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英雄还是罪人？

林则徐：究竟是英雄还是罪人？
前言
上月27日，我在和讯网站的个人博客日志上，发表了拙作《换一种眼光读清史：我们从满清王朝的覆亡中汲取了教训吗？》（注）。在这篇写了10天，共13000余字的读史心得中，我以史实为基础，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对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公认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重新审视。我得出的结论是：“林则徐作为民族英雄被中国人长期极度拜膜的现象，其在文化上的意义是，我们这个民族一百多年来早已分不清什么是英雄壮举，什么是蠢汉胡来。中华民族迄今一直把昏聩蒙昧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对待，除了证明这个民族的思想境界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其国民的思考能力与当今世界现代文明严重脱节之外，没有半点正面的价值。林则徐这个占据了中华民族英雄榜前排达百年之久的钦差大人，不仅是导致满清王朝最终覆灭的第一个罪人，其实他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有人非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也是个逆历史潮流乖谬背时，仅仅是他刚正清廉的人格值得后人敬仰而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愚蠢的民族英雄。未来的中国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种昏聩蒙昧的民族英雄！如果中华民族继续产生这种昏聩愚昧的民族英雄，那么，这个民族将被再次证明是一个被坏制度彻底毒害而不可救赎的劣等民族，只配让现代的文明世界所淘汰。”
近日，我利用两天时间，用Google和百度两个网站的搜索功能，对我这篇小文被传播的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索，发现此文除了被网易、搜狐两大门户网站刊用外，还被不下100个专业网站和论坛所转载。在细读文章后面的读者留言时，确实触目惊心，深感我在文中的结论“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境界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其国民的思考能力与当今世界现代文明严重脱节”所言不虚。例如，仅仅在门户网站“网易”用繁体字刊载这篇文章后面的留言就达3500条左右，其中，属于谩骂性质的留言将近占到90%以上，完全支持作者观点的读者估计也就在1%到2%之间，有所保留地支持作者观点的人，粗略统计不会超过5%。
>>>网民发帖称林则徐是历史罪人引争议
看了这些蒙昧的同胞对一篇严肃讨论历史问题的文章如此粗暴对待，我从内心对我们这个民族充满了一种难以表达的绝望和悲哀。
因此，我更觉得很有必要再次深入地探讨鸦片战争的原因和林则徐究竟是民族英雄还是历史罪人的问题，以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观和罪人观正本清源。
一，关于鸦片与人类的关系及历史渊源
要真正说清楚林则徐这个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首先得把鸦片的来历先说一下。
所谓鸦片，其实是罂粟的初级产品，而鸦片高度提纯后的毒品则叫海洛英。罂粟，作为一种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据百科全书介绍，它有28属，250多种；其主要分布于北半球几乎整个温带和亚热带地区。据欧洲人在瑞士发掘的公元前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民居遗址中，考古学家们便发现了“罂粟”的种子和果实的遗迹，并且属于人工杂交种植的品种。到公元前3400年左右，如今伊拉克地盘的两河流域，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这种作物了。古巴比伦人甚至给它取了“快乐植物（joyplant）”的美名。据世界历史记载，至少在公元前2160年左右，鸦片已经成为兽医用药和妇科药品。在已经发掘的公元前1500年古埃及墓葬中，“底比斯鸦片”已经属于高级品牌了。延续到公元前300年前后，古希腊人已经开始把鸦片作为普遍的饮料添加剂而享用。在西方世界的《圣经》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鸦片被描述成为“忘忧药”，上帝的信徒们广泛地使用它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了。至少在公元前二世纪，古希腊的名医加仑（Galen），就记录了鸦片可以治疗的疾病包括：头痛、目眩、耳聋、癫痫、中风、弱视、支气管炎、气喘、咳嗽、咯血、腹痛、黄疸、脾硬化、肾结石、泌尿疾病、发烧、浮肿、麻风病、月经不调、忧郁症、抗毒以及毒虫叮咬等众多疾病。
从以上的介绍，我们完全可以说：鸦片几乎伴随着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的全部历史，不独是中国的先民们对鸦片情有独钟。例如，17世纪的英国医生、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汉姆（Thomas•Sydenham）在了解了鸦片的巨大药用价值后，这样歌颂鸦片：“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他甚至说过这样极端的话：“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这位医学大师因此也理所当然地获得“鸦片哲人”的雅号。
至于说到中国的先民和鸦片的渊源，我们的祖宗其实也早在不迟于2000年前，就开始熟悉和享用了鸦片这种神奇的物质了。据历史记载，至少在公元前139年张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开始从西方传到了中国。三国时，名医华佗就曾使用过大麻和鸦片作为麻醉剂；在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中国就有鸦片进口的记录，那时，阿拉伯鸦片被称为“阿芙蓉”；公元973年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被定名为罂粟粟，这后一个“粟”当蒴果解。
大约1600年代，荷兰人通过台湾把北美印第安人的烟斗连同烟叶传入中国，中国开始有了吸烟者。其吸食烟草的广泛程度曾令中国的统治者们感到恐慌，崇帧皇帝为之下令禁过烟。那时，就曾经有人把鸦片混入烟草吸食，而初尝鸦片给人带来的毒品欣快感。然而，崇祯帝禁烟的举措带给中国社会始料不及的结果是，不但烟草在中国没有被禁绝，而且导致了吸食纯鸦片的泛滥。中国人关于吸食鸦片的完整而又详细的记载，直至18世纪中叶，才由清朝派驻台湾的官员黄喻普首次记录，是他最先详细记载了台湾人吸食鸦片的具体过程。此人了解了鸦片上瘾后的危害后曾断言：“除了杀掉吸食鸦片者，否则无法令其戒除恶习。” 其实，鸦片上瘾后是能够一次性彻底戒断烟瘾的，只不过比当今戒断香烟瘾要难一些，如中国著名的鸦片瘾君子张学良就一次性地戒断了自己的鸦片烟瘾。倒是鸦片高度提纯的毒品海洛英要一次性戒断，几乎难如登天，其毒瘾的复发率几近100%。
二，关于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兴起
据清史记载，17世纪末，康熙皇帝曾恩准外国人在广州经商，但附加了八项严苛的限制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必须经户部批准的“公行”方得以从事对外贸易，所谓“公行”，也就是官方特许的商行。“公行”制度的推行，使满清王朝的对外贸易，从一开始与官府的腐败而结缘。广东的地方官员和具有官家背景的人通过贿赂获得特许，而能够从事获利丰厚的对外贸易，户部官员则获得“公行”中人的贿赂而中饱私囊。
史载，在整个18世纪满清王朝对外贸易的交易对象，由英国人逐渐取代了葡萄牙人、荷兰人而成为外国对华贸易的主角，其贸易的范围和内容十分广泛：中国人一般以茶叶、糖、蚕丝、瓷器、纸张、珍珠母、樟脑、肉桂、铜、明矾、金银、丝制品、漆器、植物油、竹器、大黄等商品换回欧洲人带来的棉花、羊毛及制品、铁、铅锌、钻石、辣椒、钟表、珊瑚、琥珀、鱼翅、鱼、米等商品，其中，自然也包括该死的鸦片。但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代的人对鸦片的认识，远没有达到今人把它当毒品来对待的程度，而与当今的西方人对香烟的危害认识差不多。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要更详细地说到。
满清王朝的对外贸易的发展，很自然地导致西方的文化、宗教、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也渗入中国。朝廷担心这会严重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动摇国本，加之当时的中国民间也对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宗教与文化发生抵触，于是，迂腐的满清皇室认定西方货物包含着“奇技淫巧”的诱惑，遂采取严厉的限制措施：一方面，严格控制外国商人仅限于在偏远的广东开设商铺；另一方面，则禁止以货易货贸易的实施。朝廷不是根据国民的需求，而是任由朝廷管事的官员们随心所欲的个人偏好，来选定并认可允许进口的货物，且规定出口必须换回金银，一如此前中国外汇管理局对出口商品必须凭外汇收入凭证来核销出口许可单证，否则，其出口权将被注销。由于朝廷实施的这种不对等的对外贸易政策，加之当时的中国是处于自然经济状态，英国货的不对路和衙门的严厉限制，英国那些少数能大量出口的货物，如呢绒和钟表等货物，在中国这个实行自然经济的社会里，根本就打不开市场。其结果是，在对华贸易中产生的严重收支逆差，使英国人为主的外商难以将正常的贸易搞下去。而与此同时，以英国商人为主的外商，在初尝对华贸易甜头后，则对中国广袤的内地市场垂涎三尺。
历史事实是，英国人虽然苦于贸易逆差的困扰，但它必须把对大清朝的贸易搞下去，因为产自中国的茶叶，一如鸦片同样也使英国人上了瘾，只是它不会给人带来危害而是带来益处而已。英国的商人们在用现银购买茶叶、瓷器等中国畅销货物导致巨额逆差，和内地市场严禁外商涉足导致有限的贸易额不足以弥补这个逆差的矛盾中，必须寻求良策。为了弥补这种逆差的英国商人们很快就发现，只有两种商品朝廷的官员们从不禁止进口：即棉花和鸦片。但棉花主要产出于埃及和印度，埃及产的棉花，由于运输成本过高而导致无利可图；印度产的棉花，虽然运费压力不大，可获利菲薄；而只有产于印度的鸦片才有暴利可图，加之中国的各级官员们也特别需要它来发财，鸦片在中国大行其道，便成为满清王朝的宿命。当时，虽然中国自己也盛产罂粟，但鸦片质量却不是印度鸦片可以比拟的，何况国产鸦片远不能满足民众的旺盛需求。
其实，在有清一代，朝廷对鸦片危害的认识和禁止吸食鸦片的举措从18世纪初就有所记载：雍正皇帝就曾在1729年下令禁止过鸦片贸易。处罚措施还相当的严厉，其中，对违禁者的处罚包括打100军棍、三个月戴枷囚禁、流放新疆直至处死。但是，这种处罚只针对国内生产鸦片者，而对吸食鸦片者却免于责罚，同时，也没有限制鸦片进口的任何规定。朝廷这种只禁自己人种植和生产鸦片的严厉查处，却不责罚吸食者和禁绝鸦片进口，无异于鼓励鸦片进口贸易。事实上，仅雍正皇帝颁布禁令的当年，就合法进口鸦片200余箱。到1767年增加到1000箱，到1790年便达4000箱。满清这种不可思议的禁烟措施，只能以朝廷的昏庸来解释。而且另一个原因显然是，进口鸦片要支付给朝廷执照税，朝廷珍惜这笔收入。这个税一直到1796年还在征收。 既然朝廷为鸦片贸易收税，则鸦片贸易在当时的中国是合法贸易，应该是一个可信的历史事实。
进口鸦片给清廷带来的最直接危害为朝廷所感知，是导致国库银两剧减。1799年嘉庆皇帝再次颁布了禁鸦片令，同时禁止进口、销售鸦片和种植罂粟。但这道禁令最直接的打击对象，除了英国的鸦片贩子外，更使原来就依靠种植和加工鸦片而发财的满清皇室及官僚很伤脑筋。要严格执行这道禁令，无疑也断了他们的财路。于是，这些原本要严格执行这道禁令的各级官吏，便阳奉阴违，合谋欺骗朝廷，一方面隐秘地继续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另一方面借着禁止进口而加入走私，因为走私连税也不必交。到了1800年，至少西南各省自产鸦片就超过进口。到了1830年代，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官僚与皇室都掩护罂粟种植与加工，产量便大大增加。而进口鸦片被禁又使鸦片价格剧增，走私则使皇帝的禁烟令成为一张废纸，朝廷原来收取的税银也全部落入官员和买办的腰包。他们和英国的鸦片商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走私鸦片简直如入无人之境。
据与林则徐同时代的魏源记载：广东水师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水师副将韩肇庆专门护送走私，走私鸦片干脆由水师包办运输，每万箱抽数百箱报功，韩竟因此“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福建水师居然全靠协办走私鸦片为业，甚至“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往往寄顿于炮台附近”。浙江官军也不甘落后，英国政府蓝皮书称：“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高级官吏与政府人员，对于鸦片走私公开地默许，前任和现任巡抚都从中取利，听说北京的军机处也暗中允许。”“他们纵容烟贩从外国船上取走鸦片，有时甚至将官船借以转运。”当时，就连马克思也在报纸上发表评论：“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都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精神联系。”
鸦片之所以如此炙手可热，原因在于市场有巨大需求。据当时的士人蒋湘南调查和推测：京官中吸食鸦片者达十之一、二；幕僚吸食者达十之五、六；长随、吏胥不可胜数。就连林则徐也向朝廷报告：“衙门中吸食者最多，如幕友、宦亲、长随、书办、差役，嗜好者十之八、九。”1831年刑部甚至向朝廷奏称：“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之人，而各衙门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皇室内部也是鸦片鬼成群。神机营管理大臣桂祥便是著名的大烟鬼；甚至连慈禧太后本人也是鸦片吸食者。乃至清廷在禁烟措施中，不得不把一品以上官员、六十岁以上人士列入禁烟行列之外。甚至就在道光皇帝的心腹大臣中，以军机大臣穆彰阿、重臣琦善、耆英、伊里布等，都是鸦片走私的受益者。在当时的满清帝国，国民吸食鸦片就象现在的中国人抽香烟一样普遍，绝对是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
由于满清官府与军官的参与，走私鸦片的数量甚至比禁烟前的进口更甚。英商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的鸦片，他们运至珠江口的伶仃岛批发给中国有官府背景的走私商。据历史上不完全记载，在1790年代每年进口约4000箱鸦片，禁烟令以后1810年代达4494箱；1821-1828年扩展到9708箱；1828-1835年增加到18835箱；1835-1839年竟高达30000箱以上。又例如英资怡和洋行的郭士立医生（Dr•KarlGutzlaff）每年贿赂钦州官员2万美金，鸦片就得以长年累月平安登陆钦州港。走私导致鸦片输入大增，乃至东印度公司急忙扩大印度的罂粟种植，增加鸦片产量，否则就供不应求。
三，关于英国对鸦片贸易存废的争论
英国对鸦片贸易的态度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是举国一致拥护这种肮脏的鸦片贸易，同时，英国的鸦片贸易也并非只独家针对中国，在英国国内也一直能买到鸦片。鸦片贸易之所以在英国也有争议的情况下，能长盛不衰，是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不仅鸦片贸易是合法而且正常的，而且，也导源于人们对鸦片的危害认识没有象现代人这样到位。当然，最关键的原因还是中国对鸦片的市场需求巨大，导致贸易额和贸易利润直线上升，英国人凭此可以一举扭转贸易逆差。如1830年代，鸦片贸易收入竟然占到了英国对华贸易总额的一半，这种贸易对正处于对外扩张的英帝国而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唯利是图的英国政府不仅可以从鸦片对中国的出口获得巨额收入，而且，鸦片贸易在英国本土也属于正常贸易，只不过是英国的鸦片烟鬼没有中国那么普及，其吸食鸦片的市场微不足道而已。
史载，直至1868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就是这个专门管理毒品法案，也只不过对英国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一般性限制而已。英国真正的禁止鸦片法令颁布，一直拖到了1914年。历史上，英国甚至制造过相当多的含有鸦片成分的产品。例如一种常见的儿童鸦片糖“巴拉高利”（Balagoli），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是使婴儿安静的家常药物。而美国直到1885年，才立法禁止美国本土的鸦片贸易，但禁令并不严密。一个典型的事例是，著名的可口可乐饮料直至1903年尚含有微量可卡因。
虽然鸦片无论在英国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合法流通的商品，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国内就对鸦片贸易没有异议。其实，在英国，一直有许多有识之士反对鸦片贸易。早在1780年代就有人十分强烈地谴责并呼吁政府取缔鸦片贸易，而且这个呼声一直不断。如沙夫茨伯里伯爵（Shaftesbury）宣布：“我充分相信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托•阿诺德（T•Arnold）博士称英国允许鸦片贸易“如此邪恶以致它是最大的民族罪孽”；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格拉德斯通（Gladstone）说：“就我所知和我所读过的，这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一场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处理中英关系的官员乔治•斯当东勋爵（George•Staunton）也在国会声明：“我们不否认这个事实，要不是鸦片走私的话，就不会有战争。”就连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Sam）也写道：“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哪里种植鸦片，那里的人就吸鸦片，种得越多，吸得越多。”但是，英国国内禁止鸦片贸易的主张没有获得政府的支持而成为国家政策和法律，因为多数英国人不赞成禁止鸦片贸易。其中，一些人属于对鸦片没有正确的认识；另一些人则完全因为鸦片带来的巨大利益。那时英国报纸对反对和拥护鸦片贸易的意见统计大约在1：5，于是，很自然的结果是，英国议会长期通不过禁烟法案。
四，关于林则徐和英国政府全权代表义律打交道的故事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和令人啼笑皆非的历史事实是，率先指挥打响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政府全权代表查尔斯•义律(Charles•Elliont)，居然是一个坚决的鸦片贸易反对者。他原任英属圭亚那医疗舰《奴隶护神》号舰长。其前任英中联络官罗宾逊爵士也是鸦片贸易的反对者，他曾报告英国政府：“无论什么时候，英国政府要我们制止英国船只参与鸦片非法贸易，我们都能够完成。但更确实的办法是禁止英属印度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罗宾逊的这个建议导致印度当局的强烈反对，而终于被免职，临时才委任义律担当此职。
然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义律一上任就要求英国政府改变英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基本方式，敦促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鸦片走私。他个人甚至认为，这种贸易是一种罪行，是大英帝国的耻辱。在给伦敦的报告中，义律写道：鸦片贸易“给打着天主教旗号的国民丢脸。”
按说，清廷的禁烟举措，有一个也主张禁烟的英国政府代表加以配合，满清的禁烟获得完全成功应该是能在和平的前提下实现的。
事实上，当1838年道光皇帝发现库银已从7000万两下降到不足1000万两，而启用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时，历史确实给了林则徐和平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机会。据历史记载，当林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竟然未经请示伦敦也没有和林则徐进行任何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了所有存货20283箱鸦片，并代表英皇承诺赔偿英商的损失。此举令林则徐都感觉惊讶和喜出望外，但却令英国朝野感到愤怒。对这一历史事实，中国历来的历史著述，从来都不提义律个人在收缴鸦片的行动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而是把此人进行漫画式的处理，这可以从谢晋导演的电影《鸦片战争》中看出来。
林则徐于1839年5月18日收缴鸦片完毕；6月3日在虎门沙滩上掘池开始销毁。此时，英国停泊在中国海岸的二十余艘商船，由唯一的一艘小型护卫舰《英王拉尼》（HMSLarne）号保护。由于林则徐当时在收缴鸦片时，并没有坚持让这些英国的鸦片商人签署契约保证停止鸦片贸易，所以，当义律命令本国的商人按照中国官方要求缴出全部鸦片时，这些英国的鸦片商人就全部照办了。可是，当英商马地臣、查顿则通过广东衙门里的内线得知，林则徐禁烟的期望值，是只要能收缴到鸦片“六、七千箱就足矣”，遂对义律大为不满，便向英国政府告了义律的状。
据史载，在虎门销毁缴来的鸦片时，林则徐邀请了美国商人金（C•W•King）和美国传教士埃利加•布里奇曼（Elijah•Bridgman）到场观看。金告诉林则徐，英国正应那些商人的请求，派出的蒸汽炮舰已在前往中国的途中。林则徐对这个重要的情报居然一笑了之根本就没有引起重视的意思，既没有意识到他销毁的只是鸦片，并没有销毁中国巨大的鸦片市场，更没有意识到他根本就一点也没有销毁鸦片商们对暴利的渴望。尤其糟糕的是，林则徐也没有采取有效而又明确的措施，使进行正当贸易的商人与鸦片走私商分开，半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强力禁烟举措对一个奉行自由贸易原则的新兴帝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人们常说，一个偶然的事件往往会改变整个历史的走向。就象后来武昌军营里一个小排长侮辱自己的士兵，而导致辛亥年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一样，1839年7月7日，几个英国水手上岸酗酒闹事，居然改变了满清王朝后来的命运。
史载，是年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划船到九龙尖沙嘴的小酒馆酗酒后闹事，捣毁了村民的一座神龛，遂引发斗殴。结果当地村民林维喜伤重不治。这件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刑事案件，如果是发生在一伙中国人之间，中国的官府就象做1+1=2的算术一样好处理，可它却是发生在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国司法问题了，而和英国的法律及其文化背景有了必然的纠葛。
当时，在处理这一案件的指导思想上，林则徐按照通常的做法，要求义律按大清律将那些参与斗殴的水手，交出一人为死者偿命；而义律则同意赔偿死者家属，惩办所有参与滋事的水手，但拒绝只以其中一人被判极刑顶罪。在这一法律纠纷中，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在此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它也是英国人后来坚持要从清廷获得治外法权的最初原因。
在这个案件的处理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林则徐非常愤怒，遂向所有“海外夷人”发布通告，命令他们必须顺从天朝。8月15日，林则徐进一步将冲突升级，下令禁止一切对外贸易活动，封锁外国在广州的全部企业，并派兵开进澳门。而义律则避其锋芒，命令香港、澳门的英国商人及其家属全部登船，并驶离海岸；随后，林则徐进一步发布命令，严禁所有村民供应英船任何日用品，并且派战船封锁英船，一旦发现上岸的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
9月5日，义律派英商郭士立作为特使，交给林则徐一封信件，主要是要求他下令解除对英国船只的封锁，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同时，还要求他下令制止村民在英船取得淡水处投放污垢物甚至毒物。而林则徐却断然拒绝了义律的要求。是日下午两点，义律发出最后通牒，得到的响应是置之不理。三点，英国军舰向封锁英国船队的中国战船开火，以图突破封锁。虽然《时代周刊》将此称之为鸦片战争第一枪，但其实这顶多只是一场局部的武装冲突，称不上任何意义上的战争。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林则徐这个民族英雄，原本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成就他禁烟的伟业，然而，由于他的颟顸愚蠢，其发布的一系列毫无技术含量和无视现代文明基本准则的政令，基本上堵死了和义律这位原本可以和他联手完成禁烟伟业的英国人进行任何合作的可能。
历史事实非常清楚地表明，是林则徐，代表昏聩的满清王朝为英国人选择了战争。
关于义律，有一件事必须提到他：要求清廷割让香港，就是出自他的主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完第一阶段，林则徐已经被道光皇帝革职后，义律在向清廷新的钦差大臣琦善提交《穿鼻条约》文本时，又是未经伦敦的批准而擅作主张。这个条约的主要要求是：a，将香港让与英国；b，赔款六百万元（这是琦善主张的数目）；c，英中官员平等相待；d，限于（1841年）春节后十日内恢复广州贸易。该条约琦善仅以割让香港须皇帝批准，其他照准。而英国政府却并不满意，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打开中国的贸易封锁，获得在中国全境自由贸易的权利。1841年8月，义律终于被免职，而由璞鼎查（HenryPottinger）接任。维多利亚女王在事后这样评价义律：“一位完全不遵守指令而努力争取最短任期的人。”义律最后被调往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这也算是与林则徐被贬谪新疆扯平了。
历史，在这里跟林则徐和义律开了个玩笑事小，但却因林则徐拒绝和义律协商处理两国的贸易纠纷，而开启了战争的大门，乃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我们现在说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是鸦片，这应该是不错的。但这次战争被引发的本质却并非鸦片。鸦片只是一个由头，它把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及其腐败无能暴露无遗；同是，鸦片又是腐蚀剂，使这个本来就已经腐败不堪的专制王朝更加腐败。恰如马克思所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刚直清廉之士，虽然忧患于朝廷、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敢做敢当，但是却由于其颟顸愚蠢地逆历史前进方向的倒行逆施，终于把原本可以避免的战火，从南中国点燃而延烧到南京，最后以该死的中英《南京条约》而划上了一个逗号。
五，关于鸦片战争过程中一些被忽略的历史事实
话说林则徐和义律在1839年9月5日的武装冲突结束之后，满清对外贸易仰或鸦片走私，即使就在林则徐主政广东期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其与禁烟之前的区别仅在于规模缩小了许多，交易更加隐蔽而已。一个合乎经济学规律的现象是，林则徐销毁鸦片制造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导致鸦片价格飚升，铤而走险的人不仅大有人在，而且更加变本加厉。
后来的历史事实是，林则徐和义律的纠纷也从此陷入僵局，被僵持数月而没有得到任何解决。这种解决问题的僵局，除了导致英国军舰陆续到达以增强实力并准备一战而解决问题之外，还被英国那些反对禁止鸦片贸易的势力所利用，致使英国国内冀望武力解决问题的人及其主张逐渐占了上风。1839年11月4日，英国军舰与中国水师在穿鼻、官涌海面开始武装冲突，至13日，此类冲突共发生六次，双方各有损失。对这些冲突，连同9月5日那一次冲突在内，林则徐给朝廷的奏报中则称之为“七战七捷”，从而完全误导了清廷的君臣，给昏聩的道光皇帝及其臣子们虚幻的胜利感。据史载，道光皇帝接报后大喜，遂在朝廷昏官们一片对林则徐的赞扬声中，道光皇帝于1839年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林则徐于1840年初奉命正式封港，断绝了中外之间全部贸易往来。
这种全面的禁止一切贸易的政策一直持续了四个多月。此时，满清王朝和英国的矛盾焦点，已经不再是鸦片贸易的纠纷问题了，而是满清要闭关锁国与英国要进行自由贸易的冲突。事态的发展终于在林则徐的一手导演下，腐败僵化的满清王朝与实行炮舰政策的英国政府的冲突，已经到了非要用战争方式才能解决分歧的地步。
即使是战争就要迫在眉睫的形势下，林则徐与义律之间的函件往来其实也一直并没有中断。义律在开战之前，曾向林则徐提出了包括运输、贸易以及限制鸦片的各种解决纠纷的方案。遗憾的是，林则徐坚持除林维喜案的要求外，其他一概不予理会。这种僵持的局面一直拖延至1840年5月。此时，抵达珠江口的英国军舰已达48艘，大炮540门，军队25000人。英军开始有实力反向封锁珠江口。5月9日夜，林则徐派火舟10艘主动出击，焚毁英国小艇11艘；而义律并不在防备森严的广州还击，却率舰40艘北上，攻厦门、陷定海，于7月12日抵大沽口讹诈清廷。道光皇帝眼瞧英舰威胁京畿，连忙派大学士署直隶总督琦善赴天津大沽议和，并下诏曰：“禁烟措置失当，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定能代伸冤抑。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
琦善明确对义律表示只要英舰返还广州，朝廷一定查办林则徐、邓艇桢等。英国军舰于是掉头南下。8月，道光帝委任琦善为钦差，9月28日革林则徐、邓廷桢职，11月29日琦善抵达广州。义律提出赔偿战费及没收商品包括鸦片损失费；重开商埠；给予英商专用码头；规定税则；改革行商制度以及治外法权的14点要求。琦善答复赔偿六百万元；除广州外另开一处商埠。英方坚持在福建、浙江、江苏另选两处商埠。琦善奏报道光皇帝后，道光皇帝大怒。他原本以为革林则徐职、重开贸易即可解决问题，如今英国人却得寸进尺，决意要打开中国自由贸易的大门，这是绝无可能、也绝对不可容忍的。于是，1841年1月20日，皇帝急令琦善，立即停止谈判，并调湘、川、黔诸省兵丁驰援广州，准备一战；同时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见英船即开炮，痛加剿洗。
1月6日，义律获知中国将拒绝英方要求，马上照会琦善，一切待战后再商。并命令英国军舰挂红旗准备出战。琦善见状急忙复照义律，警告英军勿轻举妄动，否则一切已答应之要求将化为乌有。7日英舰20只、兵员1500余人，进攻沙角、大角两处炮台。清军二千人不敌，两处炮台均陷落。20日，义律停止作战并通过澳门当局致琦善《穿鼻条约》草案，要求割让香港。琦善于正月初三签订该条约，但保留待上奏批准后方有效的尾巴，道光皇帝得奏后嗤之以鼻，斥为“一片呓语”。26日，英军不等皇帝批复，即遣《硫磺号》军舰登陆香港，并发文告称香港居民为英国子民。广东巡抚怡良2月10日报告朝廷，其实道光皇帝已经于1月27日诏告中外，义正词严地对英国宣战了。此时再闻报，即授喻内阁：“琦善擅与香港，辜恩误国，著即革职锁拿，押解来京严讯，所有家产查抄入官。”
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军事冲突升级为两国战争。义律立即于2月26日进攻虎门；27日进攻乌涌。至3月3日，英军已经兵临广州城下。腐败的清朝政府，公开宣战之后一个多月，非但没有战争准备，就连委派接任的官员亦未到任。3月5日，接替琦善的大臣之一杨芳始抵广州；18日，义律委托美国领事提议调停，杨芳同意，双方于20日结束战事恢复贸易。杨芳与广东巡抚怡良奏报：“虎门既已失守，近省猎德、大黄滘等处亦被闯入，省城别无屏障可以控御。陆续调到之官兵虽有八千，但皆不习水战。旬月以来，英军所以没有攻打广州，实恋通商。英货船有九只满载洋米九万担，粤东产米无多，可见英人并非包藏祸心，莫如权作变通，允许英商到广州贸易。”道光皇帝答复：“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4月18日将杨芳、怡良革职交部严处。没几天，23日，又谕革职留任。
4月14日，接任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抵广州，经过一番谋划，从5月10日起开始进攻英军，至21日夜，烧毁英船两只，英军退守南岸。杨芳与义律经营的停战、恢复贸易局面亦不复存在。已经停下来的战争进一步升级。22日英军开始反攻，清军伤亡惨重，至24日上午，广州城郊各据点系数被英军占领，广州完全暴露于英军火力之下。尽管三元里等地百姓自发参战，并杀伤英军一支登陆部队几十人，但终究难挽战况急转直下的颓势。于是，便于27日签署了《广州和约》，缴纳“赎城费”六百万元、赔偿英商损失三十万元，清军撤离广州六十里，英军亦退返海上。
但是，这样的战争结果与英国的期望值相距太远。英国政府对于其全权代表义律的举措并不满意，是年5月3日，林则徐离开广东被贬谪流放新疆，随后，义律也被英国政府免职。接任义律的璞鼎查，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指挥英国军舰北上，要一鼓作气彻底打开中国的大门，在厦门、宁波、定海、镇海、吴淞、上海、宝山、镇江等地连续打败清军，1842年8月，英国军舰溯长江而上兵临南京城下；29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开篇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一，中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二，割让香港；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四，协定关税，即英国进出中国海关货物之税率，要由两国共同议定；五，中、英两国商人可以自由贸易。无可否认，这个条约远比当初义律起草的《穿鼻条约》和《广州条约》苛刻得多。
《南京条约》尚不是鸦片战争的全部结局，1843年7月的《五口通商章程》及10月的《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又增加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六，关于鸦片战争后果的思考
我们纵观整个鸦片战争的前因、过程及后果，不难看出，林则徐查禁鸦片而引起纠纷，并非导致战争的核心原因。所谓万恶的“鸦片贸易”并不是英国人最先带进中国的罪恶，它早在英国人成为最大的鸦片贩子之前，就在中国存在着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广大的消费市场。如果说鸦片是毒死满清王朝的毒品，事实上，不是因为鸦片才导致满清王朝的腐败，而是满清王朝的腐败才造就了巨大的鸦片市场；反过来，鸦片又进一步促进和加速了王朝的腐败。
事实上，在那个因鸦片贸易纠纷而最终引发一场战争的年代，无论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其对鸦片的认识远不同于今日。当时的世界各国，其中也包括英国本土在内，都没有对鸦片贸易设立过什么限制。真正的问题在于，只有那时的中国社会才有众多的人吸食鸦片而泛滥成灾，乃至于形成巨大的暴利市场，并进一步开始动摇满清王朝的国本。而英国商人只不过是如同追逐腐尸的邋狗，循着鸦片的暴利逐利而来。如果没有中国官员的配合，英国鸦片商人跟本就无法从事走私鸦片的任何活动。
在此问题上，近代中国人中有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是关于“黄祸”的传言。其实，那最初是西方人所说的黄种人因吸食鸦片而成为“鸦片鬼”，而给世界带来的祸害，根本就不是我们现在某些人所想象的、如同成吉思汗那样的野蛮入侵欧洲而来的祸害。
关于“黄祸”的传言来历，其大致情形是：大约从1820年代起，广东、福建沿海的华工（苦力）便以一定规模开始输往海外。当时的俗称是“卖仔”，后来更被贬为“卖猪仔”。他们中约95%属于契约劳工，其待遇是非人的，在遭受层层盘剥之余，他们还必须偿还国内“蛇头”的欠款。这些命运悲惨的华工，在流落海外期间，为了解除烦恼，从中国带去了吸食鸦片的恶习。虽然在东南亚一带吸食鸦片，不是华人的首创，却因大批华人抵达而扩大了这种嗜好。例如，在19世纪后半叶，华人占95%以上的新加坡，一度有三分之一男人吸鸦片上瘾；菲律宾有190余家鸦片馆，只为华人服务；在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内，吸食鸦片成了广泛的消遣方式，乃至于导致这些国家的白人排斥华人甚至包括那些亲近华人的白人妇女。1888年一艘叫“阿富汗”的船只抵达墨尔本，当地居民居然自发组织纠察队不许船上250名华人下船，理由仅为抵制鸦片侵入墨尔本；在美国，因为南北战争大量使用鸦片作为医治伤员的药物，鸦片已经被广泛使用。华工的到来使之更趋严重。凡中国社区必有中国人开的鸦片烟馆，它使华工收入的几乎一半消费在鸦片烟里。1885年一项调查显示，仅旧金山唐人街便有26家鸦片烟馆，每馆可以同时容纳24人吸食。不止吸食鸦片，赌博、卖淫、高利贷都在这些烟馆里蔓延开来；在秘鲁，鸦片与华工同时输入，那些发现暴利唾手可得的中国商人很快就构筑了一条把中国鸦片经美国运到秘鲁的黄金途径。
鸦片战争一个彻底败坏中国人声誉的糟糕结果，是中国从单纯的鸦片输入国居然一度变成了鸦片的输出国，它与中国苦力同时输出到世界各地。随后，这些伴随着华人而来逐渐成为鸦片消费国的国家，分布于全世界。例如，1888年，澳洲的鸦片输入便达17684磅，到1890年4月，仅维多利亚一个州，欧洲裔鸦片吸食者便达700余名；1875年《旧金山晚邮报》统计，全美共计有12万鸦片的“瘾君子”。该报特别声明：此数据尚不包括华裔在内。1885年输入美国的鸦片达208152磅。美国之所以一度制定并实施排华法案，中国人到处传播鸦片如果不是最根本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对此，美国参议院牧师纽曼博士（J•P•Newman）1874年的演说具有代表性：“中国人作为家仆、洗衣工、体力劳动者、矿工等大批到来。我们尽我们所能使他们文明和基督化（我们给他们学习的学校和宗教的殿堂）。但他们到来时都已经虚弱不堪，鸦片使他们浑身无力。我们需要他们做体力劳动者；我们需要他们做仆人；我们需要他们做市民。因为从密苏里到金门的广阔土地上，只有不到100万白种居民。我们欢迎他们，但如果他们是鸦片吸食者，我们无法欢迎他们。”
也许鸦片的祸害才是导致用全球化的视角解决国际问题的先声。毒品，对全人类都是一视同仁的，它不会只伤害一个民族或一个人种，而给另外一个民族或人种以免疫力。1898年美国打败西班牙获得菲律宾的统治权，那里的鸦片泛滥使美国占领者头疼不已，于是一个委员会于1903年成立，采取了取缔烟馆、禁止输入鸦片的强制性政策。是美国人最先认识到，如果没有全世界的共同行动，鸦片是禁不住的。1906年这个委员会的布伦特主教致函罗斯福总统，美国正式开始号召全世界起来反对鸦片走私及其他毒品。1909年2月，人类首次禁毒的国际会议在上海召开，13个国家参加这次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会议因对慈禧太后驾崩表示尊重而延期一个月，可慈禧却是一个世界知名的鸦片鬼。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实质上的制约能力，但它毕竟是人类首次国际意义上共同讨伐毒品的宣战：“国际鸦片委员会渴望能力促各国政府在自己的领土内采取措施，控制吗啡及其他或能带来相似结果的鸦片衍生物的生产、出售和分销。”
1924年出版的英国女作家艾伦•拉•莫特（Allen•La•Mott）在《鸦片民族》一书中，她强烈谴责了殖民国家对待毒品的态度之后，又预言：“假设鸦片是为了东方而生产，可是多余的产出必然会回流到欧洲和美洲。”后来比鸦片的毒性强过百倍都不止的海洛英流毒世界历史的无情事实，证实了她当年无心的预言，这是否证实了这样一个哲理：任何针对部分人类的歧视与伤害，都是对全人类的伤害？或者用简单的中国俗话表述：害人终害己。这个毒品之害，延续至今也为祸不浅，成了人类文明的恒久之痛。
结束语
平心而论，谈论林则徐在160多年前面对一种新的人类文明挑战而彻底失败的历史，是一个极为沉痛的话题。尤其是要按照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把一个自己敬仰了几十年的民族英雄还原于历史罪人的本来面目，就象要把自己从“龙的传人”还原为“猪的传人”而一样难以接受。但是，无情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不管林则徐的人品有多高尚，其为官有多清廉，其性格有多刚毅，其抵御外辱的态度有多决绝，可他在处理攸关国家、民族和社稷命运的国家大事时的昏聩蒙昧，悖逆历史前进方向而做出的一系列颟顸愚蠢的错误决断，陷国家和民族于万劫不复的深渊而不可自拔，其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英雄，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极端愚蠢的英雄形象。
在我看来，林则徐这样的蠢人被当今中华民族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来推崇，可以说，正是这个不长记性的民族最大的悲哀和不幸之所在。这，就是我之所以把林则徐称之为成为历史罪人的主要原因。
中国，中华民族，无论是为了你不重蹈满清王朝的覆辙，还是为了你有个美好未来，你都要把林则徐从英雄榜上还原为一个民族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