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斗争哲学”向“建设哲学”的跨越orz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思维上经历了从“斗争哲学”向“建设哲学”的重大转变。当今的中国年轻人可能会觉得“战天斗地”，“敢叫日月换新天”，“敌人不投降，就要它灭亡”等诸如此类的政治口号荒谬而可笑，殊不知，此乃为建国后的近30年中极为流行的语言。它们所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政权后革命思维的继续。

从“斗争哲学”向“建设哲学”的跨越

作者：张定淮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09-10-30  浏览：6787 显示全文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思维上经历了从“斗争哲学”向“建设哲学”的重大转变。当今的中国年轻人可能会觉得“战天斗地”，“敢叫日月换新天”，“敌人不投降，就要它灭亡”等诸如此类的政治口号荒谬而可笑，殊不知，此乃为建国后的近30年中极为流行的语言。它们所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掌握政权后革命思维的继续。在经历了重大曲折后，中国共产党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逐步实现了执政思维的转型调整，当下的中国，流行的是诸如 “依法治国”，“社会和谐”，“以人为本”，“致富光荣” 的话语系统。从这些内容截然不同的流行语的变化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共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政治思维方式和其进行转型的基本轨迹。
　　
　　“阶级论”的利与弊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以通过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为初级目标的，这决定了它必须以革命思维来分析，处理和应对恶劣的政治形势。为此，其强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阶级论”是这种革命思维的合理逻辑出发点，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判断革命主体，革命动力和革命对象，通过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关系的分析来确定人们的不同政治态度和立场，并以此来认识社会冲突的来源，确定了“剥削”和“被剥削”概念和相互关系。
　　为根本改变这种生产关系，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强化阶级仇恨，以对农民许诺并践行分配土地的方式，充分激发了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这种适合中国实际的政策和策略使中国共产党逐步壮大，并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的目标。然而，新中国建立后的国际环境相当险恶，国内事业百废待兴，巩固新政权的任务也异常艰巨，因此，中国共产党继续革命思维，以“斗争哲学”作为自己的政策基础无疑是赢得革命胜利的保障。
　　然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本应进行执政思维转型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沿袭了革命思维的惯性。党的最高领导人坚信，政治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保持红色政权永不变色的不二法宝，所以，其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表现形式是政治运动不断，冤假错案凸显，这种红色恐怖的受益者陷入一种异常的政治狂热，而失意者则感到人人自危。政治上的高度控制使人们有一种空前的压抑。随着这种政治上革命逻辑的继续发展，最终形成了一种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革命的执政思维发展到了极端。
　　政治上极端的革命执政思维必然对国家建设的总体发展思路产生重大影响。在这样的执政思维下，中国共产党以大规模“人民战争”式的手段推进国家建设，提出了“赶英超美”的口号。这种高度社会动员的方式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方面，它的确产生了快速推进国家建设的效果，在较短时间初步建立起国民经济所必须的工业体系，体现了高度集权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从而为尔后的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大炼钢铁”，“大跃进”等诸如此类的运动所带来的灾难和教训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所无法释怀的。尔后发生的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更是使中国的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沿。事实证明，执政党是需要根据社会条件的变化而调整执政思路的，不尊重客观规律的蛮干只会受到惩罚。
　　
　　“实践理性”的执政党思维
　　客观地看，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几年曾试图进行执政思路的改变，其突出表现就是党的八大提出了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然而，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强烈革命思维却否定了这种适合时代发展的正确的政策方向选择。随后发生的 “反右” 运动，“四清”运动以及后来的“文革”等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延续了传统的革命思维。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践理性”思维才逐步取而代之。
　　中共“实践理性” 的政治思维滥觞于邓小平和党内众多同志对中国实际的客观判断，指导性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它们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发挥着把握方向的作用。
　　对于邓小平“实践理性”的通常表述是人们熟悉的“三论”，即“摸论”，“猫论”和“不争论”。所谓“摸论”，通俗地讲，就是我们没有现成的模式或道路可以效仿或遵循，需要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地去探索，那种方法能奏效就采用那种方法。它解决的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论问题。
　　对于“猫论”，中国的百姓再熟悉不过了。邓小平运用老百姓检验事情结果的常识性判断，解决了真理标准问题，其真实用意在于鼓励人们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禁锢，充分解放思想，为尔后所进行的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空间。
　　对于“不争论”，邓小平认为是他的一个“发明”。他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显然，邓小平深知，对于经历了几十年“革命洗礼”的中国而言，体现新思维的政策和制度创新一定会受到强烈的抵制和干扰。如果展开争论，将一事无成。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姓资”“姓社”的争论，市场经济是制度还是手段的争论等等都无不体现出邓小平的前瞻性。邓小平的“实践理性”是中共实现政治文化转型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邓小平的实践理性所解决的是突破坚冰，解放思想的问题，邓小平的后继者提出的相关理论则是要解决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执政合法性和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主要建基于革命成就。“文革”结束时，这种执政基础已经相当薄弱。改革开放之初，中共试图以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来重新构建自己的执政基础，但经济发展内在的周期性使这样的执政基础受到了挑战。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回答了中共如何构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大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