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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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杀手：美国欺诈全球真相
中信出版社 出版     作者：约翰·珀金斯
在这部触目惊心的回忆录中，珀金斯为我们展现了一系列的腐败内幕和公司欺诈行为：从驻伊美军到印度尼西亚的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从非洲的和平队志愿者到委内瑞拉的行动帮凶……该著作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现身说法，大爆内幕，犹如一部叫座大片，将那些隐秘、鲜为人知的肮脏交易披露无遗。 　在作者的眼里，政府机构、知名跨国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而“光明正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也如同肆虐的吸血虫在到处吸吮着新鲜的血液……世界怎么了？
1971年前往亚洲的时候，我跃跃欲试，随时准备一展身手，肆意掠夺。那年我26岁，感到自己被生活欺骗，我想报复生活。
自我反思之后，我确信，正是那份愤懑之情，让我获得了那份工作。美国国家安全局经过数小时的心理测试后，认定我是一个潜力颇佳的经济杀手。美国最不为人知的间谍组织—国家安全局—得出结论：对我的激愤之情加以引导，就可为他们所用，协助完成美帝国势力扩张的使命。因此，我被查斯·T·美因顾问公司（以下简称“美因公司”）这家效力公司帝国、从事肮脏交易的跨国咨询公司所聘用，成为他们掠夺第三世界国家资源的理想人选。
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中，我已详细陈述了我愤懑反叛的原因，但在此，我还是大致交代一下当时的情形。我的父亲在一所预备中学教书，虽然家境贫困，我却在富裕孩子们中间长大。我对那些人充满恐惧，却又为之痴迷，因此他们远离我，对我避之唯恐不及。我上的大学是一所我憎恨的大学，因为这是我父母要我做出的选择。第一次在大学滋事之后，我退了学，找到了一份我热爱的工作，在一家大的市报社跑腿打杂。接下来，为了逃避兵役，我又夹着尾巴重新回到大学学习。我很早就结婚了，因为最终接受我的那个女孩坚持和我结婚。随后，我在亚马孙河和安第斯山脉地区待了三年时间，身份是穷困潦倒的和平队志愿者，又一次逃避了兵役。
我认为，我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一个忠诚的美国人，这一点也更让我满腔的愤怒无处发泄。在独立革命和美国参与的多数战争中，我们的祖先身先士卒，战死沙场。我的家庭成员中绝大多数都是保守共和党人。从小就受潘恩和杰斐逊思想的影响，在我的理解中，保守党秉承了我们建国的理想和信念，是深信要为全人类实现正义和平等的政党；然而处处所见的事实皆与此相反。对越战争；石油公司和美国政府相互勾结、沆瀣一气，他们野蛮地破坏亚马孙地区的资源，无情地奴役当地的居民—这一切无不是在背叛我们追求的理想和信念，我万分愤怒。
那么，我为什么违背自己的理想，选择成为一名经济杀手呢？回想起来，我得承认，这个工作能帮助我实现很多梦想：这个工作给我提供丰厚的报酬，给我很大的权力，让我有机会和美女厮混，还能让我坐上航班头等舱飞往充满异国情调的目的地。当然，执行任务之前，我也被告知，我奉命执行的任务是完全合法的。而且如果工作干得出色，就会得到表彰。常青藤联盟会邀请我去讲学，皇室会用美酒佳肴盛情款待我。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这次亚洲之旅危险重重。这回，我与灵魂赌了一把。我认为事实将证明，我会是一个例外。在前往亚洲的时候，我就在想，在几年之内，我将收获各种益处，然后，我会把这个体制的真正面目公之于众，由此成为英雄。
我也不得不承认，从小时候起，我对海盗和冒险传奇故事就如痴如醉。然而在现实中，我过的却是与之完全相反的生活，中规中矩，总是按照父母的期许生活。如果不算辍学（一个学期）的那次经历，我那时仍然是父母眼中的乖儿子。不过，现在，该描述我的强盗角色了。
印度尼西亚将是我执行任务的第一个受害国……
印度尼西亚是全球最大的群岛国家，共由17 000个岛屿组成，从东南亚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该国有300个民族，语言超过250种。该国居民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比其他任何国家的穆斯林人口都要多。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我们才知道，这个国家石油资源极为丰富。
当约翰·肯尼迪总统支持南越政变，推翻吴庭艳政权时，他就把亚洲作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堡垒。吴庭艳随后被暗杀，很多人认为暗杀命令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要知道，正是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政变，推翻了伊朗摩萨德政府，搞垮了伊拉克的卡西姆政权，颠覆了危地马拉的古斯曼，把刚果卢蒙巴赶下了台。吴庭艳政权垮台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加强了军力部署，并最终发动了越南战争。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肯尼迪的料想发展。在肯尼迪总统遭暗杀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越南战争给美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陆续开始把军队撤回美国，他领导的政府采取了更为隐秘的策略，集中精力防止多米诺效应发生，从而避免一个又一个国家进入共产主义的羽翼之下。印度尼西亚因此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印度尼西亚的总统哈吉·穆罕默德·苏哈托本身。1965年时，作为军队领导人的苏哈托，镇压了一场由共产党发动的政变，接下来发生的血腥屠杀夺去了300 000~500 000条性命，一手策动了20世纪发生的、最臭名昭著的、基于政治原因进行的大规模屠杀事件之一。据估计，还有百万之众被投进监狱和劳改营。在屠杀和大肆逮捕异己人士之后，苏哈托于1968年坐上了总统的位置。
当我于1971年抵达印度尼西亚时，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非常清晰：支持苏哈托总统掌权，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扩散。我们希望苏哈托总统效忠美国政府。除了觊觎该国丰富的石油资源之外，我们还想让印度尼西亚成为亚洲其他各国参照效仿的典型。
我效力的美因公司，此行的任务是为印尼设计综合电力系统，让该国实现所谓的工业化，让苏哈托及其家族积敛更多的财富，同时确保美国在该国长期拥有支配权。我的职责就是展开经济研究，弄出“漂亮的”数据，以期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及美国国际开发署获得贷款。
到达雅加达后不久，美因团队成员在印度尼西亚洲际酒店顶层别致的餐厅碰头。我们的项目经理查理·伊林沃斯扼要介绍了此行的使命：“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事实上是为了要把这个国家从共产主义运动中挽救出来。”然后他接着补充说：“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美国对石油的依赖有多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尼西亚可以成为我们强大的盟友。因此，在你们设计这个主体规划时，请尽最大努力确保在这个为期25年的整个计划期间，其石油产业和所有为之服务的其他产业可能需要的电力供应均得到满足，这就包括了机场、管道、建筑公司的电力需求。”
这个时期，位于雅加达的多数政府办事机构，办公时间都很早，大约早晨7点钟就开门了，下午2点钟左右下班。政府工作人员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喝咖啡、喝茶，吃点零食；因此午餐时间往往会被推迟，直到快下班的时候再吃。下班后，我往往是急匆匆地返回酒店，换上游泳衣，马上前往游泳池，并在那里点上一份金枪鱼三明治和冰星光啤酒。每次去游泳时，我都随身带一个公文包，包里塞满我在会议上获得的官方文件，但那不过是我掩人耳目，做做样子而已。我去那里的真实意图是：享受阳光，欣赏那些穿着比基尼泳装的年轻美貌的女人。她们中的大多数，是在雅加达设有办事处的石油企业高管的妻子，或是石油公司员工的老婆，而他们的老公则在远离雅加达的偏远地区工作。
没有多久，我就迷上了一个女人。她看上去和我的年纪差不多，长着一副亚美混血儿的面孔。她不仅体态曼妙，而且对我格外友好。事实上，有时，在她用英语点餐、跳进游泳池的时候，总是风情万种。她站立的方式，伸展的姿态，对我微笑的眼神，都传达出一个信息：挑逗。而我每次都不自然地避开了她的眼神。我知道，我的脸一定红得发烫。这时，我真的痛恨我那清教徒式的父母。
每天下午4点钟左右，也就是在到达游泳池约一个半小时的时候，一个男人就会过来见她。我可以断定，那个一身正装的男人是日本人，在印尼，穿蜡染印花的休闲裤，烫熨平整的衬衫，就算很正式的服装了，因此，他这身打扮显得与众不同。他们聊了一会儿就双双离开。我曾用心在酒店酒吧和餐厅搜索他们的身影，但是，在任何地方我都没有看到他们，哪怕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当然，在游泳池除外。
一天下午，乘坐电梯前往酒店底层时，我暗下决心，我要走到她旁边，跟她说话。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这么做，我不会有任何损失。我知道她一定是嫁给了那个日本人，而我只想和她用英语说说话。她应该不太可能会拒绝和我交往的。一旦我鼓足勇气，打定了主意，我就变得乐不可支了。
我哼着最喜欢的调子，懒洋洋地向游泳池走去，似乎在快乐地期待什么。但是，到了游泳池，我目瞪口呆，感到失望、困惑。她不在，不在她常待的地方。我开始疯狂地到处找，但任何地方都没有她的踪影。我随手将公文包丢在躺椅旁边，急匆匆地向相邻的花园跑去。之前，我从来没有光顾过这个花园。现在，我发现这个花园之大，实在令我惊讶，里面盛开着各种娇艳的兰花，你能想象到的颜色这里应有尽有；天堂鸟的种类极为丰富，还有凤梨科植物，相比之下，我曾经在亚马孙雨林所见的热带雨林植物都相形见绌。但是此刻，我心中充满了懊悔，因为我失去了机会，我再也无法与她一起来欣赏这无比美妙的景色了。棕榈和别具一格的灌木丛构成一个个幽静的角落。我以为我又看见了她，就躺在树篱另一边的毛毯上。于是迅速绕过树篱，跑过去弄醒了那个女人。只见她迅速抓起松开的比基尼，盖住那还在享受阳光的双乳，坐起来，凶巴巴地怒视着我，她的眼神分明就在控诉—好一个色胆包天的偷窥狂，还冲着我大喊大叫，不过她说的语言，我没法听懂。我用最诚恳的态度向她道歉，随后返回我放公文包的地方。
侍者过来为我订餐的时候，我指着以前那个女人通常躺的那张躺椅。他一边鞠躬，一边对我微笑，然手拿起我的公文包，要把它放到那张躺椅上去。
“不是，不是。”我说，仍然指着那把躺椅，“那个女人，她在哪里？”我认为，了解常客的习惯是一个侍者应尽的职责。我也推测，那个日本高管肯定也很善于施舍小费。
“不知道，不知道。”他连说两次。
“你知道她去那里了吗？”我摊开两手，耸了耸肩，我认为这是一个大家都懂的肢体语言。
他模仿我的肢体动作，故作傻笑，然后把我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她去哪里了。”
“是的，去哪里了？”
“是的，”他跟着重复，“去哪里了？”他再次耸了耸肩，他的表情酷似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柴郡猫①。然后，他把手指关节弄得噼啪作响。“是的。”他笑着回答。
“Tunafich sanich and Bintang Baru（金枪鱼三明治和星光啤酒）。”他说道。
听到这儿，我完全泄气了，只得勉强点点头，然后他马上就走开了。
很多天过去了，不论是她的影子，还是曾经常常过来找她的那个男人，再也没有出现过。我拖着铅一般沉重的双腿，回到了房间，洗澡后，换上衣服走出酒店。我不得不从这个酒店中逃出来，我宁愿让自己沉浸在当地优美的景色中。
这是一个典型的雅加达傍晚，炎热而潮湿。天边积累了厚厚的云层，看样子就要下雨了。以前，除了乘坐给我配备的、有专人驾驶的吉普车外出之外，我从来没有出过酒店大门。从酒店的弧形车道栏杆一出来，我差点被一辆人力三轮车撞倒。以前，司机送我去参加各种会议时，我曾在车上见过成百上千的人力三轮车，而且每次都能发现三轮车座位两边的扶手和后部的靠背，很像上盖和前面敞开的箱子；更让人眼花缭乱的是，坐椅、扶手和靠背上的印花图案，像彩虹一样，五颜六色。这些离奇古怪的图案似乎在告诉我们，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国度。现在，我一个人走在大街上时，又看到了另外一种情景：这些人力三轮车夫衣服破旧不堪，时刻都在声嘶力竭地招徕顾客。他们一起朝我这个方向冲过来，不停地按响车铃，大声吆喝，希望引起我的注意。为了避免被他们撞倒，我赶紧闪开，结果差点掉进排水沟。排水沟里的水黑得可怕，垃圾成堆，散发出难闻的尿臭味。
这时两个迷人的年轻女人，款款向我靠近，她俩咯咯的笑声迎面扑来。一个女人穿紧身牛仔裤，另外一个穿大胆暴露的超短迷你裙。她们上身穿颈部系带的吊带衫，脚穿高跟鞋。她俩停下来。“不是小偷，”穿着暴露的那个女人说道，“我们爱爱。”她弯了弯指头，“来吧，爱爱我们。”
我摇了摇头。
“哦，原来他喜欢男的。”她说。接着，她俩扭头就走。
就在她俩的上方，有一座人行天桥，横跨那无比喧嚣、车辆交织的马路。她俩甩着那性感的臀部，朝天桥方向溜达过去，就像两只寻找目标的母老虎，厚颜无耻地卖弄着各自的风骚。穿着暴露的那个女人突然转过身来，咯吱一笑，向我挥手示意再见。然后，她俩走上了天桥的台阶。
我又快速扫视了一下那个纸箱。没有动静。此时，起了一点风，臭水沟的水面泛起了一道道波纹。我很想跨过去，将我钱包中所有的钱都给那个女人，但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在地上看见了她用的那块破布，很明显，那是她为了躲避我，仓促地从我眼前消失时弄丢的。因此，我认为，尊重她隐私、隐居的权利是我最好的选择。于是，我急忙向天桥走去，尽管全然不知这个方向将通往何方。
落日沿着赤道隐去，景色壮观，转瞬即逝。不过，天空厚厚的云层制造了假象，我以为阳光还久久没有散去，直到走到天桥的那个时刻才恍然大悟，原来天已经快黑了。在桥的另一边，霓虹灯不停地闪烁英文标志的“餐厅”字样。我走上天桥的台阶。
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斜靠在护栏旁边。借助微弱的灯光，尽管不能十分肯定，但看上去姿色的确不错。当我走过她的身旁时，她说话了，声音嘶哑，这点令我始料未及。“我，男的，能让你快活，我们一起做，一起做。”这个人用手指着自己的喉结，并上下滚动喉结，接着又指着自己的臀部，冲我一笑。此时，我看到了这个人脸上厚厚的脂粉。我连忙往前走。
突然，天桥上的几个街灯亮了起来，忽明忽暗，偶尔伴有噼啪作响的声音，发出泛黄泛红的灯光，有点怪异。路面看上去很模糊，似乎整个一片沼泽地带。想到我的工作就是预测电力需求，想必这也涉及对街灯进行调研，于是我在一个街灯旁停下来。水泥柱子有很多破裂的痕迹，污点斑驳，有材料脱落现象。我向后退了退，没有碰它。
我继续向前走，并朝脚下看去，天桥的路面上，随处可见块状黑印，那是混凝土路面上突出的生锈钢筋，在潮湿、昏暗的灯光下，看上去就像是一条条愤怒的蛆。我开始努力推测这座桥的情况，它的历史，这座桥的施工工人，然而，我再次分神了。酒店游泳池那个漂亮的女人，慢慢侵蚀着我的整个思绪。我无法将她从记忆中抹除。我一定是爱上了她，但又被她抛弃，这种想法突然冒了出来。但我告诫自己，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这时，我朝前看去，发现自己正好走到了天桥的另外一头，马上就要下台阶了。那块餐厅广告牌就在我的正前方，悬挂在主干道旁边街道上那连成一体的低矮楼房上。在“餐厅”标志稍下的位置，写着“中国美食”。这时，我看见，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和美国大使馆用的那种车相似，缓缓朝餐厅驶去。这辆豪华轿车在这喧嚣、拥堵的都市中，显得极不协调。
我沿着台阶往下走。那辆豪华轿车就停在餐厅门口。引擎空转发出富有韵律的响声，轿车随后缓缓地向前移动。很显然，车里的人对这个地方并不感兴趣，或者并没有发现要找的人。我试着朝车窗内看过去，希望有所发现，但除了看到车窗上餐厅霓虹灯招牌的倒影之外，一无所获。突然，司机加大油门，车子一溜烟消失在黑暗中。
走到餐厅门外的时候，我发现餐厅挂着厚厚的窗帘，没法看清里面。于是我把脸凑到窗户玻璃上。里面也很昏暗，只有忽暗忽明、摇曳不定的光线，估计是蜡烛。于是我走进餐厅大门。
从门口向里望去，光线微弱的大厅里面，大约有十几张餐桌，每张餐桌上都亮着一个灯笼。迅速扫视了那些坐满客人的餐桌之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这里有各种肤色的人，有亚洲人、欧洲人也有美国人。
一个女人一边向我鞠躬，一边说：“欢迎光临，晚上好，一个人吃饭吗？”她说英语的口音告诉我，她曾在英国教师指导下学习过英文。她领我走进大厅。
我愣住了，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那个我在游泳池经常见到的女人，那个我魂牵梦绕的女人，那个我曾经用尽苦心努力搜寻的女人，就坐在前面的餐桌上。她正盯着我，她的旁边，坐着另外一个亚洲面孔的女人。她冲我一笑，和我打招呼。 那个领座的迎宾小姐也注意到了她的举动，于是领我走了过去。“是朋友吗？”
“是的。”那个经常出没于游泳池的女人毫不迟疑地回答。
“愿意跟我们一起吃吗？”她问我。
那个服务员顺手拉过来一把椅子，又一次弯腰鞠躬，然后就走开了。
我一头雾水，头晕目眩。“你的丈夫呢 ？”我问她。
那两个女人匆匆对视了一下，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我没有结婚。”笑完之后，她告诉我。
“不过，在游泳池和我联络的那个男人，他结婚了，他是我的业务伙伴。”
她差点笑出来，指着那把椅子，“请坐下来。我俩刚点过菜了，对我们三个人来说，这已经绰绰有余了。或者，你坚持要一个人单独吃吗？”她的英文近乎纯正完美，只有那么一丁点儿口音，显示出英语并不是她的母语。
我坐下来。真不敢相信，竟然有这么好的运气。同时，又有几分疑虑，就好像自己正在卷入什么非法交易一样。一个男侍者走过来，在我的桌前放了一个小酒杯。
那个游泳池的女人指着一个小瓷壶。“来点清酒？我们都喝这个，喝得不少。今晚属于我们，让我们尽情放松吧。这里的清酒味道非常好。”她给我斟满了清酒。“干杯！”三个人酒杯相碰，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哦，对了，”她一边用白色的亚麻餐巾擦擦双唇，一边说，“看，多无礼！叫我南希，我的朋友玛丽。”
“叫我约翰。”与她们分别握手时，我自我介绍说。
“约翰，在游泳池，我专门观察过你。我等你过来和我打招呼。你看上去非常迷人，也很孤独，但我认为你也非常害羞。要不就是……”她向我靠过来，贴得如此近，我甚至能闻到她呼出气息中的酒精香味，“还疯狂地爱着你的妻子。”
现在轮到我笑了起来：“快要离婚了。”
“很幸运，”玛丽说，“为破裂的婚姻干杯。”她举起酒杯提议。她的英语说得也很好，和南希的口音相似，只是稍重一点。
这时，那个侍者走过来，双手端着好几盘菜，都堆得很满。我们边吃边聊，相互透露各自的背景。当南希和玛丽将她们自己描述成艺妓时，我震惊了。我认为艺妓的时代早已过去，我承认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然而，她们确切地告诉我，我想错了。“石油，”玛丽说，“让这个古老的职业重新焕发生机。是的，不同于以前，但艺妓作为一门职业，在当今却同样发挥着它固有的作用。”
她们的母亲都是台湾人，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派驻台湾的美国军官“弄大肚子后”，就被抛弃。之后她们将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过继给一个日本商人。那个日本人养育了她们，让她们接受教育，包括英语语言、美国历史和文化教育。她们长大成人后，便听命于其养父，为他工作。
“你肯定注意到了外面街上的那个女人。”南希指着窗帘外面，人行天桥那个方向。“我们原本也可能是那个样子。不过，我们很幸运。”她继续说，那个日本商人给她们的报酬很高，也几乎从不以主人的姿态命令她们该怎么做，或明确命令她们做什么。“他要看到成果，那就行了。以何种方式达成目标，这取决于我们自己。”南希给我又倒了一杯清酒。
“什么样的成果？”
“太天真了，”玛丽说，“他一定刚来这边不久。”
我向她们如实坦白，是第一次来这里，也是首次外派执行任务，接着我又说，我非常渴望能向她们学习更多东西。
“我们很高兴告诉你。”南希表示，“你就像这个世界上的一颗宝石，但我们会要求你回报我们的。当然不是今晚，而是将来的某个时候。”
“随时愿意效劳。”我故意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
她们讲话的方式，更像是大学教授在授课，不像是出自艺妓之口。她们说，为了积累资源、巩固权力，当权的人总是大肆挥霍，置他人的生命于不顾。她们如此坦率，我大吃一惊，我想，这部分是因为清酒发生了作用，令她们一吐为快，但她们说的那些话，绝对有道理。她们谈到了欧洲殖民者如日中天时香料贸易的重要意义，也谈到了数世纪以来黄金所发挥的作用。
“而现在，最为重要的资源是石油，”南希继续说，“石油是迄今为止最有价值的资源。什么都依赖于石油。香料和黄金过去不过是奢侈品而已，实际价值并不大，用来调味、当防腐剂，用在珠宝盒手工艺品上。但石油……石油就是生命。如果缺乏石油，现代世界将无法运转。历史上最为激烈的资源争夺战，由此展开，巨大的赌注也压在了这次争夺中。为了控制石油，他们甘愿冒任何风险，难道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奇怪吗？他们不惜玩弄欺诈手段，巧取豪夺。他们建造战舰，制造导弹，将成百上千—甚至是成千上万—的年轻士兵送上石油争夺第一线，不管他们的死活。”
“这些东西是你在历史教科书上学到的吗？”我问道。
她不屑地冲我一笑，说：“当然不是。这是从艰苦的生活磨炼中领悟过来的。”
“艰苦的生活磨炼！”听到这个说法，玛丽忘情地大笑起来。
但此刻，我想到的是查理，想到了第一个晚上他在洲际酒店顶层餐厅的讲话—我们应该如何将印度尼西亚从共产主义势力的威胁中挽救过来，如何确保印度尼西亚的石油为美国服务。接着，我又想起了克罗汀，那个波士顿的女人，正是她将我训练成经济杀手。我突然意识到，她的所作所为正好和这两个亚洲女人雷同，肩负同样的使命。我不禁思索，她是否认为自己是艺妓呢？这时，我的目光从正在恣意大笑的玛丽身上转移到南希，刹那间，我看见了克罗汀的影子，我意识到，我是那么想念她。餐桌对面的这个女人，这个我在游泳池边朝思暮想的女人，为什么让我如此迷恋，如此无法自拔？我猜想，这一定是孤独在作祟，或许，我下意识地将她和克罗汀联系了起来，从她身上看到了克罗汀的影子。
我努力回到现实中来。玛丽正在用餐巾擦拭因为纵情大笑而笑出的眼泪。我对南希说：“南希，你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就像那些被送上前线的士兵，可随时牺牲自我。我们为帝王效力。”
“为哪个帝王效力？”
南希瞟了玛丽一眼：“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的帝王。任何帝王都成，只要他们付给我们老板的价格最高。”
“游泳池边的那个男人？”
“他是我在这里的联络人，不是幕后老板。他带我去见客人。”
“在洲际酒店？”
“在洲际酒店的蜜月套房里。”她咯咯地笑了起来，然后努力停了下来，“不好意思。我和玛丽总是说，将来某一天，我们想在那个套房中享受属于我们自己的真正蜜月。”她转移了视线，将目光投向了那个挂着窗帘的窗户。
我想起在附近转悠过的那辆黑色豪华轿车，不禁思索，车里坐的人是否正在找她们中一个。“只在那里工作，洲际酒店？”
“当然不是。乡村俱乐部、度假游船、香港、好莱坞、拉斯韦加斯……只要石油大亨和政客们喜欢，我们就会出现。”
我的目光不时游走于这两个女人的脸蛋之上。她们看上去如此年轻，却又如此老练。我那时26岁。从她们的介绍，我知道她们大致比我小5岁。“你们的客户是谁？”
南希将一个手指放在嘴唇旁边，迅速扫视了餐厅周围，做惊恐状，就像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牧场上看到一只雌鹿，而远处有一只不停咆哮的狗让它备感恐惧。她非常严肃地正告我：“这个问题，永远都不要问。”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经常往返于美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世界银行及其隶属机构和苏哈托政府，都感激美因公司的介入，因为该公司心甘情愿出具报告，从而为印度尼西亚争取到了巨额贷款，而这些贷款将不仅为美国带来财富，还同样使印度尼西亚统治集团受益无穷。这些巨额贷款将使这个国家负债累累，难以偿还，但他们对此毫不关心。对银行而言，它们本身就是这个阴谋中的同谋。就苏哈托家族而言，他们将把那些迅猛激增的财富转移到国外，进行投资，稳妥地保护积累的财产，即使印度尼西亚政府未来破产，也不会殃及他的家族。
在这几年中，因为执行任务的缘故，我到过爪哇岛深山中那恬静优美的村落，踏上过海岸线上罕有人迹的沙滩，足迹遍及诸多充满异国情调的岛屿。印度尼西亚语，即Bahasa Indonesia，是二战后由一个受聘语言学家专家组所发明的，目的在于将所有群岛的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这种语言相对简单，因此我能迅速掌握一些基础语言知识。探索这块很少有外国人造访的土地，其乐无穷。与那些居民交谈，了解他们的文化，无不使我感受到其中的奥妙。我在和平队所受的训练教会了我，不要按照大多数商人、外交人员和旅游者的行事方式展开活动，反而应该从与大众（如当地农民、渔民、学生、商店业主或调皮的少年）的聊天过程中获得信息。然而，我所受的这种训练同样也让我确信，我将持续被一种负罪感所折磨：像我这样的杀手，给印度尼西亚的大多数人民带来了悲惨的结局。
在雅加达的日子里，只要有空，我就会去印度尼西亚洲际酒店的游泳池。让我失望的是，我再也没看见过南希，也没看见过玛丽。然而，在游泳池附近，我看到了她们的同行在活动。我与其中一个女人逐渐亲近起来，她是一个泰国女人。我发现，使用艺妓并不是日本人的专利。我们美国人同样也有艺妓，欧洲人和其他亚洲人也一样。然而，这些女人似乎有一种一致的看法—日本人是她们最愿意效力的理想雇主。日本人不断完善这种职业，其他文化似乎难以望其项背。准确地说，我想，是这种职业在日本源远流长的缘故吧。
那个泰国女人和我交往并成为我的朋友，并不是想获得什么物质利益，也不是因为别人雇她把我拖下水，因为事实上，我早就已经下水了。她之所以这样对我，可能是因为她心地善良，也需要我这样一个人进入她的生活，或许，我们相互吸引，走到了一起。跟我在一起，她的真正动机到底为何，我从来没完全弄清楚。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与我做伴，陪我说话，总能激起我最原始的欲望，她也是我最信赖的朋友。除此之外，她还经常告诉我跨国业务高层和国际外交中常用的手段。“如果有美女试图引诱你，那么她们的房间里肯定藏有照相机和录音机。这不是说你没有魅力，只是说，事情往往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她告诉我，在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一些交易中，像她那样的女人，曾发挥了关键作用。
执行第一次任务后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又被派遣到苏拉威西岛出差三个月，那是加里曼丹岛东部的一个偏远岛屿。根据这个岛屿地图的形状，人们亲切地称之为“酒后乱跑的长颈鹿”。政府选中了这个岛屿，作为发展农村的试点。过去，这个岛屿在东印度公司组织的香料贸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它已经沦为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因此，印度尼西亚政府下定决心，要把这个落后的岛屿打造成进步的象征。而我们美国人则认为，这个岛屿将成为我们矿业、林业和农业获取稳定收入的潜在基地。这里富有金矿和铜矿，植被保存完好，因此几个巨头公司虎视眈眈，跃跃欲试；一家经营牧场的得克萨斯企业就购买了这里上万英亩的森林，他们把这些树木伐光，卖掉。他们还计划在这里养生畜，然后用足有足球场面积那么大的巨型驳船，将牛肉运走，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市场出售，赚取可观的利润。同样，苏拉威西岛也是政府移民计划的重头戏。这个计划和美国对亚马孙雨林地区的殖民情形如出一辙，对当地居民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因为作为和平队志愿者的我，曾亲眼目睹了当地居民的贫穷生活。移民计划的目的，在于将爪哇岛城市里的穷人迁徙到人烟稀少的地区。当时爪哇岛的人口密度居世界首位。跟拉丁美洲移民计划一样，该移民计划得到了国际发展机构的资助和支持。政府为这些贫民窟里一无所有的居民提供一定补贴，鼓励他们迁徙到无人居住的农村地区，以此减少反政府暴乱发生的可能性。虽然有专家学者不久就发现此类移民计划，不论是在亚洲，抑或是在拉丁美洲，通常使当地居民生活更悲惨，但政府不为所动，继续实施他们的计划。于是，当地土著居民被驱赶，土地被破坏，文化被消灭。新移民过来的城市人口，开始努力耕耘这块被破坏的土地，但并没有取得成功。
到达苏拉威西岛的时候，有人给我安排了一幢政府所有的房子，位于古老的葡萄牙望加锡（出于民族独立的考虑，在苏哈托的示意下改名为乌戎潘当）城外，女佣、园丁、厨师、吉普车及司机一应俱全，全听我差使。和往常一样，我们的任务在于寻找目的地，并去考察，因为那些地方可能拥有跨国企业可开发利用的资源；我们要与社区领袖会谈，搜集所有相关信息，最后撰写可信的报告，论证用以兴建电厂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需的巨额贷款的可行性，论证贷款能起到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从而将这个落后的国家带入现代化强国的轨道。
正在开发的得克萨斯牧场附近，有一个叫做“贝茨维尔”的镇，已经成为电厂的可能选址。一天清早，司机带我们驶出乌戎潘当，一路沿着那景色壮观的海岸线进发，抵达港口城市巴里巴里。然后从这里出发，小心翼翼地沿着曲折蜿蜒的公路，慢慢开进偏远内陆那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中。我们驶过的所谓公路，不过是将丛林砍去后留下的一条狭窄的小路。我感觉又回到了亚马孙雨林地区。
就在吉普开进平朗的一个村落时，司机告诉我：“就是这里，贝茨维尔到了。”
我迅速扫视了周围环境，因为贝茨维尔这个名字激起了我的好奇。我到处搜寻蝙蝠的踪迹①，结果并没有发现什么非同寻常的东西。司机带着我们，在这附近慢慢转悠，经过一个广场。这种广场，和遍及印度尼西亚的诸多其他广场没什么两样：好几条长长的椅子，旁边矗立着几棵大树。在大树深处的几个树枝上，挂着体积超大的黑色团状物，就像超大的椰子。然而刹那间，其中一个团状物张开了。就在我意识到那是一只巨大的蝙蝠正展翅欲飞的时候，我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司机把车停下来，带我来到树下，正上方就有一只蝙蝠。那个让我无比兴奋的蝙蝠缓缓地扇动着它的翅膀，在我们上方盘旋，它的躯体足有猴子那么大。它张开双眼，头朝下盯着我们。有传闻说，这些蝙蝠能让电线短路，它们的翼展宽度超过6英尺。什么飞禽有这么庞大的体积，能和我眼前所见的蝙蝠一较高下？无论我怎么挖空心思地想，都是徒然。
我们继续走。稍晚一些时候，我们见到了平朗市的市长。我问了他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他们本地的资源如何；如果在他所辖的地区由外国人兴建电厂和其他产业，他们对此是什么态度，等等。即使在会谈过程中，我仍然还想着那些蝙蝠。我问市长，这些蝙蝠是否会造成什么问题，他回答说：“不会。它们每天晚上就飞走了，在远离我们小镇之外的地方找果类吃。早晨，又返回这里。从来就不碰我们城里的东西。”他端起茶杯。“和你们国家的公司极为相似，”他说，同时精明地笑起来，“它们飞往其他遥远的地方，靠掠夺那些地方的资源来生存，在那吃喝拉撒，然后又回到栖息地。”
这种论调，我经常听到。我逐渐认识到，美国大众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剥夺他国资源基础之上的这一事实，而大多数美国人对此一无所知；相而被美国剥夺资源的那些国家的人民—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对此心知肚明。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就知道我们的军队并不是用来保护民主制度不受侵犯的，相反，只是用来保护那些开发利用资源的公司的。因此，他们为此担惊受怕，怨恨与日俱增。
苏拉威西岛也是布吉斯部落的居住地。几个世纪前，欧洲的香料贸易商对这些部落充满畏惧，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野蛮、最嗜血的海盗。这些欧洲贸易商返航回到家后，如果孩子们不听话，就吓唬他们：不乖乖听话的话，“印尼海盗布吉斯人会把你捉去的”。
20世纪70年代，布吉斯部落仍然过着原始生活，和他们数百年前的生活相比，并没有多大变化。他们建造的大船，气势磅礴，威严无比，穿梭于各岛之间，将群岛商贸的通航要道紧密地编织起来。操作这些张着黑色帆布的大船的水手，穿着宽松的长筒裙，头上佩戴鲜艳的头巾，脸庞两边挂着金耳环，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别在他们腰带上的，是威猛无比的大砍刀。他们的这身行头，在我们看来，是因为他们仍然以他们的祖先为荣。
我逐渐和一个年长的造船工人混熟了，他叫布尼，他一直按照祖先传下来的方法以造船谋生。一天，我和他一起吃午饭时，他说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海盗。“现在，”他递给我一片可口的水果，接着说，“我们很困惑，不知道该做什么，凭我们这些木制帆船，凭我们这几号人，我们怎么可能赶走美国人呢？他们有的是潜艇、飞机、炸弹，还有导弹。”
这样的问题让我心烦意乱。他们的言行最终让我确信，我应该做出改变。
和那位造船工人谈话若干年后，我结束了作为经济杀手的职业生涯。辞职的决定，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提到过，是我在一次远航度假时做出的。那时，我在加勒比海列岛中的一个岛屿上度假。这些岛屿曾是海盗的据点，他们以此为基地，抢劫西班牙黄金运输船队。一天下午稍晚的时候，我来到一个年代已久的废弃的种植园，在废墟上坐下，陷入沉思。我想到了建造这些城墙的非洲奴隶，想到了他们所遭受的令人发指的悲惨待遇。此刻，我认识到，我也是一个奴隶。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灵魂折磨后，我下定决心，要远离这肮脏的阴谋。于是我飞回波士顿，递交了辞呈。但随后，我并没有揭露这个新帝国建立过程中那令人恐怖的真相。因为在威胁和贿赂面前，我屈服了，退却了。随后的这些年中，我的过去一直折磨着我。我的所作所为，我所知道的真相，不得不咽在肚子里，独自一个人承受这种煎熬。接下来，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我站在那令人毛骨悚然、化为焦土的大坑的边缘，而世界贸易中心大楼以前就耸立在这里。我知道，最终我得站出来，我得向世人自白。
2004年，《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出版后，我开始回答电台采访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以前我对自己的角色和将带来的灾难知之甚少，事实上，作为经济杀手展开行动的我，对那些我曾经外派工作过的国家带来了灾难。我们曾经战胜苏联，一跃成为世界上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帝国，可以藐视其他任何大国。我们大肆吹捧“进步”和“工业化”。我们扶植了一种新的第三帝国精英势力—公司帝国的走狗。但是，我们征服的那些地方的大多数人们又怎么样呢？我必须重新认识，我将从执行任务踏入的第一个国家说起。
过去，我一直借助主流媒体追踪印度尼西亚发生的范围广泛的事件。而如今，我则挖掘得更深，我的信息来源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及其他我曾经效力过的机构。此外，我还从非政府机构和学术出版物中获得了尽可能详尽的材料。在我越来越熟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也被称之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发生的背景后，我的好奇心被进一步激发。这次经济崩盘始于亚洲，给亚洲数以万计—可能是数以百万计—人口带来灾难，有的死于疾病，有的挨饿受冻，有的则绝望自杀，其影响迅速席卷全球。对于愿意听到真相的那些人来说，亚洲金融危机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真实意图是那么的险恶，同时也昭示世人，不要试图人为操纵经济体，除非这样做的目标在于进一步充实公司帝国的腰包，而让其他人成为其牺牲品。
乍一看，官方数据告诉我们，20世纪70年代我们在印度尼西亚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业绩，经济发展不断创下新高，至少持续到了1997年。这些数据无不反映出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得意之情：通货膨胀率很低，外汇储备总计超过200亿美元，贸易顺差超过9亿美元，银行业得到稳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到1997年之前，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幅度（以国内生产总值来测算）平均每年为9%—诚然，并没有达到我昧着良心、为了迎合我的主人而预测的那令人叹为观止的两位数增长，但9%的成绩仍然非常可观。世界银行、咨询公司和学术研究所聘用的经济学家，拿出这些数据用以论证我们这些经济杀手所执行的经济发展政策是十分成功的。
这些经济学家所提到的“经济奇迹”的背后又是什么呢？印度尼西亚人为此承受了极高的代价，而那些数据并没有涉及半点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不久，我就对这点深信不疑—经济发展的受益人仅限于处于经济阶梯顶部的那些人。通过滥用廉价劳动力，国家收入飞速增长。而那些身处血汗工厂一线的工人，在工作条件极为恶劣的环境下，长时间地工作；同时当地政府出台优惠外资公司的各种政策，允许它们破坏环境，允许它们在印度尼西亚从事那些被北美和其他“第一世界”国家视为违法的活动。虽然该国法律规定，工人的最低工资上升到每天大约3美元，但很多公司根本无视这一规定。据估计，2002年，印度尼西亚52%的人口每天的收入不足两美元。从很多角度分析，这简直就是当今时代的奴隶生活水准。即使每天有3美元的收入，很多工人也无法维持家人的基本生活。
让印度尼西亚人民背负沉重不堪的负担的这些政策，印度尼西亚政府竟然默许了。这绝非巧合。为了让该国的精英们积敛大量财富，该国大举借贷，从而积累了有如天文数字的巨额债务。面对这些巨额债务，印度尼西亚政府不默许这些政策，又有什么其他选择呢？根据世界银行整理的全球金融发展报告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整理的国际金融数据（IMF-IFS），平均算下来，该国一直是亚洲各国中背负外债比例（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最高的国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即1990年到1996年这一最危急的期间，其负债比例高达60%（同期，泰国的负债比例约为35%，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均为15%，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约为10%），并在这一数据上下徘徊。在1990年至1996年期间，该国的还本付息再加上短期债务，占外汇的比例平均接近300%（同期，泰国的比例为120%，中国内地为60%，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为25%），比例之高，令人咋舌。毫无疑问，正是我们让这个国家背负了如此沉重的巨额负债，以至于他们几乎无法偿还，为此，印度尼西亚人民被迫以其他形式偿还债务，那就是满足我们公司帝国掠夺资源的野心。我们这些经济杀手圆满地完成了我们的既定目标。
衡量国民经济的砝码，又一次被证明是极具欺骗性的。在印度尼西亚，情况往往如此。外汇储备逐步上升，贸易顺差不断扩大，通货膨胀率得到有效控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十分可观，但是，这不过描述了印度尼西亚一小部分富裕人口的状况罢了，其他人则生活在主流—可测算—经济之外，而正是他们背负了那些可怕的债务。
贫困、公司的虐待行径和美国消费者之间，通过印度尼西亚血汗工厂（是其他国家血汗工厂的典型）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之密切，不言自明，恐怕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绝无仅有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台的政策鼓励他们进行私有化改革，鼓励他们为外资公司减免税收。在这些优惠政策的庇护下，各大跨国公司要么全资拥有工厂，要么将这工作外包给设在这些国家的工厂。在那些地方，劳力极为低廉，工资结构极不合理，如果他们胆敢抗议，等待他们的将是毒打，甚或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他们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唯有如此，“第一世界”国家的商场中才能有价格低廉的商品。
为《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在全美做巡回推广时，有很多人和我取得了联系。他们告诉我，很多公司，如耐克、阿迪达斯、拉夫·劳伦、沃尔玛及盖普，都通过奴隶一般的劳工获得了滚滚利润。一对勇敢无畏的夫妇，根据他们在印度尼西亚所经历的骇人听闻的个人遭遇，讲述了一个让我们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的故事。
2005年，电影制作人吉姆·基迪（Jim Keady）和莱斯利·克罗茨乌（Leslie Kretzu）与我联系，他们请求对我进行现场采访、拍摄。跟他们进行电话交谈。在经过电子邮件交流之后，我最终认为，他们是站在经济杀手的对立面的，代表倡导进步的新一代活动家。
“除了现场采访之外，我们也想让你了解印度尼西亚血汗工厂的事。”我们最后一起碰头的时候，莱斯利告诉我，并简明扼要地给我做了解释。2000年他们曾和印度尼西亚耐克工厂的工人一起生活过，“一起在同样恶劣的条件下工作，靠同样的工资生活—或者至少是准备就靠这点工资生活”。
我问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
“说来话长。”莱斯利说，“以前我加入过耶稣志愿服务队。那时，我被告知，如果加入该服务队，我的人生将为此改变。我亲眼目睹了那些我不敢想象的情形：贫穷和痛苦。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生活被毁了，我的观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久，我加入特里莎修女（1910年8月27日~1997年9月5日，是世界敬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主要为印度加尔各答的穷人服务。她于1979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并被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2003年10月列入了天主教宣福名单）志愿者团队，在印度协助她，帮助她所认为的那些‘最贫穷的人’。一旦你曾经和那些最贫穷的人一起生活过，你将再也不是从前的你，你再也无法习惯以前的种种生活方式，你将永远无法忘记。你得为此而做点什么。”
我看着吉姆。
“我的心被绑架了。”他笑着说，“听起来很好笑，但这么说我绝对是认真的。当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我想以后我会去华尔街工作，赚得百万财富，在36岁前退休。1993年，我做了一次环球旅行，那时候我21岁。我第一次踏上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缅甸、尼泊尔等。我看见了真正的贫困生活。这之前，我在天主教学校接受了12年教育，还在圣约瑟夫大学接受了教育。在这次旅行中，书本的东西全部同现实结合起来了。现在我理解了耶稣是为什么目标而战。从此，我也开始秉承耶稣的理想，为同样的目标而努力。当然，不仅仅只有耶稣如此，其他任何受人景仰膜拜的精神领袖都终身为此奋斗。事实上，世界上主要宗教在其最根本的理念中，都倡导社会的公正性。”
我请他们将故事扼要写出来。
那还是1998年，我们已经开始追踪报道耐克公司滥用劳工的问题。当时，吉姆在纽约市圣约瑟夫大学担任足球助理教练。他一边工作，一边攻读神学硕士学位，并最终决定以天主教社会课程为基础写一篇论文，探讨耐克公司滥用劳工的问题。在开始展开研究的时候，圣约瑟夫大学的体育系正着手和耐克公司进行代言宣传谈判。如果谈判成功，该校所有教练和运动员都将穿上耐克产品进行推广活动。作为回报，耐克公司将为此支付300万~500万美元报酬。开始的时候，吉姆私下表达了不愿参加的意思，后来，他又公开表态：考虑到耐克涉嫌滥用血汗工厂的劳工，出于良心，他不想为耐克公司到处代言，进行推广活动。而圣约瑟夫大学竟然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要么穿上耐克产品，对本交易三缄其口；要么辞职。1998年6月，他被迫辞职。
吉姆想对自己所持的立场进行论证，确保观点的准确性，因此他请求耐克给他一次机会，允许他在耐克公司所属的工厂工作一个月，实地了解工厂的工作条件。耐克写信告诉他：他不懂东南亚各国语言；一个月的时间太短；而且，他这样做，将抢走一个工人的饭碗。吉姆回信告诉他们：如果一个月太短，他愿意去那里待半年，甚至一年—只要能大致弄清楚工厂的工作条件，并能确定那些工厂到底是不是血汗工厂，他不在乎将在那边工作多长时间。他还指出：他能说西班牙语，因此耐克也可以把他安排到设在中美洲的工厂；至于将被他挤掉工作机会的那个工人，他已经在奥尔良（耐克公司总部所在地）找到了一家非营利机构，他们同意资助这个工人—给机票让他或她飞到美国，为之安排伙食及住宿，同时发放薪水—也就是在吉姆接替那个工人工作的整个期间，让他或她在美国休假。耐克回信表示，对他的提议不感兴趣。
因为吉姆无法进入耐克工厂工作，所以我们决定开始做一件事，也是我们认为唯一能做到的事：和那些村落的工人一起生活，严格限制我们的开支，不能超过那些工人得到的工资。于是，2002年，我们去了印度尼西亚，来到雅加达城外的坦格朗，与在耐克工厂工作的那些当地工人住在一起，按照他们的工资水平生活—每天开销1.25美元。
一个月之内，莱斯利瘦了15磅，吉姆则瘦了25磅。和那些工人一样，我们住在狭小的水泥隔间中，没有任何家具，也没有空调—试着想想，这可是在跟蒸笼没什么两样的热带城市啊！里面是盖着纸的水泥地板，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席子，席子上面常年都布满了垃圾焚烧、工厂污染及废气排放带来的灰尘和砂粒，这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厕所排泄物全部流入街道两旁的排水沟。村庄里滋生了大量的蟑螂和老鼠，蟑螂的个头足有拳头那么大，老鼠的体型也是我见过的最大的。
有人对我说：“在印度尼西亚这种地方，每天只要有1.25美元，你就能过上非常奢侈的生活。”这种论调之冷漠，之荒谬，让人震惊。持这种论调的大多数人，从来就没有到过印度尼西亚。1.25美元，我们只能勉强买到两顿根本算不上充裕的米饭和蔬菜，外加几根香蕉。如果还想买肥皂和牙膏，就必须吃得更少，把钱节省下来。有一天，吉姆不小心把我们做饭用的小火炉中的煤油给打翻了，于是，我们不得不把洗衣用的肥皂拿出来，把打翻的煤油清洗干净。那简直是一场灾难—首先是经济上的灾难，其次在精神上也给我们以重创。
想想这样的情景。你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工人，从早晨8点一直干到晚上8点，从星期一一直干到星期六，有时星期天还要加班。当然，这不包括上下班在路上或工作前做必要准备的时间。你没有钱买礼物庆祝朋友的生日，没钱买收音机，就更不用想买电视了。两年多以来，你从来没为自己买套新的衣服。完成工作下班后，你还要花上30~45分钟时间洗衣服，用手自己洗。当然，你的衣服也就那么几件。下班后，不管你穿的是什么衣服，显然都已经很脏。如果你是女的，在上班时，即使在你例假来临的特殊时期，每天仍然只准许上两次卫生间，因此，你不得不在腰上系一条丝巾，或者穿上一件长长的衬衣，只有这样，才能遮盖例假来临时沾在裤子上的血迹。
你已经疲惫不堪，感到自己完全散架了。然而，你不敢起来抗议，因为你害怕丢掉工作。你为之工作的那些跨国企业，它们正在告诉整个世界：它们已严肃对待滥用劳工问题，已为此做出改变，消费者们大可放心。于是，消费者对此十分满意。
很不幸，生活在恶劣条件中、拿着微薄薪水的工人，并不仅仅限于耐克工厂的工人。我们与为其他公司工作的工人谈过，这类公司还包括：阿迪达斯、锐步、盖普、老海军、汤美希菲格、Polo/拉夫·劳伦、乐途、斐乐及李维斯。这些工人也拿着同样微薄的收入，住在同样贫民窟一般的地方，而且他们同样也在请求购买他们这些劳力的公司：提高工资，给他们自由，允许他们组织独立的工会。
耐克工人过的是一种屈辱的、不健康的生活，这种情形，我们大多数人无法想象。富裕的印度尼西亚人和外国人过得很舒坦，与那些工人的情形完全相反。当我还是一名经济杀手时，雅加达有那么一个地方，那是像我这种经济杀手一样的人经常出入的地方：洲际酒店。如今，可供选择的酒店范围更大，包括：四季酒店、万豪酒店、君悦酒店、皇冠酒店、喜来登酒店、悦华酒店、艾美酒店、千禧酒店、丽兹酒店等。这些酒店是美国公司高管的第二个家，他们在这里用好酒美食来款待下属和客户。从他们下榻的、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客房中向外看去，能眺望塔格朗及其他“城郊”区域的—那些城市工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可能会否认所犯的过错，指出他们的工厂并不是那样，但是他们内心一定充满负罪感，因为他们从内心深处知道，他们的确要为此负责。
“耐克公司总是残酷无情地剥夺那些工厂。”吉姆说，“耐克的员工了解成本，知道每种鞋带和鞋底的成本—甚至可以精确到每分每厘。他们不停地向工厂施压，压低价格，迫使这些工厂企业主将成本控制到最低限度。最后，工厂企业主被迫接受最小的利润率。
“当然，工厂企业主比那些工人过得好多了。”莱斯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但是，他们同样也遭到剥削。耐克是真正的老板，耐克掌控一切，它将利润的最大部分装进腰包。”
“我们专盯耐克公司，”吉姆解释说，“因为耐克公司是业界领导者—它拥有的市场份额比所有其他竞争对手的要大得多。耐克设定游戏规则。如果我们能迫使耐克公司做得更好，其他公司也会跟进。”
每次，在那些公司高管走出他们入住的豪华酒店时，他们将体验到印度尼西亚“进步”局面的另一面。人力三轮车消失了。1994年，那种用各种颜色花哨的图案装饰的三轮车，在雅加达的各主要街道被全面禁止。苏哈托总统宣称，这些人力三轮车代表了落后国家的形象。很不幸，他的这一纸决定，让数以万计的三轮车夫沦为“可观”的失业大军。从此以后，“围攻”游客的使命落到了当地人称之为Bajaj的机动三轮摩托“出租车”身上。这种由Vespa公司针对印度市场设计的车型，即Bajaj三轮摩托车，由橙色的金属架围在一起构成车身，据苏哈托所说，象征现代化。这种摩托车噪声很大，排放有害气体，散发热量，驾驶起来极其危险。与人力三轮车不同，这种三轮摩托车一个模样，色彩千篇一律。因此雅加达人力三轮车上鲜艳、明亮的图案艺术从此作古。据估计，这种在雅加达横冲直撞的摩托车达两万辆之多，往往将首都堵塞得水泄不通。以前靠人力三轮车谋生的大多数车夫，没有接受过任何必要培训就开始驾驶机动摩托车；还有很多失业车夫也沦为血汗工厂的工人。
美国历任政府，一个接一个，都一如既往地支持苏哈托独裁统治。然而，印度尼西亚政府却遭到了来自非政府机构的严厉讨伐。民间观察监督组织谴责印度尼西亚政府严重违反国家法律和地方法律，践踏人权，为了满足跨国企业要求和总统身边亲信的私欲，不惜牺牲民主原则。《纽约时报》撰文报道说：“针对全球最腐败国家展开的全球调研显示，印度尼西亚政府长期高居榜首。”
“我简直不敢相信，事情怎么会变得这么糟糕。”中情局前特工尼尔告诉我。出席了我的签名售书活动后，他待了好长时间，之后，他请我去喝了一杯。我们一直谈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深夜。几个月后，我去旧金山看望我的亲戚，我们又会面了。他加入了中情局。“我被派驻印度尼西亚时，雄心壮志，满腔抱负。那是1981年。我相信，我们必须不惜代价，防止印度尼西亚落入共产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然而美国于1989年入侵巴拿马期间，尼尔的幻想破灭了，因为他觉得这种行径将使全世界人民站在反美的行列之中。不久，他就辞职了，不再效力政府部门，转而开始“自己执业”的生涯。2005年，他又回到了印度尼西亚，率领一队保镖，防止亚齐特区的自由战士袭扰，保护飓风建设项目的实施。“我的天，最后这次外派出差，真的让我大开眼界。看上去，雅加达就像一个富有现代气息的大城市：高楼大厦、豪华酒店，鳞次栉比，美不胜收。但在这些表象之下……情况比什么时候都要糟糕。腐败成风，而且，我们也参与到贿赂等腐败行动中来。”
我问尼尔，从中情局辞职后，为什么还要继续从事类似行业。他回答说：“谋生需要，恐怕就是这个原因了。”接下来，他又讲了第二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一样，我也多次从这些帮凶的口中听到）：“除此之外，干我们这行所体验到的刺激，简直无与伦比。跳伞特技运动员和摩托车赛车手，热衷于速度带来的快感，但是，这无法和相伴一个杀手的那种刺激感相提并论：你面临的对手，他们想要的可是你的性命。”
他们的那些说法，不禁让我毛骨悚然。我想起了我的父亲和其他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英雄。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的公司和政府居然鼓励我们嗜杀成瘾，他们将作何感想呢？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无时无刻不折磨着我。在写《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努力战胜那种挥之不去的负罪感。而现在看来，我发现，我的所作所为导致的后果，简直是灾难性的，比我以前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印度尼西亚所策划实施的、最为严重的人权践踏和环境破坏事件中，有些却发生在东帝汶。那个时候，我正在乌戎潘当考察。和苏拉威西岛一样，东帝汶地处偏远岛屿。人们认为那里除了黄金和锰元素外，还富含石油和天然气。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苏拉威西岛是印度尼西亚的领土，而东帝汶则在葡萄牙人统治之下长达4个世纪之久；印度尼西亚90%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而东帝汶绝大多数人口信仰的则是罗马天主教。
1975年11月28日，东帝汶宣布脱离葡萄牙独立。9天后，印度尼西亚入侵该国，残暴的占领军屠戮的人口多达20万之众，其中1/3为东帝汶人。
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解密文件证明，美国政府不仅为印尼军队提供了屠杀使用的武器装备，而且还明确地批准了入侵计划。根据解密档案的记载，1975年12月6日，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与苏哈托总统进行了会晤，同意了苏哈托的入侵计划。入侵行动在第二天旋即展开。解密文档同时也显示，美国卡特政府在1977年阻止了该档案的解密处理。
东帝汶前总统之弟若昂·卡拉斯卡劳是至今仍然流亡海外的东帝汶政党领袖，在东帝汶遭到入侵的整整35年后，接受了“今日民主”主持人艾米·古德曼的采访。他说：“我抵达雅加达一个小时后，福特总统和亨利·基辛格也到了雅加达。当天晚上，雅加达政府一位位高权重的高官通知我，美国政府已批准印度尼西亚入侵东帝汶。”
马里兰大学助理历史教授、国家安全档案助理研究员布拉德·辛普森告诉艾米：“这些文档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历任政府在随后25年中，刻意隐瞒了这一事实，将美国支持印尼入侵东帝汶的详情列为机密，不让美国公众和国际社会知道，对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东帝汶的屠戮丑闻的可信报告，实施有组织地查禁，或漠然视之，不予理睬。同时，美国政府想尽一切可能办法，规避国会禁止军售的法令，使军火出售的渠道畅通无阻。”
在入侵发生的20年后，旅居印度尼西亚的两位最具批判精神的评论家，一跃成为国际知名人士。东帝汶籍活动家卡洛斯·菲利普·西门内斯·贝洛和拉莫斯·奥尔塔，于199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次颁奖让雅加达、华盛顿始料未及、震惊之极，而且也让华尔街受到很大刺激。
东帝汶屠戮事件，只是苏哈托政府执行的、为数众多的警察国家政策的一个例子。在1997年，将军队派遣到这些独立主权国家的行径，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他们给出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是，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泛滥。事实情况却是这样的：多数暴动之所以爆发，是因为人民已经绝望，他们强烈希望以此摆脱苏哈托独裁政权的奴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这些揭竿造反的人民才求助他国政府，要求获得军事或医疗援助，但美国主流媒体完全无视这一点。同时，媒体完全无视的事实还包括，受到庇护的苏哈托政权，也是服务于公司帝国利益的。苏哈托一心一意想控制所有周边群岛，即使是那些并不拥有令人垂涎的资源的地区也不例外。对此，美国政府和华尔街都十分关注，并给予支持。公司帝国的老板深知，如果想在那些他们觊觎已久的资源充足的地区自由行动、不受拘束，那么他们就得庇护苏哈托，支持这个独裁者实现统一印度尼西亚大业的宏愿。
苏门答腊岛位于石油和天然气丰富的亚齐省内，其北部地区的居民，从我到达印度尼西亚后开始，遭印尼军队杀害的超过1万人。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马鲁古群岛、西加里曼丹（ 加里曼丹岛）和伊里安查亚（新几内亚岛）发生的冲突中。一个又一个的案例，无不反映出那些武装军队的真实目的：确保跨国企业所觊觎的资源的安全。因为从本质上讲，这些跨国企业资助并支持了苏哈托政府，理应受到保护。诚然，石油开发和矿产开采公司是掠夺资源的急先锋，而大量其他公司也蜂拥而至。他们利用该地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从开发建设项目和消费品市场中捞取利润。以国际银行和商业界的投资为基础发展经济，印度尼西亚是当之无愧的典范。因为看到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来偿还贷款的前景，印度尼西亚政府进一步加大举债的力度，将资金注入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以此催生其他产业的需求，如酒店、饭店、购物商场，以及与项目建设相伴而来的建设、服务、金融、交通产业的发展。结果，富裕的印度尼西亚人和外国人从中获益无数，但绝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民却为此受苦受难。人民爆发的抵制运动一次又一次被武装部队镇压。
印度尼西亚的环境和其人民遭受的苦难情形一样，也受到严重的破坏。矿藏开发、纸浆和纸张生产及其他开发资源的产业，耗尽了大量的资源，伐光了雨林的大面积树木。有毒废物充斥河流，工业区及周围城市上空充满污染空气。1997年，印度尼西亚失控的森林大火产生了大量的有毒烟雾，使东南亚上空一片阴霾，成了世界上轰动一时的头号新闻。从根本上说，这种结局是经济杀手和腐败的印尼政府共同引发的。
印度尼西亚“经济奇迹”的其他受害者，还包括其他部族人民（布吉斯人、迪亚克斯人、美拉西亚人）及其他土著文化。他们的土地被夺走，他们的肉体和文化一并被消灭。这种现代的种族灭绝，惨绝人寰，实无法仅用人类苦难的程度来衡量，这是对人性灵魂的公然践踏；联系到历史上发生的种族屠杀，包括美国国内发生的对原住民的屠戮，这就更加令人痛恨、泄气、沮丧，令人绝望。尽管这种臭名昭著的行径在当今一直受到世人的谴责，但是这种受美国政府和美国跨国企业资助的掠夺模式，仍然存在。
当不断恶化的经济危机开始严重冲击印度尼西亚经济时，苏哈托政府最终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苏哈托政府：取消燃油和食品补贴，停止很多其他社会服务，以此减少开支。这种缺乏平衡的政策明显对富人有利。结果，挨饿及死亡人口不断攀升，仇恨政府的情绪蔓延开来。
印度尼西亚人民忍无可忍，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因为害怕混乱不断升级，即使是富人也要求改变现有局势。1998年5月，苏哈托被迫下台，最终结束了他长达32年的独裁统治。1999年9月1日，美国克林顿当局切断了与印度尼西亚军队的一切军事联系。
然而，这些事件绝非预示着公司帝国势力在印度尼西亚的终结。相反，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的势力更为强大。当权的印度尼西亚人，因为赶走了独裁者而得到人民的感激，他们把自己装扮成人民的公仆。事实上，苏哈托倒台，美国喜不自胜，然后，他们又扶植了新的政府。2004年12月26日，圣诞节的第二天，灾难降临了。海啸袭击了印度尼西亚。无疑，灾难的发生将为公司帝国巩固势力提供新的契机。
在海啸的袭击下，大约有20万人死于非难。然而，参加重建项目的企业（多数都是美国企业），都把这次悲剧看做牟取暴利的大好时机。地震、飓风和海啸夺走了无数生命，摧毁了价值不可估量的大量财产，然而，这些灾难却能提升国内生产总值。灾难带来的死亡和破坏损失，并没有在经济统计数据中予以考虑，而重建工程中所投入的几十亿美元却被经济统计数据不断援引，从而形成了一种误导世人的积极假象。
大多数美国公民并没有意识到，国家灾难跟战争其实没什么两样：对于大型企业来说，这都是牟取暴利的黄金时机。自然灾害发生后，投入重建工程的巨额项目专款往往被预留给美国工程建筑公司和跨国企业，而这些企业拥有自己的酒店、饭店、零售连锁商场、通信和交通网络、银行、保险公司以及隶属公司帝国的其他产业。“援灾”项目没能帮助处于贫困的农民、渔民、小饭店、小招待所及当地的企业家，相反，“援灾”项目为帝国扩张的走狗提供了另一个圈钱的渠道。
2004年12月26日是个黑暗的日子。不仅对那些遭受海啸袭击的直接受害者来说是黑暗的一天，对于相信应该同情、协助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受灾人民的我们所有人来说，也是黑暗无比的一天。早在自然灾害来袭的好几个月前，无耻剥夺背后蕴藏的悲剧就已经开始了。
2004年9月，印度尼西亚选择了另外一个军界人士—时任将军的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担任总统。根据《纽约时报》的说法：“在苏哈托将军的高压独裁统治期间，其人的仕途生涯可谓平步青云……”
1976年，军队挑选苏西洛赴美国佐治亚州本宁堡接受军事训练，后又获得美国“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计划”资格，两次赴美受训。海啸席卷印度尼西亚海岸时，他一下子成为粉碎亚齐省独立运动的理想领导人。
跟蔓延各群岛的很多当地运动一样，亚齐省发生的运动也是强烈希望脱离印度尼西亚政府独立。他们认为，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在经济上盘剥他们，在政治上实行残酷的高压政策。亚齐省的环境和土著文化备受外国公司的破坏甚至是摧残，然而当地人民却没有为此而得到补偿。印度尼西亚最大的资源项目之一—液化天然气工厂就位于亚齐省内，然而，液化天然气获得的利润中，只有很小一点比例分拨给当地，用以资助学校、医院和其他投资，帮助那些受到工厂严重影响的人们。
“过去50年来，拥有丰富资源的亚齐省一直渴望有朝一日能脱离印度尼西亚独立。”曾获得诸多新闻报道奖的知名记者梅丽莎·罗西说道。他的撰文常见于《新闻周刊》、纽约《新闻日报》、《George》以及《纽约观察家报》。他偶尔会从全球热点地区给我发来问候的邮件。“海岸线各地石油富足，印度尼西亚政府之所以像蚂蟥一样紧紧吸附于亚齐省，原因正在于此。”虽然现在解密的档案还很少，但据估计，在该省持续三十多年的武装冲突中，已有1万~1.5万人被杀，而这场持续的浩劫就发生在海啸袭击印度尼西亚海岸和陆地的前夜。早在2004年，印度尼西亚政府代表和自由亚齐运动组织就开始进行秘密谈判。自由亚齐运动组织似乎取得了谈判的有利地位。如果谈判成功，亚齐人民将可以享受石油、天然气和其他本地资源带来的一些福利，取得一定程度的自治，还可以获得他们数十年来一直争取的其他权利。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来袭的海啸改变了一切。
自由亚齐运动组织是一个本地组织，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恰好被巨大的海啸所摧毁，因此海啸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极为严重地削弱了该组织的力量。他们中的一些关键领导人死于此次海啸，一些领导人痛失了家人。他们的通信系统和交通设施被毁于一旦。接下来，他们的工作重点发生了转变，从以前的抵抗运动和谈判行动，转移到救助海啸受害者并管理救灾工作上来。
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政府却迅速采取行动，利用这种混乱实施自己的阴谋。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和其他未受影响地区毫无作战经验的军队，源源不断地空运到亚齐省。几月之内，他们就得到了美国军事人员和雇佣兵的协助，如美国前中情局特工尼尔，他曾率领一个小组前往亚齐保护美国建筑承包商。这些武装部队以临危受命解救灾区受害者为幌子，开始实际控制受灾区域。他们不可告人的目标包括镇压自由亚齐运动组织。
布什政府也毫不迟疑，争分夺秒地行动起来。在海啸来袭的第二个月，即2005年1月，美国政府发布命令，终止了克林顿政府于1999年切断与印度尼西亚高压军队一切军事联系的政策。接着，白宫迅速向雅加达调派了价值1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纽约时报》在2005年2月7日的报道中指出：“海啸降临后，美国政府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已提议，美国应加大力度对印度尼西亚军官进行培训……亚齐省30年来一直战斗在平叛分裂活动一线的印度尼西亚军队，自海啸发生后已经全线展开，部署到位……这些军队最终的目标，看上去是要削弱、扼杀自由亚齐运动的武装部队。”2005年11月，美国政府解除了针对印尼的武器禁运，从而全面恢复了与印度尼西亚军队的关系。
当时的自由亚齐运动组织，正努力从灾害造成的损失中恢复元气，积极协助本地社区的重建工作，同时也面临难以招架的强大军事和政治压力—印度尼西亚军队和那些来自美国同谋的威胁。自由齐亚组织已筋疲力尽，完全不堪应付这一切，最终他们与政府签署了一份对他们来说极不公平的条约。这一次，最大的赢家（跟过去一样）又是公司帝国。事实上，海啸灾难进一步确保了他们对亚齐省的掠夺将丝毫不受影响地持续进行。
公司帝国利用海啸对亚齐省的掠夺，亚齐的勒赛尔山生态保护区给出了强有力的证明。过去30年以来，当地不时爆发的抵抗运动，成功地将木材和石油公司拒之门外，保护了世界上最为富饶的森林地带之一。而现在，自由亚齐运动组织已几近瓦解，那块最为富饶的地区又开始被外国公司所破坏。
迈克·格里菲斯是一家石油公司前高管，在20世纪80年代辞掉了给他带来高薪的工作，完全投入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使命中来。1994年，他出力协助建立了保护勒赛尔山国际基金会。2006年，他为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电台考察”节目制作小组担任导游，前往亚齐省。该节目主持人迈克· 沙利文是这样报道的：“冲突过后，对森林的破坏有可能逐步升级，面临的最大威胁—甚至比砍伐那些价值不可估量的热带硬木和油椰树更为严重的威胁—来自修路工程。”电台节目接着解释说，建筑工程公司游说世界银行和其他“援助”机构贷款筑路修桥，从而更好地为木材和石油产业提供更大的便利。迈克·格里菲斯告诉美国国家公共电视台：“如果对勒赛尔山生态保护区不闻不问，放任自流，那么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保护老虎、猩猩、大象和犀牛的最后机会，我们还将失去400万人民赖以生存的基本自然条件—众多居民依靠这块区域获得用水，依靠这里的森林植被防止水灾和水土流失现象的发生。”
印度尼西亚的统治精英、美国政府和跨国企业之间过从甚密、不为人知的关系，显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公司帝国在世界各国活动所用的同样伎俩。帝国势力的扩张主要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民主制度要求全体选民有知情权，所以，这些见不得光的手段直接违背了美国人民所追求的理想信念。这些所作所为，也是我和那么多“开发建设专家”执行任务带来那些灾难的直接旁注，尽管这提起来是那么令人心烦意乱，不得安宁。
我执行的任务中所隐藏的险恶用心，就我个人而言，在三个互不相同的事件中得到了最全面的诠释。这三个事件都发生在2004年海啸灾害之后，然而，追本溯源，却又始于我早期作为经济杀手的职业生涯。
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中，我详细讲过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和斯–韦伯斯特工程建筑公司维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在那个时期，这家公司是美国最大、最受尊敬的咨询顾问和工程建设公司之一。我也提到过，该公司付给我50万美元封口费。作为回报，我将放弃写我担任经济杀手的故事。这家公司只是偶尔要求我真正为他们做点事。
1995年的一天，斯通–韦伯斯特工程建筑公司的一个高管打电话过来，要求和我见面谈谈。在午餐时，他和我谈到一个项目—在印度尼西亚建造一个化学处理中心。他自信地向我透露，那将是公司成立100年以来所能承建的最大项目之一，投资额高达10亿美元。“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个项目搞到手。”他说，然后压低嗓音，向我坦白，“现在还没有把握，除非我想出办法，给予苏哈托家族的一个成员1.5亿美元。”
“行贿。”我附和道。
他点头同意：“你在印度尼西亚待的时间很长。能不能给我透露点消息，怎么才能把贿赂这个事搞定。”
我告诉他，我听说有四种方法，可以“合法贿赂”目标人物。斯通–韦伯斯特公司可以安排从目标人选和他的朋友控制的公司租赁推土机、起重机、卡车及其他大型设备，然后支付超高的租赁费用；也可以将部分项目工程以高得离谱的价格转包给他们掌控的公司；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模式，以高价购买食物、房子、汽车及其他此类物品；还可以安排目标人物的子女赴美就读著名大学，费用全包，并在他们于美国就读、生活期间，给他们支付顾问或实习生工资。我也提醒他，要安排数额如此庞大的费用，极可能要四种方式同时使用，而且还要花几年时间。我向他保证说，我曾见过这四种方式都用得十分成功，而最后从没有发现任何人将这些美国公司或其高管告上法庭，从来没有。同时，我向他建议，可以考虑使用艺妓，这样有助于使交易更为隐秘，不为人知。
“你说的艺妓，”他狡黠地咧嘴一笑，“已经在努力展开工作了。”至于其他，他表达了他的疑虑—苏哈托家族的人可能会要求“一次性现金支付”。
不得不承认，要“一次性”用现金支付如此巨额的费用，我毫无办法，至少是对于不用“违法”就达到这个目的，我无能为力。
他感谢我后就走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再也没有听到进一步的消息。
10年后，2006年的3月15日，《波士顿环球时报》在商业版头版以大幅标题报道《“贿赂备忘录”和斯通–韦伯斯特的破产》。这篇文章讲述了这家创建于1889年、拥有辉煌业绩的公司，是如何彻底走向没落的悲剧故事。它2000年申请破产保护，随后被绍尔集团接管。《波士顿环球时报》报道说：“被解雇的员工人数远远超过1 000人，员工持有的斯通–韦伯斯特的股票一落千丈。”《波士顿环球时报》记者史蒂夫·贝利得出的结论是，该公司的崩溃可追溯至“那个至关重要的备忘录，（它）详细列出了之前没有公开的秘密计划：为了赢得该公司历史上最大的建筑合同，公司将给苏哈托总统的一个亲戚非法支付1.47亿美元的好处费”。
第二件事，得从我收到的一封邮件说起。那封邮件来自在20世纪70年代曾与我共事过的一个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的儿子，他要求与我见面。
在纽约曼哈顿上城西区，我和埃米尔（非真名）在一个安静的泰国餐馆会面。他告诉我，《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深深地触动了他。他的父亲在雅加达曾对我提到他，那时他大约10岁。他也曾多次听到过我的名字。他说，他知道他的父亲也是我书中描述过的那些腐败官员之一。然后，他看着我的眼睛，坦率地承认，他也走上了父亲的腐败之路。“我想一吐为快，”他告诉我，“我想自白，像你那样。”他轻轻地笑了笑，“不过，我有家庭，还有我的事业，我会失去很多。我确信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向他保证，绝不会透露他的名字，也绝不会以任何方式暴露他的身份。
从埃米尔的故事，我们能看到许多的内幕。他指出，为了资助军方活动，长久以来，印度尼西亚军队一直从私营部门筹集资金。他试图对此轻描淡写地带过，耸了耸肩，笑了起来，然后说，这种行径在第三世界国家可谓司空见惯。接着，他的神情逐渐严肃起来。“1998年苏哈托倒台之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苏哈托的确是一个军事独裁者，他一直决意将武装部队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的统治结束后，马上就有很多印度尼西亚人尽一切努力修订法律，希望文职官员拥有的权力比军方更大。他们认为，一旦减少军队预算，他们就可能实现他们的目标。可惜的是，那些手握军权的将军，他们知道在哪里获得支持—外资采矿和能源公司。”
我告诉埃米尔，他讲的这些让我想起了其他国家的类似情形，如哥伦比亚、尼日利亚、尼加拉瓜等，在这些国家，雇佣军也被用来补充国家军队的不足。
“对，”他表示同意，“印度尼西亚也有雇佣军。但我要讲的比起这个，有过之而无不及。最近几年来，我们的军队已被外国公司收买。这种相互勾结的关系，实在令人恐惧，因为，你知道，这些公司除了拥有我们的资源之外，现在还控制我们的军队。”
我问他，为什么要向我透露这些秘密，他把头转开，向餐厅窗户外面望去，看着那来来往往、飞驶而过的车流。终于，他转过头来看着我的眼睛。“我是其中的同谋者。我比我父亲更腐败，我就是中间人，为这些腐败活动牵针引线，然后从公司收钱，最后将钱安排到军队。我能做的，只能是告诉你这些，希望你让整个世界知道这些秘密交易。”
我与埃米尔会面的几个星期之后，一次在浏览《纽约时报》网站时，一篇报道吸引了我的注意。那篇文章详细报道了总部位于新奥尔良市的弗里波特–麦克莫兰铜金公司进行的内幕交易—过去7年来，该公司给该地区（巴布亚省）驻扎的军队指挥官和各部支付了2 000万美元。作为回报，军队将保护地处该偏远省份的公司财产。报道继续断言，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的军费开支，只有1/3来自该国财政预算，其他部分均从隐秘渠道以“保护费”的名义收取，因此，这些军队头目就能脱离政府财政预算的控制，独立展开行动。
读完这篇报道后，接着我又注意到《纽约时报》网站上登载的另外两遍类似文章，发表时间为2004年9月。这些报道描述的事件，就发生在我曾粗暴践踏过的苏拉威西岛。文章言之凿凿地指控，总部位于丹佛的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开采公司—纽蒙特矿业公司，涉嫌非法将含砷、汞的废料倒入布雅湾水域。在读这两篇文章时，我意识到，我以前在该地执行的工作，为该公司在该地进行金矿开采、污染河流提供了便利，因为正是我们这些经济杀手一手策划、融资、主持修建了那些电力系统、公路、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我的项目经理查理·伊林沃斯曾在我们第一次前往印度尼西亚时指出，我们被派遣到这里执行任务，首要目标就是确保那些石油公司得到它们需要的任何东西。但没过多久，我就了解到，我们的使命不仅仅是为石油公司提供便利。苏拉威西岛就是鲜活的例子，它明确地告诉我们“援助”资金是如何落入跨国公司的腰包的。
《纽约时报》文章指出：“与纽蒙特矿业公司的斗争，进一步强化了公众日益形成的普遍想法：矿业开采和能源公司牢牢地抓住印度尼西亚法规系统薄弱的这一有利情况，大肆掠夺当地资源。很多人都谴责那里发生的腐败、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还有从苏哈托将军时代遗留下来的落后的法制体系。当初正是那位在1998年被赶下台的独裁统治者，以一定价格的回报，急切地对外国投资者敞开了印度尼西亚的大门。”
盯着这些报道时，贝茨维尔市长和那位布吉斯土著居民的指控，似乎以文字形式出现在我的电脑显示屏上，映入我的头脑，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事实上，美国的确将他们的蝙蝠派遣到其他国家，大力掠夺资源，污染他国的环境。驾驶古老的木质船舰的水手，用大砍刀武装自己。然而要保卫自己的家园，以这种装备抵御五角大楼派出的强大力量，胜出概率几乎为零。
或者说，以此抵御被公司收买的更为隐秘的武装力量，同样没有胜算。
在我演讲的过程中，有时候听众会告诉我最新的媒体报道，说耐克和其他类似公司的状态正日益改善。我和多数我见到的人一样，都想相信这是真的。我们都希望耐克创始人菲尔·奈特和领导层其他高管行事负责。我联系到莱斯利和吉姆，就是那对曾在印度尼西亚像耐克工厂工人一样生活过的夫妇，他们正在制作一部反映血汗工厂的纪录片。他们给我回复的邮件让人不容乐观：
自从2000年在印度尼西亚实地考察、生活后，我们又去了两次，一直和那里的工人及工会领袖保持着联系。从最好的情况来看，情况得到了最低限度的改善，但工人工资和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这些最关键的问题，绝没有比2000年的情况好，尽管耐克试图让公众改变看法。
印度尼西亚政府规定的工人最低工资已经提高，但是物价水平同步上升，食品、水费、食用油、服装、住房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无一例外。那些工人仍然被迫做出这样的选择—自己吃饱，还是让孩子吃饱。我们最后一次去印度尼西亚时，是耐克工厂的一个工人迎接我们的。她从2000年以来一直在接受我们的采访，在耐克工厂工作了8年。她神情忧郁地拥抱我们，挤出一点笑脸，勉强地说：“一切照旧，跟以前一样。”
发生变化的是汽油价格，以及伴随而来的车费，来回工厂的交通费用都上涨了。现在，仅来回工厂的交通费，就能占到他们本已入不敷出的微薄薪水的30%。上涨的那部分交通费用从哪里来呢？那些每周工作6~7天，为那些跨国巨头努力卖命的男女工人，有时候不得不以米饭加点盐，作为每天两顿的饭菜。
20世界90年代晚期，耐克公司这样回应有关血汗工厂的指控：那些批评人士简直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讲什么；外包工厂被其他企业家所拥有，因此耐克根本就没有权力去做出改变。2002年，耐克公司对此的回应是“事情提到点子上了……不过却找错了对象”。2002年之前，耐克公司官员一直在全美跟踪我们的行程，无论我们是在高校，还是在高中就此问题演讲，都能发现他们的影子。在我们造访每个学校之前，他们会给这些学校一些资料，谴责我们即将要演讲的内容，然后会在学生报刊中发表一篇社论，声明我们讲的全不是实情。如今，耐克公司的策略似乎发生了变化，开始参加社会责任会议，开始承认他们的确也有问题，不过，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于，全体利益相关群体齐心协力，共同努力（耐克的说法）。
同时，全球耐克工厂发生的类似事件持续增多。20世纪90年代不断曝光的丑闻包括：工资过低，上班时只准许上两次卫生间，恣意谩骂工人，实施肢体虐待和性虐待，威胁工人领导人，实施人身攻击。
如果耐克真的将印度尼西亚耐克工人的工资翻番，这将用掉耐克公司将近7%的广告预算，即16.3亿美元。如果耐克公司真的愿意将其一小部分广告预算拿出来，用以给工厂生产的产品支付更高的单价，我们将会看到，多数血汗工厂的恶劣条件将会改善。
莱斯利和吉姆站在经济杀手的对立面，他们也跳不出那些帮凶、走狗的魔掌。他们给我讲述了他们亲身经历的、骇人听闻的遭遇。那天晚上，他们一行人—他们两人、他们的主席乔尔、他们的印度尼西亚司机和翻译，被一伙武装歹徒所追杀。
“他们骑着摩托车围住我们的车。”吉姆说，“司机一路狂飙，将车开到附近的一个军队检查站，然而那个士兵示意我们过去。”
“那个士兵发狂似的想尽快摆脱我们，”莱斯利补充说，“他可不愿意开罪那些家伙，它们简直就是印度尼西亚的黑手党。”
“最后，司机被迫把车停下来。那些人用枪指着我们，命令我们赶快下车，把我们推来搡去。”莱斯利说话的时候，身体明显在颤抖，“我当时想，这下可完了，我们的名字将被列入‘失踪人员’名单。”
他们逃过了这次劫难，但他们的司机却遭到毒打。“一次警告。”乔尔小声说。
“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我问他们。
“以后，我们会更加小心。”吉姆回答说，“要特别留意我们将前往的地方，留意应该何时行动。不过，我们还会去印度尼西亚。我们将完成纪录片，让世人都能看到。”
当我读到关于斯通–韦伯斯特公司、弗里波特–麦克莫兰铜金公司及纽蒙特矿业公司的报道时，当我听到吉姆、莱斯利和乔尔的恐怖经历时，不禁开始再次反思我作为经济杀手执行任务的后果；同时，我也想到了购买血汗工厂制造的产品的那些人，想到了购买剥夺他国资源生产产品的那些人。印度尼西亚的故事在不断重复发生，同时也构成了美帝国秘史。
2004年6月22日，我们前往尼泊尔。
那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飞行员降低机头，飞机几乎贴着珠穆朗玛峰掠过，就在此时，我看到，两块巨大的冰川岭脊之间，飞机卷起的雪花呈漏斗状，不停地打转，就像龙卷风，甚为可观。世界上唯一以印度教为国教的王国，因地处中印两国边境而备显渺小。尼泊尔国土的水资源丰富，水力发电潜能无限。
对我们旅游团队而言，我们将短暂停留该国，算是作为返回发达世界的过渡。在我们的巴士快速通过加德满都的大街时，希娜向我们宣布，在这次旅途的最后一晚，她给我们预定了当地顶级、世界一流的豪华酒店—杜瓦里卡酒店，算是给我们的意外礼物。车上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杜瓦里卡酒店没有让我们失望。雅致，富丽堂皇，别具一格，和吉卜林笔下的风情是那么吻合。不过，我同样能感受到，这个酒店也是反映帝国殖民行径的象征性遗留建筑，我不禁想到，在我担任经济杀手前往他国执行任务时，入住的也是同类酒店。
我们团队中多数人，都抓住最后的机会，去附近导游认为安全的市场购物。我留在酒店，坐在我的房间内，把一些想法记在掌上电脑中，然后下楼朝枝叶茂盛的花园走去。这个花园一片苍翠，百花争妍，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油然而生，不错，和印度尼西亚洲际酒店的庭院是那么相似。此时，我不得不感叹自然的神奇。同时，又想起了那个艺妓，那个我误以为是石油高管之妻的女人。我找了一个靠背铁椅坐下来，又想了那个晚上。因为那个女人突然消失，我沮丧之极，于是沿着雅加达那个人行天桥漫无目的地向前走，意外地在餐厅碰到了她和另外一个女人。她们所说的话对我影响至深，随后的这些年来，我一刻也没能忘记：
历史上最为激烈的资源争夺战，由此展开，巨大的赌注也压在了这次争夺中。为了控制石油，他们甘愿冒任何风险，难道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奇怪吗？他们不惜玩弄欺诈手段，巧取豪夺。他们建造战舰，制造导弹，将成百上千—甚至是成千上万—的年轻士兵送上石油争夺第一线，不管他们的死活。
此后接近1/4个世纪的现在，越南战争早已结束，而如今在伊拉克，我们打的是一场新的战争。为了同一个原因—历史上最为激烈的资源争夺战，无数人为此失去生命，而帝王—公司帝国—更加富有。对此，大多数美国人毫无察觉。
在我看来，帝国扩张势力惯常应用这种新手段的主要区域，就是亚洲。传统的老方法没能帮我们在越南实现预期目标，但是我们采用的新手段在印度尼西亚却卓有成效，在其他很多国家也无不如此。然而，即便现在所倡导的政策似乎遭遇流产，但是跨国企业老板的收获仍然丰裕；亚洲金融危机让众多人民的生活更为艰难，导致无数人死亡，到头来，公司帝国赚钱无数，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印度尼西亚和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出台的政策所扼杀，因此，公司帝国最终得以掌控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众多其他国家政府。尽管从军事角度来说，越南战争是美国的失败，但美国公司却为此出售了更多的武器，占领了更大的市场，得以利用更多廉价劳动力，这些都为它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这些公司设计了更多的“创新”模式，继续利用血汗工厂和外包模式牟取暴利。
2006年9月18日，也就是世界银行在新加坡召开重要会议的前一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一遍文章，大字头版，格外醒目—《援助邻国，中国角逐西方》。《纽约时报》记者简·珀莱兹言之凿凿地指出，世界银行最大的客户之一—中国，“正不动声色地对其在亚洲展开的援助项目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文章援引了柬埔寨、老挝、缅甸及菲律宾的实例指出：“较之西方附加烦琐、复杂条件的贷款，中国的贷款通常更具吸引力。”珀莱兹为此列出了大量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中国政府提供贷款时，并没有附加环保、社会标准条件，也没有将对腐败进行处罚列为条件。这篇文章重点聚焦世界银行的政策，指出这种政策史无前例地给经济杀手提供了各种便利，他们因此能得心应手地将如此多国家的经济玩弄于股掌之间。珀莱兹女士评论道：“中国几乎从不要求借款国支付高额咨询顾问费用，也不要求它们接受其他额外条款，而世界银行项目则常常如此。”
本书所探讨的地区中，在我们多数美国人看来，来自亚洲的威胁相对较小，也更容易掌控。对于我们美国人而言，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情形，留给我们脑海的印记可谓根深蒂固。诚然，这些战争并没有以美国的胜出而告终，但是战争结束后，我们却因而能继续按照我们以前的方式生活，价值观不受外界影响，而且，这些战争直接刺激了美国经济，力度之大，难以估量。我们对日本的工艺水平和创新能力赞不绝口，因此，我们不由自主地购买日本生产的轿车、电视和计算机。我们的仓库堆满了众多亚洲国家生产的商品。如果我们拨打免费服务电话，那么可能就会和远在亚洲的接线员说上话。即便谈论军事威胁似乎也已过时，不合时宜，那只算做一种慰藉，但感觉也很怪，因为这种论调让我们想起了我们曾经打赢的那场冷战。或许，我们惧怕的是原子弹，不过，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已经成功应对了核武器压力—当然，自杀袭击人体炸弹要除外。
拉丁美洲的情形则不同。我们认为已经驯服了阿兰德、诺列加和桑地诺解放阵线，可以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候；我们认为卡斯特罗时代必将终结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场革命正悄悄席卷整个拉丁美洲。这些斗争矛头正指向美国。拉丁美洲的同胞正在挑战美帝国的权威。随着反抗的逐步展开，他们也向世人揭露了我们不为人知的秘史。
当我反复思考这两个地区—亚洲和拉丁美洲—给我们的启发时，我想起了“牧民杀手”，这种称呼和一个危地马拉实业家的用词是如此吻合。就是那个危地马拉人，曾得意扬扬地将他的—也保护过我的—贴身保镖吹捧为“玛雅杀手”。
电梯门打开，里面站着三个人。与我和佩佩·加拉米（非真名）不同，他们三个人穿的并非正装，他们穿着随便—休闲裤，运动衫（有一个人穿的是皮夹克）。不过，引起我注意的，不是他们的衣服，而是枪—他们三个人都随身携带AK-47式冲锋枪。
“很遗憾，在当今的危地马拉，必须这样。”佩佩·加拉米解释说，他领我朝那个电梯走去，“至少对于像我们这些美国朋友来说，对于我们这些民主制度的朋友来说，必须如此。我们需要玛雅杀手。”
我前天搭机从迈阿密到达危地马拉城，入住了当地最豪华的酒店。这次过来，是斯通–韦伯斯特公司让我协助他们处理业务的少有几次中的一次，无非是让我克制写作经济杀手一书的冲动。斯通–韦伯斯特公司和佩佩·加拉米勒签署了协议，同意帮佩佩的公司在危地马拉开发私营电厂。自从西班牙征服该国的时代开始，他们的家族便一直是控制该国政权的少有的富得流油的集团之一，而佩佩正是该家族中最具权势的一员。佩佩家族拥有工业园区、办公大楼、大量房产，还有面积巨大的农业种植园（向美国出口农产品）。从斯通–韦伯斯特公司的角度来看，佩佩家族在危地马拉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能够保证业务的顺利开展，这一点至关重要。
第一次来危地马拉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我还是经济杀手。当时的任务是说服危地马拉政府接受贷款，改善该国的电力工业。之后，20世纪80年代晚期，我接受邀请加入一家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会。该组织的宗旨在于，协助玛雅部族开办小额信贷银行，改善穷人的生活，将他们从贫穷中解放出来。在危地马拉工作的这些年来，我对当地的灾难性暴力冲突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完全可以说，在20世纪下半叶的半个世纪中，正是这些暴力让这个国家四分五裂，战乱不断。
危地马拉曾是玛雅文明的中心地带，如今，那个曾经发达的文明早已败落。人类历史学家将这归因于那时的玛雅人无法适应遭到严重破坏的自然环境，因为西班牙军队于1524年入侵之后，大兴土木，建造了一个又一个气势恢宏的城市，生态环境随之破坏殆尽。不久，危地马拉便成为了西班牙军队在中美洲扩张的中心，危地马拉的这一地位一直维持到19世纪，其间，当地玛雅人和西班牙势力之间爆发过无数次的武装冲突。
19世纪末期，一个总部位于波士顿的公司—联合水果公司，以自己的实力击败了西班牙势力，一跃成为中美洲实力最强大的公司，成为当地最有权势、名副其实的幕后老板。20世纪50年代，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竞选总统，大力倡导美国大革命时的理念和思想。这时，联合水果公司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挑战。古斯曼宣告，危地马拉人应该享受自己家园上的资源带来的益处，不再允许外国公司掠夺他们的家园和人民。他的当选受到整个西半球国家人民的喝彩，被一致视为是走向民主的典范。在当时的危地马拉，不到3%的危地马拉人控制了70%的土地。就职总统后，古斯曼发起了一场全面的土地改革运动，这直接威胁了联合水果公司在该国的经营活动。联合水果公司惧怕的是，一旦古斯曼的计划成功实施，那么他将在西半球乃至全球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其他国家势必跟进效仿。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水果公司在美国发起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公关行动，他要让美国公众和国会相信，古斯曼已将危地马拉发展成为一个跟随苏联的卫星国，而且古斯曼发起的土地改革运动完全就是苏联人的阴谋—借此机会扼杀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制度。1954年，美国中情局精心策划了危地马拉政变这一“杰作”。美国飞机对该城市进行轰炸，随后，民主选举诞生的总统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残暴的右翼军事独裁者—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
新政府立即取缔了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联合水果公司需支付的赋税，终止了不记名投票制度，并将成千上万的卡蒂斯略反对者投入监狱。1960年，外界所知的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反政府游击队，与美国支持下的政府军队和右翼暗杀组织展开战斗，内战由此爆发。20世纪80年，这场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逐步升级，数以万计的平民（主要是玛雅人）死于战乱。被投入监狱、遭遇严刑拷打的，不计其数。
1990年，政府军队在阿提德兰地区集体屠杀平民。阿提德兰地区位于海拔甚高的阿提德兰附近，是中美洲景色最漂亮的一个旅游景点。这本只是政府军队多次集体屠杀中的一次，但是就因为这次屠杀事件竟然发生在众多外国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因此一下成了轰动一时的国际丑闻。根据事发目击者的叙述，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群示威游行的玛雅人向驻扎在那里的军事基地走去。示威原因是他们的一个邻居被军方绑架，他们担心这个邻居将被官方列入包括成千上万个“失踪者”的名单，他们要求军方放人。军方的回应就是朝人群开火。确切的死伤人数说法各异，但无论如何，也有数十成年男女及小孩非死即残。
我对佩佩·加拉米勒的造访，就在这件丑闻发生后不久，那时是1992年。他想和斯通–韦伯斯特公司合作，从而获得世界银行的融资贷款。我知道，在玛雅人的信念中，土地是不灭的灵魂，从大地上蒸发的水汽也被他们视为神圣的。我据此推测，要在地热喷泉上修建发电厂终将引发暴力冲突。根据联合水果公司—也根据在伊朗、智利、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巴拿马、尼日利亚及伊拉克我曾密切接触的那些公司—的经验，我知道，如果有像斯通–韦伯斯特这样的一家美国公司要求在危地马拉这样一个地方得到协助，那么毫无疑问，美国中情局就会出手相救，暴力冲突只会升级，五角大楼可能还会派遣海军陆战队。我的良心已经沾满了鲜血，因此，我将不遗余力地阻止更多的灾难发生。
那天早上，一辆轿车来酒店接我。小车带我一路驶入一条环形车道，这是危地马拉城里让人吃惊的现代建筑群中的车道。两个携带武器的门卫领我走进大楼，其中一个从电梯处全程护送我到达顶层。他告诉我，佩佩家族拥有这幢大楼，整栋11层的大楼全部归他们家族自己使用：商业银行在底层，2层到8层则是各种办公场所，他们家人则住在9~11层。佩佩在顶楼的电梯口迎接我。用过咖啡，简单介绍之后，他带我参观了整个大楼各层，9层楼除外，他解释说，这层是专门留给她现在单身的母亲居住的，不便打扰。（我估计还有其他原因。）如果他带我参观整栋大楼意在让我这个斯通–韦伯斯特公司的代表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这的确奏效了。接下来，他带我在5楼和几个工程师会面，让我熟悉那个地热发电厂项目，然后，我们在11楼和她的母亲、弟弟、妹妹一起共进午餐。之后，我们朝电梯走去，准备前往拟议的项目地点。我们和携带AK-47冲锋枪的保镖一起进入电梯。
电梯关闭之后，那个身着皮夹克的保镖按下了最下面的按钮。电梯下行的过程中，没有人说话。我脑子里全是AK-47冲锋枪。我意识到，这些保镖要一路护送我们去那里，以防止那些我在非营利组织曾与之共事的玛雅人袭击。我不禁在想，我的那些玛雅人朋友现在会怎么看待我呢？
电梯停稳了。门打开的时候，我急切想看到的是从我先前经过的柱廊旁边投射进来的阳光。但是，没有阳关，映入我眼帘的是一片空旷的水泥停车场。这里的灯光不可能更亮了，里面还散发出潮湿的水泥味。
佩佩用力按了一下我的胳膊。“不要动。”他压低嗓音命令我。
电梯里的两个保镖马上抢先出来，站在我和佩佩的前面，挡住电梯口，AK-47冲锋枪指向那空荡荡的停车场。第三个保镖—穿着皮夹克的那个，迅速蹲下身体，靠近头部的枪左右平移，一边搜索前面的可疑区域，一边朝外面移动。此时，那两个保镖也走出电梯，在靠近电梯的两旁站好了位置。
这时，我前方的视野没有阻挡了。我惊奇地发现，停车场就6辆车而已，全是美国产品，雪佛莱、福特，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第五辆是黑色旅行车，第六辆是红色皮卡。不管怎么看，都无法看出这些车有任何可疑之处。
穿皮夹克的保镖用手电照射每辆车的内部，然后是底部，无一例外。逐一完成检查后，他再一次迅速扫视了整个停车场。直到疑虑完全消除，他才打开其中一辆旅行车，跳上去启动引擎，然后把车子慢慢地开到我们旁边。
其中一个保镖过来，打开旅行车的后门，然后那两个保镖都钻进车里，坐在面朝后部的第三排座位上。穿皮夹克的保镖跳出车门，AK-47冲锋枪依然没有离手。接着，佩佩跟在我后面上车，坐在第二排座位上。穿皮夹克的保镖为我们关上车门。他吹响了尖声刺耳的哨子之后，又回到驾驶座的位置。
旅行车爬上倾斜度很大的斜坡。快上到地面的高度时，前面的金属大门向上打开，阳光照了进来。门外站着三个武装警卫。我们的车从旁边开过的时候，他们都齐刷刷地举起手，给我们敬礼。这时旅行车停下来。这三个警卫中的一个，打开车子驾驶座另一侧的车门，跳了上来。接着对着手提对讲机嘟哝了几句。片刻之后，两辆豪华大轿车，一辆白色，一辆银白色，在我们前面的路边停下来，窗户都贴了膜，无法看到里面。车上驾驶座穿皮夹克的保镖旁边的那个保镖，挥了挥手。于是，白色的那辆轿车在我们前面向街道驶去，我们的车子接着跟上，紧跟我们的是那辆银白色的车。
佩佩拍了拍我的膝盖，终于打破了一路过来的沉默。“可怕，是吧？不得不这样生活。”
“难以置信。不过，看得出来，你的手下都很专业。”
“他们是用钱能买到的最厉害的家伙，全在你们创办的美国学校（School of the Americas，SOA）接受过训练。”他皱起眉头，“就在上个星期，我妹妹乘坐的车就遭到了袭击，一伙玛雅人干的。幸好，我们的车都装有防弹玻璃。就是那玩意儿和保镖救了她。”
“有人受伤吗？”我问。
他耸了耸肩。“保镖告诉我，打伤了他们其中两个人，但他们被同伴救走了。我们的保镖十分谨慎，没有去追，否则麻烦就大了。我的一个业务伙伴就遇到这种情形，他的保镖去追那些袭击者。结果正好落入他们的圈套，遭到伏击。一个保镖被打死了，还有一个受伤。”他透过窗户，朝外面我们正经过的宽阔的马路看去。“过去可是一个不赖的城市，”他的头转向我，“不过，现在不行了。这些玛雅人，他妈的简直发疯了。”这时，他的视线又朝窗外看去，接着又转过来看着我，轻轻地笑起来：“如果你也处于我的位置，你最怕谁？”
“什么意思？”
“谁最有机会置你于死地？”
我想起了巴拿马的托里霍斯，想起了他死于谋杀的传闻：就在他要登上专机开始那次致命的飞行之前，他的一个保安官员给了他一个录音机，里面就装有炸弹。“你的保镖。”
“当然对。”他伸展了身体，向座位后部靠去，“所以你得雇用最忠诚的保镖，给他们优厚的待遇。我们的保安力量很强大。任何在我们家里负责安全工作的保镖，就像这些……”他指了指我们前面的车，又指了指后面的车。“他们已在我们的其他保安部门里—工厂、银行或种植园锻炼了很多年了。只有在被证明效忠我们之后，才有机会接近我，或我的家人。”
“他们怎么才能做好？”
“证明他们自己？”他点了点头，微微一笑，“面对危险，他们得不顾性命，在交火时与对手拼个你死我活，展现出他们的勇气和忠诚。”
就我而言，他的这席话让我想起了发生在伊拉克的内幕，而且这件事引发了1991年美国对伊兰克的入侵。我对佩佩提及了这件事，佩佩点了点头：“讲得详细点。”
“我们的帮手曾试图干掉萨达姆，但他的警卫人员训练有素，非常忠诚，我们无法得手。此外，他还有那么多替身。想想看，如果你是他的警卫人员，面对外部的贿赂，你也很想干掉他。但同时你很清楚，如果你射杀的是他的替身，那么你的家人全完了，而且将死得极其痛苦，备受折磨致死—那种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残酷折磨。这就是布什政府直接派遣军队的原因。”
“实在高明。”他哈哈大笑，“我们也传出话去—万一我的任何手下受外部贿赂，我们也要安排折磨致死的方法。”
我离开城市，前往一个景色壮观的火山。天空蔚蓝无云。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危地马拉城完全是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城市之外，视野开阔，一望无垠。我们路过一个小湖，然后车子开上了满是尘土的公路。佩佩告诉我，为了打柴烧火煮饭、取暖，当地的农民伐光了所有树木。放眼望去，山坡上光秃秃的，沟壑纵横。很明显，这是森林伐光后水土流失造成的。
“你可能会认为，”他说，“他们本可以汲取教训的，但事实却相反。他们的祖先砍伐树木，为他们自己修建什么金字塔，把自己全毁了。现在，他们依然如此，没有改变。 真是愚蠢，简直不可救药。”
我很想指出，从长远来看，城市污染的破坏性比这个严重得多，他和我依赖的工厂以及车辆更是罪大恶极，正是我们执行的政策迫使这些农民毁坏森林。但是，如果我照实说出我的想法，我猜想他会很看不起我，认为我是“土著居民的同情者”，或极端环保主义者，因此是他不能信赖的人。我把目光投向窗外。
这块贫瘠的土地让我想起了另外一次危地马拉之行，那时我来这里是要和一位玛雅萨满教法师谈谈。我加入的那家非营利组织派我过来，邀请那位萨满教法师在即将召开的董事会会议上主持开幕典礼。陪同我前往这里的是一位基金发起人—林恩·特维斯特（《金钱的灵魂》一书的作者）。在安排本次会议的过程中，我们遭遇了重重阻力。很显然，玛雅人所遭受的来自政府（受华盛顿支持）的迫害，妨碍了我们活动的顺利安排。
最后，我和林恩来到了一所土砖建成的房子前，那里住着一位非常知名的萨满教法师。他头上围着红色的围巾，穿一件绣花衬衫，还有一条蓝色牛仔裤。他住的屋里飘散着一种木柴燃烧和草本植物的气味，闻起来挺舒服。这所房子位于山坡顶部，和我们现在经过的那些光秃秃的山一样，那里的山也被蹂躏得面目全非。我大致给他介绍了来意，非常希望他能出席我们的会议。有他的支持，和他们部族的人合作和交流时，就能更为密切和顺利。他静静地听我说完。当时，我用西班牙语说给陪同翻译，翻译把我的意思用当地玛雅方言讲给他。
在我说完后，那个萨满教法师勃然大怒，振振有词。他激动地挥舞双手，几乎是在怒吼。“我为什么要帮助你？”他反问我，“500年以来，你们这些人一直在屠杀我们族人。不仅殖民时代的西班牙人如此，你们美国政府也一样。从我出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就派遣秘密特工和军队入侵这里，现在还如此。你们进攻我们的首都，推翻古斯曼总统领导的政府，可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努力帮助我们人民的总统。你们政府训练危地马拉军队，他们拷打、折磨我们玛雅人。而现在，你竟然过来要我来帮助你们？”
“这些玛雅人，”佩佩说，他的神态似乎告诉我他已经猜透了我的心思，“他们满腔愤怒。他们认为，我们这些人应该为他们的贫穷负责。我们给他们工作机会，而他们抱怨这是奴役。如果我们不雇用他们—我的家族曾引进过海地劳动力，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就暴动，试图暗杀我们。当然，这种情形不限于这里。拉丁美洲各地的情形都差不多。安第斯山脉地区、亚马孙雨林、墨西哥、巴西、厄瓜多尔、秘鲁、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只要是格兰德河以南的国家，统统如此。你们这些美国佬可能不明白，因为你们几乎灭绝了美国的印第安人。我们本应该效仿你们美国人的。”他还故意碰了碰我的膝盖，以示强调，“记住我的话，未来几十年间，我们面临的挑战就在于如何统治土著居民—印第安人。你们可以高谈阔论民主制度，但是这些国家需要的是强硬派领导人，从而把这些国家的印第安人牢牢控制起来。玛雅人对民主毫无兴趣，盖丘亚族人①或其他任何部族也都如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毫不手软地屠杀我们每一个人。”
我没有告诉他，我和玛雅萨满教法师的交往。最后，那个法师还是同意配合我们的工作。事情的转机是这样的。为了让他帮我，我把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因告诉他：我们一起将更容易构建沟通他们民族和我们民族的桥梁。“在美国，也有很多人，”我说，“像你们一样，对我们政府在你们土地上的所作所为十分厌恨。我们想要改变这一切。”这时，我把带的包打开，里面装的是厄瓜多尔的盖丘特人送给我的印加石头。“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我们也想展开类似的工作。”说完之后，让我始料未及的一幕发生了—他一改口中的玛雅方言，说起了流利的西班牙语。
在佩佩车队抵达地热项目现场的时候，我想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我该如何向斯通–韦伯斯特公司建议。这个项目完全是利用世界银行的资金，只会让富人更富，让穷人背上更沉重的负债。除此之外，这个项目也将完全剥夺玛雅人的神圣权利。三部车都停下来后，佩佩又一次让我留在车内，不要出来。这时，他们的手下—现在一共是12个—开始搜索周边任何可疑迹象。车外，热气腾腾的水雾笼罩着水潭。
我和佩佩在四周巡视项目选址时，他不时详细地给我列举工程数据，如压力数值、功率及施工造价。我们来到一个水潭旁边，里面气泡翻滚，硫黄气迎面扑来。他指着水雾后面山峰以下的山谷，向我描述了她妹妹计划建造的疗养胜地。
我感到有必要一吐为快，把明显的问题指出来：“毫无疑问，玛雅人将与你战斗到底。”
“啊哈，”他接着说，“这你就错了。你可以说他们愚蠢，但他们了解我和我的家族是谁……”他的嗓音归于沉寂，然后咧嘴一笑，“我确信我们能跟他们达成一致，而且要不了什么代价—只要一点儿钱就够了，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公司需要像我们家族这样的伙伴的原因。如果过来一个全是老美的谈判团队，那么一切就都完了。相反，我们能搞定他们。”他注视着我的眼睛，“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点点头，然后朝旁边望去。我当然明白，不过，正是这些话激怒了我。我朝水塘的另一边走过去，捡起一块石头，朝水泡翻滚的水中扔去。随石头而去的，除了我的愤怒，还有我的敬意，对那些玛雅神灵的敬意，或对那些不为人知的神秘力量的敬意，是他们带来了如此难以思议的景观。
返回城市的途中，正好碰上车流高峰期，耽误了很长时间，结果我错过航班。这不是佩佩想看到的，因此，他和他的飞行员通了电话。工作人员随后到佩佩居住的大楼把我接走，朝他的私人飞机停机坪开去。但佩佩没想到，他调动两个飞行员，花掉上万美元的航空汽油，一路把我送回遥远的迈阿密，从而更快地使他的项目流产了。想起来，这简直太具讽刺意味了！起初，接受他的好意乘专机回来，我有一种负罪感，后来，我又如释重负。我猜想，玛雅萨满法师和地热水中的神灵会为此感到欣慰，为此而感激我。
很多年来，佩佩说的一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头脑中：“记住我的话，未来几十年间，我们面临的挑战就在于如何统治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在我们的世界即将步入下一个千年之时，这番话有了新的意义。
从1998年开始，南美洲7个国家的总人口，占据了整个拉美大陆3.7亿人口中的3亿，他们都把选票投给了向外国剥削宣战的总统候选人。尽管美国媒体和政客都大肆宣扬其中的威胁，但事实上，这些选民并不是拥护无政府主义或恐怖主义。他们是在争取民族自决权利。我们的这些邻国通过民主、选举流程，给我们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他们没有期望获得我们的无私协助，他们想要的仅仅是要求美国公司停止伤害他们，停止破坏他们的家园。
1770年，潘恩、杰斐逊、华盛顿及其领导的男男女女甚至孩子，勇敢抗击了英帝国势力，如今，拉丁美洲人民走的是同一条自由之路。战斗在反抗帝国革命一线的，竟然是当地的土著民。历史的这种非常规演进，实在让人不解。我们的开国祖先根据易洛魁联盟① 原则组建了新政府，我们的大陆军队把印第安人召入军队作战，然而，到头来，我们国家感谢他们的方式，却是驱赶和种族灭绝。对于诸多南美国家来说，这些印第安人就是争取民权的先锋。新一代英雄正在崛起。诚然，这些印第安人的文化根基可以追溯到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时代，但是，这些领袖将广大的穷人和剥夺了选举权的人民作为强大的选区基础，不论民族、传统、宗教，也不论他们是否生活在拥挤的贫民窟，抑或是遥远的自给自足的农民。
这种情形在玻利维亚尤其明显。
在我密切关注玻利维亚2005年的总统大选时，我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佩佩会做何感想。当他知道一个出身卑微土著农民—艾马拉印第安人—以绝对优势赢得总统大选时，他的反应又是什么呢？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的胜出，就是佩佩梦魇的开始。在电视中观看选举结束后的庆祝大会时，我欣幸若狂，不禁又想起了那段特殊的时光。那时，我曾差点就接受了在玻利维亚手握重权的一个工作机会。这次聘用过程充分暴露了公司帝国的态度及其行为。
“玻利维亚是深受帝国剥削的典型国家。”1968年，我在加利福尼亚埃斯康迪多的和平队训练营受训时，一位老师曾说过这样的话。那位老师曾在玻利维亚生活过，他的所见所闻让我们相信数世纪以来压迫对该国所造成的深重灾难，对此我仍然记忆犹新。
完成受训之后，作为和平队志愿者，我前往厄瓜多尔。在那里，我经常想到玻利维亚这个国家。从地图上看，秘鲁、智利、阿根廷、巴拉圭和巴西合围成为一个巨大的油炸面圈，里面包围的，就是玻利维亚这个内陆国家。随和平队执行任务时，我曾走遍所有这些国家，但玻利维亚的邻国之一巴拉圭除外。我不想去巴拉圭，这算是一种抗议，鄙视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将军，及其所执行的庇护纳粹党卫军军官的政策。我也故意避开了玻利维亚之行，因为来拉丁美洲徒步旅行并曾和我一起待过的年轻北美人告诉我：这个国家对待印第安人的态度，较之厄瓜多尔，更为残暴。
那个时候，在我们的眼中，印度安人在厄瓜多尔的受压迫程度已达极点，世界上其他地方印第安人的生活不可能更艰难了。这个国家的富裕精英认为，土著居民还没有演化成真正的人类。和几十年前非裔美国人在美国所受待遇相似，他们都不享有基本民权。这里盛传一种谣言，说当地的纨绔子弟常玩一种“娱乐活动”：他们会当场抓一个“违法” 的印第安人（如在庄园偷玉米，为的是不让家人饿死），然后命令那个印第安人逃跑，并在他们逃跑时将他们射杀。活动在亚马孙雨林中的石油公司所雇的杀手，干的就是这种勾当。当然，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打击恐怖主义，而不是消遣娱乐。不可否认，厄瓜多尔的印第安人受到的压迫是如此的深重，但是，毫无疑问，玻利维亚的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
切·格瓦拉，这名决意要反抗压迫的医生，就将玻利维亚选为他战斗的前沿，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的上述观点。于是，玻利维亚的统治阶级开始寻求华盛顿的协助。因为古巴支持切·格瓦拉的活动，所以政府没有把他归为非人类，也没有定义为恐怖主义分子，而是将其划为极端共产主义分子。美国政府派出美国最有经验的杀手，势要将其捉拿归案。1967年10月的一天，在玻利维亚一个叫拉伊格拉村庄附近的丛林中，中情局特工费里克斯·罗德里格斯抓获了切·格瓦拉。经过数小时的审讯之后，迫于玻利维亚政府的压力，罗德里格斯命令玻利维亚军队处决了他。那次事件之后，公司帝国对玻利维亚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周边国家也不断进犯玻利维亚。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担任经济杀手的我最终还是去了玻利维亚。此行之前，我做过一些调研。我发现那里压迫情形之严重，简直匪夷所思。和平队老师和那些美国游客的所见所闻不过是冰山之一角。事实上，从历史有记载开始，这个国家的暴力冲突就泛滥成灾，要么成为一个接一个帝国的牺牲品，要么被残暴成性的王朝所奴役。
13世纪时，印加人征服了玻利维亚土著民，印加文化成为主流。16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军队入侵该地，征服了印加人，被屠戮者数以万计，可谓残暴。此后他们便以铁血手腕统治该地，一直延续到1825年。在随后1879~1935年的数十年间，玻利维亚战争不断，诸多领土相继丧失。太平洋沿岸地区被智利占领，富含石油资源的查科地区落入巴拉圭之手，盛产橡胶的丛林被巴西攫为己有。20世纪50年代，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领导的改革派政府启动了相关措施，致力于改善多数印加人的待遇，并将压迫劳工成性的锡矿公司收归国有。跨国企业闻讯大怒。1964年，埃斯登索罗政府被一个军官派系推翻。不用奇怪，中情局肯定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国家政权更迭频繁，政变和反政变持续不断。
从地理形态来看，玻利维亚被两条平行而又连绵起伏的安第斯山脉分割成三个部分，各地地貌互不相同：中间是贫瘠、荒凉的高原，叫做阿尔蒂普拉诺高原；西部是亚热带狭长山谷地带；东部则是低地和广袤无垠的雨林。玻利维亚900万居民的大多数是印第安人，他们固守在多风的安第斯山坡上，以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勉强维持生计。玻利维亚生活着好几个民族，因此官方语言有三种：盖丘亚语、艾马拉语和西班牙语。玻利维亚蕴藏着富饶的自然资源—银、锡、锌、石油、水利及南美第二大储量（仅次于委内瑞拉）的天然气，然而，它却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而且，玻利维亚也是最早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计划一揽子协议的国家之一。当然，我得为此负一部分责任。
在我于20世纪70年代最终来到玻利维亚之前，惧于切·格拉瓦革命运动的再次爆发，该国的经济精英和军事当局狼狈为奸，组成了联合政府，对土著居民的残暴统治更是变本加厉。我们作为经济杀手，在这里的任务就是寻找突破口，将这个联合政府和公司帝国势力更为密切地整合在一起。和大量的玻利维亚人进行过多次会晤之后，我逐步拟订了行动方案，该方案似乎就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众多国家所接受的结构调整计划的前身。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一样，玻利维亚当权的统治精英认为，将该国的资源出卖给外资公司的援助计划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他们一直对外资矿业公司言听计从，并从中大发横财，这种“利他利己”的勾当可所谓源远流长，是他们让这个国家负债累累。周边那些由来已久的敌国，无时不觊觎玻利维亚的资源，再加上本国土著居民也在威胁中央政府，因此他们一心傍上美国大佬，希望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并在这种相互勾结的过程中不断积累财富。他们会效仿苏哈托，将他们的财富投资于美国和欧洲，以此确保自己的财产不受任何损失，即使玻利维亚未来发生经济危机也毫无影响。
20世纪70年代，在该国完成多次会晤之后，我得出结论，玻利维亚进行私有化改造的时机已经成熟。拉巴斯的企业家和政客，都急于将采矿公司采用的模式进一步推广。尽管这意味着出卖他们祖国的主权，他们也在所不惜，因为在他们的眼中，这种模式将减轻他们的负担：再也不必通过征税和资本市场来募集资金，也不必倚靠他们自己的银行账户来发展水利、排水、电力设施、交通和通信网络，甚至教育系统和刑事制度。他们也深知，在我的帮助下，他们将获得利润丰厚的转包合同，他们的子女将免费入读美国学府，不用花一个子儿，此外还会在我们美国最知名的工程建筑公司获得实习工作。因此，他们急切地批准了针对外资公司的税收减免措施，毫不费力地同意对美国进口产品敞开大门，降低进口关税，与此同时还接受美国对玻利维亚产品的高关税政策。从本质上说，玻利维亚的经济精英、军事当局联合政府，已随时准备接受事实上的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政策，接受条件是，这种政策得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伪装之下展开，如“治理有力”、“经济稳健发展”及“结构调整”。
政府通过立法，准许建立合资公司、吸引外资并解除货币兑换限制不久，玻利维亚最大的五家国有企业就被私有化了。此外，玻利维亚政府在1990年宣布加大私有化改革力度，进一步把多达150个国有企业出售给外国投资者。后来，似乎是上天的安排，在我身上还发生了一段趣闻—玻利维亚最有权力的事业公司，邀请我出任董事长。众多美国政府决策者卸任后，即担任薪水优厚的公司高管，由此可见美式官商“旋转门”①之一斑。
1990年，卢卡帝亚国际公司—这家美国公司与我联系，问我是否有兴趣担任他们全资子公司—玻利维亚电力公司（COBEE）的董事长。卢卡帝亚国际公司善于并购问题公司，然后将其整合成盈利中心。在2004年，卢卡帝亚公司获得反托拉斯准许，收购了全美长途运输公司排名第二的世通公司50%以上的股份，一举成名。这家公司的代表向我透露，我似乎是管理玻利维亚电力公司难得的合适人选。不错，我过去曾参与精心策划适合玻利维亚的结构调整计划，除此之外，我还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我曾在美国创建独立电力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成功运营这家公司（该公司是我离开经济杀手队伍后自己创建的，但因为我以前担任经济杀手的关系，积累了诸多人脉和资源，公司因此受益无穷）；第二，我可以说西班牙语，对拉丁美洲文化了解精深；第三，我是前经济杀手，因此是争取扩张玻利维亚电力公司所需的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贷款的理想人选。
在美国东海岸与该公司代表面谈之后，卢卡帝亚国际公司将我和家人（我的妻子威尼佛雷德、7岁的女儿杰西卡）送往盐湖城的一栋别墅。这里是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恩·卡明和他的妻子常住的地方。与几个公司高管寒暄一番之后，我们随卡明家人前往专用餐厅，享用五道菜的正餐，全都是他们的家庭厨师和工作人员下厨准备的。随后卡明和我前往他的办公室私下面谈。中间某个时候，他的一个助手过来打断谈话，解释说他收到了来自拉巴斯的传真，他的西班牙语翻译出去看医生了，因此他希望我能够替他解围。在我用英语大声读完那个传真后，不禁揣测：我的西班牙语能力正在接受检测。
毫无疑问，我通过了这个测试，其他测试也是一路过关。那次盐湖城会晤之后，卢卡帝亚国际公司又为我们三人安排了玻利维亚之行。
我们降落在埃尔阿托机场，这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海拔这么高的机场之一，海拔接近13 000英尺（约合3 962米）。走出海关大厅时，玻利维亚电力公司即将离任的总裁携妻子来迎接我们一行。在该国逗留期间，他们和公司其他高管对我们的关照，几乎可与皇室成员享受的待遇相提并论。他们亲自陪同我们参观各具特色的地方：当地市场，博物馆，殖民风格的教堂，只有像杰西卡这样的孩子才有机会入读的、提供美式教育的贵族学校，那些热切地欢迎我们成为会员的、专门服务于精英的乡村俱乐部，环绕拉巴斯周围的山上的自然名胜景点（包括月亮谷中那些被侵蚀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形状的砂岩）。他们也带我们参观了发电厂和变电所，还沿着拟建的传输线路一路观光。
一个雨天的下午，天气很冷。一位公司高管宣布，他将带领我们参观“我们核心业务所在地”。此刻我想到的是，我将见到最现代化的工程奇迹。出乎我的意料，他的司机带着我们在毛毛细雨中行进，最后来到了位于拉巴斯市中心的一家商业银行。
只见印第安人排成弯弯曲曲的队列，沿着银行建筑旁边一直延伸到街区之外。为了稍微躲避湿冷的雨点，他们挤做一团，有的人在头上顶着摊开的报纸。他们身穿传统服装，或羊毛裤，或裙子，有的还披着南美特有的防雨披风。我打开一点窗户，一阵冷风迎面扑来，夹杂其中的，还有羊毛湿透和身体散发的异味。这不免把我带入西班牙统治他们的时代，他们一个接一个排成长长的队伍，开发锡矿。眼前，他们一个一个排在那里，不说一句话，不时向前挪动一步，眼睛则朝前面看去—银行的大门，门前有几个警卫荷枪实弹，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沿着队列，有几十个衣衫不整的孩子坐在一旁；不少妇女的肩上都绑着围巾，围巾里面包裹的是小孩，围巾还在不停地滴水。“他们是过来支付电费账单的。”那个高管向我解释道。
“太落后了。”威尼佛雷德嘟哝道。
“恰恰相反，”那个高管纠正了她的说法，“他们还是幸运的。他们和农村里的同胞完全不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们拥有乡下人享受不到的特权，连入了电网，能用上电。”
返回办公室的途中，坐在司机旁边的那位高管转过来向我们透露说，玻利维亚电力公司会通过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定期将成捆的钞票送回美国—就是那些艾马拉人和盖丘亚人排队交上来的钱。“这个子公司为卢卡帝亚国际公司带来源源不断的可观财源。”他喜不自胜地补充说。
后来我才了解到，尽管他们用电的唯一途径不过是一个灯泡而已，但是他们每个月都要不辞劳苦、朝圣一般去银行缴纳费用；他们不会收到对账单，也没有信用卡，他们会耐心地排队，然后用现金缴付账单。
那晚，在回到酒店客房后，威尼佛雷德问我，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竟然甘当私营企业的特快专递机构，这是为什么。我无言以对，答案其实显而易见—美国驻全球各国大使馆的首要使命就在于为公司帝国服务。我们也很好奇，那个高管为什么把这种消息透露给我们，这似乎违反常情。“他看上去以此为荣。”威尼佛雷德说，“财务观念真的很差。”
第二天上午，我们听到了松戈河项目简报。在我看来，这才是玻利维亚电力公司的核心业务，拉丁美洲电力工业高管无人不知。这个项目有一系列电力发电选址，起始于安第斯山脉的顶峰，沿一个很深的峡谷一路向下，进入热带山谷—充分利用能源又维持生态平衡的经典模式。有几个工程师自信地告诉我，路途固然会让人精疲力竭，但考虑到这是亲自去现场考察，因此完全值得。其中一个难过地摇摇头。“再也不会上这种项目了。”他哀叹道，“我们都爱松戈，因为这个项目有力地证明了，水利开发原来可以做得这么完美。然而，现代的贷款机构，尤其是世界银行，它们绝不会在这种匠心独运的小型项目中投钱。如果换成它们做，它们会坚持要求我们建造一个巨大的水坝，淹没整个山谷。
玻利维亚电力公司的总裁和妻子提议，带我们去松戈河。未及破晓，他们便派出一辆四轮驱动的旅行车，到我们下榻的酒店来接我们。我们驶出城外，向阿尔蒂普拉诺高原进发。这块贫瘠的高原上覆盖一层薄雪，看上去很像北极区的苔原。突然，破晓的阳光照射过来，我们看见红彤彤的太阳从连绵不断的科迪勒拉山脉背后探出来头来，十分壮观。这座被喻为“美洲的喜马拉雅山”的山脉上，屹然矗立着22座覆盖冰川的高峰，海拔至少19 000英尺（约合5?791米）。
几个小时后，在我们就要通过海拔约为17 000英尺（约5 182米）的高山隘口时，杰西卡第一次有机会一睹冰川的风采。羊驼在草原上悠然自得地四处走动，在它们身后就是蔚为壮观的冰层。我们停下车。杰西卡跑过公路，想近距离欣赏前方的冰川。她的嘴唇因为缺氧变得乌黑。突然，她蹲下身子，剧烈呕吐起来。我和威尼佛雷德急忙连拉带推把她弄进车里，然后迅速返回低海拔地区。
冰川融化的水汇集注入松戈河，横贯松戈河的是一个小型水坝，在这里形成一个小水库。水库中的水沿着深山开凿的运河，经过地道，进入水闸，最后注入发电站发电。这种流程被重复了多次，一来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河流的发电潜能，二来可以维持自然景观的原样，堪称独具匠心的天才设计。峡谷周围全是陡峭的悬崖，我们沿着蜿蜒的峡谷前进，这时杰西卡已经完全恢复，她发出了一句感叹，引起了我的共鸣。“他们幸好没有建大坝，整个山谷因此不必被淹，太好了。”她说，“简直太美了。”
最后，我们在一个雅致的小别墅旁停下。他们告诉我，如果我接任董事长职务，这将成为我们私人的避暑别墅。稍事休息之后，我、威尼佛雷德及杰西卡徒步去了附近的一个瀑布。从拉巴斯，再到那个高山隘口，我们呼吸的都是稀薄的空气。而现在，站在海拔8 000英尺（约合2 438米）的地方，我们精神为之大振。我们攀上一处紧靠瀑布的悬崖。透过葱翠的枝叶，看见太阳正向那条狭长峡谷后面的山后慢慢退去。之后，我们爬下悬崖，返回原地。别墅管家为我们端上了刚烘烤好的点心，味道很鲜美。
那晚，杰西卡睡觉后，我们四个大人一边喝鸡尾酒，一边聊了起来。毫无疑问，玻利维亚电力公司董事长和他的妻子，对这里的生活非常满意。同样明显的是，他们现在非常急切地希望我来接替董事长的位置，这样他们就可以返回美国。他们不时向我兜售在这里工作的好处，和我以前听到的没什么两样：我们将入住豪华别墅，有专用司机带领我去拉巴斯的任何地方，武装警卫随时保护，有私人厨师、女佣和园丁精心侍候，将掌管用以招待玻利维亚独裁者的大量报销费用。他们指出，我将成为玻利维亚仅次于该国总统的第二号人物；只要发生任何政变，我就成为最有权力的人，因为是我控制电力—不论是连入总统宫殿还是军事基地的电路。就连美国中情局，也要倚靠我完成他们的支持计划。
我们躺在床上时，威尼佛雷德对我们参观的电力项目赞不绝口。“能与之媲美的项目，我还从没有见过。”她说，接着又补充道，“我在想，你是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作为起点，推动拉丁美洲的电力革命。不用那些印第安人排队缴费，让广大农村地区也能用上便宜的电力，发展更多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项目，而不是从世界银行贷款修建大型水电站，并带领公司致力于维护环境生态系统。”
我听得很认真。第二天，在我们返回拉巴斯的途中，以及在我逗留玻利维亚的其余时间里，我一直在反复思考她说的话。我和玻利维亚电力公司的高管以及工程师也讨论过好几次。他们中有很多人来自阿根廷、智利和巴拉圭，而这些国家长久以来都为军事独裁者所统治，对公司帝国势力总是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一心迎合。他们对我表示怀疑，这本在我的意料之中。其中有一位秘鲁籍工程师，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他的说法大致反映了其他人的想法。“卢卡帝亚想要的是成捆成捆的钞票。”他直截了当地指出。
这种情形，我想得越多就越愤怒。拉丁美洲俨然已成为美国主导的象征。古斯曼领导的危地马拉政府、古拉特领导的巴西、埃斯登索罗执政的玻利维亚、阿连德领导的智利、罗尔多斯领导的厄瓜多尔、托里霍斯领导的巴拿马，还有西半球的其他任何国家，只要自然资源富饶，我们的公司就馋涎欲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下定决心，要让国家资源造福于他们本国的人民。然而，他们都遭遇了同样的结局。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一个接一个，要么被政变推翻，要么死于暗杀，取而代之的则是那些受美国操纵的傀儡。我曾为美国政府担任了10年的经济杀手。自我洗手不干之后，又有10年过去了。然而，那种罪恶感依然驱之不散，愤怒也如影随形。在我效力公司帝国并满足自己贪婪私欲的过程中，我徘徊过，但最终还是远离了从小我就推崇的信念和理想。这种出卖自己灵魂的勾当让我狂怒不已，同时，一想到我现在试图改变公司（如玻利维亚电力公司）会遭遇阻力，就更让我满腔怒火。不论结果如何，我决定要尝试改变。
当我们返回美国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卢卡帝亚负责招聘我的高管。我告诉他，我会考虑接受这份工作，但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让我改造玻利维亚电力公司，将其打造成倡导社会和环境责任的模范公司。我告诉他，松戈河电力项目令我大开眼界，而且，该公司的定位与众不同，可谓是变革的代言人，因为该公司有机会为西半球最贫穷的部分居民提供电力。
电话那端停顿良久。他告诉我，他会与伊恩·卡明谈谈。“不过，”他说，“不要过多指望。我们这些管理人员要为股东负责，而玻利维亚电力公司的董事长有责任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接着又停顿片刻，“你愿意重新考虑吗？”
他的话坚定了我的决心：“绝不。”
自此过后，他们再也没有联系我。
对于外国机构对玻利维亚的盘剥，以及我担任经济杀手的生涯中在玻利维亚与之狼狈为奸的所作所为，我想得越多，我就越愤慨、越沮丧。我想过飞回拉巴斯或哥伦比亚，或其他任何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南美国家，加入他们的抵抗运动阵线。因为我想到，托马斯·潘恩就会这么干。接着我又意识到，他不会拿枪去抵抗，更确切地说，他会拿起手中的笔。现在，我问自己，我怎么做才最有效。
在我的一次旅途中，答案逐渐浮出水面。当时，我与一家在危地马拉运营的非营利组织外出考察。与一位玛雅长者谈话之后，我认为，我有必要返回厄瓜多尔舒阿尔部落所在地。二十多年前，我曾以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在那里生活过。现在我能理解，当时的我一方面要忠于和我一样充任经济杀手的同仁，一方面负罪感又压得我喘不过气，而且我又想将我所犯过的错误公之于众，但却又沉迷于这种遍及我们社会的万恶之源—拜金主义。这一切让我困惑无比，心力交瘁。估计是我的下意识提醒了我—或许，舒阿尔人能帮我摆脱困境—这令我茅塞顿开。
我和一位朋友，即出版我写的关于土著文化方面书籍的出版人伊哈德·斯佩林，一起登上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厄瓜多尔的首府基多，接着乘坐一架小飞机沿安第斯山脉飞往昆卡。我们在这座建在高山之中的殖民城市待了好几天，以前亚马孙雨林之行后我也曾在这里住过。然后，我们租了一辆吉普车，找了一个司机，凌晨就起程出发了。我们一路沿着险恶的山路盘旋而下，朝马卡斯丛林之镇进发。
沿途景色引人入胜，美不胜收。我们沿着安第斯山脉蜿蜒的山路自上而下，不知拐过了多少个之字形大弯，一边是陡峭的悬崖，一边是奔流而下的深水峡谷。几辆卡车摇摇晃晃地从丛林中钻出来，迎面爬上来，我们只好将车紧靠悬崖根脚，或停靠在深渊峡谷那边的崖边，极其危险，但又毫无办法。其他时候，我们的车几乎占据了整条公路。这的确是另一个世界，和我们美国生活相差万里，不可同日而语。我自个儿纳闷，我怎么就从这样一个普通美国人转变为一个经济杀手呢？答案很简单：那时，我还很年轻，生活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乡下，心中苦闷无比；因此我急切地要去体验这份职业带给我的快感，给我带来的金钱。我就像一条饥饿的鱼，眼前只要有诱饵在水中一闪，就会紧抓不放。
下午时分，我们的吉普开进了一个小村落，以前我来这里的时候，公路至此就到头了。如今，这条路继续向前延伸，直到马卡斯镇。横扫亚马孙流域的大雨过处，道路泥泞不堪，很难通行。我告诉伊哈德我1969年第一次来访马卡斯时的感受，接着，我们也自然谈到了我们国家在世界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近两百年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倡导民主和伸张正义的典范。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在每个大洲都掀起了自由运动。美国领导各国创建了反映其所倡导理念的理想机构。20世纪，美国在各种推动民主和正义的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进一步加强；在以下国际组织和公约的创建过程中，也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海牙的常设国际法院、《国际联盟盟约》、《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及诸多其他联合国公约。
然后，好景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作为领袖的地位逐渐减弱，美国向世界鼓吹的模式逐渐式微，因为公司帝国不惜一切代价构筑帝国势力。在担任和平队志愿者时，我就意识到，美国的冷血残暴之举，激起了厄瓜多尔及其周边国家人民的公愤，同时他们对美国不攻自破的双重政策标准痛恨不已。美国宣称，在越南这种国家展开行动，是为了捍卫民主；而同时，美国又不断废黜、暗杀他国民选总统。拉丁美洲高年级的学生全都知道，正是美国推翻了智利阿连德政府、伊朗摩萨德政府、危地马拉古斯曼政府、巴西古拉特政府和伊拉克萨达姆政府；而在美国，高年级学生竟然都不知有这种事。美国政府执行的政策向世人传达的是一条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信息，实际上，美国的所作所为削弱了美国最为神圣的理想的根基。
20世纪70年代，美国公司帝国逐渐掌控拉美国家的一种手段就是，扶植该国独裁者取得政权。作为回报，独裁政府尝试出台新的经济政策，使美国投资者和跨国公司从中受益，而一般情况下，给本国经济带来的则是倒退—经济低迷、通货膨胀、失业率增加、经济出现负增长。尽管当地的抗议与日俱增，但美国政府仍然对那些腐败的领袖高唱赞歌，毫不理会他们在中饱私囊的同时，也让这个国家陷入破产边缘的事实。美国所做的是支持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右翼独裁者及其爪牙—暗杀行动组，无疑，这是雪上加霜。
20世纪80年代，一场民主改革的浪潮席卷南美大陆。在这种情形下，新当选的政府都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专家”，希望获得解决问题的建议。经专家的“点拨”之后，这些政府采纳了结构调整计划，为此实施了诸多不受欢迎的经济措施，如对国有事业单位进行私有化改造，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他们接受了天文数字的巨额贷款，用以发展基础设施项目，而实际上，这些贷款往往仅造福于上层阶级，留给国家的则是沉重的负债。
结果是灾难性的。经济指标倒退，又创新低。曾被得意地称为中产阶级的数百万人民现在丢掉了工作，加入了无产者的行列。人民发现自己的养老金、医疗卫生保障以及教育机构水平都在不断下滑。同时，他们注意到，那些掌权的政客却正忙于在美国佛罗里达购买地产，而不是投资本地商业。
就在伊哈德和我前往厄瓜多尔不到一年前，老布什政府通过了一项决定，对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产生了持续的负面影响。老布什总统命令军队入侵巴拿马。这是一次在毫无迹象的情况下单方面发动的战争，只是是因为巴拿马拒绝履行《巴拿马运河条约》。这次入侵直接导致两千多无辜平民死于非难，带给格兰德河以南每个国家的是不寒而栗的恐惧，这种恐惧用不了多久就变成了仇恨。
在前往马卡斯镇的途中，我苦苦思索着这些事件，并与伊哈德交换了想法。我问他，在他看来，应对南美大陆猖獗盛行的腐败，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当然有。” 他自信地回答，“‘临界规模’①，我们要的就是这个。”他问我过去是如何抵达马卡斯镇的，因为当时公路都没有修到那里。
“一种方法是沿深山丛林一路披荆斩棘，披星戴月，长达数周。也可以乘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使用的Army-surplus DC-3老式飞机，采用‘秒表飞行’方式抵达。这种方式几乎等于自杀式航行，但我就是这么飞过去的。
“这种飞机无法飞越安第斯山脉上空，因此不得不沿着河流峡谷前进。没有雷达引导，飞行员根本不知道云层什么时候会突然降临封闭前方视线，因此飞机一起飞，飞行员就按下了秒表，飞30秒后就会向右转10度，过45秒后，再向左转15度……真是心惊胆战。那个时候，很多飞机都是有去无返。尽管如此，还是比在丛林中长途跋涉、摸索前进好，也更安全。”
“因此，他们修了路。”他停顿了一下，“为什么？”他皱起的眉头似乎给了我提示。
“临界规模？”
“没错。”
人民要求改变。当这种要求和呼吁的程度上升到一定高度时，就会发生变化。在本例中，这种改变实际上对商业开发有利，因为道路使亚马孙领域门户洞开。我深知这是石油公司大力影响了临界规模。进入马卡斯镇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派热闹的繁华小镇，昔日安静祥和的丛林村落从此作古，公路真是神通广大。然而，我可以预见，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种破坏给我们未来带来的威胁，临界规模会转向其他项目—那些强调和平与可持续性发展的项目。
我们住进一家酒店，我发现里面的一些东西是以前在这边世界里从没有见过的：抽水马桶和淋浴。看见淋浴，伊哈德大笑不止，因为有一个电源插座靠近水龙头。
“电动剃须刀用的。”我肯定地告诉他。
“这样会电死你的。”他说道。
第二天早晨，我们登上了一架小飞机。伊哈德问那个飞行员秒表的事。“我叔叔过去就有一架。”那个飞行员得意地笑起来，“但我的有雷达。”
在森林深处一块满是泥土的跑道上，飞机降落停稳。跑道空地的旁边，一群舒阿尔人围在一起，和以前我见到的舒阿尔人一个模样：肌肉发达，有说有笑，悠然自得。不同的是，以前几乎全身赤裸的他们现在穿上了破旧的T恤和的确良短裤。这是传教士的功劳，他们坚持游说他们穿衣，以此来避免赤裸的罪恶。
在卸下带来的供应品时，一个老人走过来。我告诉他，我想帮助他们拯救丛林，避免森林毁灭的危险。这时，他提醒我，造成这种问题的不是他们的文化，相反，是我们的文化。
“世界取决你如何想象。”他告诉我，“你们梦寐以求的，是修建大型工厂，建造高楼大厦，拥有的车辆恨不能有河里的水滴那么多。现在，你们才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梦魇。”
我问他，我怎么做才能尽一己之力改变世界。
“很简单，”他答道，“你要做的，就是改变梦想……只需要你播下与你们大众文化不同的种子，教育你们的后代，拥有新的梦想。”
接下来几天的走访，在其他村落里我们得到的箴言大同小异。这些土著民所显示出的智慧，以及他们捍卫自己环境和文化的决心，给我和伊哈德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返回美国之后，我着手发起了一个组织，致力于改变我们工业国家看待地球以及我们和地球的关系的方式。实际上，我的所作所为，正是将我作为经济杀手所实施的流程倒转过来。在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点。
最后，我们将这家非营利组织命名为“梦想改变”，以此纪念那天我在亚马孙雨林从舒阿尔部落中获得的箴言。我们通过这家机构组织了很多旅行和讲座。我们安排人们和土著民智者一起生活，也组织这些土著民智者过来体验美国生活。我们的非营利组织出书、磁带、CD及纪录片，致力于缩小来自两个世界不同文化的差距。我们建立的另一个组织—帕恰玛玛联盟，是我们一次旅行后的产物。目前，该组织已经募集了用以帮助土著民的数百万美元，这其中的大部分资金用在资助对石油公司的法律诉讼方面。
我得感谢我与玻利维亚公司之间的那段插曲，因为自那以后，我个人开创了全新的事业。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及新千年的前几年，我常常穿梭于拉丁美洲各国，大部分时间都和亚马孙流域和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土著民在一起。他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他们对神灵笃信的程度，比我所知的世界上许多地方人的信仰都要虔诚，我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这一切。这里的人民决意要把世界变成更好的家园。
身为帕恰玛玛联盟组织的董事，我也常常与律师、政客及石油公司员工打交道。那是在基多的一个晚上，我和很多人一起吃晚餐。在那里，我第一次听说了委内瑞拉乌戈·查韦斯的传闻。石油公司代表都很厌恶这位激情四射的军事将领，是他发起了声讨公司帝国的第五共和国运动，但是政客都不由自主地为他的个人魅力所折服。听说这位领袖的祖先除了西班牙血统，还兼具印第安、非洲血统，还听说他不断谴责富人，承诺帮助穷人过上好日子，我的这些土著民朋友无不深受鼓舞。
查韦斯是从1992年2月开始崭露头角的。那时，在委内瑞拉军队军衔为中校的他，发起了旨在推翻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总统的政变。安德烈斯·佩雷斯，这位与腐败同义的总统，因为心甘情愿将这个国家卖给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外国公司，激怒了查韦斯及其跟随者。委内瑞拉政府与公司帝国势力狼狈为奸，是导致委内瑞拉灾难的主因：委内瑞拉的人均收入大幅下跌，降幅超过40%；曾是拉丁美洲最大规模中产阶级的委内瑞拉中产阶级，成为无产者。
虽然查韦斯的政变失败了，但这为他未来的政治生涯做了铺垫。在他被捕入狱之后，政府准许他在国家电视台露面发表讲话，劝说追随他的军队，停止和政府的敌对状态。而他公然向国民宣布，目前他的失败是暂时性的。他展示出的非凡勇气，让他很快全国闻名。他在监狱服刑两年，服刑期间，佩雷斯被弹劾下台。之后，查韦斯在仕途上逐渐崛起，以果敢、正直、帮助穷人和疾恶如仇的品质而名声大噪，他决意要粉碎数世纪以来奴役自己祖国的外国剥削的桎梏。
1998年，凭56%的可观优势选票，乌戈·查韦斯当选为委内瑞拉总统。宣誓就职之后，他并没有步他之前众多总统的后尘，迅速陷入腐败丑闻。相反，他十分推崇胆敢叫板美国的总统，如危地马拉的古斯曼、智利的阿连德、巴拿马的托里霍斯及厄瓜多尔的罗尔多斯。这些人全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给清除了—要么被暗杀，要么被推翻。现在，他说他将追随他们的步伐，不过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自己的人格魅力，并以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的领袖所具备的持久耐力来继续他们未完的事业。他所取得的胜利和公然叫板华盛顿和石油公司的胆量，鼓舞了无数拉丁美洲人。
查韦斯一直在兑现着他对穷人—城市和农村的穷人—的承诺。他没有将石油利润重新投入到石油工业，而是投入到那些旨在减少文盲以及抗击营养不良、死亡和其他社会恶瘤的项目之中。他也没有宣布给石油投资人派发巨额的股息，相反，他出手帮助面临巨大压力的阿根廷总统摆脱困境，一口气替该国支付了所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超过100亿美元的贷款，以低价将石油卖给那些无法负担石油价格一路上涨的买主，甚至还卖给美国的一些社区。他还把一部分石油收入专门拨给古巴，资助古巴向南美各地派遣医生，为穷人治病。他精心出台法律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土著民的各项权利（包括语言和土地所有权），努力争取在公立学校为非洲裔委内瑞拉人设立专门课程。
公司帝国认为，查韦斯对它们的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他不仅公然挑战石油和其他跨国公司，而且正逐渐成为一些国家领袖效仿的榜样。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极端反美的国家元首（查韦斯和侯赛因），已经成为让美国不得安宁的心腹大患，急欲除之而后快。在伊拉克，很不光彩的秘密手段（包括使用经济杀手和帮凶走狗两种方式）陆续失效，华府准备采取最后一招，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武装入侵。在委内瑞拉，经济杀手已铩羽而归，取而代之跟进的是帮凶走狗，华府希望他们完成任务。
华府的帮凶走狗利用他们在伊朗、智利和哥伦比亚逐步完善起来的策略，于2002年4月11日派遣数千人涌向加拉加斯大街，向委内瑞拉国有石油企业的总部大楼前进，然后一路冲向总统官邸。在这个地方，正在行进的示威队伍遭遇到了支持查韦斯的游行队伍。亲查韦斯的队伍指控示威队伍组织方是美国中情局的走狗。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武装部队宣布，查韦斯总统已经辞职，目前被军队扣押。
美国政府为之雀跃，幸灾乐祸，不过，这只是昙花一现。追随查韦斯的军队发起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反政变。穷人涌向大街，示威抗议，4月13日，查韦斯恢复总统职位。
委内瑞拉官方的调查认定，意图推翻查韦斯的政变系美国政府支持策动。白宫事实上也承认了他们的过错。《洛杉矶时报》指出：“布什政府官员于星期二证实，数月以来，他们一直和委内瑞拉政治军事领导者讨论协商，中心议题是如何除掉现任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正好帮了查韦斯的大忙。油价飙升，委内瑞拉的石油收入因此激增。该国钻探开采奥里诺科区域的原油因此成为可能。查韦斯宣布，在石油价格突破50美元每桶的时候，由于委内瑞拉巨大的石油储量，它的重要性会突显出来，甚至有可能超过中东地区。他同时提到，他的分析基于美国能源部的预测报告。
旨在推翻查韦斯的政变失败之后，对于布什政府和查韦斯的关系何去何从，拉丁美洲其他各国都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他们见证了一个胆怯示弱的美国。白宫意识到，他们的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委内瑞拉是美国的第二大石油和石油产品供应国（第四大原油供应国）。较之中东各国油田，该国的油田离美国非常近。Citgo公司的业务运营，使委内瑞拉对美国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美国工人、司机和众多从该公司买卖石油产品的公司，都从中受益。除此之外，在20世纪70年代打破欧佩克的石油禁运中，委内瑞拉曾是美国的盟友。
2000年，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以压倒性优势当选巴西总统，这进一步鼓舞了民族主义运动。卢拉于1980年创建了进步的劳工党。身为政治家，长久以来他一直倡导社会改革，要求巴西用自然资源帮助穷人改善生活，坚持要求对所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进行审计，因为那些贷款是非法的。以超过60%的压倒性选票优势赢得竞选之后，卢拉一跃成为整个拉丁美洲新一波运动中继查韦斯之后又一个活生生的传奇人物。于是，那些以前被视为没有基本公民权利的人，开始执掌国家政权。这些消息传到最为偏远的村落—不论是安第斯的高山丛林中，还是深山雨林中。
拉丁美洲为之扬眉吐气。在当代历史上，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曙光，看到了从美国主宰一切的奴役之中解放出来的希望。
查韦斯和卢拉所取得的胜利，对两个国家的影响尤其深刻，这两个国家都有人口众多的土著民，都富有公司帝国势力所觊觎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而且，我和这两个国家的联系也非常密切，它们是—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
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我曾讲过我与杰米·罗尔多斯·阿圭勒拉的交往。他是一位大学教授，还是一位律师。1979年，他当选为厄瓜多尔第一位民选总统，一度终结了以前该国总统全由公司帝国势力扶植的局面。上任伊始，罗尔多斯就开始大力兑现他竞选纲领中的承诺：控制石油公司，使该国的自然资源造福于穷人。在那个时候，我非常担心，如果他拒绝与我们经济杀手合作，那么我们的帮凶走狗将把他列为铲除目标。我的担心真的应验了。1981年5月24日，杰米? 罗尔多斯死于空难。拉丁美洲报纸头版的上大幅标题是《中情局暗杀》，格外引人注目。
10年过后，现在的厄瓜多尔，似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唯独政坛局势依然如旧。我和伊哈德前往舒阿尔部落，在相继创立“梦想改变”和帕恰玛玛联盟组织之后，我对20世纪90年代逐渐酝酿并最终导致动乱的真相日益了然于心。那些帮凶干掉罗尔多斯之后，美国政府坐视不管，未采取任何措施解决真正的问题。在厄瓜多尔（仅次于委内瑞拉）一跃成为第二大向美国出口石油的国家之后，厄瓜多尔的局势继续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环境破坏更为严重，教育、卫生和其他社会福利严重匮乏。其中，遭受冲击最严重的就是印第安人。政府和石油公司试图将这些土著民驱赶出他们自己的家园。如果他们拒不迁出，往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森林被伐，随之竖起的是石油钻井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河流被污染，毫无办法。
土著民面临多重压力，我的经历就可以充分佐证。在我走访亚马孙河流域村落的一天下午，舒阿尔年轻小伙子坦德姆向我透露，他在考虑离开村庄的事。“我善于学习语言。”他解释说，“有一家石油公司的专家对我这么说的。他们愿意送我上学，学习英语，然后为他们工作，会给我很多钱。”然后，他皱起眉头，“但是，我也担心。森萨克也是这么做的。现在他名字都改了，叫乔尔，再也不叫森萨克了。他们让他在报纸上写东西，反对你，反对梦想改变、帕恰玛玛联盟，还讨伐帮助我们反抗石油公司的其他人和机构。他们让他自称是我们舒阿尔人的民选代表，有权签署把土地转让给石油公司的文件。如果他试图拒绝合作，他们威胁说要把他扔进监狱。”
“那他怎么干的？”我问道。
“他又能怎么干呢？在报纸上写东西，签署那些文件呗。”
我问坦德曼是否也想那样。
他耸了耸肩。“我想学英语，也想挣很多钱。”接着，他伸出手臂，指向森林，“所有这些都在消失。那些传教士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过上现代生活，再也不能过古老的狩猎生活了。”
此类经历进一步坚定了我的决心，我一定要帮助舒阿尔人和他们的土著同胞—华欧拉尼族（Huaorani，按他们的土语，“Huao”意为“人民”），但邻族称他们为“奥苛撕”（Aucas，意思是“残酷凶猛的”）、阿丘阿尔族（Achuar）、基瓦族（Kichwa）、施维阿尔族（Shiwiar）及扎巴罗族（Zaparo）。这些土著民所面临的艰难抉择，也激起了我对2002年厄瓜多尔总统选举进展的兴趣。自罗尔多斯以来，总统候选人在大力反对跨国石油公司的所作所为的同时，似乎第一次将土著民问题提上了日程。
就在卢西奥·古铁雷斯计划访问舒阿尔部落的那天，我在壳牌镇这个以石油公司命名的小镇，正和梦想改变组织的一行人一起等候飞机，准备前往舒阿尔人部落。这次，这位总统候选人缔结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联盟，包括厄瓜多尔的武装部队及最有影响力的土著民组织。前者支持他，因为他曾经在军队干过，是退休的中校；后者支持他，因为他曾拒绝命令军队镇压土著民游行队伍。那是在2000年，示威队伍一窝蜂向总统官邸涌去，准备迫使杰米尔·马华德总统下台。这位中校非但不予镇压，反而部署军队后勤人员为示威人群提供饮食，然后看着他们控制国会大厦。他公然违抗总统，实质上暗地里支持了推翻这位穷人恨之入骨的总统的行动。穷人都知道，马华德总统毫无顾忌地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政策，全然不顾穷人的坚决反对，将厄瓜多尔货币美元化。这一政策为每个厄瓜多尔人带来了严重危害，但富人除外，因为他们早已将钱兑换成美元存入境外银行账户，或投资于华尔街股票及外国房地产。（厄瓜多尔废除苏克雷，采用美元，是影响巨大的政治事件。这不仅是对民族自尊的巨大伤害，而且也意味着那些拥有美元账户的厄瓜多尔富人，事实上将在一夜之间大发横财，而同时，其他厄瓜多尔人在银行的存款一下大幅缩水。马华德于1998年就任总统后，6 500苏克雷可以兑换1美元；而2000年，苏克雷兑换美元的官方汇率为25 000∶1，这意味着两年前相当于1美元的苏克雷货币，现在价值只有26美分，而那些在境外银行有美元存款账户的富人的财富则一夜飙升，相对于厄瓜多尔人口而言，增长接近4倍。废除苏克雷，让美元在厄瓜多尔流通，这种变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对古铁雷斯来说，壳牌镇看上去是他会见丛林土著民的理想地方。这个镇是几十年前从森林中砍伐出来，用来作为石油业务的前沿基地的。土著民各部落也反抗过，有时候反抗也非常猛烈。但后来，在五角大楼的支持下，基多政府派遣了成千上万的军队，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军事基地，起初是以壳牌镇为中心，后来一直延伸到森林纵深地带。铺设的机场跑道，当时在这块土地上还很罕见。这些建筑中安装了的监听设备，那是这个星球上最现代化的精密设备。据说，壳牌镇主街道附近驻扎的美国和厄瓜多尔通信专家，简直无所不知。亚马孙上游雨林中每个议事地点的谈话，全在他们监听掌握之中。这里盛传着一种说法：因为这里的传教士从石油公司赞助的基金会中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经费，作为回报，他们乐此不疲、慷慨大方地为当地部落免费分发食品篮子和医药用品，而微型窃听器就固定在这些物品中。只要当地部落会议决定要派出战士袭扰石油公司营地，从壳牌镇起飞的直升机空运的作战部队，似乎总是先行到达。
就在古铁雷斯计划到访的当天，人们成群结队，挤在泥泞不堪的街道两旁，都希望能握一握那位总统候选人的手。头戴插满巨嘴鸟羽毛的传统饰物的，是舒阿尔族萨满教信徒；头戴美国绿色贝雷帽的，是美国绿色贝雷帽特种作战部队；随行的还有石油开采商和厄瓜多尔突击队。他们混在一起，只见人头攒动，场面十分壮观，似乎大家都不计前嫌，昔日的仇恨都暂时搁置一边。军队和印第安人似乎已达成一致，他们将并肩作战，决意将数年来腐败成风、通货膨胀和遭受盘剥的祖国，从一蹶不振的危难关头拯救出来。
我再次前往壳牌镇，就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几个月之后。那次悲剧，再加上布什政府颠覆查韦斯政府阴谋的流产，这一切对厄瓜多尔总统选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地一家报纸刊载的漫画，充分反映了当地人的态度。这幅漫画以古老的西部牛仔反目，要用枪来决斗为背景。第一幅图中，头戴帽子一副牛仔装扮的查韦斯，腰间系着枪套，里面装着手枪，正在道奇镇巡逻。第二幅图中，布什提着枪走出来，挑衅查韦斯。第三幅图中，从背部勾画查韦斯，他正面对布什，布什一副穷凶极恶、面目狰狞的面孔。在布什后面，是正在燃烧的世贸双塔的可怕场景。在最后一幅图中，只见查韦斯笑弯了腰，因为布什扔掉帽子，仓皇逃走，脚后扬起一阵灰尘，而靠在酒店外墙的古铁雷斯，则不断拍手称好。
尽管我们的飞机已抵达壳牌镇，但得在古铁雷斯到访该地之前离开。这次短暂的走访让我有机会更好地认识到，这次总统选举对厄瓜多尔土著民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原因。这些土著部落和他们在玻利维亚、巴西及委内瑞拉的同胞一样，数世纪以来，因为外国势力的剥削，已经受够了苦难，现在，他们决心众志成城，永远结束这种被奴役的命运。
2002年11月，古铁雷斯当选为厄瓜多尔总统。该国的土著民都很惊讶，关心他们的人竟然赢得了大选。然而，人民似乎还要熬过更为艰难的日子。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指出：
发动上次政变的领袖卢西奥·古铁雷斯，这次取得胜利……是紧接着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赢得大选之后的又一次胜利，也似乎与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获胜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中每个人赢得民主选举的胜利，都是倚靠其施政纲领：呼吁改变，呼吁建立新的经济思维标准，要求终结贪污腐败之风。
在上个月展开的第一轮投票中，古铁雷斯一路领先，出乎每个人的意料，这主要归因于他要求改变的呼声赢得了民心……
但在一个外债负担沉重不堪、贫困比例高达60%及政局如此动荡、变幻莫测的国度，所有这些问题，似乎是不可逾越的难关，对他极为不利。
在就任总统的头一个月里，这位新总统就飞到华盛顿，同布什总统会晤。他欢迎世界银行官员访问基多，与石油公司开始谈判。与此同时，石油公司和土著组织的关系日益恶化，气氛十分紧张。2002年12月，CGC（阿根廷公司）指控亚马孙雨林部落，称他们绑架石油工人作为人质，并间接指出，这些土著战士曾接受过基地恐怖组织的训练。让人震惊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这些石油公司在没有得到当地居民许可的情况下，就开始钻探石油，同时还振振有词地宣称，有权开采这块土著民的土地；那些土著战士则坚称，他们把这些石油工人扣留这么长时间，是要确保他们能安全地走出丛林。
2003年初，我又一次前往厄瓜多尔。抵达基多之后，发现很多厄瓜多尔人都确信，古铁雷斯总统和石油公司之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勾当；这位总统也同意采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方案。他和布什总统握手的照片，全城随处可见。听说其他公司暗示他们部落加入了恐怖组织，他们义愤填膺，当即指出，如果古铁雷斯一定要让他们迎战石油公司雇佣军，那么这个传言也可能应验成真。
整个2004年期间，局势每况愈下，不断恶化。石油公司牟取暴利、政府贪污腐败的传言路人皆知。不久，迫于世界银行的压力，古铁雷斯政府引进了类似玻利维亚当时采纳的措施。美联社的报道指出：“为了响应国际借贷机构的要求，古铁雷斯制定了经济紧缩政策（包括削减食品和燃气补贴）之后，支持他的左倾选民分崩离析。”
厄瓜多尔最高法院威胁要干预古铁雷斯的政策时，他命令重组法院，实际上等于解散了法院。厄瓜多尔的民众被激怒了，他们纷纷拥向街头，要求他下台。
“古铁雷斯必须下台。”杰奎·严伯拉—一位土著民领袖对我说，“他是民选总统，然而他却不愿履行对人民的承诺。民主要求我们把他赶下台。”
那里的民众不断请求我指出那个把古铁雷斯拖下水的经济杀手。他们非常清楚，在各种威逼利诱之下，厄瓜多尔总统正在退缩、屈服。我无法指名道姓，讲出真相，但我认为这些民众的看法是对的。在本书的后面，我会详细讲到这一点。一个后来联系到我的行动帮凶，似乎证实了这正是他的“杰作”。
而玻利维亚人正在经历的，则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和厄瓜多尔以及委内瑞拉一样，玻利维亚是在反抗外国公司掠夺资源的斗争中步入21世纪的。拉巴斯和其他众多城市的街道上，随处可见游行队伍，抵制外国商品和罢工运动不断，商业活动被迫中断。玛雅人和盖丘亚族人是这些运动的先锋，但是他们并不是孤军作战，他们身后还有劳工组织和民间团体的支持。
和厄瓜多尔及委内瑞拉不同的是，这里发生骚乱的直接原因并非石油，而是水域之争。在20世纪90年代，情况越来越明显，水利不久将成为这个星球上最有价值的资源。公司帝国势力深知，控制了用水供应，他们就能操纵经济、掌控政府。
玻利维亚发生的动乱，这一次又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引发的。1999年，这两家组织坚持要求玻利维亚政府以出售水利事业单位为条件，启动新一轮结构调整计划，即将该国第三大城市科恰班巴的供水系统，出售给工程建筑巨头贝克特尔公司的子公司。玻利维亚进一步同意将与用水供应相关的成本转嫁给所有消费者，不论他们是否有能力支付。这一措施完全背离了当地居民的传统理念—他们认为，不论贫穷与否，所有人与生俱来都享有用水的权利。
在听说玻利维亚政府接受了经济杀手精心策划的无耻计划时，我感到自己罪大恶极，不可宽恕，为此痛苦不堪。“人人付款”政策，正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协助该国制定的一种用以评估结构调整的手段。在当时，这种手段主要适用于电费问题，被视为是一种创新手段。但它与我们自20世纪30年代就一直倡导的旨在帮助贫困地区的大多数收费方案的基本前提完全背道而驰，甚至和我们美国农村电气化管理局采纳的收费方案理念也大相径庭：为每个人提供水、电及排水等服务，这是关乎整个经济增长的至关重要的举措，即使提供此类服务意味着政府补贴投入，也要在所不惜。效仿美国农村电力化管理局实施这种理念，在众多国家都被证明大有成效。然而，尽管成功的案例就摆在眼前，但世界银行却决定要尝试新的方案—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方案。
20世纪70年代，我受聘担任一家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旨在推动银行政策的贯彻执行。我不得不违心地弄出能证明人人付款有效性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有了计量经济学，在我们论证几乎所有方案时，一切都简单多了，而且，我的团队中人才辈出，全是经济学家、数学家和金融专家，因此，从理论角度看，这很容易办到。然而，也有两个现实问题严重困扰着我。第一个问题很明显—我是否该昧良心的道德问题。第二个是实用层面的问题，因为我知道，过去的理论的有效性已经被反复而且充分地证明了。因此，我扪心自问，为什么要在成功的理论上反反复复呢？为什么要冒险造成更多的贫困和社会动荡？为什么要鼓吹人人付款理念？
答案显而易见：人人付款方案将把政府补贴转变为有利可图的“稳定现金财源”，从而为私有化做好铺垫（和我稍后在玻利维亚电力公司发现的如出一辙）。人人付款是从与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同样的思想发展而来：真正受益的是外国建筑公司和当地的富人，而穷人除了背负巨额的贷款之外，一无所获。去了一趟阿根廷之后，我又了解到其中的一个原因。
那是1977年，当时我和查尔斯·诺布尔将军坐在私家轿车上，正穿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这些国家是我们未来的保障。”他告诉我。查尔斯那时担任美因公司副总裁（后来被提拔为总裁）。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后从麻省理工大学获工程建筑硕士，历任美军驻越南工程兵司令部上将司令官及密西西比河流域委员会（MRC）主席。当时他负责美因公司在阿根廷的水利资源研究，还负责萨尔图格兰德巨型水电项目相关事宜。这个项目是阿根廷和乌拉圭合资建设的，装机总容量接近200万千瓦，建成之后这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湖泊，淹没了整整一个镇，2.2万居民被迫迁出。
“越南战事的失败，是因为我们没有理解共产主义者的思维方式。但在拉丁美洲这里，我们将做得非常漂亮。”查尔斯满脸堆笑，非常灿烂，这对于一个以强硬著称的男子汉形象来说，已经特别和蔼了，而这种转变之快，实在令人震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珍惜。而且，这也教会了他们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看那个。”他指着我们正经过的公园水池，“将来，水既是黄金，又是石油。我们拥有的水资源越多越好。水利资源将赋予我们优势，给我们力量。”
二十多年后，当我看到唯一一家公司将获得科恰班巴供水系统—称之为SEMAPA—的独家购买权公告时，我想到了查尔斯。Aguas del Tunari公司—臭名昭著的贝克特尔公司子公司控股的合资伙伴，获得了为期40年的私有化合约。将这样一个“特许剥削经营权”合同授予一家美国公司，一定让那个将军感到非常满意。但是拉丁美洲人民的感受却截然不同。这家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公司历来善于获得关照，几乎每个位高权重的人都善待这家公司，因此它备受外界关注。长久以来，这家公司都能从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拿到利润丰厚的合同。因为这是一家私营公司，由一个家族掌控，所以无须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或其他监管机构公布财务详情，而且也一贯坚决拒绝公布。
“如果贝克特尔公司想拿到工程，这简直易如反掌，连竞标的流程都不用走。”在我还担任经济杀手时，印度尼西亚、埃及和哥伦比亚的政府官员在多种场合都这样告诉我。在我和查尔斯前往阿根廷之后不久，一个负责合同授权的厄瓜多尔官员（他是我担任和平队志愿者的那段时间结交的私人朋友）同意和我一起去基多最贵的酒店去吃饭。那时，他悄悄向我透露，他可以为我节省比这顿饭局价格贵几千倍的钱，他建议我不必花上好几个月去准备项目建议书，他知道这个项目迟早会被贝克特尔公司拿走，这将是板上钉钉的事。他做了一个数钱的手势。“每个人都会发财，”他说，“我，市长，总统，还有旧金山的小伙子们。”他冲我扮了个鬼脸，“当然，你和那些还认为这是一场公平竞争的傻瓜—一律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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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克特尔公司以前的和现任高管中，有很多响当当的人物，如乔治·舒尔茨（贝克特尔公司总裁及董事会董事，曾任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及里根政府的国务卿）；卡斯珀·温伯格（贝克特尔公司副总裁及首席顾问，曾任里根政府国务卿），丹尼尔·赵（贝克特尔企业控股公司常任副总裁暨董事总经理，曾任美国进出口银行咨询委员）；赖利·贝克特尔（贝克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曾任乔治·W·布什总统的出口咨询委员会委员）。贝克特尔管理层中还有我的岳父，辞职之前，他担任该公司的首席建筑师，辞职之后，又被贝克特尔公司返聘上岗，担任一个大型承包建筑的项目经理，在沙特阿拉伯建造城市。我的妻子也是在贝克特尔公司开始其职业生涯的，因此我对这家公司非常了解—可谓多重角度的深刻了解。
几乎在科恰班巴供水系统租约合同被授予贝克特尔公司的同时，水价骤然飙升。科恰班巴的有些居民收到的水费账单比以前高出了3倍多。对于南美最贫穷地区之一的城市居民来说，这简直就是灾难。
“他们要么只有能力买饭吃，要么只能买水喝，他们必须做出选择。”基多的一位工会领袖告诉我，“那些美国佬想捞取更多的利润，而玻利维亚人却正死于饥渴。贝克特尔公司甚至不允许玻利维亚人采集雨水，因为他们与科恰班巴供水系统的条约有规定，要求他们给贝克特尔公司支付消费的所有用水的费用。”
科恰班巴居民发起暴乱。2000年1月，抵制运动使这个城市连续4天陷入瘫痪。混乱的群众威胁要攻击科恰班巴供水系统办公场所，贝克特尔公司请求当局保护。玻利维亚总统乌戈·班塞尔言听计从，为之调动军队。在接下来的暴力冲突中，数十个玛雅人和盖邱亚人受伤，一个年仅17岁的少年被射杀。
由于惧怕暴乱发展为大规模的革命，班塞尔总统最终下达了全城戒严令。接下来，据报道，班塞尔总统和美国大使馆官员会面之后，宣布将废除和贝克特尔公司的租约。2000年4月，贝克特尔公司退出，放弃了科恰班巴供水系统的业务运营。
科恰班巴居民为此庆祝所取得的胜利。他们在街道上一起分享一杯又一杯的自来水。他们共同以水干杯，借此表达对玛雅和盖丘亚英雄的敬意，还为此创作歌曲，称颂这次胜利象征着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然而，不久之后，很明显，他们也处于两难境地。他们发现，留下来的人中，管理经验都不足，难以运营科恰班巴供水系统。以前有的很多管理人员，要么已退休，要么已调离，要么已加入其他公司。
于是，城市居民成立了新的董事会，制定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将确保社会正义视为科恰班巴供水系统运营的指导性方针。该自来水公司至高无上的目标就是：为穷人提供用水服务，那些以前没有连入自来水管网的居民也不例外；为自来水员工提供适度的福利；确保系统高效运营，杜绝腐败。
与此同时，玻利维亚政府仍然面临与公司帝国势力周旋的压力。贝克特尔公司仍然不死心，它是不会这样心甘情愿放弃稳定可观的现金财源的—不会未予反抗就史无前例地缴械投降。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贝克特尔公司设法取得了下属的一家荷兰控股公司的支持，试图借助国际法的规定获得赔偿，这成为一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经典案例”。利用荷兰政府和玻利维亚政府于1992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的规定（因为美国和玻利维亚两国没有签署此类条约），这家荷兰子公司提起了对玻利维亚任命的诉讼，要求赔偿5 000万美元，其中一半是贝克特尔公司因“政府没收投资”而损失的应得利润，另一半则是损害赔偿金。
贝克特尔公司贪婪、冷漠及其阴谋的真相，骇人听闻，但美国媒体很大程度上三缄其口，避而不谈。不过，拉丁美洲媒体对此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曝光。我一边密切关注网站上的报道，一边禁不住老是想到那些在玻利维亚电力公司门外排队的人们。我想起了一个事实：玻利维亚这一至关重要的电力事业单位—既给总统官邸，也给军队驻地供电的电力公司—的多数关键高管和工程师都由他国公民（美国、英国、阿根廷、智利、秘鲁及巴拉圭）担任。这种外籍人员把持关键岗位的安排，现在让我意识到，是精心设计的策略，事实上是要确保这个电力事业单位将不会遭到国有化的命运。
我也发现，卢卡帝亚公司不再拥有玻利维亚电力公司。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公司已经被转卖多次，但都是在外国公司手中。卢卡帝亚和其他公司都善于出售公司，从中渔利。稳定可观的现金来源固然不错，而转手之间就能获得高回报的出售则更让人艳羡，尤其是此举还能让当地民众陷入不安的混乱之中。
在多年动荡不安的岁月中，一位新的领袖逐渐为民众所熟知。埃沃·莫拉莱斯在印第安人的支持下逐渐崛起，这似乎验证了即将成为趋势的崛起模式。在他为艾马拉人的民权积极奔走的时候，他加入了“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他强烈呼吁各界人士，反对私有化和那些被公司帝国势力走狗委婉地冠以“自由”或“自由市场”称号的经济改革—这种政策的实质是，在强迫玻利维亚接受美国保护性贸易壁垒的同时，使玻利维亚农民和企业失去应有的保护。他谴责美国牵头大力推动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认为这是“将奴役美洲各国合法化”的计划。他的声望与日俱增，最后当选为总统。
几乎与此同时，他被公司帝国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美国国务院将他描述成一个“生产非法古柯的积极拥护者”。不错，莫拉莱斯过去的确参与过古柯农运动—古柯叶种植民组成的、旨在抵制美国杜绝古柯种植园活动的联盟，但他指出，安第斯山脉的居民只把这种植物当做一种补充食物和药物饮品，绝不能把古柯和要经过多次提炼才能形成的可卡因混为一谈。古柯可治疗高原病、肌肉疼痛，缓解饥饿感，并能治疗其他消化功能紊乱等病症，因此很多达观贵人都饮用古柯茶，甚至英国的安妮公主也不例外。尽管如此，莫拉莱斯还是因为涉嫌恐怖主义活动在2000年被踢出了国会。盖丘亚和玛雅人指控这是美国中情局精心策划将其清除的。就在几个月之后，驱逐他的决定被宣布是违反《宪法》的。
美国大使曼纽尔·罗切警告说：“我想提醒玻利维亚选民，如果你们选举那些让玻利维亚再次成为可卡因出口大国的领导人，这将严重影响美国未来对玻利维亚的援助。”美国大使的这番威胁非但没有唬住玻利维亚人民，相反，这不啻于火上加油，让他们怒火中烧。莫拉莱斯宣称，美国大使的威胁事实上有助于“唤醒民众的良知”。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员纷纷在全国各地张贴海报；莫拉莱斯巨幅照片之上，格外引人注目地写着：“玻利维亚人民：你们自己决定，谁是国家主人，是罗切还是人民的意愿？”
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仅以几个点的差距落后败北。莫拉莱斯拒绝承认这位在美国成长的百万富翁新总统—贡萨洛?桑切斯?德洛萨达，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因此选择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和查韦斯遭遇政变失败反而逐渐闻名全国一样，莫拉莱斯虽没能在此次竞选中一举夺魁，但他的声望却由此鹊起。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打压下，桑切斯总统退缩屈服。2002年，他宣布大幅度提高征税比例。结果，那些最贫穷的、没能力交税的穷人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在这种局势下，发生这种情况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接下来爆发的骚乱中，30人被夺去生命；路障到处可见，示威游行不断，该国一度陷入瘫痪状态。桑切斯总统计划用低价把天然气卖给美国和其他国家，而不给最贫穷的玻利维亚人供应天然气。此举进一步激怒了当地人民。血腥的暴力冲突又造成20人死亡。最后，桑切斯被迫逃离国家。现在他住在华盛顿特区郊外，而美国政府拒绝玻利维亚将其引渡回国接受审判的请求。
玻利维亚人挑战世界银行的政策，打败了贝克特尔公司—这个星球上无所不能的、权力无边的公司。现在，他们土生土长的、数世纪以来一直被奴役的土著民的一员，就像凤凰再生一般从其文化废墟中成长起来。
在我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中蕴涵的信号，不仅仅传达给了玻利维亚人和拉丁美洲人民，同时也传达给了贝克特尔公司和其余公司帝国势力。这是一个倡导民主和正义的信号，它将鼓舞玻利维亚、美国和整个世界的年青一代为之奋斗。
我常常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就会想起杰西卡所说的那句话，那时，我们沿松戈河峡谷盘旋而上。她说：“他们幸好没有建大坝，整个山谷不必被淹。太好了！”她还说：“简直太美了。”
我所知道的美国外交政策和中情局精心策划的骗局，就毫无半点美感可言了，那就是丑恶。这是我在前往阿根廷时发现的：毫不理会拉丁美洲领袖推动的新一轮运动所传达的信号，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美国的回应。
我于2005年1月前往巴西，参加世界社会论坛①（World Social Forum，WSF）的时候，正赶上一场声讨公司帝国势力的、几乎上升到革命高度的运动。除了查韦斯、卢拉及古铁雷斯之外，内斯托尔· 基什内尔及塔瓦雷·拉蒙·巴斯克斯也分别赢得阿根廷和乌拉圭总统选举。尽管也有人可能在压力下做出某些让步，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发起了公开谴责美国干预和外国公司掠夺行径的民众运动。美国的媒体可能会将他们视为“左翼偏激分子”、“卡斯特罗的支持者”，甚至“共产主义”分子，但在非洲、亚洲、欧洲及中美和南美洲，人们都知道这些当选的每一位总统，都是致力于捍卫本国利益的民族主义者，决意将他们国家的资源用到帮助穷人摆脱贫苦的事业中来。
智利也正在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已刊载的报道和近来解密的美国档案，证实多年来一直盛行的流言飞语确有其事：尼克松政府、中情局与美国公司、智利军方沆瀣一气，相互勾结，于1973年颠覆、暗杀了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而阿连德总统所谓的“罪名”竟然是兑现了竞选承诺—智利的资源应属于智利人民—在其竞选胜利后，将外资铜矿、煤矿、钢铁行业及60%的私人银行收归国有。就像以前在伊朗、伊拉克、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及其他众多国家所干的勾当那样，美国照样要扶植一个人替代阿连德。有个人正好符合嗜杀成性的暴君形象：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20年之后的今天，世界社会论坛与会代表对新发布新闻的议论也是喋喋不休：美国参议院调查官员和智利法官，揭露了皮诺切特的贪污腐败内幕—他在华盛顿的里格斯银行①和其他银行开设有好几个秘密账户，存款额至少1 600万美元；皮诺切特本人将因为他领导的警察武装和军队屠杀2 000人而最终被送上审判席。
世界社会论坛大会上也议论着另一个传闻，关于一位智利女性。她的父亲是空军少将，因为反对皮诺切特总统而被迫害，死于监狱。这位女性将成为2005年总统选举的一个热门候选人，她就是米歇尔·巴切莱特②（Michelle Bachelet）。她的事业蒸蒸日上，曾历任智利卫生部和国防部部长，业绩斐然。她已向世人证明她捍卫本国利益的决心及敢于叫板公司帝国势力的非凡勇气。如果她赢得大选胜利，那将意味着超过80%的南美国家都选出了反对公司帝国势力的总统，也就是说3 亿人民（约相当于美国人口总数）都选择了敢于反抗公司帝国的总统。
世界社会论坛是席卷整个世界的变革象征。该论坛在21世纪初作为世界经济论坛—政府和企业领导云集，展开合作、达成交易、精心制定贸易政策及协调公司帝国策略的会议—的相对组织而成立。2005年1月，来自130多个国家的15万名与会代表，云集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共商经济、社会、环境和政治事宜，同时提出改善体制的对策。包括巴西卢拉总统和委内瑞拉查韦斯总统的其他众多知名人物，都出席了该论坛。
一家瑞典非营利组织—达格·哈马舍尔德基金会—邀请我作一个主题演说，题目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未来世界将何去何从》。为了这次演说，主办方支起了巨大的帐篷。《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的众多语言版权已被出售，但其中大多数翻译版都还未出版。这似乎并不重要，因为英语版本在广泛流传。听众把演讲地点挤得水泄不通，好几百把椅子座无虚席，没有座位的人排到了帐篷的入口。演讲结束之后，有数十人排在话筒旁边，等着向我提问，或发表他们的看法。一个年轻的巴西男人严厉地抨击了他自己的政府，让我感触良深。他指控卢拉在经济杀手面前退却，不兑现竞选承诺。他简明扼要的发言，与我在厄瓜多尔听过对古铁雷斯的评论类似。
我的发言打破了坚冰，气氛随之活跃。有的成群结队地过来和我在那里讨论，还有为数众多的人过来和我私下沟通，其中不乏非洲人、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他们都想与我分享他们知道的故事和想法，也想从我这里打听更多的东西。
其中有一个人，穿着比多数人更得体，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注意到他是巴西总统卢拉的高级顾问。他请求和我见一面，见面地点定在我下榻宾馆附近的小公园里。“就我们两人，请严格保密。”他补充说。
在约定的时间，我向公园走过去。心中忐忑不安，不禁怀疑是不是我的发言在某种程度上冒犯了巴西政府。是怎样冒犯的，我想不出来。不管怎么说，一个巴西官员主动过来和我谈话，而且我又要鬼鬼祟祟地去和他见面，这的确很蹊跷。
我在公园边缘站了几分钟，想放松情绪。过往车辆的喇叭，车中飘出的音乐发出的低沉而富有节拍的重音，听起来十分嘈杂。我弯下腰，嗅了嗅灌木丛中盛开的花朵，然而闻到的除了汽车尾气之外，没有任何花香。我的思绪转到这个城市。阿雷格里港是一个工业中心城市，人口接近150万，与我交谈过的美国人中，极少有人听说过这个城市。我直起身子，走进公园。
约瑟就坐在树下的一张长椅上。一改笔挺西裤套装，换上了Polo休闲衫和蓝色牛仔裤。戴着超大的太阳眼镜，看起来很夸张，就好像是一对蜻蜓似的。头上一顶松软的草帽，一直遮到了前额。我走近的时候，他站起来，神经兮兮地四处张望，然后和我握手。“谢谢你能来。”他说。他仍然站在原地，用流利完美的英语向我解释说，如果有任何人就我们此次见面而盘问他的话，他只会告诉他们，他是来了解我的底细的，想了解我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即将出版的葡萄牙翻译版的情况。“但我希望，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他补充说，然后又一次扫视了公园周边，“但是，如今，谁知道会不会……”他的嗓音逐渐变弱，归于平静，然后示意我在长椅上坐下来谈：“请坐。”我们并排而坐。
他问了《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提到的几个人物，对伊朗“亚明”和那位“博士”先生尤其是刨根问底。在我再三提醒我永远不会透露亚明和那位博士先生的真实身份之后，看得出，约瑟的神情随之宽慰。他说，他想让我把他的声音传达给美国民众，但条件是，我首先得严格保守信息来源。他主动要求我记录要点，只要我不透露他的名字即可。在谈话过程中，他提到，在我1968年从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刚好26岁。
他告诉我，他读过我写的书，对我披露的东西很有同感。然而，他说：“这不过是冰山之一角，我想你自己也知道。但我感到，我必须说出来。即使你写的书也不可能如实地反映那赤裸裸的内幕交易。”
他给我描述了他的老板—卢拉—所面临着的极大压力。“这不仅是贿赂和政变的威胁或暗杀的问题，也不是达成秘密交易和提供虚假经济预测这么简单，甚至也不仅仅是通过让我们背负无法偿还的贷款来奴役我们。事实要比这严重、丑陋、肮脏得多。”
他接着告诉我，在巴西和其他很多国家，公司帝国势力基本上控制了所有党派。“即使是那些似乎反对美国的激进的候选人，华盛顿也有办法对付。”
我问他怎么能知道这么多内幕，他笑了起来。“我也算是精于世故的老手了。”他说，“我一直混迹于政界。从约翰逊政府到大小布什政府，我都经历过。你们的情报机构，以及你所描述的经济杀手，比你想象的可厉害多了。”
约瑟描述了学生在还天真、易遭诱惑的时候是如何被收买而误入歧途的。他谈到了自己年轻时的个人经历，以及如何沉溺于声色、滥用酒精和毒品的。“因此你就明白了，即使当一个极端反美的人当选为总统时，我们假设他在人生的这个时刻，真的想叫板美国，你们的中情局同样可以搞到对他不利的你们称之为‘把柄’的东西，从而迫使他就范。”
“讹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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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词，他笑出了声。“你可以这么说，或者也可称之为‘现代外交手段’。当然，并非只有美国才这样做。你肯定也听说了关于诺列加的传闻，为什么把他缉拿到美国，关进大牢。”
“我听说是他在孔塔多拉岛暗设了相机。”这是巴拿马海岸线上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度假胜地，是美国商人“款待”政客的“安全天堂”，声色娱乐方式往往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只有一个，将他们拖下水。在我是经济杀手的时候，曾好几次逗留此地，也曾在那里款待过客人。
“都有谁被这些相机逮住了，听说过吗？”
“传言乔治·W·布什被拍，是正在吸食白粉和进行怪癖性行为的镜头，那时他的老爸担任美国总统。”拉丁美洲流传的推测认为，诺列加曾使用小布什和其密友的照片，以此要挟老布什总统在关键问题上与巴拿马政府保持一致。作为报复，老布什入侵巴拿马，掳走诺列加，将其关在迈阿密一所监狱中。藏匿诺列加机密档案的建筑，被炸弹夷为平地，烧成灰烬。这一报复的牺牲品太多。1989年12月的那一天，巴拿马城的2 000无辜居民被烧死。很多人公开宣称，对一个没有军队、对美国不构成任何威胁的主权国家实施这种惨无人道的军事打击，只有上述推测才能给出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
约瑟点了点头。“从我的位置来看，这种传言非常可信。以我经历的事情推测，这些传言绝非凭空捏造。”他抬起头，“你也经历过。”他停下，向四周扫视了一遍，“那些内幕让我不寒而栗。”
我问他卢拉是否也很腐败，已持续多久。很明显，这个问题让他极为反感。长久停顿之后，他承认，卢拉也是腐败系统中的一员。“否则的话，他怎么可能爬到如此显赫的位置？”然而，他也公开承认了他对卢拉的景仰之情：“他是个现实主义者，他很清楚，为了能帮民众做点事，他别无选择……”然后他摇了摇头。“我很害怕。”他说，“如果卢拉干得太过火，华盛顿会搞掉他。”
“你认为他们将怎么对付他？”
“每个人的—正如你们的说法—壁橱中都有骷髅。每位政客都干过很糟糕的事，如果公之于众，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看上去会很糟糕。克林顿和莫尼卡，当然她只是个牺牲品。克林顿在推进世界货币的政策上太过激进，直接威胁了共和党未来的总统竞选—他涉世太浅，富有干劲，魅力十足。所以，莫尼卡被推到了镁光灯下。难道你不相信小布什在外面也有一大把女人吗？但是有谁敢说呢？卢拉自然也有不可外扬的丑闻。如果管理你们帝国的权贵想把他搞垮，他们就会把手中掌握的把柄亮出来。暗杀一个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的领袖，可以有多种方式。”他朝我瞥了一眼，那个眼神好几个月后我还记得，似乎意味着什么。果然，几个月后，卢拉领导的政党中有四位高级官员被迫辞职，他们面临的指控是，精心策划了涉及数百万美元的交易内幕：为了换取议员的投票支持，给他们支付巨额好处费。看来这桩政治丑闻将为卢拉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
我问他如何才能阻止帝国为所欲为的勾当和行径，他这样回答：“这就是我要见你的原因。只有生活在美国的你们，才能改变这种格局。你们的政府造成了这个问题，因此你们的人民必须解决。你们一定得坚持要求美国政府兑现民主的承诺，甚至在你们的民选总统将你们腐败的公司收归国有的时候也要如此。你们人民必须为你们的公司和政府当家做主。美国人民拥有极大的权力。你们人民必须严肃对待，采取果断措施。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我们身在巴西，手脚被缚，无法出手，委内瑞拉、尼日利亚人莫不如此。因此，得靠你们。”
那天，在世界社会论坛上我的书所受到的追捧，以及我在会议上的演讲，让我异常亢奋，情绪高昂，但和约瑟推心置腹的交流之后，我沮丧不已。走在阿雷格里港大街小巷，我的情绪越发低落，几乎绝望。我认为，这种低落的情绪使我很容易受到诱惑—来自那个自称为巴西记者的绝色美女的诱惑。
她就坐在帐篷中紧靠演讲台的前排位置，发言的时候，我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注意她。红褐色的头发自然地散落在她的双肩上，短裙映衬出她修长的美腿。那高挺的颧骨说明了她的本地血统，还有那迷人的笑容，似乎分明就是冲我而来的。所有这一切特质，构成了一个绝色美女，即使在这个以盛产美女著称的国度，她也可以算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我的发言结束后，她第一个走上讲台，热情地和我握手，然后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她的名字—碧特瑞斯·姆查拉，下面几行是杂志的名称和在里约热内卢的地址。“我一定要采访你，”她说，“我的读者得了解更多详情。我们从血统上来说是西班牙人，生在阿根廷。”她嫣然一笑，“不过，从本质上说，是卡里奥克人。”
她表达想法的方式，以及那些措辞本身，引起了我的警觉。卡里奥克人，那些里约热内卢的美人，她们取悦男人的本领历来久负盛名。但碧特瑞斯给我的印象却截然不同。或许这与她在听我演讲时选择的位置有关，或许是她举手投足的仪态和打扮，也可能是因为她简直太美了。然而我的第六感提醒我避开她。于是，我告诉她我的行程已满，没有时间。
那天晚些时候，我想起了一个退休的中情局特工，他给我讲述了克林顿弹劾案内幕—他的版本，这和约瑟描述的版本一致。“琳达·特里普的任务就是搞垮克林顿，因为别人怕他的改革削弱公司帝国势力的根基。”那个特工说，“你也知道，我这种人总是要找‘不谙世事’的人来干我们肮脏的勾当。危险系数小，死无对证。琳达就找到了这样的人—莫妮卡·莱温斯基。她告诉莫妮卡，‘比尔（指比尔·克林顿）可真可怜，在家缺乏柔情蜜意的呵护。你可以帮忙给他点柔情。’接下来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了。”
当天晚些时候，我忙于应付多个来自非洲和欧洲的团体，其间，她好几次过来请求采访。我的态度仍很坚决。我和约瑟私下会见让我茫然失措，情绪低落，于是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令我诧异的是，我竟然再次与她不期而遇。她又给了我一张名片。这次没有那么纠缠不休，可能察觉到我的情绪低落，可能我给出的行程已满的解释伤害了她，因为还我有时间散步。想到这里，一阵强烈的内疚感让我羞愧难当。我为什么要如此多疑呢？
这之后，我发现我的思绪一直停留在她身上。之前我猜想，与约瑟的交流本会给我提个醒，要我保持警惕，但事实上效果恰好相反。我有一种挫败感，沮丧之极。现在，因为没有同意那位巴西美人的采访要求，我暗自愤懑不堪。与一位美女共度时光，可能正是我需要的。毕竟她是一个记者，而我的巴西之行正是要传播我书中的声音。那么，接受她的采访又有何妨呢？
回到酒店，发现她在前台给我留了便条，顿时，我的烦恼一扫而光。我给她打了电话，同意那晚去她的酒店接受采访，地点定在很公开的地方—酒店大堂。
我和碧特瑞斯在皇冠大酒店的主门附近坐下。她穿的不再是超短裙，而是名牌牛仔裤。她请求我接受西班牙语采访，解释说她的英文没有我好。采访内容将见诸阿根廷和巴西媒体，而她会将采访内容译成葡萄牙语。她给我透露了一点她在阿根廷的生活背景，我也和她谈及了我在里约热内卢的些许经历。她开玩笑地谈到，在里约热内卢这个美女之都，做一个阿根廷女人的种种难处。
大约谈了一刻钟之后，她请求使用录音机。我同意照办。只见她从一个大编织手提包中取出录音机，将话筒放在我们中间的桌子上，开始问了几个关于经济杀手的问题。然后，检查录音效果，将磁带倒回，戴上耳机试听。这时，她皱起眉头，摇摇头：“背景音太嘈杂了。”然后又拿出大包，匆匆翻了起来，拿出笔和笔记本，向我道歉，然后请我重复刚才的回答，我完全照做。
访谈结束后，她向后躺在椅子上，咬了咬笔帽，然后提到了我以前出的书，关于土著文化的。“我的读者需要了解更多，那些生活在广袤无限的雨林中的土著民。我们能否继续谈这个话题？”
在此之前，谈话全围绕经济杀手内幕展开，我几乎疲于应付，因此，现在有机会谈谈我早期的著作，我很乐意。
她再次转向录音机，眼中充满殷切的渴望。“我真的想把采访录下来。”她说，“我们离开这个嘈杂的地方，怎么样？我的房间很近，上电梯就到。”
到目前为止，我满脑子想的仍然是和她探讨土著文化。我对她展示的职业风范印象深刻，谈话很投机，气氛轻松，幽默迭出。鉴于我的职业背景生涯，或许，我本该会更加谨慎，但是，无形中我放松了警惕。
出电梯后，我跟着她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她的房间。不为她曼妙的身材浮想联翩的，我想，那肯定不是男人。高高的鞋跟，紧身牛仔裤，还有那飘逸的红褐色头发，这一切让她款款前行的步态更具妩媚的韵味。要知道，正是成千上万这样的美女摇曳着婀娜多姿的身影，游移在科巴卡巴那和依巴内玛海滩，才使这两个海滩闻名于世。
一进房间，她就请我坐在沙发上，她则忙于在沙发前的桌子上调整录音机的位置。然后，她建议我喝一杯。除了啤酒，我很少喝其他酒，但这次我没有推辞。于是她倒了两杯酒，和我一起坐在沙发上。“我们开始采访吧。”她说。
就在回答她的问题时，我逐渐意识到，我们已不时在接触对方的身体。她靠得更近。她弯下腰，关掉录音机，把酒杯递给我。她的手指从我的手掌中划过。然后，我们碰杯共饮。我看着她小口抿酒。霎时，我想起了什么。我记得早些时候在某个地方见过她，就在我和约瑟见面的公园和我下榻的酒店之间的街上，她当时一个人站在那里。试想，在阿雷格里港这样规模的城市，这种“巧”遇的概率又有多大呢？直觉告诉我，里面肯定有问题。毫无疑问，碧特瑞斯的动机不仅是要和一个畅销书作者上床这么简单。在她喝酒的时候，她的眼睛也注视着我。我不禁怀疑，或许这酒已经做过手脚了，于是，我放下一口也没喝的酒杯。
“我年纪大了，都和你的父亲差不多了。”我扫视了房子四周，搜寻某个角落中的摄像机，“而且，我也是有妇之夫。”我站起来。
“在巴西，我们有一种说法：年长的男人懂得如何取悦女人，有妇之夫最懂呵护关爱之道。”
“我得走了。”我说。
“时间还早。”
我朝门边走去：“今晚到此为止，我们仍然是朋友。”
她从沙发上站起身，朝我这边走过来。
我打开了门：“请把关于经济杀手的采访稿给我传一份过来。”至此，我已经来到走廊。
“如果改变主意，可以打电话来。”她甜甜地笑起来，“我在这里—整晚都在。总之，我会把采访稿传给你。”
自那以后，杳无音信。
从巴西回来后不久，巴西邻国玻利维亚的政治冲突又进入了新阶段。替代贡萨洛·桑切斯·德洛萨达总统的卡洛斯·梅萨，即使不算帝国势力的忠实同谋，无论如何也是一个懦夫。埃沃·莫拉莱斯领导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和当地居民组织，正要求获得土地权利，要求政府为穷人提供燃气补贴，呼吁将石油和天然气产业收归国有。
在浏览互联网大量新闻及和拉丁美洲朋友交流的时候，我的头脑中常常浮现我在玻利维亚电力公司所见到的情景：在严寒的雨天，男人、女人还有孩子，排成长长的队伍缴纳电费。他们现在想的是什么呢？那个时候，他们是如此顺从，遭受无以复加的盘剥，这和过去在西班牙锡矿中被奴役的奴隶没什么两样。如今，不知何故，他们的斗志逐渐高涨。他们不再驯服，他们拥向街头他们成群结队地涌向水利公司办公场所，他们包围了总统官邸。他们站出来勇敢地反对世界银行，叫板公司帝国势力，从而也招致了有史以来最强大帝国的仇恨。他们为了争取民权而牺牲。他们敢于面对强敌，不畏牺牲，前赴后继，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答案总是多方面的。但就本例而论，其中一个答案尤为重要：就一个人—埃沃·莫拉莱斯。他是这次运动浪潮后面为数不多的领袖之一，当选为议员后宣布自己为总统候选人。因此，他成了一个象征，他推动了本次运动，这比其他任何原因都更重要。和乔治·华盛顿、西蒙·玻利瓦尔以及历史上所有其他伟大的领袖一样，埃沃·莫拉莱斯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民权活动人士。他是玻利维亚和我们所有人的希望，因为他的崛起让我们所有人的梦想成真：乱世必出英雄，而英雄将率领他的人民走出黑暗、迈向光明。
莫拉莱斯也大大受益于另一个拉美领袖，他就是乌戈·查韦斯总统，因为他敢于与这个世界上势力最强大的统治者对决，并使其甘拜下风。数百万拉丁美洲人民并没有把乔治·布什当做合法当选的民主代言人，相反，他们把他视为一个以非法手段赢得选举的暴君，这一事实正好对查韦斯和莫拉莱斯都有利。如果说伟大领袖都要面临敌手的威胁，那么他们自然也如此。
另外一个国家发生的大事，也鼓舞着莫拉莱斯。基于不同的原因，厄瓜多尔不断演变的政局对艾马拉领袖越来越有利。厄瓜多尔人民指控卢西奥·古铁雷斯暗中与经济杀手达成秘密交易，要求他辞职。2005年4月20日，基多的立法机构投票罢免了古铁雷斯的总统职务，同时安排副总统阿尔弗雷多·帕拉西奥暂时接替，宣誓就职总统。
没过多久，厄瓜多尔新上任的总统就发现了前任总统的种种违法行为，主要是为了迎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政府和华尔街的利益而进行的违法勾当。厄瓜多尔前任总统被罢免两天后，《纽约时报》撰文报道，帕拉西奥及经济部长拉斐尔·科雷亚开始批评前任总统与“国际贷款机构过从甚密”，“把国家40%的财政预算用以偿还贷款利息，实在是道德沦丧”。还说“他主持的新政府，可能会再次考虑当前正与美国展开的贸易谈判的精神”。《纽约时报》还报道说，帕拉西奥先生表示，他“将使用过去用以偿还政府债务的石油收入，用来支付社会福利支出”。
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对厄瓜多尔的最新局势是这样解读的：这是对他所倡导的政策的有力支持，这是安第斯山脉地区已经做好了变革准备的信号，这也证明了他这种出身（以当代拜金时代的标准来看属于一贫如洗）的人成为国家领袖的时代已经来临。美国政府对他的态度是仇视的，然而，从拉丁美洲人民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他的另一种形式的肯定。《纽约时报》的报道反映了华府的立场：
就布什政府而言，莫拉莱斯就任总统的事实被认为将极有可能造成禁毒战争的重大挫折，这关系到美国能否继续援助数千万美元用于打击毒品、发展经济的款项走向。
玻利维亚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人民深知，白宫和美国主流媒体将不遗余力地妖魔化莫拉莱斯。这一招或许可以欺骗美国选民，但是，这和美国大使罗切放消息说—如果莫拉莱斯候选人当选的话，美国将停止对厄瓜多尔的援助的情形类似，此类威胁在玻利维亚的效果适得其反。
在一次美国聚会上（其中有大量的拉美学生）我听到一个笑话。
“乌戈的头号广告商是谁？”（停顿。）“乔治·布什。”“那伊沃的头号广告商又是谁呢？”
有人回答：“乔治·布什？”
“不是，他是第三号，《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才是头两号广告商。”
对于众多的拉丁美洲人来说，埃沃·莫拉莱斯是反抗公司帝国、支持人民运动的象征。他穿着传统安第斯山脉常见的针织衫，头戴羊毛帽子，身披南美防雨披风，似乎毫不在意自己的个人形象，反而要刻意炫耀自己的卑微出身一般。他毫不掩饰地向世界赞扬他们民族的伟大，告诸世人，他们民族数世纪以来遭受异族奴役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现在就不会为了土地和自尊而战。被人掠夺，并不表示就低人一等。物质上的贫穷，并不象征道德的沦丧。
在宣布自己将竞选总统之时，他承诺将抗击那些决意掠夺资源的外国公司，将拒绝美国提出的要玻利维亚销毁古柯作物的要求。他一再强调，这种作物只有在加工成可卡因，并运出玻利维亚之后才成为真正的问题，因此他坚持认为，毒品问题应该在消费终端予以解决。
2005年12月，埃沃·莫拉莱斯以压倒多数的优势获胜，成为玻利维亚第一位印第安人出身的总统。当选后他立即宣布将把自己的薪水削减一半，并强制性规定政府内阁任何部长的薪水都不能超过他的薪水，将节省下来的薪水专门用来招聘更多的公立学校教师。他的副手阿尔瓦洛·加西亚· 利内拉副总统，在墨西哥接受教育，早先立志成为数学家，后成了拉巴斯市立圣安德烈斯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其间积极推动知识传播，并参与政治，随后投身于玻利维亚反公司帝国的革命运动，是一名游击队领袖。司法部部长是一位女性，出身卑微，曾当过仆人。参议院领袖则是一位来自农村学校的教师。虽然是土著民，但莫拉莱斯将致力于改善玻利维亚所有穷人和那些无法享受正当权利的人民的生活，不论他们生活在城市贫民窟，安第斯山脉高山之巅，还是深山丛林之中。
美国主流媒体开始公然欺骗美国民众。早些时候，美国媒体发起了一场宣传攻势，传达出的信息就是莫拉莱斯是“卡斯特罗的走狗”，这和美国干预危地马拉之前所制造的媒体舆论如出一辙。
2006年1月，也就是莫拉莱斯赢得大选的第二个月，贝切特尔公司放弃了对玻利维亚政府的法律诉讼。
之后还没到4个月，也就是2006年5月2日，莫拉莱斯总统命令玻利维亚军队占领该国的油田和天然气田，将它们控制在政府手中。他给这些油田和天气田公司的高管180天时间，在此期间可以和政府就现有合约重新谈判。通过此举，他宣称：“外国公司对玻利维亚的掠夺到此结束。”以前玻利维亚政府和这些公司利润分配比例是2∶8，而现在，他要求将这种比例反过来，定为8∶2。
有些人认为，玻利维亚此举是背离拉丁美洲联合阵线的行为，他们指出，因为巴西和阿根廷是该国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所以遭受冲击最严重的也是这两个国家。然而，查韦斯却热情洋溢地为他辩护，声称：“玻利维亚申讨的对象和委内瑞拉的方向一致，我们支持玻利维亚。我国在长期而艰难的斗争之后才恢复对自然资源和矿藏的控制，期间我们发起的一次政变还流产失败。就玻利维亚而言，我确信局势会逐渐好转。”
莫拉莱斯实施的政策非常明确：他满腔民族主义者的热血，但在涉及拉丁美洲与美国的较量中时，显然支持拉美联合阵线；他反对外国公司的掠夺，无论这些公司来自哪些国家：
我们将捍卫我们的自然资源。如果谈及过去，玻利维亚是列强争夺的目标，但现在，这块土地是有主人的，它的主人就是玻利维亚人民，尤其是土著民。私营企业、石油公司及跨国企业，如果它们想过来做生意，也愿意尊重玻利维亚法律，那么我们表示欢迎……但是，如果它们不愿尊重玻利维亚法律，不愿服从政府和法律的管理，我希望它们厄运不断，遭受应有的报应！
2006年1月，米歇尔·巴切莱特在总统大选中获胜，成为继阿根廷、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及乌拉圭之后，又一位以强调民族自决的施政纲领而取得胜利的总统。她是该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就职之后，立即兑现了一项承诺—任命的女性官员构成一半内阁班底。
尽管这些领导人所拥有的顽强作风，可以追溯到过去曾勇敢地抗击帝国的政府首脑，但在新千年的头10年里，正发生的情况与过去又有不同，这种差别有其全球性意义。
在同一个时期，如此众多的选民将他们的领袖推上总统的位置，以前不曾有过；这些领袖无一例外地高举声讨美国权贵势力的大旗，不遗余力地捍卫本国人民的权利，以前从未有过；这种团结一致的局面以前从未有过；这种对社会最底层穷人—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穷人—的扶持举措，或是对土著民的扶植政策，以前从未有过；被殖民国家向奴役他们的殖民国家发出了如此强烈而又空前一致的信号，这是史无前例的。这没有发生在西半球，也没有发生在非洲和亚洲。尽管中东地区各国也在抵制帝国势力的钳制，但是那里的战乱情形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拉丁美洲革命的目标，并不限于将外国剥削机构驱赶出去，这还是一场要求获得更多平等、自由及更大程度的社会改革的积极运动。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次运动是非暴力性质的，然而它的影响却遍及全球，为世人树立了榜样。这次运动实现了具体的目标，激励了各洲人民。
新当选的总统开始开创拉美地区史无前例的新局面。这些领导人同意相互支持。他们并非听命于某一位领袖（如玻利瓦尔时代），而是通过大家一致的意见相互团结起来，共同迎战国际货币基金组合、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而且姿态更为强硬，要求自己保卫领土。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委内瑞拉等国已经率先调整军队主要目标，将以前为跨国企业提供保护转移到防范敌国干预上来。此外，这些国家已开始严肃地探讨广泛军事合作的可能性。
除了加强相互的联系，拉丁美洲各国已开始积极发展与其他国家（那些共同质疑美帝国势力扩张的国家，如印度、中国）的联系。2005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洲数个国家进行了访问，意义非常重大。胡锦涛访问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及古巴，并与墨西哥总统比森特·福克斯和秘鲁总统亚历杭德罗·托莱多展开了双边会谈。中国公司不动声色，在很多曾被认为是美国势力范围的领域击败美国公司。一家中国公司有效地控制了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停泊港口”。1998年，中国和巴西联手启动了地球资源卫星计划。在华盛顿试图建立有利于美国公司的贸易条约而屡遭拉美领导人的阻挠之时，中国人主动提出的更具优势的诸多建议，受到热烈欢迎。拉丁美洲人深知，中国和美国不同，因为中国政府从不干涉它们的国家事务。现今的中国被视为一个能平衡各方关系、防范美国侵略的保护者。
拉丁美洲使者在世界各地活跃的姿态，反映了他们推动商业关系的决心，然而，这同时也是反对帝国势力的运动，向世人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决心抗击美国霸权。
除开美国政府确定无疑的政策，它还在拉丁美洲从事诸多秘密活动，这完全有理由让拉丁美洲各国担心美国对拉丁美洲事务的干预。有好几个想“打破沉默，显出原形”的行动帮凶找到我，将自己的罪恶一吐为快之后，上述情形就更显明确了。
那位总统当选两天后，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祝贺他。
他坐在那张大办公桌后面，对着我咧嘴傻笑。
我把左手插进上衣口袋中，对他说：“总统先生，我这里有数千万美元给你和你家人，如果你按游戏规则办事—你知道的，就是善待我那些经营石油公司的朋友，把山姆大叔（美国）侍候好。”然后我上前靠他更近，将手插进另外一个口袋，弯下身凑到他的耳边，对他轻轻地说：“我这里有一把枪，子弹上写着你的名字—如果你决定兑现你的竞选承诺。”
我后退了一步，坐下来，给他念出一长串总统名单，就是那些因为对抗山姆大叔而被暗杀或被推翻的总统：从吴庭艳到托里霍斯。
他明白我的意思。
布雷特喝了一点啤酒。“就是这些。”他说，目光转向一个金发比基尼女子，看她跳上水路咖啡厅边的小船。当时，我们在佛罗里达的棕榈滩。“差不多都告诉你了。”
布雷特第一次与我联系的时候，自称是一个想跟我“谈谈厄瓜多尔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行动人员。他拒绝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透露更多详情。于是，我和他在我家附近的海滩碰头。之后，又分别在不同饭店见过面。虽然他仍在担任经济杀手，因此不愿意公开他的身份，但他对雇用他的老板一贯的态度感到寒心。“太腐败了。我们的公民应该了解一下我们选出的这些官员的丑恶嘴脸，应该了解他们是如何让我们的朋友反目、与我们结仇的。”他向我坦言，“我大约一年赚进50万美元，不用交税。”据他说，之所以干这行，是因为卡斯特罗推翻弗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政权时，在古巴生活的他，被没收了几百万的财产，为此他怀恨在心。
看上去，布雷特哪里都像他所自称的那个角色。肌肉发达，平头，和那个受雇前往印度尼西亚海啸受灾区域执行安全任务的尼尔不同，他的模样就像一个“条子”①。他还告诉我，他是19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干这行的。他对那个地方和人物的描述准确。对那个时期巴拿马和托里霍斯的有关详情的描述，与我的回忆完全一致。与他一起谈论他现在取得的“辉煌”业绩时，我自然想到了过去发生的事情。关于最近一次威胁总统违背竞选承诺的“丰功伟绩”，他不愿意透露该任务所涉目标总统的名字，不过，他对我说，他想让我把这个内幕作为他所执行的几次典型任务的一个，告诸天下。
他给我透露的内幕，我一点也不奇怪。我一直认为，这七个国家的大多数总统，无一例外都碰到过此类情形。那些和我过去一样的经济杀手，总会找到他们的。这种人表面上是世界银行职员，美国大使馆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员工，或是咨询顾问，他们首先会花上一段时间和权利中心的人物打得火热。只有在竞选结束之后，他们才开始浮出水面，开展“本职”工作。
质疑这种说法的人有时和我说，他们知道有暗杀行动这档事，不过他们会问，他们为什么要相信诸如经济杀手、布雷特这样的人也是真实存在的，我则指出了显而易见的答案。在付出努力说服政府首脑之前，任何神智健全的人都不会贸然实施暗杀行动。任何政客或中情局特工都不会考虑实施暗杀。就是冷血残酷的黑手党成员也不会那么做。暗杀的风险实在太大了，非常棘手，任何不慎都会出错。所以，首先都会派出使者。他们会以“胡萝卜”来利诱目标，如果不奏效，才会挥舞政变和暗杀的“大棒”施加威胁。
在我外派执行类似任务时，我非常小心，比布雷特更谨慎。我总会想到，政府办公室中会隐藏录音机，录音机会录下所有谈话。然而，我们发出信号的含义是相同的。总统得到的信号很明确：要么与我们合作，这样就能继续留在总统职位上并大发横财；如果拒绝合作，他将被推翻，或死或活，未可知。
查韦斯总统曾在委内瑞拉广播电台谈到了经济手和帮凶走狗和他接触的情形。英国广播公司BBC曾从中选择了一段进行了报道：
约翰·帕金斯所著《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所提到的那个总统说，“这类经济杀手曾在某个时候做过我的工作。他说，如果他同意美国对该国实施侦察飞行，并允许顾问入驻委内瑞拉，他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资金”……即使他已经拒绝了他们提出的建议，他说这些经济杀手非但没有就此罢休，反而继续通过他周围“意志薄弱”的政府、立法机构官员和军队军官向他施压。查韦斯说，正如帕金斯在书中所介绍的那样，如果经济杀手的使命失败，这时帮凶走狗就会介入进来，开始策划政变和暗杀行动。“我们已经挫败了这些经济杀手和帮凶的企图和阴谋，如果他们胆敢再回来，我们同样将打败他们。”在人群爆发的喝彩声中他强调说。
在古铁雷斯总统被免职之后，厄瓜多尔一个记者联系到我。我和他谈到了与布雷特的交流，并暗示他，厄瓜多尔前任总统可能见过这样的人。在访谈时，只要有机会，我都会指出，我的目的不在于抨击任何拉丁美洲政客，而是要呼吁美国人民，让他们坚持要求我们的政府和公司就此罢手，不要破坏民主制度。
至少我的一个访谈曾被厄瓜多尔报社援引。2006年3月3日，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来自我列席董事的非营利组织帕恰玛玛联盟的董事长—比尔·特威斯特。电子邮件还附了另一封邮件，是该组织厄瓜多尔办事处一个职员发过来的，附件是基多日报《商报》的报道，头版头条就是《卢西奥·古铁雷斯谴责帕金斯诽谤攻击》（2006年3月1日）。该员工将那篇报道扼要归纳起来：“约翰的访谈……的确在这里引起了骚动……今天出版的基多日报中，前总统古铁雷斯独裁者领导的政党宣布，前总统将以诽谤罪对他提起诉讼。因为现在是竞选季节，古铁雷斯领导的新党派为此将面临严峻挑战，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
基多日报《商报》打电话给我，做了一个跟进访谈。我向那个记者强调指出，我无权参与厄瓜多尔政坛，我也绝无诽谤古铁雷斯的用意，相反，我的用意是告诉美国公众，我们的政府和公司经常越过本职权力的界限行事，我们必须要求政府停止这种滥用权力的行径。我说过，虽然我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经济杀手曾做过古铁雷斯的工作，但就我本人而言，过去我曾对他国政府官员施加过类似压力。
自此以后，我再没听到古铁雷斯要起诉的消息。然而，在我出版《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再加上基多日报《商报》刊载那篇报道之后，却有美国军队的几个人找到我，给我讲述了他们在哥伦比亚旨在对委内瑞实施军事侵略的部署情况。他们和布雷特一样，对美国发展的方向深感忧虑，他们一样不敢公布自己的身份，但同样希望美国人民听到他们的经历。
在拉美这场席卷反公司帝国势力的运动中，哥伦比亚显然是一个例外。哥伦比亚始终站在美国这边。在美国纳税人、公司帝国资助的雇佣军以及美国军方的强大支持下，哥伦比亚已成为美国试图恢复区域霸主的踏脚石。虽然美国对卷入哥伦比亚事务给出的官方理由是开展禁毒之战，但这只是个幌子，其实际目的，是要防范民众对外国剥削的反对，保护石油公司利益。
蒙特维多市《影响》周报编委委员、拉丁美洲圣方济大学教授拉乌尔·锡贝齐指出：哥伦比亚是继以色列、埃及、伊拉克（美联社将其列为第三）之后美国军事援助的第四大受益国；美国驻波哥大使馆的规模，仅次于驻伊拉克大使馆，在世界上数第二。他告诉我，他和其他分析家已得出结论：华盛顿正在创建一支南美联合武装部队，总部设在哥伦比亚，统一接受五角大楼指挥，这事实上就是美国倡导建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军事版本。
那几个找到我的人—两名二等兵和一名少尉，证实了锡贝齐教授的指控。他们确凿地指出，他们被派驻哥伦比亚的真实原因在于，确立美国在美洲的地位，训练拉美士兵，将其打造为美国指挥的“南方联合武装”（那三个人中两个人的用词）的组成部分。
“我们在哥伦比亚展开的每一项行动，都只会让这里的毒品生意更加泛滥成灾。”那个少尉告诉我，“你知道那里的局势为什么每况愈下吗？因为这是我们政府想要看到的，我们的政府就是毒品走私的主谋。过去，中情局是亚洲金三角毒品走私的幕后老板，现在，也是哥伦比亚幕后的黑手。在中美洲和伊朗发生的‘伊朗门’事件中，中情局同样是发号施令的老板。这和过去英国在中国推动鸦片贸易是一个道理。白粉可以提供非法资金—数以亿计的黑金可以资助各种秘密活动，也为之提供了发展军事势力的理由。你还有什么要问呢？ 我们就驻扎在那里，还有很多和我们一样的正规军队，为的是保护石油资源、进犯委内瑞拉。打击毒品只是一个烟幕弹。”
美国贝雷帽特种部队的一名军官告诉我，沿委内瑞拉边界的圭亚那，正集结一支雇佣军。他说，所有雇佣军都是久经战斗洗礼的空降伞兵，都接受过丛林战斗和西班牙语训练。
“我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都在打仗，但那边没有丛林，不讲西班牙语。因此这意味着什么呢？猜猜哪里有大片的丛林？就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说西班牙语。除了我们这种人—美国的、英国的以及南非的雇佣军—以外，还有来自拉美各国武装部队的很多军人，都驻扎在圭亚那，其中大多数都是西半球安全合作研究所培养出来的毕业生。
西半球安全合作研究所（WHINSEC），之前的名字是美国学校，专门培养拉美战士，授课内容包括格斗、镇压、审讯、用刑、侦察、通信及暗杀等。一些从这里出去的毕业生，后来成了南美洲最臭名昭著的将军和独裁暴君。托里霍斯坚持要求美国撤走该学校之前，美国学校一直设在巴拿马运河区域。托里霍斯死后，曼努艾尔·诺列加不允许美国学校再回巴拿马，这一事实是致使他日后被美国纳入“一级通缉犯”名单的原因之一。托里霍斯和诺列加两人都是美国学校的毕业生，两人深知这所反民主的机构，法力之大，几乎一手遮天，可以为所欲为。后来，这所学校被转移到佐治亚州的本宁堡，2001年，迫于外界日益上升的讨伐压力，因此改名。
在基多日报《商报》那篇报道引起争议的那段时间，一天早上，玛尔塔·罗尔多斯（Marta Roldós）从基多给我发来邮件。她说她将来美国，希望到时能和我见面，谈谈她父亲（即厄瓜多尔前总统杰米·罗尔多斯）失事死亡的事。罗尔多斯曾拒绝接受我和其他经济杀手的利诱出卖该国利益，后于1981年5月24日因飞机失事身亡。根据新闻报道，他乘坐的飞机撞上了山头。然而，可信的消息来源让我确信：这次飞机失事并非意外事故，他一定是遭美国中情局暗杀身亡的。我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是这么写的：华盛顿和石油公司对他恨之入骨，除此之外，很多情况似乎都支持他被暗杀的推测。”玛尔塔说，她想和我探讨一下我提到的那些情况。
2006年3月16日，她飞到迈阿密，乘车一直向北，来到位于棕榈海滩郡我家附近的餐厅。我的女儿杰西卡（那时已23岁）和我在一家带有庭院的餐厅与她碰面，一起谈了几个小时。玛尔塔解释说，她来美国的主要目的是寻求帮助，她想设立杰米·罗尔多斯博图书馆，这将成为他们国家的第一个纪念总统的图书馆。罗尔多斯是在职时悲剧性死亡的备受欢迎的总统。“和肯尼迪图书馆类似。”她神采奕奕地说。她向我悄悄透露，这个图书馆将收藏关于他父亲死亡但以前从未公开的资料，并补充说：“我坚信，这是一次暗杀。那个飞行员是空军中最优秀的，也是我父亲的朋友。他也有家庭和孩子，对我的母亲关怀备至，当时我的母亲也在飞机上。他不会像某个记者报道的那样干这种傻事。按照厄瓜多尔标准看，飞机理应飞行的路线，沿途地形并不复杂，天气一点都不恶劣，这与媒体报道的描述恰好相反。飞机无端偏离航向，实在难以解释。”
玛尔塔接着详细讲述了事件发生后公众所不知的隐情。飞机坠毁之后现场马上被当地警方封闭隔离，只有厄瓜多尔和美国军方人员才允准进入。两个关键目击证人，就在他们应就飞机坠毁事件原因举行的听证会提供证词之前，遭遇车祸，死于非命。飞机的一个引擎被送往瑞士实验室，检测结果表明，飞机“撞山之前”，发动机已停止。悲剧事发之时，玛尔塔仅17岁。从此，她被击垮了，以后数年，无法采取行动揭露真相。后来，在41岁时，她意识到她比父亲失事身亡时的年龄大了一岁，该有所作为了。
“你在书中谈到，”她继续说，“我父亲之死对奥马尔·托里霍斯所产生的震动。我知道情况的确如此，我嫁给了奥马尔的侄子，现在我们的女儿已经10岁了。我父亲的死成了奥马尔挥之不去的阴影。他曾告诉我的丈夫和其他很多人，他预计自己也会像我父亲那样遇害。他说他随时准备面对死亡，因为他完成了他的使命—已将巴拿马运河收回，将美国学校赶出巴拿马。”
就在杰米·罗尔多斯失事死亡之后的两个月多几天，1981年7月31日，奥马尔·托里霍斯死于飞机失事。
31
那次和玛尔塔面谈之后，我回到家里将上述谈话记录下来。杰西卡负责审定，搁置一个星期之后再次审核，然后在我确定玛尔塔已返回厄瓜多尔之后，把谈话记录用电子邮件发给了她。 然而我没有收到回信。于是，又给她发了几次邮件。6月份，我和妻子前往位于新英格兰的房子度假。从那里又给她发了邮件，内容很短，就是请她确认我是否弄错了她的电子邮箱地址。“是对的，”她回复说，“是我，玛尔塔。”于是，我再次把之前的谈话记录发邮件给她，问她是否想要加以补充，或怎样修改都行。然而从此，再也没有收到回复。大约两个星期后，登录进入邮箱时，发现有一封是来自她的地址。我兴奋地打开邮件，结果发现是一个群发广告邮件—厄瓜多尔即将举行的戏剧节目安排表！我点击了“回复”按钮，并再次请求她就我上次发给她的谈话记录谈谈看法。从此，邮件有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2006年6月11日，我前往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附近一所高中邀请我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事后，我与该校的一位西班牙语教师成了朋友，他的名字是胡安·卡洛斯·卡皮欧。他出生于厄瓜多尔，他的叔叔海梅·格兰尔扎·萨瓦拉博士，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厄瓜多尔知识分子，著述颇丰，《谁杀了杰米·罗尔多斯》（Who killed Jaime Roldós）是其著作之一。目前，他担任厄瓜多尔文化局局长，该局位于厄瓜多尔橡胶出口主要地区的埃尔奥罗省。2006年8月，胡安·卡洛斯·卡皮欧打电话通知我，他的叔叔将来纽约参加会议，顺便想与我见面谈谈。
8月14日，我和妻子威尼佛雷德开车去见他们，来到北安普敦的一家餐厅—拉卡瑞拉餐厅。走进餐厅时，就看见胡安·卡洛斯·卡皮欧和他叔叔。那天是星期天，晚上时分，饭店格外冷清，客人寥寥无几，但他们还是挑选了一个位于后部角落的位置，和其他用餐客人相去甚远。我不禁疑惑，这仅是巧合，还是防止偷听的预防措施？
闲聊了一会儿后，杰米告诉我，《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在厄瓜多尔引起了很大轰动，要在那边买一本《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基本上不可能。“只要《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书一到书店，就有人把所有册数悉数买走。”他苦苦一笑，“我出的有些书，也是这种情形，包括我写的那本关于罗尔多斯遭暗杀的书。那本书牵扯进去的同谋，有中央情报局、以色列政府、厄瓜多尔军方要人及厄瓜多尔右翼政党。”和罗尔多斯一样，海梅·格兰尔扎·萨瓦拉博士也曾担任教授，在瓜亚基尔大学授课。“我和罗尔多斯私交甚密。”他告诉我们，罗尔多斯当选总统之后，曾向他坦承他可能被暗杀的危险。然后他说给我讲一个事，或许我会觉得有所启发。
“1981年5月，杰米飞到休斯敦，和石油公司高管进行一次秘密会晤。参与会晤的还有几个政府要员。他认为，随行官员中有一个人对会谈有特别帮助，因为那个人曾在石油公司干过。杰米猜想他们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格兰尔扎博士悲哀地摇了摇头，“真是大错特错。总之，会议就这么开了：只有几个厄瓜多尔人和石油公司官员参与，而且后者要求不公开谈判内容。没有媒体，没有声明。美国人给厄瓜多尔人提出了他们的方案。他们知道，杰米在总统竞选时曾承诺要控制石油公司，但石油公司的要求包括获得他们以前在厄瓜多尔和其他国家取得的同样条件的交易，即由他们负责初始勘探开采工作，厄瓜多尔则用美元和原油来支付开采服务费。
“杰米向他们保证，用美元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支付合理的费用，他不介意，但不会考虑用原油做交易。‘我准备在我们国家建石化加工厂，只有这样，厄瓜多尔人民才能从价值增值中受益。’他说，‘我们想自留所有原油。’这番话激怒了石油公司官员。很显然，按照杰米的意思，这与他们先前和厄瓜多尔前历任政府所达成的满意交易格格不入，与他们全球政策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会谈由此进入白热化阶段。根据罗尔多斯后来给我透露的消息，会议双方于此争论不休。罗尔多斯最后忍无可忍，起身离席，他当时预计其他厄瓜多尔官员也会跟着他一起离开会议。但是，他们没有走。
“我们的总统，也就是我的朋友杰米，飞回基多之后就与他最信赖的顾问召开了会议。他告诉他们，他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可能将面临杀身之祸。但他并没有因此退缩。他照例直言不讳地发表看法。在电视上发表讲话时他声称，除非外资公司实施有利于厄瓜多尔人民的方案，否则他将把外资公司收归国有。他在阿塔瓦尔塔奥林匹克体育馆发表演讲，大谈国家主权，关心人民尤其是穷人的主题。就在那次演说不久，他和妻子登上了他们的专机，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然而他们永远无法达到下一站了。从休斯敦参加那次秘密会晤归来不到一个月，1981年5月24日，他们死于那次空难。杰米·罗尔多斯死于暗杀，绝对毫无疑问。”
坐在马萨诸萨州那家餐厅的我们四个人，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我在基多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第一次见到杰米·罗尔多斯·阿圭勒拉的，我想起了他的样子。精力充沛，魅力十足，风趣幽默，还有他的决心：决意带领处于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列的厄瓜多尔人民摆脱贫困。这一切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最后，我转向格兰尔扎博士，给他说了我与杰米女儿玛尔塔在3月份见面的事儿。我扼要归纳了玛尔塔言之确凿的推测，这也印证了格兰尔扎博士关于总统被暗杀的推论。
格兰尔扎博士转向他的侄子。“是的，奇怪吧？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当地警察竟然不准进入飞机坠毁的、我们自己的总统的死亡现场。美国军方机构能进入现场，而厄瓜多尔警局调查员却不准进入。认真想想看，那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提到，自从谈话之后我一直试图用电子邮件联系上玛尔塔的事。“我是想让她过目我记录的谈话内容，看她是否需要进一步补充，但她从没有回复我。”
他笑了起来。“她是不会回复的。”他说，“她的叔叔莱昂—杰米的兄弟—正在竞选总统，而且，在你和她面谈的时候，她也在考虑竞选政府公职。要知道，自从她的父母死亡之后，她和她的弟弟基本上把叔叔当养父看待。他们都为此备受打击和折磨，担惊受怕，过去可能一直如此。自从你和女儿与玛尔塔共进午餐那个月以后，厄瓜多尔又发生了很多事。我的祖国动荡不安。古铁雷斯被副总统帕拉西奥取代，而这个人则是反复无常，不可预测。没人知道其他人的立场。因此莱昂和玛尔塔十分害怕。他们知道，杰米·罗尔多斯被害的背后，隐藏着多方利益，其势力之强大，令人不寒而栗。所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她不会和你谈这些事情。”
2006年12月，我应邀前往玻利维亚。自由电影工作室的菲利普·迪亚斯和贝丝·博特罗，要求我参与一部他们正在拍摄的关于贫穷根源的纪录片。我把这次行程看做是一次良机，借此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埃沃·莫拉莱斯就职一年后玻利维亚人民的感受如何。我曾读过这位总统的很多演说和访谈，这次我有了机会亲自聆听来自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声音。
我访谈的对象范围广泛，涉及店主、出租车司机、餐厅老板和侍者、没有土地的农民、前矿工、推翻桑切斯总统的发起人、著名的女演员、卡拉·奥迪斯（与土著活动家联系密切），还有一个受害者的兄弟（曾亲眼目击其兄弟被一个士兵射杀、极度痛苦地死去）。在摄影机镜头的追踪下，我访谈过支持埃沃·莫拉莱斯的政府官员、满腹牢骚的商人，还有前总统豪尔赫·基罗加·拉米雷斯（现领导莫拉莱斯政府的反对党）。
很明显，新任总统面临无数挑战。商业精英和上层阶级的大多数人，都决意捣碎这位总统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支持他的民众，包括土著民，希望看到政府迅速扭转根植于数百年前的政策走向。我一点也不怀疑，除了所有这些来自本地的压力之外，莫拉莱斯同样也受到来自经济杀手的威胁和利诱。他一定很清楚，那些帮凶就近在眼前，随时准备行动。
一天下午，坐在总统官邸那宽敞的客厅里，我与副总统阿尔瓦洛·加西亚·利内拉闲聊。我从中得知，虽然莫拉莱斯频频露面，站在接触公众的第一线，但是副总统才是幕后的老板，是他负责将讨论最终形成政策。
如果你没亲自来过，你会以为这个客厅位于马德里皇家宫殿。天花板有两层楼那么高，里面有三个各具特色的就座区域，全由18世纪法国巴洛克风格的椅子、躺椅和波斯地毯装饰。此时此刻，我正在见面会谈的是一个因早年从事游击战而声誉卓著的人，会见地点就在专为国王设计的宫殿里。
加西亚·利内拉的行头打扮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讽刺效果。身材匀称的他，穿着平整的休闲裤，黑色衬衣领口敞开，外套得体的灰色运动装。他的双手保养有方，看上去更适合去做钢琴师，而不是去扛枪搞革命。
和他探讨了玻利维亚政府政策的具体情况之后，我们谈到了玻利维亚作为其他国家典范角色的话题。“要么全体自由，要么没人能自由。”副总统宣称，“为了使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的人民能稳定生活，我们要确保世界各地其他人民都过上稳定生活。”他给我描述了他称之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形。在这种社会中，首要目标是让该国全体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国家服务于富人和大型企业的时代应到此结束，国家必须为全体人民服务，包括最贫穷的人。”
在玻利维亚一次接一次的访谈中，我听到的民间看法大致是，鉴于政治变革席卷了整个南美大陆，因此该国局势将不可能再倒退到以前的状况。“我过去因为自己的艾马拉血统而感到羞耻，”一位妇女告诉我，“现在不会了。埃沃让我们为此而自豪。”
“我们再也不会接受奴隶制度，”她的丈夫补充说，“既不接受西班牙庄园主的剥削，也不会接受美国公司的奴役。”
然而，随之而来的还有阴暗的一面。莫拉莱斯的支持者担心，莫拉莱斯已屈从华盛顿的压力，因此还没有兑现他的竞选承诺。“他和查韦斯相去甚远。”是我经常听到的评论。他的反对者同样表达了忧虑：莫拉莱斯和委内瑞拉总统关系过从甚密，沆瀣一气。他们认为，莫拉莱斯正被查韦斯所利用，他只是查韦斯登顶整个南美大陆领导权力野心的一枚棋子而已。“首先是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然后就是秘鲁和哥伦比亚。”另一个人坦诚相告，“查韦斯想控制南美所有石油和天然气。他认为他是当代的玻利瓦尔。”
我在玻利维亚总统官邸迎来了新年。子夜降临的前一刻，埃沃·莫拉莱斯才休闲自得地回到总统官邸。他曾承诺要举办记者招待会，与大家共迎新春，届时将发布一些新的计划。他进来站在电视镜头之前时，我迅速打量了那个奢华的建筑四周。我注意到不少记者—来自英格兰的《经济学人》的女记者，来自美联社的男记者，在场的还有拉美其他国家的记者。莫拉莱斯看上去精疲力竭。我不禁在想，此人从如此卑微的出身一跃而成为总统，现在正成为全球新闻关注的焦点；如今他站在前面，形只影单，他现在的感受如何。然而，有一点确定无疑：他的总统职位将不会是一片坦途。
2007年的第一天，从拉巴斯飞回迈阿密后，我想到了1992年在危地马拉与佩佩·加拉米勒的共事经历。如今，局势的发展如此之快、之迅猛，完全超出我当时的预想。当时，我是作为一名美国公司的代表去危地马拉办事，探讨开发玛雅自然资源的前景，但在同时，我也和一家非营利组织密切配合展开工作，致力于协助玛雅人保护他们的家园，保留他们的文化传统。我当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我扮演的双重角色，也没有认识到我生活中的矛盾—同时也反映出我祖国的诸多矛盾。
如今，从玻利维亚飞回之后，就和以前从危地马拉回来后一样，我回到了熟悉的文化环境。我们宣称尊重人权，然而，我们却过着建立在盘剥其他国家人民的拜金主义生活，坐享其成，悠然自得。我所生活的国度的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5%，但竟然消耗了超过25%的世界资源。这个国家倡导环保原则，却又制造全球超过30%的最恶劣的污染。我的私人飞机烧的燃料，就是其他国家逐渐耗尽的资源。我的衣服，很多就是血汗工厂的产品。
1991年，我和伊哈德·斯佩林抵达舒阿尔部落领地时，那位老人的一席话完完全全道出了典型的美国生活。“你们梦寐以求的是修建大型工厂，建造高楼大厦，拥有的车辆恨不能有河里的水滴那么多。现在你们才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梦魇。”
1992年，佩佩害怕的是土著民。接下来20年的时间，将证明他的害怕是有充分道理的。在我就怎样做才能让局势好转征求热带雨林的那位老者建议的时候，他的点拨让我得以窥见未来的面貌。“很简单，”他是这么回答的，“你要做的，就是改变梦想……只需要你播下与你们大众文化不同的种子，教育你们的后代，拥有新的梦想。”
拉丁美洲已经在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提议。由土著民、城市穷人及农村农民组成的主力军，以呼声和行动来改变梦想。他们发起运动保护文化和家园。他们推翻了专政暴君，把要求将自然资源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候选人选为总统。说来很有讽刺意味，他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我们美国人民。在反对公司帝国势力的行动中，他们迫使我们看到我们的祖国在世界各地干的各种勾当。正是他们为我们和世界其他人民树立了榜样。
拉丁美洲的人民也带来了其他影响，不是对格兰德河以南地区的影响，而是对我们美国本土的影响。面对政府在削减养老金、教育、社会安全和医疗福利预算的同时，却增加伊拉克战争拨款预算、出卖新奥尔良飓风灾民，我们多数人还只是愤懑不平，而如今他们已涌上街头，公开抗议他们认为不公平的移民法案。我们坐在家里，对国家所作所为唉声叹气，对着电视毫无作为，而他们却行使了我们《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直言不讳，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在华盛顿特区举行游行示威。不论你是否真的站在他们一边，这并不重要，但是你一定会注意到他们的举动，并为他们展示出来的勇气和付诸行动的决心喝彩。
中东人民同样在采取行动。然而，他们应对帝国势力扩张的方式沿袭了历史传统，因此和拉美人民所走的道路截然不同。
在20世纪的前半叶，石油成为有史以来最有价值的资源，成为推动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最大动力。因此，保证可靠的石油供应，自然成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日本攫取石油的狂热，正是他们决定突袭珍珠港的主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提升了石油资源的地位。要知道，为坦克、飞机和战舰提供动力的，就是石油；卷入战争的任何一方，如果没有石油，那么就是注定要失败的。
而且，石油也逐渐演变为公司帝国势力唯一最强大的工具。
和平到来之后，美国石油公司高管拟订了将一举改变历史进程的计划。他们确信，只有说服美国总统和国会节省能源储备，已备将来战事和其他突发事件之用，才最大限度地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也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既然其他洲的国家资源可为我所用，我们何必耗尽我们国内的资源呢？他们伙同英国和欧洲公司，劝说政府为他们的资源开发业务免税，同时出台其他激励措施。他们宣称，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控制全球石油供应。
这种决策（历任总统和历届国会此后无不支持的决策）自然衍生了新的政策，而这种政策力量之大，竟重新界定了国家边界，创建了新的王国，同时也推翻了诸多政府。和黄金一样，石油变成了权力的象征，发展成为货币定价的基础；和黄金不同的是，石油还对塑料、化工及计算机业务至关重要。
石油高管的计划看起来，就是要从第三世界产油国家赚取大量财富。然而，这和黄金开采热潮的情形如出一辙，石油也会成为他国的烦恼。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就好比是过去西部新兴城市中的黄金开采者，一旦他们提出拥有某地黄金的开采权，马上就会成为流氓和强盗巨贾下手的目标。
几乎与石油一跃而成为迈入现代化的钥匙的同时，美国的“老对手”苏联也浮出了水面。历史学家指出，帝国扩张的推动者需要制造外部威胁，而苏联正好方便地为美国扮演了这一个角色。莫斯科的核武器又正好为公司帝国所利用，他们宣称，在冷战面前，美国的外交手段应该创新。
在这种背景下，冷战时期第一次因石油而起的对峙事件，就发生在世界石油蕴藏量最多的那个地区—中东。当时，备受伊朗人民拥戴的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德义正词严地要求，他的人民理应分享从自己家园开采的石油带来的收入，并将一家英国石油公司资产收归国有。于是，义愤填膺的英国人寻求其二战盟友美国的协助。当时英美两国都害怕军事干预会激怒苏联，从而引发核战。因此，美国决定不派海军陆战队直接入侵，而是送去中情局特工克米特·小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之孙）。只不过花了几百万美元的代价，小罗斯福就组织了冲击伊朗政府的暴力游行，并最终将摩萨德政府推翻。中情局扶植穆罕默德·巴列维取代被推翻的民选首领，成为石油巨头的专制暴君朋友。
正如我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谈及的那样，小罗斯福的成功催生了一个全新的职业，即我加入其中的经济杀手职业。他们得出教训：帝国的铸造，也可以在没有开战的情形下实现，而且其成本会大为降低。蕴涵资源的地方，不论何方，只要被公司帝国瞄上，中情局的战略战术就可以派上用场。克米特·小罗斯福是效力中情局的雇员，如果他被伊朗逮捕，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政府因此决定放弃政府间谍，转而采用私营部门的经济间谍。我曾效力的美因公司，就是这样一家被美国政府相中的合作公司。
没过多久，我们这些经济杀手就发现，要找借口操纵他国政治局势，我们不必等到油田被收归国有的时候才进行。我们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跨国”机构变为我们进行殖民活动的工具。我们通过谈判，为美国公司带回了利润丰厚的交易，与他国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这种协定往往公然以牺牲第三世界国家出口商为代价，服务于美国出口商。到头来，这些国家背负巨额债务，局势失控。事实上，我们扶植了亲美的代理人政府，他们貌似以本国人民利益为重，但实际上却是为我们服务的仆人。
在经济杀手一次又一次的得手之后，公司帝国展开了鼓励石油消费的攻势。公关宣传专家前往世界各地，就如那些毒品贩子努力兜售毒品一样，鼓励大众购买公司帝国组织销售的物品—通常是石油产品，或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那些骇人听闻的血汗工厂中生产出来的产品。
伊朗政变后的那10年期间，经济学家频频列举经济飞速发展的案例，以此证明贫苦正在减少。然而，正如我们在亚洲所看到的那样，统计数据欺骗了世人。这些数据，非但无视社会和环境逐渐恶化的事实，而且并没有解决长期问题。
小罗斯福策划、实施伊朗政变之后引发的事件，为我们提供了“出乎意料的后果”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政变可谓成功，将亲石油巨头的独裁者扶上了总理位置，但此类行动同时在中东种下了祸根，反美运动已司空见惯，成为常态。美国推翻了他们普遍欢迎的民选总理，伊朗人民永远不会宽恕美国。周边国家的人民永远也不会宽恕。政史学者不禁思索，如果华盛顿支持摩萨德，鼓励他将石油收入用到改善人民生活中来，从而让他们摆脱贫困，世界局势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很多政史学者最终认为，这会鼓励其他国家勇敢地踏上民主之路，从而有可能避免从那时起就让该地区人民饱受折磨的骇人战乱发生。但是，情形恰好相反。美国政府义正词严地宣称：伊朗是不值得信赖的国家，也不是我们自称的民主体制的捍卫者；我们的目的是要帮助第三世界国家。但事实上，我们只想控制那里的资源。
就在这同一时期，美国国内也经历了严峻的问题。在扩张公司帝国权力基础的过程中，美国为此深陷债务危机。除了油田之外，生产美国消费产品的工厂也日益转向其他国家。外国债权国强烈要求美国用黄金支付欠款。1971年，尼克松政府的回答是，放弃金本位制。
如今，美国政府又面临新的两难困境。如果美国的债权国转而只接受其他货币，那么公司帝国全额偿还债务时，须以当时举债时货币相对于黄金的价值为准来支付。如果情形果真如此，这将是一场灾难，因为公司帝国金库中储备的资金并不足以全额偿还债务。守卫美国破产大门的唯一警卫，就是美元印钞机，这是因为我们可以借此大印美钞，并自行规定钞票面值。唯有世界一直接受美元作为通行货币，才能避免美国的破产。
在本书前言中，我曾扼要总结了美国围绕沙特阿拉伯杀出的一条血路。当然，美国的出路并不只于此，还有更多的内幕没有涉及。有两个并不知情的美国盟友“出马”搭救了美国，而且，它们都来自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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