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世间已无宋教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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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宋教仁在这个世上只活了32岁，他的革命、从政生涯不过十年，但他确乎是20世纪初中国政治史上一颗耀眼的流星。作为同盟会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作为中部同盟总会核心人物和国民党实际领袖，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从1911年秋到他1913年3月被暗杀，短短一年半时间，他如流星一般划过，刹那光华就是永恒，一部民国史开篇再也绕不过宋教仁这个名字。
就在他遭暗杀前不久，上海《民立报》发表一篇署名“崇拜英雄”的读者来稿，比较国民党三大领袖：“听孙（中山）先生演说，理想高远，是一大哲学家；听黄（兴）先生演说，诚坦动人，是一大实行家；听宋（教仁）先生演说，条分缕析，是一大政治家。”
《民立报》记者徐血儿发表《当今之政治家》，直言宋教仁有沉毅的魄力，运用的手腕，尤其有系统的政纲，而且能坚持政见，不屈不挠，属于“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无有可以企及者也”。
1913年早春，宋教仁告别故乡湖南桃源，抵达长沙，然后从武汉顺江东下，一路在安徽、上海、浙江、江苏等地演说，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在长江中下游刮起了一股“宋教仁旋风”。此时国会选举即将揭晓，他领导的国民党已胜券在握，各路捷报频传。按《临时约法》的规定，一旦国民党占有多数议席，身为党魁的他就将出任国务总理，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这是他一贯的政治理想，他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在湖南时他就考虑过新内阁人选，曾和当地国民党人讨论，由谭延?]担任内务总长兼湖南都督，想利用谭和袁世凯的世谊（其父亲和袁的叔祖父袁甲三是拜把兄弟），在未来府、院之间起协调作用。计划曾电告北京的国民党总部，袁世凯密探也得到了这一消息。
他到杭州西湖正值雪后初晴，登南高峰，还写下一首踌躇满志的《登南高峰》诗，其中有“徐寻曲屈径，竞上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等诗句。
3月份揭幕的国会选举结果毫无悬念，国民党以绝对优势获胜，如果不考虑跨党因素，国民党在参议院获132席，占48.2%，在众议院269人，占了45.1%，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在参、众两院相加仍不及国民党的2/3，当选议员平均年龄仅36岁，其中2/3以上在国内或国外受过新式教育。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的国会选举，虽有选举资格的一些限制（受教育程度和财产等），全国确认具有选举资格的选民只有4000多万，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10（真正参加投票的人数更少，有些研究说只有400万人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1%），而且有贿选等不正常的现象，但大体上仍不失公平。国民党的获胜与当时的时势有紧密的关系，但离不开这位年轻而成熟的政治家在后面运筹帷幄，在前台奔走演讲。
我曾把宋教仁称为中国政治史上的阳光人物，在我心中，他和蔡锷占有同样的地位。他们不是闪电，不是雷霆，他们是阳光，透明而温暖，短暂而永远，一部中国近代史因为有他们而有了新的质地，尽管他们都只活了三十多年，但许多时候，人的生命不是用肉体存在的时间计算的。
辛亥革命发生不久，享有“革命文豪”声誉的章太炎发表宣言，说孙中山长于议论，是元老之才，“总理莫宜于宋教仁”，说他“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直到1920年他为宋教仁日记作序，仍一口咬定他有宰相之望。
当时舆论认为宋教仁有当总理的私心，所以才主张内阁制，结果在组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时，孙中山提名他为内务总长也遭到许多人反对，他只能屈就法制局长，但他看得很淡。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在新内阁中他出任农林总长，却隐然是整个内阁的中心，因为政策的内动力在他身上。在这个位置上，他洞察了混合内阁不可为，虚有其名的挂名式政党内阁同样不可为，一心组织纯粹的政党内阁，所以才着力推动同盟会与其他政党、政团组成国民党。
他在武汉的一次演讲最能呈现他的政治见解：
“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什么嫌，讲什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他在上海演说时表示，革命党与政党虽然都是过政治生活，牺牲进取的精神也始终一贯，但从事政治的方式毕竟大为不同，“昔日在海外呼号，今日能在国内活动，昔日专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和平手段谋建设。”他解释说，“建设”就是要排除原有的恶习惯，吸引文明的新空气，最终达到真正共和的目的。他当时力主“先定宪法，后举总统”，这和袁世凯“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盘算针锋相对。
在辛亥一代革命党人中，宋教仁也是一个满腔热血的男儿，曾亲赴辽东，运动“马贼”，策划武力革命，最后武昌起义也与他组织中部同盟会，推行“上中下三策”之“中策”关系最大。
他提出的上策是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北为后援，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全国；中策是长江流域各省同时起事，设立政府，然后北伐；下策为边境革命，或云南、或两广、或东北，在国外设立秘密机关，先占据边隅之地，徐图进取。在辛亥革命前夜，他主持《民立报》笔政，以“渔父”等笔名发表大量光焰逼人之文，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无所不谈，笔锋犀利，学识远大，为世人钦服。
在同盟会领导层中，他最看重制度建设，蔡元培为他的日记写的序言说：“（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他初到日本，本来想学陆军，后来还是选择了法政。他之所以“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就是“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他深知要以新的政治制度代替旧的专制制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当时革命党人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
在日本留学六年，他研究各国政治、法律、官制、财政，翻译过日、英、德、美、匈牙利、奥地利等国的宪法、官制、财政制度等。他在这方面确实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景梅九回忆，他在回国前夕曾说：“但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你以为如何？”在他死后，景梅九追忆往事，痛心不已。
1913年3月20日晚上，宋教仁被小小的子弹击中，三天后离世。无论杀手幕后的真正主使人是谁，从当时的政治计算来看，最大的赢家无疑是袁世凯，然而从百年历史和更长的历史刻度来看，真正的赢家还是宋教仁―――历史的评判体系不同于现实权力的评判体系。一代人杰，一个一心要完成革命党向普通政党转型，暴力革命向民主宪政转型的阳光人物，含恨而去。那一刻，整个中国都为他的死感到悲伤，包括嫉恨乃至杀害他的人那一刻恐怕也感到了失去对手的痛苦。（题签：吴瑾）
◎傅国涌，学者，现居杭州。
宋教仁在这个世上只活了32岁，他的革命、从政生涯不过十年，但他确乎是20世纪初中国政治史上一颗耀眼的流星。作为同盟会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作为中部同盟总会核心人物和国民党实际领袖，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从1911年秋到他1913年3月被暗杀，短短一年半时间，他如流星一般划过，刹那光华就是永恒，一部民国史开篇再也绕不过宋教仁这个名字。
就在他遭暗杀前不久，上海《民立报》发表一篇署名“崇拜英雄”的读者来稿，比较国民党三大领袖：“听孙（中山）先生演说，理想高远，是一大哲学家；听黄（兴）先生演说，诚坦动人，是一大实行家；听宋（教仁）先生演说，条分缕析，是一大政治家。”
《民立报》记者徐血儿发表《当今之政治家》，直言宋教仁有沉毅的魄力，运用的手腕，尤其有系统的政纲，而且能坚持政见，不屈不挠，属于“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无有可以企及者也”。
1913年早春，宋教仁告别故乡湖南桃源，抵达长沙，然后从武汉顺江东下，一路在安徽、上海、浙江、江苏等地演说，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在长江中下游刮起了一股“宋教仁旋风”。此时国会选举即将揭晓，他领导的国民党已胜券在握，各路捷报频传。按《临时约法》的规定，一旦国民党占有多数议席，身为党魁的他就将出任国务总理，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这是他一贯的政治理想，他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在湖南时他就考虑过新内阁人选，曾和当地国民党人讨论，由谭延?]担任内务总长兼湖南都督，想利用谭和袁世凯的世谊（其父亲和袁的叔祖父袁甲三是拜把兄弟），在未来府、院之间起协调作用。计划曾电告北京的国民党总部，袁世凯密探也得到了这一消息。
他到杭州西湖正值雪后初晴，登南高峰，还写下一首踌躇满志的《登南高峰》诗，其中有“徐寻曲屈径，竞上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等诗句。
3月份揭幕的国会选举结果毫无悬念，国民党以绝对优势获胜，如果不考虑跨党因素，国民党在参议院获132席，占48.2%，在众议院269人，占了45.1%，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在参、众两院相加仍不及国民党的2/3，当选议员平均年龄仅36岁，其中2/3以上在国内或国外受过新式教育。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的国会选举，虽有选举资格的一些限制（受教育程度和财产等），全国确认具有选举资格的选民只有4000多万，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10（真正参加投票的人数更少，有些研究说只有400万人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1%），而且有贿选等不正常的现象，但大体上仍不失公平。国民党的获胜与当时的时势有紧密的关系，但离不开这位年轻而成熟的政治家在后面运筹帷幄，在前台奔走演讲。
我曾把宋教仁称为中国政治史上的阳光人物，在我心中，他和蔡锷占有同样的地位。他们不是闪电，不是雷霆，他们是阳光，透明而温暖，短暂而永远，一部中国近代史因为有他们而有了新的质地，尽管他们都只活了三十多年，但许多时候，人的生命不是用肉体存在的时间计算的。
辛亥革命发生不久，享有“革命文豪”声誉的章太炎发表宣言，说孙中山长于议论，是元老之才，“总理莫宜于宋教仁”，说他“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直到1920年他为宋教仁日记作序，仍一口咬定他有宰相之望。
当时舆论认为宋教仁有当总理的私心，所以才主张内阁制，结果在组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时，孙中山提名他为内务总长也遭到许多人反对，他只能屈就法制局长，但他看得很淡。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在新内阁中他出任农林总长，却隐然是整个内阁的中心，因为政策的内动力在他身上。在这个位置上，他洞察了混合内阁不可为，虚有其名的挂名式政党内阁同样不可为，一心组织纯粹的政党内阁，所以才着力推动同盟会与其他政党、政团组成国民党。
他在武汉的一次演讲最能呈现他的政治见解：
“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什么嫌，讲什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他在上海演说时表示，革命党与政党虽然都是过政治生活，牺牲进取的精神也始终一贯，但从事政治的方式毕竟大为不同，“昔日在海外呼号，今日能在国内活动，昔日专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和平手段谋建设。”他解释说，“建设”就是要排除原有的恶习惯，吸引文明的新空气，最终达到真正共和的目的。他当时力主“先定宪法，后举总统”，这和袁世凯“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盘算针锋相对。
在辛亥一代革命党人中，宋教仁也是一个满腔热血的男儿，曾亲赴辽东，运动“马贼”，策划武力革命，最后武昌起义也与他组织中部同盟会，推行“上中下三策”之“中策”关系最大。
他提出的上策是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北为后援，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全国；中策是长江流域各省同时起事，设立政府，然后北伐；下策为边境革命，或云南、或两广、或东北，在国外设立秘密机关，先占据边隅之地，徐图进取。在辛亥革命前夜，他主持《民立报》笔政，以“渔父”等笔名发表大量光焰逼人之文，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无所不谈，笔锋犀利，学识远大，为世人钦服。
在同盟会领导层中，他最看重制度建设，蔡元培为他的日记写的序言说：“（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他初到日本，本来想学陆军，后来还是选择了法政。他之所以“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就是“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他深知要以新的政治制度代替旧的专制制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当时革命党人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
在日本留学六年，他研究各国政治、法律、官制、财政，翻译过日、英、德、美、匈牙利、奥地利等国的宪法、官制、财政制度等。他在这方面确实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景梅九回忆，他在回国前夕曾说：“但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你以为如何？”在他死后，景梅九追忆往事，痛心不已。
1913年3月20日晚上，宋教仁被小小的子弹击中，三天后离世。无论杀手幕后的真正主使人是谁，从当时的政治计算来看，最大的赢家无疑是袁世凯，然而从百年历史和更长的历史刻度来看，真正的赢家还是宋教仁―――历史的评判体系不同于现实权力的评判体系。一代人杰，一个一心要完成革命党向普通政党转型，暴力革命向民主宪政转型的阳光人物，含恨而去。那一刻，整个中国都为他的死感到悲伤，包括嫉恨乃至杀害他的人那一刻恐怕也感到了失去对手的痛苦。（题签：吴瑾）
◎傅国涌，学者，现居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