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第六章 均患轻重程度不同经济疾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0:52:14
英美德日虽然经济发达，并先后创造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奇迹，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均患过或患有轻重程度不同的经济疾病。 “英国病”是“走走停停”，积重难返；“美国病”是“双赤字”居高不下，久治不愈；“德国病”是“社会福利”负担沉重，难以为继，“日本病”是“泡脉经济”虚假繁荣，好景不长。这些经济疾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长期性、严重性和结构性的特点。
从战后到70年代，英国经济发展缓慢，每况愈下，严重的“英国病”使英国经济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英国病”的总体症状是“走走停停”，即英国经济即使在“走”的时期，也从未达到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日德经济发展的速度，而在“停”的时期则往往是最先陷于衰退和最后摆脱困境。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病症”表现
（一）经济增长缓慢
1950-1980年，英国经济每10年的平均增长率呈下降趋势：50年代为2.8%，60年代保持2.8%，70年代下降到1.8%。
在此期间，经济增长率“走”的年份——超过4%——的只有6年，1953、1959、1960、1964、1975和1980年；经济增长率倒退的年份——呈负数——的有4年，1952、1974、1976和1979年；其余年份均处于“停”的状态，即经济增长率很低，几乎不动。
（二）增长速度低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
1950-1980年，英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仅2.47%，明显低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同期，日本GNP的年均增长率达7%，法国、加拿大和西德均超过4%，分别为4.7%、4.6%和4.2%，即使是美国也超过3%，为3.4%。此外，英国在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方面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三）国际地位急剧下降
“英国病”有各种症状，“走走停停”只是其症状之一。其他的症状还有：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发症状与国际收支危机的交织，收入分配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分权主义日益严重的趋势等。虽然其中某些症状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有所表现，但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中，这些症状都不如英国那样来得严重。“英国病”并不等于所谓的“后工业化社会”的病症，而是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英国所特有的病症；“英国病”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衰老症”，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衰老”固然是英国经济患病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还有其他重要的社会经济原因。正因为如此，英国经济即使在“走”的年份，也从未达到其他发达国家的速度，特别是日德的速度，而在“停”的年份，英国经济则往往最先陷入和最迟摆脱困境和危机。
在内外交困，别无良策的情况下，英国经济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英国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从1953年的8.6%下降到1980年的4%；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从1955年的19.8%下降到1976年的8.7%；GNP在1945年居世界第三位，但在60年代先后被德日和法国超过；人均可支配收入逐步被许多较小但较富的欧洲国家超过，到70年代更接近于地中海沿岸（南欧）国家的水平
英国无论在世界贸易还是GNP中所占的比重的大幅度下降，主要是由于战前很长一段时期内的特殊情况，使其得到与其国力很不相称的大量世界财富和贸易，而战后这些有利于英国的条件有的不复存在，有的逐步消失，所以战后英国相对地位的下降是理所当然的。至于
英国是否应当下降得如此之快和如此之多，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总之，到80年代初，英国经济自战后以来的不断下降趋势似乎趋平与稳定了。结果，英国已从战前和战后初期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降为位于美日德法之后的第五经济大国。虽然英国属于七国集团成员之一，但它无论如何也只能算是一个二、三流的中等强国，称不上昔日辉煌一时的泱泱大国了。
二、原因何在？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最早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最早进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英国经济曾在历史上昂首阔步走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长期处于霸主地位并显赫辉煌。但是，由于英国经济患上了“英国病”，昔日庞大的殖民帝国由强变弱而最终瓦解，英国经济从极盛时期的高峰逐步衰落下来，陷于江河日下，退势难止的局面。
自19世纪后期开始到战后，“英国病”长期难以治愈。“英国病”最早是法国人不客气地指英国经济中的诸多弊病——好斗的工会，糟糕的管理，政府的通货膨胀与紧缩迅速交替的政策，以及对艰苦工作和企业家精神等传统的否定态度等。
战后，新的世界经济繁荣导致了进口高潮，英国大量进口了设计较好的欧洲产品和廉价的亚洲商品，从而引起国际收支困难、英镑危机和货币贬值，结果加剧了通货膨胀，国内提高工资的要求更加强烈。英国政府在不同时期采取了控制物价，制订增加工资法则，紧缩财政等措施来制止通货膨胀，并为持续增长创造正常条件，但这些措施很少能长期行之有效。英国的汽车工业逐步被外国竞争者削弱，一度繁荣的造船业几乎完全依靠海军部的订货来存在和发展，电器和摩托车制造也失去竞争力。在这种不断衰退的趋势下也有少数例外存在，例如，伦敦中心商业区的金融还能保持不衰，零售业仍然实力雄厚，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利润丰厚等。但是，这些少数的例外行业阻挡不住英国的工业基础不断削弱和受到无情侵蚀的发展趋势。这一切造成英国工业和经济在战后的“加速衰退”。
“英国病”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后工业化社会”常见的那些病症，也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衰老症”，其社会经济含义要比这广泛和深刻得多，必须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加以探讨。
“英国病”的根源可以从“世界工厂”的遗产、殖民帝国的后果、“福利”国家的负担和“传统精神”的枷锁这4个方面进行追寻和分析。从英国社会历史背景来看，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曾是史无前例的“世界工厂”；在大约4个世纪内，通过霸权的确立和殖民扩张而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由于工人运动开展得比较早和工会力量的强大，以及由于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思想的严重影响，在资产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而采取的“福利”措施的条件下，“福利国家”的主张不仅较早得以传播，而且被主要政党所接受，作为施政的纲要和目标；历史上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王权、贵族势力之间的密切联系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使得上层建筑领域内长期保留了不少陈旧的东西，形成一种倾向于保守的文化传统。所有这些都对20世纪的英国经济和“英国病”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世界工厂”及其遗产
英国是最早进行产业革命亦即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英国由此而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并称雄于世上百年。“世界工厂”的地位曾经是英国经济的骄傲，但同时也给英国留下了陈旧的产业部门、墨守成规的技术和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等沉重的遗产，从而成为英国工业发展过程中的阻力。
例如，在第二次世界科技革命期间，英国由于自恃其强盛，对新兴工业投资很少，工厂设备落后，劳资关系恶劣，仍然依靠其传统工业带动经济发展，虽然像纺织、煤炭和铁器制造的绝对产量不断增加，但在世界产量中所占相对份额却不断下降；在那些新兴行业——炼
钢、化学制品、机床和电气产品，英国很快就失去其以前具有的领先地位。英国工业优势丧失，竞争力下降，海外市场受到排挤和侵蚀。19世纪后期，英国生产率的下降和竞争力的减弱，使工业实力下降，结果美德取代了其“世界工厂”的地位。这倒不是英国没有发展，而是因为英国靠吃老本，美德经济发展得更快，后来居上。
再例如，战后初期，与欧洲大国相比，英国经济实力仍然是遥遥领先的。这也是英国战后经济相对衰落的原因之一。首先，与德日相比，英国所受战争破坏就小多了，因此，其经济增长率不会像遭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德日那么高，也就理所当然了；其次，从心理上说，英国仍然可加以自慰，英国是战胜国，是战时同盟“三强国”之一，战后有英美的特殊关系，仍保持了世界强国的地位；最后，更主要的是，上述情况，很难使英国看到有什么必要对其经济进行大幅度的改革，战争非但没有产生新的机构，而且增强和保留了传统的体制，虽然1945-1951年工党推行国有化和建立“福利国家”的计划，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英国传统的经济实践和工作观念。
（二）殖民帝国及其后果
庞大的殖民帝国曾使英国号称“日不落王国”。殖民帝国的“业绩”也曾是英国资产阶级长期引以为豪，也确实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巨大的财富以及英国经济发展的种种便利。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因殖民扩张而建立的大英帝国逐渐解体了，由此也给英国留下了一系列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严重问题。例如，经济结构的畸形、资本和人才的外流、国际收支的恶化，以及海外利益集团的“离心离德”等，都是殖民帝国造成的严重后果。
1945年二战结束时，虽然英国已今非昔比，但大多数英国人认为，他们的民族和帝国仍然以世界大国之一的面貌出现。这种情况既使英国无视战后的战略力量对比，也掩饰了很难适应于战后没落的政治地位的心理。在英国人看来，英帝国是惟一始终参加二战作战的大国。在丘吉尔的领导下，英国无疑是“世界三强”之一，为二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到1945年8月，英王的所有属地都回到了英国手中；英国军事基地遍布北非、意大利、德国和东南亚；皇家海军虽然在战时损失惨重，但仍然实力强大，皇家空军的轰炸机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战略空中力量。
因此，在战后，英国对大国地位的幻想缠绵不绝，甚至热衷于建立“福利国家”的工党大臣们也是如此。英国政府极力使国内外矛盾不发生冲突：一方面，在国内提高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同时在海外维持一系列军事基地。但是，现实证明这两者是很难兼顾的。工党政府谨慎地从印度撤出，从巴勒斯坦脱身，并且放弃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承诺，从而减轻了一些日益沉重的海外负担。英国从1947年开始从海外作有限的撤退和收缩，是一种“以退为攻”的战略。而这种战略是建立在如下设想之上的，即如果放弃某些地区，英国就能重新部署其军事基地和获取帝国的最大利益。例如，放弃巴勒斯坦以换取苏伊士运河，放弃印度以换取阿拉伯石油等。
战后初期，由于其他大国更加衰弱，英国明智地收缩海外战线，在中东和非洲保持了帝国地位，再加上出口暂时高涨，这些情况部分地掩盖了英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脆弱。1956年，英法对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干预的失败，清楚地说明，在美国不同意的情况下，英国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可以在第三世界任意采取军事行动了。但是，在有些方面，英国衰落的现实此后仍然被掩饰了，例如在1957年后，英国的防务采取了依靠核威慑的政策。这种政策既比维持大规模的常规军要省钱得多，而且还可以继续保持大国的地位。
英国自信在世界上仍然占据特殊地位，因此显然无意放弃帝国其余属地，即使付出高昂的代价，例如，1982年英阿为争夺福克兰群岛之战，撒切尔表示英国决不能容忍阿根廷对其直辖殖民地的入侵和接管，将用一切必要的力量维护之；从经济上讲，这些前殖民地对战后英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此宁可不参加争取早期欧洲统一的经济联盟；保持大国地位对英国十分重要，英国在海外维持大批驻军，耗费大量金钱，其防务开支在北约中大于除美国外的所有其他大国。
英国衰退的经济状况与其过分扩张的战略态势之间的脱节现象，是在所有大国中最严重的，苏联除外。英国国土面积24.5万平方公里，80年代初人口5000万，1983年在世界GNP中所占比重为3.38%。但其军费开支和战略承诺与其国力极不相称。虽然英国比维多利亚女王全盛时期已经国力大衰，但仍不失为或自称为世界领先的“中等”强国之一，其国防开支占世界第三或第四位，多于除希腊以外的任何其他欧洲北约伙伴，占GNP的5.5%，海军和空军均排在世界第四位。而且，尽管英国国力不断下降，但在国外仍有广泛的战略承诺。英国最大的海外军事承诺是在西德和柏林驻有陆军和空军6.5万人、600辆坦克和3000辆其他装甲车辆，每年开支40亿美元；同时在香港（回归中国前）、文莱、塞浦路斯、直布罗陀、伯里兹、福克兰群岛和印度洋等世界各地拥有驻军和海军基地。
这就给历届英国政府留下了两条可供选择的出路：或者减少一些国外的战略承诺，并忍受由此带来的后果，或者仍然进一步增加军事开支，从而减少发展生产的投资，影响经济持续增长。对此，英国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三）“福利国家”及其负担
“福利国家”原是英国政府企图用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和推动经济稳定发展的手段，但“福利”支出不断增加则引起了财政赤字剧增和企业效率不高。结果，“福利国家”不仅成为压在英国经济身上的沉重包袱，而且助长了人们严重的依赖观念。英国在“福利”问题上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境地。
在欧美国家中，英国是第一个全面实施社会福利的国家。战后以来，以社会保障体系为核心的一整套社会福利制度，不仅同广大英国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且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有深刻的影响。
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包括：社会保险、国民保险、个人社会福利、住房补助和免费教育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网络。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对英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社会福利政策对英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一方面，50-80年代，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全面实施，英国经济稳定增长，人们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医疗条件和居住条件大大改善，整个社会的物质文化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劳资关系和阶级矛盾，维持了社会和政治的长期稳定。这两个方面都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改善劳动力素质，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福利国家”取得诸多令人注目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不少严重的弊端。这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庞大的公共开支成为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为了维持庞大的社会福利计划，历届政府不得不每年支付巨额开支。例如，1949-1985年，社会保障支出无论在GNP还是政府公共开支中所占的比重均直线上升，1949-1950年度占GNP的4.7%，1959-1960年度5.3%，1969-1970年度上升到7.0%，占公共开支的19.7%；1979-1980年度分别占9.0%和24.2%；1984-1985年度分别上升到24.2%和28.7%。其支出额从同期的65.70亿英镑增加到362.9亿英镑，增加了4倍，比同期英国经济增长快1倍，仅此一项就远远超过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
英国整个社会福利费用的支出占GNP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当然就更高了。例如，1981年占GNP的24%，1983年占25%，占政府财政支出大约60%以上。50-60年代的英国经济增长比较稳定的时期，这种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尚可从经济增长中得到补偿，问题不大。但
70年代中期后，英国经济严重滞胀，社会福利开支却有增无减，则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成为严重问题。
60年代末，英国政府还有14亿英镑的盈余，到1983年已转为115亿英镑的逆差。巨额社会福利开支造成严重的财政赤字，而严重的财政赤字迫使政府靠借债来继续保持社会福利开支，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从1973-1981年，英国内外债总额从375亿英镑增加到1108亿英镑，8年内增加了将近2倍。到1982年底，英国各级政府的债务总额高达1000亿英镑，相当于该年度GNP的54.1%，仅国债利息就达60亿英镑
英国这种社会福利支出有增无减，政府财政赤字连年不断，靠借债度日的状况，成为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过分强调“公平”造成经济的低效率。战后以来，英国的社会福利逐渐趋于“均等化”，即社会福利已不再是仅仅对某一特定阶层——主要是贫困阶层——施行的一种社会救济，而已成为社会各阶层均应享受的一种权利，成为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结果，全面推行“福利国家”计划，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社会观念，不干或少干照样可以生活，从而使对政府和社会产生一种严重的依赖思想。同时，英国的高税收制度也使许多在业者宁可选择休息也不选择工作，因为一般工薪阶层的工作收入在扣除税收后，比依靠福利收入多不了多少，因为从失业救济金和补助救济金所得的收入，不必纳税。因此，这种“收入均等化”造成许多不良影响。首先，它压抑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其次，它压抑了人们的投资积极性；最后，它导致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和资金外流。这些都大大降低了经济效率，也是导致英国经济长期增长乏力，劳动成本偏高，国际竞争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传统精神”及其枷锁
英国的“传统精神”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分析英国经济时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传统精神”，是指英国长期存在的诸如门第观念、等级制度和守成思想等。这些东西从本质上讲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容的。然而，事实上，这些东西在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不仅长期和普遍存在，而且起着重要作用——有形或无形地阻碍着英国社会经济的变革和创新。
守成思想在英国要比在其他主要欧美国家浓厚得多。这部分是由于英国在近代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形成的“民族优越感”至今仍在起作用，部分是因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很不彻底，许多封建的东西被保留了下来而形成的历史惰性，所以墨守成规、维持现状和抵制创新的思想牢固地支配着大多数英国人。
在英国，由于具有长期的历史传统，往往几百年前的法律仍有效力。例如，1215年的《大宪章》现今仍然构成英国宪法的组成部分。因此，英国法律变革相对缓慢，具有保守性。今天，英国的法官在处理案件时，甚至求助于数百年前的先例。一个权威性先例往往又以古老的传统习惯为基础，因此在英国法官中形成了一种“向后看”的思维习性，大多数法官对法律改革持保守态度，只把某些古典法学著作才奉为法律渊源，适用遵循先例原则较为严格，故其法律较少灵活性。比较之下，美国没有封建社会的历史，没有采用英国法中那些封建色彩浓厚的制度和原则，美国宪法中没有保留王权和贵族特权，在继承领域也没有采用长子继承制；美国法官在适用先例和解释制定法等方面则持较为开明的态度，只要社会条件需要，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推翻先例，并创制新的法律规则，或对制定法作出新的解释。因此，美国法律的发展，比英国更具灵活性。这种历史的惰性和保守性在英国法官中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民众了。
至于英国的“民族优越感”源于其“世界工厂”和殖民帝国时期的辉煌历史。英国人相信他们取得这种地位既是天然的，又是命中注定会继续下去的。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代英国
的太平盛世和无可匹敌，则成为英国人难以忘怀的历史。因此，即使英国经历了从19世纪中期的繁荣鼎盛，到一战后的“家道中落”，甚至到二战后的“全面破落”，许多英国人仍然迷恋于昔日帝国的强盛、地位和荣誉，放不下“绅士”的架子，仍要极力维持“贵族”的门面。充其量，这种已失去基础的“民族优越感”则是对战后失落感的一种聊以自慰，或者简直就是一种“阿Q精神”，使英国满足于现状，不能正视现实，也不求进取。这些“传统精神”的枷锁对于“英国病”是不会没有影响的。
综上所述，“英国病”的病根存在于其社会历史之中，即存在于“世界工厂”的遗产、殖民帝国的后果、“福利”国家的负担和“传统精神”的枷锁之中。反之，正是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促成了英国经济特有的所谓“英国病”。
所谓“双赤字”是指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美国“双赤字”的特点一是历史时长久，二是数额巨大，三是不断增加。
一、联邦财政赤字简史
（一）赤字简史
综观美国历史，从其建国起，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就与国债一起结下了不解之缘。
美国联邦政府从建国初期就开始负债。独立战争期间，由于国库空虚，当时的联邦政府共募集公债8000万美元。到独立战争行将结束时，联邦政府具有4200万美元的内债和1100万美元的外债。由于后来历届联邦政府的努力，如建立国家财政信用，削减军费，取消某些税收，以及订立保护民族工业关税法案等，到1811年，公债已减少近一半。
接着是1812-1815年美英战争，出现4年巨额财政赤字，共6850万美元。到1815年，联邦债务上升了大约2倍，达1.2亿美元。又由于几届联邦政府的不不断努力，国债再一次减少。
对此，1825年3月4日，亚当斯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指出，在门罗“就任总统的8年内，我们取消了许多国内税，偿还了6000万美元的国债”。到1834年，杰克逊总统曾乐观地在其该年度的国情咨文中宣布：“国债将于1835年1月1日之前清偿完毕。”但是，1837年的经济危机使联邦政府又陷入债务之中。
接下来，情况有所缓和。到1845年3月4日，波克尔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宣布：“我们对独立战争及1812年战争期间所负的债务，已经采取了明智的政策予以圆满解决。毫无疑问，我们在过去数年内所积欠的国债，通过审慎地使用税收、并使之不用在非必要的用途上将迅速予以偿还。”可是，1847-1849年的美墨战争再度打乱了这一计划，国债又有所上升。
又经几届联邦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情况得以好转。然而，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使得国债急剧上升：1863年第一次突破10亿美元大关，两年后翻了一番，达到20亿美元。在没有相应增加收入的情况下，1865年的联邦财政支出为13亿美元，政府国债为26亿美元。
战后，联邦财政状况逐步好转。在1867-1897年这30年中，27年有财政结余，其中有一半年份的收入超过支出25%以上，只有3年有赤字。这3年赤字发生在1873-1877年的经济萧条期间。对此，海斯总统在其1877年3月5日的就职演说中曾提到：“关于国内财政状况，我不打算就过去3年我们所遭受的困难与衰退发表冗长的叙述。从1873年9月到今天，全国工商业的萧条依然如故。”
在此期间，联邦政府还决定用黄金偿还国债。1869年3月4日，格兰特总统在其就职
演说中说：“为了使我们与我们的后代保持联邦制度，国家背负了一笔巨额债务。偿还债务的本金和利息以及恢复硬币制度必须有妥善的安排，必须使债务人和国家不受物质损失。为了维护国家的荣誉，除非债约中另有规定，所有政府公债均应用黄金来偿还。”同年，联邦国会通过了用黄金偿还公债的法案，以赎回3.56亿美元的绿背纸币。此外，在1893-1897年还出现过“4年的萧条”，联邦财政竟然没有出现赤字，相反还有盈余。但是，麦金莱总统强调说：“通过借贷而创造财政盈余不是永久稳妥的依靠”，“不能允许政府在目前的时期入不敷出或增加债务”。
1896-1916年这20年中，联邦政府有9年结余，11年赤字。但是，这一时期的国债相对稳定。例如，1916年时国债的净值，与20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一时期赤字的主要原因是，1907-1908年经济危机及其后遗症。对此，1909年3月4日，塔夫托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宣布，他的政府“面对庞大的财政赤字”，“主要由于在1907年存在大恐慌之后出现的商业萧条，来自关税和其他来源的财政收入已减到这样的程度：本财政年度的支出将超过收入一亿美元。”
1914-1918年一战期间，联邦政府4年财政赤字，1年结余。战争造成了新一轮的更加严重的财政赤字。1916年联邦公债仅为12.3亿美元，到1919年便上升到255亿美元，4年上涨了约20倍，仅1919这一年，联邦赤字就高达130亿美元。
1920-1929年这10年中，联邦预算趋于稳定，财政每年均有盈余。这一时期中，联邦公债再度大幅度下降，到1930年减少到了160亿美元。
1930-1938年“新政”期间，联邦政府每年都有赤字。到二次大战期间，联邦赤字达到新的高峰，为2110亿美元。
战后，1946-1953年杜鲁门总统任内，联邦财政4年结余，3年赤字；1954-1961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3年结余，5年赤字。1960-1992年的33年中，除了1960和1969年两年略有结余之外，其余31年均为赤字。
(二)比较分析
通过上述美国联邦国债和财政赤字的简史可知，联邦财政赤字始于建国初期，并非当代联邦政府独有的现象。国债和财政赤字是一对孪生兄弟，往往结伴而行；尤其是80年代以来，二者呈现连续增长之势，同时居高不下。
就国债数额占GNP的比重来看：大萧条前，联邦国债为168亿美元，占GNP的33%，1940年上升到430亿美元，占GNP的43%，1946年达到历史的最高点，为2690亿美元，占GNP的128.5%，1949年下降到2530亿美元，占GNP的98%。从1981-1992年12个财政年度中，国债从9085亿增加到3.97万亿美元，分别相当于GNP的的26.5%和51.1%。1993年初，克林顿上台时，美国国债已突破4万亿美元大关，人均负债1.6万美元。
从财政赤字来看，80年代前增长温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到1955年已累积2744亿美元，肯尼迪任内，1961年上升到2929亿美元，约翰逊任内又增加将近700亿美元，到1969年增加到3671亿美元。尼克松5年任内的赤字总和为1161亿美元；福特2年任内的赤字超过尼克松的，为1269亿美元；卡特任内的赤字共2268亿美元，使联邦赤字从1976年的6464亿增加到1980年的9143亿美元。
80年代后，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在里根和老布什任内激增。1981-1992年的12个财政年度期间，累计赤字22722亿美元。1992财政年度的赤字高达2903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
（三）原因何在？
美国财政赤字不断增长，数额庞大，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从30年代“新政”开始，美国一改以往平衡预算的传统，赤字预算成为指导思想，战后历届政府都照此奉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二是呈“结构性赤字”，难以削减。这理论和实践的两个方面，对战后美国财政赤字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欲罢不能。
1、从力求收支平衡到推行赤字演算政策
（1）30年代前历届政府力求收支平衡
早期美国联邦政府力求收支平衡，虽然没有明确和系统的理论作指导，但历届总统平衡收支的思想和做法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平衡收支表现在强调正当使用公款和厉行节约方面。例如，克利夫兰总统说：“一个诚实而称职的政府的明确的要求是，以公众的需求来限制政府的支出，并以严厉的节约原则作为衡量的尺度。”
杰弗逊总统也说：“从各个方面来考虑厉行节约，看来将大有裨益。我之所以切望能达到这个目标，是因为它既有利于偿清国债，而不必要的漫长期限是同真正的独立不相容的，也由于它将能抵制政府和个人的恣意浪费的趋势，而政府庞大的开支是极易造成这种浪费的。国会明智地制定了关于公款的拨用和政府官员欠帐偿还期责任的决定，这将大大有助于达到这一良好的目的。”
其次，平衡收支的思想也表现为尽早偿还国债。例如，波克尔总统说：“国债几乎已成为欧洲各君主国的一项制度。其中某些国家认为，国债是现存政府的基本支柱。但是，如果一个政府得以维持，仅仅是靠周期性地将大多数人的辛劳所得转移成为少数人的财源，那么人民的境遇将是悲惨的。这种制度同当初我们建立共和政府的目标是相违背的。我们对独立战争及1812年战争其间所负的债务，……将能迅速地予以偿还。”
再其次，平衡收支的思想还表现为适时调整税收政策。例如，克利夫兰总统说：“为了对全体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以应有的关心，要求我们把财政建立在稳固而明智的基础之上，……这也要求我们调整我们的税收制度，减轻人民不必要的赋税；应该关心工业中投资的资本赢利和所雇佣的工人，以免国库积累过多而诱发奢侈与浪费。”
哈里森总统说：“财政部的盈余即使不是最大的弊端，也是一种严重的弊端。我们的岁入应该足以应付财政部正常年度需要，对异常而且迫切的不时之需也应当留有足够的余地。应当节约开支，而且只用于为大众所必需的事业上。一切浪费与挥霍公款，或用款出于偏心都是犯罪行为。”联邦政府必须尽力“使国库没有太多的盈余“。
最后，关于平衡收支的思想和做法，麦金莱总统下列的这段话对此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具有代表性。他说：“政府维持其信誉的最好方法是量入为出，不是求助于贷款，而是置身于债务之外，并通过一种税制……以获取充足的收获……因此，热切希望并期待国会及早在切实可行的时候制定公正、合理、稳健、正确的岁入法规，……国会的最高职责是恢复始终是国家财政最坚实支柱的保护性立法，制止财政赤字。”
（2）三十年代后各届政府大力推行赤字演算政策
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彻底打破了长期主宰美国经济发展的“市场万能”的神话，将自由市场机制调节功能的缺陷暴露无遗，充分证明了单个垄断资本已无法驾驭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力。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恩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从此，各届政府大力推行赤字演算政策，使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增长。
2、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实践
对当时的美国人来说，20年代的“黄金繁荣年代”景象似乎会永远继续下去，甚至在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价格暴跌，引起一片恐慌时，许多人还不相信危机正在来临，联邦当局仍然作出乐观的预测。到1930年，美国已陷入全面的经济大萧条之中。这种大萧条是美国建国以来所从来没有过的，也许惟一可以与之相比的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那场经济衰退，即19世纪70年代发生的历时多年的经济衰退。
1929年，胡佛总统上台执政。他崇尚自由放任主义，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企业推崇倍至，认为联邦政府的职能是保证而不是干预这种自由，强调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来自社会的合作，而不是来自政府的管束”。他的4年任期正值美国处于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萧条，尽管他迫不得已地“干预”经济，如提出复兴经济大纲，批准成立重建财政公司，并且向濒于倒闭的银行提供贷款等，但他始终不认为自由放任主义的资本主义已走到尽头，一再强调经济危机“不能靠立法或行政命令来解决”，反对为救济和工程项目提供联邦经费的建议，
认为通过平衡预算和恢复商业信心，就可结束大萧条，并且向公众保证说，经济复兴“即将来临”。
由于他坚持推行自由放任政策，回天乏力，到1932年大选时，美国经济已濒临崩溃，成千上万家银行倒闭，十几万家企业破产，工业生产下降一半，农业生产下降一半多，工资削减60%，投资削减90%，每4个工人中有1人失业。
1932年的总统竞选活动，集中辩论经济大萧条的原因和可能挽救的办法。胡佛的竞选对手是民主党人纽约州州长罗斯福。罗斯福从1929年起曾两度出任该州州长。在30年代初的大萧条期间，他运用州政府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力量，创办了全美第一个州立救济机构，因此颇得人心，声名大振。结果，罗斯福以压倒多数取得大选的胜利。
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为罗斯福政府推行“新政”提供了契机。罗斯福上台伊始，就立刻敦促国会一起采取“百日”紧急行动，要求国会授予他对付危机的“紧急全权”，全力推行“新政”。
所谓“新政”，就是以一批应急制定的“新政法令”为指导的社会、经济改革的紧急措施。这些法令数量多，共70多个，涉及面广，涵盖工业、农业、银行信贷、公共工程、劳资关系、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归纳起来，“新政”的基本内容如下。
（1）整顿银行系统
罗斯福就任总统时，美国的银行和信贷系统已陷于瘫痪。为了稳定银行体系，他上任后的第3天，就下令所有银行关闭4天，禁止支付和出口黄金；第6天国会召开特别会议，通过“紧急银行法”，规定所有银行一律暂停兑付存款业务，所有私人银行只有在领到政府执照后才能重新开业，并且禁止储存和输出黄金。由此遏制住了存户的挤兑浪潮。后来，联邦政府又颁发了“存款保险法”，规定由政府出面担保，以恢复存户对银行的信任，并动用了约30亿美元的官方贷款，加强私人银行的实力。
罗斯福政府还采取了增加税收，扩大预算赤字，黄金储备国有化，实行货币贬值，以及对证券交易实行严格管制等措施，使财政信贷系统很快复兴和稳定。
（2）颁布“全国工业复兴法”
该法主要包括3方面的内容。
首先，规定各部门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销售定额和雇佣工人的条件，以限制生产，缓和劳资关系，消除“生产过剩”。
其次，规定工人享有诸如自由参加工会和签订集体合同等基本权利，为社会困难的失业者提供少量的救济金。
最后，由政府出资兴办大型公共工程，吸纳和安置失业人员。这些公共工程包括植树造林、资源保护、防治水患、公用事业、公共建筑、公路桥梁、公园游艺和下水道疏通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是比较完备的社会经济试验场。该工程除了田纳西河沿岸3个州的大堤外，在其支流上也修建了一系列的水坝。这些水坝不仅用于改善航道和防洪，而且也用于发电。联邦政府架设了约8000公里的输电线路，以低价向附近居民区供电。该管理局也协助农场主改造农田，进行农业试验，此外还推动公共卫生和娱乐设施的建设。
从1933-1937年5年间，联邦政府共拨款120亿美元用于兴办公共工程，平均每年安置200-300万失业者。这些公共工程不仅增加了就业人数，而且也改善了基础设施，稳定了社会秩序。
（3）通过“农业调整法”
1935年5月，联邦政府提出“增加农业购买力以解除现有的全国紧急情况的法令”，并
在国会得以通过。该法令简称为“农业调整法”。
该法旨在使农产品的价格恢复到同其他商品在1914年的比价，其基本方法是政府收购、控制产量和鼓励减产。根据该法令，联邦政府设立了“农业调整署”，对价格下跌幅度最大的重要农产品（小麦、玉米、大米、棉花、烟草、牛奶和猪肉）的生产实行控制，后来又扩大到包括肉类、奶油、糖类和亚麻等，实行定额生产限制，对超额产品课以重税。1933年，由联邦政府出面同各州农场主签订了数百万份减耕合同，使小麦和棉花的耕地减少了1000万英亩，玉米耕地减少近900万英亩。停耕的土地作为国家的租地，由联邦政府支付租金和农场减产的“货币奖金”。国会后来又通过一项农业救济法，规定提供有关剩余农作物的贷款，对小麦保险，并建立有计划的仓储制度，以确保“储量保持正常”。这些措施对于抑制农产品的进一步过剩，提高其价格，避免农场主因价格不利而破产等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4）通过社会保障法
长期以来，老年失业和无依无靠，一直是美国公众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1936年通过的“生活保障法”规定，许多工种的工人在65岁时能领到少许津贴。这一用途的保险基金由个人和雇主分担；能工作的人如果失业，不问年龄，各州均须发给失业补助金，这一款项来自强制性的联邦工资税。到1938年，各州均有了某种形式的失业保险。这一法案对战后联邦政府承担越来越多的福利开支具有重要影响。
在1937-1938年的又一次经济衰退中，罗斯福政府再次制定了“第二次新政”措施，包括“新农业法”、“复兴和救济法”以及“国家劳动关系法”等，基本上承袭了前期“新政”的做法。
“新政”几乎一直是在猛烈的批评中进行的，遭到不少的反对。例如，“新政”的两大支柱——“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先后于1935年5月和1936年1月被最高法院宣布为“违宪”而废止。在1936年大选中，罗斯福再度连任。从1932-1938年，美国一直在辩论“新政”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产生的影响。批评者认为，政府职能的无限扩大最终将损害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罗斯福则坚持认为，凡是有助于社会经济和公共福利的措施只会增强自由和民主。他在1938年的一次广播演说中提醒美国人民说：“民主已在几个大国中消失，其原因决非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讨厌民主，而是由于他们的政府领导无方，造成政府混乱和软弱。面对失业与不安全，他们的子女啼饥号寒，人民束手无策，身心俱疲。他们在绝望中决定牺牲自由，以换取果腹的东西。我们美国人都了解：我们的民主体制能够保持下去并发挥作用。但是为了保持民主，我们必须……证明民主的实际运转是与保障人民安全的任务同样重要的……美国人民愿意不惜任何代价保卫自己的自由，而自由的第一道防线，便是保障经济安全。”
显然，“新政”期间，美国举国上下的政府观念正在改变，人们从实践中逐渐地赞成联邦政府在为人民谋福利方面，不应无所作为，而应负起更大的责任。罗斯的再次当选便是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