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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语言文字比较与中西文化走向
[日期：2007-01-04] 来源：  作者：辜 正 坤 [字体：大中小]

中西语言文字比较与中西文化走向
辜 正 坤
（根据1992,1994,1998,2001,2002多次演讲或讲课录音整理，已经作者审订）
(又，本文上传网络时，图像部分失真，尚请读者原谅，改日纠正。)
1. 挑战索绪尔：语言文字原来并非任意的
那么，语言文字作为一种纵向的诱导或者暗示的因素又是怎样对文化产生作用的呢？它在很多场合，是如何表现为一种制约性因素的？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面临着对语言学本身的一些权威观点的挑战。什么挑战呢？大家都知道，西方语言学界现在占主流的观点（即以索绪尔为首的西方语言学家的观点）是认为语言（包括文字）从根本来说具有任意性。就是说，它的产生涉及的必然因素很少，主要是任意的。比方说，按照这种语言任意性的观点，我们对周围事物的命名行为都是偶然的任意行为，例如我们把男人叫作男人，把女人叫做女人，都是随心所欲地叫的，没有必然的联系因素在里边。西方的主流语言学家们从这里边推导出一个公理：语言在本质上具有任意性。所有的教科书，至少是现行的通行的教科书，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通常都把这个作为一个公理来看待。西方语言学界的某些权威语言学家还认为这个公理是语言学的拱门顶石，是语言学的基础，如果它站不住了，意味着语言学最基本的东西就被推翻了（具体论述请看拙著《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一书）。
1.2. 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
我个人的看法正好与这种主流观点相反。我认为语言、文字，从本质上说来主要不是任意性的，而是必然性的。语言文字的产生过程，昭示出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就是它们都是在特定场合、特定时间、特定主体、特定目的等诸多因素的交相作用下必然要产生出来的。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而产生的大量命名行为也是具有必然性的。中国人的姓名必然是中国式的，印欧语系国家的民族的姓名必然是印欧语系文字模式所规定了的。当然，它们也有任意性因素，但它们的任意性因素是相对的。它们的非任意性因素，也就是它们的必然性因素，当然也是相对的。可是，任意性和必然性毕竟有一个何为主何为次的问题。那么哪一个是主，哪一个是次呢？这个问题不能笼统地回答，这中间有一个序列关系。根据我的研究，语言文字的必然性因素随着时间流逝，早期往往是必然性的因素占主要，后期慢慢地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主体因素的增强，它的任意性才逐渐增强的。我把这种情形叫作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见下图示。）这恰恰与那种“人类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哲学观点相呼应。从逻辑上来看，越是远古的时候，人类越不可能具备太多的语言运用任意性，随便地去创造一种语言或文字。不同的人类只可能就当时的智力条件创造出一种就他们的能力能够创造的东西。换句话说，至少在创造文字的时候，他们只可能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地进行模仿性创造。他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象大脑智力已经高度发展了的当代人这样随便地创造一个数字、或者一个声音来代表抽象的含义、抽象的内容。要知道这种能力是我们的大脑思维能力经过若干万年的演进、强化之后的结果。最初的人类不可能有这个能力，他们的能力应该是很简单的。就拿象形字的起源来说吧，象形字往前追溯，是什么呢？是图画文字。为什么会产生图画文字？因为语言学家们发现，全世界的许多文字推到极端、终极上去，它们往往都是产生于图画文字，或者说都要经历这么一个阶段，然后才演变为象形文字。汉字也一样，先是图画文字、然后演变为象形文字、再后是形音字，慢慢地演化成我们今天的文字。这个过程体现了人类本身的的智力发展过程。文字越来越脱离它原来的实物特点，慢慢地从具体的物象越变越抽象化，越变越符号化。
语文
必然性
语文
任意性
1.2. 图示：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
图中左面蓝色三角形表示语文的必然性因素；右面红色的三角形表示语文的任意性因素。由图所示，可以看出，语文必然性因素的总趋势是递减的，而任意性则是递增的。当然，在实际衍变过程中，各种语文的衍变趋势不是这么规则的。这里只是就其总的趋势而言。其衍变的速度与规模是与具体社会环境所制约下的人对语文本身的具体需求行为的强弱相对应的。也就是说，人的干涉作用可以延缓或加速衍变进程。如果没有特别强烈的语文改革整肃行为，在一般情况下，这两种演变趋势呈不可逆态势。当语文的必然性因素降低到最低限度时，语文的任意性因素上升到最高程度。换句话说，在通常情况下，语文的必然性因素与时间过程成反比，语文的任意性因素与时间过程成正比。
但是用这个道理来解释西方占主流地位的语言文字，例如英文等语文的演变规律时，我们要注意到一些特殊情况。这就是，印欧语系中的若干文种，例如英语中的很多东西并非是完全整体地从自身衍变而成的，它们往往是借鉴过来的，不是一步步直接地从图画文字、象形文字发展出来的。比方说古希腊语，它就不是自己先从象形文字独立演化出来的，而是借鉴了腓尼基人的已经是现成的那一套字母，之后在这个基础上，把字母拼合起来符合它自己的需要，慢慢地形成了一套语文体系。这种应用面较广、文化承载量较大的语言文字，因为已经越过了图画演变阶段，从外形上看，已经没有多少象形特点可言，其直观的象形暗示特点太少。因此，这就会产生一种误导机制，诱使西方语文学家不往那个方向考虑问题。于是许多西方语文学家就很容易误以为所有的语言文字从本质上来说都肯定是任意的了。其实，既使将腓尼基人原来的那种字母再往前追溯，它也一定会追溯到具有象形特点、图画文字特点那种阶段的。从语言文字的起源看，最初的语言文字不外就是这个世界本身的一种缩写、一种缩影，一种抽象凝结象征。它们是外部世界与人类的大脑等等感知器官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原始人试图表达什么东西的时候，最初最有可能也只可能直观地表达，特别是用一种简单的图象来表达。因此自然界实际上等于是依据人类的感知器官所能接受的程度在按比例地减缩、减缩、直到减缩成一种图画的式的东西，一种象形的东西，一种后来能被方便地附加上声音符号的表意系统。这种简化过程越来越加剧，以致最后人类终于发现，实际上人类只用几个点或几组线条的排列组合形式就可以表示任意一种文字。当然，当人类发现这一点时，他已经不是原始人类，而是抽象思维能力有了高度发展的人类。印欧语系语文中的许多语文都是借鉴而来的，因此这个经由自然界、图画文字、象形文字、符号文字的衍变的全过程并不一定在每种单独的文字生发过程中出现，因此其演变的必然环节便很容易被忽略。所以有些西方语言学家得出语言文字在本质上是任意性的或者说是偶然性的结论，这就不足为怪了。
因此，我可以说，语言的任意性问题构成索绪尔语言学的误区。我认为：只有存在两种以上并存的异源（谱）符号时，语言才被看成是任意的。每种语言就它自身的单独的发生学的意义来看，其产生只可能是必然的。因此，语言具有相对任意性，即区别性任意性。也就是说，只有在相对于他种民族语言的时候，它才可以被看作是具有任意性。同理，语言具有相对必然性，即相对民族自身而言，其语言是必然的，具有排他性必然性，而不是任意的。语言文字本身的产生和存在方式首先是必然的，不是任意的，但随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提高，语言文字的必然性降低，任意性升高。但从本质上来说，语言文字（包括其音义关系和形义关系）是必然的，不是任意的。[1]
对语言文字任意性观点的挑战在我国可以上溯到北宋时期的大学者王安石。他在1076年的时候就提出，说字形、字音都是符合天地万物之理的。他说汉字“其声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其形之横从、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义，皆本于自然，（非人）非人私智所能为也。”[2]用当代人的话来说，就是指语言文字最初的产生发展有它自身演变发展的规律，不是某些人自个儿想怎么改变就怎么改变它的。王安石认为字音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皆本于自然，非人私智所能为也”，这种观点暗寓音义同构、合于自然之道的思想。可惜的是，王安石并未从理论上进一步系统探讨这个问题，也未从实践上真正解决这个难题。我以为，人类只可能利用自己当时的智力条件，即在当时其大脑的创造能力允许的范围产生出某种合于人类需要的东西。人类当时所处的环境提供给他的条件能够使他产生出的什么样的语言和文字，他就只能产生出那种语言文字，而不可能是非常充分地创造演变出一整套系统的、有内在联系的语法系统、词法系统、语音系统等等。要达到这一步，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人类还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任意地创造出语言文字来。所以王安石的观点很值得重视。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在中国语言文字发展史上提出了语言文字不是任意的而是必然的这种观点。因此西方主流语言学家的观点早在９００多年前就受到中国学者的挑战了。不过王安石总共就只说过这么几句话，没有具体论证，所以他的观点没有人重视，也没有人把它看成是一种有说服力的理论。我个人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阐述这个问题，叫作《人类语言音义同构现象与人类文化模式》，登在《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六期上（见本书第四章），从语言文字的音义具有同构特点这个角度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1.2 1语言文字衍化的最优模式论
如果我们知道了语言文字衍变的必然规律，我们就理所当然地试图运用这一规律来解释现存的语言文字。
照我看来，在最抽象的表意总功能上，语言文字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在具体的表现手法上，语言文字是有优劣之分的。一种语文互生互构于一种文化系统中，它无疑是能够充分表达该种文化需要它表达的形式与内容的。当没有别的文化系统冲击的时候，汉语、古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等等，都无疑完美完成了各自的文化系统交付的承载任务。但是，当我们对各种语文的表达功能进行具体分析比较的时候，我们发现，不同的语文对不同的表达对象具备不同的表达特点或表达优势。例如在营造诗歌的艺术感染力时，我们发现汉语言文字在总体上无疑优于印欧语系语文。关于这一点，我在拙着《中西诗鉴赏与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中进行了论证。而在抽象几何形式逻辑表达方面，印欧语系语文优于汉语。但是，在具体的象形直观逻辑表达方面，汉语文优于印欧语系语言文字。
那么，最优秀的语言文字究竟应该具备哪些起码要求呢？要知道这一点，只需知道语言文字本身具有什么基本表达特点就知道了。这就是：地球上的任何一种语言文字都具有语形、语音、语义三种特点。显而易见，最优秀的语文指的是够在表达形、音、义三个方面都能够相对达到最佳效果的语文。一种语文要在形、音、义三方面都达到最佳的表达效果，就要求该语文具备尽可能完美的语形、语音、语义形式。
所谓语形，指的是文字的外显形式，例如图画文字、象形文字或拼音文字。
所谓语音，指的是语言的发音形式，包括语音、语调、轻重音节等等。
所谓语义，指的是语言文字表达的含义。含义分为形式含义和内容含义及引申含义等等。
在语义问题上不用多解释，因为一切语文归根结底都是要能够表达含义才能够存在、才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要讨论的要紧的两项是语形和语音。
那么，判断这两项的优劣条件是什么呢？
我认为，既然语文的根本任务是要表达某种对象，那么，从纯理论说来，显而易见，表达方式越与被表达的对象本身联系越紧密越好。比如说表达“门”这个概念，如果从文字的外形和声音两方面都能够有助于让我们直观地理解被表达的门本身这个物体，那么，这样的语文就有资格被称作是最优秀的语文。不言而喻，这样的语文就是象音语言、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
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如果图画文字和早期的拟声语言（象音语言）是最优秀的语文，何以人类的语文中的图画文字和象音语言几乎都逐步被符号化的拼音语言和形音文字所取代了呢？原来这里还有一个表达的简洁性经济性问题。如果表达一个信息需要太累赘的表达手段，人们便趋向于愿意牺牲表达的直观精确性而获得表达的简单快捷性。人类生活频率的增高与其追求高效率是息息相关的。而这种高效率便不可避免地驱使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日益向符号化方向演变。这就是印欧语系语文得以高度抽象符号化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内在原因。这一原因我把它定义为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见前）。
然而，如果人类听任一切语文的流变服从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那么，一切语文都会最终走向自我否定，彻底割断与表达对象本身任何直观联系。这是一种好的现象吗？人类应该遵从这一必然律吗？
问题的核心就在这儿。我的回答是：不！如果人类发现了某一规律，却仍然只能被动地完全屈从于该规律，成为规律的奴仆，那么人类倒不如根本就不发现这些规律的好。人类发现规律的目的，不是为了强化自己成为规律的奴才的决心，而是为了趋吉避祸，至少是为了能够延缓、甚至相对阻挡某种进程，降低事物发生的频率。比如说人类对各种不治之症的疾病的抑制就是这样一种延缓措施。人类可以对抗必然律，甚而至于改变它。人的生命进城是一个更为明显的例子。尽管人必然走向死亡，但是人类能够延缓这一进程。
那么，人类要把这一进程延缓到什么程度最好呢？如果以人的生命进程为例，人类最理想的进程延缓点是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困难。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都遵循由弱而强、由强而盛，由盛而衰这个模式。一般说来，最早的和最晚的，都不是最理想的。一个人最理想，最值得保持的生命阶段是中年（或盛年）阶段。这是人类的生命力、知识、智慧、创造性与道德自律能力都达到顶峰的阶段。所以，将生命进程长期延缓在这个阶段是人类的理想。这个理想阶段大体上符合黄金分割律：0.618。也就是说，在人的生命的假设为一的线段上，0.618处将是最佳的生命段。
将这个问题引入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座标图，我们会很快发现语言文字的符号化进程应该被适当加以延缓的地方（如下图）。
语文必然性与任意性衍变进程中点 佳停止点
语文必然性与任意性衍变最佳停止点
语文
必然性
语文
任意性
0                      0.5   0.618                1
图画文字阶段     象形文字   形音字    拼音化文字
6.1.2. 图示：语言文字衍化的最优模式
根据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座标图为基点建构的语言文字衍化的最优模式这一座标图表明：１）图画文字阶段太必然性太强，过分依赖直观表达；２）象形文字阶段必然性大于任意性，有较大的优势，但是符号化（拼音化）程度还不高，表达的经济性偏低；３）形音字阶段，兼有了语文的必然性因素和任意性因素，符号化因素略大于象形因素，可以说是兼得二者之长，同时略趋近现代符号化经济原则，所以应该是语言文字衍化最好的阶段。人类应该设法尽量延长这个阶段；４）拼音化阶段，任意性太强，基本割断了人类与外部世界物象的直接联系，过分抽象，虽然是外形最经济的文字，但是在达义上未必最经济（见后文，此不赘）。
1.3. 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与汉语言文字的关系
从6.1.2.节的论述，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证明汉语言文字是现存人类语言文字中最优越的语文。根据语言文字衍变二极对立双向互进互退律座标图（6.1.3.），汉语言文字正好处于语文必然性与任意性衍变最佳停止点上。这是因为汉字的构成百分之８０以上是形音字，它没有演变成拼音文字。由于汉民族祖先的智慧，对汉字的构成进行了强力干涉整肃，强化了汉语言文字系统的抗拼音化趋向，使得汉字在近２千多年来相对稳定。尤其是汉字的书写构成的形声结构反构了语言结构，造成汉语言文字的超稳定结构。汉语言文字成为当今世界语言系统中表达最丰富、最有人情味、最直观、音节最少、最有形象性的语文。汉字不拼音化道路，但也不妨利用拼音系统作为辅助系统，增强其表达功能。关于汉语言文字没有走上频化道路的具体构成分析，请参阅本书第五章。关于汉语言文字的具体优越性、例如视象、音象、义象的优越性，请看本书有关章节及拙著《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1.4. 根据语言文字的必然性原理推测思想发展史及文化走向
依据以上的阐述，我想要说的是，西方语文学家必然要得出语文是任意的而非必然的结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难以摆脱他们所使用的语文结构为他们模塑成的思维结构的束缚。根据语言文字具有必然性的原理，我们可推论预测某一民族的思想发展史及文化走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持某种语文的民族头脑中将要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在历史背景中展开的宏观的层面上，有时是可以预测的。换句话说，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的思想成果的整体框架，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无非是他们所使用的那种语文形式的投射形式。它们尽管有一定的区别，有对立，但那种区别与对立也是他们所使用的那种语文所能容纳的区别与对立。这种模式一旦成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部影响（尤其是与该种语文形式差别极大的语文——例如汉语言文字的影响），往往可以几千年、上万年地存在下去。所以语言文字对于文化走向具有历时纵向诱导的模塑作用是不用怀疑的。
语言文字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它产生出来之后，反过来互构文化，互构外部世界。这之间有一种必然性联系，和语言文字本身具有必然性是相通的。我们这里不多谈了。明白这一点你就容易明白我在后面讲语言文字是怎么样潜移默化地纵向地影响我们文化的发展方向或确立我们文化的总的走向了。你到了任何一个国家，有时候你只要听一下那个国家的官方语言的声音，你就会发现它的发音和它那个国家的整体文化的状态在精神面貌上有某种契合的东西。你感到很奇怪。你不管是念日语也好，希腊语语也好，念英语、德语也好，都会发现这种东西，发现文化做为一个整体，其精神风貌怎么和它的语言的发音都那么同步呢？这是非常奇特的。我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已经探讨过这个问题。今天在这里则是在那个基础上进一步来系统化和延伸，把论述的面展开得更大一点儿。我试图解释清楚这么一个问题：语言文字是如何必然地不同程度地制约文化发展的。我这里的文化，当然包括人类文化整体，包括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
1.4.1. 毕升与德国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与文字文化的关系
我这里提一个问题：中国的毕升早于德国的谷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很好利用这一技术、而西方人却一经发明就拼命地利用呢？我认为，这和中西文字的区别，尤其是中西文字字形的区别很有关系。西方文字、比方说印欧语系的文字，只有二、三十个字母，因此，只需要雕刻二、三十个不同的字钉就行。然而，中文则不行。中文需要雕刻几千个不同的字钉来支持上万个字才行。因此，如果印书的时候印刷量太少，就不划算；只有印刷得越多才越有用。而在古代中国，对书籍的需要和需要量，没有现代社会那么急迫和数目庞大。加之古代的中国书一般比较短，就是说，分量不太大。一般的中国文章，也写得比较短。因此，印书的人就宁愿用雕版的办法，而不是用活字印刷的办法。西方人的书既然都是用字母拼写而成的，例如英语，使用二十六个字母就可以拼写出所有的文字，因此，只需要雕刻二十六个字母就可以了。由于二十六个字钉，也就是说２6个字母的排列组合，可以产生大量的文字，印刷起来，重复率比较高，所以也就适合于用活字印刷的办法。我想这就是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在中西发展的程度不同的基本原因。
西方人潜在的西式科学能力并非一开始就能得到全面发挥，它还需要一些必要条件。而活字印刷术之类就是这样的必要条件。
1.4.2. 从中西语文代词的使用看中西方人价值观
举个例来说，英语中有代词你（you），他(he)，我们(we)，他们(they)，男的他(he)，女的她(she)等等，这些代词都是不大写的，只有一个代词我（用字母I表示）是大写的。单从这个简单的事实可以推导出什么东西来呢？这就是可以看出西方人具有自我中心主义。在人际关系中，西方人认为“我”是最重要的，要大写；而其它那些代词则不是那么重要。这么一推导，你发现西方的主流文化在价值观方面往往围绕着这个东西，都很注重自我，把“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因此它有众所周知的individualism，这个词有人翻译成个人主义。我想还可以补充一些意义，例如自立主义、自强主义或自利自重等。大写的我，无疑强调了这种以个体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所以单从这种非常平凡的大写现象就可以窥视到西方人典型的价值观。西方文化中一定会产生一整套的个人主义理念这种东西，它的语言本身就已经暗示它向这个方向发展了。大写就是一种强调。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汉语的情形如何呢？刚好相反，同样是称呼“我”，中国人就不会大写它（强调它）了，当然汉语没用拼写的大写形式，它可以用黑体字或加点的字或划线等方式来表示强调，但是它没有用这种方式。相反，传统中国人称呼自己（我）时往往会说：在下、鄙人，不才，贱人、奴婢，等等。就是处在皇帝的位置上，也称自己是“寡人”或者是“孤”，就是把自己置于一种不那么受尊重的位置上，一种克己的心态下，尽量去尊重别人，尽量处于自律的心态。它跟西方文化中一味强调“我我我”的那种情况一下就区别开了。单是这一个代词的使用，就可以看出这两种文化是分道扬镳的，它在很多方面在极性上是相反的。因此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要想在各个层面上，真正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当然结合的可能，还是存在着的，不是说完全不存在，因为除了差别之处，也存在着若干共通之处。共通之处容易沟通，怎么来填平差别则往往非常棘手、甚而至于根本就不可能。
没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以前，在讨论所谓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之类课题时往往会走入歧途，或者容易走向极端。很多学者，尤其是五四期间及那以来的一些学者，在这方面陷入困境的人不计其数。因此我觉得研究这个问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至少对有些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或启发作用。
1.4.３．从信封与姓名位置等看中西方人文化价值观与思维模式
我再举一个例子。中西信封上收信人姓名地址的写法也极鲜明地凸现了这种差别。比方说我用中文写我自己的地址，一定是写成：中国北京北京大学英语系辜正坤，就这么写。可是如果我是在西方用英语写自己的地址，我就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全都颠倒过来。一定要先写我的名字（自我中心主义嘛）然后是系别，然后是更大的地址。也就是写成：辜正坤，英语系，北京大学，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要这样写。西方人跟中国人一样，写习惯了，写多了，便认为天下的信封就应该这么写才是对的。对照一下这两种写法，你立刻看出中西信封上姓名地址的排列顺序是完全相反的！它们分别把两种文化的价值观凸现了出来。也就是说，中国人重整体，重集体，在思维模式上是由大到小，倾向于从宏观到微观。把自己的地位放在国家与单位之后。而西方人刚好相反，是重局部，重个人，在思维模式上是由小到大，倾向于从微观到宏观。当然这是就主要倾向而言，不是说在一切方面统统如此。在许多方面中西文化都是兼而有之的，主要区别是程度问题。
我在西方的时候非常不习惯这种东西。这种不习惯从海关填写入境或出境单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一旦把自己的名字填写成辜正坤，就会有外国女士帮我改成“正坤辜”。我呢，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总是会顽强地把它又改回来，对方就会惊讶于我这人太没有文化：天底下的人不都是名在前，姓在后吗？怎么这人连这都不知道？可怜中国人却没有胆量对外国人说：天底下的人不都是姓在前，名在后吗？中国人最反感的就是把姓倒过来写，因为我们是尊祖。姓代表我们的祖上，排在前面表示尊重，而西方人一定要把它倒过来，名代表自己，排在前面表示自尊。各有一套价值观。西方人在改动你的姓名的时候没有觉得是在侵犯你，他们认为是西方的这种姓名排列法是当然正确的，天下的公理就只有一个：姓一定是放在名的后边的。所以我把它改过来之后，他们往往毫不犹豫地又把它改回去。有时还非常和蔼地看着我说：你怎么了，来了这么久还不知道这个？应该改过来。他们那个价值观就是那样的，他觉得就应该那么做。我就跟他们争论，你们的William Shakespeare，我们把它翻译过来的时候，就是威廉·莎士比亚，我们并没有把它改成莎士比亚·威廉。你为什么要改我的？所有外国人的姓名，中国人翻译时根本就不改变它，它的姓名的位置在哪里，基本上都是保持原样。而偏偏他们对中国人的姓名位置就这么理直气壮地随便改，改了还觉得是做了天大的好事——文化冲突的潜在根源就是这类东西：误解和偏见。
我有一个同学叫杨立通。在中国本土还是典型的中国人，到西方那地方混了几年后，打长途电话回来，以一种很奇特的声音给我说话。我说，你是谁？他说“立通杨”，我说什么呀？—“立通杨”。我说，“你究竟是谁呀？”“杨立通！”我说，你怎么不直接说是杨立通呢？他说他已经习惯了，已经同化了，他觉得就该那样叫，他已经感觉不到区别了。而这种现象在中国现在的大大小小的外语专业很普遍。可以看到很多人写的简历，用外语介绍自己时，通常还是保留这种特点，理所当然地认同西方的的习惯。可是外国人却未必是这样。
1816年，英王派使团觐见大清皇帝，大清宫廷理所当然地要求英使照中国人的觐见方式叩头，英副使贡斯当却执意不肯，认为有损其人格国格。弄得嘉庆帝很不高兴。这件事情按入乡随俗的原则，显然是英方失礼。表现出西方人的狂妄与不尊重它国礼仪。然而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中国人为英使辩护，同时讽刺中国人是夜郎自大。甚至有一部中国电影中也表现过类似的情节，用意则还是讽刺中国王朝腐朽没落，而居然还在英使面前妄自尊大。这种中国人蓄意贬低自己的现象简直难以理喻。其实西方人有自己的价值中心主义，认为天下的规矩都该按他的来，这也可以理解，我们取宽容态度就行了，但最后竟然完全认同他的价值观才是对的，我们自己的就肯定是错的，这就跟洋奴没有区别了。
回到语言文字上面来。语言文字这种非常简单的东西，它常常孕酿、蕴含着重要的价值观。这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样破除语言文字带来的障碍就意谓着你破除你自己的命运的枷锁。语文总是以某种方式控制着我们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你如果能改造你自己的语文，就意味着你能改造你自己的性格和前途。因为它确实是有这个威力的。
2. 中西语文的基本差别与文化效应
上述章节只是就语言用法如何反映文化、反映价值观等举了几个小例子。我再进一步谈谈中西语言文字究竟具有哪些基本的差别并诱导出了什么样的文化效应。在西方的语言文字方面，为了讲解方便，我只是举比较有代表性的英语为例，因为很多同学都学过英语，以英语为例容易理解。通过比较，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楚地凸显出语言文字会产生出怎样的诱导、暗示的作用，而它们的差异又如何产生出相应的文化效应，模塑出相应的文化面貌。
具体说来，我将从四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语言文字的语音、语形、语义、语法四个方面。其中的语形指文字的形状和排列组合方式等。简而言之就是指音、形、义、法这四个方面。
2.1. 中西语文语音差别及文化效应
提到中国语文时，我们往往有点模糊，实际上语言是语言，文字是文字，这两者是不应该把混同起来的。一般说来，文字比语言要发生得晚一些。为了方面，我常常把它们连起来陈述。同时，在举西方语文方面的例子的时候，主要以英语为代表。那么中西语文的最基本的语音差别是怎么样的呢？
汉语它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单音节形式。它一音一个字，或者一个字一个音，而且绝大部分汉字是开音节。什么叫开音节？就是一个音节的结尾没有辅音只有元音。比如我刚才说的这句话“什么叫开音节”中就没有一个字不是开音节字。“开”字我念成K+ai,我不会念成k+ai+t。因为如果你在后面加个t，或者g，那就不是开音节，而叫闭音节了。你会发现中国的汉字不管有多少，几千几万，全都是这样，后面都没有西方式的那种明显的辅音，例如t。没有这个t实际上造成了非常奇特的效应。这就是它导致成中国语文根本不可能演化成拼音文字。这一点我们就不进一步谈了，这是要另外一篇论文才能表达清楚的。那就是说汉字绝大部分只是开音节，每字都有音调，而且严格地分一、二、三、四声，是给它规定好的，很规则。它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声音很响亮。
那么西方的语文呢？以英语为例。它虽然也有许多单音节词但同时它还有更多的多音节的字词。它具有多音节的这一关键性特征把它和中国语文一下子区别开来了。当然它除了有多音节，还有闭音节，成音节等等。它不是一字一音，而是一字多音，并且用轻重音来表语调。而汉字则是以四声来表示。这些区别看起来是很微小的，但千千万万的字词都具有类似的特点，区别就大了。关键在于，这种有区别的语音特点会造成什么文化效应呢？我们要提醒一下，一旦你学会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的语音天天都会打击着你的耳鼓，不断地作用于你的感知器官，你不知不觉地受到这个种因素的熏陶，一天到晚地说它，想它，从你出生出来的那天起就要接受它，它等于时刻都在模塑你的语音感知能力模型，也在模塑你的思维模式，日久天长，就等于教会了你一套用语音来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一整套语言就是一种世界观的认知模式。所以你学到一种崭新的语言，等于学到一种崭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2.1.1. 中西一元韵式与多元韵式产生的语文依据
我们现在只从语音方面举例。比方说诗歌吧，中西的诗歌押韵的时候首先就跟语音相关。你会发现中国的诗歌跟外国的诗歌在语音效果上简直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单是说押韵吧，你就会发现西方诗押韵的时候会有很多转韵的地方，一首不长的诗中往往用好几个韵脚。我给它取一个名字，叫多元韵式。比如说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它的韵式是ababcdcdefefgg。你发现它一共才14行诗，却押了7个韵脚，不断换韵。它为什么会这么做？当然，在没明白这个道理之前，人们会习惯地说，人家莎士比亚会写诗，一首诗里可以押好多个韵脚，特厉害。事实上照我看来，这根本不是它的韵式的优点，而是它这种印欧语系语文的缺点。注意，我是说西方语文时，主要指的是印欧语系的语文。印欧语系的文字它有一种先天的缺陷，就是它的多音节词太多了。多音节的词太多了之后，你要找同样能押上韵的词，就有难度。哪有那么多同韵词呢？找不到那么多同韵词，没办法，又不能老找那几个用过的有限的字，只好另起炉灶，换新的韵脚。你不断地换韵脚，等于你的押韵词的选择面相对就宽了。所以西方人这种多元韵式是由于它的语言缺陷给逼出来的解决方案。久而久之，因势利导，在多元韵式上也整理出若干套路来，也显得乱而不乱，从乱字里看出韵式的章法，于是就有诸如此类的abab, cdcd, efef，gg韵式。
转而看中国诗。中国诗人在押韵的问题上根本不着急。因为汉字一音多字啊。一个音代表好多的字。等于说有许多的字都是同一个音。因此很容易找到同韵的字。你随便说个字，比方说jia，什么jia？家庭的家是它，枷锁的枷是它，嘉奖的嘉是它，加减乘除的加也是它。所以你如果需要押个ia音的韵，那就很容易找到它一个比较合适的字。由于汉语中能找到那么多的同音词，没有必要频频换韵，因此它就势所必然地造成了一种一元韵式。所以中国的诗人可以得心应手地写出很多一元韵式的诗来，就是随便多长的诗，如果有必要，都可以一韵到底。你看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乃至后来的词、曲这些诗体，在大多数的场合，它们都使用一元韵式。一元韵式有什么好处呢？一元韵式就在于它的声音单一、响亮。它能够把声音效果保持住，第一个押了一个韵，第二、第三、第四个不断地重复同一个音的时候，那个艺术效果是很强的。艺术效果要有感染性，要要让它是片面的，这样它的印象才深刻。如果第一行你押的是ang韵，第二行押的是ei的韵，第三个是i韵，乱变，不断地变，那么你的印象就跟不上，你忘了前面究竟是押什么韵，那个音乐感就相对减弱了。当然它也可以诱导出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有一种多重的感受能力，这也是对的。但是呢在大多数场合，艺术感受能力最好是要从单一化开始，如果太多了，艺术感染力反倒受到影响。有一个法国文学家叫萨塞的，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艺术作品要有感染性，就必须是单一的，要强调片面性。
2.2. 中西语文语形差别及文化效应
现在我们再讨论中西语形即中西文字本身的外形的差别造成了什么文化效应。你们可以看看甲骨文、金文，它的形状一下就让你强烈地感到和西文不一样。首先，我们注意到汉字的结构是一种方块形、建筑型的结构，是立体的。它的笔划是上下左右都可以通，各种笔画几乎多和某种实物有联系，所以它的象形味非常浓。当然现代汉字的大部分字是形音字，可是它的形象的意味仍然是很浓厚的。中国人自己看惯了，有的已经感觉不那么明显了，但只要和印欧语系文字一比，其象形味理科能够体味出来。因为汉字最初是由图画文字演变成象形文字而来的，因此它保留了若干的象形特点。它不知不觉地总是在诱导我们，使我们把汉字本身和外部自然界联系起来。所以，我们说汉字是自然界存在外貌的一个浓缩、一种简化形式。
反过来说，印欧语系的文字，以希腊字母为例，它借助于菲尼基字母，它是完全符号化的。英语、德语、拉丁语，绝大多数印欧语系的文字，现在基本上都是拼音文字。它们完全符号化了，不再具有象汉字那样的立体结构。相反，它们是流线形的结构，一种平面的弯弯曲曲的文字，缺乏象形味。这样一来，会诱导出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效应呢？首先，你看到这种拼音文字以后，不可能立刻把这种文字跟外部自然界联系起来，因为它已经失掉了人这个主体和外部自然界客体之间息息贯通的诱导因素。那么它是不是一种非常落后的文字呢？作为一种传输某种信息的载体，它当然也不落后，只是它的文化负载功能跟汉字有区别。它尽管把文字的自然性特点抹掉了，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得到了补偿，也就是说，它强调了人的智力运行轨迹。它的书写形式造成一种回环勾连，如溪水长流斩而不断的流线效果，容易诱导人们去注重事物的联系性。这种状态和下面我要讲到的语法形式共同起作用，极大地强化了印欧语系民族对事物的表面逻辑联系的感知能力。抽象的书写符号和语音形式与现实世界脱节，容易迫使印欧语系的民族在更多的场合脱离现实世界来进行抽象的纯粹借助于符号的形而上思考。所以，印欧语系语文具有相对强的人文性。我这个观点跟时下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有点不一样。因为一般人强调，说汉语的人文性很强，而印欧语系语文的人文性好像不那么强。而我认为刚好相反，这些蚯蚓一样的文字其实人文性更强，因为它是主要靠人的智力、想象力，尽量不依赖自然界物象的提示。它的人文性主要表现在把人的痕迹，强有力地打在文字上去了，主要用人的能力创造出一种符号出来，把人的思想印上去。王安石所谓“非人私智所能为”在面对西方语文的时候，同样显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就正如索绪尔这一类的语言学家的所谓语言是任意性的观点难以解释汉语言文字一样。所谓人的私智，是私人的，是人自己的智力，它创造出一套符号出来。而外部自然界自己的特点反倒消失了。当然，要提醒一下，这些拼音文字的书写形式，最初也与象形文字相关，只是在未来的年代中，象形特点逐步泯灭而已。所以我说印欧语系语文的人文性相对说来要一些强。当然人文性强一些，并不意味着就要好一些。在当代世界，可能自然性强一点的文字反倒要好一些。现在西方有些学者摸索了几十年，才重新醒悟到这一点。例如解构主义者德里达就倾向于认为汉字这种文字可能更有助于人们认知世界。总之，汉字与印欧语系文字相较，不是人文性特强，而是自然性相对强一些，因为它的象形意味和图画特点还挺强。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就明白了这两大类文字外形差异造成了两大类不同的文化的潜在诱导因素。
那么不同的字型给文化带来什么文化效应呢？比方说汉字的字形给中国的文化带来一种什么效果呢？首先，汉字诱导中国文化具备较强的图画性，使中国人具备较强的形象感受能力。例如书法这一类东西，它一定要产生，而在其它语种里面就不太会产生这种东西，迄今为止，没有听说印欧语系里的什么文字是以书法取胜的。还有，你比如说中国的诗词是另一种图画性很强的文化现象。你拿绝大多数的中国诗词一念，你会感到它们有非常明显的特征：写景诗极为突出。这些东西你自己看习惯了不觉得，你认为好像诗就该这么写。可是到了国外，或者你把中国诗词翻译成英语和法语的时候，就老有一些外国人会对你说，他们觉得中国诗词好像没有什么意思，怎么老是山啊、水啊，树啊，鸟啊什么的？难道只把那些景色写上去就是诗了？他根本懂不了，不觉得那是诗。他不明白中国诗人创造的东西怎么会打动人，因为他不明白中国的文字。我们的象形字就是图画。苏东坡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一位古希腊学者也说过，画是有声诗，诗是无声画。诗画本是难分难解的艺术形式。诗中如果没有画意，只有枯燥的说教，则往往是拙劣的诗。而汉字呢得先天之利：一个汉字就等于是一幅画，就是一首诗。它的外形本身看起来就已经是诗了。所以，我认为，就一种诗歌载体而言，汉字在形状上已经是先天地就优越于西方的印欧语系的文字了。
庞德是美国的一个大学者、大诗人。他不懂汉字，但他说汉字一看起来就情不自禁地是诗，看那个形状就已经是诗了。而高度符号化的语言文字它没有这种东西。现代西方文字没有这个东西，它消失了。随便举一个例子，王维《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漠”对“长河”，一阔一狭，惟“漠”之阔大，更显“河”之狭长；烟孤且直，见蛮荒之地风静声消，寥落无人；日落犹圆，写胡天边塞山渺云稀，残照如染。孤烟一线，落日一圆，长河婉转，大漠成片，则直、圆、曲、方，诸形皆备，酷似规写矩画而出，此类对称型视象之构建技巧，可谓奇绝妙绝。这样的句子一看全是写景的东西，但是非常的美，每一个中国人一念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会进入那境界。当然，你有没有欣赏中国诗词的能力还要看你的呈像能力，看你念了这样一句诗或词之后，是不是能马上进入这个境界。你一旦读到诗人词人写了什么景，你就要去玄想这个景。你不要光是从语音上觉得听起来很舒服，形象上没进入的话，你还是没有完全到位。你要真正地进入那个图像。最简单地说，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实际上你从逻辑上推，这诗没有什么逻辑性的。‘鸡声’先是从声音上吸引你的注意力，让你去体察远处的鸡声，实际上不知不觉给予了你一种空间感。这个鸡声一传，由鸡声而牵扯到茅店，把你的视野从时空中一下接起来。然后是茅店上边这个月亮。鸡声茅店月，五个字，全是名词，没有样子动词、形容词、副词、代词或介词，诗人就是简单地把他的诗歌想象力的照相机拍摄下来的图像经过剪辑排列在你眼前，就把那种清冷的气氛一下营造出来了。但接下来的‘人迹板桥霜’，在图像排列方面很独到。作者所呈现的图画顺序和我们平时直接观察到的顺序是相反的。由于霜通常是大面积地出现，我们肯定是先看到它。但是诗人却先不写霜，他先勾画人迹。人迹是板桥上的人迹。人迹那么小，怎么会一下子先看到？这不要紧，反正诗人就要突出它。这就像一个特写镜头一样，一下把这个脚印给放大，让你看到它，然后再扩大你的视线，让你看到板桥。板桥是更大的一个平面，之后再说描写到霜。诗人把感受的顺序颠倒过来了。这方法很象电影的蒙太奇技巧，而这种蒙太奇技巧的大师公推爱森斯坦。爱森斯坦说他的所谓蒙太奇这一套技巧就是从中国诗词借鉴而来的。他看了大量的中国诗词，觉得它们就象是一幅一幅电影蒙太奇镜头一样。汉字由于本身具有画面感，所以即使不管文字所表达的内容，光把几个字一摆，就有一种诗的效果。何况这几个字还可以排列组合，变来变去，产生更多的图画。汉字本身这方面的优越性一下就显示出来了。换句话说，汉字产生的这种视象美重在让读者去做图像感受，而西人的诗却往往重在让读者去思考。
如果我们在语音、语形、语义这三方面加以比较，我们会发现印欧语系文字在形音方面的构诗潜能比汉字要逊色得多。尤其在精致的文学创作领域是这样的。
语形差异还可以进一步造成别的文化效应。还是以诗歌为例。比方说汉诗的诗行之所以能排成豆腐干体，非常整齐，就得益于汉字的语形。而印欧语系文字写的诗都是长长短短的，尽管它念起来在音值上也力求有整齐感，例如每行诗规定为十个音节，或者说八个音节，这一点它可以办得到，可是它的形式就没法儿保持整齐。它的多音节词拼写使得它不可能有那么整齐。诗行排列的整齐感会暗示人诗本身的格律上的规则性和整齐感，暗示读者什么是纯粹诗的东西。因为这样整齐排列起来的文字肯定不是人们口头说出来的话，而是由一种严格的规则所制约的东西。它的形式本身的规则性，就会首先让我们阅读诗的时候用不同寻常的眼光去看它。因为诗这种东西，作为一种文字的巧妙运用，是一种偏离规范的制作（deviation from the norm）。这里的所谓规范，一方面指的是人人都会的口语，另一方面也指按一定法则组织起来的书面语。口语和一般的书面语的句型通常都是长长短短的，比较自然的，这是一种符合一般人概念的语言，觉得这才是正常的，这就是一种规范。而诗歌却不是这样，它是那么干净利落，像切得方正正的豆腐干一样。它的诗味从外形上看就特别浓，这不用说是象形文字赋予它的诗意。汉诗排列起来以后，由于汉字是方块字，每一个字占的空间都差不多，因此一行诗在页面上幅面不宽，印刷起来就非常容易，用不着从中间把一行诗折断一下挪到下一行去印。当然现代白话诗也有学西方诗歌形式的，故意写长句子，一行折成两行，把某些字挪到下一行。这种行叫作run-on lines，在西方的诗歌中很普遍，所以有的人以为run-on lines不错，造成一种形断义不断的感觉。其实它的run-online是写到这里写不下了，因为它的拼写文字一个词就是一串，太占空间。如果诗行中的多音节的词太多了，自然只好写下来，挪到下面一行，不然印不下了呀。然而汉诗却可以避免这种无可奈何的折行现象，除非它故意要追求这种效果。
依据语言文字上的先天差异造致文学形式上的差异这种原理，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讨论一些更尖锐的问题。比如如何评价莎士比亚的诗。如果我提出这么一个观点，认为莎士比亚的诗为什么跟中国的诗，比方说李白、杜甫的诗比起来要差，而且必然要差，你会同意么？你通常不会的。因为你是中国人，具有中国人的阴阳互补思维模式，你连想都不想，就会把这种说法斥为中国中心主义。你的常识告诉你，莎士比亚是全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诗人，怎么会差呢？只能是各有所长。那么我告诉你，各有所长的说法当然没错，但是各自长多少，却是值得比较的。相对主义固然有道理，但相对中有绝对也有道理。我是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博士论文也写的莎士比亚，我还翻译了他的154首十四行诗。我翻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在使用优美的辞藻方面，我根本不愁能不能达不到莎士比亚诗歌那种类似的语言效果。换句话说，我愁的是一不小心就要超过莎士比亚。为什么说一不小心就要超过莎士比亚呢？那是因为在具体选择字词的时候，你会发现汉语当中有很多可供使用的修饰语，多得很，形容词一大堆，你可以随便选用，基本上不愁找不到类似的表达法。我把选中的汉字写入诗行，会发现这行诗还没有填满，还有空间。我这一行不但用不着折下来，还可以在后面加上几个字修饰它一下，当然它的大意我不违背，在尊重它的原意的情况下，如果我把那个句子修饰得比原作稍微华丽一点，是很容易的事情。当然在这样做的时候，译者不能走得太远。而换了莎士比亚来翻译中国诗词，他就根本办不到这一点，因为他的语言是多音节的，在相同的页面空间范围内，它一行诗里包容不了几个单词。他如果是译者，那么他会发现，把一行汉诗的主要意思译出来之后，页面上就没有空间了，只好折行开始写第二行。这样做在形式上就背离了原作。因此他肯定不敢用较多的修饰语，他的译诗只好相对枯燥一点。他没有办法。不是他的诗才或文字功夫不够，而是他所使用的诗歌载体在修饰语的丰富性和排列形式的简洁性方面根本没法跟汉语言文字相比。所以西方很多语言家、包括哲学家黑格尔等也认为，汉字是一种描写性的、艺术性的文字。实际上汉字确实是这样。
两套体系的语言文字先天性的优点和缺点造成了不同的文化后果或结果，表现在诗词上是一目了然的。所以评价莎士比亚的诗的时候，尽管我们还是认为那是伟大的诗，但那是相对于西方文化，在西方人眼光中来说是伟大的诗，它确实是很伟大的，很美的诗。可如果跟中国的诗相比的话，比如说跟李白、杜甫的诗，尤其是南宋的词一比的话，莎士比亚的诗简直不叫诗，它枯燥无味了，没什么意思了。当然我也不是要把它说得一塌糊涂，相比而言，它的艺术效果远低于中国的好诗。它落后于汉诗的原因关键在于它存在着语言文字本身先天性的缺陷。当然它也有它的长处。它的长处是在哪些地方呢？如果在这方面比不过你，在外形，在语音上，在意象方面都比不上的话，就意味着它其它方面一定存在着长处。所谓其它方面，我主要说它在说理方面比中国的诗厉害。莎士比亚的诗，拿154首十四行诗来说，它在说什么道理啊？它说那种最枯燥的、没多大价值的道理，但是它说得很妙。为了反复说清同一个道理而居然可以写出154首诗出来，这至少也要算莎士比亚伟大的地方了。那么莎士比亚说了什么道理呢？就是劝他心目中那个人——究竟是个男人，还是女人现在还有争论，反正是他的一个好朋友——赶紧结婚，结了婚生儿育女：因为一个人如果长得漂亮又不结婚，那么这种漂亮就无法遗传下去。他写的154首十四行诗，差不多都是这个道理！或者说这个主题！翻来覆去地这么写。若在中国的话，这种诗基本就不能通过鉴赏家的检验的。北宋的苏东坡跟秦少游见面，互问近作，秦举出自己写的："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东坡批苏东坡很不以为然，说"十三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从楼前过。"意思是用字太罗嗦重复。要象莎士比亚这样翻来覆去写地同一个道理，一共弄出154首来，岂不被苏东坡耻笑？说理诗在中国一般不受欢迎，宋诗之所以被毛泽东贬为“味同嚼蜡”，就因为它说教味太浓，不注重形象思维。中国诗要求每一首诗里都得有某种崭新的艺术特色，否则便算平庸。当然西诗在若干首诗中把同一个道理用非常巧妙的字词，通过不同的篇章结构，词法结构，语法结构把它调理成一种游戏一样的东西，让你念起来就觉得整个构思奇警，也是很很妙的。但是从整体来说，它跟我们的诗相差很远。严格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说，他们的诗除了浪漫派诗歌还有点意思之外，多半称不上诗。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诗，有个最关键的东西，叫作“诗主情”。一首诗叫作诗，首先是情必须是真挚的，真正是出自心底的流露。诗中之所以有许多景物描写，是因为汉字本身的图画特点就诱导诗人们尽量去描画外界，情绪形象化为图像似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它虽然有许多写景的语句，但它不是单纯的写景，它的景必须和情交融。情景交融而物我两忘，情景汇为一体，这才算基本合格的诗。所以它的诗行中往往不出现第一人称的代词，没有那么多我我我。这个特点在把中国的诗、词翻译成外文的时候，立刻凸现出来，使译者感到非常的棘手，怎么办呢？诗里边常常没有主语，这情和景是从谁的角度描绘的？究竟是我在说话呢，还是别人呢？中国人的诗不给你说穿，让读者自己体会，让读者慢慢在体会的审美过程中不知不觉和作者融为一体，仿佛诗是读者自己写的一样，读者的体会越深，越难以和作者分割开来。但是你翻译成外文时，外国人一定问，究竟是谁的感触？究竟谁在说？因为他们的诗通常是这样的，交代得很明白。因此你只好加一个“I”（我）或“he”（他）或者“she”（她）。但你加了这样的代词，诗味就会明显受影响，甚而至于整个出错误，因为原作者可能本来就是极力避免出现这样的代词的。而外国人就是直截了当，这是谁的，那是谁的。所以中诗外译很难翻译，有时根本就无法译的。这是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造成的鸿沟，无法逾越。所以在这方面你说两种文化怎么可能是一样的？不可能的。它已经走到很不相同的两个方向去了。在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之前，我不敢说莎士比亚的诗居然没有李白、杜甫的好，总是人云亦云地吹捧莎士比亚。因为自从近300年来，由于国际上许多学者做了宣传，认为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是莎士比亚。外国学者先这么说，五四以来的中国学者也跟着这么说，都当成理所当然的真理认可这种说法了。于是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莎士比亚研究会。但是有李白、杜甫研究会的国家就少得可怜了。这种文化现象说明一种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外学者有时候不知不觉地误导大众。说他们是不知不觉，是因为这些学者常常自己觉得自己是在诚心地研究和表达自己的看法，并没有偏见。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良知也可能是想尽量不带偏见，但是他们用来表达思想的工具—他们的特定的语言文字本身—却使他们不得不带偏见。按我的看法，莎士比亚在西方文学史上，确实要算一个极伟大的诗人，但如果把他推崇为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的话，是非常值得怀疑的，除非只能依西方人习惯了那套审美标准。而审美标准的形成，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社会道德因素，历史因素，文化积淀因素，尤其是语言文字因素。文学这种东西和语言文字先天地具有盘根错节的难以分割的联系，因此它会大大地影响文学审美标准的建立。从这些观点，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就是在文学鉴赏方面，西方人有西方人的审美标准，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审美标准。二者肯定有共通性。但是研究共通性对于自然科学或别的社会科学来说固然很重要，对于艺术学来说，意义却相对地小得多。因为正是从文学艺术表达的差异性—其实就是它们的艺术表达的特殊性—我们才能最大程度地领略到文学审美的奥妙；这就是老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共通性的东西，例如真、善、美这些抽象的概念，是每个民族都有的。但是一旦落实到具体的东西，立刻就大不一样。落实到具体的语言文字这种表现媒介，其艺术效果简直相差很远很远。即使要描写据说共性多一点的所谓美德，也不可能天下一样。例如中国人认为最好的美德是仁、义、礼、智、信，把仁放在第一位。西方人却认为最好的美德是勇敢，节制，公正，谨慎，刚毅，慷慨，并且诚实(courage, temperance, justice, prudence, fortitude, liberality, and truthfulness·)，把勇敢放在第一位。中国人把仁放在第一位，根本没有勇敢的位置，如果按照老子的意思，勇敢是一种不好的品德，叫作“勇于敢则杀”。胆大妄为往往召来杀身之祸。而西方人却把勇敢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西方人骂人，常用“懦夫”这个字眼，他们觉得只要把你说成是胆小鬼，就算把你说得一钱不值了。而中国人最注重的“仁”（对世人的普遍的爱心）在西方人那里却没有位置。所以中国人骂人，骂你不仁不义，禽兽不如，就觉得已经把你骂得挺惨的了。但是西方人并不觉得被人比作禽兽是无法忍受的事情。当初有人喊打倒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翻译成英语就是Down with imperialism and its running dogs。西方人听了觉得奇怪，不知道“走狗”这个称呼是褒义还是贬义。中国主张一视同仁，对天下的所有人都要有爱心。而西方人说到爱也主要是男女之爱。如果说一个男的爱另一个男的，那就是同性恋，是耻辱了。所以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是很难弥合、甚至不可弥合，但是也可以让它们走到一块儿来，并存，不发生摩擦就成。这就是要合而不融。可以让它并存，让两种特点都能够被我们欣赏到，这是最好的。不要以为把它的特长拿过来加上我的长处，一加，这不是就弄出更好的了吗？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的。中国近代在引入西方艺术方法与中国传统方法相结合的时候，常常发现两种长处并未相加，而是短处在相加，原来的反倒被抵消，搞出些不中不洋非驴非马的四不像来。
印欧语系语言文字与汉语言文字相比较而有的缺陷在五四的时候就有人不同程度地指出过。当时很多人提倡搞白话文、搞拼音化、把汉字给废除了，有不少中国学者站出来为汉字说话，抨击西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山木。他列举了欧美文字有十大不方便，数之不便，单数复数，性之不便，冠词之不便，时态之便，字形变化之不便，研究文典之不便，古今讹音之不便，讲了很多很多，讲得是很有道理。山木还说：“音之传讹，如水之就下，不能御也，而文字乃蒙其祸，故依音制字之法，虽似易于通俗，实亦未必尽然，况音讹字变，使人不可复读乎!日本若不幸而采用罗马字，则亦必同蒙此祸。”他强调西文宇画冗长之不便、字画长短错综之不便、字音冗长之不便等等。他认为“中国文字，虽其音屡讹而其形不变，即千百年之后，无不可复读之忧。凡同文之国，不论其语音如何悬异，皆可藉文字以通意思，毫无障碍，较之欧美文字，孰为便利，不待智者而知矣。”朱德熙先生说：“要是孔夫子当时用的是拼音文字，那么我们今天读他的《论语》恐怕连一句也不懂。”（“关于汉字的优点和缺点”，《汉字文化》创刊号， 1989年1-2期）“欧美文字，虽以轻细之笔画写之，往往至二三寸之长。中国文字，其笔画虽亦有繁密者，然排置结构，使其面积相等，一目得认五六至七八字。．欧美字画之冗长者，较之中国繁密之字画，犹为繁密，且其字由反切联缀而成，冗长之一字，尚不能一目了然，况六七字乎！”但是在那个西化大潮中，谁也不会注意这种声音。当时中国的形势不好，许多学者都急了，迁怒到汉字上，认为第一要务是把汉字给废了。当时很激进的一些学者，如胡适呀，钱玄同啊，鲁迅啊，都是认定中国的问题就糟糕在它的语言文字上，只要它一日不除，中国就一日不能得安宁，而且很可能亡国。当然我们现在发现汉语言文字还在，还没亡国。对不对？所以五四时代的一些学人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急躁。今天反观此事，可以得出一些新的结论。
2.３. 中西语文语义差别及文化效应
我要谈的第三个方面是语义差别。中国的文字和印欧语系的文字语义上的差别与两种文字的音和形紧密相关。中文可以一音多义，它多义字多，多义字多了就容易造成一种模糊感，就是表义模糊。它一字多用，字义就容易宽泛、笼统。不过它既然笼统的话，它也同时就可以简洁。它即然简洁，就容易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就有综合能力。印欧语系语文的多义字相对就少一些。因此它表意就要精确点儿。那为什么它的多义字相对要少一些呢？为什么它表达含义要因此清晰一点呢？因为多义字少些，导致字本身的分类必然增多。当它需要一个表达一个确切含义的时候，它可以造新词。它造了很多词。汉字则不同，往往是拿一个字跟另一个字组合起来，自我孽生，产生一个有新意的词。它的新词离不开旧词的依托，所以它的意思和其他相邻词的意思总是藕断丝连，这就使它表意不可能完全精确。印欧语系文字的意思当然也往往和相邻的的字词有藕断丝连的关系，但远不如汉字这么具有依赖性。因此印欧语系语文表意有相对独立的空间，它的表意就容易精确一些，因为它可以用一个单独的字来表达一个单独的含义，词不够用就造一个。当然它也有很多词是多义的。但相对说来，它的分类要多一些。
这样一来，造成一种什么文化效应呢？我们还是以中国诗词作为例子来说吧。它造成中国语文乃至中国文化概括性特别强，造成它的艺术性和综合性特别强。为什么中国的大写意画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呢？因为它注重把最关键的东西表达出来，把审美对象的整体精神把握住。即使没有人教给这些画家这样创作，中国画家也容易走到这条路子上来。因为人们一天到晚都得使用这个语言文字，这种语言文字天天都在暗示他这种东西，所以他一定要自发地走到这个路子上来，非走到这个路子上来不可。总之，西方语言文字的定义功能相对来说要强一点从而导致逻辑性表意精确性要稍高一点儿。所以同一种原理施用于艺术，印欧语系语言由于条分缕细的分类能力比较强，就会势所必然地走到求真求系统性的路子上去。可以用另一种说法来概括一下，印欧语系语言在局部精确上达到非常高的程度，而汉语文则在整体精确上达到非常高的程度。
2.４. 中西语文语法差别及文化效应
第四要谈的是语法差别。语法差别又分词法差别和句法差别。词法方面，汉语言文字没有印欧语系语文那种前缀、后缀、时态、语态及性、数、格等一大套东西。这样一来就造成它的定位功能相对灵活，你把一个汉字放在哪个地方它往往都能达意。它现在是名词，你把它的位置挪一下，它就成了动词，或者形容词。它的外部形式不发生变化，而它的表义功能随着位置的变化却可以灵活地发生变化。所以它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就非常高。但是印欧语系语文则不然，它的定位功能很机械、有相对的固定性。它的定位功能附着在词汇上，你即使换了位置，动词还是动词，形容词还是形容词。在拉丁语中，你可以把一个句子中的各个成份打乱次序排列，人们还是能够一眼就认定哪个是名词，哪个是动词，哪个是主语，哪个是宾语。它的每个词汇似乎都有一个档案袋跟着一样，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明确的。这样的语文的好处是表意比较稳定，每个词各司其职，有相对严密的等级关系，是一种法律性语文。它的优点是限制性强，表意上有助于提高微观局部性准确程度。缺点是过分机械、死板，词汇本身的功能不能随意发生变化。而且追求一义一词，就会造成词汇越来越多，结果在数量达到以百万计的词汇面前，等于人人都是半文盲。中国的汉字在这方面则非常自由，你爱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每个字有相对独立的形态，不容易受前缀、后缀、时态、语态及性、数、格等一大套东西的干扰。记住一个字，就是一个字。不像英语，你记住一个do（干、做），还得记住它可以变化为did，doing，done，does，加上与人称、性、数、格等相匹配的时态语态，不会少于二十种存在形式。它的动词还有许多是不规则的。最要命的是，大多数的不规则的动词，恰恰就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动词。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我认为，最常用的动词正因为使用频率高，经过千人万人的辗转使用，发生流变讹传的机遇也就相对高于普通的较为偏僻的单词。因此印欧语系语言的总体发展趋势是越来越不规范，直至最终孽生出多种语言和文字。印欧语系语言之所以种类繁多，就与此相关。而汉语言文字却相反，越来越走向统一与规范。原因何在？就在于1）它的语形书写方式比较固定，2）同时又没有太多的诱导自身发生变异的词法语法形态以及3）它具有比较固定的一字一音的标音形式。所以汉语言文字再流传几千年，其基本形态仍然可以保持比较统一的形式，而不至于孽生出几十上百的其他汉语言文字体系。这一点极端重要，因为它的统一也意味着汉民族的统一性会是非常稳定巩固的，不会象西方那样孽生出许多民族。当然同时，这种优点也就是汉语的缺点，它的词法结构、语法结构过分灵活，法无定法，无法可依，也就不容易往缜密严谨方面发展，它在表意上就难于借助词法和语法形式来达到更高度的精确，而必须要借助语形结构等等来加以弥补，从而达到一种宏观性整体精确效果。而印欧语系语言则可以直接借助词法和语法等形式在表意上达到一种微观性局部精确效果。
这种语法差别还产生别的一些文化效应。典型的例子是用中文写的回文诗，顺着竖着你都可以念通，一首诗歌通过从不同方向来吟诵，可以产生出几十、几百、甚而至于上万种诗歌来！这把中文的这种灵活的创造性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这种语言文字势所必然地把文化引向一个方向。用汉字书写，表意非常生动。比如你写一个山字，看起来就非常象一座山（当然现代汉字中这样的象形字已经大大减少）。这样就弥补了它在逻辑性方面的相对不发达特点。根据我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这样的：任何事物在一个方面有缺陷的时候，就往往会诱导出另外一种因素来弥补，相反也是这样。所以语言的形式与功能总是利弊相对存在、互转互根。
词法、语法的严谨形式虽然有助于西方人陶冶他们在思维方式上的严谨性。但是由于要掌握这种语言的繁琐形式必须花很大的功夫，因此从学习成本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一优点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了。我们以幼儿学习一门语文所需要花费的经历和时间来看这个问题。中国儿童记住2-3千个汉字，就可以阅读《人民日报》而不会有多少生词。印欧语系的儿童即使记住了8千左右的单词，在阅读《华盛顿邮报》时仍然会有很多生词。举例来说，当人民日报上出现“水仙花”这个单词时，中国儿童尽管也许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花，但是他不需查字典就知道这是一种花。“水仙”两个字也是常用字，可以帮助儿童判断这种花至少不是菊花、桃花、牡丹花及许多儿童已经知道的种种花卉。也就是说，他即使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具体的花，他也已经知道1）这是一种花；2）这不是别的所有那些他已经知道的花。知道什么是一种知识；知道什么东西不是什么，也是一种知识。因此，如果将这个词中所含的信息量规定为3,则中国儿童已经不教而知其2！可是，对于一个印欧语系的儿童来说，恐怕就不是这样。如果将这个词中所含的信息量照样规定为3，则西方儿童所能获得的有效信息量只能是０！以英语为例，水仙花叫narcissus，如果该儿童不知道这个单词，他就无法根据这个词本身的组成部分推知它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词的组成成份没有太多的常用的可以令人一望而知是什么东西的那种成份。narc有“缉毒探员”的意思，narco有“麻醉、昏睡”的意思。但它们一方面不属于最常用的词类，另一方面也不能暗示这个词本身是一种花。而且儿童还未必能把narc单独分离成一个词。因此，印欧语系儿童面临的是一个完全的生词，不知道就不知道，必须作为一个完全的生词来记住。当中国儿童看到“水仙花”这个生词的地方的时候，他可能略一停顿，根据自己的理解便继续读下去，而印欧语系的儿童却会因为这个生词而完全给卡住了，因为他如果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生词是什么意思，他就难于决定究竟它是一个具有关键意思的词呢还是可以跳过不管的词。在这种情况下，印欧语系儿童对于这个生词的信息吸收量几乎等于0。2大于0。因此使用汉语的中国儿童比使用英语的西方儿童的的平均吸收阅读信息量要大2倍！当然，应该考虑到，英语中也有许多孪生词的前缀、后缀等词法形式可以帮助印欧语系儿童分析所阅读的词类大概是属于哪一类的词类及词义。但是，要知道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因为事先记住这种抽象的没有任何图画性特点的成百上千的前缀、后缀本身对人的记忆来说就是一个挑战。让儿童们先去记住这些东西是不现实的，很可能让他们厌烦这种语言学习。所以，就总体而言，记住２—3千汉字的儿童可以比较容易地阅读《人民日报》，而记住3千英语单词的印欧语系儿童阅读同等程度的英语版《人民日报》时，却会困难重重。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这就是：汉字的每一个字本身就具有意义自我阐释的作用。因为它的根底来源于图画文字。图画就是外部世界事物的缩影。一个字就是表达的含意从它的书写本身就已经显示出来了。这等于说每个汉字就是自身的含意小词典。如果有两个、三个、四个字组成的汉字词组，则各个单字便等于可以相互阐释，互证互释互彰。上面的“水仙花”三字词就是一个例证。由汉字组成的文章是一个词义互释文本。这就是为什么掌握汉字的儿童只需要相对来说较少的词汇量就能阅读文章的关键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进而比较中西方在儿童教育上的方法差别及其意义。
传统中国人主张让儿童在发蒙期间（幼儿期间）死记硬背。让他们尽量记住较多的汉字，尽量背诵较多的文章。而不大给他们讲解每个字词的用法。民国以前的儿童在七、八岁的时候就要求背诵《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易经》、《尚书》等等古典文献。十岁左右的儿童，可以把上述经典倒背如流。而今天，20-30岁左右的青年大学生、研究生连看懂这些文献都有困难，更不用说背诵了。上述传统幼儿教育方式在民国时期就被否定。认为它是封建的、落后的。但是，从语言文字本身的存在规律来看，我以为这种方法包含较高的科学性。因为汉语言文字没有太多的词法与句法规则，所以可以把教学的重点放在词汇及文章的直接记忆上。儿童的机械记忆力强，应该加以早期开发，让他们发挥这种记忆优势，把那些成年人背诵起来比较困难的经典文献在比较年幼的时候便机械记忆住。当幼儿成长起来，机械记忆能力减退，理解记忆能力增强、社会生活体验日益丰富的时候，再让他们来消化原来学过的东西，便很容易融会贯通，达到在知识的领域左右逢源、得心应手的程度。古代的学者往往能出口成章、旁征博引，很使现代读者感到惊讶，其实在那个时候是很平常的，因为他们从幼儿时代起就已经打下了熟读熟背经典文献的基础，所以能在后来的治学中随意引用。
可是我们看现当代中国和西方的教育方法却不是这样，过多强调所谓启发式教育，忽略必要的死记硬背，浪费了儿童的早期智力资源，造成当代青年知识存储的先天不足。由于缺乏背诵的训练，语感能力萎缩，强记能力消退，对概念的精确性没有达到应该有的程度。因此当代青年的文章总是罗嗦、肤浅、缺乏严谨和准确性，既不生动，也不简洁。充满废话。
我现在再把上面讲过的内容小结一下。我侧重从中西语言文字的语音、语形、语义、语法四个方面比较它们的同异及其相应的文化方面效应。综合起来，我们可以说，汉语言文字的多维立体建筑性因素多一些，而西方语文（主要以印欧语系语文为例）则主要是单维流线型的因素多一些。汉语言文字的象形意味较浓厚，印欧语系语文符号化的东西比较多一些。汉语的自然性特点比较强，而印欧语系是抽象性那种意味要强一些。汉语言文字是多向综合型的，而印欧语系往往是单向推理型的。汉语言文字跟自然界是贯通的，而人与景容易交融，可以说汉语言文字容易鼓励主体去跟自然沟通，因此它往往趋向模塑出一种情理性的文化。而印欧语系语文所诱导出来的东西往往是事理性的东西容易占上风，因此它往往趋向模塑出一种事理性文化。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汉语言文字的艺术性很强。同时如果它的艺术性强的话，反过来就意味着它的抽象符号性相对弱一些，而西方印欧语系语文显示出的抽象符号性就要强一些。中国文化因此往往呈现比较强的画面形象感。而西方的文化则呈现出较强的思维轨迹感。所以，我又认为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视觉性为主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一种听觉型为主的文化。当然两者往往是交叉的，兼而有之，程度不一样。我还可以说中国文化是语形为主的文化，而西方的文化是语法为主的文化。从这一点而言，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语言文字研究中，其文字学特别发达。中国的古代语言文字研究叫作“小学”。而西方文化是语法文化，因为它的语法学特别发达。中国文化的灵活性特别强，条分缕析的东西要相对少一些，它容易走向兼容和折衷，因此它的稳定性强，不容易走极端。而西方文化条分缕析的东西多，同时死板的东西也就要多一些，因此它容易走到极端。并且它总是要走到极端才能回头。所以中国的这种文字容易诱导暗示出文字导向型的文化，而西方则容易产生语言导向型的文化。以上是用语言文字的基本特点的比较来解释文化的差异。算是做了一个小结。
３. 中西语文的其他文化功能
3.1. 中西语文的模塑功能——中西方人思维模式差别
下面我再稍微展开一点从别的层面谈谈语言文字的其他功能。
语言文字本身有模塑功能。比方说它能够模塑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所以说它具有模塑思维模式的功能。
思维结构和语文结构是互构的。在最初，很难说是先有思维结构还是先有语文结构。语言包括最简单的发音。文字包括最简单最原始的图画。而图画又包括视觉记忆中留下的有关外部世界的图像和人类自己想象世界中的图像。人类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与一切外部世界现象接触而生出的色、声、香、味、触、意等六象都是人类最初的语文。它们一出现就意味着思维形式本身的形成。在最初，思维形式与语文几乎没有界线，但是随着人的活动行为日益频繁，六象形式存储于大脑中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固定，于是，思维模式也就逐步固定。或者换句话说，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感知的偏见形式便逐步固定化了。由于语文形式可以通过口、耳、眼、意积累传播，于是其积淀性成型的趋势也愈益强化，最终造成确定人类思维模式的主导因素。
从总体上来看，汉语言文字容易诱导出空间思维逻辑，印欧语系语言文字容易诱导出时间思维逻辑。故西方人容易发展时间思维逻辑，具有单维、单向、定向、确认性强，抽象逻辑思维强等特点；而中国人容易发展出空间思维逻辑，具有多维、多向、非定向、两可性、形象逻辑思维等特点。
中国语文容易模塑出一种阴阳互补的思维模式。这种阴阳互补模式是大家熟知的。你看那个太极图，一阴一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你可以看到它一边是黑的，一边是白的，是两条鱼，黑鱼和白鱼，又叫阴阳鱼，头尾相衔，互相扭结在一起，互相填补而共成一圆。我们仔细观摩这幅图，便不难观摩出它的种种象征含意。它的表意是图画性的，是视觉哲理。深刻的哲理被凸现在眼前，我们不仅能用心灵理解哲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用眼睛直接看见哲理。这就是视觉型文化所具有的长处。听觉型文化则没有这种长处。另一方面，还要注意，这个阴阳鱼圆图并不是固定的，还还可以转动。它一转动起来，你就难以断定哪一刻它是阴，哪一刻它是阳，因为它是流变互补的。它依据不同的时间、地点、事态的需要而不断地变。用字母来表示，它是A和非A的互补构成。它即可以是A，也可以是非A。而西方的语言文字容易诱导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就是说西方人看问题，容易两极化：要么是A，要么是非A，二者必居其一。它的思维模式就一定是这样的。它这些东西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呢？这是由于它的语言成分当中的语法系统诸如什么主谓宾定状呀，这些条分缕细的东西太多了，日日夜夜都让人感觉到事物的归类特点，所以西方人总容易首先注意到不同的方面而不是同的方面，他容易把事物对立起来看，这就是简单地二分法，他不习惯走中庸之道，所以他往往是单向的。中国式的阴阳互补思维模式，则能够两者兼顾，能够两边都给你考虑到，所以它不会是单向的。
在这方面我也想顺便提到西方学者沃尔夫等人提出的语言模塑思维的观点。沃尔夫认为：世界以万象纷呈的印象流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主要是经过我们大脑中的语言系统，来加以组织。我们切分自然，将其概念化，并赋予不同的意义，因为我们已就此达成了协议，此协议支配着整个语言群体，并以语言的模式形成了规则。（剑桥语言学百科全书，第20页）。不过我认为，沃尔夫等人的观点主要适合于印欧语使用者，对汉语文者则不然。此论有倒果为因之嫌。
此外爱斯基摩人关于“雪”的不同词汇表达跟其他民族表达“雪”的概念非常不同也可以旁证语言决定我们的思维这个观点。我想强调的是：语言能决定我们的思维方式，但不是一成不变地决定。当语言被改变后，其决定方式亦会改变，而语言在一定时间内是能够变化的，所以其决定思维方式的程度也就必然要相应改变。
我希望大家注意到，思维有语言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区别。请想想你们今晚从哪条路回宿舍?一般情况下，你们在考虑这个问题上很容易倾向于形象思维。因为你会在想象中立刻想到那些具体的路径，什么路，什么楼房等等形象的东西。但如果请你们回答：你们是现在立刻会宿舍好呢还是过一会儿再回宿舍还呢？你们就大概倾向于用语言思维，即逻辑地思考这个问题。
文化的发展需要暗示，需要诱导因素。语言文字就是这样的最强有力的因素。1902年Mauthner曾经说过：如果亚里斯多德讲汉语或达科他语的话，他的逻辑和范畴会是另一种样子了。”此外，Humboldt也说过类似的话，（见语言要略第37页。又见其专著《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对人类精神发展的作用》，商务印书馆。）沃尔夫（whorf）说：使用两种语言的文化不可能对世界有同样的看法。语言是一付或多或少变了形的眼镜。他还认为，Hopi语中的世界观可能比印欧语言更为接近现代物理学。我国的赵元任则认为：汉语比英语更为接近符号逻辑学中的某些方法。
3.２. 中西语文差别与中西哲学模式的关系
从哲学上考虑问题时，我们还要提到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当一个哲学家进行思考的时候，他的第一要素是什么？肯定是语言。他表述其观点的手段是什么？肯定是文字。毫无疑问，当他表述其观点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所使用的文字媒介的影响。因此可以说什么样的语言文字模塑什么样的写作方式，从而模塑什么样的思维惯性，最终诱导暗示其哲学思考的基本走向。有这种思路，我们就容易理解老子为什么在《道德經》一开篇处就要慨叹“道可道，非常道”的原因。也容易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哲学所做的种种探索。依据这个道理，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中国人只要用汉语言文字来思考写作，就注定会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产生。为什么？汉字本身就是天人合一的。汉字的外形，它的象形特点，本身就是自然界的缩影。它自然而然地让中国人感觉到天（自然界、宇宙、神）和人之间的贯通存在。因此，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使用中文的哲学家们很容易受到汉字的诱导暗示而产生出来的思想。
说到哲学上的另一些焦点性观点和理论，比如有关心物关系，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的理论。你只要明白了我以上说的道理，便会很快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看待这些观点时有明显的如同我上面已经提到的那种差别。简而言之，西方人一定要在这三重关系中分出那个是第一，那个是第二来。分出哪个为主，哪个为次来。他们要么断言是精神决定物质，要么断言是物质决定精神；要么断言是思维先于存在，要么断言是存在先于思维。他们不习惯于走中间道路。因为他的思维模式就是这样，他一定会这样提问、这样回答。而中国人虽然也有西方式的断言，但更通行的方式不是这样，他不会这么来提问，他往往倾向于说心物是一体的，是一体两面的。他的看法是综合性的因素强，他既占住这边又占住那边，是阴阳太极型的，既是阴，又是阳。因为他知道，事物都是藕断丝连的，相互交织如阴阳鱼头尾相缠的，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凡事不能一刀切。流转变化的阴阳太极图的那种东西是不断变化的，它不可能那么死板。所以中国人的哲学思想都非常园通，常常显得无懈可击。而西方人的哲学思想由于常常建构在单向的思考模式上，所以无论多么严密的哲学体系，一旦被击中要害，便整个儿被端掉、否定掉，整个体系就土崩瓦解。所以西方人三天两头地产生出哲学体系，中国人要产生出一个体系却很难，因为前人说的东西本来就兼容性很强，你即使打击了它的某个观点，它的有机构成部分还是可以安然留存下来，难以被彻底否定。
3.３. 中西语文差别与中西文学差别
说到文学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了。中国语文所诱导出来的文学样式大多是情理性占了主导的地位。而西方文学呢？它往往更多地向事理性方面发展。它趋向外写实主义，抒写客观世界的多一些。它的叙事性很强，而且过分追求哲理性。而中国文学则往往是抒写情的成分很多，也很受欢迎（如宋词）。中国也有抒写理的文学作品（如宋诗），但不如宋词受欢迎。因为中国文学理论主张诗主情。诗言志的理论则是情理二者兼容，故往往被文学理论家视为诗歌理论的正宗。这也符合中国人的兼容心态。五四时有人老嘀咕为什么西方可以出现史诗而中国没有，言外之意是一种遗憾。其实，只要懂得了我上面说的道理，就知道以汉语言文字为媒介的作品本来就不该有西方式史诗出现。所谓史诗其实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更像是小说，它是一种戏剧一样的东西。因为它的事理性的东西占上风，所以一定会受到西方人的青睐。而中国文学是强调情理性的东西，它的诗基本都是抒情诗，是诗歌最主要的一种形式。重情理性的诗歌适合于写得短。因为人的情绪波动不可能是长期连续性的，真正强烈的情绪多半是在一个短时间内迸发出来的。把这种东西集中表现于诗，自然宜乎短篇，刻意摹写最感人的那些有代表性的情绪就行了。你如果让它们太冗长，象史诗那么长，你的情绪怎么能够延续下来呢？你悲哀不会是一天到晚地悲哀；你快乐，也不会是不分昼夜地快乐。悲哀和快乐往往是瞬时的，稍纵即逝的。所以写成短诗，效果比较好。西方语文的条分缕析性诱导暗示出成套的叙事性作品。史诗实际上并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诗，而是小说，是故事。例如《荷马史诗》都是若干故事的连缀，不过为了便于古代的行吟歌者记忆历史事迹，而写成了诗体而已。
3.４. 中西语文差别与中西艺术
我们再来看看艺术方面的比较。简单一句话，中国画是以我为主，采用散点透视，人格透视，构图讲究整体平衡，色感重墨分五彩，画面呈平面者多，以写意为主。可以说中国传统写意画是用心灵作画，可以称之为是心画。而西方人的画的实际上是以物为主，用焦点透视。色感及形态都重逼真性，它主要局限于描摹眼睛看到的景象，所以也可以说叫作眼画。中国画家擅长于我手写我心，而西方画家擅长与我手写我眼。西方为什么容易产生焦点透视？这和它的语言中的那种主谓宾定状，那一整套词法句法结构等等有内在的联系。它的这种语言结构不断暗示它，使它一定要找到一个中心的东西。所以会有焦点透视出现。它的语言逻辑促使它走到逼真的路子上去。它是以写形为主的。因为它是眼画，它相信它的眼睛的观察。
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有个问题很有趣。按我的观察和推断，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20岁时学习西画，只要肯努力，最终可以达到一般西方专业画家的水平。但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西方人在20岁开始学习中国画，很可能一辈子都达不到一般中国专业画家的水平。原因是是什么？就是西方的东西是简单的，容易理解的，容易模仿的。一个画家只要学会了必需的色彩学、构图学等知识和技能，就可以慢慢登堂入室了。但是中国画却不成。要学会画，一个人光是有画画技巧是不够的，首先，他必须要有中国画家的那种气质和胸襟，他的人格魅力必然反应在他的画上；其次，他必须要有广博的中国文化学识和超迈的眼光；第三，他的鉴赏能力也必须脱俗，有相当高的水准；第四，他必须会写汉字，他的书法也不应该太差，否则拙劣的题款会糟蹋他的作品；会写字，意味着他得学会汉语，不会说也至少要学会汉字的书写。此外还有许多要求。但仅上面这些条件中第一、第二、第四条，一个西方人可能基本上难以办到。特别是书法，连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都觉得难，西方人恐怕入门都办不到。而且欣赏中国画的那种情趣究竟是什么，也是许多中国人都感觉难以把握的东西，很难想象西方人能够进入这种境界。所以，我说，中国人可以学会西画，而西方人却很难学会中国画。因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与中国语文的特殊性是连成一体的。中国艺术的特殊性是和中国文字的特殊性是连成一体的。
我们下面再把这样的观点延伸到科学技术理论问题。
3.５. 中西语文差别与中西科学的关系
许多人都提到一个最关键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个问题讨论了一百多年了，至今没有结论。其实这种问题本身的提法就是不科学的。因为它假定中国没有科学已经是一个事实。但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实际上，中国有中国式的科学，西方有西方式的科学。而科学又指的主要是理论性科学。理论科学与技术有区别。中国的技术非常发达，而它的西式科学、那种纯理论性的东西相对弱一些。好了，明白了这些东西，我们真正应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欠缺西方式的科学？把握以上的语言学理论，我们就可以解释回答这个问题。科学受若干种其它因素的影响制约，但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语言文字。为什么西方科学容易发展起来呢？可以拿语言文字来解释这个问题。如上所述，因为印欧语系语文是一套由颇为严密的语法系统编织起来的交流工具，西方人从小就是在那种语系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养成了看待事物、描写事物、表达事物时，必须是条分缕析的，必须是主谓宾定状什么的，性数格呀，时态、语态什么的一应俱全；必须有一连串的东西来定位、定性，力求把每一样东西说得很清楚。而这种东西，这种条分缕析的分类功能恰好就是理论叙述所要求的东西，因为理论性的东西逻辑性都非常强。形式逻辑为什么在西方会那么发达？因为实际上就是印欧语系语言本身就具备很强的逻辑形式，因此它自然而然地容易刺激、诱导理论性的东西在西方产生出来；它那种语言文字持续不断地暗示西方文化的发展方向。拿亚里士多德来说，一写文章就是几大卷、几大卷的，就像印欧语系的语法系统一样，成套产生，其他的西方学者也与此类似。中国学者则不然，也写同样的题材，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可能就只写几千字。老子《道德经》何等深广，却只要五千字吧，还没有西方学者的某本书的前言或后记长呢。但这5千字包涵的基本的内容，绝不比一些西方学者的整本整本的书包容的内容少。以黑格尔为例，有人说他的哲学体系是偷了老子的东西，他那个绝对精神就相当于老子的道。老子说道的运动是“反者道之动”（道的运动是循环反复的）。黑格尔则用一个“否定之否定律”来命名。大同小异。老子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两极相生相克的思想，黑格尔谓之“对立统一律”。老子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的思想，黑格尔谓之“质量转变律”。而这三大辩证规律正是马克思特别欣赏的黑格尔体系的合理的“内核”，但我们一比较老子的思想，便会发现黑格尔只是使用了更多的术语，把问题复杂化罢了，其最根本的东西并未脱老子思想的藩篱。尽管黑格尔声称老子的哲学思想没有什么，但这有点象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得了好还卖乖。黑格尔的特点是写得晦涩，写得多，当然也更系统、具体。老子5千字，黑格尔则敷衍成几十万字，上百万字。当然，这也不能说一定要写得短才好。有的东西，内容太多，是有必要写得长一些的。不过应该有个限度。人类的寿命才多少年？就算大家都活95岁，从15岁开始便天天看书，平均3天看一本，一个月看10本，一年看120本，不停地看80年，也只能看1万本不到，可光是北大图书馆的藏书就有550多万册，就是说你一辈子不停地看，也不能看完北大图书馆的500分之一！至于全世界的书，究竟有多少，当然就是天文数字了，提都别提。如此看来，书写得太长、太厚，毋宁是给进一步给人类出难题，大大增加了人类掌握知识整体的难度。因此中国古代的著作，虽然有写得太简洁的缺点，但同时是一个很大的优点。每本书容量不大，写得精粹，你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遍读群经，成为真正的饱学之士。而按照西式的写法，动辄就是一本书，把一个简单的道理吹成肥皂泡，全世界都这么做，结果书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人类从古代的百科全书型学者渐渐都退化成只可能知道某一门学问中的一个很细小的分支的学者。相对于古代学者，实际上当代学者人人都显得很无知，因为没有人能穷尽哪怕万分之一的知识海洋。因此从这一比较里边，我们或许就悟出了一种东西，即人类不仅要学会写得长，更要学会写得短而精！当然，回过头来，我们也不全怪黑格尔写得长，他所浸润其中的语言体系从小就教给了他那些东西，不断地条分缕析，不断地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一直开下去，开下去，所以便会把一个道理从字数上、从基本框架上越搞越复杂，越搞庞大。这些跟印欧语系语文的模塑功能分不开。同时写得长的好处，是有充分的篇幅，把一个道理的方方面面全部展开，以便于找到漏洞，进一步研究发展。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就是：当代学者一定要学会两种写作方式：写得短和写得适当地长。坚决反对故意写长文！那种把一篇文章扩充成书的做法，如今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非常盛行，这是要大力反对的。
回到刚才提到的科学技术之所以在中国会相对来说弱于西方这个问题上来。中国确实不多见西式的那种科学（理论），但这不等于中国没有科学。一定要把这个概念辨清楚。科学分阴性科学和阳性科学。西方人的语言文字诱导强化出西式理论阳性科学，中国人的语言文字则诱导强化出中式理论阳性科学。当然，中西都同时不同程度地兼有阴阳两种科学理论。我有专门的文章讨论这个问题，这里不再详细讲了。此外，中国人自己的一套技术。在技术上古代中国际上是相当发达的。至少在16世纪以前，中国的技术是领先于世界的。在理论方面，中国在科学技术总体中所占的比重是其整个成就的13％，而技术方面占80％。西方呢，其理论方面的成果比例是46%到47％，但是它的技术成果只37％。这种状况和语言文字的诱导暗示功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技术会发达，因为技术发明比较依赖人的想象能力，而汉字本身的图画性特点容易在中国人大脑中熏陶出相对强的形象思维能力出来，因此其发明创造会在世界上超前发展。当代西方的大多数的技术成就都和中国的原有的技术成就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人之所以在西式理论科学方面做得更出色一些，是因为理论性的东西比较依赖于逻辑思维，而印欧语系语文的语法系统就趋向于诱导暗示他们偏重往那方面发展，因此，其理论成就大于技术成就。这样一来，我们就解释清楚了为什么科学理论在中国相对滞后而技术相对超前，在西方则是理论相对超前而技术相对滞后的道理。当然有人理科就会说，那么为什么西方在16世纪以后技术也开始慢慢超过中国了呢？我要说，这跟语文的关系不大了，主要是由于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发生了大的转折，即从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社会模式这还成了了资本主义模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都要求极大地提高技术水平，因此，这种社会需要极大地刺激了西方技术的发展。而中国的整个伦理道德价值观是取中庸之道的，儒道互补的价值体系在一定的程度上交相抑制阳性科学技术的发展。当然，儒道二家的这种消极作用之所以会产生，也是由于当时社会的需要。如果在当今仍然取用儒家的价值体系来规范中国社会，那么当然可以不让它的有可能抑制科技的因素发生作用就行了。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五四时代的学者由于看不到儒家学说的这种伸缩适应性，片面强调了它的消极因素而将其抛弃，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儒学本来就是出世的学说，根据当代社会的需要，稍加改革就可以利用，并且会至今优于同期的西方价值观的。当然，这一点又属于另一大题目，不在这里探讨了。
对于科技而言，语言文字本身的暗示效应、诱导效应、及其对客观现实的互构效应还可以从另个方面探讨。
首先，技术要求人的想象能力，此为中国人所长，甚得力于象形文字之功。
其次，理论要求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古代中国人的逻辑思维相对能力较弱。原因：语言本身的逻辑形式因素不明显，文字太直观，图画性强，故对中国人的逻辑暗示诱导力不强。逻辑思维能力不强，理论就难以具系统性，所以中国的理论都是短论，缺长篇巨制。《论语》、《老子》、《墨子》、之类的著作多是短语、短篇、诗歌多是四言短章，无长诗，其理在此。
西方则刚好相反。其语言具有精密的语法，性、数、格之类一应俱全，主、谓、宾、定状、名、动、形、数、量、代、副、介等，词性界定，毫无苟且；句法严密，词序井然。故具有极强的逻辑形式因素，其逻辑暗示诱导力亦极强。尽管黑格尔认为印欧语系语言是逻辑性语言的判断曾受到不少学者的严厉批判，我却认为黑格尔的判断是正确的。同时我进而认为，西方之所以产生了形式逻辑，原因在正在于此。形式逻辑是推理的基本工具，基本工具健全也就为产生系统理论铺平了道路，因为任何系统的理论都是一系列推理过程和结果。这样一来，西式科学理论会在西方得到最好的发展，可以说是一种瓜熟蒂落的客观必然。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现代人仍然处于科学思维能力受制于语言的情形呢？回答：大大改善了。原因：1）现代汉语的西化——表达、语法形式、逻辑语汇，语序等；2）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渗透；3）现代汉语教学中关于汉语语法的强调，各类语法书，各类语法现象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说到这里，听众很可能立刻会产生一个问题：那么，汉语言文字是不是还在制约我们的大脑啊？我们的思维是不是还在受它的影响啊？是不是我们的科学理论方面还上不去啊？关于这点，我的看法是：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为什么改变了呢？改变的原因就在于五四那场革命，白话文运动兴起之后，所谓语法教学已经传播到中国。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没有语法方面的专门著述。《马氏文通》是马建中利用拉丁语的语法来套在汉语头上搞出来的。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后来类似的更相近的语法书就越来越多了。因此中国人的大脑，尤其年轻一代，也渐渐地受到这种熏陶，渐渐地学会用语法的主谓宾定状的模式不知不觉地看待事物了。现在中学生也都学会了分析句子成分什么的。因此我们已经受到了这种制约，受我们自己语言文字的制约，这种情形已经大大地改变了。除此之外还有西方文化的大量渗透，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促使中国人去加强西式科学理论的建构。这样一来，中国人实际上即具有原有语文的优势，又借鉴了西式语言特点的优势，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在不远的将来，便会腾飞于世界的。这点没有疑问。但是，中国人也要防止过分西化，应该进一步利用原有中国语文带给我们的形象思维十分发达的优势，重新阐释传统文化的功能，发扬阴性科学这一支西方人至今不怎么明白的科学。在一定的时候，中国科学作为阴阳合体的科学体系将会为人类的总体文化做出更伟大的贡献。
中国语文的综合性使中国文化具备了较强的超前性，因此，许许多多的科技成果、发明创造都由中国的科学家们率先发明创造出来的。同理，中国文化的综合性及其超前性，又注定使它在精密性和条理性方面相对减弱，而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文化强于中国文化。
这里还应该提到利弊相克之道或万物生克之道。按我的说法，即：物盛必有物使弱之；物弱必有物使强之。在一个社会总体环境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凡是某一具体事态产生了过度现象，就会在它的内部或外部产生相应的抑制因素。
关于为什么中国长于科学技术而弱于科学理论方面中西学者都发表过许多看法。我们也可以提到李约瑟博士的话：“我们必须记住，在早些时候，中世纪时代，中国在几乎所有的科学技术领域，从制图学到化学都遥遥领先于西方。从我们的文明开始到哥伦布时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常常为欧洲所望尘莫及。”如果没有中国古代的科技的贡献，“就不可能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第204页。）据统计，中国古代的科技成果中，技术成果占了80%，实验成果占了7%，真正的理论成果只占13%。西方在这几方面的比例经过平均计算则分别为36%，16·76%和47%。（《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9、10页。）所以准确地说，中国古代科技的发达，主要是技术的发达，而不是科学的发达。重技术轻理论，技术化倾向严重，也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一大突出特点。但是许多人没有解释清楚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或关键原因。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我提出的这种语言文字的诱导、暗示效应。
3.６. 中西语文差别与中西学术研究
如前所述，由于语言文字的综合结构模塑了人的思维结构，因此，具有不同语文结构的民族在对物质世界或心灵世界进行认知、评价、研究时，也就会不可避免地打上其所用的语文结构的痕迹。这在中西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时表现出的种种特殊趋向方面特别明显。此种情况可以简括如下：
中国学者：宏观定性为主—一语中的—一本书主义—越老越值钱—承传为主—学术从属价值观。 西方学者：微观量化为主—条分缕析—十本书主义—越少越值钱—标新为主—价值观从属学术。 传统中国学者容易在研究一个学术问题时，以一种囊括一切的定性方式展开。层层演绎，最后落实到比较具体的事情上。比如，老子的《道德經》，一开始就就讨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讨论道作为“众妙之门”的整体性质。场面总是铺得很大。中国学者对中国最早的学术探索之一的易经的研究也是这样。以朱熹的《周易本义》为例。一开始概括河图、洛书的大要，笼括天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见朱熹：《周易本义》卷一。）这种习惯，数千年一根线下来，很少改变。即使今天的领导人做报告，也差不多习惯于先讲国际形势，然后是国内形势，最后才是具体到本单位的具体情况。毛泽东文集中份量最重的文章，几乎都是这个格局。所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多半走从宏观到微观这个路子。 西方学者则不然。他们虽然也有从宏观到微观这种研究理路，但更突出的是从微观量化研究出发导向宏观。比如说，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许多著述，往往都是由一些比较具体的事例引起，进行严谨的推论，逐步深化，最后达到作者想要达到的预期结论。比如柏拉图要说明“范型”（或形式。一译“理念”，误。）这个概念，便以具体的辩论的方式，谈到木工制造具体的桌子、床这些东西时，必定有一个抽象的桌子、床的“原型”在心中，最后得出“原型”是一种宇宙中万事万物的本体形式这种结论。是微观量化推理逐步过渡到宏观结论。 传统中国学者精于一语中的式的论述。用格言式的话一下点出整个论述的核心思想。具有直观把握问题总貌的高超能力。缺点是有时不注意给出必要的量化陈述和例证，显得笼统、突兀，不够精密。 西方学者则明显受惠于其语文的语法系统的诱导，善于条分缕析地讨论问题。在客观归类方面非常有小心。注重形式逻辑推衍，说理性强，结论有说服性。缺点是常常过分繁琐，有可能使读者养成见树不见林的狭隘眼光。 中国学者主张一本书主义。一辈子的思考全部融会贯注到一本书甚至一篇文章中去，成为千载至文、传世佳篇。比如《道德經》、《大学》、《中庸》、《庄子》等等都是。一本书中包容的内容凝炼到极点。中国学者写一本书不是只解决一个问题，而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结果在谈论每个问题时，其篇幅都不可能太丰满，常常是点到为止。 西方学者则往往是十本书主义。因为要条分缕析。且注重事实例证，自然内容越堆越多，证明一个论点，就往往需要相当大的篇幅，结果势所必然地越写越长，往往讨论一个问题，就可能形成一本书。于是探讨十个问题，就得写十本书！所以西方的大学者往往专著数十卷。到了老年，还觉得有许多东西没写完。 中国学者由于注重积淀性的整体发挥，注重学问既要博大又要精深，反对在一知半解的时候便急于宣布出去。主张十年磨一剑。主张厚积薄发，所以做这样的学问，等于是要成为一个通才。这就有一个时间问题，也就是有一个年龄问题。一般说来，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通常是越老越值钱。关于这一点，孔子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是最好的注脚。应该指出，这些观点，直到今天也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当然说来，理工科方面的学问大师出现的年龄段比较灵活，青年、中年、老年三个阶段都有可能成为大师。然而文科却往往不行。在当今时代，就算天赋最好的文科学者，不到５0岁，很难指望成为学问大师。原因是什么？文科需要积累——知识积累和生活经验积累。知识积累通常要２０年，才能有一个眉目，从２０岁算起，开始正儿巴经的知识积累，到四十岁时，学问才大致有了根底，达到孔子说的不惑水平（四十不惑）。但是还要进一步深造，同时要把青年时代残留的浮躁气革除掉，至少还得１０来年工夫，这就到了５０岁了。基本上已经成熟，（５０知天命）。以后就是真正出成果的黄金年代，５５岁左右，可望有颇大的成就。这时候，才有资格称为大师。在学问上，年龄不到５０的人，尽管也能够因为其天才而在某一特定领域（象王弼注老子）迸发出成功的火花，但终归是特例，不是一般规律。 西方学者的学问因为分门别类的性质强，可以分片包干地较快进入某一专门领域，不像中国学问那样强调整体综合学问、强调门门通，所以可以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就取得成功。同时， 更重要的是，西方学者提倡挑战已经有的结论，刻意鼓吹创新，这些都比较符合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段，容易引发少年人反权威的激情。所以西方学者在青年时代比在中国更容易受到社会重视。 中国的学术，往往注重承传。天、地、君、亲、师，师的地位是很高的。因此，老一辈的学问结晶往往需要后辈加以进一步阐述、发扬光大。从中国经学的注疏就可以看得出来。注是对前辈学术思想的解读，疏则是对前辈解读的解读。因为有一些解读在当时是通俗易懂的，过了若干年，人们读起来觉得难懂了，于是需要对原来的注解进行新的注解。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学问传承关系，容易使一门学问愈益完善。例如易学或道学或儒学，都有成百上千的注疏著作。这些注疏者在解读前辈著述的同时，也往往加进自己的思想来附会原著者的思想。同时其中的漏洞也往往被后辈学者加以弥补，结果使得原著述越来越庞大、系统，精深且完善。这是和西方学术主流著述很不相同的地方（不过西方的基督教著述承传与此有类似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许多著述中的观点现在都站不住了，但是儒、释、道三家的著述，往往至今是相当完整的体系，漏洞要相对少得多。这是因为西方的著述多为一家之言，而中国的经学著述常常因为凝结了众多学者的智慧，结果成为集体著述，只不过是冠了一个圣人的名字而已。 西方的学术也有传承关系，但是更看重标新立异。许多学者著述的出发点就是要推翻权威，推翻千古陈说，以便使自己成为新的权威。这种考虑本身就意味着一个作者有可能为了出人头地而无视、歪曲或践踏原作者的优点。标新立异的好处是增强了学术领域的生机，使之能够保持一种旺盛的向前进展的趋势。但是，要注意人文学科不同于科技领域。科技方面的推陈出新，有具体试验数据，具体的研究成果呈递进形态。人文学科却不一定。所谓的创新很可能只是旧的思想或概念的改头换面而已。由于西方学术的新的创新者们急于表明自己的创新性，就不得不极力使用一套新的术语来包装自己的学术理论，以便使它们尽可能与传统的学术成就不一样。因此，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花里胡哨、你方唱罢我登台的现象是西方文化逻辑的必然结果，是西方印欧语系语文塑造的学术思维模式的自然展开。 中国学术界要注意：创新并不总是好东西。在许多场合，承传更重要。因为承传的东西是经过很多年代的学者反复验证过的东西，具备相当的验证效果，而创新的东西，却往往具有相当多的主观性，尚没有受到检验。因此可靠性相对于传统性的东西要低。 从价值观而言，中国的学术研究往往是从属于具体社会的实际要求，尤其从属于价值观（包括伦理道德观）和政治要求。比如儒、释、道三家的学说，都不同程度地服务于古代中国的官僚社会体制。中国的学术研究往往把人的实际要求作为动力，解决具体的生命和生活问题。这个特点，延续到现在。例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提法曾经被奉为最高指示，成为整合塑造民族精神结构的一种努力方向。 西方在这方面则有值得重视的地方。西方的学术研究相对独立性较强，可以摆脱政治的过分干扰。因为西方语文主、谓、宾、定、状条分缕析的现象塑造了西方人的思维结构，使他们能够认同学术的专门化和独立性。这样，政治的干扰就不知不觉地受到了限制。于是，不是学术去完全被动地服从政治，而是政治不断在学术那儿试图获得新的支持与指导。出现了政治从属于学术的现象。当然，政治总是想要控制学术的，但是，在西方，它没有成为主流。这种传统，在中世纪的欧洲就已经形成。那时教权高于政权。具备学术特征的宗教意识形态成为国家的精神支柱，政治是在意识形态的阴影下运作的。这与中国的官本位现象很不相同。   3.7. 中西语文的建筑景观型投射
汉字的四平八稳的立体性和象形特点，可以在中国典型的四合院房屋建筑模式中找到其雏形。汉字的图画特点可以从中国古代建筑的飞檐走壁、雕梁画栋中找到缩影。古代建筑各个部分的曲折往复、钩心斗角式的连环照应，恰如汉字笔画的巧妙结体。点、横、竖、撇、捺、横钩、竖钩、斜钩、横折、竖折等等，都活像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艺诀。一个完整的四合院就宛如一个完整的象形汉字。
而西方建筑也与印欧语系语文的特点是通约的。西式建筑强调流线型，是一串串大小写拼合字母的逻辑勾连与组合。西方语文的高度符号化，导致西方人过分强调建筑的象征性。例如黑格尔就在《美学》中将建筑定义为逻辑性、"象征的艺术"。而谢林则认为"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观摩传统中国建筑，你会处处感到一种怡情的和谐美，一种将自然与善良人性融通汇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努力，它侧重对永恒、生命及美的直观的圆融无碍的呈现；侧重人的感触，或雍容华贵，或简单清瞿。总之，它让你热爱生活和自然，并在二者的协调中获得美与善的顿悟。而观摩传统西方建筑，你则处处感到以力量和理智为依托的尊严。感到它们让你严肃思考，让你奋进而欲凌驾自然力之上，并对人的力量与智慧产生肃然起敬的憧憬。在它的花岗岩与大理石的圆柱之下，你似乎感到有压抑其下蓬勃欲奔腾的欲望。
即使只以某一具体的建筑特点加以比较，也可以立刻发现二者的鲜明区别与语文暗示含义。例如对屋顶屋檐的设计。西方流线弧型文字多下垂线条，暗合西方的圆屋顶和直边屋檐。也就是说，从屋顶到屋檐通常是从上到下、呈规则的直角三角型或穹窿型。例如教堂的设计或普通楼房的设计。即使西方的亭台的屋顶也往往是平直的倾斜下来，构成比较简洁、规则的几何图形。给人的印象是线条干净、利落，主题分明。而中国的屋顶到屋檐的造型却不是这样。恰如汉字的书法艺术一样，欲右先左，欲下先上，无垂不缩，无往不复。中国的建筑设计往往欲直先曲，欲现先隐，欲放先收，反对无变化的整齐。所以从屋顶到屋檐必定不是平直的几何线条，而是变化有致。不是简单顺势下垂，而是使下垂线条与上扬线条呈阴阳互补式的呼应，构成房屋四檐展翅欲飞的姿势。而且飞檐上还常常饰有其他盘龙伏虎之类的雕饰，使得整个流彩四溢的屋檐生动辉煌。这样的建筑在故宫、在颐和园随处可见。
西方的拼写流线型文字符号文化具有流注畅通的气势；中国的方块型象形文字文化则具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气象。仅以中西窗的设计来看，便有诸多有趣的不同。西方落地窗重采光效果，轮廓大方，视野开阔，明亮舒适。侧重对生活便利的直接考虑。中国的窗棂设计，则往往半遮半掩，阴阳反复，欲开还闭。带格的窗棂与窗花宛如少女的矜持，图解出若即若离的暧昧的人际关系。然而，还不止此。中国高层次的窗台设计是非常高深的学问。在古代修建房屋时，往往要请阴阳先生看地势，测吉凶，定门窗走向。一点不能马虎。中国式窗台的设计之所以在采光上有时疏忽，是因为它更侧重另一种审美价值。这就是注重让窗台的位置与窗外的景色构成一幅自然的生命和谐图，让室内人能够随时捕捉到宇宙、自然与生命之间的和谐节奏与照应。从窗那儿望出去，必须是一副天然的借窗框装裱起来的山水图。窗外的景色和窗内人的感受应能够打成一片。通过门窗而移远就近，表现四季的更替，表现宇宙过程的盈虚与节律。试看杜甫“窗含西岭千秋雪”一行诗，是一副多么壮美的雪山图。而一个“含”字，使宇宙自然融摄于斗室之内的闲适意趣呼之欲出。至于门的设计中外均有许多特色，不赘。简而言之，中国门的设计也与窗的设计同出一理。正门、侧门、大门、小门、外门、内门，因地定位，因势设形，因用布色。或方或圆、或简或威，或浓或淡，变化万端。西方的门仍然侧重实用、经济和以技术等物质属性为主。如果说中国的门是“门虽设而常关”（陶渊明诗句）的话，西方的门则很强调开放性，有所谓“开门、开怀、开心”的说法。
尽管西方传统建筑和现代建筑的形式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设计的内在理路总是一贯的，很锲合印欧语系语文系统的语法逻辑走势，其建筑系统的主、谓、宾、定、状位置是泾渭分明的，其建筑显示出来的主体与客体是有明确界限的。而中国的建筑不太注重主体与客体截然分开，恰恰相反，它们的整体布局是建构常常追求主体客体、人与自然之间浑化无痕的境界与意趣；追求景外之景，味外之味，韵外之致。这就正如中国诗词中的诗行字面中你往往找不到主体（我）一样。而在西方的建筑中，你无处不感到人的存在，或者说人的创造力的存在。西方建筑师有时并不希望你象在置身在中国典雅的建筑内那样流连忘返地欣赏眼前美景，而是常常想要让你置身建筑景观之外，有建筑的宏伟而势所必然地注意到建筑家本身的智慧与力量。西方的建筑用巴黎埃菲尔铁塔来形象化，就是一个大写的自我Ｉ或Ａ；而中国的建筑用天安门城楼来形象化，则是一个层楼叠嶂、彩袖环饰的“無”字。这就是有我之景和无我之景的语文缩写。
3.8. 关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思考
关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应该有一个深刻反思。西方人学者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文字很不完善”、中国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历史哲学》177页)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是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毕竟是肤浅的。黑格尔只是猜测，没有解释清楚。值得指出的是，中国自己的学者在反对古文和传统文化方面比西方学者要极端得多。比如沈学说：“中外相形，中国不啻羲皇上人，最绌者文字一学。”(沈学《盛世元音》自序。1896)。1892年，卢戆章：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难者。谭嗣同(1865-1898)则说：中国象形，尤为之梗（障碍）。主拼音。钱玄同（1887-1939）在“汉字革命”一文中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之解决。”（《新青年》四卷四期）。鲁迅(1881-1936)大声呼吁实行拉丁化新文字：“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关于新文字》1934）。认为只要中国人继续使用中国文字，就只有灭亡。吴稚晖在（《新世纪》巴黎）上说：“今日救支那之第一要策在废除汉文。”(1908)。淡然也有反对派，比如章太炎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中就说：文化发达与否与文字是否为拼音无必然联系。同是用拉丁字母的国家并不同样发达。章太炎的看法颇有份量。但是章太炎的说法太笼统，根本挡不住全盘西化者的进攻。有日本学者认为：“汉字信息量很大，它本是一种IC(集成电路)。”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当代有的学者认为：方块汉字作为信息载体，是一种缩微系统，但大部分汉字具有二元结构（阴阳结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第9页）。这些看法也是很有见地的。陈寅恪说过：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李尧勋l912年在四川《国学杂志》三册、第四册分别发表“中国文字问题”、“中国文字问题三十论题解”赞扬日本学者山木的文章“卓哉，其深通字学识孔子‘同文’之制也。”他的文字理想竟然是：“将来四海统一，折衷一是，于地球中择善而从，必仍仿秦始皇尽焚字母各书，独尊孔氏文。”盖中国文字之美善，为宇内通用各种文字之冠。世有汉字废(止)论及汉字节减论者，欲废汉字而代以罗马字，或减少通用汉字之数，是殆类于狂者之所为，皆心醉西风之弊也。此论之发生，非文字之关系，乃国势消长之关系耳。好奇趋新之徒，雷同附和，将酿成不可救治之毒害。不知文字之极则，在于通达意思，明确无误，简洁而不冗漫，传之千百年之后，仍使读者易于理会。凡此数事，求其无遗憾者，惟中国文字足以当之，他日之遍布于宇内，可断言也。”他的断言是否能够实现，姑且不论，但汉字作为媒介的优势左右是不可低估的。
正面效应：改造一个国家的语文就可以大大有助于改造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命运—思维模式西化（二元对立观）—助长了智性思维与科学建构—增强了量化陈述能力。
负面效应：白话文独断主义—文学（诗歌）断裂—传统断裂—失掉了对西化价值观的免疫能力—教育上的过分科条化（书院式教育被完全取代），教育方法：例如背诵式教育被忽略，造成中国青少年早期智力资源的流失。
[1]其实，西方有若干语言学家也可以说在研究过程中成百上千次地接触到了语言文字的必然性问题。然而他们始终没有从总体上得出语言文字具有必然性的结论。例如维多利亚·佛罗姆金在《语言导论》中说：“与现代的文字不同，图画文字的每一幅画都是其所代表的事物的直接形象，图画符号的形式和意义之间具有一种非任意的关系。……图画文字一旦被公认为代表某一事物，其意义就扩大到与该事物有关的属性或概念。于是，一幅画着太阳的图画可以表示“温暖”，“热量”，“光线”，“白昼”等等。至此，图画文字开始代表概念，而不再仅仅是事物，这样的图画文字就叫表意文字（即意念图画，或意念文字。）……而当表意文字开始代表那些表达概念的语音（亦即语言中的词时），它们便成了语言符号。这一阶段代表了文字发展过程中具有革命意义的一步。
[2]见王安石《字说自序》，文载《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经籍》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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