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首辅张居正

　　在中国历史上，对改革家的评价大多毁誉参半，对张居正更是如此。他任首辅时厉行新政，短短十年，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兵强，被称为“起衰振隳（huī）的救时宰相”。然而他死后却家产尽抄、爵封皆夺，险些被自己呕心沥血培养的学生万历皇帝开棺鞭尸。死后不足四十年又平反昭雪，为其鸣冤喊屈的不仅有他的支持者，还有曾经被他打压的反对派。
　　张居正到底是力挽狂澜的救时宰相，还是攀援阉宦后宫、专权弄术的权臣？他的人生何以在四百多年后，仍然引起人们的争论？近日，本刊专访《万历首辅张居正》编剧、作家熊召政，请他讲述张居正的风雨人生。
　　
审时度势，隐忍智谋
　　
　　《万历首辅张居正》，改编自熊召政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原著为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投资方特意请熊召政担任编剧，也是为了最大可能地保留原著厚重的历史感。
　　电视剧播出之后，很多人都被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深深吸引。但也有的观众反映，剧中将张居正塑造得过于完美。对此，熊召政坦言，改编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其中既有投资方出于市场的考虑，也有主创人员的艺术偏好，更有电视审查中的清规戒律。
　　在熊召政的眼中，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取得的成就，史有定论且有目共睹。但取得这个成就，绝不可能仅凭道德的力量。史家多“清流倾向”，欣赏所谓的“道德超人”。事实上，推动历史前进的，绝非那些不肯“与狼共舞”的清流，而恰恰是像张居正这样审时度势、追求事功的政治家。
　　张居正嘉靖四年（1525）生于湖北江陵，他的祖父张镇是皇室宗亲辽王家的侍卫。他的父亲张文明，虽颇有文采，却时运不济，七次乡试都名落孙山，直到自己的儿子成了翰林，他还是个不第的秀才。
　　在那样的年代，要想改变家族的命运，唯一的出路就是科举入仕。好在张居正从小就是个神童，13岁考中秀才，16岁中了举人。就在中举的大喜日子，对他因妒生恨的辽王之子朱宪，以祝贺为名请张镇喝酒，活活将老人灌死。功名未就，祖父新亡，才子的心高气傲和身份的低贱，给张居正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由此造成的巨大反差和冲击，影响了他的一生。
　　张居正做官的历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以优异的成绩中了二甲进士，被选为庶吉士送入翰林院。两年后，他被授以翰林院编修，撰写了《论时政疏》，首次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张，却石沉大海。那时的朝廷，皇帝不理朝政，内阁强人迭起，党同伐异，年轻人空有凌云壮志，又能何为？
　　嘉靖三十三年（1554），眼看朝政越来越受到严嵩的败坏，张居正“以病谢归”，选择了适时而退。此后的3年里，他在家乡博览群书，考察农民的疾苦，也曾低沉、彷徨，也有愤世和经世的困惑，却在休整和反思后，重新燃起了报效朝廷的热情。
　　回到朝廷的张居正，仍没有得到重用。当时严嵩的擅权越来越肆无忌惮，徐阶依然默不作声，张居正则一如既往地少言寡语，虚与委蛇，默默地等待时机。
　　纵观大明王朝的历史，在嘉靖、隆庆年间，内阁大学士们时时处在明争暗斗的状态。短短几年，徐阶攻倒严嵩，高拱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政敌轰跑，取得最后胜利的，却是一向低调的张居正，他靠的正是隐忍和智谋。
　　
为成伟业，攀援后宦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中，皇权是一切国家权力的源泉。而改革、变法要取得成功，势必要取得皇权的支持（虽然有时候皇权并不一定掌握在皇帝的手里）。在某种意义上，变法就是围绕皇权展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角逐和权力再分配。
　　隆庆六年（1572），隆庆皇帝久病而亡，万历皇帝继位，张居正也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当时的万历皇帝还是一个10岁的孩子，主少国疑，形势不容乐观。身边最亲近的，一个是他的生母李太后，另一个是大太监冯保。张居正的改革，只有取得这两个人的支持，才有可能推行。
　　从明成祖朱棣时开始，宦官的权势越来越大，发展到锦衣卫、东厂、西厂，宦官开始介入权力集团的核心。冯保一直是万历的男保姆，万历小时候闹百日咳，整晚不睡觉，只有骑在冯保的背上，把冯保当马骑，才能安静下来。那时冯保就趴在砖地上绕圈，一夜夜地转，膝盖都磨出了血。因此万历对冯保从小就有依赖之情，甚至从来不喊名字，只喊他“大伴儿”。
　　高拱最后被赶出朝廷，与他自不量力地要废除冯保有直接关系。
　　万历登基后，冯保顺利地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与他的结盟也成为张居正唯一的选择。冯保多才多艺，且贪财好货，为此张居正先后送给他七张价值连城的古琴。
　　比冯保更重要的，是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她与张居正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为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欣赏，几乎是不加掩饰的。而张居正为了得到李太后的支持，也确实费尽了心思。
　　万历即位之初，冯保为取得李氏的宠信，示意朝臣议定，尊隆庆帝的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尊李氏为慈圣皇太后。按照祖制，只有正宫皇后才可以加尊号，这一提议立即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可张居正却认为，没必要拘泥于此，他力排众议，促成了此事。
　　还有一事可充分显示张居正的智谋。李太后崇佛，隔三岔五地就要烧香拜佛，花销不小。这位出身民间的太后，对钱财又很在意，总觉得钱还是放在自己口袋里舒服。张居正既不能拿国库的钱去讨好她，又不能违背她的意愿。于是，他就做主把皇室“保和殿”的收入拨到太后名下，让太后用来做庙、做桥、印行福经。保和殿是皇室的物品流通机构，收入自负盈亏，有了保和殿的钱，太后花起来方便不说，也不好意思再要钱。
　　最让李太后对张居正另眼相待的，是张居正对年幼的万历皇帝的教导，身为帝师，张居正真是呕心沥血。他特意主持编撰了《帝鉴图说》，把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倒行逆施之祸，编成一个个小故事，再配以形象的插图，以方便年幼的皇帝学习。其用心良苦由此可见一斑。
　　张居正不仅精心教导，还对皇帝严格要求。万历皇帝读《论语》“色勃如是”时，将“勃”字误读为“背”，张居正马上予以纠正。这一举动，使“皇上悚然而惊，同列皆失色”。万历七年（1579），皇帝因与宦官张鲸游玩时行为不检，遭到李太后训斥，张居正让皇上写下《罪己诏》，昭示百官，让皇上丢尽了颜面。
　　无论是国事的谋划还是对皇帝的教育，李太后对张居正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万历皇帝年满18岁后，张居正多次提出归政于皇上，均遭李太后的拒绝。万历皇帝20岁时曾委婉提出想亲政处理国事，李太后亦明确回复：三十岁前不要提亲政的事，一切听张先生的安排。母亲的这个态度，也增强了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反感。
　　历史上对张居正与李太后的关系也多有猜测，地方戏剧中甚至有“黑心宰相坐龙床”的台词。但在编剧熊召政看来，两人的感情仅限于柏拉图式的精神依恋，谁都不会冒偌大的政治风险而越雷池一步。江山社稷显然远重于儿女情长。
　　不管怎样，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支持在此后的十年间几乎没有动摇过，再加上与大太监冯保的结盟，三个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渐渐形成了牢固的权力铁三角，使张居正的改革变法谋得了最强有力的支持。也使张居正在日后备受鄙夷，被人斥责为攀援后宦，谋取权力。
　　
厉行改革，力挽狂澜
　　
　　在各方面准备就绪后，张居正终于可以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实现自己多年来的政治理想。
　　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整顿干部队伍。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从内阁到各级衙门，层层考核，以决定干部的去留、升降和罢免。在张居正眼里，贪官不能用，渎职官员不能用，但庸官也不能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也是坏官。因为朝廷的官员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多一个庸官就挤掉了一个干事儿的人。他就按这样的标准整顿，3个月裁了6000多人回老家。
　　张居正要用什么样的人？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德才兼备，固然最佳；若德、才居一，则选才不选德。这一原则，在海瑞的任用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中国的老百姓，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海瑞抬着棺材给嘉靖皇帝上书的事。在那时，海瑞就已经成了清官的形象代言人。嘉靖皇帝看了海瑞的万言书，非常震怒。但他不敢处死海瑞，就把他关在大牢里不闻不问。嘉靖皇帝驾崩以后，徐阶把海瑞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鉴于海瑞的名声，徐阶决定予以重用，派他到苏州任南直隶巡抚，那里是国家粮赋重地，明朝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于此。结果海瑞在那里当了三年的一把手，地方财政收入少了一半。大户人家都跑了，没有了税源，因为富人都很怕他，穷人和富人打官司，不管谁有理，肯定是富人输。他自己倒是非常清廉，八抬大轿也不坐，每天骑驴子上班。惹得班子里的其他领导很不满意，也想办法调走。工作搞不上去，海瑞气得骂“满天下都是妇人”，愤而辞职。
　　张居正对海瑞很了解，他对吏部尚书说：海先生是一个好人，为人清廉，而且有气节，但是我现在要选用能臣为朝廷做事儿，是要选好官而不是选好人。好人就是大节不亏，不贪不懒，做事有规矩。好官不一样，上要让皇帝放心，下要让老百姓得实惠，上下通气才叫好官。如果搞得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大降低，老百姓的生活也不能提高，两头都不踏实，这就不是好官。与其这样，倒不如让海瑞在家做好人。因此他始终没有任用海瑞。
　　为了开辟财源，张居正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清查田亩，重绘鱼鳞图册。万历八年（1580），土地丈量完毕，全国田地为701万顷，比隆庆五年（1571）增加了200多万顷。与此同时，大力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使明朝的田赋收入大为增加。
　　此后，张居正又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针对当时土地兼并严重，户丁与田额多不相符的情况，把编征徭役的重心由户丁转向田亩，将差役、杂役统统按田亩折成银钱交付。这样不但便利了老百姓，也让流通市场得到迅猛发展。山西的钱庄出现了，当时，全世界流通的白银大约七千万两，近五分之二在中国流通。中国的金融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明朝中期，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恶化，不少知识分子为时艰所忧，纷纷探求救国之道。各地由私人组织的书院蓬勃地发展起来。不过，和官学不同的是，阳明心学代替了程朱理学成为书院的主流思想。张居正“特恶之”，诏毁天下书院，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这也是历史上对他批评最多的地方。
　　不过，“万历新政”实行不过十年，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原来穷得连官员俸银都发不出的国库盈实了，皇帝扫扫箱角就可以每月办一次大型灯会；边防在张居正重用的李成梁和戚继光等将领的整顿下得以巩固，不断有外族前来通好；百姓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一时四海升平，百业兴旺。
　　
位高权重，风光无限
　　
　　国家的状况一天天好转，张居正位高权重，一时风光无限。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离京归葬老父，一路不仅有尚宝少卿和锦衣卫护送，戚继光还派来了铳手与箭手保镖。
　　最夸张的，是他乘坐的轿子。它有个专门名称——如意斋。这轿子一共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叫“重轩（起居室）”，后半部是卧室，两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侍侯，为之挥扇焚香。如此豪华之极的庞然大物当然不是八个人所能扛起来的，而是闻所未闻的“三十二抬”大轿，比皇帝的出巡犹有过之而无不及。
　　万历十年（1852）春，张居正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书下至冗散，无不设斋醮为其祈祷。他们纷纷舍弃本职工作，日夜奔走于佛事道场，把祈求平安的表章供上神坛，长跪不起。官僚们争相雇募文人词客，代写表章，各地封疆大吏莫不争相仿效，其排场之大，连后来万历皇帝病重时也无法企及。
知我罪我 在所不计
　　
　　万历十年，张居正积劳成疾，因患直肠癌病逝。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他去世刚半年，倒张的活动就迫不及待地展开，接踵而起的是连篇累牍的弹劾，他生前所有的封号都被取消，张家满门查抄，长子自杀，次子充军，全家饿死十多人。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家大多不得善终，因为改革势必要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难免遭致他们的反对。张居正在政治上是一个有深谋远虑的铁腕宰相，却独独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张居正说过，“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他求的是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做成，而不是为了获得或避免某种评价。正是这种担当的精神，才使新法一推十年，挽救了大明王朝的江山。张居正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做到了。
　　有人说张居正腐败，事实上，所有求官的人送的钱财，只要不是朋友，张居正都退回了。他对下人管教也非常严格，有一次管家游七收了一个人的钱，张居正把他的腿都打断了。而他的政治导师徐阶给他送来的，他说“惶愧纳之，不甚感谢。”他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不收，一定是他变了，无法取得徐阶的信任。他把属于礼节的东西和有目的的东西，前者称为“人情”，后者称为“贿赂”，分得很清楚。
　　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
令人玩味的是，张居正死后不足四十年即被平反，为他喊冤的不仅有他的支持者，还有被他打击、与他结怨的反对派。他们为了曾经的政敌，奔走呼号，鸣冤昭雪，岂料改革的盛景已时不再来。历史就是这样令人悲欢啼笑，它嘲讽的不是张居正跌宕起伏的人生，而是断送改革的体制，世态炎凉的人心！

链接： 电视剧与史实的出入
1／高拱与张居正并非水火不容
在剧中，高拱行为的中心就是打击张居正的势力，他发誓一定要把张居正赶出内阁，而且急不可耐，越快越好，这与史实是不相符的。事实上高拱并未成心排挤张居正出内阁，张居正与他政见多同，两人合力配合在强军安边、俺答封贡、发展商业等方面都有所建树。

2／隆庆帝从不崇道炼丹
明代皇帝确实喜炼丹药，尤以嘉靖皇帝为甚，他死前不久，方士王金等还进献丹药。有此前车之鉴，其子隆庆皇帝虽好游乐，爱女人，疏于朝政，却并不崇道，直至驾崩，也无召延道士炼丹治病之事。

3／“京察”怎能不惩庸官贪墨？
剧中演到“京察”一段时，既没有表现张居正集中处置高拱一派的官员，也不提清除、降调那些不称职的庸官贪墨，而用心表现高拱及其党羽的破坏活动，以及张居正对高拱及其亲信何等的宽宏大量，这是完全不符合史实的。如果“京察”真是这等察法，那张居正的改革是无论如何不会成功的。如此为了凸显张居正的厚道，而拔高人物，却反倒将他描绘成庸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