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民党女兵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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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十日(1)

一个国民党女兵的日记 尘封60年泛黄日记揭开17岁少女残酷青春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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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发饷,是队员们屈指盼望的好日子,大家兴高采烈地往队长办公室挤。唐克坐在队长办公桌前神气活现,像个赏伙计饭吃的阔大爷。我排在最后领到了自己的一份,心里美滋滋的。老队员中有中尉、少尉,我们三个新队员都是少尉,名义上是什么“尉”,其实全是虚的,就是说政工队的这些“军官”,占的是士兵编制,人们管这叫“吃空额”。比如一个连一百人,而实际上只有九十人,多出的十个人的军饷就用来养政工队,因为按建制,师一级不设政工队,而为了撑门面又非要设政工队,于是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以及由谁想出了这个不合法、不成文的办法,并在军队中普遍实行,当官的自然乐得从中取利。

  吃过午饭,我向队长请假回家送钱。走进院子,我老远就看见屋门上的大锁。妈妈和弟弟怎么都不在家?我扒着窗户往里看,见屋内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就放心了。我正要开锁进屋,常大娘走过来招呼我:“是安琪回来啦?”“常大娘,我妈呢?”“出去做活了呗,你弟弟也出去了,真难为这一老一小的。”我没等常大娘把话说完,转身就往大门外跑,我想妈妈准是去“一百间房”了,那里穷人多,光棍儿多,车夫苦力的衣服破了坏了就要找人缝补。我拐进那条胡同,一眼就看见妈妈正坐在向阳的墙根下,低头弓身穿针引线地缝着。她好像瘦了很多,也老了很多,颧骨显得更高,两腮深深凹进,满头灰发被风吹得散乱如麻。我眼含热泪急忙奔过去,一把抓住妈妈瘦削干枯的手。

  “妈,您又出来做活儿啦?”我哽咽得说不出话。

  “是小琪呀,好好的又哭什么?今天怎么有时间?是放假吗?”她满脸堆笑地盯住我看,“唉,好像瘦了,想家啦?”我摇摇头,“妈,别缝了,咱们回家吧。”我抢过妈妈手里正在缝补的一只黑袜子。

  “应下的活儿怎么能撂下呢?人家一会儿就来取。”“妈,这整天风吹日晒的,您要累坏了可咋办?”“妈没那么娇气,出来干点活儿,活动活动筋骨有好处。”我忽然想起弟弟,忙问:“安珺呢?”“这孩子像你似的,太要强,非要出去卖香烟,我怎么也劝不住。”我一听就急了,“他还小呀,才九岁,您真是的!”我话里夹着埋怨。

  “我也不愿意让他干,可这孩子太犟,末了不管我答应不答应,挎上篮子就跑了。你走后剩下的烟两天工夫就卖出一大半,把他高兴得又蹦又跳,说他要多赚些钱攒着,将来上中学时用。我还能说什么?唉,要不是你爸爸撇下我们孤儿寡母的——”妈妈说不下去了,眼里溢着泪,我急忙掏出手绢替她擦去淌在脸上的泪水。

  “妈,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埋怨您。您别难过,是我说错了。我知道弟弟是个懂事的孩子,我只是担心他挨欺负,算错了账还得赔钱。”“我也不放心,可这些日子他还没出过错,小账算得可麻溜呢。”妈妈脸上挂着喜悦和骄傲,“我寻思,从小让他吃点儿苦,长大才能有出息。”我深知妈妈的苦心,她喜欢弟弟,心疼弟弟,也更懂得怎样管教弟弟。爸爸离家以后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弟弟身上。妈妈曾毫不掩饰地说:“女孩子中学毕业就够用了,咱家安珺,我一定要让他念大书。”我不怪妈妈,我理解妈妈。

  妈让我先回家,可妈妈和弟弟都不回去,我一个人回去又有什么意思呢?我想还是赶在晚饭前归队,这样可以给家里省下一顿饭,于是把刚刚发的薪俸如数交给妈妈。

  “妈,我要在晚饭前赶回去,这是队里的规矩。您千万要保重身体,不要天天出来做,千万别让弟弟耽误功课。”我鼻子里酸酸的,强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

  “那就早点儿回去吧,别惦记家里,倒是你一个人在外面叫妈不放心。对了,你应该去看看冬生,他常来家里打听你,还要说去看你呢。他一来就帮着干这干那,家里烧的煤球就是冬生帮你弟弟买的,累得满头大汗连口水也不喝就跑了。安琪呀,我看冬生这孩子真不错,从小你们一起玩一起上学,知根知底,你们要是——”“妈。”我忙截住她的话,“冬生对我好,对咱家好,我都记在心里,我从来都把他当哥哥看待,您说的那事不行,您别多操心了。今天晚了我就不去看他了。下次吧,下次回来准去。”“妈不是老脑筋,婚姻大事你自己做主,可我就是觉着冬生那孩子挺好,心眼好,诚实可靠——”“妈,咱们别说他了行吗?”“得,不说了。唉,你也不小了,在同事里头遇到情投意合、知冷知热的——”“哎呀,我的好妈妈,您又说这个,我才十七岁忙什么呀?”我忽然想起必须嘱咐妈妈的事情,“妈,您一定要告诉冬生,千万不能去队里找我,队里不许外人去,不然我要受处分的。”我故意编瞎话吓唬她。

  妈妈无可奈何地说:“好,我都记住啦,都听你的。”望着妈妈的满头灰发和日渐消瘦的脸,我感到一阵揪心似的痛,满眼泪水夺眶而出,忍不住呜呜地哭起来。

  “小琪,好好的哭什么?眼睛哭红了回去怎么见人哪?”“妈,我走了。”说着急忙站起来转身就走,我真怕忍不住一头扎进妈妈怀里走不了。我不敢回头,直到拐出胡同才停下,扒着墙角偷偷望过去,见妈妈还愣愣地坐在那里,不停地抹眼泪,又是一阵揪心的痛。我用手绢紧捂住脸,任泪水泉涌似的倾泻着。

三月三十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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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过一阵,心里好像舒畅了许多,我小跑着赶到金星电影院门前,在那些小贩中间一眼就认出了弟弟,他脖子上挎着我曾经挎过的小方盘,上面摆着红红绿绿各种牌子的香烟。

  “谁买烟啊,前门,哈德门,美国红光,骆驼啊。”弟弟用清脆稚嫩的童音大声吆喝着。

  我走到弟弟跟前,故意憋粗了嗓音:“小孩儿,买盒烟。”弟弟一转身就认出我,高兴得又蹦又跳又喊:“姐,啥时候回来的?”他拉起我的手不肯放开,先是天真地笑着,突然又抽抽搭搭地哭了。

  我一把搂住他,抚摸他的头、他的脸,蜡黄的小脸上两只大眼睛嵌在眼窝里,脖子显得又细又长,叫人担心能否撑得住那大大的脑袋。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可实在找不到让他放弃沿街叫卖的充分理由,我挣的几个钱只能贴补家用,况且弟弟要上学,没有足够的钱,不用说交不起学费,就连书本文具也没钱买。唉,我这个没用的姐姐!

  “姐,今天还回去吗?”弟弟睁大眼睛等着我说“不回去”。

  “回去,晚饭前必须归队,这是队里的规矩。”我又撒了谎。

  他失望了,像是为了安慰我,很勉强地笑笑,笑得我两眼酸酸的。我忙从兜里掏出留下的零用钱,跑到食品店买来饼干。弟弟接过纸袋,顺手把两块一起塞进嘴里,噎得直伸脖子,呛得饼干渣喷到我身上。我看得又想笑又心疼,忙说:“慢点儿吃。”“不吃啦,吃饱了,这些留给妈妈。”弟弟小心翼翼地把饼干包好装进布袋里,把掉在袖子上的饼干渣一粒粒捡到嘴里。

  唉,他才9岁!都说穷人家的孩子立事早,但我却无心赞美弟弟,只觉得他太苦、太委屈。

  “姐,你比在家时瘦了,吃不饱吗?”“谁说的,顿顿有肉吃呢。”话一出口就后悔了,原本想宽慰弟弟,可无意中却馋了他,从那双大眼睛中我看出他不仅信以为真,而且非常羡慕。

  我立即改口:“姐是哄你玩儿的,其实我们连一次肉也没吃过。”“我知道你是糊弄我。”弟弟傻傻地笑。

  他又不住地问这问那,像个懂得关心人、体贴人的小大人。我抚摸着他的大脑袋,拣着让他高兴地说,不惜夸张和扯谎。我又嘱咐他晚出早归,用功读书,遇事忍让,絮絮叨叨的像个老太婆,可弟弟一点儿也不嫌,我说一句他“嗯”一声,心里越是喜欢越是舍不得离开,最后还是弟弟催我:“姐,你放心吧,不用惦记家里。天不早了,快回去吧。”我依依不舍地同弟弟告别,一路上弟弟的影子一直盘旋在脑海里。要不是生活所迫,我不必离家,弟弟也不必沿街叫卖,妈妈也不必风吹日晒地蹲在街头替人家缝补,一家三口朝夕相守,该是怎样的幸福和快乐呀!

  我回到队里时已开过晚饭,是吴静文帮我把饭打回寝室的。我看着碗里已变冷发黑的高粱米黄豆饭,又想起刚才跟弟弟说的“队里顿顿有肉吃”的瞎话,不禁哑然失笑。

  今晚上一直没有见着于志强,我有事没事地往走廊跑了好几趟,希望能看见他,结果让我大失所望,连他的影子也没见到,想问别人又不敢,因为实在编不出让人信服的借口。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总想他,看见了就高兴,就踏实,看不见心里就慌慌地,空落落的,坐不稳站不安,睁开眼睛是他,闭上眼睛还是他。我又想起白天妈妈说的话——“在同事里遇到情投意合、知冷知热的……”她话没说完就被我打断,我知道往下她要说什么。就在妈妈说这些话时,不知怎么我脑海中竟闪出于志强的影子,难道他就是我心目中那个“情投意合、知冷知热”的?我们相识的时间这么短,彼此了解得这么少,我怎么想到这上面去了?又或许那个“他”是沈冬生?当然这是妈妈最可心的人选。我跟沈冬生从小一起上学,一起玩耍,有好吃好玩的都想着对方,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无拘无束,像一对亲兄妹,从没有过面对于志强的那种感觉:脸红,心跳,慌张,羞怯,甚至举止失态。妈妈说我“不小了”,难道真到了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的年纪?不,不。妈妈和弟弟都在过苦日子,他们正需要关心、照顾,需要我的爱。现在的我顶多会唱几首歌,这算什么本事?我的梦想要美得多呢。我要让妈妈享福过好日子,让弟弟上中学读大学。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告诫自己不要去蹚那不知深浅、祸福难料的情感旋涡吧。可是,他偏偏闯进来了,而且如此固执,赶不走挥不去。于志强,于志强,你也有同我一样的心思吗?人家都说男女相爱是一种缘分,我跟于志强相遇、相识或许就是缘分?打住,打住吧,别再想入非非、自寻烦恼了。

  听说就要有任务了,再不可心猿意马,我要把全身心投入到即将开始的我一直向往的工作中去!

四月二日(1)

一个国民党女兵的日记 尘封60年泛黄日记揭开17岁少女残酷青春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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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过得真快,进入政工队一晃已经一月有余,我的“日记”坚持得很好,有时间必写。这跟在学校老师的命题作文不同,根本不用冥思苦想、咬文嚼字,只要把所见、所闻、所经历的种种事情信手写出就好,常常有大河决堤滔滔不绝的感觉。我不是也梦想当作家吗?那就从写日记开始,体察人情世故,积累生活素材,坚持下去也许真有成功的一天呢!

  早饭后大家被召集到会议室排练节目,准备下周的慰劳演出。昨天政工处下达命令,为配合即将开始的兵团西进,要发动一次宣传攻势。

  男队员一个个懒洋洋的,像没睡醒,刚刚洗过头的姑娘们,都披散着湿漉漉的长发,带进一阵阵洗发露的味道。房间里仅有的几把椅子已被女队员捷足先登,男队员只好坐窗台和地板。我发现吴安一总挨陶冶坐,徐伟总挨胡美丽坐,这该不是偶然的。

  队长何勇和队副张绍德最后晃进来,队长胖队副瘦,大家背后都叫他们“劳瑞”和“哈代”——美国银幕上的一对活宝。

  何队长见椅子都被占了,一脸的不痛快,走到林婕跟前一努嘴,“起来,让个座。”林婕不情愿地站起来,嘟嚷着:“干啥非让我起来?”“看你太老实呗,谁不专挑软的捏?”吴安一嬉皮笑脸地说。

  陶冶狠狠瞪他一眼,“哪儿都有你,多嘴多舌的。”吴安一不气不恼,只管嘿嘿傻笑。

  刘薇让出半个座位摆手叫林婕坐到自己身边去。

  副队见没人让座就凑到孔亮身边坐到木箱上。

  何队长落座后眯缝着一对细眼,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特意慢条斯理地说:“丁处长昨天把我找去,布置了下团演出任务。为配合兵团西进做好宣传鼓动工作,从下周起要按一、二、三团顺序下部队演出。挺长时间没比划了,得好好排练一下,别让人家说咱们光吃饭不干活。”何勇边说边掏出手绢在肉嘟嘟的后颈上擦汗,“老曲,你们几个把乐器拿出来,该擦的擦,该修的修。”这老曲叫曲南亭,是音乐组组长。

  孔亮吹拉管,曲南亭吹黑管,吴安一吹小号,都咕咕嘎嘎地试吹。梁大戈拎过大鼓,拧紧螺丝装好踩锤,咚咚地踩着。于志强也坐过去,从琴盒里拿出小提琴紧弦调音。

  我望着于志强,心想:怪不得在那么多参加考试的男生中他被录取,原来他是个“多面手”,不仅能写能画,还能拉小提琴呢!每次集会我总要鬼使神差地把眼睛盯在他身上,总要特意挨着他坐,我是说如果可能。

  “老张,你看先练什么?”胖队长问瘦副队。

  “就先练独唱吧,我排个顺序,大家看行不行,不合适再改。”坐在木箱上的张绍德受宠若惊,满脸堆笑。据说何队长是丁处长跟前的红人,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所以队副特别惧他,在他面前总是谦恭有加。

  “行,你是总指挥,你说了算嘛。”何勇在油光的下巴上抹了一把说,“那就开始吧。”这时我忽然看见吴静文走到于志强身边,递给他一个紫红色的小盒子,于志强点头微笑,吴静文也报以微笑,然后走开。我看在眼里不觉浑身一阵燥热。我不眨眼地盯着于志强看,只见他打开小盒子取出一块黄色的东西,在弓弦上蹭来蹭去,这时我才看明白,吴静文递给于志强的是一盒松香。我知道吴静文也喜欢拉提琴,她的琴是自己带来的,可能她发现于志强在找松香,就把自己的拿来给他。我暗笑自己太小心眼儿,实在可笑又可悲!

  “女声独唱有刘薇的《敬郎三杯酒》、《何日君再来》、《花好月圆》,刘薇准备。”张绍德的一声喊剪断了我的思绪。

  “不行,不行,”刘薇摆着手娇声娇气地说,“把《敬郎三杯酒》换掉。”她一脸的浓妆艳抹,卷曲的长发披在肩上,说话时总爱把头发甩来甩去。

  “别的可以拿掉,唯密司刘的《敬郎三杯酒》不能拿,全指它打炮呢,哪回不是满堂彩?大伙儿说对不对?”坐在陶冶身边的吴安一比比划划地说。陶冶在他胳膊上狠狠地拧了一下,疼得他把屁股颠起老高,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什么满堂彩?还不是瞎起哄?那些短命的,又是吹哨又是跺脚,一双双饿狼似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你,就像要把你一口吞下去,这回说死也不唱啦。”“刘薇,这可是你的杀手锏,怎么能不唱呢?”胡美丽搂着刘薇的脖子亲昵地说。

  “要唱你唱。”刘薇扳开胡美丽的手,把脸扭到一边去。

  “咱可没这本事,唱《敬郎三杯酒》最要紧的是‘浪’,没那个‘浪’劲儿谁爱听呀。”胡美丽又去搂刘薇的腰,痒得她吃吃地笑。

  “看我不撕你的嘴。”刘薇真去掐胡美丽的脸,吓得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好啦,别闹了,这首歌还是要唱,受欢迎就好嘛。”何队长一锤定音。

  刘薇笑眯眯的,脸上露出满足和得意。

  张绍德立刻讨好地说:“刘薇,你就先唱吧。”乐队奏响过门,刘薇双手握在胸前含情脉脉地唱起来:“一杯酒,蜜蜜甜,劝郎早日把家还。……”看着刘薇忸怩作态的样子,我心里很不舒服,再听那曲那词更加反感,这样的歌也能劳军,也能鼓舞士气?这是军人唱的歌吗?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刘薇又接着唱第二首歌《何日君再来》。

四月二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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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吧,不把士兵都唱趴下才怪呢,还打什么仗?想不到政工队要唱这种歌,看着眼前的情景我不禁思绪绵绵。还是“八一五”光复那年的冬天,当时进入东北的苏联军队还没撤走,共产党的八路军开进沈阳,队伍的装备极差,有穿军装的,有穿便服的,臂上戴着印有中俄两种文字的“八路军”袖标。学校里也进了八路军的工作队,有男有女,都穿着灰军服,扎着皮带,打着绑腿,上衣长得盖住屁股,看上去土里土气的,可这些人的言谈举止很文明。教室正面墙上贴着两张印刷粗糙的画像,一个戴着有角的帽子,叫他“毛主席”,另一个戴着跟国军一样的中山帽,叫他“朱总司令”。一上课,工作队就讲他们打鬼子斗汉奸的故事,还讲他们怎样帮助穷人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当时听得津津有味又似懂非懂,似信非信。讲完故事就教唱歌,有些歌词至今没忘,什么“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天天教天天唱。这些歌节奏明快,铿锵有力,同学们都喜欢唱,唱得热火朝天,唱得浑身热血沸腾。咱们怎么就没有这样的歌?什么《敬郎三杯酒》,什么《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歌能鼓舞士气吗?我看不用共产党打,自己就得先趴下,想着想着,也不知哪来的冲劲儿,我腾地站起,“何队长,我有些话要说。”何勇好像很生气,一张胖脸涨得像猪肝,刚要发作却又出人意料地咧嘴笑了,柔声媚气地问我:“小安,你想说什么呀?”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看了胖队长一眼,心一横说:“刘薇唱的几首歌都不好。”我一语惊人,大家都愣住了。我壮着胆接着说:“不是她唱得不好,是歌不好。我们是慰劳演出,也就像队长说的是给士兵打气鼓劲,唱这样的歌能给士兵打气吗?郎呀郎的,还不把士兵唱迷糊了?还能打仗吗?应该选些有力量的歌唱,我说完了。”我长出一口气,然后坐下,像卸掉了千斤重担。

  大家听我说“郎呀郎的”,都忍不住笑。姜瑞田第一个拍手响应:“安琪说得对,我同意她的看法,咱们的确应该选些好歌唱。”我特意看了林婕一眼,她正在瞪着姜瑞田,嘴里嘟嘟囔囔不知在说什么,反正没有好话。我已经听说他们在长春时就好上了,只是姜瑞田时冷时热,气得林婕常常跟他吵闹。

  刘薇嘴一撇,不忿地说:“什么是好歌?人家爱听就是好歌。什么有力量?大兵唱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这有力量吧,可谁爱听?队长同意我就唱它。”刘薇故意学着山东人的腔调唱了两句,逗得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徐伟一拍大腿说:“是嘛,谁听那玩意儿,还是刘薇的‘郎呀郎’好,我爱听。”刘薇两眼一斜楞,“你爱听?我偏不唱,你算老几?”“好啦,好啦,别斗嘴了,安琪的意见原本不错,只是哪有更好的歌呀?”曲南亭摊开两只大手无可奈何地说。

  “何队长,光复那会儿我听过一首歌,好像叫《黄水谣》,只要把其中的一句词改改就能唱。”“怎么改呀?”副队问。

  “其中的一句是‘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把它改成‘自从八路来百姓遭了殃’,这不正合咱们的宣传要求吗?”韩德曾自鸣得意,以为自己出了个好主意。

  孔亮提议让韩德曾唱唱这首歌,张绍德也让他唱。

  韩德曾忸怩地说:“我怕唱不好。”说着把眼睛瞟向我,我假装没看见,把脸转到一边去。你唱你的,看我干什么?莫名其妙!

  张绍德催他:“让你唱你就唱嘛,啰唆个啥?”又对曲南亭说,“你记谱,弄准了给他伴奏,这首歌就让韩德曾唱,算他的节目。”韩德曾忸怩地走到前面去,看看我胸脯一挺唱起来:“黄水奔流向东方,河流万里长,……”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好像专给我唱似的,我干脆换个地方坐,让柜子挡住了他的视线。不过说真的,他确实唱得很好,很动情,我几乎落泪。

  这真是一首好歌!我在心里赞叹着,记得八路军工作队也教过这首歌,同学们都喜欢唱,考政工队时我唱的就是它。我看看于志强,他却是另一种反应:脸色铁青,眉目紧锁,怒视着韩德曾,不等他把歌唱完便猛敲谱台说:“我反对唱这首歌!”刘薇也随声附和:“我也反对。”韩德曾正踌躇满志地唱着,突然被于志强打断,心中自然不快,遂沉下脸质问于志强:“你为啥反对?”“很简单,因为它是共产党的歌,我们不应该唱。”于志强说得理直气壮。

  “小于,你怎么知道这是共产党的歌?”曲南亭问。

  “‘八一五’光复那会儿在学校里传唱过,听老师介绍说它是组歌《黄河大合唱》中的一首,冼星海作曲,他是共产党。”于志强说得有根有据。

  “如果是共产党的歌当然不应该唱,可是韩德曾这一改就成了反对共产党的歌,我看也可以唱,只要对反共戡乱有利就行呗。”徐伟从窗台上跳下跑到韩德曾身边,拍打着他的肩膀说,“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你们不都是最恨共产党、最反对共产党吗?怎么反倒欣赏共产党的歌?你们到底安的什么心?”于志强瞄准韩德曾、徐伟的软肋给了一拳。

  “没错,我仇恨共产党、反对共产党,我改这首歌、唱这首歌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自从八路来百姓遭了殃’正是我想说的。”韩德曾情绪激烈,嘴上喷着唾沫星子。

  “好啦,好啦,”何勇打断韩德曾,“我同意小韩的意见,歌词改得不错,就唱吧。”“老何,我看还得慎重,歌有的是,干啥非要唱共产党的歌呢?就不怕上头追究?”那个只管打鼓的梁大戈一向沉默寡言,这会儿实在坐不住了,他敲山震虎似的猛敲架在大鼓上的铜镲,“老何,你说有什么可争的,我说该争就得争,跟共产党沾边的事儿都别考虑,共产党的歌怎么改还不是人家共产党的歌?干啥宝贝似的死抱着不放?”梁大戈的话还真有分量,何勇连连点头称是,立即宣布:“我赞成老梁的意见,共产党的歌就是不能唱。老张,你看——”张绍德顺水推舟,“我赞成老梁跟何队长的意见,干脆不唱它。”韩德曾气鼓鼓的,嘴里叽里咕噜说些什么,谁也听不清。

  这段插曲过后,排练继续进行,接下来是林婕、李芳芯的独唱。

  “安琪,你打算唱什么呐?选两首好歌,你拿手的。”何勇眯起小而细的眼睛满脸堆笑地问我。

  我一见那双眼睛就讨厌,但队长发话自然不敢怠慢,想了半天,选了两首我喜欢又熟悉的《四季歌》和《蔷薇处处开》。一开始因为过于紧张跟伴奏不合拍,又练了两遍才算通过。这两首歌虽不理想,总比《敬郎三杯酒》之类强得多。没想到我刚一唱完就赢得一片喝彩,都说酷似周璇,此时的我真叫心花怒放。

  排练一直进行到吃中午饭。

  午后大家分头准备服装道具。何队长让于志强在谱台和大鼓鼓面上都画上军徽,说要显出新×军的派头。唐克、孔亮、徐伟、梁大戈和吴安一都各自把乐器擦拭得光洁照人。我一会儿帮这个,一会儿帮那个,忙得特别开心。我理想中的艺术生涯就将从这次慰劳演出开始,全身的细胞一下子都活跃起来,我直想唱直想笑。

四月五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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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饭后,一团派一辆吉普和一辆中卡——他们都叫它“四分之三”来接我们。人人都很兴奋,坐在车上又是说、又是笑、又是唱,像一群从笼子里放飞的鸟。

  吴安一说:“留守处的乔莹来信了,说长春被共军围得像铁桶,粮食紧张,当兵的都吃不饱,老百姓饿死老鼻子啦。”孔亮忧心忡忡地接过话:“沈阳也够呛,北边开原、法库,南边鞍山、营口都是‘老八’的了,闹不好沈阳也得像长春一样。”“喂,少说点儿丧气话行不?你这是长共产党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别把马路上听来的消息到处乱说。”梁大戈的脸拉得长长的。

  我对这个人一点儿也不了解,只知道他会打鼓,是队里的情报组组长,情报组是干什么的,政工队里为什么要设这个组,谁是他的组员,这一切我都不清楚,既无人告诉我,也无人提及它。

  “怎么是马路消息?我是从《扫荡报》上看来的,不信你自己去看嘛。什么叫长共产党的志气?哼!”孔亮指着自己的鼻子气呼呼地说,“干脆你把我当‘赤特’给肃了吧。”“打住,打住,越扯越远了,咱当兵的只管听上峰的,让往东就往东,让往西就往西,少操没用的心。”吴安一嬉皮笑脸地说。

  “茶馆、戏园子里都贴着‘莫谈国事’的告示,所以奉劝各位也莫谈国事。”姜瑞田做个“暂停”的手势给孔亮递眼色。

  “咱们都是政工人员,不谈国事谈什么?眼前最大的国事就是剿匪,就是戡乱,对剿匪戡乱不利的扯淡话倒是应该‘莫谈’。”梁大戈脸红脖子粗,那样子怪吓人的。

  “得,得,算我没说,算我多嘴。”姜瑞田不屑一辩地把脸一扭哼起小曲儿,“天牌呀地牌呀全不爱,单把那银牌抱在怀。……”车颠簸着,大家都闭了眼睛不再说话。一团驻地在铁西城乡结合部的一处旧军营,汽车通过大操场直奔团部,团长、团政工室主任以及政工干事一大帮人都出来迎接。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看着面熟,走近才认出是尹明,我来报到时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我入队不久他就调到一团政工室当干事,我们虽然接触不多,他却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热情周到,和气可亲。

  上午装台,大操场上有个洋灰砌的阅兵台,横三竖四架着木杆子,开会演出时用来挂灯吊幕布。以往爬高的活儿都由吴安一、徐伟做,韩德曾、于志强新来乍到,又比他们年轻,现在自然落在他俩身上。就在于志强爬下来取绳子时,韩德曾朝我喊:“安琪,帮帮忙,锤子掉了帮我捡起来好吗?谢谢啦。”我走过去把锤子捡起举给他,可是脚翘得再高也够不着。我搬来凳子站上去,晃晃悠悠心里直害怕。于志强急忙过来将我扶下,由他把锤子递上去。前天排节目时,于志强极力反对唱《黄水谣》,韩德曾一直心存嫌隙,只管爱理不理地接锤子,不想失去平衡,身子一歪从木杆上掉下来。于志强手疾眼快,立即扑上去把他接住,可自己却被韩德曾手上的锤子砸破了头,鲜血染红了半边脸。我吓得大喊大叫,何队长、张队副都跑过来,立即派姜瑞田把于志强背到团部,简单包扎后又转到野战病院去。

  韩德曾愣愣地站在那儿,半天才憋出一句话:“真是没事找事。”我一听就急了,愤愤地说:“你说什么呢?要不是为了你他能砸破脑袋吗?你这个人怎么这样?”韩德曾见我脸色不对,急忙赔着笑脸道歉:“都怨我,都怨我,我不也是着急嘛。”“着急也不能好歹不分,什么叫没事找事?”我赌气扭头走开。

  中午团部打牙祭招待我们,高粱米黄豆饭改成大米黄豆饭,豆子不比米少,菜是四素四荤。一个个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般将八个盘子吃得像洗过的一样干净。我心里一直惦记于志强,第一次体验到为一个心仪的男人牵肠挂肚的滋味。

  演出从午后三点开始,我从侧幕边上偷偷向台下看,大操场上黑压压地坐满全副武装的士兵,步枪抱在怀里搭在肩上,齐刷刷的枪管闪着蓝光。

  演出前黄团长致词,讲了一通欢迎、感谢的客套话,接着照例大谈反共、剿匪、戡乱。今天政工处处长丁怀仁也到场,在黄团长的盛情邀请之下也讲了话,对“劳苦功高的我军将士”表示慰问。

  林婕担任报幕,她穿一套熨得笔挺的罗斯福呢军便服,头上歪戴着船形帽,脸白唇红卷发披肩,细腰上勒着皮带,脚上蹬着黑色高筒皮鞋,精神抖擞地走到麦克风前,不等开口就招来一片掌声和鼓噪。

  第一个节目是轻音乐,演奏了《特别快车》和特意为广东籍老兵准备的广东音乐《步步高》《雨打芭蕉》《柳摇金》。

  我被阵阵掌声和欢呼声所鼓舞,沉浸在从未经验过的亢奋之中。

  接下来是女声独唱,我被排在最前面。听说小角色自然要唱“垫戏”,这是规矩。上台前我既未描眉也没敷粉,只在唇上浅浅地涂了口红。不想刚走上台,那些大兵比听口令还有效,刷地向我行了注目礼,接着便是一片震耳的掌声。

  “这个小妞怎么没见过?”“新来的吧,真叫漂亮!”“看那小脸蛋儿,细皮嫩肉是怎么长的?嘻嘻。”“妈的,让咱们搂搂死了也甘心。”“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就你那德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嘻嘻嘻。”“哼,老子把脑袋掖在裤带上,有今个儿没明个儿,你们不是来慰劳的吗?那就来点儿真格的吧,哈哈哈哈……”

  大兵们一直坐到台根底下,七嘴八舌的混账话我听得清清楚楚,口哨声、叫喊声此起彼落。等我把两首歌唱完,台下依然不见平静,鼓掌声、叫好声不绝于耳。“再来一个。”“咱还没听够哪。”我晕头转向地跑下台,跟站在侧幕后面的刘薇撞个满怀。她嘴一撇说:“怎么,找不到东南西北啦?别听见几声好就晕了头。”“大姐,对不起。”我急得要哭出来,“他们不是听歌,是拿咱们作贱玩儿,我又讨厌又害怕,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嗯,你要是真明白这个就好。咱们是什么?是戏子,是花瓶,是摆设,是玩意儿,比婊子强不到哪儿去,多长点儿心眼儿吧,小妹妹。”“谢谢刘大姐,我一定记住你的话。”我不是敷衍,是出于真诚和善意,我知道她也是出于真诚和善意。

  “我知道你这孩子挺懂事,我得准备上场了,有时间再唠。”刘薇拍拍我的肩膀转身走开,这回好像少了许多情绪。

  不等演出结束,何队长就陪着丁怀仁和一团黄团长跑到后台来“看望大家”。何勇把他们领到我跟前,眯起小细眼睛笑嘻嘻地说:“安琪呀,丁处长、黄团长特意来看你呢。”丁怀仁翘着兰花指梳理一下溜平锃亮飘着发蜡味的小背头,柔声细气地说:“你唱得很好嘛。”回头问黄团长,“怎么说来着?”不等回答自己先说,“对,声情并茂!她的《四季歌》还真有点儿周璇的味道呢。何队长,你要好好培养哟。”他针刺般的目光直勾勾地盯在我脸上,吓得我赶紧低头。

四月五日(2)

一个国民党女兵的日记 尘封60年泛黄日记揭开17岁少女残酷青春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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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谨遵处座指示,我们一定好好培养她,多给她表现的机会。您是慧眼卓识,现在刘薇也要甘拜下风喽!”丁怀仁立刻板起脸,“胡诌八扯些什么?”何胖子碰了一鼻子灰,赶紧赔笑说:“处座批评的是,刘薇、安琪是伯仲之间,是双星耀眼。”那个黄团长接话说:“刘薇人长得漂亮,歌也唱得好,这回又添个安琪,也是人漂亮,歌唱得好,你何队长这回可抖起来啦。哈哈哈哈。”“还不是托丁处长的福嘛。”何胖子的媚态不看也能想象得出。他又转对我说:“安琪,处座这样关心你,可要记在心上哟。”那位黄团长也是个滚瓜圆的胖子,他一直用那双快要冒出的金鱼泡眼儿看我。不管值不值得笑,他都要咧着嘴笑,露出的两颗大板牙叫人恶心。“哈巴狗,蠢猪,瘟猪!”我在心里狠狠地骂。

  刘薇正准备上场,一眼看见我们便燕子似的摆着胳膊飘过来,没说话先咯咯咯地一阵艳笑,“丁处长又喜欢上咱安琪小妹妹啦?”她瞟了丁怀仁一眼,又放荡地笑起来,笑得丁怀仁扭歪了脸不停地干咳。

  “刘薇——”何勇急得直眨眼睛,“处座还不是爱惜人才。”“安琪,你可真得感激处长呢,处长最爱惜漂亮的姑娘啦,咱们队里的姑娘都是处长大人从长春爱到沈阳的呀。您说是也不是?”刘薇又说又笑娇态可掬,晃得三个男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丁怀仁虎着脸说:“刘薇,休要胡说,在女队员中你年纪最大,要给小妹妹们做个好榜样嘛。”丁怀仁已经气得两腮发抖。

  何队长急忙给丁怀仁搭台阶,“丁处长,黄团长,下面就有刘薇的歌,两位再到前面听听?”“丁处长,咱们到前边去吧。”黄团长赶紧顺水推舟。

  丁怀仁鼻子一哼,脖子一梗,背着手前头走了,黄团长、何队长相视一笑紧跟出去。

  “刘薇,别愣着啦,该你上场了。”张绍德催促着。

  “我知道!”刘薇没好气地一甩胳膊噔噔噔地走上台。

  我站在侧幕边上,见刘薇紧绷着脸没一丝笑容。她唱的第一首歌照例是《敬郎三杯酒》,唱得有气无力,台下的士兵开始起哄。

  “喂,要唱你就好好唱,没吃饱饭啊?”“唉,那浪劲儿哪去啦?”“来点儿浪的。”“拉个驴脸,什么玩意儿?”“弟兄们,咱们给她铆点劲儿吧?哈哈哈!”刘薇杏眼圆睁,气得浑身打战,对着麦克风一声巨吼:“你们他妈的全是浑蛋!老娘不伺候啦!”说着一转身跑下台。

  “妈个X的,还端架子呢。”“装什么假正经?”“你就这么慰劳咱啊?”“她不唱啦?弟兄们,咱们走!”“对,走,咱们还不听了呢。”台下七嘴八舌乱成一锅粥,有些人已经站起来。

  坐在前面的黄团长腾地站起,面朝队伍厉声喝道:“都给我坐下,造反哪?”站起的人又一个个不情愿地坐下,嘴里依然不干不净地骂着吵着。

  “弟兄们,咱们是军人,得有个军人样,干什么像炸了营似的?都给我听着,谁要再敢满嘴喷粪,老子就枪毙了他!”黄团长又对台上喊,“接着演,接着演。”“这个刘薇也太不像话,当兵的说几句就说几句嘛,怎么能骂人呐?”丁怀仁对何勇发脾气,“你这个队长是干什么吃的?这个队是怎么带的?让刘薇继续唱,向士兵们道歉。”何勇一溜烟地跑回后台。刘薇说死也不肯唱,更不必说道歉,何队长急得团团转。

  “给谁道歉?那些挨枪子儿的满嘴放屁你没听见?你当队长的不给做主,反而派咱们不是,惹急了谁都不唱。”陶冶双手叉腰跺着脚说。

  我越来越喜欢陶冶,她为人坦率耿直,专爱打抱不平,让我从心眼里佩服。

  “我的姑奶奶,你就别火上浇油啦。”何勇双手抱拳打躬作揖,“行,刘薇实在不唱就算了,该谁上就快上吧,别冷场呀!”张绍德赶紧喊:“上小合唱《你这个坏东西》。”李芳芯、吴静文、林婕、严凤、姜瑞田、徐伟、吴安一、孔亮站队登场,唐克手风琴伴奏,歌声终于压住台下的喧闹,渐渐恢复平静。

  “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

  市面上柴米油盐不够用,你却一大批一大批,囤积在家里。

  只管你发财肥自己,别人的痛苦你是不管的。

  你这个坏东西,真是该枪毙!

  嘿,你这个坏东西,嘿,真是该枪毙!

  ……”

  伴着歌声大兵们鼓掌应和,气氛活跃。

  “对,那些奸商就是该枪毙!”“唉,囤积居奇的也不光是奸商啊?”“唉,啥时候都是老百姓倒霉!”“唱得好,唱得好,真他妈的解恨!”……

  事后听何勇说,丁怀仁十分恼火,说这首歌有赤化倾向。何勇忙解释,说这叫小骂大帮忙,让大家骂几句,唱的听的都解了气,都痛快了,不比憋在肚子里强多了?再说骂几句对党国、对政府毫发无伤嘛,委员长不也常常大骂贪官污吏?何勇还真把丁怀仁说服了,再也不提这件事。

  在演出中间还有一段插曲,吴安一表演魔术时用道具枪对桌子上的方盒子连打两枪,然后从方盒子里变出一只白兔,就在那时,同时从南面传来几声枪响,好像距离很近。士兵们如惊弓之鸟,呼啦一下都站起来,有人下意识地嘁哩咔嚓拉枪栓。后来听说士兵们的枪里都没子弹。黄团长、丁处长也慌慌张张地跟着站起。

  “怎么回事?”黄团长惊问身后的勤务兵。

  “还不快去看看!”丁怀仁也吓得脸色惨白。

  黄团长故作镇静地喊:“都坐下!”我们也都拥上舞台,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

  “报告团长,派弟兄去问了,说是哨上听见枪声以为有敌情,就开了两枪。”勤务兵想笑没笑出来。

  “乱弹琴!”丁怀仁怒气冲冲地坐下。

  “就是有敌情也不能乱开枪嘛。”黄团长忽然来了精神,面朝士兵们训斥道,“都给我安静下来,听见几声枪响就慌成这个样子,像什么话嘛?我们是天下无敌的王牌军,那些坦克大炮是摆着玩儿的吗?就是共军真打过来——不,是我们打过去,我们手里的美式武器还怕打不赢他们的土枪土炮?”台上台下一片哗然大笑,可能只有我没笑,因为我确实没弄明白他们发笑的所以然。

  “哼,土枪土炮?这是哪年哪月的皇历啦?现在人家‘老八’也美式化喽!”站在身后的孔亮小声嘟囔着。

  听了孔亮的话,我才似乎明白了大家发笑的原因。

  演出在天黑下来以后才结束。原来听说还供一顿饭,不知为什么取消了,我们只好饿着肚子回队。我猜这是否跟刚才的一阵闹腾有关?

  我坐在车上摇摇晃晃昏昏欲睡,想着黄团长、丁处长、何勇这些人的种种丑恶表演,想着刘薇的泼辣大胆,想着陶冶的敢怒敢言,想着于志强舍己救人被砸伤,想着韩德曾鼠肚鸡肠不识好人心,百感交集。不管情愿不情愿,我到底走上这生旦净末丑角色齐全的人生大舞台,而且自己也粉墨登场开始了蹩脚的表演,喜怒哀乐、恩怨情仇都将本着生活的逻辑和轨迹发展下去,将来会怎样?是福是祸?该喜该忧?一切都是个未知数。

  回到队里已经快八点了,老郭按队长指示现做了热汤面算是犒劳大家。吃饭时吴静文提议明天去医院看于志强,陶冶等立刻欣然响应。我自然高兴,但没表示出来。

四月六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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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饭后大家都张罗去看于志强,我当然想去,却又不愿意随大溜儿。昨晚上做了个奇怪的梦:我和于志强坐在小河边上说着话。突然从水中钻出来个青面獠牙的怪物,仔细一看竟是丁怀仁,他拽住我不放手。于志强扑上去跟他厮打,这时披头散发鬼似的黄团长、何队长也从水里钻出,帮着丁怀仁用绳子捆住于志强,然后对他拳打脚踢。于志强全身上下都是血,丁怀仁掏出手枪对着于志强的头,吓得我拼命叫喊却喊不出,猛然醒来惊出一脸冷汗。听人家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怪诞的故事大概就是由我日间所思所虑编出来的吧。

  吴静文催我快穿衣服,好像比谁都急。李芳芯、刘薇、吴安一、林婕、吴静文都吵着要去,最后何队长决定去七个人:刘薇、吴静文、姜瑞田、徐伟、吴安一、韩德曾和我,并向处里要了辆中卡送我们。林婕、李芳芯没去成,都悻悻地怨何队长偏心。尤其是林婕,她满面愠色。我明白那是因为有我跟姜瑞田在一处。我心里说,林婕呀,你多虑了,我的心上人是于志强,放心吧,我不会夺你所爱。

  新×军野战病院在南市场商埠地。车开得飞快,大家坐在车上又说又笑,都为有机会出来兜风兴奋不已,只有我依然悒悒不乐,脑海里不停地翻映着昨夜的梦境。时间不长就到了,大家都嚷着还没坐够呢。这是一幢白色瓷砖罩面的四层楼房,没有任何标记,大门口有一名荷枪士兵站岗,因为车上涂着军徽,我们可以畅通无阻。楼内鸦雀无声,灰色的大理石地面光洁照人。护士把我们带入于志强所在的病房,室内有三张床,挨门的是于志强的,靠里边面壁躺着的那个人看不见模样,另一张床空着。于志强半卧着正在看一本厚厚的书。他头上缠着绷带,脸色有些苍白,看上去是个名副其实的病号。

  姜瑞田第一个走过去抢着握于志强的手。

  “哟,怎么都来了?”于志强高兴地坐起来,把姜瑞田拉到身边。我们都凑过去问这问那,于志强也不知道该回答谁,该回答什么,只顾嘿嘿地笑。韩德曾走到床边,抱歉地说:“于志强,对不起,都怨我。伤得很重吗?还疼不疼?”“不疼了,没事儿,说什么对不起呀,你又不是故意的,别往心里去。”于志强把手伸给韩德曾。他激动地迎过去,紧紧握住于志强的手,大家都为他们能互相谅解、宽容,欣慰地笑了。

  “安琪,怎么了,身体不好吗?”我一直站在众人后面,于志强好像刚刚发现了我。

  “没有,没怎么。你的伤好些了吗?严重不?”我紧张得语无伦次,脸发热,心突突地跳。

  刘薇总能抓住机会表现她的伶牙俐齿,她凑趣说:“小于,你好福气呀,受这么点儿伤就有人心疼了。”“刘大姐,你说什么呀?”我急得直跺脚。

  “看看,脸红了不是?小于受伤都心疼嘛,我又没说只有你一个人心疼呀,怎么就急成这样?”刘薇得意地笑,大家也都跟着蒙头蒙脑地笑,我只好装聋作哑不再理会。我偷看于志强,他好像并不在意地说:“谢谢各位,这点伤算什么,过几天拆了线就回队,让大家老远地来看我,实在不好意思。”吴静文忙说:“着什么急,多住些日子,等彻底好了再回去嘛。”该死,这话本应该我说的,我怎么竟没有说?这本是句很平常的话,可从她嘴里说出来就觉得不顺耳,那柔声柔气的语调尤其叫人不舒服。应该说在女队员中,吴静文对我最好,也最贴心,我也特别感激她,可是当我凭一个女孩子特有的直觉,突然发现她对于志强的关爱有些超乎寻常,而他也似乎特别喜欢她,特别愿意接近她、关心她时,我就感到莫名的怅惘和焦虑,像走进了迷宫,既找不到出路,也找不到退路。我跟吴静文之间好像新筑了一堵无形的墙,再也亲热不起来。我责问自己,怎么变成这样?这样的小心眼儿,这样的没风度。即使吴静文真的喜欢于志强,而他也喜欢她,我也不该心存妒忌自寻烦恼。男女之间的事情本就勉强不得,我不是相信缘分吗?那就让缘分决定一切吧。这样思前想后,心里渐渐敞亮起来,也舒畅了许多。

  姜瑞田又紧挨着我坐,叫人很不自在,他偏又显得局促不安,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房间里并不热他却直出汗,用袖子在脸上胡乱地抹。于志强把身边的毛巾塞给他,他讪讪地接了,又在脸上胡乱地抹。于志强看看我,又看看姜瑞田,莫名其妙地笑,笑得我更不自在。刘薇扑哧一笑说:“你们瞧啊,这两个红透的大苹果,保准甜掉牙。哈哈哈。”我扭头一看,姜瑞田果然满脸通红,气得我狠狠瞪了他一眼,心里说:你红的什么脸?再看于志强也正笑眯眯地看着我。哎呀,你怎么也把他跟我扯到一起去?一直没讲话的吴安一这下可找到发噱的机会,遂凑趣说:“我看小姜跟小安还真挺般配的嘛。”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吴安一,别瞎说,乱点鸳鸯谱,姜瑞田跟林婕才是一对,这谁不知道,也不是一天半天啦。”吴静文嗔怪地说。

  吴安一满不在乎地嘿嘿一笑,“不说不笑不热闹,还不是刘薇挑的头?什么一对红苹果,是什么意思呀?”“你们当哥哥当姐姐的都没个样儿,欺负人。”我急得直喊。

  刘薇见我发急,赶紧停摆解围,“行啦,到此为止,都是说着玩儿的,不算数。”于是话题又转到即将开始的下乡征粮,于志强因为自己去不成非常着急,大家又劝慰一番,直到走廊上饭菜飘香才告别于志强离开医院。

  坐在车上大家依然有说有笑兴致不减,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好像有一肚子话要说,又找不到倾诉的对象。姜瑞田一次次用歉疚的眼神看我,我佯作不见,又索性闭起眼睛装睡。

  车子颠得厉害,你挤我我撞他,左摇右晃浑身难受。

  “妈的,这叫什么路,坑坑洼洼的,怎么没人修?”司机气哼哼地骂。

  “现在谁还顾得上修马路?”爱发牢骚的姜瑞田接话说,“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改成‘打仗至上,捞钱至上’吧。”“唉,这铁西的大工厂一家挨一家,烟囟竟没一个冒烟的,坐吃山空。哼,这山早就挖空了,这国家还能好吗?”吴安一也跟着感慨良多地说。

四月六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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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德曾摇头晃脑颇不以为然,“还不是共产党闹的?”没人答理他。汽车开到两洞桥时被堵住。平常这里就有粮贩子把一袋袋高粱米、黄豆、玉米面之类摆成一溜儿,上面插着标价的木签子,可着嗓门儿叫卖。这会儿不知怎么围得人山人海,来往车辆难以通行,汽车不停地鸣喇叭仍然无济于事。我们都下了车,跑到前面去想看个究竟。只听人们七嘴八舌地喊:“为啥不卖?”“你不卖,我们吃什么?”“一边去,我管你吃什么!”“这些粮耗子真不是东西,这是成心不让老百姓活啦。”“你这粮食不就是卖的吗?你凭什么不卖?”“咱们不能做赔本生意。”“多少钱一斤你说个价嘛,不能不卖呀。”“不卖啦,不卖啦。”“为啥不卖?”“一会儿一个价,卖了就得赔钱。”“他们存心要抬高物价。”“不卖?不卖咱就抢!”不知是谁带头一喊,人们呼啦一声冲上前去,有的扛起麻袋就跑,有的往自己的口袋里装,有的脱下褂子、裤子兜粮食。粮贩子拼命往回抢,推推打打扭成一团,粮食撒得满地都是,人们踩来踩去狼藉不堪。有人被棍棒打得满脸挂花,有个粮贩子倒在地上打着滚儿哭喊。人越聚越多,挤挤插插水泄不通。这时从西边开来几辆摩托,车上坐着全副武装的纠察,一个个从车上跳下,拔出匣枪连连朝天发射。枪声震耳,人们吓得四处奔跑,哭的哭,喊的喊,叫的叫,老人被撞倒,孩子被踩在脚下。刘薇一把拽过吴静文和我,“快走,回到车上去。”顷刻间,卖粮的、买粮的、看热闹的全部跑光,纠察队开始疏导车辆,姜瑞田他们也跑回来。

  “什么世道?我看不用共产党打来,自己就先乱套了。”吴安一皱着眉头不住地叹气。

  政工处的司机接话说:“长春早就乱套了,我看沈阳也是早晚的事儿,还不得变成第二个长春。听说长春饿死很多人,军队都宰马吃呢。”听了司机的话,我不禁忧从中来,沈阳未来会怎样?我们的未来会怎样?

  午饭后全体队员去政工处开会,会上丁怀仁处长布置下乡征粮任务。丁怀仁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在铺着白布的桌子后面就座,他摸摸衣领检查风纪扣是否扣上,又把一双白手套脱下,规规矩矩地平摆在桌面上。将校呢的军服熨得平平整整,大檐军帽上缀着丝绒线刺绣的帽徽,古铜色的帽舌溜光锃亮,刚刚刮过的脸青黢黢的,鬓角像刀裁的一样整齐。“沐猴而冠”这个在国文课学到的成语,当时还不甚了解,现在终于恍然大悟,把它用在眼前这位道貌岸然的“处座”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我这样想着,不禁默然失笑。

  “同志们,”我忙抬头向前看去,不想又碰上丁怀仁那灼人的目光,吓得我赶紧低头。吴静文轻轻捅了我一下,悄声问:“愣愣的,想什么呢?”我说:“没有啊。”忍不住又向前看,丁怀仁还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气得我在心里骂:看吧,不怕烂眼睛你就看!就听丁怀仁清了清嗓子继续说:“古人说,‘金汤之固,非粟不守;韩白之勇,非粮不战’。这是什么意思呢?”丁怀仁摇头晃脑、自鸣得意,他稍作停顿又习惯性地干咳两声,然后自问自答,“这就是说,一个城市即使固若金汤,如果没有粮食也是守不住的;韩、白,就是古代的两位大将韩非和白起,即使像他们那样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如果没有粮食也打不了胜仗。目前沈阳的存粮已经告急,军队和老百姓都要吃饭嘛,粮食只会越吃越少。俗话说‘民无粮要反,兵无粮要散’,我们不能像长春那样坐以待毙,我们不仅要固守沈阳,还要以沈阳为大本营挺进辽西,打通北宁路,收复长春乃至收复东北,所以必须搞粮食,搞粮食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丁怀仁忽然停下,接着是吱吱地喝茶。我心想,这位处长肚子里还真有点儿墨水,讲起话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非是“金玉其外”之辈。

  “那么到哪儿去搞啊?”他又停下来,我猜他又在看我,我也不再抬头,就听见他继续说,“只能到沈阳四周去搞。我们的防地在沈阳西部,那就到西部去搞嘛。这一次政工队的任务就是一面搞宣传,一面帮助征粮,过过秤、记记账都没问题嘛。征粮队到哪里,你们的宣传声势就要造到哪里,”三不管“的地方也要去。要造成一种声势,要显示国军的强大力量。你们回去以后分一下组,每组三四个人吧。不要担心,每组都配置武装士兵。穷家富户都要征,特别要讲给那些有粮有钱的大户,国军是他们的靠山,是帮助他们保家守土的,共产党来了别说粮食,连土地、财产、老婆都得共了去。”说到这儿他哈哈大笑,听见这怪怪的笑声,我浑身一阵发冷。丁怀仁讲完,他的秘书杨尚斌又讲了一通,翻来覆去不过是重复丁怀仁的话,一个个听得哈欠连天。我一直低着头,一次次昏睡又一次次惊醒。

  我忽然决定明天自己去看于志强。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我只希望能单独跟他多待一会儿,哪怕什么都不说,只要感受他的存在;只要能看见他,不管蹙眉还是欢笑;只要能听到他的声音,不论说话还是呼吸。