支持，董振堂则按兵不动迟迟不表态。张国焘一气之下收缴了五军团的电台密码，臻 使五军团无法与先行北上的党中央取得联系。在张国焘的威逼胁迫下，五军团为避免分裂发 生亲痛仇快的事情，只好胡四方面军一起南下。
红四方面军南下到达大渡河上游的金川，张国焘驱使五军团继续南下(显然对董振堂存有戒 心)丹巴，以警戒康定方面的敌人。即使这样，张国焘依然不能放心，他要将自己的亲信安 插进五军团，以达到控制五军团的目的。此举因遭到董振堂的坚决抵制而未能得逞。1936年 1月，五军团奉命与四方面军33军合编为红五军，董振堂仍然担任军长。6月，贺龙、任弼时 率领红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董振堂和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一起同张 国焘为代表的分裂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加之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觉醒，张国焘被迫放弃 分裂主张同意北上。这一年的10月，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胜 利会师于会宁。
会宁会师之后，中央为得到苏联的直接援助，决定开辟到达苏联的陆上通道，因此组建了西 路军。西路军由四方面军的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组成，共约2万多人。渡过黄河，向 甘肃西北、新疆方向进军。开始的时候，董振堂指挥的红五军为西路军的后卫。12月，西路 军占领兰州以西的永昌、山丹之后，红五军进驻山丹，改任前卫。为了对抗马步芳部的骑兵 ，董振堂亲自主持建立了一支骑兵团，并认真研究了骑兵战法。从山丹住西北进击的路上， 董振堂一直带领骑兵团走在队伍的前头，紧丰他的是警卫班和司号长。12月30日，红五军攻 克临泽县城，歼敌3千多。除部分兵力留守临泽，44团、45团、骑兵团、特务团全部投入攻 击高台的战斗，次日即夺得高台。高台守敌保安队、民团1400多人全部倒戈。董振堂趁势打 铁，逮捕了地主恶霸王天佑、卢怀植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汪兆德，召开群众斗争大会，公开 枪决了这三人。群众拍手称快，奔走相告，当地青年纷纷要求参军，董振堂组织他们成立了 抗日义勇军。红五军士气高涨，准备迎击马匪军的进攻。
马步芳不甘心高台落入红军手中，立即组织马彪、马禄、韩起功等手下率五个骑兵旅、两个 步兵旅、一个炮团及民团多达2万余人，以比红五军多出7倍还多的兵力，于1937年1月12日 向高台发动了猖狂进攻。高台城墙只是一个土围子，无法固守，董振堂准备趁敌人立足未稳 ，组织小分队实施突围，免遭全军被围的危险。在此危机关头，董振堂接到了西路军政委黄 超(原为张国焘的秘书)的一封急信，要求红五军配合西路军总部的行动，全力坚守高台以策 应兄弟部队的战斗行动。董振堂接信立即召开干部会进行了传达，并发誓：“人在高台在， 坚决守住高台，支援兄弟部队。”董振堂很清楚，坚守只能是死路一条，但他义无反顾选择 了服从命令服从全局，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董振堂动员全城军民一起参战，肩扛手抬车拉加固城墙。最后，居民们把家里的容器都拿了 出来，甚至腾空盛放物品的木箱、木柜，装上沙土，泼水结冰构筑城墙。铁匠们昼夜不停地 打造大刀、长矛，准备和敌人肉搏的利器。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董振堂把全城分为东南 西北四个责任防区，由各主力团分区固守。
白天战斗相当惨烈，敌人重炮轰开城墙缺口，一股股敌军架着云梯发动一次次冲击，红军战 士挥舞长矛、刺刀用鲜血和生命将之击退。到了夜间，敌人疲困了，攻击停止了，红军战士 却得不到休息，连夜修补城墙缺口，准备第二天的战斗。
红五军孤军奋战，伤亡越来越大，弹药消耗殆尽，均得不到有效补充。部队所有的同志不分 男女老幼都投入了战斗，卫生员、炊事员、饲养员、机关文员也拿起武器来到前线投入战斗 。后来，武器越来越少，战士们干脆用石头砸。找不到石头，就用手抓牙齿咬，撕打在一起 就抱着敌人滚下城墙同归于尽。
18日，眼看红军弹尽粮绝，原来投降的民团又趁火打劫，打开西关城墙把急红了眼的马匪军 放进了城。红军和马匪军展开了残酷的巷战，因寡不敌众大部分牺牲。19日，只有50多名干 部战士了，董振堂带头宣誓：“为了共产党人的荣誉，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战斗到底 !”20日，高台城已落入敌手，董振堂带领最后几名战士冲杀到东门。东门也被敌人占据， 董振堂奋力爬上城墙纵身一跃想冲出去，腿部却受伤被敌人团团围住。董振堂大叫着，挥动 双枪向敌人射去，敌军不敢近前，直到子弹打光才被敌人杀害。董振堂将军拼尽最后一滴血 ，实践了他的入党誓言：为党献出一切包括生命。
来源：2001年第12期《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