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1958-1962年“四川罪人”

　　要说起来，当年四川其实是灾难最严重的一个省。据当时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后来撰文分析，1958年到1961年四川净减少人口一千两百多万，除去自然死亡的之外，“非正常死亡”人数应该在一千万左右。（见廖伯康著《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载《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这在当时的全国拔了“头筹”，也把其它几个“重灾省”远远抛在了后面，要追究责任，作为“省委一把手”的李井泉是推卸不了的。李井泉在“大跃进”中不光在四川积极执行高层的“极左”政策，还独出心裁、“因地制宜”地“创造”了许多更“左”的政策，而且其为人“独断专行”、“专横跋扈”、“搞‘一言堂’家长统治”，因而使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各级干部对他也“很有意见”。（同上）事实上，李井泉在1962年也为此遇到了两次政治“难关”：一次是1月的“七千人大会”，李井泉在“四川小组”会上“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检讨，说到动情处还流了眼泪”，但“当时的气氛是一片声讨声，人们不肯放过他”；（见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另一次是6月，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和副书记于克书到北京参加共青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时，向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和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反映了四川和李井泉的问题，一个月后中央书记处就派出十几个人“到四川分头进行调查”，并最终写出了对李井泉不利的调查报告。（见廖伯康著《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然而，任凭四川干部“一片声讨”，“调查报告”也有理有据，李井泉还是有惊无险地渡过了“难关”。

　　李井泉之能够“过关”是由于高层领导保了他，而高层领导之所以要保他，是因为“李井泉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方面十分顾全大局，在中央天天为粮食心急如焚、无粮救急的日子里，他对于中央派给四川的征购任务虽然也有不情愿的时候，但基本都能完成，做到了雪中送炭”。（见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据当时四川省委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廖志高后来回忆：“四川从1959年开始连续三年粮食大减产，但粮食外调任务却连年递增。1959年外调四十九亿斤，比1958年的三十九亿六千万斤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三；1960年外调六十八亿四千万斤，比1959年又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三”。当时李井泉等四川省委领导也“对过头调粮有意见”，但“从中央和全国的大局出发”，仍然决定“挤出粮食继续外调”。（见廖志高口述的《关于四川调粮的回顾反思》，载《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关于此事还有个故事，说是当时四川省委收到的“必须按期按量完成并突击运粮”的“电话通知”，“主要内容是强调这是国务院的命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还讲到京、津、沪当时的紧急情况，并且说，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后来被传为“宁肯四川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死人”）”。（同上）这个故事很有点儿耸人听闻，不过倒是给“大跃进”带来的灾难做了个注脚。总之李井泉当时“不折不扣地”完成了调粮任务，因而“颇受中央赞赏”，所以在“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遭到四川干部“一片声讨”时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就“出来帮助李井泉解了围”，说“李井泉也不要再做检讨了，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账不能都算到某一级头上”，而周恩来也在会上表扬四川“是上调粮食表现得最积极的，这几年把四川这样一个出商品粮最多的省调亏了”，后来毛泽东在谈到四川调粮的事时也曾似贬实褒地说李井泉“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公有私”。（见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实际上，一方面“调过头粮”也是李井泉掌管下的四川虚报浮夸造成的，比如1959年全国其他省份大都调低了原来上报的粮食产量，而四川却“打肿脸充胖子”，把实际只有三百多亿斤的粮食总产吹嘘为七百亿斤——既然粮食总产达七百亿斤，调出个六、七十亿斤当然没问题；（见廖伯康著《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另一方面，李井泉等人明明知道“四川的浮肿病和死人情况日益严重”，多调出粮食会造成“死人大大增加的严重后果”，却仍然千方百计“挖空库存”完成外调粮食的任务，（见廖志高口述的《关于四川调粮的回顾反思》），在和平时期这完全不足为训。所以后来四川民间说“李井泉的政治局委员是靠外调粮食和牺牲群众生命买来的”（同上），这说法自然不正确，因为李井泉1958年就当上了政治局委员，不过从实际效果看，“外调粮食和牺牲群众生命”的确使之保住了官位。

　　按理说，1962年年底李井泉面对的第二个“难关”更危险，因为中央书记处派出的人“到四川分头进行调查”后写出的调查报告有事实有依据，可谓铁证如山，即便李井泉有外调粮食的“功”，也无法抵消“和平建设时期死这么多人”的“过”。但是调查报告送了上去，多数主要高层领导人也看了，却最终不了了之。对此，廖伯康先生认为主要是由于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又开始大谈“阶级斗争”，批判所谓“翻案风”、“单干风”等等，“风向变了”。（见廖伯康著《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我以为这说法自然有道理，但还不完全，应该还与四川死人的问题太过严重、暴露出来会引起极大震动且对党的形象不利的考虑有关。据说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彭真曾说“死人的事已经过去了，整个情况已经好转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同上）这隐约透露出高层的上述心态。

　　刘少奇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针对安徽省饿死人的问题曾说：“这是个历史事实，过了十年、八年还可以总结的，五十年以后还要讲的。死了这样多人，生产力有这样大的破坏，受了这样一个挫折，历史上不写，省志上不写，不可能的。”（见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但当时对饿死人更多的四川却没有追究，问题更大的李井泉轻易地“过”了“关”，这是四川人的悲哀，也是国人的悲哀。不过，我以为不管当年李井泉“过关”的内在原因是什么，也不管现在有人如何试图掩盖或否认当年的“人祸”，最终“历史”和“省志”上还是要“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