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集》宋·张载(7)

经学理窟·序

　　横渠经学理窟，或以为先生所自撰。伟按熙宁九年秋，先生集所立言以为正蒙，其平日所俯而读，仰而思，妙契而疾书者，宜无遗矣。明年，遂捐馆舍，所谓文集 语录及诸经说等，皆出于门人之所纂集。若理窟者，亦分类语录之类耳，言有详略，记者非一手也。虽然，言之精者固不出于正蒙，谓是非先生之蕴不可也。

　　论学则必期于圣人，语治则必期于三代，至于进为之方，设施之术，具有节级，凿凿可行，非徒托诸空言者。朱子曰：“天资高则学明道，不然，且学二程横渠。 ”良以横渠用功亲切，有可循守，百世而下，诵其言，若盲者忽睹日月之光，聋者忽聆雷霆之音，偷惰之夫咸有立志，其正蒙之阶梯与！其间数条，与遗书所载不 殊，如为学如登山麓及尧夫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见先生平昔与程氏兄弟议论之同，而非剿以入也。

　　大理丞莆田黄君伯固，志趣高远，守道笃信，有先生之勇，闲取理窟刻于官寺，俾有志之士知所向往，亦推先生多栽培，思以及天下之意云。刻成，谨题其端始，识岁月。

　　嘉靖元年夏五月朔旦，后学弋阳汪伟谨书。

　　经学理窟·周礼

　　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诅之属，必非周公之意。盖盟诅起于王法不行，人无所取直，故要之于神，所谓“国将亡，听于神”，盖人屈抑无 所伸故也。如深山之人多信巫祝，盖山僻罕及，多为强有力者所制，其人屈而不伸，必咒诅于神，其间又有偶遭祸者，遂指以为果得伸于神。如战国诸侯盟诅，亦为 上无王法。今山中人凡有疾者，专使巫者视之，且十人间有五人自安，此皆为神之力，如周礼言十失四已为下医，则十人自有五人自安之理。则盟诅决非周公之意， 亦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又不可以此病周礼。诗云：“侯诅侯咒，靡届靡究”，不与民究极，则必至于诅咒。

　　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肉刑犹可用于死刑。今大辟之罪，且如伤旧主者死，军人犯逃走亦死，今且以此比刖足，彼亦自幸得免死，人观之更不敢犯。今之妄人往往轻视其死，使之刖足，亦必惧矣。此亦仁术。

　　天官之职，须襟怀洪大方看得。盖其规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穷究，凑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释氏锱铢天地，可谓至大；然不尝为大，则为 事不得，若畀之一钱则必乱矣。至如言四句偈等，其先必曰人所恐惧，不可思议，及在后则亦是小人所共知者事。今所谓死，虽奴隶灶间岂不知皆是空！彼实是小人 所为，后有文士学之，增饰其间，或引入易中之意，或更引他书文之，故其书亦有文者，实无所依取。庄子虽其言如此，实是畏死，亦为事不得。

　　一市之博，百步之地可容万人，四方必有屋，市官皆居之，所以平物价，收滞货，禁争讼，是决不可阙。故市易之政，非官专欲取利，亦所以为民。百货亦有全不 售时，官则出钱以留之，亦有不可买时，官则出而卖之，官亦不失取利，民亦不失通其所滞而应其所急。故市易之政，止一市官之事耳，非王政之事也。

　　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盖人无敢据土者，又须使民悦从，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为富。借如大臣有据土千顷者，不过封与五十里之国， 则已过其所有；其他随土多少与一官，使有租税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术，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土棋画分布，人受一方，养民之本也。后世不制其产，止使其力， 又反以天子之贵专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为计。“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其术自城起，首立四隅；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 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毁民庐舍坟墓，但见表足矣。方既正，表自无用，待军赋与治沟洫者之田各有处所不可易，旁加损井地是也。百里之国，为方十里者 百，十里为成，成出革车一乘，是百乘也。然开方计之，百里之国，南北东西各三万步，一夫之田为方步者万。今聚南北一步之博而会东西三万步之长，则为方步者 三万也，是三夫之田也；三三如九，则百里之地得九万夫也。革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乘计之，凡用七万五千人，今有九万夫，故百里之国亦可言千 乘也，以地计之，足容车千乘。然取之不如是之尽，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间有山陵林麓不在数。

　　“廛而不征”，廛者犹今之地基钱也。盖贮物之地，官必取钱，不征者，不税敛之也。“法而不廛”，法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廛与不廛，亦观临时如何，逐末者多，则廛所以抑末也，逐末者少，不必廛也。

　　既使为采地，其所得亦什一之法。井取一夫之出也，然所食必不得尽，必有常限，其余必归诸天子，所谓贡也。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贡，贡者必于时享，天子皆庙 受之，是“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之义。其贡亦有常限，食采之余，致贡外必更有余，此所谓天子币余之赋也。以此观之，古者天子既不养兵，财无所用，必大殷 富，以此知井田行，至安荣之道。后世乃不肯行，以为至难，复以天子之威而敛夺人财，汲汲终岁，亦且不足。

　　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为永业，所谓世禄之家。然古者世禄之家必不如今日之官户也，必有法。盖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贫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虽世禄之家，役必不免也明矣。

　　井田亦无他术，但先以天下之地棋布画定，使人受一方，则自是均。前日大有田产之家，虽以田授民，然不得如分种、如租种矣，所得虽差少，然使之为田官以掌 其民。使人既喻此意，人亦自从，虽少不愿，然悦者众而不悦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如此！其始虽分公田与之，及一二十年，犹须别立法。始则因命为田官，自 后则是择贤。欲求古法，亦先须熟观文字，使上下之意通贯，大其胸怀以观之。井田卒归于封建乃定。封建必有大功德者然后可以封建，当未封建前，天下井邑当如 何为治？必立田大夫治之。今既未可议封建，只使守令终身，亦可为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简则治之精，不简则不精，故圣人必以天下分之于人，则 事无不治者。圣人立法，必计后世子孙，使周公当轴，虽揽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后世安得如此！且为天下者，奚为纷纷必亲天下之事？今便封建，不肖者复逐之， 有何害？岂有以天下之势不能正一百里之国，使诸侯得以交结以乱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后世乃谓秦不封建为得策，此不知圣人之意也。

　　人主能行井田者，须有仁心，又更强明果敢及宰相之有才者。唐太宗虽英明，亦不可谓之仁主；孝文虽有仁心，然所施者浅近，但能省刑罚，薄税敛，不惨酷而 已。自孟轲而下，无复其人。扬雄择圣人之精，艰难而言之正，止得其浅近者，使之为政又不知如何，据此所知，又不遇其时，无所告诉。然扬雄比董生孰优？雄所 学虽正当，而德性不及董生之博大，但其学差溺于公羊谶纬而已。

　　妇人之拜，古者首低至地，肃拜也，因肃遂屈其膝。今但屈其膝，直其身，失其义也。

　　一亩，城中之宅授于民者，所谓廛里，国中之地也。百家谓之廛，二十五家为里，此无征。其有未授闲宅，区外有占者征之，“什一使自赋”也。

　　五亩，国宅，城中授于士者五亩，以其父子异宫，有东宫西宫，联兄弟也，亦无征。城外郭内授于民者亦五亩，于公无征。

　　十亩，场圃所任园地也，诗“十亩之间”此也，不独筑场纳稼，亦可毓草木也。城在郭外，征之二十而一，盖中有五亩之宅当受而无征者，但五亩外者出税耳。

　　二十五亩，宅田、士田、贾田所任近郊之地也，孟子曰“余夫二十五亩”此也。宅田，士之在郊之宅田也；士田，士所受圭田也，兼宅田，共五十亩；贾田，贾者所受之田。孟子曰“卿以下有圭田五十亩”，此言士者，卿士通言之。

　　五十亩，官田、牛田、赏田、牧田者所任远郊之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之田；牛田，牧公家牛之田；赏田，赏赐之田；牧田有二：牧六畜者一也，授于乡民者一也。此四者皆以五十亩为区，赏田以厚薄多寡给之。

　　百亩，乡民所受井田不易者也。此乡田百亩，兼受牧田五十亩，故其征二十而三。

　　百五十亩，田百亩，莱五十亩。遂人职曰：“夫廛，余夫亦如之”，廛者，统百亩之名也。又有莱五十亩，可薪者也。野曰莱，乡曰牧，犹民与氓之别。其受田之家，耕者之外犹有余夫，则受二十五亩之田，莱亦半之，故曰“亦如之”，其征二十而三。

　　二百亩，田百亩，莱百亩，此在二十而三与十二之征之间，必更有法。

　　三百亩，田百亩，莱二百亩者，其征十二。以莱田半见耕之田，通田莱三百亩都计之得十二也。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其上园地，近郊、远郊、甸、稍、县、都之漆林也。

　　周制受田自一亩至三百亩，计九等，余夫增减犹在数外耳。

　　国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野以其免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疾者多居国中，故免者多。

　　宅不毛者乃郭中受五亩之宅者，于公则无征。然其间亦可毓草木取利，但于里中出布，止待里中之用也。居于田而不耕者，出屋中之粟。

　　闲民转移之余无职事者无所贡，故出夫家之征，或征其力，不用力则必有他征，孟子所谓“力役之征”。夫者一夫，家者兼余夫。

　　旅师闲粟野之田者，有未受而闲者，或已受之民徙于他处，或疾病死亡不能耕者，其民之有力者权耕所出之粟也，旅师掌而用之。锄粟，助贷于民之粟，或元有官给之本，或以屋粟、闲粟贷之，得其兴积则平颁之。

　　币，金、玉、齿、革泉布之杂名。

　　近郊疑亦通谓之国中，十一使自赋之者，盖迫近王城，未容井授，故其税十一以为正。

　　远郊二十而三，谓远郊地宽，虽上地犹更给莱田五十亩，故其法二十而三。余夫则无莱田，六遂然后余夫有莱田，故遂人职云“余夫亦如之”。国宅无征，则远郊之宅有征可知。

　　锄粟，兴助之粟。屋粟，不授田徙居之粟。

　　闲粟，井田耕民不时死徙，其田偶闲而未归空土，有量力者暂资以为生者之粟。

　　此三粟非公家正赋，专以资里宰之师所谓旅师者里中之养，供服器之用，为赏罚之柄。

　　廛里与园廛之别：廛，城中族居之名；里，郭内里居之称；园廛在园地，其制，百亩之间，十家区分而众居者，诗人所谓“十亩之间”之田也。作诗者以国地侵 削，外无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园廛而已，故耕者无所用其力，则“桑者闲闲”而多也。十亩之外，他人亦然，则削小无所容尤为著矣。

　　一夫藉则有十亩之收尽入于公，一夫税则计十亩中岁之收取其一亩，借如十亩藉中岁十石，则税当一石而无公田矣。十一而税，此必近之。

　　夫家之征疑无过。家一人者谓之夫，余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此谓之家。夫家之征，疑但力征而已，无布缕米粟之征，若岁无力征则出夫布，闾师所谓“无职者出夫布”，非谓常出其布，不征其力则出夫布以代之也。

　　周制，上田以授食多者，下田以授食少者，此必天下之通制也。又遂人“上田莱五十亩，中百亩，下二百”。上田莱五十亩，比远郊井受牧田之民二十而税三者无 以异；中莱百亩，以肥瘠倍上莱；下莱二百亩，以肥瘠倍中莱；此三等盖折衷之均矣。然授上莱者税二十而三，受下莱者乃多至十二，盖田均则食少者优，不得不加 之税尔。“周道如砥”，此之谓也。

　　周礼惟太宰之职难看，盖无许大心胸包罗，记得此复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当如捕龙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故议论天下之是非易，处天下之事难，孔子常语弟子：“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职也。

　　守祧先公之迁主于后稷之庙，疑诸侯无祧庙，亦藏之于始祖之庙。

　　“谓之圭田”，恐是畦田，若菜圃之类，故授之在近又少也。

　　经学理窟·诗书

　　周南召南如乾坤。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但仪刑文王则可以取信家邦，言当学文王者也。

　　蝀者，阴气薄而日气见也。有二者，其全见者是阴气薄处，不全见者是阴气厚处。

　　圣人文章无定体，诗、书、易、礼、春秋，只随义理如此而言。李翱有言：“观诗则不知有书，观书则不知有诗”，亦近之。

　　“顺帝之则”，此不失赤子之心也，冥然无所思虑，顺天而已。赤子之心，人皆不可知也，惟以一静言之。

　　古之能知诗者，惟孟子为以意逆志也。夫诗之志至平易，不必为艰险求之，今以艰险求诗，则已丧其本心，何由见诗人之志！

　　文王之于天下，都无所与焉。“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只观天意如何耳。观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美，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万事只一天理。舜举十六相，去四凶，尧岂不能？尧固知四凶之恶，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尧以安民为难，遽去其君则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后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高宗梦傅说，先见容貌，此事最神。夫梦不必须圣人然后梦为有理，但天神不间，人入得处便入也。万顷之波与污泥之水，皆足受天之光，但放来平易，心便神也。若圣人起一欲得灵梦之心，则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焉有心？圣人心不艰难，所以神也。高宗只是正心思得圣贤，是以有感。

　　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见固不足尽，至于众人之心同一则却是义理，总之则却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讴歌讼狱之不之焉，人也而以为天命。武王不荐周公，必知周公不失为政。

　　尚书难看，盖难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义则无难也。

　　书称天应如影响，其福祸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见，惟占之于民，人所悦则天必悦之，所恶则天必恶之，只为人心至公也，至众也。民虽至愚无知，惟于私己然后昏而不明，至于事不干碍处则自是公明。大抵众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则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于人可也。

　　“稽众舍己”，尧也；“与人为善”，舜也；“闻善言则拜”，禹也；“用人惟己，改过不吝”，汤也；“不闻亦式，不谏亦入”，文王也；皆虚其心以为天下也。

　　“钦明文思”，尧德也；“浚哲文明，温恭允塞”，舜德也。舜之德与尧不同，盖圣人有一善之源，足以兼天下之善。若以字之多寡为德之优劣，则孔子“温、 良、恭、俭、让”又多于尧一字；至于八元、八凯，“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忠肃恭懿，宣慈惠和”，则其字又甚多，如是反过于圣人。如孟子言“尧舜之道孝悌而 已”，盖知所本。 今称尚书，恐当称“尚书”。尚，奉上之义，如尚衣尚食。

　　先儒称武王观兵于孟津，后二年伐商，如此则是武王两畔也。以其有此，故于中庸言“一戎衣而有天下”解作一戎殷，盖自说作两度也。孟子称“取之而燕民不悦 弗取，文王是也”，只为商命未改；“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武王是也”。此事间不容发，当日而命未绝则是君臣，当日而命绝则为独夫；故“予不奉天，厥罪惟均 ”。然问命绝否，何以卜之？只是人情而已。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当时岂由武王哉？

　　灵台，民始附也，先儒指以为文王受命之年，此极害义理。又如司马迁称文王自羑里归，与太公行阴德以倾纣天下，如此则文王是乱臣贼子也。惟董仲舒以为文王 闵悼纣之不道，故至于日昃不暇食；至于韩退之亦能识圣人，作羑里操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语。文王之于纣，事之极尽道矣，先儒解经如此，君臣之道且 不明，何有义理哉？如考槃之诗永矢弗过、弗告，解以永不复告君过君，岂是贤者之言！

　　诗序必是周时所作，然亦有后人添入者，则极浅近，自可辨也。如言“不肯饮食教载之”，只见诗中云“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命彼后车，谓之载之”，便云“教载”，绝不成言语也。又如“高子曰灵星之尸”，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也。

　　七月之诗，计古人之为天下国家，只是豫而已。

　　（尧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润之物若两玉相攻则无所成必石以磨之譬如君子与小人处为小人侵凌则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此便道理出来）

　　经学理窟·宗法

　　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

　　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或 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 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

　　夫所谓宗者，以己之旁亲兄弟来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来宗己，非己宗于人也。所以继祢则谓之继祢之宗，继祖则谓之继祖之宗，曾高亦然。

　　言宗子者，谓宗主祭祀。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非独宗子之为士，为庶人亦然。

　　“宗子之母在，不为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与宗子共事宗庙之祭者，岂可夫妇异服！故宗子虽母在亦当为宗子之妻服也，东酌牺象，西酌罍尊，须夫妇共 事，岂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则难立后，为其无母也。如不得已须当立后，又须并其妾母与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则自是妾母也。

　　“天子建国，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于木，其上下挺立者本也，若是旁枝大段茂盛，则本自是须低摧；又譬之于河，其正流者河身，若是泾流泛滥，则自然 后河身转而随泾流也。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支昌大，则须是却为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闻有罪，只为武王之圣，顾伯邑考不足以承太王之绪，故须立武王。所以然 者，与其使祖先享卿大夫之祭，不若享人君之礼。至如人有数子，长者至微贱不立，其间一子仕宦，则更不问长少，须是士人承祭祀。

　　古所谓“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庙主之而已。支子虽不得祭，至于斋戒致其诚意，则与祭者不异；与则以身执事，不可与则以物助之，但不别立庙，为位行 事而已。后世如欲立宗子，当从此义，虽不与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废祭，适足长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犹愈于已也。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法。譬 如一人数子，且以适长为大宗，须据所有家计厚给以养宗子，宗子势重，即愿得之，供宗子外乃将所有均给族人。宗子须专立教授，宗子之得失，责在教授，其他族 人，别立教授。仍乞朝廷立条，族人须管遵依祖先立法，仍许族人将己合转官恩泽乞回授宗子，不理选限官，及许将奏荐子弟恩泽与宗子，且要主张门户。宗子不 善，则别择其次贤者立之。

　　后来朝廷有制，曾任两府则宅舍不许分，意欲后世尚存 某官之宅或存一影堂，如尝有是人，然宗法不立，则此亦不济事。唐狄人杰、颜杲卿、真卿后，朝廷尽与官，其所以旌别之意甚善，然亦处之未是。若此一人死遂却 绝嗣，不若各就坟冢给与田五七顷，与一闲名目，使之世守其禄，不惟可以为天下忠义之劝，亦是为忠义者实受其报。又如先代帝王陵寝，其下多有闲田，每处与十 亩田，与一闲官世守之。

　　礼言“祭毕然后敢私祭”，为如父有二子，幼子欲祭父，来兄家祭之，此是私祭；祖有诸孙；适长孙已祭，诸孙来祭者祭于长孙之家，是为公祭。

　　王制言“大夫之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若诸侯则以有国，指始封之君为太祖，若大夫安得有太祖！

　　宗子既庙其祖祢，支子不得别祭，所以严宗庙，合族属，故曰“庶子不祭祖祢，明其宗也”。

　　宗子为士，立二庙；支子为大夫，当立三庙；是曾祖之庙为大夫立，不为宗子立。然不可二宗别统，故其庙亦立于宗子之家。

　　经学理窟·礼乐

　　“礼反其所自生，乐乐其所自成”。礼别异不忘本，而后能推本为之节文；乐统同，乐吾分而已。礼天生自有分别，人须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乐则得其所乐即是乐也，更何所待！是“乐其所自成”。

　　周乐有象，有大武，有酌。象是武王为文王庙所作，下武继文也，武功本于文王，武王继之，故武王归功于文王以作此乐，象文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既崩，国家所作之乐，奏之于武王之庙。酌必是周公七年之后制礼作乐时于大武有增添也，故酌言“告成大武”也，其后必是酌以祀周公。

　　“治乱以相”，为周召作；“讯疾以雅”，为太公作。

　　“入门而县兴金奏”，此言两君相见，凡乐皆作，必肆夏也。至升堂之后，其乐必不皆作，奏必有品次。大合乐犹今之合曲也，必无金石，止用匏竹之类也。“八音克谐”，堂上堂下尽作也明矣。

　　古乐不可见，盖为今人求古乐太深，始以古乐为不可知。只此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一求之，得乐之意盖尽于是。诗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 已，只要转其声，合人可听，今日歌者亦以转声而不变字为善歌。长言后却要入于律，律则知音者知之，知此声入得何律。古乐所以养人德性中和之气，后之言乐者 止以求哀，故晋平公曰：“音无哀于此乎？”哀则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则入于噍杀，太下则入于啴缓，盖穷本知变，乐之情 也。

　　周礼言“乐六变而致物各异”，此恐非周公之制作本意，事亦不能如是确然。若谓“天神降”，“地只出”，“人鬼可得而礼”，则庸有此理。

　　商、角、征、羽皆有主，出于唇、齿、喉、舌，独宫声全出于口，以兼五声也。征恐只是征平，或避讳为征仄，如是则清浊平仄不同矣，齿舌之音异矣。

　　今尺长于古尺，尺度权衡之正必起于律。律本黄钟，黄钟之声，以理亦可定。古法律管当实千有二百粒黍，后人以羊头山黍用三等筛子透之，取中等者用，此特未 为定也。此尺只是器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以古人之身，若止用一尺二寸，岂可运肘，即知因身而定。羊头山老子说一稃二米黍，直是天气 和，十分丰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

　　律吕有可求之理，德性深厚者必能知之。

　　后之言历数者，言律一寸而万数千分之细，此但有其数而无其象耳。

　　声音之道，与天地同和，与政通。蚕吐丝而商弦绝，正与天地相应。方蚕吐丝，木之气极盛之时，商金之气衰。如言“律中大簇”，“律中林钟”，于此盛则彼必衰。方春木当盛，却金气不衰，便是不和，不与天地之气相应。

　　先王之乐，必须律以考其声，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为难。求中声须得律，律不得则中声无由见。律者自然之至，此等物虽出于自然，亦须人为之；但古人为之得其自然，至如为规矩则极尽天下之方圆矣。

　　郑卫之音，自古以为邪淫之乐，何也？盖郑卫之地滨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间人自然气轻浮；其地土苦，不费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脱怠惰，弛慢颓靡。其人 情如此，其声音同之，故闻其乐，使人如此懈慢。其地平下，其间人自然意气柔弱怠惰；其土足以生，古所谓“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若四夷则皆据高山溪谷，故 其气刚劲，此四夷常胜中国者此也。

　　移人者莫甚于郑卫，未成性者皆能移之，所以夫子戒颜回也。

　　今之琴亦不远郑卫，古音必不如是。古音只是长言，声依于永，于声之转处过，得声和婉，决无预前定下腔子。

　　礼所以持性，盖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须礼以持之，能守礼已不畔道矣。

　　礼即天地之德也，如颜子者，方勉勉于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

　　礼非止著见于外，亦有无体之礼。盖礼之原在心，礼者圣人之成法也，除了礼天下更无道矣。欲养民当自井田始，治民则教化刑罚俱不出于礼外。五常出于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为，但不知耳。

　　今之人自少见其父祖从仕，或见其乡闾仕者，其心正欲得利禄纵欲，于义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则或能孝友廉节者，不美者纵恶而已，性元不曾识磨砺。

　　时措之宜便是礼，礼即时措时中见之事业者，非礼之礼，非义之义，但非时中者皆是也。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又不可以一槩言，如孔子丧出母，子思不丧出母， 又不可以子思守礼为非也，又如制礼者小功不税，使曾子制礼，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时中之义甚大，须是精义入神以致用，始得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此则 真义理也；行其典礼而不达会通，则有非时中者矣。礼亦有不须变者，如天叙天秩，如何可变！礼不必皆出于人，至如无人，天地之礼自然而有，何假于人？天之生 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顺之而已，此所以为礼也。学者有专以礼出于人，而不知礼本天之自然，告子专以义为外，而不知所以行义由内也，皆非也，当合内外之 道。

　　能答曾子之问，能教孺悲之学，斯可以言知礼矣。进人之速无如礼。

　　学之行之而复疑之，此习矣而不察者也。故学礼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学礼也。

　　学者行礼时，人不过以为迂。彼以为迂，在我乃是径捷，此则从吾所好。文则要密察，心则要洪放，如天地自然，从容中礼者盛德之至也。

　　古人无椅卓，智非不能及也。圣人之才岂不如今人？但席地则体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不识动者，主人始亲一酌，已是非常之钦，盖后世一切取便安也。

　　经学理窟·气质

　　变化气质。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居仁由义，自然心和而体正。更要约时，但拂去旧日所为，使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全好。礼 曰“心广体胖”，心既弘大则自然舒泰而乐也。若心但能弘大，不谨敬则不立；若但能谨敬而心不弘大，则入于隘，须宽而敬。大抵有诸中者必形诸外，故君子心和 则气和，心正则气正。其始也，固亦须矜持，古之为冠者以重其首，为履以重其足，至于盘盂几杖为铭，皆所以慎戒之。

　　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夭寿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今人所以多为气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古之人，在乡闾之中，其师长朋友日相教 训，则自然贤者多。但学至于成性，则气无由胜，孟子谓“气壹则动志”，动犹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动气，必学至于如天则能成性。

　　诚意而不以礼则无征，盖诚非礼无以见也。诚意与行礼无有先后，须兼修之。诚谓诚有是心，有尊敬之者则当有所尊敬之心，有养爱之者则当有所抚字之意，此心苟息，则礼不备，文不当，故成就其身者须在礼，而成就礼则须至诚也。

　　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仁人则须索做，始则须勉勉，终则复自然。人须常存此心，及用得熟却恐忘了。若事有汩没，则此 心旋失，失而复求之则才得如旧耳。若能常存而不失，则就上日进。立得此心方是学不错，然后要学此心之约到无去处也。立本以此心，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 亦从此而辨，非亦从此而辨矣。以此存心，则无有不善。

　　古人耕且学则能之，后人耕且学则为奔迫，反动其心。何者？古人安分，至一箪食，一豆羹，易衣而出，只如此其分也；后人则多欲，故难能。然此事均是人情之难，故以为贵。

　　所谓勉勉者，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继继不已，乃善而能至于成性也。今闻说到中道，无去处，不守定，又上面更求，则过中也，过则犹不及也。不以 学为行，室则有奥而不居，反之他而求位，犹此也。是处不守定，则终复狂乱，其不是亦将莫之辨矣。譬之指鹿为马，始未尝识马，今指鹿为之，则亦无由识鹿也。 学释者之说得便为圣人，而其行则小人也，只闻知便为了。学者深宜以此为戒。

　　孔 子、文王、尧、舜，皆则是在此立志，此中道也，更勿疑圣人于此上别有心。人情所以不立，非才之罪也。善取善者，虽于不若己采取亦有益，心苟不求益，则虽与 仲尼处何益！君子于不善，见之犹求益，况朋友交相取益乎？人于异端，但有一事存之于心，便不能至理。其可取者亦尔，可取者不害为忠臣孝子。

　　如是心不能存，德虚牢固，操则存，舍则亡，道义无由得生。如地之安静不动，然后可以载物，生长以出万物；若今学者之心出入无时，记得时存，记不得时即 休，如此则道义从何而生！于不贤者犹有所取者，观己所问何事，欲问耕则君子不如农夫，问织则君子不如妇人，问夷狄不如问夷人，问财利不如问商贾，但临时己 所问学者，举一隅必数隅反。

　　“后生可畏”，有意于古，则虽科举不能害其志。然不如绝利一源。

　　学者有息时，一如木偶人，搐则动，舍之则息，一日而万生万死。学者有息时，亦与死无异，是心死也身虽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学者本以道为生，道息则死也，终是伪物，当以木偶人为譬以自戒。知息为大不善，因设恶譬如此，只欲不息。

　　欲事立须是心立，心不钦则怠惰，事无由立，况圣人诚立，故事无不立也。道义之功甚大，又极是尊贵之事。苟能屈于长者，便是问学之次第云尔。

　　整齐即是如切如磋也，鞭后乃能齐也。人须偏有不至处，鞭所不至处，乃得齐尔。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实作，既实作则须有疑，必有不行处，是疑也。譬之通身会得一边或理会一节未全，则须有疑，是问是学处也，无则只是未尝思虑来也。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为太柔太弱。至于瞻视亦有节，视有上下，视高则气高，视下则心柔，故视国君者，不离绅带之中。学者先须去客气，其为人刚，行则终 不肯进，“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盖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记之，视之上下且试之。己之敬傲必见于视，所以欲下其视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则听言敬 且信。 人之有朋友，不为燕安，所以辅佐其仁。今之朋友，择其善柔以相与，拍肩 执袂以为气合，一言不合，怒气相加。朋友之际，欲其相下不倦，故于朋友之间主其敬者，日相亲与，得效最速。仲尼尝曰：“吾见其居于位也，与先生并行也，非 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则学者先须温柔，温柔则可以进于学，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盖其所益之多。

　　多闻见适足以长小人之气。“君子庄敬日强”，始则须拳拳服膺，出于牵勉，至于中礼却从容，如此方是为己之学。乡党说孔子之形色之谨亦是敬，此皆变化气质之道也。

　　道要平旷中求其是，虚中求出实，而又博之以文，则弥坚转诚。不得文无由行得诚。文亦有时，有庸敬，有斯须之敬，皆归于是而已。存心之始须明知天德，天德即是虚，虚上更有何说也！

　　求养之道，心只求是而已。盖心弘则是，不弘则不是，心大则百物皆通，心小则百物皆病。悟后心常弘，触理皆在吾术内，睹一物又敲点着此心，临一事又记念着此心，常不为物所牵引去。视灯烛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长一智，只为持得术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则茫然复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钻研太甚则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旷，熟后无心如天，简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虚，则是已起一心， 无由得虚。切不得令心烦，求之太切则反昏惑，孟子所谓助长也。孟子亦只言存养而已，此非可以聪明思虑，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学于文以求义理，则亦动其心 乎？夫思虑不违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养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学 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则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无思虑，须是考前言往行，观昔人制节，如此以行其事而已，故动焉而无不中理。

　　学者既知此心，且择所安而行之己不愧。疑则阙之，更多识前言往行以养其德，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而今方要从头整理，将前言往行常合为一，有不合自是非也。

　　人能不疑，便是德进，盖已于大本处不惑，虽未加工，思虑必常在此，积久自觉渐变。学者恶其自足，足则不复进。

　　立本既正，然后修持。修持之道，既须虚心，又须得礼，内外发明，此合内外之道也。当是畏圣人之言，考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度义择善而行之。致文于事业而能 尽义者，只是要学，晓夕参详比较，所以尽义。惟博学然后有可得以参较琢磨，学博则转密察，钻之弥坚，于实处转笃实，转诚转信。故只是要博学，学愈博则义愈 精微，舜好问，好察迩言，皆所以尽精微也。舜与仲尼心则同，至于密察处料得未如孔子。大抵人君则有辅弼疑丞，中守至正而已，若学者则事必欲皆自能，又将道 辅于人。舜为人君，犹起于侧微。

　　学者所志至大，犹恐所得浅，况可便志其小，苟 志其小，志在行一节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多少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颜渊学仲尼，不幸短命，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至如乐正子，为信 人，为善人，其学亦全得道之大体，方能如此。又如漆雕开言“吾斯之未能信”，亦未说信甚事，只是谓于道未信也。

　　慎喜怒，此只矫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矫轻警惰。若天祺气重也，亦有矫情过实处。

　　人多言安于贫贱，其实只是计穷力屈，才短不能营画耳，若稍动得，恐未肯安之。须是诚知义理之乐于利欲也乃能。

　　天资美不足为功，惟矫恶为善，矫惰为勤，方是为功。人必不能便无是心，须使思虑，但使常游心于义理之间。立本处以易简为是，接物处以时中为是，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时中则要博学素备。

　　经学理窟·义理

　　学未至而好语变者，必知终有患。盖变不可轻议，若骤然语变，则知操术已不正。

　　吾徒饱食终日，不图义理，则大非也，工商之辈，犹能晏寐夙兴以有为焉。知之而不信而行之，愈于不知矣，学者须得中道乃可守。

　　人到向道后，俄顷不舍，岂暇安寝？然君子向晦入燕处，君子随物而止，故入燕处。然其仁义功业之心未尝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无以为接，无以为功业，须亦入息。

　　此学以为绝耶？何因复有此议论，以为兴耶？然而学者不博。孟子曰：“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孔子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学者，则道可传矣。

　　人不知学，其任智自以为人莫及，以理观之，其用智乃痴耳。棋酒书画，其术固均无益也，坐寝息，其术同，差近有益也，惟与朋友燕会议论良益也。然大义大节须要知，若细微亦不必知也。

　　凡人为上则易，为下则难。然不能为下，亦未能使下，不尽其情伪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己尝为之则能使人。

　　凡事蔽盖不见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义所得，所至不得见底，又非于吾言无所不说。

　　人虽有功，不及于学，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则虽接人事即是实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则终身由之，只是俗事。

　　今人自强自是，乐己之同，恶己之异，便是有固、必、意、我，无由得虚。学者理会到此虚心处，则教者不须言，求之书，合者即是圣言，不合者则后儒添入也。

　　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论孟二书于学者大足，只是须涵泳。

　　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则当以博大求之，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也。

　　尊其所闻则高明，行其所知则光大，凡未理会至实处，如空中立，终不曾踏着实地。性刚者易立，和者易达，人只有立与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然则刚与和犹是一偏，惟大达则必立，大立则必达。

　　学者欲其进，须钦其事，钦其事则有立！有立则有成；未有不钦而能立；不立则安可望有成！

　　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人惰于进道，无自得达，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从心所欲不逾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终学不成也。

　　闻见之善者，谓之学则可，谓之道则不可。须是自求，己能寻见义理，则自有旨趣，自得之则居之安矣。合内外，平物我，自见道之大端。道德性命是长在不死之物也，己身则死，此则常在。

　　耳目役于外，揽外事者，其实是自惰，不肯自治，只言短长，不能反躬者也。

　　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尽亦可，有终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当识其要，总其大体，一言而乃尽尔。

　　释氏之学，言以心役物，使物不役心；周孔之道，岂是物能役心？虚室生白。

　　今之人灭天理而穷人欲，今复反归其天理。古之学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后，其心不传，如荀扬皆不能知。

　　义理之学，亦须深沈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盖惟深则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说得便似圣人，若此则是释氏之所谓祖师之类也。

　　此道自孟子后千有余岁，今日复有知者。若此道天不欲明，则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复明之理。志于道者，能自出义理，则是成器。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曰能者，是今日不能而能之，若以圣人之能而为不能，则狂者矣，终身而莫能得也。学贵心悟，守旧无功。

　　知德斯知言，己尝自知其德，然后能识言也。人虽言之，己未尝知其德，岂识其言！须是己知是德，然后能识是言，犹曰知孝之德则知孝之言也。三代时人，自幼闻见莫非义理文章，学者易为力，今须自作。

　　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不尔皆为人之弊，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故学者先须变化气质，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阴阳鬼神莫不尽之矣。

　　仁不得义则不行，不得礼则不立，不得智则不知，不得信则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兹愈远。

　　学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颜子未至于圣人处，犹是心粗。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学者言不能识得尽，多相违戾，是为无天德，今颦眉以思，已失其心也。盖心本至神，如此则已将不神害其至神矣。能乱吾所守脱文。

　　有言经义须人人说得别，此不然。天下义理只容有一个是，无两个是。

　　且滋养其明，明则求经义将自见矣。又不可徒养，有观他前言往行便畜得己德，若要成德，须是速行之。

　　当自立说以明性，不可以遗言附会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达”及“所性”“四体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 思不起，但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

　　学者潜心略有所得，即且志之纸笔，以其易忘，失其良心。若所得是，充大之以养其心，立数千题，旋注释，常改之，改得一字即是进得一字。始作文字，须当多其词以包罗意思。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绊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数次，己亦了此文义，二益也；对之必正衣冠，尊瞻视，三益也；尝以因己而坏人之才为之忧，则不敢惰，四益也。

　　有急求义理复不得，于闲暇有时得。盖意乐则易见，急而不乐则失之矣。盖所以求义理，莫非天地、礼乐、鬼神至大之事，心不弘则无由得见。

　　语道不简易，盖心未简易，须实有是德，则言自归约。盖趣向自是居简，久则至于简也。闻之知之，得之有之。

　　孔子适周，诚有访乐于苌弘，问礼于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觐老子薄礼，恐非其人，然不害为两老子，犹左丘明别有作传者也。

　　家语国语虽于古事有所证明，然皆乱世之事，不可以证先王之法。

　　观书且勿观史，学理会急处，亦无暇观也。然观史又胜于游，山水林石之趣，始似可爱，终无益，不如游心经籍义理之间。

　　心解则求义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万物纷错于前，不足为害，若目昏者，虽枯木朽株皆足为梗。

　　观书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则都不见，须是大体上求之。言则指也，指则所视者远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体则失之，是小儿视指之类也。常引小儿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视焉，只视于手，及无物则加怒耳。

　　博大之心未明，观书见一言大，一言小，不从博大中来，皆未识尽。既闻中道，不易处且休，会归诸经义。己未能尽天下之理，如何尽天下之言！闻一句语则起一 重心，所以处得心烦，此是心小则百物皆病也。今既闻师言此理是不易，虽掩卷守吾此心可矣。凡经义不过取证明而已，故虽有不识字者，何害为善！易曰“一致而 百虑”，既得一致之理，虽不百虑亦何妨！既得此心，复因狂乱而失之，譬诸亡羊者，挟策读书与饮酒博塞，其亡羊则一也，可不鉴！

　　人之迷经者，盖己所守未明，故常为语言可以移动。己守既定，虽孔孟之言有纷错，亦须不思而改之，复锄去其繁，使词简而意备。

　　经籍亦须记得，虽有舜禹之智，唫而不言，不如聋盲之指麾。故记得便说得，说得便行得，故始学亦不可无诵记。

　　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六经循环，年欲一观。观书以静为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岂能长静，须以制其乱。发源端本处既不误，则义可以自求。

　　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诗书无舛杂。礼虽杂出诸儒，亦若无害义处，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礼记则是诸儒杂记，至如礼文不可不信，己之言礼未必胜如诸儒。如有前后所出不同且阙之，记有疑议亦且阙之，就有道而正焉。

　　尝谓文字若史书历过，见得无可取则可放下，如此则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书。又学史不为为人，对人耻有所不知，意只在相胜。医书虽圣人存此，亦不须大段 学，不会亦不甚害事，会得不过惠及骨肉间，延得顷刻之生，决无长生之理，若穷理尽性则自会得。如文集文选之类，看得数篇无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释典，不 看亦无害。既如此则无可得看，唯是有义理也。故唯六经则须着循环，能使昼夜不息，理会得六七年，则自无可得看。若义理则尽无穷，待自家长得一格则又见得 别。

　　语道断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虽文字不能传，然义理不灭，则须有此言语，不到得绝。 由学者至颜子一节，由颜子至仲尼一节，是至难进也。二节犹二关，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诗礼不得。孔子谓学诗学礼，以言以立，不止谓学者，圣人既到后，直知须要此不可阙。不学诗直是无可道，除是穿凿任己知。诗、礼、易、春秋、书，六经直是少一不得。

　　大凡说义理，命字为难，看形器处尚易，至要妙处本自博，以语言复小却义理，差之毫厘，缪以千里。

　　从此学者，苟非将大有为，必有所甚不得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