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锟印象片段

高锟印象片段

许知远

采访中，我手忙脚乱，高锟却问《生活》的哲学是什么，而他能帮些什么？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醒来》，香港版是《镀金中国》（天窗出版社）。

大概三年前，我在香港见到高锟。那是一次手忙脚乱的采访。我的采访录音机没有存储空间了，文件怎么也删不掉。眼前的老人家耐心地看着，问我这本厚厚的《生活》杂志的哲学是什么，他能帮上什么忙？我在大学时所学的所有物理知识又都忘记得一干二净，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一种更有效的交流方式。

他瘦瘦小小的，白色里有一点淡黄色那种衬衫，头发的样子与他二十七岁式仍然一个样，只不过变白了，稀疏了。 「我真高兴你们还记得」，说话时，他脸上的表情仍充满着少年式的欢乐。

但没人会忘记了他四十年前写作那篇论文。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三岁高锟是和他ITT公司的同事George Hockha在英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学报发表论文《介电波导管的光波传送》。在此之前，光纤来传导信号只有几英里的距离，原有信号就衰减得十分微弱了。光纤看起来不适合长途的通讯，尽管它对资讯的容量是惊人的，细细的如一根头发丝的用玻璃或塑胶制成的光纤的资讯容量相当于二百个电视频道，或二十万部电话线，信号转化成的光的脉冲，在光纤内传播。

但高锟却相信，信号的衰减并非是光纤的传播原理出现问题，而是因为材料中可能含有杂质，材料本身对于光的吸收，材料不统一造成的散失性衰减……人们有可能，寻找到创造出一种新的介质，而将光的衰减降至最低。

「很多人公开嘲笑这篇论文」光纤研究者约翰．米德文特回忆说。而高锟经常为自己每天泡在实验室里晚回家而向妻子解释说：「我正在完成一个将震动世界的大专案。」当然，后者一点也不相信。

「世事的起伏本来就是波浪式的，人们要是能够趁着高潮一往直前，一定可以功成名就，要是不能把握时机，就要终身蹭蹬，一事无成。」在自传里，高锟这样形容一九六零年起的科学生涯。在这篇无人理睬的论文发表四年后，Corning公司宣布他们研究出一种新的单膜光纤，虽然它仍没有具体用途，却为保持材质的纯净度打开了缺口。

也是这一年，高锟回到香港短期工作。圣诞节那天，他想和身在伦敦的父母通电话。打国际长途不容易，他要先向电话公司预约通话时间，而高锟和孩子们要守在电话旁，电话铃响了，「这是你打到伦敦的电话，你有三分钟时间」。

「孩子们快来，准备跟外婆说几句祝贺的话。」电话那边是外婆的声音：「圣诞快乐，你们打开了礼物没有，火鸡烤了没有……」「对不起，时间到了」……但从此后，世界改变了。通讯革命、互联网革命，它们使得沟通成本降至了最低。今天，人们可以随手在北京拿起电话，拨到纽约，而且想说多久就说多久，一分钟不过几毛钱。人们在互联网上、在手机上，可以随时获得无限多的资讯……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六六年那篇论文上。

高锟被称作「光纤之父」，享受连串的荣耀，包括有日本诺贝尔奖之称的「日本奖」，担任过不同的职位，包括创建自己的高科技公司，成为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还是一位堪称精彩的自传作者……二零零零年时，亚洲周刊回顾影响二十世纪五位亚洲人时，他和邓小平、黑泽明、甘地、盛田昭夫并列。

他用五分钟试图给我介绍了那篇论文的大致内容，并在一张黄色即时贴上给画了一张光波如何在一个被扭曲的平面上运行的路线图。这个劲头真像是那个在阳台上做化学实验的上海少年，一九四九年搬到香港前，他一直住在上海，热衷于化学实验，他说自己在阳台上实验室所储存的氯化物曾经足以毒死上海全城人，幸好被父亲及时发现。他还说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举发了他最初的科学兴趣，他想知道，这到底是怎样造出来的。

当他的成就被广泛报道时，印象最深刻的一封来信来自于一名中国农民：「我整天都要在田里工作，不是除草就是犁田。我的家在田的远远的另一边，肚子饿的时要让老婆把饭送过来，大叫她也听不见，路太长了。我又累得跑不动，你发明的那些新玩意儿到底哪儿可以买得到？」

现在，很多农民已在田里大声地用手机讯问市场里的土豆的价格了。他站在会议中心写字楼里的办公室的玻璃窗前接受拍照时，距离那篇论文的发表时间正好四十年。 「我的年岁大了，精力不如从前了，所以我要让自己的精力更集中一些。」高锟对我说，他对于３Ｇ与４Ｇ技术的不信任，那么多资讯，人们怎样才能使这种选择变得有意义呢？他说，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些伟大的思想家来研究清楚这些问题。而之前，他曾对一位英国记者说，光纤打开了一个潘朵拉的盒子，他也不清楚结果，但至少希望人们能从中得到乐趣。

这个潘朵拉的盒子，最终给他带来了一个科学家可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但是人生的悲喜剧总是同时到来，他失去表达这种喜悦的能力。

（本文发表于2009年第42期《亚洲周刊》，点此进入《亚洲周刊》博客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