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访美收到42年前毛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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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访美收到42年前毛的来信
2009-01-05
几乎无人不知,有个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了一本有名的书:《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埃德加·斯诺其实从未到过延安。他到的是保安(今志丹县),距延安尚有几小时的车程。
真正到达并记录了延安的人,是埃德加的妻子海伦。
研究者认为,《西行漫记》应算埃德加和海伦两人合作、两次西行的产物。
2007年是海伦·斯诺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也是她踏访红都延安70周年。1937年,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年轻的海伦孤身西行到达延安,用她心爱的沃特曼牌钢笔,记录下窑洞内外的人和事,也记录下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1937年4月21日,北平火车站徐徐开出一趟去往西安的列车。一个年轻的美国女性坐在列车头等车厢里,随身携带着一口硕大的柳条箱。箱子里装着野外宿营必备的帆布床和睡袋。
这位女士长得美丽动人,格外引人注目。一路上,她时不时地念叨着半生不熟的中文:“希望你努力”、“总司令”、“特务员”、“政治思想”、“虱子”、“跳蚤”、“ 臭虫”……似乎在借学中文来打发旅途的枯燥。
她就是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妻子。而那些她一路念叨的中文词汇,是她为这趟旅行精心挑选的,必须尽快牢记。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里,这些特殊词汇将派上大用场。
海伦要去的地方是延安。
几个月前,她的丈夫刚刚结束了对红色政权的采访,从保安归来。回家后的两三天里,埃德加一边抽着骆驼牌香烟、喝着麦斯威尔咖啡,一边滔滔不绝地给海伦讲他的陕北见闻,说个没完没了。海伦也很兴奋。在埃德加出发前,她曾坚定地支持他去看一看“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无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你也要去,如果可能的话,我跟你一同去。” 现在丈夫满载而归,她将埃德加零乱的笔记读了一遍又一遍,并用打字机将其完整地打了出来,在每张照片的背后都加注了说明。
海伦几乎无法相信,在中国偏僻闭塞的西北一隅,竟然有这样的新思想、新人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力量建设新文明,开辟新天地。当埃德加要对采访毛泽东的笔记进行整理、删节和改写时,海伦大惊失色,她觉得那是无价之宝,应该是整部作品最有价值的部分,她建议埃德加原封不动地保留毛泽东亲口所讲的每一个字。最终,埃德加接受了妻子的建议,这部分内容成就了《西行漫记》里最经典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埃德加从陕北归来时,带回一顶灰色的旧军帽,上面缀着一颗褪了色的红五角星。海伦对这顶红军军帽满心喜爱,埃德加慷慨地表示可以送给她,但海伦拒绝了:“我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在这一刻,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亲眼去看看那些照片和笔记上记载的事实。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还希望从自己的角度,去搜集更多被丈夫遗漏掉的素材,多采访一些红色政权下的妇女和儿童。
1937年初,东北军从延安撤离,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从保安搬进了延安城。当海伦得知5月初中国共产党将有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时,她知道机会来了——将会有很多中共的首脑人物聚集延安。她决定在丈夫的西行之后,再续上一次。
对于海伦的延安之行,埃德加·斯诺却不以为然。也许是担心海伦的安全,也许是因为自己刚动了肾结石手术正处于恢复期,需要人照顾和整理手稿,总之在海伦卷睡袋时,埃德加固执地不肯帮忙。在送海伦上火车前,埃德加嘟囔着抱怨说:“我不明白,你有什么好高兴的。”
但海伦对即将展开的西北之行充满期待。陪她同行的是王福时和黄敬,只是在火车上,他们得装作相互不认识。这更让海伦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兴奋。还好火车上有辣子鸡吃,让她感到浑身是胆。
“没有海伦,也许就不会有《西行漫记》”
火车在景象奇异、层层叠叠的黄土高原上缓慢地爬行。从郑州转陇海线,沿黄河一路到潼关,那里是山西、河南和陕西三省的战略要道。海伦摊开笔记本写下:“1937年4月22日下午4时30分。黄河——人们挖野菜充饥。黄河流域成了一片沙漠,河床比周围地面高出许多。”
这是海伦在采访笔记上所记下的第一笔。
此前不久,埃德加采访笔记中的大部分内容已被收录进《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北平秘密出版发行。真正的《西行漫记》这时还没写完,在北平盔甲厂13号(今北京站附近)的一间屋子里,刚刚送别了妻子的埃德加正在奋笔疾书。
《斯诺与中国》(2005年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一书的作者武际良先生研究埃德加·斯诺多年。他的一个结论是,没有海伦,也许就不可能会有《西行漫记》,因为斯诺本来已经准备离开中国,是海伦的出现让他改变主意留了下来。
埃德加与海伦,相遇于1931年盛夏的上海。一个是小有名气的旅行作家,刚刚穿越过人烟稀少、瘴气弥漫的中缅边境原始森林,不幸被一头骡子踢伤了膝盖骨;一个是提着高尔夫背包、拎着网球拍刚到中国的漂亮姑娘,打算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一年,然后周游世界,成就当一名大作家的梦想。
海伦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毫不掩饰第一次见到埃德加时的失望。她本以为埃德加是一位“勇敢无畏,意志坚强,体魄健壮的环球旅行家”,然而两人在上海的沙利文咖啡馆初次见面时,出现在她面前的却是一个身体瘦削,脸色苍白,雀斑十分明显的年轻人,穿一件皱巴巴的白色亚麻西服,走起路来还有点跛脚。
但埃德加很快让她改变了印象。那次会面中,他给她讲述了自己在东南亚旅行的传奇遭遇,这让海伦重新审视对面的人。她发现,埃德加虽然消瘦,但长得很匀称。“一头漂亮的棕色卷发,长着长长睫毛的眼睛里透着和蔼可亲的神色,交谈时间或眯缝起来,显得雾蒙蒙的。”“不管怎么说,他使人一见入迷。”
埃德加对海伦更是一见钟情。本来,因为母亲去世等原因,他正处在情绪的低潮,已准备离开中国,但因为“一尊希腊女神的出现”,他继续留了下来。
1932年12月25日,海伦的名字后添上了斯诺的姓氏。在那之前,海伦拒绝过埃德加的21次求婚,直到埃德加出版了第一本著作……
1936年6月间,埃德加·斯诺得到张学良的帮助,从西安进入红区,成功地冲破了国民党当局对红区长达9年的新闻封锁。海伦也打算沿着丈夫走过的路线,从西安进入红区。此刻她还无法预料到,自己此行并不如埃德加那般幸运。
一进西安即被“重点关照"
1937年4月23日,火车载着海伦开进了西安车站。
“雨把所有的市民关在家里,街道上死一般的寂静,异常凄凉。”这是当日海伦所见到的西安。
就在海伦到达西安的几天前,西安被南京政府完全接管了。
“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组织,一个群众组织也没留下,一个东北军的军官也没留下,只有几个学生……杨虎城不仅没有权力,而且几天以后就要被迫去欧洲。”海伦把所见所闻都写进信里,寄给身在北平的丈夫。她特别提到整个“西京招待所”里只住着两三个客人。海伦本不想住在那里,但身不由己——西安事变之后,当局不再发放来西安的签证,没有签证的人只能在城里停留24小时,所以任何一个进西安城的外国人都会受到特别的“关照”。
70年前陪伴海伦西行的王福时老人已经96岁。据他回忆,海伦一下火车就被军警们送进了西京招待所,那里是当局允许的在西安的外国人唯一可以下榻的地方。他眼睁睁看着也没办法,以后一切只能靠海伦自己了。
按照原定的计划,海伦本应在到达西安的第二天清晨搭乘军用卡车离开西安。所以她没开房间,就溜出西京招待所,住进了一位朋友家里,准备次日一早离开。
然而,原定次日5时抵达的军用卡车没有按时出现,却等来了一位警察队长。多年以后,海伦在回忆录中这样提到那位队长:“由于睡眠不足,他的眼圈出现了黑晕,但眼中闪耀着若有所获的光芒。”
西安的警察们的确一宿没睡,他们全体出动寻找海伦的下落,所有外国教会人士的住所都被搜了个遍,出城的汽车、卡车一辆也不放过。哨兵也接到上头命令,要他们密切注意一名美国女人。
“按照你的特殊情况,还不仅是个护照签证问题。”警察队长告诫海伦。海伦这才获悉,南京政府已经颁布了禁令,禁止任何新闻记者进入西安周围的军事区域。南京还发来了一张名单,8名外国记者成为重点监管对象,埃德加·斯诺的名字位列第一。
“可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海伦试图抓住这个小小的漏洞,进行抗辩。
“那不重要。”警察队长说:“你和你丈夫是一样的,无论怎么说,你是做记者工作的”。
看来,当局已充分掌握了海伦的“前科”。这的确不是海伦头一次来西安,上一次是在1936年10月初,西安事变发生前。
那一次,为了寻找进入红区采访而久无音信的丈夫,海伦与红军特使王林一起到西安,希望也能前往红区。当时红军第二和第四方面军刚刚到达陕北,国民党正在部署新的围剿,空气很紧张,海伦第一次进入红区的努力失败了。但她见到了张学良。
海伦向张学良提了5个问题,没想到,少帅的回答与蒋介石的政策口径大相径庭,他说:“如果共产党人能够与我们精诚合作,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共御外敌,那么,这个问题(剿共的问题)也许有可能得到和平解决。”海伦敏锐地察觉到,一种别样的气氛正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和西安城里悄悄酝酿。她把与少帅的会面写成文字,但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海伦不得不火速返回北平,将报道发给《伦敦每日先驱报》。这篇报道被美国合众通讯社转发,发往全美国和全中国,成为对西安事变最早的“预报”。当然,海伦的记者身份也铁证如山。抗辩无效,海伦被4名警察“护送”着回到了西京招待所。
逃出西安奔向红区
1937年4月底的西安,细雨霏霏。透过雨雾,能望见围绕西安的古城墙。只要越过那道城墙,3个小时车程之外就是三原,三原目前仍在杨虎城军队的手里。从三原再走几里路,就可以到达云阳村,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就驻守在那里。所以对海伦来说,最难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出得去那座城门。
无论她走到哪里,都有两名警察紧紧跟随。每到一处,他们一个往门口一站,另一个就守在海伦身边。车子一停,一名警察便飞快跑到附近有电话的地方向警察局长汇报行踪,还总不忘说一句“我们平安无事”。海伦意识到,监视她的警察们其实也很紧张,似乎觉得她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危险。没准,他们以为随时可能会有人来袭击他们,帮助这个美国女人逃跑呢。
但事实上,不可能有这种事发生。以前帮助过埃德加的少帅张学良,此刻已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他的军队几乎全部离开了西安,正沿着陇海线向安徽进发。而在西安的外国传教士们,因为担心在这个非常时期受到牵连,也对海伦十分冷淡,不会来帮助她。
接下来,由海伦的侄女谢莉尔·比绍夫讲述的故事,堪称传奇——
多亏了西京招待所的周经理,将一个名叫肯普顿·菲奇的美国青年介绍给海伦。菲奇是一家美国公司西安办事处的经理,其父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菲奇并不赞成海伦冒险,但他古道热肠,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一位身处困境孤立无援的女同胞。
二人商定的逃跑时间是半夜12时45分。此前一两天,海伦故意放出风声麻痹身边的监视者:由于城里的传教士们态度很不友好,她准备启程回北平。她还把住房从二楼搬到一楼,故意晚睡晚起。
到了与菲奇约好行动的那一天,不巧的是,恰好与杨虎城将军离开西安是同一天。当局担心杨将军驻守在城里的余部可能发生骚乱,于晚间8时左右忽然宣布了全城戒严令。就在海伦准备翻墙逃跑的地方,有一队宪兵在来回巡逻。12时45分,菲奇的讯号并没有如约出现。放弃逃跑计划吗?海伦实在不甘心,她知道如果这次进不了红区,那些红军将领一旦结束了在延安的会议,回到各自的前线,就很难见到他们了。
她决定冒险一试。她用尽平生之力吸了一口大气,跳出窗外。街上约莫有10多个执行任务的宪兵,从围墙内就可以望见他们的钢盔,海伦知道翻墙而出是不可能了,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走向大门口。
大铁门没锁,她扭开了门。站岗的几名警察问:“你上哪儿去?”
“我回家去。”当然是用中国话回答,“这儿有洋车吗?”
刚巧街那边孤零零地来了一辆洋车,海伦壮着胆子喊:“洋车,来,来!”
“东大街!”海伦胡乱说了一个地址,车夫一铆劲儿,洋车就离开了西京招待所。不知为何,那些警察竞未加阻拦。
因为戒严,大街上冷冷清清。洋车拉着一名戴墨镜的外国女人,在夜色中漫无目的地行进。没有菲奇接应,海伦压根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就在她陷入绝望的时候,一辆自行车从跟前飞驰而过,骑车的人正是菲奇!原来,他因为无法靠近围墙,又等不见海伦,正打算回家睡觉。
在菲奇的引领下,海伦终于见到了愿意送她去三原的汽车和汽车司机,司机是杨虎城将军手下的人。第二天一早,汽车威风凛凛地驶过一道道城门,出城而去,差点撞到城门外一队修路的士兵。“带军事通行证的汽车,就得这么开。”司机给海伦和菲奇上了一课。
汽车一路颠簸开到三原,按照手上的地址,海伦他们找到了城门附近的一间小客栈,这里是红军驻三原的办事处。一位头戴红五星军帽的年轻哨兵出现在他们面前。菲奇眼疾手快,抢前一步,一把抓下哨兵的军帽,跳上汽车,绝尘而去。他必须在警察开始调查前赶回西安。那位年轻哨兵被抢走了军帽,茫然地挠着脑袋,一头雾水。
这是1937年4月30日。海伦终于如愿踏上了进入红区之路,而菲奇则得到了他想要的纪念品。
“延安是我的地盘”从三原经云阳到达延安,休息了一宿之后,海伦的头还是昏昏沉沉的。但一大早,毛泽东和朱德就要来她居住的院子里,欢迎她的到来。
此时,海伦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问题竟是:“我是应该重新涂上唇膏,还是该把残留的唇膏擦掉?”作为一个年轻的西方女性,在交际场合涂唇膏几乎是一种本能,但此时此刻,她也不希望被误认为是与此地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女郎。思量再三的结果是,她什么也没有做。
在回忆录里,海伦这样记述她见到两位革命领袖时的第一印象:“朱德双手插在袖筒里,谦逊地坐在破旧的桌子后面,他的平头上依然戴着帽子。而毛泽东把他的椅子拉离桌旁,摘下他柔软的红星帽,让浓密得令人吃惊的黑发滑落到耳旁。”
随后的几天里,海伦忙得不可开交,大部分时间用来结识各式各样的人。一次又一次热情的握手,把手都握肿了。
延安的保卫部门为海伦派了一名警卫员。第一次见面,小伙儿敏捷地给海伦行了个军礼,然后红着脸、羞答答地站着。
“你叫什么名字?”海伦选择了自认为说得最好的一句中国话问他。没想到,小战士说了一句“对不起”,便慌忙夺门而出。两分钟后,他和海伦的翻译一起回来了,翻译说:“你的新警卫让我告诉你,他不懂英语。”那一刻,海伦觉着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严重的伤害。
不过海伦很快意识到,也许不是她的中文发音出了问题,而是因为红军士兵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地方言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如何解决沟通上的困难,这在海伦看来是件饶有趣味的事。她的结论是,红军中人人都用耳朵来学各种方言,但却继续使用自己的方言,中间需要一个“脑译”过程,而大家都很习惯,是因为每个人都揣着一颗真诚的心,彼此交流。
对海伦来说,红军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是值得记录的:“在延安,红军当然没有酒,甚至也没有茶;他们喝白开水,他们都是志愿兵,没有薪水。他们展开小组竞赛和作鉴定,每分钟都以此为享乐。”
海伦还惊讶地发现,红军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闭塞和土气,他们也爱好“摩登”的东西。“每个人都梦想在自己口袋上别一支钢笔,即使是不能用的也想得到一支。”她甚至被卷进了一场争论,论题是:沃特曼牌钢笔好用,还是派克牌好用?
“当他们参加运动或演练时,每个人都愿意穿上适应运动场合的白色运动短裤和鲜红色印有图案的上衣,两边还有条纹。”衣裤上印着的一种胖胖的小动物图案让海伦觉得十分眼熟,似曾相识。
“那个滑稽的小动物是什么?”她问一名战士。
“是米老鼠。” 海伦恍然大悟,那的确是只米老鼠,不过像是一只上了年岁的中年米老鼠。
海伦当年住过的窑洞,在凤凰山的半山腰上,今天已无迹可寻。据延安革命纪念馆副馆长霍静廉说,那里离毛主席的窑洞挺近,大概一两百米。
海伦在回忆录里曾不止一次提到那间窑洞:“屋子的一角凹进去一块,算作是卧室了。炕是一个砖砌的高台,我把帆布床放在上面,床腿搁在四只装满煤油的香烟筒里,这对蹦得很高的跳蚤一点阻挡作用也没有,但可以防止蠕动的小虫子爬上来。”每天早晨,海伦要把放在高处的鞋子拿下来,倒着晃一晃,看看有无蝎子和蜈蚣爬进去。头顶上的天花板是一块下坠的白布,老鼠彻夜沿着椽子跑来跑去。
尽管如此,海伦依然热爱延安。她曾饱含深情地写道:“延安城的位置宛如镶嵌在城墙上的珠宝和戴在群山上的王冠。这座城市以它美丽的容貌而骄傲,雕刻华丽的大理石牌楼横跨狭窄的街道,一座座砖砌的瓦房有围墙相间。”当时的延安还没遭日军机狂轰滥炸,完整地保存着宋元古风。
几十年以后,由海伦拍摄并保存下来的延安古城照片成了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在今天的延安和延安大学,学者们正在开创一门名为“延安学”的学问,他们对于海伦·斯诺的著作都很熟悉,因为她的著作是多年来第一部描写延安的书——而她的丈夫采访红军时,延安还在东北军管辖之下。
“埃德加的地盘在保安,延安是我的地盘。”海伦在世时不止一次这样说,语气中充满骄傲。
为《西行漫记》补充采访1937年那个炎热多雨的夏天,在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海伦约见了很多人,提出了成千个问题。因为要记录的东西太多,以致她的手患上了永久性痉挛。全部采访结束时,采访笔记多达27本。
按照军事科学院高级研究员鲍世修的统计,除了访问毛泽东,海伦还采访过朱德、彭德怀、徐向前、萧克、贺龙、罗炳辉、项英、王震等十多位红军将领。在战事频繁、居无定所的岁月里,红军将领们根本没有时间去从容地书写或记录些什么。海伦的采访,恰好弥补了我军早期高级领导人疏于笔录的空白。
本身作为一名女性,海伦还对革命队伍中的女性和“红小鬼”给予了许多关注。康克清、蔡畅、丁玲与她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她笔下也能找到很多“红小鬼”的身影,其中一个“红小鬼”刘炽总是缠着海伦学踢踏舞,后来刘炽成了中国著名作曲家,《我的祖国》、《风烟滚滚唱英雄》、《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脍炙人口的曲子都出自他手。
当然,海伦始终没忘自己此番西行的首要任务——帮埃德加做补充采访。朱德总司令是她第一个想采访的人。由于长期的新闻封锁,外界对红军的了解极少,很多人甚至将“朱毛”当成是一个人。埃德加在保安采访时,朱德率领的红军队伍尚未到达陕北,这部分采访得靠海伦替埃德加补上。
在海伦眼里,“朱总司令是个头发灰白的50岁的老战士,至少有半生岁月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度过的。在他脸上深深的皱纹中,仿佛写下了中国没完没了的内战中的悲惨故事。他的嘴巴老是带着忧愁与严肃的表情,可是,他一笑起来,满脸笑容,令人心醉”。
6月间,海伦托人将14本采访笔记和她拍的20多个照片胶卷从延安带回北平,交给埃德加,正好赶上《西行漫记》的收尾阶段。有关朱德的第一手材料和1 1张照片及时地补充到书中。这年7月,在日军进犯北平的隆隆炮声中,埃德加完成了书稿,10月以《红星照耀中国》为名在英国伦敦正式出版,并很快有了名为《西行漫记》的中译本秘密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