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的启示

    第二个问题：政府在蚕丝改革中的定位。我们知道任何一项社会改革要取得成功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政府如何支持直接影响着改革的成败。

    当年的江村蚕丝改革，得到了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特殊关切”，得到了政府提供的资金和银行方便的低息贷款，江村的合作丝厂借到了震泽的一个地方银行的一笔3000元的短期贷款。（第190-195页）而直接与农民、与蚕丝改革打交道的当地基层政府和领导人（公权的代表）没有直接领导、指挥蚕丝改革。蚕丝改革的发起单位不是基层政府，而是女子蚕业学校。在这场改革中，当地领导人充当了沟通蚕业学校和农民之间的桥梁，不过“主动在于当地领导人一边”，是由于领导人看到了农民在丝业中失败，为了改变“经常损害农民”现象，提出改革养蚕方法的建议，授权蚕业学校组织办理，且一开始就拨款600元。（第182页）在建立合作丝厂上，当地政府没有强迫农民入股，当然在实际上是“人们按照当地领导人和执行委员会的意见工作，当地领导人遵照改革者和蚕业学校的意见行事。”（第188-189页）而“当地领导人的地位，通过丝业改革加强了。”（第183页）

    根据书中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当地政府在江村的这场改革中定位为服务者的角色。不仅提出改革建议和提供一定量的改革拨款，而且充当桥梁作用，将蚕业学校和农民联系在一起推动改革，传达改革者和蚕业学校的意见指导蚕丝改革。并通过改革，巩固了领导地位。

    我们再看看今天中国农村的一些改革，很多地方是在当地乡镇政府的强迫性直接命令下进行，违背和无视农民意愿，改革不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引起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这是令人深思的，我想根本在于当今一些乡镇政府在乡村改革中定位有问题。

    在未来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有诸多改革项目。参考江村蚕丝改革中的当地政府定位，乡镇政府在当代中国农村改革中应本着以下几点原则。首先，乡镇政府定位为服务者的角色。是为农民服务，为改革服务，为农民和组织进行的农村改革提供资金和支持。其次，实施的指导改革的政策措施要广泛听取专家意见。再次，乡镇政府提出的改革主张要本着农民自愿原则，绝不能强制要求农民支持和参与改革，这也是党和政府长期强调的。第四，乡镇政府积极引进改革项目。最后，改革项目以解决农民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也只有这样才有最大可能得到农民的支持。江村蚕丝改革之所以没有遭到农民反对，就是因为当时农民希望改革能尽快改变蚕丝收入下降的困境。这样乡镇政府才可以重新获得民众的认可。

二、进城女工

    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诞生之初的最主要来源。虽然民国时代的中国工业化水平很低，但毕竟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发展，有了一些厂矿企业，进城进厂工作的农民也有不少。

    本书中的位于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地区附近的江村在1935年有32名女青年在村外工厂里工作，有了独立的工资，独立的经济基础，对亲属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产生了一定，甚至是实质性的影响，有了因在工厂工作导致婚姻纠纷的事例。（第197-199页）

    今天的中国有1亿多进城务工农民，他们当中以青年人为主，以男性为主，夫在外妻在家现象比较普遍。也许是经济决定、影响婚姻和有钱就变坏的缘故，今天的“民工潮”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村发亲属关系。前一段时间在火车上遇到一位九江县的律师，他说他在去年腊月接的5件离婚案中，其中4件是关于进城务工农民的离婚的案件。笔者家乡这两年也有几起这方面的案件，有与江村相同的案件——女甩男。同时由于父母外出务工，大量空巢儿童、留守儿童增加，这些孩子很少与父母在一起生活，他们与父母的亲情关系受到影响，同时身心发展也受到影响。农村的赡养问题也受到了影响。书中所说江村的进城女工对亲属关系的影响在今天中国的大江南北正全面发生。

    如何消除进城务工对亲属关系的负面影响，江村当年由于历史原因未能解决，本书也未提。而当代中国为了长远发展就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第一，提倡农民外出务工是夫妻同出、全家同出，避免长时间的分离。第二，加强婚姻教育和亲情教育，外出务工农民多与留守子女和配偶交流沟通。

三、融资

    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任何一项乡村改革都需要资金的注入支持。但是往往缺乏资金，往往得不到资金支持，融资非常困难。

    前文提到江村的蚕丝改革得到了银行贷款，成为改革的主要资金，之所以能得到贷款，本书说了是因为“政府的政策”，贷款时“用土地和厂房作抵押。”（第190页）这是本书提到的正规金融机构——银行对乡村改革的资金供应。本书还介绍了农村民间的3种融资筹资方式，有农民自己的合作型筹资机构互助会（摇会、徽会和广东票会三种）。（第224-230页）

    未来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但是由于农村经济落后，农民贫困，农业是弱势产业、低经济效益产业，农民因日常农业生产向银行贷款都相当难，（当然目前一些地方实施了小额信贷），对于农民转变职业的改革，如买船买车跑运输和农业结构调整、农民自己办厂所需的高额资金向银行贷款几乎不可能，从而为农村高利贷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融资难成为阻碍农村发展的绊脚石、拦路虎、瓶颈。如何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非常重要、非常紧迫。

    鉴于江村的融资情况，笔者对于目前我国农村融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国家在政策上对于金融机构贷款支持“三农”作出一定的硬性规定，尤其是对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作出有关规定。第二，允许和鼓励农民可以以现有的农地经营权、房屋以及宅基地使用权和所购买的船、车或建的厂房作为向金融机构贷款的抵押品。在我国大多数农村，宅基地事实上被农民认为是私有财产。第三，鼓励农民自己联合筹资，建立类似江村的互助会的筹资组织，解决农业生产上需要的小额资金。（更多参见本人的《农业投资不足的问题及对策》一文，http://www.snzg.net/shownews.asp?newsid=2323）

四、村长

    农村的发展和稳定需要一个良好的村治，需要一个和一批英明的为村民服务的村干部，对村政府和村干部的性质、角色和职能定位就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农村的发展和稳定。

    上个世纪30年代的农村中的村，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行政村，但根据江村的人口数（第37页）和“村中所有人都认识”村长（第101页）这两点表明，当时的村一般比我们今天的大多数行政村小一点。当时的村干部——村长，他的工作有“帮村里的居民写信、念信以及代办其它文书，按照当地借贷规则算账，办婚礼，仲裁社会争议，照看公共财产。……组织自卫，管理公款，并且要传达、执行上级政府下达的行政命令。……还积极地采取各种有利于本村的措施。”（第101-102页）虽然村长工作比较繁重，但并没有直接的经济报酬。换言之，国家财政和村民不需向村长支付工资。

    今天在我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建立了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简称村委会），村委会及其成员依照法律关村务，村委会成员（俗称村干部）可以获取一定补贴作为收入。

    应该说当时所谓的村政府与我们今天的村委会、村长与村委会主任（在大多数农村也俗称村长）在职能和定位上有些不同，但有两点是相同的。一是当时的村政府和今天的村委会在理论上的定位都不是一级真正的国家公权机关，不是真实意义上的一级政府。二是当时的村长和今天的村干部都不是国家公务员，都是农民。为村民服务只是兼业，都是在不脱离本职工作基础上进行的。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点，当时江村的村政府就一个村长，没其他的人，人员可谓少之无法再少了。而今天村委会的成员一般有数人，当然不超过7人，但也不少于3日，且他们有误工补贴，有一定的工资。

    鉴于此，笔者认为现今村治改革可以缩小今天行政村的范围和规模，将大村改为小村，一般情况下人口固定在2000人左右。如果这样改革，一个村委会的成员可以减少到一两人，这样可以节约开支，减轻村民负担。而且这时的小村是一个熟人型社会，有利于村庄治理的开展。

    由于本人学识有限，所受启示虽不止这四点，但能说出的仅这四点。不过本书中的发展乡村工业，发展农村企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的观点在今天依然是现实的、可行的、科学的，我们社会应该在乡村工业上做文章，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