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论坛 - (转)悲凉而奋力的大学四年(上)----也谈我的前半生系列

 [原创]悲凉而奋力的大学四年(上)----也谈我的前半生系列之n+7

    1978年5月，依依不舍地辞别了厂子里的工友和领导，怀着说不清的心情，走进了天天都进的大学校门。这样说，是因为我家就住在校內，不过此前我并非在读学生而是教工家属而已。

    既然又进了学校当学生，就要像个学生的样子。再说父亲曾在此担任了几十年的系主任，那我总不能太丟人吧。

    刚入学几天，教外语的廖老师把我们四五个后进来的走读生(都是广州考生，初时都住在家里)叫到他家门口小院座谈，主要是让我们自报各人的英文水平。我记得梁某说他会翻译，陈孙二位说能读能写；比我高一届的高中毕业生叶大姐则说得较谦，大意也与陈孙差不多；唯有我直说只会读字母表，因为中学的代数几何中用过，而五年中学读的却是俄语。廖老师最后叮嘱我要加把劲赶上去，其实他与我母亲是多年同事，我看得出来他的叮咛是好意中带着七八分担心。

    由于进校已经比别人晚了近两个月，差不多就要进入第一学期的期中考了----怎么办? 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把别人在这两个月学的东西先补上，那就只有从时间上先把这两个月挤出来。我把拉下的功课全部审视了一番，发觉数学和力学由于以前有些基础故差距还不算太大，主要是英文基本是文盲。有了判断，便有计划地分配时间。好在这几个月儿子还在他妈的肚子里，除了每天傍晚到对面省拖拉机厂门口公交车站等着接老婆之外，还没有给我添太大的麻烦。倒是在这段时间内，我学会了在马路边上看书的本领：不管眼前有多少车马行人，都不会影响我看书的集中程度。谁知到了快近期末考试时，突然发高烧请了两天假，辅导我们力学的汪老师亲自上门问我有没有困难、是否需要额外的帮助等等。汪老师对待学生的关怀，我永远难忘；他在学生作业上密密麻麻的批改和讨论，既保存在我的作业本上，也长留在我的心中。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们大学老师的教学态度大致均如此，与我现在看到的新老师风格反差太大了。一学期下来，艰苦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全班三十多人中大概排在三四名左右吧。尤其是力学得了99分，也使我觉得没有愧对汪老师。汪老师当时在系里算个小卒子，现在已是教授博导了，看来严谨治学还是做学问的根本。英语没有考试而是考查，也顺利过了一关。接下来的整个暑假，我知道自己面前是什么样的路，所以每天与未放假时无异，无非看书做习题，还有就是做家务接送老婆等。这时大妹已经结婚，五人同住两房一厅，妈妈当正厅长，小妹偶尔回来则当副厅长。而我仍还是家中的第一把手厨师，妈妈到油锅烧热了就叫我：“快来炒牛肉片!” 因为当时只有我才能炒得最嫩。
 
    第二学期快开始时，老婆身子很沉重了。有次下车被人一推掉下来，把全家都吓得不轻，幸亏儿子扒得结实没掉下来。九月初，把老婆送回北京路娘家住，因距离准备生产的中山一院比较近。我只好跑来跑去，但也帮不上什么忙，纯粹一个干着急。某晚半夜老婆作动，两个小舅子用事先借来的三轮车把她拉到医院，次晨我才赶去医院。不久，儿子就出生了。那时不让探访住院产妇及初生儿，但喜可从窗外探头看到了妻儿。老婆状有尚可。小孩儿则红红的脸，头发又多又长，使我最小的小舅子骄傲地说：“我外甥的‘的水’几长!” 那时刚好时兴留长鬓角的港式头发，鬓角粤语称为“的水”也。老婆的五十六天产假期间，有妈妈帮忙，学习和家庭之间还算不太慌乱，只是小孩半夜里常常要吃奶或撒尿，弄得本来就会失眠的我更缺睡眠。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也不知道是怎么挨过来的，每晚大概平均能睡个二至三小时就不错了，可上课看书作业等却精神抖擞。五十六天一过，老婆便每天带儿子“进城”，先把儿子放在一位退休阿姨处，再去单位工作；中途按时去喂奶，中午常到娘家去蹭餐。我作为一个男人，更作为丈夫和父亲，心中自然不是滋味，但又能作些什么呢? 每月除了老婆44.50元工资之外，妈妈在孙子出生后常给我们塞点钱，岳家则不收老婆的饭钱，后来学校又给了我12元的助学金。一小家三口人靠着这些过日子，我这腰杆挺得直吗? 即使以后毕业了，也还不知道出路如何呢。不过想多了也无益，抓紧时间埋头苦干吧。仍然是每周六天傍晚到马路边看书接老婆儿子，但时时见老婆背着满头满脸通红的儿子从人缝中挤出14路车，心里哪能不泛起一阵阵辛酸啊。周日中午，为了让老婆有受儿子干扰睡一好觉，常抱着那小子挑荫处走走，或到无午休习惯的老友黎家呆呆。不过，此时在美国和香港的舅舅舅母以及妈妈在加拿大的同学给我们寄来了不少婴儿用品，大大地缓解了我们的窘迫状况。好不容易熬过电磁学、分子物理、政治经济学以及最要命的英语考试，这第二学期在班里还能排个五六名左右吧。

    第三学期刚开始不久，大妹的儿子也出生了，现在是七人常住在约50平米的房子里。不到睡觉时，两个小鬼吵吵闹闹，时而友好时而争吵；到了夜里，吃奶撒尿之声彼起此伏。儿子将近一岁时，突然患了腹泻，水泻时象开了龙头的水一样射出来。当时正流行“二号病(即霍乱)”，学校里有几栋学生宿舍都给隔离封闭起来了。我们被吓得半死，赶紧把小孩送往越秀区儿童医院住院。看着那幼小的生命在吊针、吃炭粉以及种种检验等一系列折磨中挣扎，我们真不知如何是好。幸亏儿子并不是霍乱，而医生的手段还是奏效了。经过这段惊吓，就没有儿子再送到阿姨处，留在家里找来我们小时的保姆娇姐帮助妈妈带小孩。

    待到儿子一岁半，便替他到学校附设的幼儿园报名入托。谁知园长冷冰冰地说: “我们招收的是教工子女，接收学生的孩子还没有先例!” 其实我们也知道，入托小孩中有许多是教工的孙子，而我的父母都是本校教工，但人家就是不听你的解释，有什么办法呢? 母亲只好去央求她已经当了副校长的中学同学(中学未毕业即去了延安)，该同学让人事处长和幼儿园联系。后来我们按处长之嘱再去报名时，园长却又满脸笑容地说: “那你们为什么不早说? …” 总之历经艰辛，总算把儿子送进了幼儿园。

    此后不久，我为了学习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搬到学生宿舍去住，因为小孩已不吃奶，半夜里的事就减少了很多；二是很少在家看书作业，将学习大本营迁到老友黎家狭长屋子里端的一个房间，因为这里很少干扰。

    在宿舍里，我睡在同样常常失眠的石弟弟上床，并在床上放了一张小桌子和一张小凳子，还在蚊帐顶上开了个洞引入了一盏电灯。这是为了晚上自习时躲避蚊子叮咬用的。睡觉时，就把凳子放到桌子上，而双腿就从桌子两边的腿缝穿过。

    石弟和我是同一中专不同班同学，事先并不认识，因他在灯泡厂的“电光源”班，我在钟厂的“轻工机械”班。他人极聪明且刻苦，又有大把时间到图书馆刨书练习等，学业水平比我高一截; 而我只能在温习功课完成作业的基础上再略看一点参考书。虽然我们二人都苦于失眠，可每到考试前一夜，石弟每隔半小时便去厕所小便一次，还唉声叹气，弄得我也彻夜不眠。但第二天考试，二人状态的区别就很大了----石弟抗不住失眠的压力，通常只能考出七八成水准; 而失眠则对我好象毫无影响，除了把自已真正懂的东西全拿到手外，还凭推测多取几分。这样一比较下来，水平高的石弟往往还比我少几分。

    就这样，在前两年的学习中，总算维持了班上的中上水平，不至于太丢脸----因为当时每学期考试结束后，全级成绩按高低排名贴在系的公告栏中，人人包括学生老师都能一目了然的啊。记得榜首总是我班的高考状元，前几名也是我们的班友，但倒数几名同样也是我们班的人。这样的排名常令我纳闷: 我们班(专业)不是全省录取分数最高的二专业之一吗? 难道基础好的人学出来的成绩不应该高于基础差者吗? 这其中的道理我是毕业后多年才悟出来的，不过那是后话了。

    现在回想起来，黎家的小房间是我在四年大学学习生涯中获益最多之处。这里很少有人打搅，我往往可以连续三四个小时不出房门一步，看完这一门功课又看另一门。当然也有休息的时间，例如屋子前端常有黎友或其弟的朋友在打麻将，偶尔他们中的某人要上厕所或暂有某事，便叫我去顶上，最多也就二十分钟；又或者有时看书累了，也和黎友下上一盘半小时以内的高速围棋。

    至于后两年的事，现在一时也写不出来，只好待慢慢边忆边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